这是在干嘛？:#JINGYA:#JINGYA:#JINGYA
本帖最后由 govyvy 于 2013-7-2 17:20 编辑
这只票有人进仓，但股价就是不动，看他还能忍多久
骨干网换档超低损耗光纤：落后的不只是思维
虽然在中国缔造了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产业基地，但产业链厂商并没有看得更远。日前，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在谈及下一代传送网时感慨：“国内光纤光缆企业，思维太落后。”光纤“服役”年限普遍为20年，今天的光纤要考虑到今后20年的网络需求，基于这一考虑，中国电信希望能抓紧商用“超低损耗光纤”(Ultra Low Loss，ULL)，但遗憾的是：国内光纤光缆企业无法提供这一产品，甚至连“尝试推出”的想法都欠奉。
干线更新的前瞻性
上世纪90年代敷设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如今临近“退役”，新一轮的光纤网络建设已经开启。然而，光纤的服役环境已发生变化。韦乐平介绍，未来5到10年，仅省际干线更新量就高达4万多公里。
光纤作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极具“不动产”性质：一次到位、难以改动，需要考虑其寿命期内所有潜在的网络需求；并且，对现有的机房、再生站、供电系统等基础设施的适应性要求，尽量少变动这些基础设施。新一轮骨干光纤的选用，考验着运营商的前瞻性。毕竟，如果两个网络节点的距离大于未来系统传送距离，运营商可能不得不新建再生站来维持传输需求。运营商需要尽量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
2013年，随着三大运营商陆续启动100G集采，骨干网全面进入100G时代。韦乐平根据目前的流量趋势判断：到2017年，中国电信骨干网最大截面带宽约为38T，需要5个100G系统，“届时，400G将是更合适的选择。”400G的来临，还有不到5年。
今天敷设的、拥有20年生命周期的光纤，必须考虑到100G、400G、1T乃至更高容量光通信系统的传输需求。但在同样光纤环境下，系统容量越高、传输距离越短：400G的传输距离约为100G的1/3。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采用损耗更低的光纤。韦乐平分析：“相干通信的采用，使得制约速率的关键不再是CD、PMD，而是非线性和损耗。”
目前，业内根据光纤损耗，把光纤大致分为普通光纤、低损耗光纤、超低损耗光纤三类，其中，普通光纤衰减为0.20dB/km左右，低损耗光纤、超低损耗光纤的衰减分别小于0.185dB/km、0.170dB/km。目前，业内仅康宁公司可以提供商用的超低损耗光纤，2010年，华为、康宁曾在超低损耗光纤上首次实现了100G系统的3000公里传输。
相比于普通光纤，低损耗、超低损耗光纤可分别减少跨段损耗2dB、3dB。“如果把3dB折合成跨段数，相当于后者翻倍，也就是总传输距离提升100%。”韦乐平称，即便是跨段数不变，也能带来每跨段提升17%的距离，总传输距离也提升了17%，“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给运营商带来这样可观的技术收益了。”
超低损耗的“收益”
传输距离的提升，意味着系统再生站的减少，减少每一个再生站都意味着数千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从100G之后，系统容量越高，低损耗、超低损耗光纤能节约的再生站数量越多。”韦乐平统计，400G时代，相比于普通光纤，低损耗光纤可减少20%的400G再生站；而超低损耗光纤可以减少40%。随着光通信的发展，超低损耗光纤带来的成本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2012年下半年，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启动大型网络模拟计算结果，在目前全国网络架构基础上，结合流量发展、网络更新趋势，假设骨干网10年内需要新建5万公里的超高速传输系统。模拟计算普通、低损耗、超低损耗光纤的网络总成本。
模拟分析给出的结论十分明显：相比于普通光纤，低损耗光纤的光缆工程成本增加不到1%，但由于衰减降低带来的系统站点的减少，总传输系统成本降低了约10%，节约10亿元；超低损耗光纤价格是普通光纤的3倍，但考虑到光缆成本、人工成本占大头，且保持不变，总光缆成本提升10%，但再生站明显减少，光传输系统总成本降低了月25%，节约25亿元。
“这还只计算了中国电信，如果考虑到联通、移动，那带来的改变该有多少?”韦乐平分析：“低损耗光纤在成本增加极少的情况下，减少系统总成本，优势明显，近期可以采用。”根据这一结论，2013年中国电信声明：今后骨干网光缆建设采购将全部采用兼容G.652D标准的低损耗光纤。
据统计，目前康宁、富通、长飞、烽火已经基本实现低损耗光纤的规模化生产，年产能分别为800、300、300、500万纤芯公里，基本满足中国电信骨干网需求。
相比于低损耗光纤，超低损耗光纤的成本优势更为突出。但是，全球光纤厂商中仅康宁可以提供超低损耗光纤的商用产品，已经习惯于“主导产业链”的运营商不习惯自己的供货商名单太过单薄，这会有“产业链风险”。
为了推动超低损耗光纤产业链发展，韦乐平赴多家国内光纤厂商“商谈”，但结果令韦乐平大失所望：从事无源产业的光纤厂商，已经习惯于规模化发展，他们更希望产业链“一百年不变”，“思想太落后”。
韦乐平指出：“目前，超低损耗光纤可以先在局部的大跨段光缆中开展试点，以取得工程建设、维护经验。”
落后的不只是“思维”
不过，超低损耗光纤的“难产”，可能并非是因为国内厂商的"思维"落后。毕竟，超低损耗光纤的技术与工艺，很大程度上是另外一个课题。
1966年高锟博士提出：光纤的高损耗并不是其本身固有的，而是由材料中所含的杂质引起的。他预言：降低材料中的杂质含量，可使光纤的损耗降至20dB/km甚至更小。此理论提出之后，产业界开始致力于光纤损耗的降低。
1970年，康宁公司成功地研制了损耗为17dB/km的低损耗石英光纤，把光纤通信由理论变成了现实。1972年康宁把光纤的损耗降到7dB/km，1973年贝尔实验室又把光纤的损耗又降到2.5dB/km。到1985年，G.652光纤损耗最低已达0.19dB/km。
但其后，科学家发现光纤的衰减降低到0.18dB/km后很难进一步降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G.652光纤需要在纤芯中掺杂稀土元素锗来保证光纤的传输性能，这些“掺杂”元素增加了光纤的损耗，使其距离光纤的理论最低值——0.15dB/km尚有一定差距。
1986年，第一根超低损耗光纤研制成功，但市场需求不足，超低损耗光纤仅用于海底通信等对损耗要求极高的领域。2008年，康宁率先推出商用且满足G.652规范的的超低损耗光纤——SMF-28 ULL，与普通光纤工艺不同，康宁借鉴了海底光纤技术，采用纯硅芯工艺，在纤芯区采用纯二氧化硅、包层掺氟，最大限度降低本征衰耗，衰耗低于0.168dB/km，同时符合G.652光纤标准，与现网兼容。
海缆等特种光纤一直是我国光纤产业链的薄弱环节，中天、亨通、通光等海缆厂商一直向康宁、日本住友、藤仓等领先企业进口海底光纤，对于纯硅芯工艺的积累为零。直至最近，长飞方始研发出实验室超低损耗光纤样品，但距离产业化尚有不少距离。
2011年，国家电网在“电力天路”青藏直流联网工程中，将康宁超低损耗光纤应用于其中最长跨段——唐古拉山口沱沱河至安多段，实现了海拔5000米、全长300多公里无电中继，是目前国内高海拔、高寒环境下最长的无中继光纤通信系统；也是在2011年，阿联酋通信服务供应商Du公司采用康宁超低损耗光纤连接阿联酋全部7个酋长国，并且跨越复杂的沙漠地形，直接连接到沙特阿拉伯网络。
