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资源税增收范围....启动环境税改革措施

苏北人

日本福岛核电站地下水辐射物质浓度激增10倍2011年04月15日 19:55
来源：中国新闻网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中新网4月15日电 据“中央社”援引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14晚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和2号反应炉附近的地下水，辐射物质浓度在过去一星期激增约10倍。

东电并无打算排放这些水，但“无法否认可能渗入海水”。

报道称，东电13日采集样本检验发现，2号机地下水的碘131浓度为每立方公分610贝克勒尔，是6日检验结果的17倍。铯134浓度则是先前的约8倍。1号和2号的地下水，辐射物质浓度增加约10倍。

东电表示，污染源可能是涡轮室的辐射水还在往地下渗漏，正在调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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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宣威海岱镇杨梅山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 7人遇难2011年04月15日 19:42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快讯：宣威市委宣传部消息，４月１５日１４时３０分许，云南宣威海岱镇杨梅山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目前已知７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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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yu

抢钱？还是抢劫？？#*27*#

greatfei999

支持楼主，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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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生里氏5.9级地震 (12:24)
· 日本本州东部发生6.0级地震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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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 商贩向刀鱼体内注水银增重牟利  


　 2011年04月16日 11:18:28　　来源： 浙江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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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批“为富不仁”:挣了大钱还想挣黑钱(图)  
2011年04月16日 08:53:11 　来源： 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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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无相关主业央企不得从事股票投资  
2011年04月16日 08:37:35 　来源： 中国证券报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国资委明确要求，对于没有相关主业的央企，不得从事股票、金融衍生品等投资。即便是主业需要的相关投资，企业也要有一套风险防范机制。

　　黄淑和说，国资委主要从三方面防范央企相关方面风险，一是企业要明确主业，明确投资方向；二是国资委会对与主营相关的类似业务进行业绩考核；三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国资委还通过建立健全监事会制度来防范相关风险。

　　黄淑和说，以前是事后监督，现在是即期监督，内部、外部同时监督。（王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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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货币政策收紧将持续一段时间2011年04月16日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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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原因与转型动力


年会圆桌讨论 [ 2011-04-16 ] 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结构转型是关键

　　主持人(黄益平)：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展望“十二五”甚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快速增长吗？如何评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空间？

　　孙明春：“十二五”规划出台以后，我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十二五”规划可能将中国经济在接下来五年里推动得非常好。但是，很可能正是因为“十二五”期间发展太快太顺利，导致“十三五”的时候要出问题。因为“十二五”规划是多目标的，在接下来五年里，还能勉强兼顾，但是到了2016-2020年，可能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哪出问题了？我简单算了一笔帐。

　　现在人均GDP是4300美元。虽然“十二五”计划实际GDP每年是7%的增长率，但我们估计实际上增长率更可能是8%。如果通胀或GDP平减指数是3%，加起来名义GDP的增长就是11%。人民币如果对美元再升值4%，加起来按照美元计价GDP每年就是15%的增长，意味着五年翻一倍。估计人口五年涨2%，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2015年我们人均GDP可能接近9000美元。如果以这个速度再发展五年，即使到了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达不到15%的水平，而是降到13%，那时的人均GDP也接近15000美元了。从9000到15000美元这个槛要越过去，我们就要解决一个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就业？依靠制造业还是发展服务业？都有难度。

　　如果按照目前4300美元的人均GDP，我们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时基本上就已接近高等收入国家了。如果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按照目前省与省之间的收入差距，上海人的人均GDP就与今天的美国人一样高了。中国当前最穷的一个省是贵州，贵州省今天的GDP相当于菲律宾的GDP，到2020年如果收入差距全国不变的话，那时候也赶上今天的保加利亚甚至墨西哥了。届时我们中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要怎么生存？接下来五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可以从东部沿海往中部转，这五年还是有很多省份可以与泰国、菲律宾比一比，再往后就越来越难。

　　“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制造业一定要往高端走，对此我认同，但是我担心的是时间来不及。即便十年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能够发展的非常成功的话，比如成功到把美国、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法国、英国这些国家所有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全拿下来，那么这能给中国创造多少就业呢？4000万。因为上述这些国家所有制造业人口加起来不足4000万，所以高端制造业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还有就是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就业容量是跟收入水平相关的。人均GDP到了1500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服务业肯定比现在要发展得更快，但是15000美元还是不能够支撑起一个非常庞大的服务业。我们算下来，2011-2015年这五年制造业就业基本不变，服务业的就业是增加的，农业就业是下降的，农业转出来人口基本上被服务业增加吸收。但是，2016-2020年就吸收不了了。我们估算，在2010-2020的10年里，农业部门会转出1亿就业人口，制造业的就业会下降1500万，但是服务业只能吸收7000万人口，就是产生近5000万就业缺口。

