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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长，慢慢看
2000年12月16日，“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包括中国证监会主席、香港证监会主席等证券市场高层人士兴高采烈，侃侃而谈。在会场上东走走西看看的我却忧心忡忡，仿佛置身于美国影片《教父》的开头，贵客盈门，欢天喜地，却暗藏着杀机。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中国证券市场一定会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许多市场中人和机构将像羔羊或狼群一样被莫名的力量宰杀，场面会十分血腥，只是不知道程度有多大。
9年前，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1991年6月的一天，我走进位于上海黄浦路浦江饭店底层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到，成为它的第41名员工。饭店底层临时搭建的房间低矮局促、阴暗潮湿，但里里外外异常忙碌。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到第二年的5月31日止，实际开市日为114天。我在办公桌上拿起一份简报，这100多天来，整个证券市场交易总额为32.29亿元，其中债券占了九成，股票成交占一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额为3.22亿元，日均交易额为280万元，最高日交易额近1,600万元。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开市以来，股价持续上升的是豫园商场、凤凰化工和爱使股份。豫园是上海有名的风景点，俗称“城隍庙”，豫园商场经营的是小商品、旅游纪念品、土特产品和黄金饰品等，上海老百姓自然都很熟悉它，成为当时股市的最爱，不过其市值也只有5,800万元（1991年6月7日）。由于当时8只股票的面额没有统一，有10元、50元和100元，面额100元的豫园股份的最高价是858元，与其他股票动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的市盈率相比， 9.25倍市盈率的豫园最具投资价值。
凤凰化工是唯一的非上海本地股，地处浙江省兰溪市，是重点日用化工企业，也算是国企，市值1.275亿元，位列股市第二，把它拉到上海是为了体现上海市场的全国性。爱使股份则是一家所谓制造仪表器材的公司，1989年的销售收入仅405万元。事实上，爱使原先的总股本只有4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起先不同意它上市，但1990年12月上交所开业时，加上爱使电子，8家上市公司的资金规模也仅为2.6亿元，再少的话，上交所就没法开业了。爱使公司通过1配1、 1送2的办法，股本一下子增加到270万元，终于上市了。即便如此，它也是市值最小的公司，仅为266.9万元。
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 “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 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邓小平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
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 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 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
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 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 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 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 (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 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事实上，早年的上交所并没有按照“规范”来做，当时只要总经理尉文渊一句话，某某股票法人股可以上市流通，具体由上市部总监通知工程部，第二天这些股票就可以买卖了。同样，当时的国有资产管理负责人说某某股票可以流通，马上就可以进入二级市场，如上海嘉丰公司国家股就有10%大约3,000多万股进入了流通市场。只是后来中国证监会监管严格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种事了，至于已经流通的法人股和国家股，也就无法追索了。不过，到了2006年，解放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法人股和国家股的流通问题又成了中国证监会面对的头等大事。
第二个由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股市至今的问题，是把每年的上市资金规模定一个额度，然后分配给各个省、直辖市和中央各部委。在一个正常的股市里，只要一家企业达到一定的上市标准，其发行的股票有投资者认购，便可上市。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变成了一个特许融资的权力公司，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圈钱”。企业的质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分配到融资的额度，而每个省份的额度一般都是由省委决定的，甚至是由领导跑来的。在他们眼里，这和过去为了一个大型项目到计委报批是一样的概念。除了总体额度之外，还要限制家数，因为如果只定额度，每个部门和省市可以把它们分成很多家企业，等到上市后，通过再融资把股本扩大。现在仍有一批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A股份额很小，B股却很大，这就是当时把A股额度分到许多家公司，然后用B股额度补足的例子。B股当时是专门为境外人士投资设立的股票，但最终也是事与愿违。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几波上市公司狂潮与20世纪初的科技股IPO狂潮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成立大会和上市酒会，它们的目的就是拿到钱，然后与突然有钱的中奖者一样乱花钱。等到钱花完后，自己的本业也荒废了。
任何正常的股市都不会允许一个政府在不顾供求状况的情况下，宣布一年将从市场募集多少资金，然后配给它所属意的公司，却全然不顾这些公司的质量。 1992年，深沪两地市场的A、B股上市公司有54家，1993年有177家，1994年有287家。A股筹资额1992年为50亿元，1993年为 276亿元（其中81.5亿是配股），1994年为99.78亿元（其中50亿元是配股），扩容的势头十分凶猛。1993年上证指数尽管达到了最高点 1,558点，随着发行额度的明确，市场开始进入真正的低迷期，当年年底收在833点。1994年2月14日，政府宣布1994年新股发行额度55亿元，明显要比1993年的195亿元低得多，而市场并不买账，上证指数在3月10日就击破700点，4个月后的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股市崩盘要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中国证监会慌忙在8月1日宣布救市，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到了9月13日，上证指数到达全年最高点1,052点。但这不过是一场利用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进行的投机罢了，接着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由于中国证监会8月1日还宣布了两条“建议”，即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史称“三大政策”，但它们真正实现要等到20世纪初，可想当时是多么虚无。官方权威的监管机构都随意承诺或用含混的建议来应付一时之需，就很难指望市场其他方面不投机不钻空子不欺瞒了。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热点不在股市，而是在发生“ 327”事件的国债期货市场。为了开发新市场，也是为了与中国证监会分庭抗礼，获得更为强势的财政部的支持，上交所在1992年12月开始建立国债期货市场，允许部分券商进行自营买卖。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又向个人投资者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到了1994年秋天，国债期货发展的政策环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央行出台储蓄保值贴补政策，国债的固定利率也变成了浮动利率，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加大，全国各地投资者趋之若骛，成交额明显放大，交易所国债期货清算保证金高达140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管理层的头脑也随之发热，对政策环境变化后的风险扩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终于发生了1995年2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327”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的代号，240亿元的327国债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是，“327”国债的价格却一直在148元上下波动，因为市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财政部认为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12.24%相比， “327”的回报太低，可能到时会提高利率，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支持这一说法的是在“327”品种上做多的财政部全资子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它的首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历任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1995年的总经理也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只要稍有国情常识的人都会跟着中经开做多，至少不会与它对抗。
将万国证券公司自诩为“证券王国”的总经理管金生偏偏不以为然，他认为，让财政部掏出16亿元补贴“327”，无疑是天方夜谭。他伙同向来在市场上横行霸道的“辽国发”等公司做空“327”。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消息，多方趁此逼空， “辽国发”也临阵多翻空，管金生走投无路，在下午收市前的8分钟违规抛出700余万元价值1,400亿元的单子，让“327国债期货”价格从151.3元跌到147.5元收市。这天“327”的成交金额占整个期市成交额近80%。当天晚上，上交所取消了最后的违规交易，万国证券一下子亏损了13亿元。管金生因此被判刑17年。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在1996年7月合并，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也只有13.2亿元。许多年后，申银证券的总经理阚治东仍心有余悸，他回忆当时公司中人也想在当天做空，却无法联系到在香港出差的阚治东，申银因此逃过一劫。中经开虽然是大赢家，但流入账面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至今仍是个谜。当时在中经开主管该业务的戴学民1995年年底在北京遇刺，差点没命，此后长期养病，1997年后下落不明。
