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探源,周易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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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探源,周易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来自：MACD论坛(bbs.macd.cn) 作者：dj777999 浏览：15366 回复：17

百年来的《周易》研究，是接着古代的研究而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着和古代根本不同的目的，采取了和古代研究根本不同的方法。

一 古代的经学方式

《周易》是儒经之首，因而古代对《周易》的研究，都是一种经学研究。经学的方法，从《周易•大传》开始，就是借题发挥。即在经文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自然，古代经学忠实原义的内容是有的，这些内容至今仍然是我们理解经书的基础。但这只是古代学者的出发点，而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可以代表时代思想面貌的，主要是这种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的解释。

经学的方法，乃是古人的一种不得已。因为经书，乃是古人的认为的绝对真理，必须遵照实行。然而经书所说，又多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过去的问题。虽然有些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但毕竟大多不能如此。要把只适用于过去的内容，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并且使之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就必须重新加以解释，使经文的内容选用于当时的现实。这样，经学的内在矛盾，决定它不能忠实于经文本义，于是或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甚至无中生有，杜撰揣猜，种种方式都出来了。从科学的观点看问题，这样的解释显然违背经书的原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赖有这种借题发挥和无中生有的注释，才有古代思想的不断发展。而古代的思想发展，也几乎只有借助这种释经方法才有可能。

这样的释经方法，是经书教条和现实矛盾的产物，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因此，就古代经学的总体来看，可说都不是对经义的正确理解。以中国儒学为例，清代人推崇汉代经学，认为汉代经学最正确地反映了经书本义。汉代儒者对字义的训诂、事实的考订，确有后人不及之长；但汉儒的释经，同样不以恢复经书本义为目的。汉代经学最重要的派别是《春秋》公羊学，而《春秋》公羊学的基本方法，乃是追求经书的“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就不是经文的本义。这样的追求当然会发掘一些经书的深刻含义，但多数却是汉代学者的发挥和揣猜。其它经学和派别，也都是如此。至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就更是如此了。

清代学者反对宋明学者，认为宋明儒者的说经，乃是凿空虚言，不是经书本义。他们要求回到六经，以弄清经书本义为己任。然而整个清代的学问，不出汉、宋两家，清代学者弄清了多少经书本义，也就可测而知。

在汉代经学中，人们多以为古文经学重考据，不任意发挥。事实上王莽当政，古文经才得立于学官。而王莽和他的国师刘歆都信谶如命，其任意发挥和今文经没有本质区别。比如在他们之后，正是著名古文经学家贾逵，为了使《左传》得以立于学官，从《左传》中找到刘邦是帝尧的后代，以致遭到后代儒者的讥讽。

《周易》既然是儒经之首，经学的方法也就首先表现在《易》学中，虞翻的象数，王弼的义理，虽然从局部看，都有弄清经文的所在，但从总体上看，也都不是经文的本义。而古代解《易》，不出象数、义理两家，究竟谁弄清了《周易》的本义，弄清了多少？实在不能使人满意。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研究《周易》。

二 现代弄清本义的目的和方法

自从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共和国建立，学校里就废除了尊孔读经。《周易》的内容，也就随之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真理。从此以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不再面对古代之书、过去之事和当前现实的矛盾，因而可以不必借题发挥，而以弄清本义为目的。在以弄清《周易》本义为目的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新的著作和新的说法，比如说，对于《周易》的成书，不再受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或四圣的限制，而是依据历史资料，认为《易经》成书于商周之际，《易传》成书于战国时代，它们未必是文王和孔子的作品。至于《易经》的文字，则元亨利贞的贞，未必都是作守正解，而是认为贞乃是“卜”；守正的意思，也是从卜而来，因为占卜时要求虔诚和守正。如此等等。至于《易传》，则一般不再把它们作为对经文的正式注解，而主要是作为对经文思想的发挥，甚至作为独立的著作，置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中。

这样一种方法，可以称之为是弄清本义的方法。然而，从乾卦“潜龙勿用”到未济的“有孚失是”，六十四卦辞，三百八十六爻辞，我们究竟能弄清多少本义，实在是未知之数。因为《周易》的卦爻辞本来就是占卜的记录。文字的考订，可以通过相互参照和考古发掘来帮助；字面的意思，也可参照古今注释。即使如此，许多问题也难以解决。至于为什么如此为吉？如此为凶？则当时的解释权就在专门的神职人员手里，后来就更加难以弄清。对于我们，那就是真正的千古之谜了。

虽然如此，这样的目的，乃是我们今天在经学之后，唯一可有的目的；这样的方法，也是我们在经学之后唯一可用的方法。怀抱这样的目的，用这样的方法，使我们了解到不少古代生活和思想的面貌。我想作为研究来说，其目的可说已经达到了。

自然，任何研究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着今天的需要。然而，了解古代，认识古代，这本身就是今天的一种需要。因而就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在这方面，对《周易》的研究，乃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它的弄清本义的目的和方法，就像一般历史研究以弄清历史的本貌为目的一样。

当然，一般历史研究并不仅仅到弄清历史本来面貌为止，它还要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认识人类的现在和将来。思想史的研究，除了一般历史研究的目的之外，还有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为后人提供已有的思想成果，以使后人在建构自己思想时，有所借鉴。然而，后人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乃是对历史素材的应用。而从历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自己的目的到弄清本义已经达到，而它的研究任务，到弄清本义也就为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弄清本义的研究，乃是应用的前提。

三 现代的后经学方式

然而今天的《周易》研究，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叫做“后经学方式”。这种方式继承了经学借题发挥的方式，同时又缺乏经学还保有的一点严格性，又是产生于经学之后，所以称之为“后经学方式”。

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根据时势的需要，大胆发挥，而不管或基本不管是否合乎《周易》本义。而发挥出来的内容，大多是西方科学的内容。

这种方式不始于本世纪。早在利玛窦来华之后不久，中国学界就出现了所谓“西学中源说”。依这种说法，则西方学术，当时主要指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其根源全在中国，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过是从中国传去的，现在又传回来了而已。依西学中源说，则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是西方地球说之源；中国的天元术，是西方的代数之源；中国的勾股术，是西方几何之源。如此等等。为了说明勾股术如何传入西方，中国学者还杜撰了所谓“周朝灭亡，畴人子弟分散”，一部分逃到西方，带去了勾股术等等如同老子化胡之类的神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内容更加丰富，西学中源说的内容也就更加丰富。比如说“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机器创于班墨……气学出于亢仓……电学源于关尹……”（严复《救亡决论》）。此后，则更有所谓相对论、量子论源于《周易》说等等。五十年代之后，在大陆，则逐步有人把《易传》中一阴一阳之道说成是唯物辩证法，甚至是唯物辩证法的源泉。八十年代开始，则有人认为二进制的发明源于邵雍的《先天图》，甚至认为《周易》中包括了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科学发现，包括了古往今来人们尙没有出现的伟大科学发现。因此，只要我们认真研读《周易》，去发现其中的奥秘，就会有空前伟大的发现，就会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国，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这种后经学方式的特点，就是基本不顾从古到今《周易》研究所取得的基本成果，完全没有任何可以遵守的规范，望文生义的、随心任意的去解释有关《周易》的种种问题，把自己想要联系起来的问题联系起来。

在这种后经学方式的推动下，还兴起了两种《易》学运动，其一是发掘以黑白点《河图》为代表的易学图象之秘；二是所谓预测学运动，即在现代社会运用《周易》运行占卜活动。在这两项运动中，揭示的《河图》或《太极图》奥秘，不过是作者随心任意地把现代某些知识与这些图象进行附会；所谓预测学，其中许多已经大部或全部脱离了《周易》本身。与《周易》有关或者比较严格按照《周易》程序行事的，也主要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不在《周易》研究范围之内。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把中学说成是西学之源，不过是“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以夸张博雅，并不符合事实。至于他以后直到今日的后经学方式的《周易》研究，就更是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夸张。

四 展望

《周易》是儒经之一，它在近二十年中特别被突出出来，是一种历史的因缘。被特别突出的结果，就是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中国古代伟大的著作几乎只有《周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如同时兴时灭的泡沫经济一样，迟早要被较为蹠实的认识所取代。对《周易》的研究，将会步入较为正常的轨道，恢复它作为中华民族古代优秀著作之一的本来面貌。自然，泡沫文化和泡沫经济一样，也总会存在，但以后兴起的泡沫文化，则未必就是《周易》。

对《周易》本义的研究，包括对一系列《易》学著作本来面貌的研究，将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研究者之研究也会成为后来者研究的对象，因而这是一项近乎永久的事业，也是学者们所当用力的所在。这项研究，是社会的需要，因而将作为史学、或哲学学科的分支，为社会尽自己的责任。

然而深流虽是江河的本体，却总是处于泡沫和浪花之下；粮食、布帛虽然永远是社会的必须品，其价格却总在珠宝之下。至于空气和水，则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交换价值。然而作为学者，应该服务于社会最基本的需要。

社会在发展，社会最基本的需要也在变化，一台电脑，过去是闻所未闻，现在也成了社会的基本需要。创新的责任，也在学者。然而电脑的出现，基于电子学的长期发展。所根所据，皆蹠实不虚。思想上的创新，也当如此。为夸张博雅产生的泡沫文化中的泡沫结论，是担当不了创新基石的。

中华民族需要新文化，需要新科学。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累是包袱，还是财富？关键在我们后人如何对待，而不在文化积累本身。在这里，正确的态度只有一个：实事求是。

文化总是服从社会的需要，也总是要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经济中的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和经济本身一样古老和长久；文化中也有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并且也将和文化本身一样长久存在。只是这样一种文化，为有责任心的学者所不屑为；就像一个正直的企业家不屑于投机经济一样。

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重要成员，说明中华民族自身不仅有健康的身体，而且有健康的心理，因而泡沫文化永远不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信心所在。

1999年6月25日于北京。

1999年6月25日星期五

（中华易经学会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

五柳村2007/02/10收到并制作上网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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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讲解 1 《周易》热评述

随着特异功能热的兴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也兴起了一股“《周易》热”。一些特异功能大师，也都纷纷成为“易学大师”。并且互相或者自我标榜，称为什么“易侠”、“易仙”、“易圣”等等。学术性的《周易》研究，成为伪科学的一块重要领地。许多连繁体字都认不了几个的人们，纷纷成为“易学专家”，就像江湖术士一夜之间就成了所谓“气功大师”一样。而且直到现在，在清理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的时候，《周易》研究中的种种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清理。据不少读者反映，许多地方，打着《周易》旗号的“预测公司”或者“预测大师”仍然十分活跃。

和特异功能热一样，《周易》热也是上一世纪末在我国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素质上的弱点和缺点。这段历史，值得认真总结，以便使前车之覆，能够成为后车之鉴。这篇文章的写作，仅仅是就自己所知，为这个总结提供一点线索。

由于《周易》研究的特殊性质，这个介绍不可能仅仅披露事实，其理论分析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本文将竭其所能，尽力而为。其不当或者错误之处，欢迎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第一篇：《周易》热评述

一 《周易》热的兴起

“《周易》热”是在特异功能热之后兴起的一股热潮。二十年来，特异功能或者说伪气功，是伪科学的主流。“《周易》热”，则是伪科学泛滥中的一股重要的支流。只要看看《转法轮》这本书所援引的《周易》研究的“成果”，就可能知道“《周易》热”在伪科学泛滥中的地位。也可以得知，《周易》热中那些夸大不实之词，如何成了邪教坐大成势的思想基础。

特异功能热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从四川一名小学生耳朵认字开始。《周易》热的兴起则要晚一些，大约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87年12 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山东大学召开“国际周易讨论会”，成立“中国周易学会”。有人认为这是“《周易》热”的起点。其实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周易》热 ”就已经兴起。这个国际性的会议，不过是为已经兴起的“《周易》热”加了一把火罢了。从此以后，各种“周易研究会”纷纷成立。许多县府所在地也都成立了“ 周易学会”或者“周易研究会”。各种有关《周易》的国际、国内讨论会也纷纷召开。和“气功大师”满天飞一样，“易学专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

和特异功能热兴起的初期一样，一边要掀起一股热潮，另一边也有人在激烈反对。甚至有文章认为，“《周易》热”可以休矣。也如特异功能热虽然遭到反对但未能休矣一样，“《周易》热”也并没有因为有人反对就休矣。相反，这些反对意见反而如火上浇油，随着特异功能热度的升高，《周易》热也不断地升温，成为一种燎原的、且至今未熄之火。

那么，《周易》热和特异功能热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二 预知与《周易》

特异功能大师们宣称的特异功能，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预知。而《周易》，原本就是一部占卜书，即算命的书。占卜算命，其目的就是预知。《周易》的占卜功能，在整个古代社会都一直保留着，没有消失。这两方面的一致，是《周易》热得以在特异功能热潮中迅速兴起的重要原因。许多特异功能大师往往又自称易学大师，就表明了二者密切的相互关系。

预知未来，是人类的普遍愿望。然而未来又是很难预知的。谁知道2001年美国会发生911事件？谁知道2003年人类会发生非典型性肺炎？至于人的吉凶祸福，前程未来，更是每个人都十分关心、却又难以知晓的事情。难知又想知，于是从古以来，人类就动用了自己能够动用的手段，去预测未来。

在古代，在人们都信仰神灵的情况下，人类预测未来的重要手段就是求神。占卜，不过是求神的一种方式罢了。而占卜又有许多方式，《周易》中的占卜术，不过是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占卜术之一罢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一切占卜术都是不可靠的，因为神是不存在的。在乌龟壳上钻几个洞，然后用火去烤，看那裂纹的状况，就能够知道吉凶吗？一个算命先生，子丑寅卯甲乙丙丁地嘟囔一阵，就能够知道你的吉凶祸福吗？靠什么呢？