　　在这种状况下，在接下来的10年里，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中国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那么我们低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可能会暴露得更快，因此就业的压力也许更为突出。因此需要对“十二五”规划中的多个目标有所取舍。

　　钟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除了日本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达到过人均GDP一万美元，现在巴西勉强可以达到。因为对于人口过亿的大国而言，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下一个是不是中国？这就使得中国在资源、人口、环境等各方面都会遭受到现有资源分配格局下，新兴大国都要发展的过程当中资源分配的问题。打个比方，美国和欧元区经济总量之和大概是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之和的5倍左右，而前者人口只有中国加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现在人均GDP刚刚勉强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印度目前人均GDP大概只有一千美元。未来五到十年，整个全球资源、人口和环境承受能力，能给这些经济增长质量欠佳的经济体留下多大的增长空间？这是特别需要我们考虑的。例如以中国现在的能源消耗来讲，假定未来五年GDP翻一番，能源继续延续“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指标，届时能源需求总量也会再上升60%。假定在未来十年单位GDP能耗能够降低40%，即便如此，未来十年如果我们的GDP达到接近人均或者超过人均一万美元的话，我们的能耗也要在现有的能耗总量基础上增加大约160%。

　　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角度，我们要考虑清楚资源、人口、环境到底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构成了怎样的制约。

　　李伏安：这次危机确实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突飞猛进的绝好机会，使中国提前五到十年提升了我们的国际地位。最近日本的地震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动摇了日本在亚洲经济当中的霸主地位和日元在亚洲货币中的霸主地位，尤其是核辐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虽然不能伤筋动骨，但至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所以，我们应该放在今天的环境下看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

　　中国的市场力量，不论是需求还是供给，过去我们看得都不够。中国未来30年发展，一定会是对全球市场需求和供给的持续推动，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30年需要持续扩大开放和参与全球经济。为什么还要30年？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14亿人口中的1/3左右，即四到五亿人走向小康社会。要想使中国14亿人口走向小康社会，我相信还需要30年时间。虽然人口红利和一些短期政策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发展需求还在。中国要支撑另外五到八亿人发展，需要全球市场支持，无论是资源还是市场，还是劳动力的价值创造、创富的创造。因为按照我们前30年的经验，中国人创造的财富自己是消费不完的，要想使更多人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同时获得回报，再加上民族习惯、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管理水平不到位等等，所以还要进一步发展。

　　主持人：看来，中国经济要维持快速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转变增长方式，完成结构转型。转变增长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中国经济应该进行哪些转型？

　　魏加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判断“十二五”规划最终成败的关键，将来评价“十二五”到底是成是败，关键就是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到没有。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化发展方式、转变市场化发展方式。

　　第一，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恐将难以为继。过去三十年，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是依靠“两头在外，中间压低”来实现的。所谓“两头在外”就是吸引外资，出口导向；所谓“中间压低”就是压低各种要素价格，实际上是把福利通过压低要素价格出口补贴给了国外消费者。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认为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加快转变，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来。

　　第二，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方式也将难以为继。过去这些年，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摊大饼、卖地融资，压低各种成本，再有就是重建设、轻管理，重开发、轻环保，重土地城市化、轻人的城市化。而随着土地资源愈发稀缺等因素的变化，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来。

　　第三，转变传统的市场化发展方式。过去三十年，我国的市场化发展方式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此外，还有价格扭曲，尤其是要素价格的扭曲；GDP导向等一些特点。现在随着形势变化，尤其是生产目标从追求GDP转向以人为本以后，这种传统的市场化发展方式也需要加以转变，要走市场主导的市场化发展道路。

　　因此，要加快转变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转变传统的市场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市场化道路。

　　管涛：自从危机发生，中央就明确把压力变为动力，把应对危机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提出加快转变方式刻不容缓。“十二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坚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应该说这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当其他国家还在讨论是否要继续刺激还是退出的问题时，我们已旗帜鲜明地高呼加快结构调整，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和赞赏。