“327”事件之后，国债期货市场仍是动荡不安，5月17日，中国证监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说是暂停，事实上就是关门，因为到了2006年年中仍不见国债期货交易的踪影。不久之后，尉文渊辞去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
“327”事件是继1992年深圳“8·10”事件后，第二个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灾难。它和“8·10”事件类似，都暴露了中国股市上上下下系统性的腐败和混乱，真正触及到了政府唯恐社会不稳定的神经，大大阻碍了证券市场新产品尤其是衍生品发展的进程。不过，中国证监会再次成了受益者，它真正一统两地交易所已指日可待。
1999年6月22日，在1993年2月6日创下的最高点1,558点的6年后，上证指数被顺利突破，并在其后两天上冲至1,705点，深沪两市放出历史天量，成交额833亿元。创出天量天价之后，股指大幅回调，1999年的“5·19”行情在此结束。
一年后的2000年7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2,000点，11月23日，又创下2,125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这只股票原名深锦兴，1999年6月亿安集团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这只流通股仅有3,529万股的小盘股，业务范围涉及数码科技、网络工程、生物工程、电子通讯、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纳米技术等等，几乎把当年的全球高科技概念一网打尽。
1998年8月31日，深锦兴最低价是5.5元／股，但在亿安集团接手后的1999年6月29日，已是34.48元／股。2000年，中国股市受美国高科技股热潮鼓舞，高科技股纷纷上演最后的疯狂，接连涨停，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亿安科技，它的股价在1月4日还是46元／股，可到了1月21日已是80元／股， 2月15日终于冲上100元／股。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言，历史是善忘的，上海的豫园商城早在1992年就有过100元／股以上的记录，但狂热的人们仍把亿安科技视为股市十年来的第一只百元股票并兴奋不已。有人还找出一个65岁的老太太，由于她从1992年5月起就持有11,800股深锦兴，及至亿安科技升至126元／股最高价计算，她已拥有320万元的财富。
可笑的是，亿安科技在2月17日达到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年底已是50元／股左右，这意味着老太太的财富半年已缩水了一大半。
事情还没有完，2001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8.98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价。这四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账户及3个法人股票账户，大量买入“深锦兴”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10 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最高时的2000年1月12日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截至2001年2月5日，四家公司共盈利4.49亿元，而它们手中的股票只剩下77万股，一次很成功的庄家行为。
中国证监会是否收到8.98亿元的罚款，外界从一开始就很怀疑，至今仍不清楚。亿安集团的老板罗成早跑了。被处罚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姓罗，其中一个是罗成的侄女，一个是罗成的司机。罗成曾入选1987年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后来在广东销声匿迹近十年，直到1994年进入亿安集团。正如绝大部分中国富豪一样，罗成的原始积累也不清楚，亿安集团的盈利点则是朦朦胧胧。亿安科技只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讲清楚的，就是电动车项目。电动车可以行驶在高尔夫球场上，罗成是广东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广州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球技接近职业选手。亿安科技在遭到证监会处罚之前，也已转让给主业是摩托车产业的重庆隆鑫集团。罗成脱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让兴奋的或被套的投资者很没面子的是，被逮捕的亿安科技股票操纵案的操盘手都非常年轻，主操盘手是个年仅20出头的小女孩，另外几个操盘手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到了2003年3月审理此案时，检察院已将罗成操纵的公司确定为七家，划拨资金18亿元，另外又通过多家证券营业部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在全国几十家证券营业部通过所控制的792个账户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亦称“对倒”）共计68,409笔，累计5,555万股。最高时占有亿安科技流通盘的 87.34%，非法盈利4.65亿元，与证监会当年认定的数字差不多。罗成没找到，他的财务总监和资本运营部门的负责人被判了2年3个月至3年半的有期徒刑。
2003年的中国股市平淡无味，继续走熊。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成为新总理，而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是在2002年12月底才上任的，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股市中，这意味着不值得什么预期。
2003年的中国股市值得一提的是非典型肺炎，尽管首例“非典”发生在2002年11月16日的广东佛山，然后由广东蔓延到全国。当然，真正让中央重视的是“非典”扩散到了北京，为此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两位高官。而2003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也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五一”长假休市也被迫延长。由于“非典”造成万人空巷，一些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延期，而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司，有的在露天举行，有的则通过电视电话进行。不必去证券公司委托的网上交易却大为盛行，2003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非典”事件对中国社会和政府有着“典型”的示范作用。在中国语言乃至政治文化中，典型才是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非典型意味着不是主要的。“非典型肺炎” 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它是一种离奇古怪的传染病，只要稍加控制，不会传染给许多人，历史上的鼠疫、天花，哪怕是流感，都是“非典型”的传染病。可是在日趋开放的当代社会，任何非典型的问题或危机，如果不对它加以重视，尤其是应该让公众社会有知情权，否则非典型也会成为典型。所以，不管是在“非典” 事件的后期还是其后几年出现的禽流感，由于政府及时让公众了解真相，再也没有引发危机。同样，股市也是个非常讲求知情权的所在，中国股市的许多危机开始时也许是非典型的和次要的，但由于大家的疏忽，最终演化成一场行业大萧条。
身陷熊市的2003年下半年的中国股市，爆出了三位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富豪的丑闻。不像我们前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丑闻并没有实质影响到中国股市的进程，也没有增添什么新的知识。不过，它们对那些惯于用意识形态看问题的人，尤其是海外人士，倒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所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是1999年由一位英国小伙子胡润（中文名）搞起来的，说是福布斯排行榜，其实是胡润带着比他更年轻的几个助手在中国内地张罗的，然后挂靠在《福布斯》杂志上。后来胡润与《福布斯》闹翻，与《欧洲货币》有过一段合作，最后干脆叫胡润排名榜。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美国就带有娱乐性质，到了中国后更夸张了，无非是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罢了。因为在一个充满地下经济逃税漏税和财富混沌暧昧的土地上，靠胡润几个人去做调查，无异于缘木求鱼。人们经常嘲笑中国富豪榜成了问题榜和丑闻榜，以为是富豪榜让这些富豪出了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所谓的富人并不是被胡润们捕捉到了，而是富人经常故意露脸的结果。至少在中国内地，一个经营正常的富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或社会地位，一般不会自动暴露，无端引来各种势力的注意。只有那些急需信用或者说快要出毛病的富人才会在社会露脸，为自己为借钱给别人和机构壮胆，这样的富豪，进入排行榜后是很容易出事的。这不仅是大陆，台湾地区也有。我最近看到台湾一份有名的杂志《财讯》上刊载了一个曾经是台湾股市的新贵，他吹嘘自己现在在上海开发房地产是多么的成功，然后又说他所控股的一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大陆企业业绩良好得让人羡慕。我早就知道这个台湾新贵，但过去他一直很低调。我非常好奇，马上打电话给这家大陆企业里的朋友询问，才知新贵已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的财务早已发生问题，而这些文章可能是财经公关公司安排的吧。顺便一提，胡润2005年又搞起了中国富人募捐财富排行榜，但同样让人生疑，例如名列第二位的杨澜是中央电视台的前主持人，她和丈夫吴征的事业看上去很红火，但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和吴征共事或对吴征有所了解的人都对此摇头不已，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对社会有真正的奉献。
2003年引人关注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是周正毅、杨斌和艾沙由夫。周正毅2002年的身价为27亿元，中国富豪排行列第11位，上海富豪排行列第1位。周正毅在内地名气不大，却在香港招摇过市，被称为“上海首富”。周正毅1960年出生于上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做过不少生意，但真正发大财是在1995、 1996年间，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他收购了五六十家公司的职工股，当初购进时的股价大多为二、三元，价格很低，但上市之后价格惊人，一般都有几倍的涨幅，有的甚至高达几十倍。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自称赚了好几个亿。
很多人都不相信周和毛的话，周后来经常吹牛，但这可能是真话。发行市场通常叫一级市场，流通市场叫二级市场，当时中国股市还有一个市场叫“一级半市场”，即进入二级市场流通前的交易市场，不少人因此暴富。我有位朋友仅收购了一家企业的500万元职工股，上市翻了20倍，成了亿万富翁。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简单”地创造出中国股市富豪有两次机会，一个是90年代初购买新股的认购证，另一个就是一级半市场的淘金者（我们在其后的“个人投资者”章节中还会分析这个现象）。