在古人看来，乌龟是神物。所谓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四灵，就是四种神。是神，当然可以预知。在今人看来，就是乌龟那傻玩艺吗？让它告诉你前程，岂非笑话！至于算命先生，假如他知道如何升官，如何发财，自己早就照样去做了，还能把秘密告诉别人？所以，今天的人们把这些东西称之为“迷信”，是完全正确的。所谓 “迷信”，就是相信那不该相信的东西。

和传统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占卜术相比，《周易》占卜术的重要特点，就是具有丰富的理论色彩。传统的占卜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本就是从《周易》占卜术中分化出去的。《周易》自身的理论色彩，成为占卜术掩护自己的外衣和招牌。在这个合理外衣的掩护下，其他形形色色的占卜术也都在《周易》的名下死灰复燃，劫后余生，形成了延续长达十数年的热潮。

三 占卜术与“科学易”

要使占卜术显得合理，单依靠传统的外衣是不够的。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根据时代特点，给《周易》涂上不同的色彩，就像有些动物随着季节变换自己的毛色一样。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就说，《周易》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七十年代后期，提出“科教兴国”。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周易》热，就打起了“科学”这面旗帜。“科学易”，就是就在《周易》热潮中涌现出来的新思潮。

所谓“科学易”，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周易》进行研究，也不是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周易》，而是把《周易》中的文字和现代科学内容进行简单的比附，甚至干脆信口胡说。比如说，“《周易》八卦是天外来客教给周文王的”，“用《周易》预测地震获得了极大成功”等等，就是信口胡说的典型。至于把《周易》中的某些词句和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结论相比附，在一个时期里，充斥于各种有关的学术会议，充斥于各种相关和不相关的的出版物，也充斥了当时的书报市场。而制造这些胡说和比附的，有科学院院士，有获得国家荣誉的教授和研究员，也有离退休的老干部。

胡说和比附的结果，就是造成了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周易》的确是一部自然科学书，其中有许许多多自然科学的成就。过去的成就，从日心说到相对论、量子论，到所谓新三论、旧三论，《周易》中就已经有了。而现在还没有发现的科学结论，《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待我们去发现。最后，就是有人宣称：依靠《周易》，将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科学易所借助的事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所谓“二进制”问题，再一个是就是阴阳鱼《太极图》。在一个时期里，“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根据邵雍《先天图》发明了二进制”的说法不胫而走，尽管一开始就有人写文章说明情况并非如此，然而这样的说法仍然广泛传播。量子论的代表人物玻尔把阴阳鱼《太极图》作为自己的家徽，据说他认为这个图很好地表现了量子论的“互补原理”。

这两件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极大地鼓舞了科学易的兴起。一些人认为，外国著名科学家如此重视我们的《周易》，说明《周易》与自然科学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我们又在提倡“科教兴国”，因此，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周易》进行研究，一定会有重大收获，一定做出新的科学发现。

《周易》既然如此“科学”，那么，其中的占卜术还能是迷信吗？于是，占卜术成了预测学。老的、新的算命先生也都纷纷给自己的生意贴上了新的标签：“周易预测”。邵伟华《周易预测学》的出版，给所谓“周易预测”起了烈火烹油的作用，也说明了“科学易”与占卜术的依存关系。邵伟华和算命先生们甚至还办起了各种各样的、遍布全国各地的、名称大同小异的所谓《周易》“预测”、“咨询”公司！支持这些公司的，有名人，有教授，有政府官员，甚至还有管理自然科学的国家机关：地方上的“科学技术委员会”！

四 弘扬民族文化与《周易》热

被《周易》热加以利用的第二个口号，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周易》在古代曾经被说成是“六经之首”或者“六经之源”，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于是《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就被抬上了空前的高度。有学者宣称：《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似乎谁要敢于批评《周易》，就是要否定民族文化，就是民族的罪人。

按照古代某些儒者的说法，《周易》的源头又是那由数十个黑白点组成的“《河图》”、“《洛书》”。于是，黑白点《河图》、《洛书》又成为《周易》热潮中的突出热点。《周易》热开始不久，就有人宣称他破解了《河图》之秘。虽然当时就遭到了批驳，但是，和一切方兴未艾的热潮一样。这些批评也都做了浇火的油。直到发楞工被取缔前夕，一个以北京大学国情研究课题组名义发表的研究《河图》的长篇论文以比以往更高的调门宣称，他们把《河图》中的某些数字和埃及金字塔的数据加以比照，得出《河图》确实是四千多年前出于中国的东西，确实是《周易》的源头。该论文还宣称，他们依照《周易》六十四卦的数据设计了一套由六十四根柱子组成的柱阵，柱阵之上，是一个立体的阴阳鱼太极球。这个柱阵中，不投入能量就可以产出巨大的能量。假如他们所说为真，则中国的经济建议完全不必发愁能源问题。只要到处树起这样的柱子阵，中国的石油工业、煤炭工业，还有什么水力发电、核能发电，统统都不再需要。

该论文发表于《科技智囊》杂志，其摘要，则在国家级的《光明日报》上连载了六期，并且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支持。

虽然如此，这样的柱子阵国家没有投资，私人也没有投资。在这个问题上，在要动真格的时候，不少人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五 《周易》热的现实基础

每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每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给各种各样的人物提供一个表现自己的舞台。其中有正角，有配角，自然也丑角。在《周易》热中涌现出来的满天乱飞的算命先生，以及用各种各样夸大的、不实的言词为这些先生提供理论支持的所谓学者、大师，就是在上一世纪后十数年中中国社会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丑角。这些丑角人物用各种各样的骗术和夸大不实之词，污染着社会的思想环境，欺骗人们的良心和灵魂。

然而，骗子们能够得逞，固然是他们不断变换着骗术，更是由于社会的需求。无数的事实说明，骗术得以流行的领域，就是人们的需求最为迫切的领域。

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新的社会现实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人们的前途，出现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不像此前的几十年中，人一生下来，社会差不多就为你安排好了一切。从事一种职业，往往就是终生的归宿，变动的情况是很少的。即使有，也不是由个人考虑的，而是有关部门或者组织考虑的事。但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条道路在等着人们选择，而其中的吉凶祸福，又往往难以预知。过去被压抑着的求富、求贵的愿望，现在被突然释放了出来。有人无所适从，有人急于求成。然而无论是急于求成者还是无所适从者，他们的不稳定感觉，比他们实际遇到的不稳定现状，又往往要强烈得多。其中有些人，为了名利或者财富，也往往采用了一些非正常的手段。这些手段，会使他们一夜之间成为富豪，也会使他们转瞬之间变成罪犯。所以他们预知前途的要求往往就更加强烈。在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预知前途的手段的时候，任何一种预知的手段都会成为他们的指路明灯。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脱离封建社会不久的国度里，那些并未经很好批判的占卜术，也就成为人们选择和利用的对象。

中国古代的占卜术，许多本来就是在《周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或者是与《周易》密切相关的，而《周易》，也就成了这些占卜术的精神领袖。现在，它们在《周易》的名义下死灰复燃，似乎顺理成章。

今天无论是在街上摆地摊，还是有国家营业执照、堂而皇之开公司、开店进行占卜的，都要打着《周易》的旗号，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许多所谓预测，和《周易》是没有关系的。那些算命先生，甚至不知《周易》为何物。他们打《周易》的旗号，只是因为《周易》可以使他们摆脱封建迷信的恶名。

六 名流、学者和政府的作用

《周易》热的兴起和特异功能热一样，社会名流和某些政府官员的支持，包括一些具有专家教授头衔的学者的支持，是《周易》热兴起的重要因素。有些所谓的预测大师，借着和社会名流的交往使自己也成了名人。这是一套狐假虎威的老套伎俩，可惜的是，某些社会名流也乐意让人假自己之威以成名。这些名流的不自重，是邪说害人的重要通行证。

某些政府官员，出于各种动机，甚至也出于要预测自己官运的动机，给予《周易》热以政治的、财政的帮助。不少有关《周易》的所谓学术会议，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召开的。一些政府官员，也出席这样的会议以表示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官员出席，媒体就要报道。于是有关《周易》的热潮就又获得了一次升温的机会。而他们其中有些人热衷于占卜术，迫切要预测自己的官运前途，又是《周易》热重要的市场。

最今人不能容忍的，是某些有教授、研究员头衔的学者，他们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可以熟记唯物辩证法的一切重要原理，但是在《周易》热的热潮中，却到处宣扬用《周易》占卜是灵验的，是准确的，甚至慨然充当算命公司的顾问。其中典型代表，是邵伟华的预测公司，在《光明日报》所登载的三分之一版面的大广告中，其首席、次席顾问，竟赫然列着著名学府的教授的大名。

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需要科学结论支持的运动，比如一亩地到底能收获多少粮食？人的肉眼有没有透视的能力等等，如果没有学者的支持，这个运动是很难兴起来的，或者兴起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狂热。不幸的是，我国近数十年来的类似的运动中，其错误倾向往往都能得到某些学者甚至是具有崇高地位的学者的支持。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我们盼望着，中国知识界或者学术界，能够有一天在保持科学的严肃、纯洁方面，为自己雪耻。

一般的说，在事关学术的热潮中，政府官员和某些社会名流的头脑发热，是有三分可谅的，因为他们不懂，或者懂而不深。但有关专业的学者也在其中发热，甚至推波助澜，就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当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声誉的代价。

七 《周易》热的后果

《周易》热，其实质是算命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封建迷信”热。就公开的报道而言，出现了依靠算命先生指导工作因而导致严重腐败渎职的市委书记，出现了企图依靠巫术禳解以便官运亨通的县委班子。据说有的党校中，白天上课学马列，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晚上在宿舍里，却是算官运，搞迷信。至于算命一条街，算命公司，也是全国各地，到处可见。中国古人就讲过：“国将亡，听于神。”《周易》热，使算命，也就是神灵，成为相当多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指路导师，同时也成了腐蚀国人思想健康、腐蚀我们立国思想基础的腐蚀剂。

《周易》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古代典籍，全面而深入的对《周易》进行研究，是必要的。然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五千年来文化未曾中断的大国，其优秀文化典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棟。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的骄傲。其中和《周易》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的典籍，也非常丰富，都值得深入而全面地进行研究。在如此丰富的文化典籍中，把《周易》特别地突出出来，似乎中国就这一本书重要，或者这一本书比其他的都重要，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是对丰富传统文化的贬低。而把对一本书的研究炒到如此的热度，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文化现象。

由于对《周易》的特别重视，这些年里对《周易》的研究确实比较深入，比以前有许多新的进展。不少被称为“学院派”的严肃学者，同《周易》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从学术上弄清了以前所没有弄清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然而这一点学术上的成绩，和《周易》热给中国人民思想带来的混乱相比，得失相较，可说是损失远远大于获得。

科学，或者说学术研究，永远都是少数人专心致志、冷静思想、认真钻研的事业。不少社会现象都可以成为热潮，成为热潮对事情本身会有好处；不少事情都可以搞群众运动，参加者越多越好。惟有科学研究不能成为热潮，不能搞群众运动。一旦科学研究成为热潮，一旦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可以称为某某家，懂与不懂的都参加到研究中来，势必损害科学研究，或者走向邪路。这是建国以来数十年间的教训，也是十五年来《周易》热给人的启示。

比如当前抗击“非典”的斗争。全民抗击，是必要的。人人都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不仅有益于一时，也将有益于长远。但不能全民研究。研究“非典”，只能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业。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周易》热中又提出了些什么问题？是不少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以后的读者可能想知道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些问题。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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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讲解 2 《周易》基本知识

一 《易经》与《易传》《周易》是古代一本用于占卜的书，它包括《易经》和《易传》两大部分。

《易经》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爻有两种，其中“—”叫做阳爻，“- -”叫做阳爻。

《易传》说，是上古时代，圣人伏羲仰面观察了天文，低头察看了地理，又观察了自身，观察了鸟兽和各种事物，然后画成了八卦。八卦每卦三爻。许多年以后，伏羲的后继者，有人说是神农，有人说是周文王，又将八卦两两重合起来，画出了由六爻组成的六十四卦。为了占卜吉凶，有人说是周文王，有人说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姬旦，又给每一卦配上了文字说明，称为卦辞；给每一爻配上文字说明，称为爻辞。六十四个卦象，加上卦辞和爻辞，就组成了《易经》。

到了孔子，又写了十篇解释易经的文字，称为《易传》。这样，《周易》这本书就完成了。

关于文王重卦演易的故事，说得活灵活现。说是商纣王无道，他嫉恨周文王能得民心，就借故把周文王关押在叫做“羑里”的地方。周文王就在被关押期间，演成了六十四卦。羑里据说就在现代的河南安阳境内。在《周易》热中，当地重修了文王演易的羑里城。

根据现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易经》大约形成于商朝末年或周朝初年，而《易》传形成于战国时代。至于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做传，只能看作是儒家的传说，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

但这些说法表明，《周易》的形成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

二 八卦到六十四卦，《易经》到《易传》

起初只有八卦，不仅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发展水平低，而且说明当时占卜的内容也不复杂，所以用八个卦象也就够了。也很可能，在八卦以前，人们仅仅只用两个爻象进行占卜。或者也曾经把两个不同的爻每两个一组编成四个符号进行占卜。但是后来，占卜术就在八卦这个形式上稳定下来，并且为后人所继承。