两年来，超低损耗光纤系统运行稳定，为运营商大幅降低了建设成本，并免于复杂地形的运行、维护成本，陆续得到业内认可。
超低损耗光纤已经登上舞台，留给国内厂商的响应时间已经不多了。
哎~~还好我没买
周小川表态被解读：钱荒是央行在“实弹演习”
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上海陆家嘴论坛期间首次就“钱荒”风波表态，称央行对流动性的把握，市场基本上还是正确理解的。昨天，这番表态引起了业界的热议。财经专栏作家雷思海认为，此次“实弹演习”为以后应对国际上的若干变数做了准备。“有关部门会获得重要数据，从而有针对性地修补中国金融系统的缺陷和漏洞，当然找到最根本的制度缺陷是最好的。不管如何，央行的行动值得赞赏。”
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上海陆家嘴(行情 股吧 买卖点)论坛期间首次就“钱荒”风波表态，称央行对流动性的把握，市场基本上还是正确理解的。昨天，这番表态引起了业界的热议。
年中考核、热钱流出等等因素，让6月份的资金显得格外紧俏。而央行一反常态地严词训教，认为市场并“不差钱”，多次坚定地表示不会向市场注资，也引起金融业界的一阵恐慌。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央行不注资的行为十分得当。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就表示，如果央行注资，则可能将现有的风险淹没，将更大的风险推至未来。而周小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其积极意义在于提示银行(行情 专区)，需要对自己的资产业务作出调整。
周小川认为，出于半年考核时点等因素，银行发放贷款的冲动十分强烈。这种动向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贷款均衡增长的要求，以及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结构调整的方向不完全一致。“需要他们把这种倾向调整回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钱荒”风波显示了改革的迫切性。“过去几年，中国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非常快，由此也带来了大量隐性的不良资产，必须经过一个重组清理的过程才能把资金盘活，否则当前‘新钱填补坏账’的尴尬局面就会不断延续下去。”
一直强硬的央行终于在6月25日改口，“已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表述逐渐平息了这场耗时近1个月的钱荒风波。不过，央行的用意依旧让人回味无穷。
财经专栏作家雷思海认为，此次“实弹演习”为以后应对国际上的若干变数做了准备。“有关部门会获得重要数据，从而有针对性地修补中国金融系统的缺陷和漏洞，当然找到最根本的制度缺陷是最好的。不管如何，央行的行动值得赞赏。”
中国并非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在海通证券(行情 股吧 买卖点)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来，中国发生金融危机或是必然事件，而央行对资金紧张局势一度袖手旁观，实际是对银行不合规行为的一种警示。
本文摘自《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罗晓、于一 著，东方出版社
开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一个务实的明星政治家留给时代的财富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
辉煌的时代中，有很多微妙的变局，于宏观至国家、于微观至个人，举手投足间，隐约浮现，虽为前事，亦作今世，更系未来。
每一代人，都会形成多股力量，流向不同的方向，却分明又指向同一个结局——无一例外尽他们的本分，充当过渡人的角色，沟通过去与未来，有的被历史洪流冲刷淹没，而有的则被镀金瞻仰。如此循环往复，看似无情交替实则充满代际传递的温暖。
社会格局中，政治的力量举足轻重。它以其他社会力量统领者的角色出现，很多领域的力量为它所成就，但它又被各领域的力量所牵制。而政治中，政治人物的作为又是重头戏。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一个绕不过的政治人物。
对政治人物的理解似乎比常人更要困难一些，我们需要不断在其公共生活与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既要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还要找到其个性和行为与时代的关系。幽默、睿智又有几分政治浪漫的朱镕基，其个性恰到好处地与时代契合在一起。时代需要一个“敢干，敢言，敢爱，敢怒”的政治人物，朱镕基的政治生涯以及其种种雷厉风行的改革主张，使他成为时代望眼欲穿想要得到的“礼物”。时政作家凌志军一语中的：“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
朱镕基主管经济期间，成功地使中国经济稳健发展，这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
距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1993年，已20年有余。朱镕基的铁腕政策使得过热的中国经济成功软着陆。这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自那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强势顿消，有力的政府举措功不可没。
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朱镕基当机立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成功渡过“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时刻。这彰显出作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所具有的智慧与魄力。
朱镕基留给时代更为重要的财富，还在于其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于改革难度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强的把握，以既“悲”且“壮”的勇气矢志不渝地在经济社会领域实施改革。当然，各领域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的是大破大立，有的是小破小立，有的则刚刚破题。尽管也有少数人对其不满，称其为“经济沙皇”、“中国的巴尔戈乔夫”，但其所主张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彰显了人们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识，而朱镕基在遭遇种种改革桎梏后表现出的莫大勇气与毅力，则进一步推动了不能不改革这一共识的深入人心。在很多场合，朱镕基直白地表现出对改革的热忱与决心：“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