1997年，周正毅成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这是一家控股公司，是他所有企业的旗舰，旗下有数十家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被称为农凯系。农凯系掌控的上市公司有5家——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徐工科技、上海地产和商贸控股，后两家在香港上市。我们已说过，所谓的企业系，一定有金融机构平台，周正毅也不例外，他曾控制富友证券和大通证券两家证券公司。
周正毅在上海和香港打出了两套不同的策略。在上海和内地股市，周正毅异乎寻常地低调和谨慎，只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的人知道他的底细。但在香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周正毅以8,600万港元购入香港富人成堆的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的900多平方米的豪宅，又用了3,000万港元装修。然后于2000年向警方报警，声称自己失窃了130万港元现金，引起香港媒体的关注。周正毅和杨恭如等香港娱乐圈女星过往甚密，在媒体娱乐版面上而不是财经版上频频露面，让人对他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大为欣羡。等周正毅在香港进行了两次收购动作后，“上海首富”的头衔落在了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生意人，周正毅有着不错的眼光。他先花气力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盈荣股份，更名为上海商贸，然后将上海商贸的全部股权抵押给中银香港，从而获得 21亿港元的授信额度。接着，周正毅用其中的15亿港元收购接近六成股权的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当时这家公司的现金储备便有19亿港元，市值却只有 20多亿港元，被严重低估。
周正毅在内地做庄的徐工科技的基本面也相当不错，各地的公路建设和大兴土木为公司带来庞大的订单， 2006年被海外私募基金凯雷收购并非偶然。周正毅大肆在上海收购地皮，他看中的都是好地皮，如静安区“东八块”地块，属上海市最大的旧城区改造工程。
周正毅的主要问题是在上海和香港两线作战，又经营这么多公司，资金链太紧张了。他以“上海首富”自居，不考虑“上海”在政治格局中是多么敏感的字眼，最终在中银香港给他的21亿元贷款上栽了跟头。中银香港的行长刘金宝此时正在被追查，并在不久后被逮捕，刘的发家之地也在上海，他与周正毅及其他上海的渊源是很容易让人顺藤摸瓜的。
周正毅的农凯系土崩瓦解，他和妻子毛玉萍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服刑。周正毅的两项罪名是内地人所熟悉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刑3年。操纵股价，名符其实，农凯系从1999年6月至2003年5月间，最高占有徐工科技流通股约96%，股价上涨了400%。后一个罪名却很别致，它在新《公司法》 2006年1月1日通过后已消失。因为新《公司法》再也不强求公司的注册资本一步到位，投资公司可以用五年时间缴足。当然，人们也明白，周正毅的后一项罪名只是一种安排，否则早就有成千上万个中国企业家被不合理的旧《公司法》捉进监狱去了。
2001年福布斯中国第二富豪杨斌其实是在2002年落马的，但他2003年被判的18年徒刑倒是意味深长。他的神奇经历对海外的震动要比内地股市来得大。杨斌是个退伍军人，后成为荷兰公民。1998年，杨斌成为内地A股广华化纤的第一大股东，并在1999年改名为欧亚农业，股价从9元/股涨到28元/ 股。他的最大手笔是在沈阳建立“荷兰村”地产旅游项目，其中的大部分(3,000亩)竟然是政府划拨，也就是无偿赠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头大有学问。2001年7月，杨斌把“荷兰村”等项目打包在香港上市，公司也叫欧亚农业，募集资金6亿多元。2002年9月19日，欧亚农业在香港停牌，原因是中国证监会函告香港证监会，欧亚农业存在涉嫌业绩造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公司自称1998年至2001年总收入达21亿元，但国家税务总局的调查结果是杨斌所有的公司资产总收入不足1亿元。
杨斌真正让人觉得他是个折腾高手的是，2002年9月25日他自称获得朝鲜委任为新义州特首，但他还是在10月4日被捕。2003年7月14日，杨斌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作为经济犯罪，这个判刑是很重的，只有管金生等少数几人有此待遇，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事发后还要折腾一番。
艾克拉木·艾沙由夫是2003年胡润推出的中国富豪第22位，但这种以流通市值计算的办法，对艾沙由夫来说只是纸上富贵罢了。艾沙由夫是新疆上市公司啤酒花的董事长，他控制这个股票也像德隆的长庄，居高不下，却怎么也不能套现。2003年11月3日，扛不住的艾沙由夫跑了。公司涉及担保额17.87亿元，应收款2.65亿元，其他应收款1.95亿元，逾期贷款1.4亿元，预付账款4.88亿元。于是，股价从16元/股跌到4元/股，连续14个跌停板。
引人注目的是，艾沙由夫曾担任新疆人行金管处处长。人行金管处在当年权势很大，像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和我们下文会提到的早年在深圳市场最强悍的券商君安的董事长张国庆都坐过这个位置。不要说金管处处长，只要在银行中稍有实权，如果没有职业操守的话，就可能获得极大的财富，在那些长庄的“老鼠仓”（即知道内幕信息的跟庄者）中，银行中人一定不少，因为他们是资金的供应者，当然明白庄家的运作详情。艾沙由夫也失踪了，中国证监会只能判他个证券市场永久禁入。问题是他换张脸孔或换个身份通过QFII进来，谁拦得住他？
许多年前，我曾问过台湾《财讯》的一位资深编辑，当年台湾的地雷股制造者和庄家的命运如何？他说很多人到处逃亡，命运悲惨，最后甚至流落街头。16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已制造出一批流亡者，如“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的多翻空投机家“辽国发”公司的高岭兄弟、中科创事件的吕建新（吕梁）和朱焕良、亿安集团的董事长罗成、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2003年9月逃亡日本）、民丰实业董事长孙凤娟(2002年10月)、四砂股份董事长李协平(2003年年初)、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2004年4月)和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等等。
2003年真正让人看到希望的是香港股市，“非典”之后，香港市场的H股开始了一波壮观的大牛市。其中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美国股神巴菲特，他一反不买海外股票的惯例，开始持有H股中石油。这震动了海内外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信服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内地人士，他们平日只在书本中揣摩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和宝洁等美国公司的理由，现在有机会买入一个自己所熟悉的股票，又能分享巴菲特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2003年上证指数轻易下行至1,500点以下，创下新低1,307点。尽管年终收于1,497点，要比2002年收盘价上升10%，可是中国股市仍然前途未卜。
2000年10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基金黑幕》，引起轩然大波。作者有两位——特约撰稿人平湖及记者李箐，其中的平湖便是本书中文作者张志雄。《基金黑幕》是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某监管人员的一份对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报告的解读，指出基金业内一些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其实，《基金黑幕》原文标题是《“基金行为研究”解析》，我的兴趣不仅在于基金，更多关注的是其他证券公司和投资机构或者说是市场的整个庄家行为。但由于文章标题是《基金黑幕》，就成了仅仅声讨基金的檄文。这恰恰有违我的初衷，因为相对规范的基金公司在1998年才成立，它们中的有些公司虽然已和庄家同流合污，但作为总体还未深陷其中。当然，我最后目的还是达到了，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庄家把价格拉得太高的股票倒手给基金，因为绝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股东是证券公司或投资信托公司。后来，德隆等庄家到处寻找金融机构托盘，就是没敢染指基金公司。当时，这些基金管理公司却不可一世，《基金黑幕》一出，2000年10月1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都刊登了针对《财经》杂志的“严正声明”，署名是大成、南方、长盛、博时、华安、富国、华夏、鹏华、国泰和嘉实——当时仅有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声明的开头第一点就自以为是：“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声明起草者的水平一般，但最后老辣地拈出《基金黑幕》后记中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超常规发展变相的庄家”的观点，是很有一番企图的。
原因是“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观点，《基金黑幕》竟然说周的观点是鼓励发展庄家，不是污蔑吗。其实，我写这段话时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可这正是我发布《基金黑幕》的中心思想啊。周小川要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想给股市以稳定力量，能承受更大的股票扩容压力。可我看到周小川的观点后，就写过文章，明确表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庄家横行的问题，否则就是再发展多少个机构，不是成为庄家就是成为庄家的附庸。当然，我深知周小川是个开明的人物，他至少会对不同的观点表示宽容。事实上，《严正声明》的挑拨目的确实也没有达到。
当时的《财经》杂志并没有什么名气，阅读量很小。可三大证券报齐齐登出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影响力巨大，把《基金黑幕》扩散开来，人们都想看看它究竟写了些什么。说句实在话，《基金黑幕》的大部分论证解说是我写的，由于要防止对方找漏洞，写得曲曲折折，并不好读。一般读者倒被文章中记者叙述基金人士和庄家在桑拿浴房中“坦裎相见”，商量如何让基金在一只庄股股价高位接盘，代价是一股一块钱的情节所吸引。这种事情当然有，可没必要在桑拿浴房里谈判，这种写法其实是减弱了《基金黑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严正声明》发表之后，众基金公司赢来的不是赞同乃至同情，而是舆论的群起而攻之。《财经》也在三大证券报上发表声明，认为公众有知情权，顺便做了广告。最有力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他10月底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侃侃而谈，出来反击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最击中要害的一点是，十家基金公司怎么可能共同互保？“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
早在我读完十大基金公司的声明后，就发现了这个致命的破绽，并且化名写了文章反驳，但影响毕竟没有德高望重的吴敬琏大，而且是在收视率极高的央视上播出。
中国证监会起先对《基金黑幕》沉默不语，然后由副主席高庆说了一段“大而化之”的话，再次引来舆论的一阵不满，最终周小川主席表态，欢迎媒体对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发表意见，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处理。其实，证监会的这番表现已是空前绝后，因为按惯例，证监会应该为自己业内发生如此不利的大事排解，而不是不作为。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看完《基金黑幕》后勃然大怒，然后挺身而出为基金业辩护，认为基金只有2岁，2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由于比喻太过形象，刘主席的“撒尿论”被人们狠狠地揶喻了一番。