周朝初年产生六十四，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更加复杂，而人们的思维水平也有新的提高。原来的八个符号不够用了，于是它们被两两重合起来，成为六十四个。六十四个卦象显然比八个能够表示更多的内容，以便人们对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占卜。

然而这样仍然不够。

单是有阴阳两爻或者卦象，只能说明是吉是凶，是顺利还是困难，不能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而要解释人们心中的许多“为什么”，就需要有进一步的说明，于是，卦象或者爻象被配上文字。这些文字，说明着该卦该爻的吉凶顺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着该卦该爻吉凶顺逆的原因。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发展。简单的说明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有了《易传》。《易传》，是对吉凶顺逆更进一步的说明。

《易传》共有十篇，又叫“十翼”。翼，就是翅膀。《易传》对于《易经》，就像鸟儿的翅膀帮助身体一样，起着发挥《易经》、阐明《易经》的作用。其中《象传》、《彖传》由于比较直接说明卦爻，所以后来就有人把它们放在每一卦辞或者爻辞之后，和《易经》融成一个整体。《文言传》由于仅仅说明乾坤两卦，所以也仅被置于乾坤两卦之中。

《象传》、《彖传》都分上下两篇，加上《文言传》，共有五篇。

《系辞传》也分上下两篇。加上《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也是五篇。这五篇是对《易经》的综合说明，无法和经文一一对应地放在一起，所以置于经文之后。其中《系辞传》从“天尊地卑”开始，通过自然现象说明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说明为什么会有吉有凶。比如说，因为“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男尊女卑。因为日月交替，四季代换，自然界在不停的运动变化，所以人事也在不停的变动。卦象的阴爻变为阳爻，或者阳爻变为阴爻，就象征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自然界，天在不停的运转，永远也不停止，所以君子应该不断进取，不可有丝毫懈怠。我们看到，这就是当时的哲学思想，而且是水平很高的哲学思想。

《说卦传》说明着卦象象征的事物，《序卦传》说明着《易经》中的卦象为什么如此排列。其他还需要说明的问题，则在《杂卦传》中解决。在这些说明中，都体现着当时思想家对世界最普遍规律的思考，因而具有高度的哲学价值。

根据出土文献，《易经》中的卦象，还有另外一些排列方式。而《易传》的内容，也不单是现在我们从《周易》这本书上所看到的那些。这说明，《易传》当是春秋到战国时代许多思想家的作品汇集，而且其中有许多是被历史筛选掉了的。

三 易学

从汉代开始，儒者们继原来的《易传》之后，又撰写了大量的易传、易注，对《易经》，对原来的《易传》进行解说。现在还能够看到的，《四库全书》收载182 种，存目也大体相当。加上未能收载以及后来新出现的，总计大约有五六百种。这五六百种，大多是宋代及其以后的，唐代以前的，绝大部分都散失了。

这么多新的易传、易注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后来的儒者并不满足于原来的解释，他们要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对《易经》和原来的《易传》重新进行解释。

后来儒者的解释，就形成了易学，即关于《周易》的学问。

根据这些解释的特点，清代儒者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把历代的易学家分为两大派别，一是“象数派”，另一个是“义理派”。

四 易学象数派

象数派就是着重于通过《周易》卦象和有关数字解释《周易》的学派。这些解释包括：

一，卦象都象征什么。《易传•说卦传》中，列举了《周易》卦象象征的内容，大约有几十项。其中乾卦象征天，坤象征地，坎象征水，离象征火，艮象征山，兑象征泽，巽象征风，震象征雷。是人们最经常提到的内容。此外，乾卦还象征马，象征君主等等。汉代儒者进一步发展了卦象象征的内容，他们把象征的事物扩大到一百余种。

除了沿用原有的象征思路之外，汉代学者还从总体上让卦象担负象征自然事物和自然法则的任务。比如，他们把卦象按照新的思路排列起来，让他们担负象征一年中气候变迁的任务。他们让坎、离、震、兑四卦象征冬夏春秋四季的气候，让其他六十卦每卦象征六又八十分之七天中的气候状况。六十卦象征的天数之和，就是全年 365又四分之一天，从而构成所谓“卦气说”。

二，卦象之间的关系。比如有的卦倒过来就是另外一卦，改变某卦的一爻，该卦就要变成另外一卦。于是，卦的组成，排列，以及相互变动的关系，就成了易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象数派易学家们认为，占到某一卦之所以是吉或者是凶，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由于卦象所象征的内容，或者是它和其他卦象的关系决定的。所以在占到某一卦的时候，他们往往要通过这卦的象征，以及卦与卦之间那复杂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吉凶的原因。

至于卦气说，则主要是探测政治状况的好坏。按照汉代思想家的意见，政治状况的好坏，会引起上帝的表彰或者批评。上帝不会讲话，它的表彰和批评一般是通过天文气象表现出来。卦气说表现的，是一年中正常的气候，比如春天要暖，夏天要热。假如春天不暖，冬季打雷，就是卦气不效。卦气不效就是上帝发怒，儒者们于是就要根据这时的卦象说明上帝为什么发怒，而皇帝就要检查自己的行为。并且改正过失，求得上帝的谅解。

汉代儒者们醉心于这一套学问，他们师徒相传，形成了一代风气。

然而，他们所说的内容，却往往互相矛盾。这是因为卦象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并不具备他们所说的内容。比如说，卦象本来只是占卜的符号，并不具有象征一年气候变化的意义。现在你让卦象去象征气候，一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卦象被创造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卦与卦之间都有什么关系。只是由于两个符号六个一组组成六十四卦以后，由于符号的简单整齐性质，它们之间自然形成了某种规则。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不同的规则。汉代学者，就发现了卦象之间许多不同的规则。

如果他们实事求是地说，自己发现了卦象间的某种规则，也是对于易学的贡献。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只有圣人的话才是真理。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发现说成是圣人画卦时就明白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他们发现的规则才有被人接受的可能。但是，由于他们发现的规则各不相同，而且都要说是圣人的，那么，圣人的规则怎么会有如此不同呢？这样，他们证明自己真理性的根据，反而成了怀疑他们真理性的证据。随着汉代的结束，这一派易学家的事业也衰落下去了。继他们而起的，是新一派易学。后人把这一派称为“义理派”。

五 易学义理派

最初义理派的代表人物，是魏代一个年轻的思想家王弼。他着重于发挥卦象所讲的道理，而不着重于卦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卦象是表达某种意思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应该忘掉卦象。这就像人们用鱼篓和兽夹。鱼篓和兽夹的目的是抓鱼和野兽的，抓住了鱼和野兽，鱼篓和兽夹就可以不要了。所以王弼不重视卦象的研究。

王弼的主张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赞同，也影响了后来易学发展的方向。从此以后，义理派逐渐取代象数派，成为易学的主流。思想家们借助阐发《周易》，发挥出了许多高明的哲学思想。

和象数派一样，义理派思想家发挥出来的思想，虽然是他们自己对《周易》的理解，但他们一定要说那就是作易的圣人的思想。至少是圣人所作的卦象、卦爻辞中就已经包含着的思想。也和象数派一样，他们的所说的道理，自然也不能一致。比如坤卦第五爻，卦辞是“黄裳元吉”。王弼说，这是由于女子或者臣下采取了柔顺谦卑的态度，所以象征它们的阴爻虽然占据着阳爻才应该占据的、最尊贵的位置，所以也是吉利的。但是同样是义理派代表的程颐却说，阴只有安守本分，才会吉利。现在它占据着阳爻的位置，“元吉”的意思其实是不吉利。程颐还说，好多人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程颐和王弼的分歧，不过是一个例子。类似的分歧也非常之多，于是引起宋代大儒朱熹的抗议。他说，《周易》中哪里有人们所说的许多意思！尽管你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墜，但不是《周易》本来的意思。为了纠正这样的风气，他把自己解释《周易》的著作叫做《周易本义》。意思是说，他要寻找《周易》的本来意思，而不是去胡乱发挥。

从现在的观点看来，朱熹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他的“本义”中仍然有许多是后来才有的、实际是他自己发挥出来的意思。追求本义的人尚且如此，至于那些故意去发挥的人，所说的义理究竟有几分是《周易》的本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些思想家对《周易》的解说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不是的。正由于他们不是去追求《周易》的本来意义，而是借题发挥，才会有不断发展着的新的思想出现。而这些新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智慧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六 易学图象派

对象数派的不满产生了义理派。对义理派的不满，使人们又重新去评价象数派，并且去发展象数派的成果。宋代有个叫朱震的就说，象数派才是孔子易学的正宗。王弼抛弃象数是不对的。这使他把许多异端的思想混入到易学中来，所以应该批判。朱震的话，说明象数派在宋代又得到了复兴。

宋代复兴的易学象数派没有回到汉代的旧套路上去，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用图象来解释《周易》。这一派，被人们称为“图象派”。

图象派根据《周易》的内容，画了许多图象。人们看到这种图象，能够较为形象地理解《周易》的内容，对于易学的传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第一，图象表达的意思，只是文字中所包含的内容的简化。因而容易导致把丰富内容简单化的倾向。比方说，现在你要画一个图象表示对立统一规律，就一定是个简化的东西。因为文字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原来的图象不能表达更加丰富的、抽象的内容。

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些图象本来是表达《周易》文字内容的，但有的图象却被说成是《周易》文字的来源和根据。比如，那由一些黑白点阵组成的《河图》，本是宋代儒者们画出的东西，却被创造者说成是伏羲时代出于黄河水中的圣物。而伏羲就是根据它画了八卦，并且此后才有了六十四卦和卦爻词。

宋代以来儒者们所作的图象，现在所能收集到的，约有五千幅左右。除去重复，大约有三千种左右。这三千种之中，只有少数几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几幅是：1 黑白点《河图》、《洛书》；2 《太极图》；3 《先天图》。在十几年来的《周易》热中，最热的就是这几张图。这些本是解释《周易》卦象、文字的图象，被说成是《周易》卦象文字的根据和来源。所谓的“科学易”大师们，不仅完全相信了古人的这些说法，而且赋予这些图象以全新的科学内容。从而证明《周易》是多么科学，算命术也是多么科学，多么合理。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些图象。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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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讲解 3 “科学易”解析

一 关于《河图》的秘密

各种易图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河图》。“科学易”首先看重的也是《河图》。他们声称破解了几千年来无人知晓的《河图》之秘，认为其中有丰富的科学内容。

把黑白点《河图》的黑白点用数字表示，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数字幻方。这样的幻方在古代有一种游戏的性质。幻方当然也是一种数学创造，但是第一它没有实用价值，第二也不能代表当时的数学水平。也就是说，不是一个重要的数学成就。

《河图》或者《洛书》的数字构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河图》或者《洛书》，就是把汉代的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变成了黑白点，然后说，这就是从黄河或者洛河里出来的图和书。

有的学者以汉代就有这样的数为根据，认为汉代就有这样的《河图》、《洛书》，是不正确的。因为汉代的《河图》、《洛书》都是一本书，这书的内容还可以从其他古籍的引用中找到。宋代儒者把汉代的数据变成点阵，然后说，这就是《河图》、《洛书》。只能说是一种造假行为，就像造一件假产品一样，而不能说汉代就有了黑白点《河图》、《洛书》。这个道理，一般读者都能明白的。

由黑白点构成的数字点阵的确有许多特点，它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发现数字间的关系。有人从中看出了几十种关系。然而无论多少，都没有超出从1到10这十个自然数之间的四则运算的范围。这是一个小学生就能完成的作业，在古代也不是大的数学成就。因为至少在战国时代，中国古人就已经会勾股术，会分数、比例等项运算。这些数学运算，都是比普通的四则运算要高的数学成就。

至于黑白点《河图》的其他所谓“秘密”，完全是揭秘者自己的创造，就像其他人曾经赋予《先天图》、阴阳鱼《太极图》新的意义一样。这新的意义不是黑白点《河图》本来所具有的意义，所谓秘密也就无从谈起。

更重要的是，《河图》，从先秦时代开始，就被说成是出自黄河中的图。出自黄河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是说，这是上帝用这种特殊方式降下的圣物。所以在汉代的典籍中，才有许多黄龙、白龙从黄河中负出一个黄金匣，匣中有图书之类的神话。这些神话后来被收集整理，载入由当时国家承认的正史《宋书•符瑞志》。所以，相信黑白点《河图》真是出于上古，是伏羲画卦的根据，就是相信上帝鬼神。

黑白点《河图》出现以后，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它是画在什么材料上的？是铁板？是木板？还是布帛、纸张？而所谓龙马又是如何从黄河中带出来的？是嘴衔着，还是背负着。背负又是谁给捆上去的？

为了回答此类疑问，元朝一个叫吴澄的儒者说，《河图》是龙马身上的旋毛组成的点阵。龙马，就是高于八尺的高头大马。吴澄以为这就解决了《河图》如何出水的问题。然而，这实际上是欲盖弥彰。所以后来又有人造出了新的《河图》。阴阳鱼图，就是明朝初年出现的新的《河图》。此外新造的《河图》还有，不过未得流传罢了。这些新造《河图》的出现，恰恰说明，这些图都不是什么神物圣物，不是出自黄河的，而是人造的、对八卦来源的图解。

这才是《河图》的所谓秘密。

二 关于二进制

二进制问题是科学易鼓吹者鼓吹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说的是清朝初年，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白晋写给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附寄了邵雍的《先天图》。据说莱布尼茨看到后，发明了二进制。而现在，二进制是电子计算机使用的基本进位法。

从八十年代初，不断有人著书著文宣扬莱布尼茨根据伏羲《先天图》创造了二进制，也不断有人揭露这种说法的荒谬。199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易学研究》第五辑上，刊载了由孙永平教授翻译的、莱布尼茨1703年5月5日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关于二进制的论文。孙小礼教授在译文前的说明道：