　　“十二五”期间，有几个重点要抓：第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一方面有利于消费升级，我们长期以来重视物质生产，轻视精神生产，重视有形贸易，忽视无形贸易，但是实际上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很大一部分消费群体，特别是对于城市发展而言，需要更多地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带动消费，这方面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拉动就业。我最近在党校学习**文选，江总书记在“十二大”的时候就曾明确提出发展服务业，广开就业门路。我们总以为只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才能解决就业问题，现在不是这样，劳动密集型企业随着国际竞争越来越充分，已经不是劳动力密集，而是资本密集。第二，现在讲稳外需、扩内需，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扩内需。扩内需我们是有条件的，我们人口众多，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而且确实在奢侈品消费方面这几年我们也是世界领先，有很大的消费潜力。但是存在一个怎么把潜在需求变为有效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攘外必先安内”，借力扩内需稳外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就是政府治理整顿，“一放就乱，一治就死”。90年代以后很多波动都是外部冲击，1997、1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2008年是美国次贷危机冲击的影响，都不是政府政策导致的经济周期波动。我们要增加经济稳定性，就要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

　　主持人：要纠正经济结构失衡，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十二五”期间，我们能否实现转变？

　　“十二五”规划方案出台以后，各界反应两级化。一种反应认为这个方案非常好，把现有的一些问题都点出来了，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可持续增长。另一种反应则认为，文件方案不错，但是对实施效果不敢期待。2003年、2004年时，大家就讨论过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已经提到过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收入分配不公、能耗过高等很多问题，并被纳入了“十一五”规划方案，但从结果来看，“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几个指导性指标实现得都不理想。我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舫先生曾经有过交流，他认为，唯一实现指标是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了20%。但大家对此有争议，有人指出，如果不是地方政府拉闸限电，这项指标也很难完成。这就说明，“十一五”期间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成功。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十二五”规划的结果会有不同吗？

　　过去三十年，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成绩非常好；另一方面，结构失衡问题愈发突出。原因是什么？解释各异。我的看法是，这与政府行为有关。我的同事姚洋教授写了很多相关文章，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政府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我们的政府是生产型政府，热衷于支持GDP增长，市长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招商引资。

　　这样的政府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两个层次的激励扭曲。第一个层次的激励扭曲是对政府激励的扭曲。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就是保增长、控通胀、调结构，当然也有其他表述。当这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时，政府就要有所权衡，这时首先是要保住GDP指标，调结构的目标就相对次要，甚至被牺牲掉。第二个层次的激励扭曲是对企业激励的扭曲。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市场化，放开了产品市场，但要素市场扭曲一直很严重。有人说，要素市场的扭曲是政府新引进的，比如对能源价格的设定。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问题。不管是什么原因，要素市场被严重扭曲，相当于我们一直在为企业——尤其是从事生产、出口和投资的企业——提供变相补贴，这种补贴使得这些领域越来越活跃，但其他一些领域——比如消费——则变得越来越弱。白重恩教授的一个研究很有说服力：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是导致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不改变，经济结构就很难改变。对此我非常认同。政府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企业激励机制的扭曲，可能是导致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在试图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但成绩不甚理想。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偏向于使用行政手段。发改委每年都会控制新的投资项目，包括取消或者是关掉一些他们认为不合规的项目。行政手段在短期内的确能取得一些效果，但长期来看成效甚微。正因如此，我们年年控制过度投资，但过度投资问题仍然年年有，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

　　“十二五”规划中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如果不能纠正这些扭曲，不要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困难，就是维持目前的增长都会有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两个层次的激励机制能否调整过来。如果激励机制和政府行为没有根本性转变，转型仍将非常困难。

　　当然，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比如资源价格在调整，劳动力市场已出现变化，央行也明确表示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增加汇率灵活性。这些变化可能会使中国经济迎来新的转型，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

　　白重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

　　从需求方面看，益平谈到关键问题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过快，影响了消费增长。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者报酬。有关劳动者报酬，最近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主要是价格干预，比如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是有问题的，增加劳动者报酬不应是干预价格，而是应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有人质疑，现在劳动力工资增长过快，为什么还要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只会否导致工资增加更快。其实，工资增长快是好事。过去是就业量增长快，而工资水平增长慢；现在就业量增加相对慢一点，工资水平就会增加快一些。只有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劳动者报酬才会增加。

　　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可以通过推动服务业发展实现。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有非常大的关系。现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成为真正城市人口，未能拉动对服务的需求。如果农民工进城能够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对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

　　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水平低抑制了消费。对于这个理论，我并不认同。我们研究发现，社保对消费并未起到太多正面作用，反而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参加了社保以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了，消费反而更少了。尽管现在社保缴费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但名义上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个人缴费率不是很高，养老金只要缴8%；但企业缴费率很高，仅养老这一项企业就要缴20%，两项合并高达28%，是世界最高水平。企业缴费看似不影响个人收入，但实际上，它挤占了劳动者报酬。这对劳动力需求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存款利率低也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原因之一。存款利率低导致资金成本较低，这在供给方面导致投资过多，而在收入方面则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少。因此，应该使资本要素价格顺应市场规律。