朱镕基坚持改革的幅度之大、力度之强，在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已有所展现。1994年，朱镕基推出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业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1998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参事室总理后，其言辞浪漫与改革务实之风不改。至今，人们还在反复品味其新任国务院总理时的誓言：“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朱镕基与他的同仁，一起选择了一条认为可为中国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使得中国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现在很多领域，我们依然沿用他的智慧与制度框架，如：
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分税制管理体制至今仍在实施，增加了中央财权，使我国财政纵向和横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缓解，并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从市场化角度规范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割断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同基础货币的联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银行，其职能越来越集中，瞄准监管金融机构与货币市场，通过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同时，货币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从贷款规模、现金发行等直接调控方式向贷款限额管理、再贴现、利率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控方式转变。1994年实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同样意义深远。
1994年1月1日，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72∶1，双轨制终于画上休止符。通过此次改革，人民币回归到按市场定价的价格线。
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原则的国企改革，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接轨，以市场化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有人称，朱镕基的各项制度从微观技术层面解决了国企与市场接轨的问题。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一个人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其梦想、智慧、热血、壮怀和勇气终将被岁月之河卷走，不过他们留给这个社会的财富不会戛然而止。如同诗中的智慧：“对于人而言，生活就像山间的野草，就像野地的鲜花，曾经那样的繁茂。当微风吹过又吹远，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变。”
一个总理的忧伤
时代潮水汹涌，形成大片漩涡。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漩涡吸走冬天，就能不动声色地释放出春意盎然。然而，很多时候，改革路上梦想却并不能成真。
即使是国务院总理，也有他的忧伤——改革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以至于任期满五年后朱镕基带着并非“功德圆满”的遗憾离职。
朱镕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当他认真兑现政治承诺时，才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连他这样擅长“杀鸡儆猴”的总理都无能为力。普林斯顿的留学生胡学华给朱镕基写过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惫并深感无力的症结所在：“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积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泪光和着灯光，给特殊的倾诉对象——朱镕基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尽管在很多混迹官场多年、深谙周旋之道的人看来，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明显是自不量力；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所关注的群体殚精竭虑。事实上，政治级别与千里迢迢的距离，并不妨碍他与朱镕基有着相同的鞠躬尽瘁的对象。朱镕基曾大声疾呼“农民负担太重”，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直到他卸任，“农民负担太重”依然为心头之痛。
……
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朱镕基谈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与前期的铁面、强势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镕基越来越展现出其温情的一面，关注农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甚至大胆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不过，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怀会留下一些悲情印记。
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有些当年曾困扰朱镕基的问题，已经解决或有了很大改善：中国金融体系更为牢固，成功避开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被称作中国农村最有决定意义的“松绑”；社会保障覆盖更为广泛，机制更为完善……
关注民生，已成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的理性共识。