莱布尼茨早在1679年3月15日就写出了二进制的论文，但一直没有发表。1701年，莱氏把论文提交法国科学院，并作了宣读，但要求暂不发表，因为他说自己还看不出这种方法有什么实用价值。1701年2月15日，莱氏写信给法国在华的传教士白晋，希望他把二进制介绍给中国康熙皇帝。两年后，即1703年 4月1 日，莱氏收到白晋回信，其中有所谓伏羲的《先天图》。白晋还提示说，假如把阳爻“—”看作1，把阴爻“- -”看作0，这图的符号可能和二进制有联系。

莱氏研究了《先天图》，并且对自己的论文作了修改，于1703年5月5日公开发表。（以上是对孙小礼教授说明的转述。）

也就是说，莱氏在看到《先天图》以前22年，就已经发明了二进制。而当他看到《先天图》后，他又说了什么呢？

他在给白晋的信中说：“这种科学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籍，但数千年来却无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它却与我的新数学完全一致。”

莱氏显然相信了这图确实是伏羲所作。事实上，它只是宋代，也就是在他看到之前数百年才出现的东西。在他看来，中国人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没有看到它的意义，所以他感到遗憾。他不知道的是，这图的意义本不在二进制，二进制的意义是他赋予这图的。

希望读者看到这些文字以后能够判断，究竟是莱氏发明了二进制以后看到了《先天图》？还是看到了《先天图》发明的二进制？然后思考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周易》在中国确实存在了数千年，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从《周易》中看出现代的科学内容，要在西方人发现之后，我们才说：《周易》中早就有了！

一个有为的、有出息的中国人，不能生活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中。

三 关于《太极图》

据有关资料，玻尔确实把阴阳鱼《太极图》作了自己的家徽，这自然是中国文化的光荣。在他看来，这图很好地表现了他的“互补原理”。

由此出发，有人又从《太极图》中研究出了许许多多的科学内容。比如说，图中间的那道曲线，就是一条气候变迁的曲线，等等。

为了说明这图的意义非凡，有人从出土器物中发现一些相似的图形，认为那些图形就是《太极图》的前身，《太极图》的前身可以造溯到数千年前。还有人认为，图中有许许多多我们未曾解开的科学秘密，只等着我们去发现。有关的论文和著作，可以说是数以百计。

然而实际上，该图最早出现的时代，乃是明代初年赵撝谦的《六书本义》。这是一本文字学的书。该图在那里不叫《太极图》，而叫做《河图》。作者说，这才是龙马从黄河中带出的《河图》。它是八卦的根据，也是文字的源头。

然而，当时无人承认这个说法，因为当时的《河图》就是那些黑白点；也无人说它是《太极图》，因为当时被称为《太极图》的，是周敦颐创作的图。该图的样子是上下重叠排列的数个圆圈。只是到了明朝末年，才有人把它称为“古《太极图》”，以和周敦颐的《太极图》相区别。到了清朝，才逐渐有人把它叫做《太极图》。后来，由于它被道教和一些民间会、道、门组织广泛用作自己的标志，逐渐在民间流行。而在学术界，大家谈论的《太极图》，仍然是周敦颐的《太极图》。

此外，还有不少人自己创作了《太极图》。有的是几个圆圈套在一起，有的干脆就是一个空心圆。因为在作者看来，太极是个理论概念，而理论概念是无法用图形来表示的。如果定要用图，则只能画一个圆圈示意而已。我们在讲逻辑学的书籍中经常会看到诸概念内涵、外延之类关系的图，那些图，就是一些圆圈相互纠结。

据公布此图的赵撝谦说，他得自一个叫陈伯敷的，并且陈曾说过这图是宋代朱熹的朋友蔡季通到四川从一个世外高人处得来的。这样的故事，只可以当作神话来听。

至于阴阳鱼《太极图》意义，既然当初把它称为《河图》，那么它要表现的就是太极如何生了两仪四象和八卦。把它分为八份，其中有六份应该保持黑白如同卦象要求的比例。图中的黑白交结，就是适应这个要求做出来的。按照赵撝谦所公布的图形，完全没有现在人所看出的什么曲线。现在人所看出的什么曲线，是按照自己的想象画出来的。那是他自己的创作，不是图原来的样子。可以说，现在各种出版物上的所谓《太极图》，绝大多数都不合当初的规范。根据自己想象画出来的图，把它说成是古代的图，然后再说其中有什么秘密，这就好像是近视眼比眼力，他们说的，只是自己想像中的匾。

更进一步，对于古代图形，你看出是什么意义，那是你自己的事。要说古代当时就有这样的意义，需要有其他根据。可以说，那些认为阴阳鱼图有许多秘密的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根据。

玻尔从中看出了他的互补原理，只能说明他发现了互补原理。这十几年来中国学者从中看到的意义，却全是人家发现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无论现代人们从中看出什么意义，包括玻尔看到的互补原理，都只能是现代人赋予该图的意义，而不能说，图原来就有这样的意义。在这里，玻尔同样有权利说，可惜数百年来，中国人都没有看出他的意义。

四 “科学易”做了占卜术的吹鼓手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来，谁从《周易》中能够看出什么自然科学的成就，大体上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相当，与看出秘密者本人的知识水平相当。发明了二进制的莱布尼茨从《先天图》中看出了二进制，因为他发明了二进制。玻尔从阴阳鱼《太极图》中看出了互补原理，是因为他发现了互补原理。人们从中看出了相对论、量子论，是因为已经发现了相对论、量子论。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外国，都没有一人从《周易》或者易图中看出什么量子论、相对论。

那么，是这些发现在先，还是《周易》中早就有了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容易就能做出的判断。

这些对《周易》的吹捧，不论吹捧者本人的意图如何，都起到了不恰当地抬高《周易》、从而抬高《周易》占卜术的效果。或者明白地说，科学易，做了《周易》占卜术的吹鼓手。

这种不适当地抬高《周易》的事，确实是中国历代的传统，但不是一个好的传统。

五 “科学易”与“西学中源说”

为了把算命说成是科学，一些所谓学者还把《周易》说成是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按他们的说法，几乎一切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在《周易》中早就有了。《周易》中有二进制，有量子论，也有相对论，用《周易》可以预测地震，可以预测气候。一些新出现的科学概念，什么可持续发展，什么生态平衡，《周易》中也早就有了。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说，要回答《周易》中到底有没有这些科学内容，是愚蠢的，也是无聊的。这就像一个人对您说，天下会掉馅饼。如果您要认真论证起来，天是大气，上面根本没有馅饼，那就是犯傻。说《周易》中有现代科学，就像说天上有馅饼一样的荒诞。生活在两三千年前的人，怎么可能做出现代科学的发现呢？除非是神仙。许多鼓吹“科学易”的人，也就是鼓吹特异功能的人。而鼓吹特异功能，就是鼓吹新有神论，因为所谓特异功能，就是神才具有的功能。

从现实的意义上说，这是落后民族的一种共同心理，也是中国早就有的一股思潮。据说某些印度学者也说在他们的《奥义书》中，早就有了现代科学的一切发现。

在我国明清之际，当西方科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次“西学中源说”。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西方科学的源头在中国。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历法，历法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欧氏平面几何。西方传教士要用这先进的科学说明他们的基督教也是先进的，诱导中国人信仰他们的教。为了对抗他们的教，一些中国学者就说，你们的科学没什么了不起，它还是从我们中国传去的呢。当时说得活灵活现的内容是：周朝末年，王室的许多数学家逃走，一部分到了西方。他们带去了中国的勾股术，后来发展成了欧氏几何。勾股术确实是平面几何的一项内容，但把欧氏平面几何说成是中国勾股术的后代，显然是故意编造出来的。

这一次学术上的斗争伴随着政治上的冲突。不久，中国和梵蒂冈断绝关系，西学中源说也成了历史。

大约又过了一百多年，鸦片战争暴发。中国的失败使许多先进人物意识到，要能够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叫做“师夷制夷”。这时候，开始了第二轮西学中源说。这次西学中源说的内容更加广泛。不仅是几何学，而且是一切西方的科学发现，中国都早就做出来了。严复在他的《救亡决论》中曾经描写了他们的重要结论：什么电学出于《关尹子》，气学出于《亢仓子》，最后，包括议会制度，也被说成是中国的《周礼》早就有了。甚至中国早就有了共和制度。最后，就集中到《周易》上面。解放前，就有人著书，说《周易》中早就有了相对论、量子论等等。

第二轮西学中源说，是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子产品。中国学习西方每走一步，都有一种新的西学中源说出来。这个影子可能给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制造一点麻烦，但没有阻挡住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随着中国大陆的解放，这种西学中源说在大陆沉寂了几十年。

“科学易”是第三轮西学中源说。从学术的意义上，它是对于改革开放、科教兴国中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反应。其特点是，站在复古主义立场上去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誉，甚至把巫术这样的历史沉渣都作为中国发展的锐利武器。这是一种集体的、放大了许多倍的阿Q心理。这种心理对于科教兴国，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孔子说过，“知耻者近乎勇”。那种敢于正视自己落后、敢于正视自己耻辱的民族，才是有出息、有前途的民族。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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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讲解 4 《周易》与传统文化

一 《周易》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

《周易》热除了热衷于从那几张易图中发现什么科学奥秘之外，就是不适当地抬高《周易》的历史地位，把《周易》说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说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甚至今天也是最重要的书。他们说，依靠《周易》，就能使中国称霸世界，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这可能是一种爱国热情，但却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可以肯定的回答，《周易》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汗牛充棟的传统文化典籍中，《周易》也不能说是一部最重要的典籍。

《周易》的基础是八个卦象符号。儒者们说，这八个符号是上古圣人伏羲观察了天地人物画出来的。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此外，八卦只是八个符号，还不是文字。而只有文字，才能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容。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大规模应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祭祀的记录。其中发现一些可能是数字的符号，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周易》卦象的起源。此外的文字，则完全与《周易》无关。

无论甲骨文中的文字是不是卦象符号或者卦象符号的起源，这八个卦象符号不是甲骨文字的起源，则明明白白；而甲骨文，倒很可能是《周易》八卦的起源。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是最早的源头，而是它以前的文化之流。

此外，所谓文化，不单单是文字写成的东西。中国古人的文化创造，是多方面的。物质文化方面，在早有石器，其后有著名的青铜器，有各种陶器和生产工具，有早就非常巍峨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建设。在制度文化方面，中国早就建立了严密的政治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商代及其以前早就有许多创造，还有许多卓越的科技发现和发明。周代社会已经相当高度发展的礼仪文化和思想建树，就是当时文化高度发展的明证。而这一切，都和《周易》无关。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易》还没有诞生。

把《周易》说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乃是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刻意抬高《周易》地位的夸张之词。而他们夸张《周易》的地位，并不真的是为了什么弘扬传统文化，而是借《周易》来抬高他们自己的所谓“成果”，借弘扬传统文化来弘扬他们自己。

二 《河图》更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

说《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另一证据，就是证明那个黑白点《河图》是画卦的根据。

《河图》这件东西，在古书《尚书•顾命》篇中确有记载，说的是周成王死，在周康王的即位大典上，陈列着许多宝物，其中一件就是“《河图》”。但这个《河图》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此后再也没有记载。而此后的一些书籍则说，《河图》是上天降下的一件祥瑞，即表达上帝意志的一件神物。汉代儒者，认为《河图》是一本书，上面记载着上帝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是该由谁来做皇帝。与《河图》类似的祥瑞还有“《洛书》”，其内容和《河图》相类似。当唐代儒者整理古代典籍的时候，汉代的《河图》、《洛书》还存在。这样的《河图》、《洛书》，也就是老百姓平常所说的“天书”。

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一样，都是信神的。谁该作皇帝，是要由最高神来任命的。然而神实际上又是不存在的，所谓“天书”，其实就是人假借神的名义所造的书。天书上的文字，往往都模模糊糊。《河图》、《洛书》都有好几篇，好多条。你可以找出一条，说这是你该作皇帝的证据，我也可以找出一条，说这是我该作皇帝的证据。曹丕要作皇帝，他的臣子们就找出《河图》、《洛书》，说根据上面的记载，曹丕该作皇帝。刘备要作皇帝，臣子们也从《河图》、《洛书》上找出证据，说是刘备该作皇帝。这样找起来，势必天下要乱。于是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国家就禁止《河图》、《洛书》的流行。隋、唐两代禁止得就更加严厉。隋煬帝命令，把类似的书籍全部烧掉。秦始皇焚书，遭到历代学者的责难。但隋煬帝虽然是个非常坏的皇帝，他焚毁汉代《河图》一类书籍的行为，却得到有些知名学者的赞扬，认为那些东西确实该烧，没有价值。

唐朝初年国家档案馆里还有汉代的《河图》、《洛书》，到宋代就连国家档案馆中也没有了。

天书而遭到禁止，就说明那不是天书。随着汉代《河图》、《洛书》的消失，那用文字写成的天书也不能再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于是儒者们又画出了些黑白点阵。说这就是《河图》、《洛书》，圣人伏羲就是根据它画出了八卦。不过这件东西刚刚出世就遭到了反对。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说，黄河里出图，洛水里出书，这件事本身就是妖妄，不可相信。以后也不断有人揭露说，伏羲以后数千年，从来没有见什么书上说过《河图》、《洛书》就是这些黑白点，你们从哪里得到的呢？然而，当时的人们需要神，也需要神圣的东西。那黑白点《河图》、《洛书》还是广泛流行开来。不过这一次不再说是上帝发给皇帝的任命书，而仅仅说成是画卦的根据。