回到本章的开头，我在2000年12月16日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上忧心忡忡，走来走去，总感到要发生大事。10天后的12月26日，中科创业开始连续跌停，2000年12月29日收盘时，跌停到19.84元／股。2001年1月4日开盘继续跌停，直到1月10日的11.71元／股。不要说在大牛市，就是在过去，也只有一次庄家为了出货，让一只名为“轻纺城”的股票连续跌停来出货，但也没有九个跌停板。
“中科创业”是庄股的理论先锋吕梁（真名吕新建）所为，在市场上有很强的号召力。吕梁早年是个很有成就的文化人，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过中篇小说。1996年，吕梁进入投资界，但并不成功，还被人骗走了不少钱。但他1999年春以“K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宣扬“讲政治，做大势”，正巧赶上 “5·19”行情，一举成名。这时，他早已进入一只名叫“康达尔”（后改名“中科创业”）的股票做庄，在1999年8月的《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一个整版，号称要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夏·哈撒韦，哈撒韦是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吕梁鼓吹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有煽动力的。让人感慨的是，吕梁是促使我写《基金黑幕》的直接原因之一。2000年8月的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北京亚运村的北辰花园5号楼的豪宅里见到了主人吕梁。从他家到饭店，吕梁至少谈了4个小时，把朋友们吹得晕头转向，却让我失望甚至不安。我在股市中呆了这么多年，三教九流见过不少，我并没从道德眼光看待吕梁，只是觉得他当时的思路十分混乱，缺乏一个投资家的冷静和自制。说得严重些，吕梁的神智有些不清。这种人在凶险的股市中注定是要出问题的。回到上海，我又与另一个模仿德隆的著名长庄的策划人吃饭。他的脑子比吕梁清楚多了，他告诉我，经过反复送配除权，他的长庄股票在任何价位抛出都是可以赚钱的，问题是，长庄缺乏流动性，根本没法实现利润。他觉得迟早要放弃这只长庄了。我问他，如果市场崩盘，用三年时间可以复苏吗？他告诉我:“你太乐观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
果然，在中科创业的跌停声中，吕梁竟然站了出来，向媒体自曝做庄内幕，而且写了一篇长达1.8万字的自述。他告诉人们，1998年，深圳的一位大户朱焕良来找他，要求对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朱焕良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万科股价很低迷，他趁势吸纳，且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90年代初，朱焕良已是个千万元大户，在深圳股市上已可呼风唤雨。1997年，朱焕良动用近两亿资金炒作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没想到一场香港鸡瘟（也就是禽流感吧）导致康达尔暴跌，朱焕良于是被套。
吕梁联手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等北京机构，答应与朱焕良合作。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朱焕良在指定的时间在他控制的每一个户头抛出一手，这些仓单证实，朱所说的他已控制康达尔股票达流通盘的90%并非虚言。吕梁一伙人分别接走了朱焕良所持有的流通股的50%，双方协议，朱焕良的另一半股票在5年内不能抛掉，齐心协力把康达尔打造成一只大牛股。
吕梁对重组康达尔很有信心，他看中的是公司具有可观的土地价值，可真正进入公司后，才发现这是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不存在，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吕梁等人知道上当后，却未撤出，反而在1999年4月和5月又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这样，他们前后已动用了7亿多元资金。
之所以如此，吕梁是利令智昏。他在1998年7月左右就拿到了277.9万股康达尔，当时市值是6,000多万元。吕梁没有这样的实力，这是所谓的北京机构中煤信托和朱焕良给他的“咨询费”吧。吕梁用股票到证券营业部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增加市值，然后再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还用新的资金去炒别的股票，用其回报弥补以前的债务和融资利息。
1999年，康达尔从20元／股左右上升至40元／股以上，全年涨幅111%。2000年2月，股价冲上80元／股，流通市值也由1998年10月的10 亿元左右膨胀至62亿元。这时，朱焕良的市场本能要求他出货，从5,000万股一直出到12月10日的2,300万股，每卖出1,500万元的货，便提现转移。而此时的吕梁却陶醉其中，他除了在北辰花园别墅的5号楼自住并办公外，还买下了11号、14号楼。2月18日吕梁结婚，为了讨彩头，他命手下的交易员将前一个交易日康达尔的收盘价做成72.88元／股。到了10月份，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感到康达尔的抛压明显加重，便威胁朱焕良，若他背信弃义的话，绝不容忍。但朱焕良明确表示不干了。在康达尔崩溃的第一个跌停板时，北京机构就在35元／股以上接了朱焕良的1,000万股，花费了4亿元资金。
据说朱焕良总共套现11亿元然后逃往香港，临走扔给吕梁的最后一句话是，“股票总是要卖了才能赚钱”。吕梁对其恨之入骨，在自述中屡屡对朱焕良施以刻薄，说他是个农民暴发户。
吕梁说得好听，其实两人只是各怀鬼胎罢了。联合做庄本身就孕育着背叛。熟悉朱焕良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就说过，朱也被一个曾和他形影不离的“李老师”出卖过。吕梁除了中科创业外，还操控过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又通过中西药业投资岁宝热电，还炒作过马钢股份、莱钢股份，一些大户因此和吕梁合作，他们中有些人也吃了吕梁的亏，我所熟知的一位大户就被套得痛不欲生。
如果他不在别的股票上盈利，又不在中科创业上套现，是如何应付资金利息等成本的？
吕梁的大宅成为媒体的焦点之后，他却在2001年春节后的某一天逃离了公安机关的监视，披着军大衣消失了，从此再无踪影。还有上海媒体说采访到了朱焕良，我一看稿子，就知是伪造的。这年头，什么都可以造假。
一年后的2002年6月，吕梁的多名属下和合作者受到审判，2003年4月，丁福根等6名被告被判处2年零2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案子涉及资金54亿元，证券公司营业部125个，仅吕梁一方利用的股东账户卡就多达1,565个。如果不是如此分散的股东账户卡，按《证券法》规定凡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5%以上者均须公告，中国股市的庄家们早就曝光殆尽。最滑稽的是，由于不少庄家控制了非流通的法人股，加上90%以上的流通股，一些上市公司早就应该被私有化了。
2001年的好戏才刚开头。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在媒体上批判证券市场，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股市很像个赌场，严格地说，比赌场还不如，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和操纵。
换句话说，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比赌场还不如。其实，这个观点我在2000年9月12日的《财经时报》上就发表过，而且投资圈子里的人很快就打电话给我，表示关注。但吴敬琏说得更为直接，而且他的半政府背景让人不得不重视。还有一位是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合作的投行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因对股市严厉批判，被人扣上了要把股市“推倒重来”的帽子。结果，“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认为要对后来中国股市的崩盘负责，这种声音一直沿续到2006年的今天。
2001年2月11日下午，厉以宁、董辅、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恳谈会，吸引了大批记者参加，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气氛严峻激烈，目标只有一个——批判吴敬琏的股市言论。厉以宁和董辅对中国早年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舆论上的贡献，北大教授厉以宁还被人冠之以“厉股份”，与当年倡导市场经济的吴敬琏的“吴市场”交相辉映。董辅也是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在学界有比较高的威望。萧灼基和吴晓求，一个是北大教授，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但他们都成名于股市，因为他们频频发表利多股市的言论，很得股民们的欢心。比如萧灼基会这样说：“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厉以宁则表示：“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中国财经媒体的竞争十分激烈，记者一般都喜欢观点不同、彼此争执的场面，可参加当天的恳谈会的记者们却被五位经济学家的情绪和言辞震住了，他们仿佛参加了一场文革的争斗会。那天我在上海，没去开会，但仍记得开完会后几位同事和朋友打电话给我时的茫然和混乱，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斯文扫地的场面。第二天，五人的谈话纪要传到我手中，看后不觉有些惋惜，毕竟其中有曾帮助过我的师长。谈话纪要在媒体上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同吴敬琏的人，都对这种批斗会方式不以为然，毕竟大家都不想回到三十年前去了。恳谈会成了五位教授的滑铁卢，媒体和公众对他们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和尊重了。股市这东西不好玩，它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又会把你摔得很惨，而且对穷人、富人、贵人、名人和学人，一视同仁。
股市种种是非也成了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朱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头号问题，占到所有提问的21%，而且都是国外记者发问。
可能真正让朱基总理关心的是马上就要实行的国有股减持计划。在中国股市建立之初，为了怕国有资产流失，规定国有股份不能流通。粗算一下，国有股加上法人股，非流通股要占总股本的2／3。精确言之，11年积累的国有股存量到2001年6月30日已达到 1,786.06亿股，占8,943.63亿存量总股本的42.23%。
股份只有流动起来才有价值，这是谁都想得到的事。我们曾说过，早年最隐蔽的办法是把国有股悄悄地释放出来，混入流通市场，但这样做不规范，也不能大规模地干。后来，1994年“陆家嘴”以2.90元／股的价格按1∶2的比例向个人股东出让国家股，并且自己也回购了一部分国家股，接着有些公司也尝试这么做，但大多被制止了。
直到1999年，政府终于想明白国有股流通并没什么可怕时，早已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后来曾几次向市场试探，均无功而返。
