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如隔世，这个最值得珍惜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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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货币上，也印着“我们相信上帝”这样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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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货币上，也印着“我们相信上帝”这样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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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货币上，也印着“我们相信上D”这样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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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货币上，也印着“我们相信上D”这样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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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凯南和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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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预测和盲目的希望中，有一些愿望的成分，但也有知识的问题。黎巴嫩冲突的演变显然是不可预测的，但人们理解事件发展所用的推理显示出一个事实：几乎所有关心事态发展的人似乎都确信自己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每一天都发生着完全出乎他们预料的事情，但他们就是认识不到自己没有预测到这些事。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本来应该被认为是疯狂的，但在事情发生之后，看上去就没那么疯狂。这种事后合理性在表面上降低了事件的稀有性，并使事件看上去具有可理解性。我后来在人们对商业成功和金融市场的理解中看到了完全一样的假想理解。

chenyoung

历史不会爬行，只会跳跃

后来，在整理关于如何理解随机事件的思路并回忆这些事时，我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头脑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释机器，能够从几乎所有事物中分析出道理，能够对各种各样的现象罗列出各种解释，并且通常不能接受某件事是不可预测的想法。这些战时事件是不可解释的，但聪明的人们以为他们能够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在事后。而且，提供解释的人越聪明，解释越空洞。更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解释看上去在逻辑上还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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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需要，历经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任政府对其实践认识的升华，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也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因此，在冷战结束后，人权更进一步被看作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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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斯基写过一本名叫《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的书。书中宣扬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自由社会”，一个是“恐惧社会”


据说，布什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拿到该书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后对本书阐述的观点大加称赞：“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这家伙可是个英雄人物，这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夏兰斯基还被邀请到白宫做客，布什也把此书推荐给国务卿赖斯，以至这本书在白宫和美国政界军界迅速走红。这使美国的政治家们颇有一种迷航之舟得到罗盘的感觉，使懵懵懂懂的单边主义乱闯一下子获得了“精神的指导”和“震动后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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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该书后，布什还立刻对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做了修改。2005年1月20日，布什在仅有20分钟的第二任期就职演讲中就塞进了40多个“民主”、“自由理念”、“民主权利”、“自由世界”等字眼。他说：“我们已明了自身的弱点，我们也深知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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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常识的指引和历史的教诲，得出如下结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有鉴于此，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那些面对着压制、监狱和流放的民主变革的参与者应该知道，美国知道你们的潜力：你们是自由国家未来的领袖。”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以民主、自由、人权作武器，仅花费了46亿美元，便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成功改造”中亚三国的实践，使得美国更加重视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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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动身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在泰国曼谷就美国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态度发表讲话时说：“我已通过明确、坦率和一贯的方式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高度关注宗教自由和人权”，“美国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享有基本自由，这是全体人类的天赋权利”，“我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最终会要求交流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因特网上自由交流思想”，“最终，只有中国才能决定它将走什么样的道路。美国及其伙伴采取现实的态度，为各种可能性作好准备”。

    美国等西方国家拚命对外推销其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观念，说到底，仍然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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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其后20年(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1948年，全球国际储备为478亿美元，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前的1970年增长到932亿美元，22年间年均增长3％。从1971年初的932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64892亿美元，其间37年增长约70倍，年均增长12％。而与此同时，全球GDF仅增长16倍。过去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40年印刷总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倍之多。面额为100美元的一张纸钞过去印刷成本为3美分，现在为6美分。美国用3美分或6美分的成本，到海外购买100美元的东西，发展中国家拿到这100美元，还舍不得花掉，往往又反存到美国。自199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达3000多亿美元，而2006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亿美元；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而从2008年10月开始的2009财年预算赤字将高达482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长期以来能够张着大嘴吃世界的根本奥妙。美国当局总是把这一现象解释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以进一步维持他们金融帝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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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他们所鼓吹的民主及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也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贫富的极端悬殊与国家民族的分裂。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短短10多年，翻了4倍多。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通过民主及自由、人权与新自由主义等手段，最终弱化第三世界国家，是西方强国最基本的战略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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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该关注共性的时候，人类错误地关注着特性，反之亦然。？