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政府为之左右为难。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障碍、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贫富分化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
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更为错综复杂，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相对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而政治体制变革所触犯的利益，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为难。
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同时，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增加不满情绪。如何切好财富蛋糕，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
……
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朱镕基沿袭着前人设定的原则框架，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他的措施既有对改革根系的坚持，也有新的变迁，并分化出枝干。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结出果实，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再临摹的特别风景。
共识之光：这个开放的时代需渐进、改良地前进
入世多年来，中国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娴熟地借力西方现代化，迅速与国际接轨，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大大缩减。很难想象，如果中国迟迟达不成开放这一共识，我们不知还要自吟自唱多少年，还要走多少弯路，万千繁荣的梦想可能被“闭关”碾作碎片。
一方面，我们以开放作为蜕变的关键跳板，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需不断锐意改革，建立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以适应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
改革形式取得的辉煌成就，印证了其正确性，我们的大方向并没有错，这是众所周知的共识。同时，改革更需整个社会自觉而理性地推动，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继续前进，这亦是毋庸置疑的共识。
1997年，被称作“朱镕基经济智囊”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回答“谁是新一轮的改革动力”时，回答“以理性的知识分子、明智的官员和真正的企业家为代表的平民大众才是今后中国改革的推动者”。朱镕基时代的辉煌，并不是朱镕基个人造就的，辉煌的背后也离不开党**集体及时任总书记**的支持，各部门尽心尽力的工作，以及广大平民大众对其热烈的喜爱与响应。今天，改革推动者的力量已越来越强。
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悲情，也折射出改革的前行路上依然荆棘丛生。改革没有理想主义的“一刀切”，某些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也可能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改革是一个渐进、改良的过程，需要勇气、智慧，也需要耐心与技巧及斡旋，大凡有真知灼见者，也会不约而同地达成这样的共识。
有人不满地质疑：这不是在和稀泥吗？难道没有非黑即白的大快人心与酣畅淋漓吗？
复杂的现实证明，线性逻辑就是那么幼稚，一度“计划派”有过这样乌托邦式的设想：只要进行集体式制度抉择，我们就能一脚跨入共产主义，结果美好生活更加遥远；一度“市场派”有过这样的狂热：只要脚迈进市场的门，一切贫穷问题皆可迎刃而解，结果市场的力量也有不足，美好的期盼偷偷从窗口溜走……
人们一再渴望一蹴而就，但“一蹴而就”这个并不包含多少贬义色彩的词汇很难直抵“一劳永逸”的目标。初次以新的姿态适应这个世界，是如此新奇而前途叵测，人们乃至社会的直接本能反应会让其遭到挫折。即便是真理与规律，这些在某个时间点上被证明是板上钉钉的东西，当它们在实践中被运用起来时，依然会撞上乱离的岁月，遭遇被人唾弃的颠沛，有时还会自我圈禁，人们为自己戴上锁链却还不明所以。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讨论理想时，可能会忘记真实的情况比任何时候的想象都要复杂，现实社会是一个由无数分工组成的多元社会，天真并狡黠、自白并暧昧、清晰并模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浑然不知。
时局笔锋急转直下的时刻少之又少，某个重大抉择之后局面也未必就豁然开朗。一切美好愿景，皆以社会共识循序渐进的建立为前提。一旦缺少共识，方向再正确，内心再坚强，领路人也可能陷入“目标过于远大，身后无人追随”的孤寂中。
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片段里，人们曾经以为理想的国家遥不可及。1945年4月的一天，女作家苏青对女作家张爱玲说：“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张爱玲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一声叹息：“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这个世界，终究一天天在变好，而时光这条巨流之河经历过无数跌宕乃至回流，正涤荡出富有、自由、民主等一系列透亮本色。昔日的争论，如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等话题如今已变为中国社会的常识。
复杂的现实证明，线性逻辑就是那么幼稚，一度“计划派”有过这样乌托邦式的设想：只要进行集体式制度抉择，我们就能一脚跨入共产主义，结果美好生活更加遥远；一度“市场派”有过这样的狂热：只要脚迈进市场的门，一切贫穷问题皆可迎刃而解，结果市场的力量也有不足，美好的期盼偷偷从窗口溜走……
人们一再渴望一蹴而就，但“一蹴而就”这个并不包含多少贬义色彩的词汇很难直抵“一劳永逸”的目标。初次以新的姿态适应这个世界，是如此新奇而前途叵测，人们乃至社会的直接本能反应会让其遭到挫折。即便是真理与规律，这些在某个时间点上被证明是板上钉钉的东西，当它们在实践中被运用起来时，依然会撞上乱离的岁月，遭遇被人唾弃的颠沛，有时还会自我圈禁，人们为自己戴上锁链却还不明所以。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讨论理想时，可能会忘记真实的情况比任何时候的想象都要复杂，现实社会是一个由无数分工组成的多元社会，天真并狡黠、自白并暧昧、清晰并模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浑然不知。