　　从供给方面看，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了供给的有效性。

　　而且，现在服务业发展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准入限制、融资困难等，其中，税费负担重是重要原因。现在服务业的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存在很多重复征税现象。我们比较了一下世界各国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在可获得数据的国家里，OECD国家的服务业税收负担全都低于中国。城市规划也妨碍了服务业的发展。由什么人来提供服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城市规划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现在，提供低端服务的人要么住在很差的地方，要么住在很远的地方，使得他们提供服务的成本非常高。

　　管涛：为什么2008年危机发生以后，我们马上就把所有的结构调整政策往回收？这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就业问题。我们对危机的承受能力比较低，影响了改革的决心，影响了结构调整的进度。因此，我们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改善大家的消费预期，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社会事业发展，特别是现在既是重要发展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如何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关系到社会稳定，只有我们有了这些好的机制、好的体制，才敢放心改革，哪怕错了一点我们也不会担心，现在我们一点儿错都不敢犯。

　　张斌：失衡问题有很多分类，例如，从需求方面看，消费太少；从供给方面看，服务业太少。消费在GDP中比重下降和服务业在GDP中比重下降，这两个结构变化都是在2003、2004年以后表现得比较突出。

　　为什么2003、2004年出现结构性指标恶化呢？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原因。2002年我们加入WTO，此后制造业部门有了新一轮发展，出口表现更好；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2003年初中国面临新一轮的工业化，钢铁、重化工都是从那时开始的，2001、2002年在建，2003、2004年开始出口替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2003年以后人民币开始贬值，因为人民币盯住美元，美元开始走贬，人民币跟着美元走贬。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都有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更多资源流入到工业部门、贸易品部门、制造业部门，而相对应的服务业部门资源就少了。如果资源更多地从非贸易品部门、服务业部门转向贸易品部门和工业部门，就会表现为需求方消费弱化，供给方服务业比重下降。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上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把供给、需求两方面的变化同时解释清楚。

　　加入WTO对于我们意义重大，2003年新一轮工业化着力于产业升级，如果是这两个事件推动了结构指标的恶化，那么它不算是坏事。但是，在外汇市场已经严重供求失衡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还要跟美元一起贬值，这就是很明显的价格扭曲，如果是这一因素支撑了指标的恶化，肯定是不合理的。

转型的动力与措施

　　主持人：结构失衡由来已久，那么，结构转型的动力由何而来？应当如何推进转型？

　　魏加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就是要依靠改革。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我们对差距的认识。现在我们一些人走出国门，光看硬件的话，就会觉得我们和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所以很多人自满起来，觉得不需要改革了。但其实，我们在社会管理等软件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此外，正如厉以宁先生所说的，改革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危机导向，另一种是利益导向。就我们这些年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来说，我们认为，如果搞不好恐怕就将是危机导向；但如果搞好了，就可以是利益导向。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地市场化地自主发债，谁的财政做的规范，谁的信息披露透明，谁做好了资产负债表，谁的地方人大监督有力，那么，谁的债也就有可能发得多，于是就会形成利益导向。因此，我们认为，地方发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筹资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借此可以推动地方行政改革、加强地方人大作用、改善地方治理等。因此，我们认为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地市场化自主发债应当作为地方政府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或切入点。

　　王信：我谈一下经济金融改革整体设计问题。今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提到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国内各种各样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推进，国内、国际的政策同样也需要协调进行。从我国改革历史来看，我们有过改革的整体设计和配套推进，取得较好效果，当然当时的争论也很多，经过几起几落。在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关键阶段的今天，重提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非常有意义，其中可能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考虑。

　　一是组织机构。我们已经有了方向性的发展蓝图，但是缺乏剧本和导演，如何具体推进并不很明确。1980年代初以后有体改委、有改革方案办、体改办，现在没有这样一个综合推动改革的研究协调机构。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牵涉很多部门，，加强协调非常重要。早在十年前，钱颖一、黄海洲就提出建立金融发展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现在是否有必要设立类似的机构，综合评估、设计金融方面的重大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二是改革动力。顶层设计、整体推进说起来容易，但是压力和动力在哪？有一种说法就是通过开放促改革，但是要推进经济金融开放也绝非易事。一方面我们想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获得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许多人对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又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不放心，尤其西方大国要求中国承担很多责任和义务，我们就更加觉得这里面大有问题，“阴谋论”影响甚广，极端民族主义有一定市场。这会制约我们理性、客观地看待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不敢或者不愿深入地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通过开放促改革也不是很容易走通的一条路。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案例，对推动国内改革和经济转型起了重大作用，应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来研究。