这黑白点《河图》、《洛书》，和汉代那用文字写成的《河图》、《洛书》，都是人造的。汉代的是汉代儒者制造的，宋代的是宋代儒者制造的。然而在今天，无人敢相信那用文字写成的天书《河图》，却有人相信那黑白点《河图》、《洛书》，相信它们是上古时代出于黄河、洛河的东西。不过就连北京大学国情课题组的文章，也只敢说这黑白点《河图》“以前虽有，但是没有画出来。宋代才被画了出来”。这不明明承认是宋代才造出来的吗，怎么能是画卦的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呢！

三 孔子前后《周易》的文化地位

就算不是源头吧，那么，《周易》在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最为重要呢？

就《周易》重要性如何这个问题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体可分三个时期：一是《周易》问世之前，二是《周易》问世时期，三是《周易》问世以后。我们分开来说。

《周易》问世以前，既然《周易》尚未问世，当然说不上它是最重要的了。大约在商代末年和周朝初年，《周易》中的《易经》部分开始问世。后来，又出现了解释《易经》的《易传》。依传统说法，八卦是伏羲画的，六十四卦是周文王画的，卦爻辞是文王或者是周公写就的，六十四卦和卦爻辞构成了《易经》部分。《易传》共有十篇，据说是孔子作的。但是据现代学者考证，这十篇《易传》是春秋战国时代陆续形成的，未必是由一个人写成的。从周朝初年到战国时代，是《周易》的问世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周易》的形成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学术空前活跃、并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的时期。虽然《易经》在早已存在，但当时争鸣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没有提到过《周易》。只是在有关历史事件的书上有一些记载，知道当时已经有了这本书。

《周易》后来被作为儒家的经书。但是孔子当时教授学生的课程中，有诗（《诗经》）、书（《尚书》）、礼（礼仪）、乐（音乐），但没有《周易》。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分析说，因为《周易》是占卜书，而占卜是一门专门的技巧，无法用它来教授学生。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争鸣的诸子百家很少提到它，孔子也没有用它来教授学生，《周易》的地位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论语》上记载说，孔子晚年喜欢《周易》，由于他经常读，以致穿《周易》竹简的牛皮绳子都断了三次。即使如此，和诗、书、礼、乐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比拟的。

秦朝统一，有所谓焚书坑儒。诸子百家争鸣的书都在焚烧之列，但《周易》却不在被焚之列。在秦朝人看来，《周易》不过是一部算命的书，不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秦朝人的态度，就是对《周易》当时地位最好的说明。就是说，《周易》在当时并不重要。

四 汉及其以后《周易》的文化地位

汉代初年，国家信奉黄老道家学说，《周易》的地位仍然不高。有一天，著名的儒者贾谊和朋友去逛市场，看到一个用《周易》摆摊算命的。贾谊说，您怎么从事这样卑贱的职业。那人不服气，讲了一番算命并不卑贱的道理。然而辩解归辩解，卑贱仍然是卑贱。在当时，和那些高居朝廷之上、高官厚禄者相比，算命的确不能说是高尚的职业。你可以说朝廷上未必都是好人，算命的未必人不高尚。但作为职业，仍然不是高尚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就是让精通五部经书的专家到朝廷做官，并且向学生传授。这就是说，国家正式承认，这五部经书是最重要的典籍。五经之中，《周易》是其中之一。这时候，《周易》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

五经之中，《周易》是不是最重要的呢？不是的。当时大家都认为汉代是在天下大乱以后建立的朝代，迫切需要的是“拨乱反正”。顺便说一句，“拨乱反正”这话是汉代人首先说的。要拨乱反正，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书就是《春秋》。因为《春秋》上讲的，都是君主应该如何对待臣子，臣子应该如何忠于君主的事例。按照这些事例去做，国家就能稳定。这是当时统治者所最需要的。

到了东汉，班固作《汉书》，才说“六艺之文……《易》为之原”。然而班固是所谓古文学派，这个学派在当时处于在野的地位。所以他的意见，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

也就是说，在汉代，《周易》并不是最重要的书。

魏晋南北朝时代，流行所谓“三玄”。三玄是《周易》、《老子》和《庄子》。三玄之中，人们谈论得更多的还是《庄子》和《老子》。而所谓谈玄，主要是民间或者私人的行为，并且常常遭到反对。在朝廷之上，其思想状况和汉代朝廷差不多少，也是讲天人感应。国家教育，也没有把《周易》突出出来，使之成为最重要的书。

唐代统一，在学术思想一面继承汉代，所以现在谈及古代学术，往往“汉唐”并称；一面也吸收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许多成果。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周易》被作为第一部经书。但是在国家教育中，《周易》仅仅是一部“小经”，而《礼记》和《左传》是“大经”，《诗经》、《周礼》等是“中经”。《周易》的地位仍然不是很高。而在国家考试中，唐代最重视的是进士，进士考试最重要的是诗写得好不好。所以唐诗才恁般发达，出现了许多千古传颂的如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以及他们的诗篇。《周易》在唐代文化中的地位不是很高的。以致唐代虽然尊崇汉代的学术，但汉代许多有关《周易》的注解，经过唐代就基本消失了。

到了宋代，前期是王安石学说的统治，王安石最重视的是《周礼》。他搞变法，其理论基础就是《周礼》。后来是程朱学派统治。程朱最重视的是“四书”，也不是《周易》。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灭亡前夕。不仅《周易》，其他儒经的地位也相对降低了，“四书”成为最重要的书。要考进士，作状元，最重要的，也是要先读通“四书”，其次才是“五经”。古装戏中经常唱的“四书五经都读通”如何如何，就反映了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学术的实际。

五《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综述

历史地来看，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周易》都没有取得最重要经典的地位。这是由《周易》的性质决定的。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书。是要告诉人吉凶祸福的书。因此，它传达的，是天意，即儒教至上神的意志。在上古社会情况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人的思想也比较简单，对神的要求也就不会复杂，只要求告诉自己是吉是凶就可以了。随着社会情况的复杂，人的思想情况也日益复杂起来，其对神的要求也就日益提高。他们不仅要知道是福是祸，而且要求知道为什么福，为什么祸。这就需要讲出道理来。虽然讲道理的人可以说这是神的意思，但实际上，所讲的不过是人对世界的理解。这些道理讲得多了，讲得深了，就是哲学。随着《易传》的诞生，《周易》中的哲学成分就日益增多、提高起来。

和其他先秦典籍相比较，《周易》是一部讲哲学道理比较多、而且水平比较高的一部书。《易传》说，《周易》包罗了天下所有的“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道，是普遍原则。一般情况下，它不能告诉人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所以，它可以作为“六艺”之源，但不能作为每一时代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的具体指导。所以它虽然从诞生之后，就以理论的高超见长，但始终不是当时最重视的书。

《周易》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典籍。其中的哲学道理，过去曾经指导过中国古人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认为，世界是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也是光辉的。它还认为，在变动之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着。这个思想也非常深刻。至于它的 “君子自强不息”、“大地厚德载物”的思想，在长时期里也塑造着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斗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

在唐代有个唐德宗，他疑心重，又刚愎自用，不听臣子意见。由于他处置不当，酿成兵变，逃出京城。在逃亡地，丞相陆贽诚恳地用《周易》的道理告诉他说，乾在下而坤在上，表明天地交往，是泰卦；乾在上而坤在下，表明天地不交往，是否卦。泰是平安，否是堵塞。这是说皇帝要经常听取臣子意见，和臣子沟通，才能平安。陆贽还说，按照《周易》，损上益下是益卦，损下益上是损卦。在上位的要关怀在下的臣子百姓的利益，国家才能昌盛。这些话，说得合情合理，使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也认为陆贽讲得对。而类似这样的用《周易》智慧去解决问题，发展思想的例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研究《周易》，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汲取这样的智慧，为我们今天的现实服务。

然而，这些年来，在《周易》研究问题上的夸大和不实之词，可以说是太多太多。其中有别有用心的吹揍，也有糊涂无知的附和。不论是哪一种，都需要正本清源，对《周易》地位、作用正确的说明。

《周易》热对《周易》地位和作用的夸大，不论其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造成了一个总的后果，即让人们认为《周易》的占卜术是可靠的，或者说，是灵验的。从而为各种各样占卜术的复活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周易》占卜术究竟灵不灵呢？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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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讲解 5《周易》占卜术灵不灵

一 《周易》占卜术简介

从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商朝的国家政权用以占卜的手段主要是龟卜。即在龟板或者牛的肩胛骨上先钻上一些坑，到占卜的时候，再去灸烤那钻过的地方，使龟甲或者牛骨发生裂纹。根据裂纹的样子，来判断吉凶。

周人也用龟卜。但后来，用《周易》占卜逐渐流行起来。这大约是用《周易》占卜更加规范，比较容易掌握的缘故。

严格说来，卜，指的是龟卜。因为当灸烤龟甲发生裂纹时，会发出辟辟卜卜的响声，所以称为卜。用《周易》进行占卜的方法是，用数十根蓍草，按一定方式进行演算，最后得出一个结果。这种方法叫做筮。把它们统称为占卜术，不过是一种方便的说法。

蓍草是一种茎为方形的草，茎上下粗细均匀，而且比较结实，类似方形的竹筷，但比竹筷要细一些，而且不像竹子加工成竹筷那样复杂，只须将草茎剪得一样长短即可。所以它很可能是古代的计算工具，拿来作了占卦的材料。但是儒者们说，蓍草是一种灵草，草下住着灵龟，要数百上千年才能长成，所以有灵气，可以占得吉凶。

占筮时，一般用蓍草50根。去掉1根不用，剩下49根，再挂起1根，其余48根任意分为两把，然后每4个一组地数，最后每把的余数，最小为1，最大为4。两把余数之和，非4即8。记下余数，然后合在一起，重复先前的过程。其余数又是非4即8。再合在一起，重复进行第三次。三次完毕，余数之和就有四种可能：12，16，20，24。48减去余数，剩下的也有四种可能：即36，32，28，24。除以4，则商数可能为9、8、7、6四种。若是奇数9或7，就画一阳爻；8和6就画一阴爻。这就完成了一爻的占筮过程。

这样地数上三遍，得出一爻。一卦六爻，就需要数上十八遍，才能完成一卦。

完成一卦以后，就去查对经文上这一卦的卦辞或者爻辞，即对该卦该爻是吉是凶以及为什么吉凶的说明。不明白的，需要神职人员加以解释。

这个过程是非常繁琐、复杂，也非常神圣的。所以占筮之前，要在静室中焚香祈祷，甚至沐浴斋戒，然后才能进行。占筮完毕，神职人员坐北面南，居于君主的位置宣布占筮结果，即使天子，也要背南面北，认真聆听。因为占得的是天意。

这是《周易》上说的真正的占筮过程。现在那些自称《周易》预测者，可说没有一个人严格按照这样的过程进行。他们不是偷工减料，就是易外邪道。说是《周易》预测，全是骗人的幌子。

二 春秋时代占术中的新因素

从所说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作卦爻辞、孔子作传的过程来看，《周易》的形成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反映着中国古代思想的进程。伏羲画了八卦，说明起初只用八个卦象进行占卜。没有卦辞，说明只须占得或吉或凶即可。或吉或凶即可，说明当时的问题比较简单，人的头脑也不复杂。

文王重为六十四卦，说明八个卦象不够用了。社会生活复杂了，占卜也需要扩大到更多的方面。作卦爻辞，则说明仅仅告诉是吉是凶也不行了，占卜者还要知道为什么吉凶。这有点类似现代人要求的知情权。卦爻辞，讲的就是为何吉凶的道理。

从现在《周易》的经文看，这些卦爻辞还是比较简单，然而比起仅仅占得是吉是凶，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表明我们古人思想的巨大进步。

但是到了后来，卦爻辞又不够了。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襄公的母亲穆姜和人私通，想推翻自己儿子，立奸夫为君。阴谋败露，被迫迁于别宫。这时她算了一卦，最后得“随”卦。随，就是随人出走。占筮者劝她赶快随奸夫逃走，则大吉。但是穆姜说，《易经》上说了，随卦的吉，是因为具有“元亨利贞”四种美德。像我这样，四种美德一种也没有，和奸夫私通，又制造叛乱。吉对我是不适用的。我不走，就死在这里吧。

在这里，不是占筮的结果，而是对现实的分析，成为穆姜的行为指南。

穆姜对“随”卦“元亨利贞”的解释，和今天所见的《周易•文言传》完全一致，很可能，今天的《易传》就是类似穆姜这样的、大大小小易学家对《易经》解释的总结。

在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左传》、《国语》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当初晋献公把女儿嫁与秦穆公的时候，一个叫史苏的就算了一卦，说是不吉利。后来，晋献公死，他的儿子晋惠公在和秦穆公作战的时候，果然战败被俘。晋惠公埋怨说，假如当初父亲听了史苏，不与秦国结亲，就不会有今天被俘的事了。大将韩简驳斥说：你老爹在世时干的缺德事还少吗，即使当初听了史苏，又能如何！

据说晋文公重耳长期出亡在外，回国之前，他占得屯、豫两卦。占筮者据卦辞，说这是闭塞不通，不能回去。但是重耳的亲随中一个叫司空季子的说，把这卦象重新组合，还可以构成震、坤等卦，它们象征着车子、大地和河流。说明我们的车子要在祖国大地上隆隆驰过，是非常吉利的象征。所谓闭塞不通，是对小事而言。对于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不起作用。于是重耳回国，成为春秋一位重要的霸主。