时局笔锋急转直下的时刻少之又少，某个重大抉择之后局面也未必就豁然开朗。一切美好愿景，皆以社会共识循序渐进的建立为前提。一旦缺少共识，方向再正确，内心再坚强，领路人也可能陷入“目标过于远大，身后无人追随”的孤寂中。
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片段里，人们曾经以为理想的国家遥不可及。1945年4月的一天，女作家苏青对女作家张爱玲说：“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张爱玲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一声叹息：“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这个世界，终究一天天在变好，而时光这条巨流之河经历过无数跌宕乃至回流，正涤荡出富有、自由、民主等一系列透亮本色。昔日的争论，如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等话题如今已变为中国社会的常识
我的帖子，快成报纸贴了，每天来看报，哈哈哈哈~~:#QIAOPI:#QIAOPI
这个~~
投资家的伟大在于深刻洞察人性
两点，一是当别人都失去理智的时侯，我们保持理智。二是我们有最好的管理者，而且我们对待他们就象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一样，我们成为他们最好的合伙人。
笔者于今年五月初在美国奥马哈第二次参加了巴菲特的股东大会。用一整天的时间聆听83岁的巴菲特和89岁的芒格在现场分享其投资、管理与人生智慧，这的确是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参加完会议的近两个月来，我时常回味起会议的内容，有一个问答让我的体会非常深刻。
这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他问，“如果我要向我的13岁的女儿用两分钟的时间解释哈撒维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请问我应该怎么说？”
芒格不假思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两点，一是当别人都失去理智的时侯，我们保持理智。二是我们有最好的管理者，而且我们对待他们就象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一样，我们成为他们最好的合伙人。回答这个问题，芒格只用了大约半分钟的时间。
这半分钟的回答乍一看很简单，但大道至简，仔细想来，这个回答体现了深刻的投资哲学，也说出了巴菲特和芒格这么多年来投资持续成功的原因，而这一切的核心正是基于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
笔者认为，芒格回答的前半段“当别人都失去理智的时侯，我们保持理智”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讲的是集体的人性，即集体人性常常会呈现出巨大的不理智，体现出盲目从众的羊群心理和羊群行为。这样的集体不理智正是人类仍具动物性的体现。作为投资者，如果不能够认识到人类集体性行为的不理智，是不可能长期做好投资的。
第二层含义讲的是投资者的自我管理，也就是对于自身人性的认识和把握。正如巴菲特女儿苏茜曾经说过的，“我的父亲有自己的内部评价标准，这个内部评价标准从来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作为投资者来说，尽早形成自己判断企业和投资机会的内部评价标准，而且要确保这一内部评价标准不受市场和他人的影响，就能长期坚持自己的理念和方法，而且能够利用集体的不理智获得优秀的投资回报。
芒格回答的后半段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里也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即他所说的“我们有最好的管理人”，讲的是价值投资者长期赚钱的根本原因是依赖优秀的管理者。可以说，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必须能够不断发现和培育优秀企业家，这就需要投资者能够有效分析判断企业管理者的人性，判断其是否是真正的企业家。
回想汇添富成立九年多来所作的投资，我们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所有的成功投资，可以说都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真正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与他们共同成长的结果。而我们大多数的投资失败，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我们未能找到优秀企业家。
芒格回答后半段的第二层含义则令人振聋发聩。“我们对待他们就象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一样，我们成为他们最好的合伙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做大之后，老一代的企业家成为了董事长或者是股东或者是收购者，就以老板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待管理者，觉得自己比管理者更牛更聪明，忘记了管理者在人性上所需要的尊重和认可，从而出现了种种矛盾和问题，也使得企业进一步增长面临困难。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市场中不胜枚举。
而巴菲特和芒格的做法却更象2000年前孔子所教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他对属下管理者的赞誉从来不吝惜笔墨。在股东大会的现场，巴菲特在其30分钟的短片后面，将其下属公司管理者的大幅照片走马灯式地播出，这时热烈的音乐响起，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孩入场跳舞，歌词唱出这些管理者的名字，全场起立为他们鼓掌欢呼。优秀的企业家需要尊重、需要认可，巴菲特和芒格深深地理解人性！
一个短短的半分钟的回答，体现着巴菲特和芒格对于人性的深刻洞悉。要成为优秀的投资者，就要认识到人性中集体的动物性，要认识并管理好自己的人性，从人性高度认识和发现企业家，并且从内心深处尊重企业家。纵观优秀的投资者，除了巴菲特和芒格之外，彼得·林奇、索罗斯、费雪、邓普顿等无不对此有着自己的洞悉。可以说，成功投资家的伟大就在于深刻洞察人性，这也是投资最有魅力之处。
认清克强经济学背后的国情
西方人喜欢制造概念，许多概念也比较生动，比如最近在媒体上走红的“克强经济学”。
“克强经济学”本质是什么呢？巴克莱的报告说，其政策框架关键点有三：一是无刺激；二是去杠杆；三是结构改革。这些政策取向，反映的是本届中央政府正逐渐成形的理念。
应该说，巴克莱的报告把握住了“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所在。本届中央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可以清晰看出正汲取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拒绝无谓甚至副作用很大的刺激、摒弃父爱主义，以及坚持推进结构改革等，都彰显了政府高层对经济规律的必要尊重。此后的关键，则在于碰到困难时能不能坚持这些方向。