　　黄海洲：中国经济很显然要转型，重要的是怎么推动？现在强调的比较多的是没有压力可能就没有动力。压力肯定是动力的一个重要源泉，但如果只是从压力推到动力的话，很容易会对经济形成相对悲观的结论。我个人不是那么悲观。我总结动力来自压力推动，也源于激励推动，有激励就有改革意愿。关键是设计好机制，尝试找到共赢的方式。对此我总结为三个善于利用。第一，善于利用规模扩大，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会继续扩大，新增的东西设计好的话，就会找到好的改革操作方式，以增量解决部分存量问题。第二，善于利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增加规模，提供好的效益。第三，善于利用刘易斯拐点和收入提高。现在提倡发展服务业，如果人均收入低于五百美元，许多消费无从谈起。收入提高，消费加速。

　　沈建光：“十二五”规划出台之后反响各异。有些人觉得进展很快，振奋人心，有些人觉得是老生常谈，感觉比较悲观。我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经济转型的时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多市场化的力量就会自然出现，去推动经济转型、结构转型，这样比单纯依靠政策推动的效果要好得多。从这个扩展开来可以引申出很多内容。

　　比如，刘易斯拐点这种现象的出现，促使劳动力工资大幅提升。试想五年前如果各个地方政府都提高最低工资的话，效果肯定不会太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很多农村劳动力到城市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问题。现在到了这个拐点之后，自然而然劳动力供需的平衡，已经偏向于劳动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推动，工资也会大幅上涨。这种最低层收入的增加对于提振消费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对于从外需转内需也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可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虽然我们看到目前农村劳动力或者制造业方面的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但是大学生的工资基本上停滞不前。每年600万大学生，面临的不是工作太多、工资上涨的问题，而是找不到工作的问题，现在官方数据是15%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实际情况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据。严重的失业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者制定决策有很大影响。过去是依靠发展制造业，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现在面临的是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就工种技能来看，大学毕业生不可能到制造业去做低端劳动力，所以就要考虑发展服务业。目前，既有经济力量推动，又有充足的人力资本，而且人均收入水平也上升到了一定程度，这些给服务业的潜在需求创造了很大空间。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也是市场力量在推进。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土地价格不断上升，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成本不断上升，于是市场的力量自然而然地推动很多制造业企业往中西部转。这些企业转移出去之后，原来这些地方就有了金融发展需求。但是金融发展又受制于资本管制，因此资本管制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就又成为一个很自然的课题。

　　以上这些并不是政府凭空推出来的，而是由很多市场化力量在自然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是在顺应形势，及时地转变其政策重点。

　　主持人：我比较同意沈建光的看法，对于“十二五”我也相对比较乐观。刚才说的很多市场因素，包括在“十二五”规划里提到的很多激励机制的改变，利率、能源价格的调整，可能都很重要。但是过去我们追求投资、追求经济增长和政府行为有关，生产型政府追求的是什么？也就是省长、省委书记任期满了以后，什么决定其升迁的可能性？其中一项就是GDP指标。虽然一直说结构调整很重要，但是没有什么比GDP指标更重要。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因素都已经开始随着改变，但是什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政府行为？政府的激励机制要怎么改变？前一段时间政府考虑计算绿色GDP，但是好像无疾而终，只算了一次就不算了。最近也有很多专家讨论用一套比较复杂的指标来评价官员的成效，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但是，我不知道执行起来会怎么样。GDP为什么这么有效？就是因为它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数字，谁都明白，都很容易看，也很容易做。

　　白重恩：转型涉及到政府职能问题，刚才黄益平提到这对投资冲动有很大影响。地方政府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地方财政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转移支付，但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所占比例较少，“戴帽子”的专项转移支付较多，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自主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外，要让地方政府更好地提供政府职能，需要地方财政更加透明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部分当然比较透明，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那部分，比如土地出让金的透明化程度就比较差。目前大家讨论的很多的一个措施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如果现在有地方债的话，这个债就需要经过评级，建立起一个市场机制来促进地方政府加大财政透明度，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外界压力来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变得更加透明。