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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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采用的空手(美元)套白狼(物美价廉的商品)的战略，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如此下去，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这一恶性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运转。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人民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从2008年9月开始的美国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现在不正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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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  
2009年02月06日 07:59:56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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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大旗。关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经常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等。且不说这些是不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仅就西方竭力甚至强行在当今世界推销，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更要打一个问号。

      
一、从东西方关系看普世价值

    1840年，西方凭借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东西方也进入了全面交流时代。在这此后的100多年间，西方在东西方关系上一直是处于支配地位，对中国更是极尽掠夺和欺凌之能事。甚至即使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西方的盟友和战胜国，也仍然无法避免西方对中国利益的侵占和出卖。众所周知，一战后，西方主导的“巴黎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二战后，英国和美国更联手瞒着中国把东北利益出卖给苏联，英国甚至继续蛮横占据香港，拒绝交还中国。当面对这种只追求自身利益、毫无诚信而言的西方所推销的东西时，怎么可能让中国人相信是为了中国好呢？退一万步讲，即使这次西方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中国鉴于过往惨痛的历史，本着“吃一堑长一智”的古训，怎么可能毫无戒备地接受呢？

    其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世界日益成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当面对经济危机时，还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即便如此，当中石油于2005年收购美国一家陷入困境、规模也并不大的石油公司时——这是一件买卖双方都无异议、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商务活动，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却横加干涉，强力反对，认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国家安全。一件单纯的商务交易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美国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何以西方当做价值核心的普世价值却没来由地大方得很，不但积极推销，甚至还要强买强卖。这和中国购买美国石油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实在令人犯思量。难道石油公司比普世价值更重要？所以才导致西方宁可把普世价值推销甚至是免费送给中国，也要把石油公司留在手里甚至继续亏损也无妨？当然，如果从纯商务角度看，美国除了不卖给中国石油公司、高科技和先进军事装备，有一样东西是向中国大力推销的，而且是由美国的财长亲自到中国来推销，这就是美国的“两房”债券，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毒债券”。至于后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西方你不能怪中国对你的积极推销抱怀疑态度，甚至拒之于千里之外。毕竟，万一普世价值是两房债券，什么时候中国就毁在这上面也未可知。

    最为可疑的是英国。“民主国家”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就是不给香港人民民主权利。但就在中英双方签订香港回归的协定后，英国人突然对香港的民主热心起来，主动要推进香港的民主。显然，如果香港实行民主对英国有利的话，英国早就让香港民主化了。而当香港回归中国不可避免的时候，英国人才恍然大悟突然要搞民主，不惜违反中英两国所签协议的有关规定，不惜得罪中国，其司马昭之心就路人皆知了。于是乎，国际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个西方眼里不民主的中国，仅仅在收回香港十年后，就释法推动香港特首直选；而一个西方眼里民主的英国，在统治香港150多年间，居然一直拒绝在香港实行民主！当然，这件事上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可疑。为何英国统治香港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实行民主？

    最后，在西方眼里，西藏是人权问题，台湾是人权问题，俄罗斯的车臣是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也是人权问题。然而，何以西班牙对巴斯克大开杀戒不是人权问题，土耳其派军越境到伊拉克清剿库尔德人也不是人权问题，英国在北爱尔兰滥杀无辜还不是人权问题，魁北克被加拿大联邦取消公投权利仍然不是人权问题？就只因为他们是北约成员，是西方的一分子？！

    从东西方160年历史看，西方主动式、强迫式地向中国推销的东西确实不少：初期有鸦片、治外法权、租界，现在则有“两房”债券和普世价值。前几样，已证明是毒害或损害中国，只有普世价值还待确认，也许已经吸取了众多经验教训的中国人民，已经不会再给西方一次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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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楼主天天看这样的文章,还不明白,就可以去进政治幼儿园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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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民主与自由、人权、平等的关系看普世价值