由于国企改革和经济转型，中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就像当年的拯救国企一样，政府又将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与股市联系了起来。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国家拥有股份的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
6月14日，各大媒体同时刊登了《暂行办法》，奇怪的是，当天上证指数冲到2,245点，创了中国股市11年以来的最高点，可能是大家还没明白过来吧。6 月26日，江苏索普等公告拟在发行中减持国有股。7月26日，北生药业等新股也进行国有股减持，当天股市便暴跌。8月7日，新股发行暂停，上证指数已跌至 1,903点。
这时，大家已开始看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对待国有股减持的不同态度，新股发行暂停，恐怕只是证监会的单方面决定而已。果然，财政部官员8月下旬对记者表示，不论股市走势如何，减持政策都不会有大的调整，不要指望政府会停止国有股减持来救市，这是行不通的。这种拒绝和市场沟通协调的霸道行为再度引起股市大跌，到9月底，上证指数1,800点被击穿，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
10月13日，周小川主席在对外演讲时，暗示中国证监会并不赞成国有股如此这般减持，但也没办法，解决国有股主要是由国有所有权的掌握者决定，这和他6月 13日对《减持办法》较为积极的表态大相径庭。5天后的10月18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APEC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似对周小川和股市有所回应，仍认为国有股减持10%，数量不大，没必要紧张，况且减持的资金作为社保基金，还会回到股市中去。金部长拒绝修正的态度又一次让股市暴跌，几天后的10月22 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跌了8%。
面对如此悲惨的局面，中国证监会的修正观点占了上风，中国证监会在10月22日晚9∶00宣布，暂停《减持办法》的第五条关于“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减持办法》是财政部牵头五部委签报国务院同意的，这次又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各部委来办，主动权的转移很明显。不过，中国证监会代替国务院宣布暂停，似乎后者仍想留有余地，或者说不想给公众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毕竟，流通股绝大多数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要霸王硬上弓，可要承受社会稳定的风险。
10月23日，在此消息刺激下，两市个股几乎全线涨停，上证指数又反弹到1,670点，但很快又往1,500点滑去。中国股市的牛市结束，宣布国有股减持及留下的阴影只是直接原因之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充满着操纵欺诈，积重难返，而上述两个方面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小投资者。
正是2001年8月所谓“世纪大牛股”的银广夏的覆灭，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失去了信心，对操纵欺诈充满恐惧，纷纷撤离股市。1994年6月，银广夏在深交所上市，尽管它自称来自西部宁夏，实际上这家公司最早起源于深圳。这么做，主要是利用宁夏的上市额度，这和为了方便考大学，有人将户口迁移到西部省份或海南省是一样的（2006年就有一位清华大学生被查出而退学）。银广夏上市后，也像大多数上市公司那样，业务杂乱无章，做过软盘、牙膏、水泥、海洋特产、白酒、牛黄、活性炭、文化产业、房地产、葡萄酒和麻黄草等等。1998年，银广夏出现奇迹，它在天津的分公司与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津广夏每年出口农产品萃取产品800吨，金额超过5,000万马克。于是银广夏股价一路狂奔，2000年上涨了501.4%，位居中国股市涨幅第一。2001年 3月1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与诚信公司签订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这意味着公司未来三年内每年业绩将连续翻番。
银广夏的业绩在市场上一直备受争议，在中国也有同行从事萃取产品业务，但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媒体到处打探，最终在天津海关找到了关键证据: 天津广夏1999年的出口额是482万美元（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还不到银广夏所称的5,610万马克（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1／5，而且出口的货物中有2／3是牙膏，此外还有少量的亚麻籽油。
更要命的是，天津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称，银广夏2000年仅出口33,571美元，而2001年1-6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弥天大谎彻底破裂。试想，德国的合伙公司叫“诚信”，多有讽刺意味。
银广夏停牌一个月后复牌，创下了连续15个跌停板纪录，从30.79元／股一直跌到6.35元／股，下跌了80%。9月5日，证监会查明公司虚构利润 7.45亿元，公司总裁李有强被刑事拘留。2003年9月，李有强等人被判处2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万-8万元。
2001年是中国股市真正的转折之年，其中发生的大小事件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且章章精彩。在公众舆论、媒体、投资者和有识之人尤其是中国证监会的支持下，中国股市恶性发展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没有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事实上，2001年中国足坛也发生了地震。长期以来，中国足球业在所谓的市场化运行中早已腐烂，队员吸毒赌球，俱乐部为了升级而作假，已见怪不怪。由于升级失败，两支由浙江民营企业所有的俱乐部向足协申诉，认为至少相当一部分裁判已被收买，由裁判控制球赛的结果。浙江体肓局局长也站出来支持生产汽车的吉利和从事房地产的绿城的两位老板李书福、宋卫平，而且，他们成功地劝说了一位姓龚的裁判自首，应该说是形势大好。但这时中国足协官员却敷衍塞责，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局出人意料，只有那位龚裁判被绳之以法，几年后抑郁而死，其他任何人都未受触动，直至2006年，中国足球还是一片乱象。
对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这三位老同志来说，中国证监会主席是他们仕途的终点。但从第四任主席周小川开始，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周小川升任中央银行行长，实现了他做中国格林斯潘的梦想。第五任主席尚福林来自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也是个有为又懂得为官之道的人物。尽管我在写本书的时候，尚福林仍是中国证监会的主席，但这个位置和经历应该是他上升的一个中转站。
2004年2月1日，又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晚间七点播报了由国务院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有九条意见，俗称“国九条”。这种政策形式在中国股市史上还是首次，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它不似以往那样，采用发布直接利好措施来提升股市，只让市场亢奋几天就失去了兴趣。“国九条”是战略性的和纲领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不以为然的人也可以说它空洞无物），试图从整体上来统筹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国九条”中有一个新鲜的提法，将一个并不新鲜的老问题搬上了台面，那就是“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国古语有“朝三暮四”的说法，尽管把中国投资者比喻成被驯养人调教的猴子很不雅观，但事实上它确实还要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进一步而言，当年的“国有股减持”还不敢提“国有股流通”，现在索性是要让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轨了。
事实也证明，此后两年多的中国股市就是围绕着“股权分置”问题转的。
自2001年起，中国股市已持续了3年的熊市，人们以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牛市重临，于是大举建仓，看多市场，从1月份的1,600点以下一直做到 1,783点。但这只是熊市中的一个大反弹，就像一头冬眠的熊迷迷糊糊地走出树洞，看了看外面，仍是冰天雪地，便回转身再入树洞睡觉。熊市里的大反弹是最能迷惑人的，有许多已避开3年熊市的人，在这轮行情中惨败，2004年年底上证指数又收在1,266点，下跌幅度惊人。
引发反弹仓猝结束的大背景是4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膨胀，全年完成5.5万亿元，增长26.7%， 2004年一季度又增长了43%。最醒目的指标是2003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了92.6%和121.9%，2004年一季度分别增长了107.2% 和101.4%。投资膨胀又助长了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2003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已达20.8%，同比加快6.1%，新增贷款 1.78万亿元，已接近2002年全年的水平，而2004年一季度M2同比又增长了19.2%。1998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政策原本是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通缩，令人惊讶的是，它现在似乎拉动了全球经济。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因素”，与2000年时的“因特网”一样，成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原因，只不过一个是实物经济，另一个是虚拟经济。中央政府在4月25日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手段，严肃查处“铁本”违规建设钢铁项目。
这种做法让我联想到1993年宏观调控时的长城大案，尽管很多人早已忘了这件事，其实将它与“铁本”案做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宏观调控手法的进步与不足。
1993年3月“长城”案发时，我正在北京采访，发现那些平时能说会道的学者官员们都哑口无言，知道这事的厉害。“长城”是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的简称，公司的总裁叫沈太福，他从1992年6月到1993年3月，短短的10个月内在全国集资10多亿元（约合1.2亿美元），涉及上到中央干部下至普通百姓近20万人。最后，沈太福被枪决，支持他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处20年徒刑。
沈太福集资的项目是一个叫“调速电机”的发明专利，据说比普通电机节电20%-70%。从1989年长城公司成立到1992年5月，沈太福虽然只用了10 万元就买下了发明，但等到通过国家机电部鉴定，已欠下北京数家银行近5,000万元的贷款。在今天，沈太福可以找风险资本家投资，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于是沈太福在《技术合同法》里找到了融资的依据，那就是技术合同是可以转让的，“价款和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沈太福把整个专利拆开来卖，跟一个个出钱的人签合同，集资开发电机，出钱的人谁也拿不到专利，沈太福给他们的月息是2%，加上国家科委公开支持及大小媒体的鼓吹，长城在短短的20天里就集资了2,000万元之多。由于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国务院管辖下的同级部门，后者眼睁睁地看着全国老百姓把钱从国家银行往长城公司那儿搬。直到 1993年利息为9%的国债也发不出去，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在长城公司开始集资9个月以后，央行下达了制止长城非法集资的文件。