　　张斌：我认为，解决失衡有几个方面的工作特别突出：

　　第一，汇率问题。不应该让汇率继续支持更多资源流入到贸易品部门，因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不做相对根本性调整的话，资源配置失衡以及一系列的供需失衡都很难调整。

　　第二，打破服务业的垄断。即使调整之后相对价格对服务业发展比较有利了，但是如果政府垄断没有打破，比如医疗、电信、交通等这些现代高端服务业基本上是政府管住的，那么服务业的门仍然是关着的，资源还是进不去。

　　第三，税费问题。我们不是鼓励服务业少缴税，但是起码服务业和制造业应该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不管是税收还是土地政策等各方面平等竞争。但是，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把政策优惠给了一个部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在歧视其他部门，现在服务业就正在遭受税收和土地政策方面的歧视。

　　赵锡军：“十二五”期间转变发展模式方向是很清楚的，发展服务业、制造业升级换代、平衡国际收支、发展新兴产业等，这些都没有太大异议。但在促进这些转变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十二五”期间，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价格上升压力。因为无论做哪一项调整，都会导致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也会上升。这些成本的上升，加之资源价格改革、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会使得整个成本上涨到较高程度。这对于结构调整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需要审慎考虑。

　　第二，尽管我们希望在产业转化过程中，将制造业的一些过度资本导向服务业，但是如果投资回报率还是某些制造业更高的话，就很难引导过来。特别是如果配套的资源价格改革，或者是利率、汇率机制的市场化进一步推进的话，就会加大资源领域里的价格波动，利率、汇率波动也会加大。如果是这样，这些产业资本从制造业出来了，但是很可能不会进入到那些需要推动的服务业里去，反而流入到资源领域、金融领域，把这些领域的价格炒起来，类似于现在聚集在房地产市场里一样，这就可能会给我们的结构调整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资源价格改革以及利率、汇率改革的推进，就需要把握一个节奏问题，不能都赶在“十二五”期间一步到位。

结构转型与通货膨胀

　　主持人：要素价格市场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步骤，而这又会拉高通货膨胀。如何看待结构转型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瞿强：我想谈谈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决策机制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家认为比较大的麻烦就是通胀起来了。有言论说最近的通货膨胀都是输入性的，与我们无关，都是别人搞的。对此我不太同意。前两天我做了一个关于三角债的历史回顾分析，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那段历史的总结，发现当时几次大的通货膨胀，有一个共性，都是事先有一轮政府投资热潮，比如开发区等，然后就是大的通胀。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制回潮有关，正是由于体制回潮，所以通胀重来，这才是这轮通胀最根本的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大家的分析都是在美国货币主导的体制下，美国人生病了，全球都吃药了，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句，就是中国吃错药了。因为现在看来危机期间，国内金融并未出什么大问题，我们夸大了并非实际存在的金融危机（我称之为“虚拟的金融危机”），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包括“四万亿”的扩张都是在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体制下运转的，在这一体系下，资金从国有银行系统流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这些资金流向与原本出台政策要解决的出口下降、失业问题关系不大。政策“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但是“出拳不准”，导致后遗症很大，短期内产生了大量的信贷扩张。

　　其实，这些政策现在看来明显值得商榷，当时怎么能很顺利的一下子就出来？需要我们反思决策机制。我们的体制就是上面一动，下面跟着就动，犯起错误来就非常快。目前就是扩张性政策的后遗症出来了，需要反通胀。反通胀不能再出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可能带来一些体制性再一次回潮。我们反对虚拟的金融危机已经出错了一次拳，现在为了收拾残局，还有可能搭上原来改革的成功果实，比如在各方面搞价格管制等。麻烦还在于在管制措施出台的过程中，实施这些管制的机构权威会增加，利益也会强化。

　　我们现在凡事都号召要具有国际视野，很容易地就把国内的问题推到外面去，但本质上这次通胀还是投融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回潮了，这是最根本的需要反思的地方。将来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方面，决策机制还有更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丁志杰：有人说中国输入性通胀问题并不严重，但这是确实存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供给不足导致通胀，但是现在我们在过剩情况下依然有通胀，这个来源于什么地方？我们研究目前输入性通胀时更多是关注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是，我觉得出口因素被大家忽略了，也就是说出口已经占了中国GDP30%以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内外价格的差异会不会形成国内通胀的根源？举个例子，同样一堆产品，企业将其中一部分以低于成本价——考虑到汇率、补贴等因素——廉价地卖给一部分人。企业不想赔钱的话，就必须将另一部分产品以高价卖给其他消费者。我认为，国内外价格差异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中国的汇率改革，包括贸易政策的优化，更多的是从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转向福利提高。一季度中国贸易出现一个10亿的逆差，在未来我觉得如果外汇储备出现净下降，反而是更好的事情。