此外的例子，还有不少。

从这些例子看来，春秋时代，撇开《易经》经文的解释，凭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去说明占卜的吉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正常趋势，也是正确趋势。依照这种趋势，人们日益把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理解作为判断前途命运的根据，占卜的结果，日益退居将要地位了。《易传》，就是春秋到战国时代思想家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解释，作了占卜吉凶的根据。虽然吉凶还是神灵的意志，但决定吉凶的，已经主要不是占得的结果，而是现实的生活规则。于是，《周易》就由一部纯粹的占卜书，转变为主要是讲哲学道理的书。

二千多年过去了，到今天，还有人捡起当时就逐渐被人所淡化、所抛弃的东西，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贝，搞什么《周易》预测，难道这是什么科学，是什么进步的行为吗？

三 春秋以后《周易》占卜术的发展

龟卜和占筮，在商周时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尚书》记载说，国家有了大事，应该参照国王、大臣、百姓和占卜的意见来决定。假如国王、大臣和百姓们都认为这事是可行的，但占卜的结果不可以，那么这事就不能办。反过来也是一样。大家都认为不可以的，但占卜的结果认为可办，那就还是要办。占卜结果，在当时具有一票否定的资格。这说明，占卜，也就是所谓神的意志，是国家大事的决定因素。

到了春秋时代，根据《左传》、《国语》等文献的记载，占卜的意见已经起不到决定的作用了。甚至人们干脆不听占卜的结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大夫棠公死，一个叫崔杼的去吊丧。见棠公的妻子美丽，就想娶过来。算卦后有人说，不吉利，娶过来会害人。崔杼说，一个寡妇人家，有什么危害！于是就把这位妇人娶了过来。

长期的实践使当时的人们还总结出一条重要原则：卜以决疑，不疑不卜。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事才去占卜。有些事，道理非常明白，该如何办就如何办，用不着占卜。所以战国后期的著名儒者荀子就说：“善为易者不占”。就是说，真正懂得《周易》的人，是不去占卜的。可是我们今天，那些自称精通《周易》的所谓大师，所谓什么“家”，却偏偏把占卜术作为《周易》的基本功能，作为他们从事所谓《周易》研究的主要工作。我们对传统文化长期奉行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今天那些从事所谓《周易》预测的人们，恰恰是丢了精华，拣了糟粕，也就是把历史的垃圾作了宝贝。

像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汉朝初年，用《周易》进行占卜已经是一种贱业。司马迁慨叹自己的命运，说自己是“近乎卜祝之间”，被皇上所戏弄的角色。占卜者的地位，远不如前了。司马迁写《史记》，就不再记载占卜的结果。后来的国家正史，也很少像《左传》、《国语》那样，把占卜的结果也记录下来，作为大事。这说明，人们越来越不把占卜的结果当回事了，甚至也很少从事占卜。到唐代，武则天作皇帝，宣布命令说，占卜官员的最高品级，不得高于“司膳寺诸署令”。依当时的官阶来推算，最多也就是个处长。

宋代，思想家们继续发展了“不疑不卜”的原则。非常明确的善事，那就要去做，不必占卜，也不该占卜。比如说，在国家需要你上战场的时候，你要占卜一下，看看是否能保全性命。如果性命危险，你去不去呢？危险是肯定存在的。在这种时候，就应该义无反顾。反之，是恶事，就不要去做。比如贪污公款、奸人妻女，这样的事也不必占卜。这是恶事，不该去做。假如占卜的结果是吉，你去做吗？只有那些善恶不明确、拿不定主意的，才要去占卜，以帮助自己采取决定。

著名思想家张载、朱熹都说过，假如某人犯了罪，贪赃枉法，而去占卜，要神灵给他指示一条免灾逃罪的途径。这时候，神能接待你吗？假如神接待了你，告诉你如何逃避，这样的神还叫神吗？

然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偏偏是贪官好占卜。他们要逃避惩罚，又不敢和别人讨论怎么办。和朋友不敢说，甚至和老婆孩子也不敢说，只好去找算命的。然而恰恰是这些算命的，轻则断送了他们的前程，重则送了他们的命。即使有神，能帮助他们干坏事吗？假如帮他们干坏事，这样的神还能够信赖吗！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算命被明确说成是封建迷信，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神是不存在的，而算命，不过是上古时期的巫术。古代的有志者就把它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难道我们今天还去信赖这些东西吗。

四 《周易》占卜术分析

《周易》占卜术是否灵验？我们还需要从占卜自身加以分析。

许多人可能都见过这样的情形：某人站在神像面前，拿起两块或三块竹牌，丢在地上。根据牌面的正反，占卜吉凶。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就再丢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境，您会作何感想呢？假如占术是灵验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呢？如果因为您不满意神就改变主意，那么，占卜还灵验吗？是您听神的，还是神听您的？

在《周易》占卜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比如你占卜婚姻，结果得到的却是与婚姻无关的卦。比如说讲打仗的，“师”卦。而这样的情况，可说是常常要碰到的。这时怎么办呢？您得到的卦象和您要问的问题不一回事，就不得不改变卦象。于是古代的易学家们就发明了所谓“变卦”的方法。

最普通的变卦方法，就是改变卦象的某一爻。卦象只要改变一爻，立刻就变成另一卦象。那么改变哪一爻呢？古代易学家的共识，就是改变所谓“老阳”、或者“老阴”爻。老，就是阴阳的程度到了顶点。物极必反，所以以“老”为变，带有某种辩证法思想。

依据《周易》的占卜规则，画爻的根据只有四个数：9、8、7、6。其中，9为老阳，7为少阳；6为老阴，8为少阴。变，就是其数为9或者其数为6的那一爻变。由于每一卦都有六爻，而6、7、8、9的结果是均等的，所以每卦都可能有变爻，而且不只一个。所以。变卦的机会是很多的。

卦象变了，您就可以根据新的卦象占卜吉凶。如果这一卦还不合意，自然可以再变。在汉代，易学家们就创造了许多变卦方法，最多的，每一卦都可以变得六十四卦。也就是说，只要您占得一卦，就可以用任何一个卦爻来说明您的吉凶。

即使神灵真的存在，这样的占法能够是灵验的吗？

大约在很早的时候起，汉语中就有了这样一个词：“变卦”，以形容一个人不守诺言，轻易改变主意的情况。“又变卦了”，就是对这种人的谴责。而“变卦”一词的来源，就是《周易》的占卜术。

难道这样的占卜结果是可以相信的吗？

然而这样还不算完。汉代以后，所谓象数派易学家又创造了更多的变卦方法。或者说，象数派研究卦象，目的就是寻找占卜所用的变卦方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连那变卦的方法也都是不可信的。难道这样占得的结果是可信的吗？

也有不少朋友会说，他有实际体会，或者他见到的真实事例，某某算卦就是灵。我们也不否认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考察他们所说的灵验情形，都是非常简单的、二者择一的问题。办，不办？去，不去？成，不成？如此等等。在这种二者择一的情况下，一个傻瓜随便胡说，也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准确率。加上算卦者的社会的、和揣摩人心理的经验，加上他们那模棱两可的说明，即使错了也不是他的错，他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另一种解释；对了那就绝对是他算得对，于是就提高了他的声誉。对于这种所谓“灵验”的分析，许多人已经谈了很多，所以此处就不再多说了。这个道理，是容易明白的。而算卦术从社会生活的顶端降落到社会底层，被有识之士所不齿。这就是历史的筛选，是人类千百年实践对于算卦术效果的最好说明。

五 《周易预测学》和“纳甲筮法”

然而十几年来的《周易》热，最热的就是算命。不过那些打着《周易》旗号的算命术，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是《周易》中所有的。就说算命术那本代表作、邵伟华的《周易预测学》。曾经风靡全国，发行量以十万、百万计。这本名为《周易预测学》的书，既不是“学”，也难以称得上是《周易》的术。他算命的主要根据，其实是生辰八字。用一种正式的名称，叫做“纳甲筮法”。

纳，就是纳入的纳。甲，就是天干地支。天干以甲为首，地支以子为首。所谓“纳甲”，就是把干支系统纳入卦象算命的系统中来。说穿了，也就是测八字。卦象，不过是表面文章，一种文饰而已。这样的算命方法，在正本的《周易》中是找不到的，而是一种假冒的《周易》预测。

至于这十几年里满天飞的《周易》预测大师，其水平还远在邵伟华之下。有些人拿一块破布，写上“周易神算”等几个字。蹲在路边，可怜兮兮，还要给别人算命，岂不可笑！就是混饭，这碗饭混得也缺少德行和志气。如今改革开放，就是捡破烂、收废品，也对社会有所贡献。

还有可笑的是，这些人，也像“变卦”一样，不断变换着自己的“毛色”。在解放前，哲学崇高，他们就在招牌上写上“哲学家算命”。现在讲科教兴国，他们就写上“科学预测”。

以“纳甲筮法”，也就是以“测八字”为代表的当代“周易预测”，不仅是地道的封建迷信，也严重辱没了《周易》的名声。而这种测八字的效果，人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每个人，只要受过初中教育，甚至受过小学教育，稍微动动脑筋，就会拆穿这样的把戏。现在单就中国来说，就有十几亿人。同一时辰也就是同一“八字” 的，成千上万。难道他们的命运能够一样？

而且所谓“八字”，是根据古代的历法。这种历法在古代，误差很大，所以常常需要修改。历法本身就不准，人的八字就那么准吗？现在虽然可以把历法算得准，但现在实行公历，很少有人用旧历了。他们根本没把八字当回事，用测八字推算他们的命运，能够准确吗？

邵伟华在他的《周易预测学》中，还举出什么八三四一部队是根据《周易》得名，什么解放战争是根据《周易》算命取得了胜利。可笑的是，有人竟信以为真！

假如讲算命，国民党那边会算命的一定比公产党要多得多。公产党那时是个穷党，年轻的知识青年投奔公产党的很多，懂《周易》会算命的旧知识分子投奔公产党的则不多。而且公产党讲马列主义，像“二诸葛”、“三仙姑”那样的人物是受嘲笑的。所以要讲算命，绝对是国民党占上风。但结果如何呢？

国民党和旧军阀比，国民党算命又算不过旧军阀，而旧军阀又算不过清朝政府。然而历史的事实总是算命能力差的打败了算命能力强的。假如依靠算命能够打胜仗，中国的全部历史就都得倒过来写。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相信的吗？

六 《周易》与风水

查遍《四库全书》，所有的《周易》书，都没有讲风水的。在“《周易》热”中，风水也跟着热了起来。而且都攀附《周易》，说风水是《周易》的大内容。这也是以《周易》为幌子、复活封建迷信的典型事例。

有人说，风水是科学，古代的建筑科学。他们望文生义地说，风水就是讲盖房子要讲究风向水源，难道这些是可以不讲的吗？

盖房子确实要讲究风向、水源，讲究地理环境等等。但风水却不是这个意思。风说的是气，水说的也是气。说的是房屋、还有阴宅、即坟墓所在的地气、水气，与人的官气、晦气等等是相通的。阴宅或者阳宅的气能够决定你是荣华富贵，还是倒霉穷愁。难道这样的风水是科学吗？

那么，风水究竟能不能影响居住人的命运？近年来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不少人，包括某些地方的国家机关，都已经有了许多实践。他们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选择建筑的地点，改变门的朝向，希望以此保持平安，甚至扭亏增盈，自己升官发财。结果不仅是劳民伤财，自己搭进命运前程的，也不在少数。如果说风水与命运相关，那就是说，搞风水迷信的人，早晚有一天要倒霉。

风水，和《周易》算命一样，归根到底，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并不存在的神灵身上，而且被寄托的，也是那些非常低级、愚昧的神灵，不是高级的神灵。高级的神灵也不干这种事。

神灵不存在，你的寄托能有个好结果吗！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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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讲解 6《周易》热似是而非的方法论

除了故意歪曲，把陈旧的算命术做“预测学”之外，《周易》之所以能够热闹十几年，也是由于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方法论上的错误。使用者有意无意用这样的方法去证明自己的结论，相信这些结论的人也有意无意地同时也相信了这些人所使用的方法，高明一点的甚至自己照猫画虎，也成了所谓易学家。所以，这些方法，也是使人误入歧途的方法，必须加以清理。

这些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五种。即把后起的当原有，把相似当源头，把神话当事实，把糟粕作精华。最后，就是宣扬无法证明的事实，以混淆人们的视听。下面我们逐一加以评说。

一 把后起当原有

这主要是科学易的鼓吹者们所使用的手法。莱布尼茨认为《先天图》中有二进制，玻尔把阴阳鱼图当做互补原理的图解，原因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图的本来意义。他们的本业，也不是研究易图。作为《周易》的研究者，作为中国人，就应该知道那些意义不过是他们“看”出来的，并不是图的本义。而他们之所以能够看出来这些意义，决定于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假如莱布尼茨没有发明二进制，玻尔没有发现互补原理，他们也不可能看出什么二进制和互补原理。

然而我们科学易家们，不仅没有去做这些实事求是的工作，反而大肆鼓吹，说什么著名科学家如何重视我们的《周易》和易图，所以《周易》如何科学，如何伟大，并且东施效颦地学起样来，说什么《周易》中有一个太极序列，这个序列如何如何伟大；说什么阴阳鱼图中的曲线是什么什么曲线，多么具有科学意义。至于许许多多所谓揭开《河图》之秘的鼓噪，也都是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把《河图》中本来没有的内容赋予那些黑白点，然后说，这些黑白点如何如何伟大。其中调门最高的，就是把什么相对论、量子论等等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统统都纳入《周易》的系统之中。其手法，就是把他们所知的，也就是后起的，当成《周易》本有的。