此时长城公司已将10亿元资金用去2亿，若按央行的要求还款，公司肯定得负债累累，沈太福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孤注一掷，决定把事情搞大，向法院状告央行，要求央行宣布整改文件无效，并赔偿损失1亿元。也许就是这个疯狂的举动要了沈太福的命。
10年后的铁本涉及的是超百亿元的项目。“铁本”的全名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老板戴国芳是个常州民营企业家，他早年回收废铁，加工卖掉，后来通过承包租赁濒临绝境的5家国有钢铁企业，赚到了第一桶金。1996年10月，戴国芳成立了铁本公司，到2003年，铁本的钢产量达到100万吨，年销售收入超过25亿元。同时，戴国芳被一份杂志估计身价有2.2亿元。
民营资本的天性就是扩张。2002年，戴国芳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内超过世界排名第五、产能2,000万吨的宝钢。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获得 9,400亩土地，成立了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子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2003年6月，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铁本临江钢铁基地项目正式展开，原来设计项目规模是200万吨，在各方面的鼓动下，最后变成了840万吨，实际投入105.9亿元。
活该铁本倒霉的是，2004年年初有两位新华社记者调查三农问题，偶然听到“常州有家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的说法，临时去搜寻，找到了铁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对此非常重视，2004年3月底，温家宝总理亲赴江苏，召来常州市领导听汇报，4月初，温家宝和前总理朱基亲临常州调查铁本问题。4月19日，戴国芳等人以偷税漏税的行为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两年后的2006年4月19日，戴国芳仍没有被法庭审理。
用一个人和一家公司的整顿事件来敲山震虎，这是一种成本较小的调控方式。几年前，在人们对富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影星刘晓庆因偷税漏税入狱。刘晓庆的个性不一定讨人喜欢，可她在这件事上却没有引起公愤（她不是因富有而讨人嫌），反而受人同情。铁本未经中央批准“滥用”国土资源圈地扰民固然违法，但戴国芳建钢厂未必不应该。
其实，中国的计划经济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换句话说，有些人总认为他们比别人理智聪明，有权来配置资源。不仅是负责审批的官员如是想，一些自以为有经验的企业家也有此病。在2004年中国汽车业还未起飞前，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了一档节目，请联想总裁柳传志等一批明星企业家评点浙江民企吉利老板李书福的 “造汽车梦”。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汽车业是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没有产业经验的李书福没必要去做。李书福也很可爱，嘴巴说不过这批所谓的“企业家”，但他执着地坚持一句话：“我就是要做汽车。”观众本来对李书福有些怀疑，但一对比这个场面，都认为李书福更具备企业家精神。后来，吉利汽车远销海外。最近上海也打算生产自有品牌的汽车了，比起吉利，上海汽车产业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他们就是担心自不量力，直到吉利成功后，才恍然大悟。我们的审批人士经常挂在口上的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水平不够，但谁也没想到，当年回收废铁的戴国芳已经建起了一个产能100万吨的钢铁工厂。同样，彩电大王的长虹是最后一家获得引进彩电生产线的厂家，冰箱业龙头科龙也是最后一家允许生产冰箱的厂家。最后一家，其实也就是努力争取得来的“准生证”。除了市场之外，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企业能否成功以及企业家的才能如何。
在铁本事件方面，它受到了两方面的歧视。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和外资。宝钢股份在2004年4月曾明确表示近期不再融资，但4个月后又增发50亿股合计280 亿元新股，用于公司整体上市。而早在4月22日，也就是戴国芳被捕3天后，与常州仅距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内，投资17亿元的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却开业了，该公司的总裁递交申请材料后的7个工作日内就拿到了园区颁发的营业执照，顺利得简直让国人发疯。另一方面，与铁本同是典型同是民营企业的宁波建龙却化险为夷。位于浙江省的宁波建龙投资12亿美元和年产600万吨的钢铁项目也是未经国家批准，且采取了与铁本极为相似的操作模式，而且早在2003年年底和2004年2月初，国家有关部门已到建龙调查，但迟迟未见结论。最终还是在“铁本事件“的三周后，由中央电视台率先报道了该事件。宁波建龙的背后是民企富豪郭广昌，显然，郭广昌要比戴国芳有办法得多，最有幽默感的是，在“铁本事件”两周年左右，被责令停工的宁波建龙又上马了。
“铁本事件”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因为前文在叙述1996年中央与深沪地方政府股市博弈中已有所提及。中央要干预和调控地方，是担心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的政绩，不惜制造泡沫，然后由银行买单，四大行坏账累累就是明证。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套用一句老话，用 GDP增长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绩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可能是最好的硬指标。
导致2004年春天股市暴跌的另一个主因是头号庄家德隆集团的垮台，虽然市场对它的失败早就有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2001年中科创业庄家出事后，人们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德隆身上，各种媒体舆论都试图寻找突破口，给予德隆致命一击。其实，庄家操纵股价的模式已经非常清晰，做高股价进行质押融资然后继续操纵股价再质押融资，循环往复，这种模式只是理想，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做是需要资金成本的，而且成本会越来越大，如果内在系统没有创造出与成本相匹配的价值，它一定会崩溃。
尽管谁都知道德隆在做违法和危及金融系统的事，可谁都动不了它，银行照样贷款给它，并听任它把触角伸向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银行，通过上市公司的互相担保、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资金，继续走着它的不归路。
到2002年，几乎所有的庄股都奄奄一息了，只有德隆系的上市公司股价逆市而行，与此同时，唐氏兄弟中的唐万里还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次对德隆集团作出了政治肯定。另一方面，德隆发动财经公关机器，请了大量世界著名的策划管理咨询公司为它包装，花了不少银子。有意思的是，有个博士先写了一本美化德隆的书，德隆出事后，又写了一本有关德隆内幕的书，大发横财。
其实，德隆内部早已岌岌可危，除了当家人唐万新之外，所有的内部人都觉得应该收手，承认失败。但唐万新一意孤行，他认为只有不断做大，大到让国家都没法收拾的地步，德隆反而更安全。这可能就是唐万新的“智慧”吧，当一个人的牛皮吹到超出旁人的日常经验时，反而让人觉得可信。德隆的最大卖点是自称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整合行业，而且不是整合某个行业，是承担国家“发改委”的功能，整合许多行业。我们可以看看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是怎么搞的。
新疆屯河要整合四个产业——番茄、果汁、制糖和水泥。公司的番茄生产能力超过24万吨，产能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但到底产生了多少利润，公司从未披露过。也就是说，番茄产业是为新疆地区的就业作出社会贡献。关于果汁行业，公司曾与业内最有名的汇源果汁合资，并占51%的股份，却没有实际控制住企业，还是由汇源方面的管理层说了算，2003年，合资公司失败。公司进入制糖业是在2002年，及至德隆崩塌，还看不出什么效果。
新疆屯河在水泥行业的拓展最为成功，不过不是整合，而是将它收购的新疆第一大水泥上市公司天山股份当成了提款机。据中国证监会的调查，虽然新疆屯河在 2003年7月才获准收购天山股份，但早在1999年3月，天山股份以表外立账等方式与德隆系发生委托理财等关系，一边隐瞒利润，一边为德隆提供资金，及至事发，已达20亿元。
事实上，唐万新这个想模仿19世纪末摩根财团整合铁路等行业的狂人，后期只不过成了一个融资员罢了。在检察机关讯问唐万新的笔录中，唐万新自称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发生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证券营业部等事件。为了应付危机，唐万新等人每天都要开“头寸会”，根据每天现有的“头寸” （所有的下属金融机构的日现金余额的总和）排列解决危机的顺序，各金融机构能够解决的兑付危机占业务量的80%左右，剩余的就报到“头寸会”上来解决。到了2003年10月以后，德隆所控制的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新的资金进账，唐万新就调德隆产业和银行的资金或者向朋友借款来应付兑付危机。
到危机爆发时，德隆系总负债高达570亿元，其中金融企业负债340亿元（200多亿元未兑现），实业企业负债230亿元(包括银行贷款及担保167亿元)。仅德隆系控股的德恒证券一家，就以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的方式，向413家单位和772名个人吸收资金208.9亿元，至案发时尚有68亿元未兑付。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德隆明目张胆地挑战法规，无人敢管，最后只有“自我爆炸”。2004年4月13日的股市上，合金投资跌停；4月16日，9点30分股市开盘，40分钟后，新疆屯河跌停；同日10点35分，湘火炬跌停; 10点45分，合金投资再次跌停。人们终于看到德隆崩溃的一天。到了2004年6月30日，湘火炬从1月30日的15.31元/股跌到3.33元/股；新疆屯河从1月30日的14.42元/股跌到3.30元/股；合金投资从3月31日的26.95元/股跌到4.36元/股。
唐万新于2004年12月17日被拘捕，同时被捕的还包括德隆的60余名员工。2006年春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唐万新仍认为他是在向股神巴菲特学习，集中持有股份。是的，巴菲特曾集中持有可口可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可口可乐的业绩不断上升，股价也持续上升。而德隆集中持有新疆屯河等股票，公司的业绩根本就不行，于是，庄家唐万新只能靠自己来划出一条持续上升的价格线。巴菲特的集中投资是在创造价值，而唐万新的长庄是在毁灭价值，完全是两码事。
2004年8月，由专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德隆，与此同时，央行注资德隆，资金多少没有确切的说法，170亿元或73亿元都有。央行巨资援救一家民企，这还是第一次。