苏北人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原因与转型动力


年会圆桌讨论 [ 2011-04-16 ] 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结构转型是关键

　　主持人(黄益平)：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展望“十二五”甚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快速增长吗？如何评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空间？

　　孙明春：“十二五”规划出台以后，我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十二五”规划可能将中国经济在接下来五年里推动得非常好。但是，很可能正是因为“十二五”期间发展太快太顺利，导致“十三五”的时候要出问题。因为“十二五”规划是多目标的，在接下来五年里，还能勉强兼顾，但是到了2016-2020年，可能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哪出问题了？我简单算了一笔帐。

　　现在人均GDP是4300美元。虽然“十二五”计划实际GDP每年是7%的增长率，但我们估计实际上增长率更可能是8%。如果通胀或GDP平减指数是3%，加起来名义GDP的增长就是11%。人民币如果对美元再升值4%，加起来按照美元计价GDP每年就是15%的增长，意味着五年翻一倍。估计人口五年涨2%，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2015年我们人均GDP可能接近9000美元。如果以这个速度再发展五年，即使到了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达不到15%的水平，而是降到13%，那时的人均GDP也接近15000美元了。从9000到15000美元这个槛要越过去，我们就要解决一个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就业？依靠制造业还是发展服务业？都有难度。

　　如果按照目前4300美元的人均GDP，我们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时基本上就已接近高等收入国家了。如果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按照目前省与省之间的收入差距，上海人的人均GDP就与今天的美国人一样高了。中国当前最穷的一个省是贵州，贵州省今天的GDP相当于菲律宾的GDP，到2020年如果收入差距全国不变的话，那时候也赶上今天的保加利亚甚至墨西哥了。届时我们中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要怎么生存？接下来五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可以从东部沿海往中部转，这五年还是有很多省份可以与泰国、菲律宾比一比，再往后就越来越难。

　　

苏北人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原因与转型动力


年会圆桌讨论 [ 2011-04-16 ] 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结构转型是关键

　　主持人(黄益平)：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展望“十二五”甚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快速增长吗？如何评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空间？

　　孙明春：“十二五”规划出台以后，我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十二五”规划可能将中国经济在接下来五年里推动得非常好。但是，很可能正是因为“十二五”期间发展太快太顺利，导致“十三五”的时候要出问题。因为“十二五”规划是多目标的，在接下来五年里，还能勉强兼顾，但是到了2016-2020年，可能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哪出问题了？我简单算了一笔帐。

　　现在人均GDP是4300美元。虽然“十二五”计划实际GDP每年是7%的增长率，但我们估计实际上增长率更可能是8%。如果通胀或GDP平减指数是3%，加起来名义GDP的增长就是11%。人民币如果对美元再升值4%，加起来按照美元计价GDP每年就是15%的增长，意味着五年翻一倍。估计人口五年涨2%，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2015年我们人均GDP可能接近9000美元。如果以这个速度再发展五年，即使到了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达不到15%的水平，而是降到13%，那时的人均GDP也接近15000美元了。从9000到15000美元这个槛要越过去，我们就要解决一个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就业？依靠制造业还是发展务服业？都有难度。

　　如果按照目前4300美元的人均GDP，我们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时基本上就已接近高等收入国家了。如果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按照目前省与省之间的收入差距，上海人的人均GDP就与今天的美国人一样高了。中国当前最穷的一个省是贵州，贵州省今天的GDP相当于菲律宾的GDP，到2020年如果收入差距全国不变的话，那时候也赶上今天的保加利亚甚至墨西哥了。届时我们中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要怎么生存？接下来五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可以从东部沿海往中部转，这五年还是有很多省份可以与泰国、菲律宾比一比，再往后就越来越难。

　　

苏北人

中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要怎么生存？

苏北人

“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制造业一定要往高端走，对此我认同，但是我担心的是时间来不及。即便十年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能够发展的非常成功的话，比如成功到把美国、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法国、英国这些国家所有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全拿下来，那么这能给中国创造多少就业呢？4000万。因为上述这些国家所有制造业人口加起来不足4000万，所以高端制造业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还有就是发展务服业。务服业的就业容量是跟收入水平相关的。人均GDP到了1500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务服业肯定比现在要发展得更快，但是15000美元还是不能够支撑起一个非常庞大的务服业。我们算下来，2011-2015年这五年制造业就业基本不变，务服业的就业是增加的，农业就业是下降的，农业转出来人口基本上被务服业增加吸收。但是，2016-2020年就吸收不了了。我们估算，在2010-2020的10年里，农业部门会转出1亿就业人口，制造业的就业会下降1500万，但是务服业只能吸收7000万人口，就是产生近5000万就业缺口。