    如果我们再回到西方极力推崇的普世价值本身，即捆绑在一起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仍然令人疑惑丛生。因为从西方民主国家300多年的历史来看，至少民主和自由、人权、平等并没有天生的必然关系，甚至是毫无关系。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但这个制度建立后却并没有带给人民自由、平等和人权。对内采用残酷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同时立法禁止失地的农民乞讨——连乞讨的自由都被剥夺——只能被迫成为新生的工人阶级，在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环境下每日工作12至18个小时，所得甚少。更别说政治上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这个时候的英国民众可以说是完全的无人权、无自由状态。对外则通过殖民掠夺、武力扩张、贩卖黑奴积累了庞大的肮脏财富。当爱尔兰被强行并入英国后，发生严重的饥荒，英国不但不救助，而且阻止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在灾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大量向外输出粮食。在长达200多年的时期，英国人民别说什么人权，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威胁。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下层民众的强烈抗争，“民主制度”下的英国才慢慢不得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扩大选举的范围——从过去的贵族、有产者向城市男性劳动者、农村男性劳动者和女性扩展。英国妇女作为最后一个得到选举权利的群体，是在付出暴力、绝食、自杀等代价以及在一战时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后才得到的。瑞士则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给予女性投票权，实现了西方所宣扬的普选。

    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革命中诞生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响彻云霄。然而，推翻了王室、僧侣和贵族统治的资产阶级，立即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曾同为第三等级的下层人民转而成为被**和盘剥的对象。当然，和英国一样，在100多年过后，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的暴力反抗，这些民主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建立保障体系，扩大选举权，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模样。

    美国独立时喊得最响的就是“人人平等”。然而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众多开国之父们大多是奴隶主，蓄有黑奴。美国内战时，打着废奴旗号的林肯总统，他的夫人家里就是养黑奴的大家，而北方的军队就被拥有众多黑奴的格兰特将军率领（颇为反讽的是，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反而没有黑奴）。在刚开始通过的美国宪法中，居然没有人权条款!而就是在这部宪法中，在南方奴隶主的要求下，在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南方蓄奴州的黑奴（在当时是按奴隶主的固定资产来看待的，不交税，没有投票权）按3/5的人口数计算。美国独立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英国和法国原始积累的一幕再现美国。这期间，对所有的工人罢工一律**。现在的“八小时工作日”和“五一”劳动节就是芝加哥工人用鲜血换来的。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然而，美国国内仍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所有的公共场所，甚至教堂、墓地都要分黑人、白人。于是，无法忍受的黑人长达10多年间，用暴力或和平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终于在1965年得到了公民权和选举权。而女性记者可以参加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在肯尼迪时代才实现的。

    纵观西方民主300多年历史，民主确实和自由、平等、人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西方为什么要歪曲历史，把民主和自由、人权、平等挂起钩来，是非常需要打一个问号的。至于西方把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当作谋利的外交工具，就更有违普世价值的本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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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民主在西方的历史演变看普世价值①

    如果从古希腊民主算起，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民主在西方，2000多年来，无论是先贤先哲，还是精英政府，不少人对民主持强烈的否定甚至厌恶态度。而仅仅是最近这两三百年才算是扶正，特别是冷战后才跃升为现在的崇高地位。

    在西方，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反对民主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大多数人是无知无识的，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经常是错误的。而政治是专业人才的领域，但专业人才永远是少数。二是由于大多数人都是无知无识的，就很容易受人蛊惑、摆布，特别是被无耻而又有野心的鼓动家利用。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多数人一旦获得参政的权利就会变成集体暴君。因此，在他们眼里，民主就是占多数的穷人对富人横行霸道的制度。这种观点从苏格拉底到美国的开国之父那里都能找到影子。《柏拉图对话录》曾记录下苏格拉底这样一段对话：他力图说服某人，作决定时不应受民意的左右，因为大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就通过对话得出“民主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的结论。至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更深信，只有哲学家才能充当统治者，普通民众没有能力也不适于管理国家。由于民主让所有的人参与，他认为这就取消了分工和专业化，其后果是让政治变成一种无效率的东西。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把民主定义为“适用于穷人控制政府的体系”，“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简直不能算是一个政体”。柏拉图师徒都深信，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平等，政治制度的设计就必须反映这种天然的不平等。