在特种民企德隆的崩溃声中，2004年6月28日，新和成等8家民企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标志着中小企业板市场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原来叫创业板市场， 2000年准备开业，所以深圳交易所在2000年9月就停止上市新股，中国证监会有将上海定位为主板主场和将深圳定位为创业板市场的意图。没想到股市风云突变，市场越来越乱，2001年11月7日，朱基总理在文莱表示，吸取香港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经验，把主板市场整顿好后再推出创业板市场，在证券市场未整理之前，如果贸然推出创业板市场，担心会重复出现主板市场的错误和弱点。这番话确有先见之明。世界股市真正成功的创业板市场只有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香港的创业板市场自创立以来就浑浑噩噩，成交低迷。我当时也提出，中国的主板市场就是创业板，风险大，收益却很低，很难想象再搞一个比主板风险还要大的市场，会如何是好。不过，迟迟未开创业板市场的深交所却因此不能上新主板上市公司，变得日益边缘化。2004年的中小企业板市场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8家中小企业上市后第一天，就创造了不少亿万富翁，仅德豪润达一家公司就有4位，而大激光董事长高云峰以17.4亿元位居榜首。
但就在十个交易日后，8只新股中的江苏琼花发布公告，说它上市前隐瞒了三笔金额合计为3，555万元的国债投资，其中一家接受委托的机构德隆系的德恒证券已出现信用危机，不知能否收回投资，等等。市场一片哗然，消息传出的当天，江苏琼花股价大跌6.75%，并拖累中小企业板整体走低。这种事在主板市场屡见不鲜，但毕竟是众目睽睽的中小企业板啊。6天后，中国证监会以惊人的速度表态，要对江苏琼花立案稽查，并对保荐人进行处理。11月3日，江苏琼花的正副总经理辞职。
2005年春天的中国股市满目疮痍，五年的熊市让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了七、八成市值，尽管上证指数跌了五成，证券公司被大批托管，相当数量的私募基金灰飞烟灭，庄家们也损失惨重，抓的抓，逃的逃，只有共同基金元气尚在，主要在一些大型蓝筹股里互相抱团，取暖过冬。
中国的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此时发挥了作用。既然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出台什么利空市场的政策对社会稳定不稳定也就那么回事了。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终于说服了国务院，开始宣布要从根子上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
中国证监会征求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案据说有几千种，但最终发现面对千差万别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根本不可能找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政府终于明白，千千万万个投资者和市场主体要比他们更为聪明，说得更准确些，仅在这个问题上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终于让证监会失去信心，把股权分置这个难题推向市场来解决。
让人感慨的是，中国证监会最后还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人们还是接到通知，要注意和控制这个利好消息发布后股价暴涨所产生的影响。而市场中人听到这个通知后却是哭笑不得，这好比最寒冷的严冬到来时，却让人们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就走远了。2005年4月29日，上证指数收盘是1,159点，到了2005 年6月6日，正在执行第一批解决股权分置（以下简称“股改”）试点的公司在网络投票时，上证指数跌穿千点，最低为998点。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股市环境救了自作聪明的证监会，市场早已到了具有投资价值的底部，“股改”的宣布又让它过度暴跌了一把，但力量已经有限了。
由于已停止融资，从2005年到2006上半年，中国股市中几乎所有的人和机构都在忙着一件事，围绕着股改运动。真的，它是一场运动。
股改的核心就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赎买流通权，俗称“补偿”。宝钢的独立董事单建伟在媒体上发文，抗议这种不合理“补偿”，企图影响中央政策。但人们很快发现，单建伟是入主深发展银行的美国私募基金新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他心疼自己刚投入深发展的钱贴给了流通股东。事实上，股改的补偿对象是A股股东，而不是B股和H股股东，这就很说明问题，非流通股不在B股和H股两个市场流通，不会因为供应量的增大影响它们的股价。
股改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当年的土地改革，中小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过去非流通股股东占 2/3的情况下，不要说中小股东，连机构也奈何不得上市公司。两年前，招商银行因发行可转债，惹来众多基金和券商的强烈反对，最后还不是乖乖服输啊。这次不同了，非流通股股东是“索赔”对像，没有表决权，同意不同意流通，完全由流通股股东决定，按规则，必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通过。
参加第一批试点的四家公司中，至少有两家还不适应这种流通股股东享有民主决定权方式，“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号称“湖南首富”的梁稳根2005年5月14 日约见媒体时，抛出了“大猪拱食小猪别闹”即著名的“猪论”：“一头大猪带着一群小猪，墙上挂着一桶猪食，如果大猪不把猪食拱下来，小猪就一点都没得吃。现在，大猪将猪食拱下来了，一群小猪就开始闹意见，要求得到更多，这怎么行？”
怎么不行，人们愤怒了。梁稳根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非流通股股东表功，他似乎在为所有股东的利益服务。但包括梁稳根自己，谁都明白非流通股股东才是这次股改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在过去，人们再怎么表示愤怒，梁稳根都可以毫不在乎，但这次他不仅让手下数次道歉，而且“大猪”修改了补偿方案，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案是10股送3.5股和8元现金。
清华同方的方案是每10股送3.56股，比其他两家(金牛能源每10股送2.5股、紫江企业每10股送3股)要好。而且，以后的股改对价支付方案也证明只要高于每10股送3股的水平，一般中小股东都能接受。但清华同方却成为四家股改公司中唯一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因为流通股股东赞成比例只有61.91%。
清华同方的股改失败给了后来者许多经验。首先，有基金等机构持有大量流通股的上市公司较易通过，在三一重工和紫江企业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基金持股分别占整个流通股的25%和15%，而清华同方只有4.5%左右。所以，梁稳根的“猪论”并不影响三一重工以93.41%的高票通过。其次，也有比清华同方流通股股东更为分散的上市公司，但清华同方是历史上被炒作得离谱的高科技股，历史最高价一度接近72元/股，最高复权价位高达200元/股，而目前的价位只有10元/股左右，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又不见起色，投资者对清华同方的对价要求就比较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股民要求清华同方修改方案时，后者自恃对价已送得够高了，拒不同意，结果失败。以后的上市公司学聪明了，股改时宣布第一次对价方案时早已为修改预留了空间，然后一定会修改一次，态度很好，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为了股改成功，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手段向流通股股东拜票。拜票这个术语是描述民选候选人如何向选民拉票，但用在这里也是很贴切的。不过，股改的上市公司在向股民拜票时，有时会按每股多少钱向证券营业部购买赞成票，这就是“贿选”了。上市公司的对价方案也是五花八门，各自表述。常用的是送股和派现金的方式，这也就是前四家试点的模式。在第二批42家试点公司中，有34家推出了送股方案，占80.95%，其中最高的每10股可以送5股，最少的是每 10股送1股。派现一般是配合送股，也有上市公司采用缩股和送权证，但不多。
除了这些送股派现外，有些上市公司还有辅助条款，如中国证监会本来要求股改的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12个月内不交易或者转让，有的股改公司就延长禁售期，从24个月到几年不等。又如中国证监会规定，在禁售期满后，非流通股股东应承诺，出售股份的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个月内不超过10%，有些公司就承诺，在禁售期满后，在一定期间内保证最低持股比例。还有的如宝钢集团承诺旗下的宝钢股份价格如低于4.53元/股，前者将累计投入不超过20亿元的资金增持流通股，这个承诺变成了投资者大批套现的靶子，宝钢集团用完了20亿元，股价还是跌破了4.53元/股。
股改是一场运动，既然是运动，就是一个大萝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例如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也随之出台，从目前的个案看，管理层设计的奖励目标让我们这些外行都跃跃欲试，说得偏激些，哪怕是个傻子，也能拿到激励，只不过是多少而已。
到了2006年春天，参加股改的市值已超过60%，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却只有10家，主要是与流通股中的较大持有者的谈判没成功，这些对手往往是基金和被套的小庄家。最有趣的是，金丰投资套住一位专写改革的名作家周梅森，而且套得不少，周梅森奋笔疾书，写了类似《我控诉》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当然黄了。
接下来的股改会越来越难，因为前面的上市公司有把握才会进行股改，后面的公司就是有各种困难的了。少部分未股改的公司有何结局，在2006年春天还不是很清楚。
毕竟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说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是万恶之源，现在快要解决了，它真的那么神奇吗？
我不这么看。中国股市早就有全流通的股票，如我们本章最开头提及的上海股市“老八股”中的大多数股票，但谁也没去研究没有股权分置，它们究竟有多么好。
中国股市，仍是雾里看花。
第三章 中国上市公司面临之局面
第一节 中国股市中的民营企业
(三)严介和的大起大落
一个外国人要么不了解中国，一旦了解，可能比中国人还要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叫胡润的英国会计师到中国搞了个《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迎合了大众的窥视欲，因此大红大紫。几年后，胡润离开了《福布斯》，先是与《欧洲货币》合作了一阵子，最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品牌的“胡润排行榜”。胡润深知排行榜是否客观和真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炒作和耸人听闻。
2005年的胡润排行榜第二位中国富豪是严介和，资产为125亿元。2004年，他在排行榜上以15亿元名列第66位，财富在一年之间翻了8倍，成了一匹黑马。
严介和暴露于公众面前是在2003年11月，他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旗下的中山路桥公司收购了江苏南通上市公司ST纵横。ST纵横的前身是南通机床， 1994年4月，该公司发行2,000万A股，成为南通市第一家上市公司。南通机床曾是中国股市上红极一时的大牛股，但后来被人发现虚构2000年合并报表利润7,762.4万元、连续三年亏损等问题， 2003年4月被迫暂停上市。2004年11月15日，ST纵横重组成功，在上交所恢复上市。