“克强经济学”试图“无刺激”，奉行的乃是在经济领域去除不必要的干预——政府有调控，但不随意干预。
“克强经济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结构改革。经济的转型、结构的调整说了很多年，知易行难。结构改革，需要稳中有进。人口红利消失了，改革红利就要抓紧补上。中国经济转型要成功，就必须拒绝权力支配市场，必须攻克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拦阻。
向市场放权让利，亦是“克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官员需要从不适应到适应——不能不直接参与经济就不会做官；官员考核体制需要从唯GDP到更全面的考察。说到底，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政府一纸文件命令出来的，而是市场自身不断演进与合理发展的过程。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而言，当下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中国人的创造力远未完全释放。因此，对于未来，虽不可盲目乐观，但也不要悲观——这个时候，关键是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坚持前行。有阻力，就穿过阻力；有困难，就下决心克服困难。在“克强经济学”等时尚且热闹的概念背后，所要认清的，仍是我们无比真实的国情。
克强经济学，没刺激就没资本进入
去杠杆，哪来的经济平衡
结构改革，改完了还是那样甚至还不如以前
本帖最后由 govyvy 于 2013-7-3 18:34 编辑
好吧，我改改
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等同美国
Robert Engle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特别殊荣教授，参与过2012年达沃斯峰会，对中国经济有深入研究。
本报见习记者 陈莎莎 发自上海
美国至少还需要4万亿美元来降低系统性风险，也就意味着，中国如果希望自己的系统性风险得以降低，至少也需要相近的金额。
“此次‘钱荒’，我觉得中国政府的表现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这次政府又立刻救市，及时拯救了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下一次，中国金融机构和市场甚至整个中国经济，都将面临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近日，美国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Robert Engle教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Robert Engle首先从近日的中国钱荒谈到中国政府确实应该让市场稍微“惩罚”一下长期寻求政府庇护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机构。
系统性风险上升
什么是系统性风险？Robert Engle表示，日常我们监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大多是从具体的数据来看，然而，数据与数据之间是什么关系？不同指标之间的矛盾和差别又代表了什么？它们共同反映了经济更深层次的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却很难回答。而“系统性风险”正是以各个经济运行指标相互关系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将经济作为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共同来分析风险。
例如，目前中国的贷款已达到1410亿美元，然而这些贷款反映了什么风险，对于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而言，这些贷款意味着什么？随着中国贷款的下降，去杠杆化渐渐见成效，这又反映了什么系统性风险？
“除了系统性风险本身之外，通过对比系统性风险与GDP，可以更精确地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现状和前景。”Robert Engle分析。例如，塞浦路斯必然要退出欧元区，原因是塞浦路斯的系统性风险与GDP的比重全球最高，已远远超过了可以拯救的水平。然而，系统性风险并不能盲目地用于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还需要对风险背后的原因做深入分析。同样系统性风险很高的瑞士，却是由于本国经济和金融的特色，外资流动性高，并不代表瑞士的经济将走向衰退。
全球系统性风险最高的国家是哪些？首当其冲，当然是日本，而且风险仍然在继续大幅度地上升，因为日本国内债券严重超发，债券价格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实际价值。其次，就是美国。中国呢？“很悲哀的，中国拥有与美国同等级别的系统性风险。” Robert Engle表示。这代表什么？Robert Engle表示，美国至少还需要4万亿美元来降低系统性风险，也就意味着，中国如果希望自己的系统性风险得以降低，至少也需要相近的金额。
地方债危机凸显
说到中国债务，就不得不谈到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2008年，中国的地方债务只有1.7万亿美元，仅仅3年后，到了2011年，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已经上升到10.7万亿美元，占到中国GDP总额的27%。更严重的是，其中8.5万亿美元已经逾期。”Robert Engle表示，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权利借贷，因此他们与房地产公司“合作”，然而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很大一部分都成为银行呆账坏账。中国银行系统呆账坏账的程度已经与债务危机的欧洲和日本同级。即使是同样金额的呆账坏账，中国也比欧洲和日本面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银行系统不可能破产，债务不可能毁约，只能被转期。而有了政府作“后台”，中国经济的泡沫和危机都一时被掩盖，被严重低估。
Robert Engle指出，这又导致更严重的危机，那就是到了2011年贷款转期时，银行不愿意再贷款给房地产公司，不愿意贷款给私营企业，因为贷款给国企央企更安全。然而，国企给中国经济的贡献，给中国市场的推动力远远小于私营企业。与此相对应的是，私营企业无法贷到款，如此恶性循环，中国经济的泡沫被越吹越大。
中国政府不仅掩盖了中国经济泡沫，还阻碍了市场创新，因为政府亲自指定贷款给谁，而不是按照债务和市场本身的规律。“幸亏，中国正在进行改革，但是外汇储备的改革并不容易，因为外汇改革将导致人民币升值，而这不是中国政府想要看到的。” Robert Engle表示
央行高官近期密集表态 年内有望提出存款保险方案