　　在这种状况下，在接下来的10年里，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中国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那么我们低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可能会暴露得更快，因此就业的压力也许更为突出。因此需要对“十二五”规划中的多个目标有所取舍。

苏北人

钟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除了日本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达到过人均GDP一万美元，现在巴西勉强可以达到。因为对于人口过亿的大国而言，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下一个是不是中国？这就使得中国在资源、人口、环境等各方面都会遭受到现有资源分配格局下，新兴大国都要发展的过程当中资源分配的问题。打个比方，美国和欧元区经济总量之和大概是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之和的5倍左右，而前者人口只有中国加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现在人均GDP刚刚勉强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印度目前人均GDP大概只有一千美元。未来五到十年，整个全球资源、人口和环境承受能力，能给这些经济增长质量欠佳的经济体留下多大的增长空间？这是特别需要我们考虑的。例如以中国现在的能源消耗来讲，假定未来五年GDP翻一番，能源继续延续“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指标，届时能源需求总量也会再上升60%。假定在未来十年单位GDP能耗能够降低40%，即便如此，未来十年如果我们的GDP达到接近人均或者超过人均一万美元的话，我们的能耗也要在现有的能耗总量基础上增加大约160%。

　　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角度，我们要考虑清楚资源、人口、环境到底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构成了怎样的制约。

苏北人

未来五到十年，整个全球资源、人口和环境承受能力，能给这些经济增长质量欠佳的经济体留下多大的增长空间？

苏北人

主持人：看来，中国经济要维持快速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转变增长方式，完成结构转型。转变增长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中国经济应该进行哪些转型？

　　魏加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判断“十二五”规划最终成败的关键，将来评价“十二五”到底是成是败，关键就是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到没有。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化发展方式、转变市场化发展方式。

　　第一，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恐将难以为继。过去三十年，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是依靠“两头在外，中间压低”来实现的。所谓“两头在外”就是吸引外资，出口导向；所谓“中间压低”就是压低各种要素价格，实际上是把福利通过压低要素价格出口补贴给了国外消费者。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认为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加快转变，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来。

　　第二，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方式也将难以为继。过去这些年，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摊大饼、卖地融资，压低各种成本，再有就是重建设、轻管理，重开发、轻环保，重土地城市化、轻人的城市化。而随着土地资源愈发稀缺等因素的变化，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来。

　　第三，转变传统的市场化发展方式。过去三十年，我国的市场化发展方式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此外，还有价格扭曲，尤其是要素价格的扭曲；GDP导向等一些特点。现在随着形势变化，尤其是生产目标从追求GDP转向以人为本以后，这种传统的市场化发展方式也需要加以转变，要走市场主导的市场化发展道路。

　　因此，要加快转变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转变传统的市场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市场化道路。

苏北人

　　管涛：自从危机发生，中央就明确把压力变为动力，把应对危机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提出加快转变方式刻不容缓。“十二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坚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应该说这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当其他国家还在讨论是否要继续刺激还是退出的问题时，我们已旗帜鲜明地高呼加快结构调整，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和赞赏。

　　“十二五”期间，有几个重点要抓：第一，要大力发展务服业。发展务服业一方面有利于消费升级，我们长期以来重视物质生产，轻视精神生产，重视有形贸易，忽视无形贸易，但是实际上务服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很大一部分消费群体，特别是对于城市发展而言，需要更多地提供专业化的务服带动消费，这方面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发展务服业有利于拉动就业。我最近在党校学习**文选，江总书记在“十二大”的时候就曾明确提出发展务服业，广开就业门路。我们总以为只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才能解决就业问题，现在不是这样，劳动密集型企业随着国际竞争越来越充分，已经不是劳动力密集，而是资本密集。第二，现在讲稳外需、扩内需，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扩内需。扩内需我们是有条件的，我们人口众多，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而且确实在奢侈品消费方面这几年我们也是世界领先，有很大的消费潜力。但是存在一个怎么把潜在需求变为有效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攘外必先安内”，借力扩内需稳外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就是政府治理整顿，“一放就乱，一治就死”。90年代以后很多波动都是外部冲击，1997、1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2008年是美国次贷危机冲击的影响，都不是政府政策导致的经济周期波动。我们要增加经济稳定性，就要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