    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也对民主持否定的态度。在《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提供了雅典民主导致败坏、堕落、滥权、不讲法制、压制富人的大量事实。波里比阿则直指民主是建立在不讲原则的平等和自由之上。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罗也对民主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把地位不平等的人置于同等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正是民主带来的无序和混乱，才导致雅典的灭亡。

    进入公元后，欧洲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民主更成为反面和被抨击的对象。中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奎那就认为：“不义的政治可以由许多人行施，那就叫做民主政治。当平民利用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统治。”民主政治不过是暴民政治的别称而已。

    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掀起了整理、学习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精神遗产的热潮，但民主却依然无法改变被否定的命运。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鼓吹罗马式的“共和政体”和民主的最大区别在于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也是认为民主主义不过是“愚民、暴民”统治的代名词。

    17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代。这些启蒙大师又是如何看待民主的呢？英国伟大的政论家、诗人弥尔顿一方面高呼“对于暴君，人民有权反抗，人民的权利至高无上”，但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否则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英国的洛克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但认为人类的未来只能由少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天赋人权”是财产权！

    法国百科全书派是重要的启蒙运动派别。但他们政治上的主张大都十分保守，主张开明君主制。孟德斯鸠一方面激烈抨击专制政体，但又认为，在民主政体下，平等精神会走向极端。由此产生一窝窝小暴君，而且很快自由就会消失，单一暴君就会出现。因此，他主张英国式的有节制的君主政体。伏尔泰主张“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他认为民主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因为它是由人构成的，相互倾轧在所难免”。狄德罗则更直截了当，认为一个种族的未来不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未来只能抓到像他自己一样有教养的人手里。他为《百科全书》编写的“民众”词条写道：“民众是愚昧与迟钝的”。

    在那个时代，卢梭是一个少有的例外。他倾向于直接民主制。因此，他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大加批评：“英国人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值得一提的时候，当时英国700万人中，有权投票的只有25万人！只有这25万人在投票时才有自由，剩下的600多万人连投票时也没有自由。但卢梭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制从来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因此，当波兰人请他设计一份民主的宪法时，他却劝告波兰人选择世袭君主制。

    德国的康德也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从事物的永恒秩序中生发出来的理智和正义之上，而是多数人随性而为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揭开了人类的新篇章，但法国大革命高举的大旗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没有民主。尽管如此，有产者仍然把法国大革命当作民主发作的后果。民主被当成“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柏克诅咒这种纯粹的民主制是不光彩的寡头政治，并指责“纯粹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大卫·李嘉图认为，选举权只能赋予那些不会推翻私有财产权的人。当英国发生大规模的宪章运动争取普选权时，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认为，普选权意味着“私有财产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终结”。

    美国独立之后，民主也长期受到开国之父的冷遇。与现在美国总统张口闭口民主不同，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到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再到第三任总统杰弗逊都绝口不提民主。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更认为：“政府若采用民主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谴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查看《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充满了对民主的声讨。民主总是和“愚蠢、过分、危险、罪恶和暴政”连在一起。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大谈美国的共和政体如何胜于民主政体。

    然而，民主最终成为西方的核心价值和外交工具则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人民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迫使西方资产阶级不断做出让步。二是西方对民主加以限制，比如提出“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等修饰词，以确保保护私有财产的底线。民主等于被阉割和驯化乃至篡改。三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普选实践，他们发现在媒体和财富仍然在他们控制之下的普选，自己的权利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更增加了政权的合法性，更可将社会不安定因素消除于无形，特别重要的是并没有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在这种背景下，民主便成了显学，成了西方统治最为有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