6月末的“钱荒”不仅让银行惊扰一场，也让老百姓对存钱进银行的“安全性”产生隐忧，这使得探讨已久的存款保险制度再度被提上台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前天就在上海表示，中国可能在今年底提出存款保险方案。实际上，央行官员上半年已几次释放这一信号。有经济学家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在年内推出的可能性确实较大。
据媒体消息，吴晓灵在前天举行的中欧商学院会议上指出，央行已将存款保险方案列入2013年重要改革目标。不过她并未阐明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仅表示存款保险代表着对个人和机构储户保护的“进展”，因为“在没有存款保证体系的情况下，个人储户可能可以通过隐性担保取回存款，但机构不能”。
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凌涛上周在陆家嘴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也透露，就存款保险制度央行已与各方达成一致，但还没开始实施，将加快推进立法。更早时的年初，央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安启雷也曾表示，央行今年已将存款保险制度列入三项改革重点内容之一。
就在上个月，央行发布《2013年金融稳定报告》，称当前已就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形成共识，可以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但报告并未透露更多的细节，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以上种种迹象都显示，经过多年酝酿，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似乎终于要“等到这一天”。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就认为，经过6月末的流动性紧张风波，管理层提出“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引人关注。要做到这一点或许需要分两步走。“当前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朱海斌认为，但第二步需要财政、行业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支持。需要建立由市场主导的金融产品定价机制。他预计2013年及此后数年金融改革步伐将加快，未来6-12个月可能推出的改革措施有引入存款保险制度、放宽当前汇率体制下的日交易区间、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取消贷款利率限制等。
概念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符合条件的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从美国1933年设立首个存款保险制度至今，已有超过110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审计后整改工作 研究激活财政存量资金
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草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计后整改工作，研究激活财政存量资金，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日前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并向社会公布了审计结果。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各部门、各单位既要积极整改，及时纠正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又要针对一些方面存在的预算执行不到位、资金层层积淀等情况，以整改为契机，把挤占挪用的钱归位，把“跑冒滴漏”的钱堵住。特别是要进一步盘活存量，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集中有限的资金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对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公共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和促进消费等方面的投入，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满足群众迫切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坚决把扶贫、社保资金等群众的“保命钱”看住。把积极财政政策发挥好、运用好。
会议强调，做好审计后的问题整改工作，事关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事关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要痛下决心去除“顽疾”、根除“病灶”，向人民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要立查立改，早动手、见实效，对每项整改工作都要有严格的时限要求。及时、全面、准确公开整改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建立健全整改的督办、跟踪反馈和严格的问责机制。要把整改作为推进改革的“催化剂”，倒逼预算管理、审批制度、决策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会议还要求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强调，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坚持先行先试，既要积极探索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扩大服务业开放；又要防范各类风险，推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这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草案）》。实施这一条例，对于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旅游业繁荣发展，汇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会议要求，要围绕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推动相关立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进一步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法治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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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