太平洋进入ST纵横后，5个月内连续换了三任总经理。这不稀奇，稀奇的是严介和对媒体说，他料事如神，早在进入ST纵横的第一天就明确宣布“5个月要换三任总经理”，即派所谓的改革派、稳定派和发展派三种风格的总经理去ST纵横烧三把火——猛火、温火和恒火。如果是真的话，这些总经理更像是冲锋陷阵的敢死队队长。
国际纵横是太平洋并购的第27家江苏国企，据称它整合了40亿元国有不良资产，承担了17.8亿元企业债务，偿还了3.6亿元陈欠的职工工资。在 2004年4月6日的南京大报《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套红刊登的太平洋集团报道中，严介和自称2003年集团总产值增长1,360%，达到152亿元，效益增幅达900%。具体而言，该集团除了一家公司完成了960%之外，其他公司的增幅全部超过1,000%。
尽管愚人节刚过去5天，有点常识的人也许会认为《新华日报》排错了版面，这应该是4月1日的内容。
2005年7月9日，深交所上市公司华意压缩发布公告，江西景德镇国资部门已将公司委托给太平洋集团经营管理。7月12日，媒体曝出了重大新闻，严介和告诉媒体，他7月份要收购包括华意压缩在内的6家上市公司。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华意压缩仅仅是太平洋集团与景德镇政府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太平洋在获得景德镇的基建合同的同时，还收购了景德镇另外7家国有企业的资产，资产总值74.2亿元，严介和将分批付款，首批付款为总价的五分之一。在江西景德镇，7月 1日严介和又立下誓言，太平洋集团将用18个月时间，着重在陶瓷改制、扩大增量和现有规模上翻10倍。又是一个1,000%，严介和似乎偏爱10倍速率，对完成的时间却不在意，一年和一年半都可以。
据说，7月1日太平洋有200个“高层”去了景德镇，在那儿召开了集团董事局扩大会议，“30多辆豪华车队一字排开，警车开道，浩浩荡荡”。
严介和还告诉媒体，7月下旬他要去吉林省收购国有企业资产包，总资产将在300亿元以上（事实上，是价值150亿元的8家吉林省国有企业）。
根据华意压缩的公告，太平洋建设集团总资产24亿元，净资产12亿元。太平洋集团从事的是BT项目。BT是Build Transfer 的缩写，意为“建设-移交”，它是人们熟知的BOT（建设-经营-移交）的一种变体，是指一个项目的运作通过项目管理公司总承包后，由承包方垫资进行建设，建设验收完毕再移交给项目业主。这就意味着，太平洋从事BT项目，它必须承担前期工程建设费用。严介和的BT项目总订单据称有2,700亿元，太平洋集团仅有12亿元的净资产，哪来这么多垫付资金？现在严介和又要双管齐下，收购景德镇、吉林两个巨额资产包，钱从何来？严介和对收购金的解释是公司的自有资金与境外银行贷款（如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
这种解释与格林柯尔的顾雏军一样神秘莫测，在媒体的质疑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下，吉林省政府和江西景德镇政府迅速终止了与严介和的合作。
严介和收购6家上市公司未成（其他5家公司的名称一直不清楚），ST纵横也让人颇不以为然。尽管2004年ST纵横每股盈利0.02元，从而恢复上市，但其主业盈利能力并不像严介和所说的那样得到明显的改善。其主要盈利来源是太平洋置入的工程公司，给ST纵横带来2,500万多元的净利润。从总体上说，ST纵横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
2005年11月4日，不依不饶的媒体亲赴南京，调查的结果是太平洋集团2004年的营业收入仅19亿元，资产总额只有10亿元，净资产不到8亿元，税后利润不到3亿元。即便这份2004年度太平洋集团的《公司年检报告书》也遭到2005年上半年离开公司的高管蔡汉东的怀疑：“公司的财务情况只有严介和最清楚，我怀疑（太平洋的）任何财务数字。”媒体上所言的这位高管“蔡汉东”与2004年9月15日上任的太平洋集团新总裁“蔡树东”只有一字之差，蔡树东原是江苏省南通市经贸委主任，被严介和挖来接替他担任总裁。然而不到一年时间的2005年7月1日，严介和免去了蔡树东的总裁一职，同时还免去了分管人事、财务的副总裁翟天宏与总会计师孔祥飞。
有一本为严介和歌功颂德的书籍《深深太平洋》的作者也承认集团高层的巨大动荡。2004年1月1日，太平洋董事局扩大会议主席台上坐着严介和、宋晓华、孙斌和史建平四个人，到了2005年7月1日时，主席台人员扩充了9名，但1年半前的那三位全不见了。更有意思的是，2005年1月1日主席台上有 13名成员，半年后其中有7个人也不见了。这种变化，倒令人有点10倍速率的感觉。
《深深太平洋》中还有一段对严介和的状态描写，也很精彩：“2004年4月的一天，严从盐城到镇江再回到自己办公室，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在办公室里，严一言不发，来回踱着步，我很少见到他有这样的举动。他慢慢走近鱼缸柱，围着圆圆的大柱，凝视圆柱里的海水和里面慢慢悠悠的海鱼，他突然‘呼！’大吼一声，‘呼’再吼一声，吓得柱内的鱼儿到处乱窜。看这神情，我能感受出他当时迸发出的那种压抑的心情。”
据说，严介和平时压力很大的时候，还靠舞石锁来缓解情绪。一次在北京接受采访中，他竟拿起60斤的石锁，当场向半空中抛掷，表演了一番。
媒体又报道说，2004年年底，太平洋集团只有6,0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到了2005年4、5月份资金最紧张的时候，集团内部甚至传言，连水电费都要拖欠，高管们个个回家凑上几十万元，偿还银行的贷款。
据太平洋的离职员工介绍，严介和收购二、三十家亏损的国有企业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太平洋集团的部分下属分公司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收购企业是为了融资，这在ST纵横得到了部分验证，2003年年底公司长短期债务总额为5.5亿元左右，但到2005年中期，债务总额急升至8.36亿元，增加了近3亿元。
媒体发现，1995年年底，中学代课教师出身的严介和以3,800万元的机械设备发票与另一位股东组建了江苏太平洋工程有限公司，于是，严介和被媒体称为“发票创业”。
妙不可言的是，《深深太平洋》的作者无意中透露，在此之前，当时还是建筑包工头的严介和“向银行借债购买了3,000多万元具备国内先进水平的公路施工设备”，也就是说，严介和的“发票股本”也是负债而来。
严介和的能力就在这儿，他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融资——负债买设备的发票；市政工程项目；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以及上市公司。认识严介和的人都说他的融资能力比一般企业强得多。严介和坦承，他经常帮助政府融资还钱乃至替政府担保，太平洋的“信用”比政府还好，至少可以相媲美，不简单啊。
太平洋集团与内蒙古某市签署的建设市政基础工程的一份合同显示，太平洋承诺在5年内出资50亿元，该市市政府则在验收移交之后的5年之内分批将工程建设款还给太平洋。此外，该市政府还要按银行同期利率的50%给太平洋支付建设时的垫资利息。
严介和一直避而不谈他的真正融资渠道，只说是自有资金和外资银行，却不承认是从国内银行借贷而来这么一个简单的常识。前几年，格林柯尔的顾雏军也一直回避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但经香港学者郎咸平质疑，银行开始收紧信贷，顾雏军恼羞成怒，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郎咸平身上。但顾雏军最惊人的一句话不就是“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吗？只是由于郎咸平的质疑，让那些原本借贷给顾雏军的人感到自身难保，才赶紧溜之大吉。如果顾雏军的资信没什么问题，银行是没必要这么紧张的。
银行紧张什么？紧张的是怕重蹈2003年中银香港的CEO刘金宝的覆辙，因违规贷款给“上海首富”周正毅超过36亿元而被捕（详见第一章）。
在周正毅事发前，我跟熟知周的上海朋友讨论过他为何在香港媒体上频频“失言”，朋友们也都大惑不解，一位朋友怀疑周正毅是否得了什么绝症，让他一吐为快？真的，我们无比严肃地讨论周正毅，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后来，我观察到华晨的仰融、德隆的唐万新、格林柯尔的顾雏军以及这位可爱的严介和在媒体公众面前的“大放厥词”，明白啦。他们是另一条战线上的“能人”和“天才”，却无法适应公众空间。正如二战中的美国将军巴顿是个战争天才，一旦二战结束，和平来临，巴顿频频失言，成了可能挑起美苏冲突的祸首。远东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却没有像巴顿那样很快去世，成为挑起没有必要的中美朝鲜冲突的主要人物，最后被杜鲁门总统撤职了事。巴顿和麦克阿瑟都是优秀的战争机器，但过度的专业化使他们在另一个环境下成了“低能儿”。仰融、唐万新、顾雏军和严介和，他们都是 “融资机器”，一旦与融资无关，在一个健康哪怕是亚健康的市场经济中经营企业，他们立刻会原形毕露。
2006年4月29日，ST纵横宣布2005年亏损，每股收益为-0.09元，2006年一季度继续亏损400多万元。2007年1月12日，ST纵横公告严介和出局，2006年该公司仍亏损8,000万元。这时的严介和却对媒体说，从法律上讲，太平洋从来就不是ST纵横的股东，是以托管的形式管了3 年。而早在2006年5月，严介和辞去太平洋董事局主席一职，成了上海苏商集团董事局主席，办公地点也从江苏南京迁到了上海。当年，四川托普的宋如华和新疆德隆的唐万新最后都搬到了上海，以为这个国际大都市会给他们更多的融资空间，但还是以失败告终。2006年2月初，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制订了《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似乎就是针对严介和之流而来的，他曾利用不少地方政府急于改变城市面貌又苦于暂时缺少资金的心态，为他们垫资建设。现在，严介和已无法再用这种方式融资了。
其实，严介和能与地方政府打得如此火热，和中国各城市为修路欠下了沉重的预算外债务有关。正如2006年6月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由于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借贷，中国也没有市政债券市场，因此地方政府筹资主要靠出售土地，或是通过政府所有的市政设施开发公司间接借贷，市政设施开发公司主要承建道路、地铁等项目。总之，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很窄，但资金需求增长却十分迅速，预算外资金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例如，2005年中国新修公路 129,748公里，其中只有6,457公里属于中央政府出资建造的高速公路，其他均由各地地方政府承担建造费用。
严介和还称自己再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富豪榜上，因为他只保留了太平洋集团10%的股权，到时候也只有十几亿元的财富，其他都捐给管理层和员工了。 2007年年初，严介和介绍太平洋集团的结构真比太平洋还要缥缈。集团下面分为投资、工程和工业三大非法人集团，再由三大非法人集团管理旗下苏商、沪商、粤商、渝商、京商和龙商等六大区域性集团。而这六个区域集团又主要靠30多个管理者来维系，每个集团5个代表。2005年，严介和提出打造“111财富工程”，即到2010年在太平洋塑造100个上亿的富豪、1,000个上千万的富翁、10,000个上百万的富商。而我衷心希望2010年的严介和还是亿万富豪，“生产”其他富豪还是免了吧。在此之前，严介和宣称“2008年退休，开办一所商学院，自己做企业家教练”。想做严介和的学生，恐怕得知道是他如何面试新人的，他们要和严介和吃一顿饭，从头到尾都得听“严主席”讲他的企业思想和企业文化。你得会喝酒，而且最好是喝醉。据说，严介和从三国的诸葛亮那里学到了“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人一醉了，什么本性都暴露了嘛。够了吧，不行，你们还得与严介和去卡拉OK，玩什么？玩骰子。严介和自称走南闯北从未输过，掷骰子喝酒，最厉害的一次在深圳一晚上放倒了七位“骰王”，其中一个还倒在洗手间里。严介和的理论是，喝酒是考察性格，掷骰子是考察智商。
严介和的经商与人生技巧也许很多来自于掷骰子，比如手里一手烂牌，却照样虚张声势，让人莫名所以，可惜它们比较适合卡拉OK房和赌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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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9 1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