为了说明望文生义、望图生义是多么有害，我们举出一个小例。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在纸上画了一个圈，让大家猜这是什么东西。有人说这是车轮，有人说是鸡蛋，有人说是烧饼。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最后赵忠祥说，这就是一个圈。什么烧饼、车轮、鸡蛋，全是自己看出来的，不是赵忠祥的意思。如果把自己的意思当成赵忠祥的意思，就是张冠李戴。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例子，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研究生刚刚毕业的时候，住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房子里。经济系的李某为了做饭方便，自己搭了一个小厨房。饭后大家在院里闲聊时，发现厨房墙脚上有一个洞。于是大家都猜测起来，李某为什么要留这个洞。有人说是猫洞，有人说是水洞。然而这个厨房根本没有门，猫用不着这个洞，再说这个洞也太小，小猫也钻不过去。洞下面还有两层砖，显然也不是排水。大家争论不休时，李某出来了。他说当时垒到这里时，就半块砖了，懒得再找，也不影响使用，就那样了。

现在许多人对《河图》、《太极图》等易图内容的破解，都不过是猫洞、水洞之类的猜测。

这样做的结果，抬高了《周易，也抬高了自己。只是他们揭开的所谓秘密，根本不是秘密，甚至是根本没有的事情。

二 把相似当源头

《周易》热中流行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相似关系当作了渊源关系。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关于《河图》、《太极图》等易图渊源的考证。一些人拿了出土的宋代瓷器上的双鱼图案，认为这就是阴阳鱼《太极图》的源头。有人找到石器时期的一些图案，说这就是阴阳鱼图的源头。如此等等。

相似关系有可能是渊源关系，但不等于渊源关系。要证明源流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别的证据才行。这也是在对古文献进行考证工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河图》也好，《太极图》也好，它们不单是一种图形，而且是含有特定内容的图形。图，首先是对这些内容的图解。因此，没有这些内容，也就没有这些图形。所谓渊源关系，首先是内容上的渊源关系。如果前后没有内容上的关联，就不是渊源关系。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世界上面孔相似的人是很多的，他们未必都有亲缘关系。把仅仅相似的图形当作渊源关系，就像把面孔相似的两个人当成父子一样。这是一个基本方法论的错误。

此外在八卦起源，中国文化起源上面，都有许多这样的错误。比如有人根据《周易》有六十四卦，而生物学上细胞分裂也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其间就有一个六十四，于是认为，《周易》六十四卦是对细胞分裂的描述，如此等等，也是把相似关系当作渊源关系的典型例子。

把相似关系当作渊源关系，是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易学家常用的手法，也是最不可靠的手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日月，人有双眼；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节。甚至认为人体的毛发，是像天地间的草木。人面部有高低，是因为天地间有高山也有河谷。天地间有野兽，所以人体才有虱子等等。《周易》本来就是用象，也就是象征来表现事物的，卦爻，首先被认为是世界上某种事物的象征，所以把相似当成渊源的手法在易学家那里运用起来就更加熟练。据《易传》所说，八卦就是伏羲氏观察了天文、地理和人体以及鸟兽的纹理而画出来的，所以，这天地万物的形象，就是卦象的渊源。然而这样一种说法是可信的吗？这十几年来却很少有人考察。如果说阴阳二爻是什么男女生殖器官的象征，是鱼网的象征，是占筮道具的象征，是数字符号的演变等等，还都有一定程度相似的话，那么，三个阳爻组成的乾卦，和天，和君主，和马，又有什么地方相似呢？汉代某些思想家其实也看出了相似说的漏洞，所以他们说，三个阳爻，乃是上古时代的天字，所以它象征天。这个说法也没有根据。但它表明，仰观俯察说也仅仅是当时的一种说法。由于这种说法具有存在决定意识的特点，所以受到当代许多学者的重视。然而它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

由于《周易》的基础就是这样一种表面比附的方法，在《周易》热中，这种手法就被应用到非常熟练、又非常荒唐的程度。不管内在的逻辑，不论真实的内容，处心积虑地寻找那表面的相似之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相互告诫说，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然而这些年来许多所谓的易学家，恰恰要把表面现象当作可靠的证据。如果说这也是研究，那么，科学研究就太容易了。《周易》热中能够出那么多的易学家，就是因为这样的易学家太容易做。不过另一面就是，便宜无好货。这样的易学家，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

把这种手法运用到最荒唐程度的，就是所谓“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关于《河图》起源的考证。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河图》中的某些数据和金字塔一致。比如都重视7。且不说二者是不是都重视7，即使都重视7，就可以断定二者出于同一时代吗？假如这样的实施办法是正确的，那么，狗有四条腿，恐龙也有四条腿，是否就可以证明狗出于恐龙时代呢？

三 把神话当史实

古人是信神的，中国古人也是信神的。虽然这一条至今还未能达成共识，然而却是历史的事实。在《周易》热中又热度最高的《河图》，就是一个神话。然而许多人就真的相信那是画卦的根据，并且千方百计去寻找那些黑白点阵出于四五千年以前的证据。那黑白相间又回互相错的阴阳鱼图，也是一个神话。然而许多人也相信它就是什么上古的物件，也千方百计去寻找它的根源。把神话当史实，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是完全不可能的。

欧阳修曾经明确指出，说“河出图”，也就是黄河里出来了什么图，乃是妖妄之说。这在他的时代，可说是使小儒咋舌的石破天惊的说法，但也是十分正确的说法。不过古代社会需要神，也需要神圣的事物。欧阳修的真话得不到相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时苏轼、朱熹反对欧阳修的理由，也不过是说，圣经上都记载着有，你欧阳修怎么能说它是无呢？苏东坡举出的例子，是三国曹魏时期在黄河上游一个山谷里出现了一块写着文字、画有图画的大石头。画上有几匹马，还有仙人和八卦等等。文字有几十个，内容不连贯。当时人认为这就是《尚书》中记载的《河图》。但其中有 “大讨曹”的字样，姓曹的皇帝嫌这样的字样不吉利，于是命人把“讨”改为“计”。据说第二天，字又恢复了原样。后来有人认为，那上面有马，有“大讨曹”，是司马氏将要代替曹氏作皇帝的先兆。今天的人们当不难判断，这就是司马氏集团为自己夺取曹家天下所做的舆论准备。苏轼以此为证，不过是以神话证明神话的存在。苏轼是儒者，他相信这样的神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的人们，不应再相信这样的事情。

十几年来的《周易》研究，对于古代的记载不加鉴别，有录即信，不管它是神话甚至是有意的造假。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所谓易学家，易学大师，甚至连古人也不如。在古代，也有许多造假的现象，古人也不断揭露造假的行为。然而许多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却非常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甚至根本没有辨别真伪的意识。

这些年来，在《周易》研究领域，曾引起许多人兴趣盎然的人物是陈抟，也就是宋代以后神话故事中常有出现的陈抟老祖。据说那黑白点《河图》，那《太极图》、《先天图》，都是经由他传下来的。而他会一种特殊的气功：睡功。有说一睡数月，有说一睡数年的。其中许多文字，都是出自野史传说，古代的正史也不予采信，然而我们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却津津乐道。在一个时期里，陈抟的研究也形成过一个小热潮。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热潮中，某些民间易学大师们有录即信，越是离奇的东西越有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未曾受过科学的训练，又急于出人头地，不离奇，就难以耸动视听。但是有些受过正规训练的博士、教授也好奇徇异，有录必信，就使以讹传讹愈传愈讹。

四 宣传无法证明的事实

依靠那些极难、甚至根本无法证实其是否存在的“事实”，是一切伪科学、有神论所使用的方法。《周易》热中，许多所谓大师也用上了这一方法。

大家已经知道，那些特异功能大师们都有一套自己如何出山、如何行道的神圣而又神秘的事迹。从海灯开始，中经张宏堡、张保胜、**之流，到李红痣，无一不是如此。如果稍微有点宗教知识，查一查各种宗教典籍，其中也充斥着类似的事实材料。研究者一般把这种材料叫做“宗教奇迹”。这些奇迹中，许多是他们如何用功力或者神力治好了某某人的病，或者是抵御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甚至是如何驱除了邪鬼妖怪。特异功能大师们的手法，就是从这里学来的。比如李红痣就说自己曾经毁灭了一个蛇精，云云。

这些“事实”有一个特点，就是无法加以重复，也无法进行验证。他们的事迹如何，只能听他们自己人说，别人难以考察那些说法的真伪。他们的手段也只能他们自己用，别人用就不灵。这样就只有一种解释，因为他们得到神的帮助，或者他们自己就是神。

《周易》是一部算卦书，其中所体现的，就是神的意志。《周易》热的核心，又是算卦热，这就使《周易》热成了过去二十年中伪科学、新有神论泛滥成灾的一个重要分支。使用各种有神论（不论是传统有神论还是新有神论）都使用的手法，也就是《周易》热的必然。

十五年来那些宣扬算命灵验的《周易》著作，几乎都有许多所谓的事例。其中说明某某人算某某卦如何灵验，那些张三、李四之类，你到哪里找他们核实去？

即使他们说的那些确是事实，也难以证明算卦术的灵验。前面说过，对于二者择一的问题，傻瓜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准确率。假如把他们说对了的事实汇集起来，能够说明傻子的智力高强吗？现在电视台上常常出现的那些竞猜节目，当事人几乎完全是靠运气在那里瞎蒙，他们即使蒙得对，也不能说他们具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算卦术，无论是哪一种算卦术，它们的预测前途的方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大家都能明白的一个道理是，要预测一件事的发展趋势，必须是运用与此事有关的信息和理论。比如预测经济发展的趋势，不仅需要经济学家，而且要求进行预测的经济学家要了解当前的经济以及有关的社会政治状况。要预测一个人能否考上大学，能否成就美满因缘，需要对这个人的情况有许多了解。要预测战争的胜负，需要知道双方的兵力、民心等等。而那些用于占卜的草棒，那些七八九六的数字，那些子丑寅卯、戊己庚辛的干支系统，与你要占问的问题又有什么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呢？用那样的东西，如何能够预测你的前途和命运呢？即使他举出千千万万个事例，你也不要相信。因为他所根据的那个东西，压根儿就不管用。

结语

一 清理文化遗产，破除封建迷信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奋斗，目的是求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可以说，这个任务，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完成。所以无论是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的奋斗，还是中国公产党人数十年的奋斗，都是先解决军事问题，取得战争胜利；然后解决政治问题，建立政权。接着才是经济建议，使国家富强。至于思想问题，也是在伴随解决军事、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为这些任务服务的。人们所注意的思想问题，也都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等等这些大问题。至于个人的前途命运，多强调的是服从国家的前途命运。从一般原则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国家民族的解放，也不会有个人的幸福。但是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以后，个人的命运前途就逐渐露出水面，成为人们群众关心的大问题。而如何面对这样的大问题，我们的许多工作都没有能够及时跟得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就是过去的巫术和迷信。

要破除迷信，不仅要反对种种丑恶的巫术，而且要讲清巫术为何是迷信，为何不能指导人的言行的道理。要讲清这些道理，应该包括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清理，也就是包括对《周易》的研究和清理。

然而《周易》虽然热了十几年，自称为易学家的不下千人甚至万人。然而至今为止，较为系统、也较为实事求是的易学著作，却是少得可怜。这十几年来那汗牛充栋的易学著作，大量的都是《周易》多么科学、算命如何灵验的鼓噪。要清理有关《周易》的文化遗产，也包括清理这些在文化遗产上胡塗乱画的“杰作”。

清理《周易》以及有关的文化遗产，首先要明白的就是，《周易》及其有关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不是今天拿来就能用的文化。至于那在封建时代就被有识之士所抛弃、所轻视的算命巫术，更不能让它来扰乱今天人们的思想健康。

二 依靠自己，创造美好未来

讲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归根到底，都是要人们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那并不存在的鬼神，而要依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美好的未来。人类至今为止的发展史表明，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十多年的情况看来，那些希望乞求神灵改变自己命运的人，都首先是帮助那些巫婆神汉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邵伟华的《周易预测学》以及他们使用的“纳甲筮法 ”，并不能帮助人们预测自己的前途命运。其作用只有一件，那就是邵伟华自己以及那些依靠《周易》算命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的发了大财，有的发了小财。这样的现实，应该使那些相信算命的人们清醒。而那些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活跃着的《周易》预测公司，无一例外都是骗子公司。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抵制它们，揭露它们。而一切有关的公安、工商部门，则应该取缔它们。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年轻年老的或男或女的算命先生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也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步骤。

在古代，就在大家都信仰鬼神的情况下，不少思想家还是能够从长期的实践中，从事实的教训中，总结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为大家熟知的“以德配天”思想，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这话不是无神论的命题，而是有神论的命题。它说的是只有德行才是得到上天佑助的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思想家本人难以达到无神的结论，但他认为，只有德行才能得到神的佑助，本身就是强调自己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这个思想是伟大的。

以德配天思想的发展，就是《尚书》上说的“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徳惟馨。”也就是说，在人与神的关系中，只有德行，才是真正丰盛香美的祭品，才能使神灵感动。所谓德行，乃是人自己可以把握的行为。这事实上也就是说，只有人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真正可靠的条件。

春秋时代，出现了“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的伟大思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决定于自己的作为。可以相信的，是自己的民众，而不是什么鬼神。相信鬼神，是要导致亡国的。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查遍现在的名人录，有几个是靠求神拜庙取得成功的，又有几个是靠算命获得成功的呢！