会议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密不可分。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金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要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逐步有序不停顿地推进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扩大内需，更扎实地做好金融风险防范。 >>>详细内容
李克强考察审计署时强调：当好公共资金守护者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7日在审计署考察并座谈。他强调，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是宪法确立的，要进一步强化审计工作，用“火眼金睛”看好国家钱财，确保公共资金节约、合理、有效使用，推进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和制度完善，为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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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资者撤离A股 资金流出规模创08年以来新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围绕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不断加重，且中国对关于采取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的传言进行降温，投资者开始撤离中国市场。
据数据提供商EPFR表示，过去18周中，有16周出现了全球基金经理将资金撤出中国股市的现象，截至6月5日的五个交易日就累计撤出8.34亿美元，创2008年1月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流出规模。
这种悲观的情绪也蔓延至货币市场，投资者加大了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这与中国央行维持人民币强势的努力相冲突。
结果是，上证综指年内迄今的累计跌幅达到12.1%，为亚洲范围的跌幅之最，也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最近几周，主要央行宽松货币措施即将结束的迹象导致投资者纷纷撤离全球新兴市场，而在亚洲，中国国内问题的不断发酵使得资金流出的规模尤为巨大。
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表现更为糟糕，年内迄今累计跌幅达22.2%。
许多投资者将此归咎于今年3月份上任的新一届领导人，认为他们在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股市的糟糕表现方面缺乏作为。尽管官员们已试图缓解近期冲击银行业的“钱荒”问题，但下一次重要政治会议要到今秋才会召开，因此投资者对经济政策的走向感到迷茫。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暗示，中国不愿通过改变货币和财政政策立场来应对经济增长的放缓，同时也承诺推进相关改革，以实现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法国巴黎投资(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驻香港的亚太区股票投资主管邝乐天(Arthur Kwong)表示，没有任何人能制定一项令所有人都赞成的政策。邝乐天表示，不确定性导致他减持中国股票。他管理的资产规模为20亿美元。
另一个让分析师感到担忧的信号是，中国央行继续引导人民币汇率保持在稳定区间，尽管经济增长放缓，央行却丝毫没有显示出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意图。
但投资者始终在抛售人民币，自上月触及纪录高点以来，人民币汇率已下跌0.15%。香港离岸市场交易的1年期美元/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报价暗示，未来12个月人民币汇率将下跌2.8%。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驻香港的资深利率策略师Wee-Khoon Chong表示，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投下的不信任票。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内投资者也在撤离股市。大股东、公司高管和持有股权超过5%的个人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据瑞银(UBS)的研究显示，按百分比计算，这些人士5月份在创业板的抛售力度创下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抛盘也使得中国大陆股市的估值降低，对一些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股市存在反弹的可能性。指标显示，目前沪市往绩市盈率仅为10倍，远低于近年水平。
马可孛罗至真资产管理公司(Marco Polo Pure Asset Management)驻香港首席执行长Aaron Boesky表示，市场走势已反映出“大决战”即将到来的可能性，目前任何抛售行为均是不明智的做法，股市此前的走势不尽人意，但目前展开抛售则与投资信条相背。该机构管理的资产规模为7,000万美元。
然而围绕经济的大范围担忧也使其他投资者感到不安，这些问题包括银子银行（正规渠道之外的投资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从零售到钢铁行业的供应过剩。全球大型银行纷纷下调了2013年的经济增速预期，高盛(Goldman Sachs)上周估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速为7.4%，低于此前预期的7.8%。
近期公布的工业数据显示，作为经济中心的制造业正在萎缩，而外界对第二季度经济强劲增长的预期也因此降温。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将于7月中旬公布。
Credit Agricole Private Banking驻日内瓦的市场和投资解决方案全球主管Frederic Lamotte表示，他对中期前景十分乐观，前提是中国的问题能得到解决且经济增长更趋平衡，但他对年底前的状况并不是非常乐观。Lamotte在大约两个月前缩小了对中国的风险敞口。截至去年12月31日，该机构管理的资产规模为449亿瑞士法郎（合471亿美元）。
哎呀，万恶的工商银行，
还不放量，说明没钱，看来后市不好
:ZANT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