有位作家对算命做了长期观察以后得出结论说，那些找算卦先生算命的，大多都是些失意倒霉的人。而听信算命先生，其结果将是更加倒霉。套用古代思想家的意思，我们则可以说：“要成功，靠自己；找倒霉，算卦去。”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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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天文学


1．中国古代天文学概貌

《尚书》上说，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尧的事迹已不可考，但这段话至少说明，在很古的时候，我国天文学就有了高度发展。

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商朝，就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历法，懂得了置闰，而且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蚀的记录。春秋战国时代，天文学有了飞快发展，那时至少有五六种历法并行，天文学家们已掌握了五大行星的运动周期，天文观测的记录也更加丰富。汉代，奠定了以后两千年间我国古代的历法体制，掌握了日食周期，早于西欧一千多年发现了太阳黑子，创制了测天的浑仪和模拟天象运动的天球仪(浑象)，观测到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并把它引入历法，提高了推算日月食的精度。晋代，发现了岁差。南北朝时，发现太阳运动不均匀。唐代，一行主持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地测量，制订了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元代，郭守敬等人制订的授时历，总结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积极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上述这些，有许多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古代天文学可说包括三个部分：

①天文观测：

②制订历法，

③天体理论。

天文观测和天体理论与《周易》无关，所谓《周易》与天文学，主要是和历法的关系。

《尚书•尧典》说尧命令羲和观测天象，告诉人们如何计时，这是历法的根本目的。但是实际上，后来的历法都把推测日食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推测日食的目的则是为了探测天意，占卜吉凶。天意如何，与当时的国家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中国古代由国家颁布的历法有七十种左右。说明历史上每隔三四十年就要改革一次历法。而改历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日食预报不准。

记时，对于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必要的。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更是生产的必要条件。农业生产对气候的要求有时非常严格，早一天晚一天就会影响一年的收成。但这种要求严格的情况只是需要掌握即时的天气变化，与历法关系不大。历法上错一两天甚至三五天，并不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但是，只要错上一天甚至一个时辰，就会影响日食预报的准确性，从而给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混乱。

至少从汉代开始，太阳成了君主的象征。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说明有人搞阴谋诡计，在皇帝背后捣鬼。能够这么做的人往往是亲近大臣，所以汉代常常为日食免去宰相一级官员的职务，甚至把他们处死。大约从曹操的儿子曹丕开始，才免去了这一条，说，日食是因为自己不好，与大臣们无关。

远古的人们认为，日食就是太阳被某种动物吞食，就象猛兽食人一样，所以叫日食。后来也写作“日蚀”，也是食字旁，与食有关。所以他们每逢这时就进行救援，敲锣打鼓，弄出各种声响，就象要吓退野兽一样。后来，这种远古的习俗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每到这一天，就在国家举行重大祭祀的场所敲锣打鼓，向神献祭。假若正在举行重要会议，也必须停止，因为这是一个危难时刻。东汉末年，一天预报有月食，大家议论还上不上朝。刘劭说，假如正在朝见天子，遇有日食应该停止。现在日食还未发生，应该照常上朝，或许会预报错，也或许会因为皇上的德行感动上天，日食不发生了呢。从此以后，人们才慢慢地不因为预报日食而停止重大的政治活动。

日食是上天对皇帝的某种警告。这或许是因为大臣捣鬼，也或许是因为皇帝自己有什么错误。如有过错，就要认真反省，改正错误。假如历法预报的日食没有发生，人们就会说那是因为皇上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就要庆贺。唐玄宗时有两次预报的日食没有发生。一次是因为在中国看不到，一次是刚开始日食，太阳就落山了。但天文学家一行告诉玄宗说：这是皇上的德行感动了上天。

后来，人们已经清楚，日食是日月的正常运动所致，但仍然坚持过去的制度。宋徽宗曾下了一道诏书，说，日食不过是月亮挡住了太阳的正常现象。但因为日为阳，是人君的象征，老的制度还要坚持。所以在宋代；每逢预报的日食没有发生，还是要举行庆祝活动。明代邢云路考察了宋代的历法之后说，什么没有发生！不过是天阴看不到罢了。但直到清朝灭亡以前，这套制度一直没有废除。这给历法涂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

历法的根据，是对日月五星运动的观测。观测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特制的天文仪器观测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运动和位置，二是观测日影，以确定回归年的长度。

《周髀算经》记载：竖一直杆，叫表，高八尺。测量它的影子，最长的那一天为冬至，最短的那一天为夏至。两次冬至或两次夏至之间的天数就是一年的天数。连续观测四年，发现有三年为365天，一年为366天。于是知道每年为：（365×3+366）÷4=36514天

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有时要进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观测。南朝时何承天制订历法，不仅利用了他舅父徐广几十年的观测资料，而且自己又进行了几十年的观测，观测的方法也并不简单：假如冬至这天天阴怎么办？量影子的长短也不简单，由于日光漫射影子顶端往往很模糊，一点小小的误差就可能给以后的推算造成大的失误。所以历代的天文学家不断地改进着观测的工具和观测的方法。其中最大的改进是元代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县造的一个观测日影的仪器。这是一个碑柱形的高表，高40尺。顶端有一个直径三寸的横梁，上刻水槽，以校正横梁是否水平。量度影长的是一个水平放置的刻度尺，叫“圭”。郭守敬在圭上加了一个可以活动，带有小孔，可以斜撑起来的装置，叫“影符”。当太阳、横梁，小孔在一直线上时，由于小孔成象的原理，圭面上就有一个米粒大小的太阳象，中间是细而清晰的梁影。误差可缩小到2毫米以内。

为了观测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运动，至少从汉代起就创制了浑仪。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而且也需要大量的铜。有时候，国家竟因为设有铜而造不出来。从汉代以后，浑仪也有了许多改进。现在北京建国门立交桥旁古观象台所陈列的那些仪器，还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的人们夜观天象的景况。

这些观测所提供的数据，是制订历法的基本依据，《尚书•尧典》，《周髀算经》的记载，汉武帝组织的改历活动，以及后来每一个认真的天文学家，在历法中使用的基本数据，归根到底依赖于这些天文观测。但是，由于历法的神圣性质，从汉代起，就有人给这些数据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2．“律历一体”说

把历法数据神秘化，第一步还没有涉及到《周易》，只是说它依据于音律学的律数。《史记，律书》说：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当然，也是历法的根本。从《汉书》开始，把历法和音律学合在一起叙述，称《律历志》。《汉书•律历志》载，汉武帝召集天文学家制订新的历法，巴郡的落下闳“以律起历”，并且说道：

律容一仑，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依落下闳说，律，就是法，所以一切与数有关的事物都以它为根据。音律数为什么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据《史记、律书》说：天地间阴阳二气在运行，天通过音律使阴阳二气的运动畅通，和谐。音律有十二个，分别表示阴阳二气运动的不同状态，和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互相对应：

黄钟律，十一月，冬至。这时，万物在地下滋长，阳气潜藏地下，滋养着万物。“黄钟”的意思，是说阳气“踵”黄泉而出。

大吕律，十二月。表示阳气牵引万物而出。

太蔟律，正月。表示万物蔟生。

夹钟律，二月。表示阴阳二气相“夹厕”，即并行。

姑洗律，三月。表示“万物洗生”。

中吕律，四月。表示“阳气之已尽”。

蕤宾律，五月。表示“阳气下注”，“阴气幼少”。

林钟律，六月。表示“万物就死气林林然”。

夷则律，七月。表示阴气贼害万物。

南吕律，八月。表示阳气开始潜藏。

无射律，九月。表示阴气盛，阳气无余。

应钟律，十月。表示“阳气之应”，“阳气藏于下”。

音律和月份相对应，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月份刮不同的风。春风和煦，秋风萧瑟，夏风狂暴，冬天的北风凛冽。不同的风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否和十二音律相匹配？古人认为是匹配的。

风是阴阳气的运动，阴阳气的运动表现为十二音律。阴阳气的运动决定着十二月，音律也决定着十二月。描述月份是历法的任务，自然应以音律为本。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古人如何倒因为果的思维运动。

要一一说明历法和音律的对应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本来不是一回事。司马迁也只是原则地讲了“六律为万事根本”，但并没有具体地说明律数如何成了历法的根本，他的《史记•历书》也仅是一部历书。到《汉书，律历志》，采用刘歆的说法，开始具体地说明律数和历数的关系。也不是每一个历法数据都和律数对应，对应的只是用作分母的那个81。

汉武帝以前，中国古代所用的历法是“四分历”，即每年日数为36514日。每年12个月，实际不足36514日，所以隔一二年就要设置一个闰月。这个历法认为，每19年恰好有7个闰月，共19×12+7=235个月，这235个月的天数与19年的天数恰好相等。设一月为x天，则：

235X=19×36514（日）

X=29499940（日）

这就是每月的天数。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汉武帝命令邓平、落下闳等人改历，改革以后的历法每月为294381日，所以称为“八十一—分历”。

四川吕子方先生著《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认为这个4381是用连分数的方法从499940得来的。其步骤是：将499940分子分母都除以499，得：

再将尾数上下各除以441，得

此时如舍去尾数，则得近似值12。

如将尾数上下各除以58，得：

此时如将尾数 舍去，则得近似值 。依此类推，依次可得近似值：

因此，新历每年的天数，也多于36514 日，现在较为精确的数值约为365.2425日。365 14 日就大于现在的精确值，新历每年的天数离精确值就更远。所以汉以后的天文学家经常攻击这个历法粗疏。但是由于考虑到日蚀周期为135月，在运算中可以和81契合，所以新历还是采用每月为29 日。

有些科学史家不同意吕子方的意见，认为 未必是来自499940的连分。况且邓平、落下宏等人，当时也进行了长时期的观测。然而，不论吕子方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有一点可以相信，这个数据的根源是日月运行的客观实际。

然而刘歆说，这个数据来源于十二音律中黄钟的律数。十二音律中，黄钟律是个基音，其它各律则通过依次乘以23或43得出，称为“三分损益法”。律是用竹合作成。黄钟律管长9寸，其他律管按精确值依次为6寸，8寸；513寸，719寸……。假若设黄钟律为1，其他各律与黄钟的比例依次为：

依刘歆说，黄钟律管长自乘：9×9，就是新历的分母。

谁愿意相信刘歆的这个解释，就让他相信吧。

刘歆对于 ……这个数字系统的分母还作了一种解释，说它是阴阳之气化生万物的过程。宋代沈括谈到刘歆的这种解释时说道：某甲拣到了一段朽腐的捣帛杵，不知何物。一位书生告诉他，这是防风氏的胫骨。防风氏和伏羲、神农一样，都是古代的帝王，防风氏的胫骨自然也是圣物，于是那人就建了一座“胫庙”，把这段朽木供起来。沈括说，刘歆关于这个数字系统的议论，和那人建胫庙差不多。

真是辛辣而又贴切的讽刺！

刘歆把历法数字附会于律数，只是他承袭的旧观念。汉武帝那个时代，人们都相信，律数是一切数据的根本，包括易数，也来源于律数。《汉书，律历志》载落下闳的话说：

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

人们把十二音律分成两组：一组叫律；属阳；一组叫吕，属阴，律以黄钟为首，长9寸，吕以林钟为首，长6寸。落下闳说，这个九、六也是从音律上来的。后来郑玄注《周礼•大师职》说，黄钟这个九，就是易卦的阳爻初九；林钟的六，就是阴爻的初六。依次类推下去，产生乾卦的六阳，坤卦的六阴。其他各卦，当然也可以据音律得出。

郑玄是东汉末年人，他的注解，只是对一种古老思想的阐述，虽然郑玄以后几百年中，历史学家还把律历合在一起，称“律历志”，但在郑玄以前，人们已开始把易数作为一切数据(包括律数在内)的根据。其创始人是刘歆。

3．易数和历数

《周易•系辞传》说：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又说：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平常所说的易数，就是上面说的这些。如果译成白话，大意是：

用来占筮的草棒五十根，可是只用四十九根。

天数有五个：1，3，5，7，9，地数有五个：12，4，6，8，10，天数相加得25，地数相加得30，天地之数相加得55。

这些数能够表现天地间的一切变化，传达着鬼神的意思。

如果我告诉现在的青年，中学生或是大学生，对他们说，从1到10，这10个自然数中包含善无穷无尽的奥秘。这无疑会象指着一只小乌龟对他们说，它能知道他们的前途命运，能知道他们能否考上大学，能否出国、发财一样，使他们感到我不是在说梦话，就是发了疯。但在古代，这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呆头呆脑自己也不知自己是怎么回事的乌龟，和这从1到10的10个自然数，都充当过人们前途命运的引路人。

对于数字的神秘观念，可说是古代人的一种通病，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象小孩一样，经过了这么一个穿开裆裤的阶段。古希腊有个毕达哥拉斯派，据说他们发现，音乐的和谐优美，是由于发音物体的大小或长短不同，于是认为，是数与数之间的和谐决定着音乐的和谐，进而推论，数与数的和谐决定着世界的和谐。为了认识世界；他们特别注意研究数与数的关系，结果倒是推动了数学的发展，比如他们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发现了无理数等等。他们似乎特别崇拜10，认为10是完美的象征。他们发现五大行星加上地球月亮太阳才8个天体，但天体应该有10个，所以他们不仅设想了这8个天体的中心是一团火，还设想了一个与地球对应的“对地”，认为这样世界才显得完美无缺。

有的民族特别喜欢7，有的特别喜欢6，据报道说，西方的青年特别喜欢8，认为88年8月8日登记结婚一定会恩爱白头。假若是中国人，就不会喜欢8，因为汉文中它写作八，并且把离婚叫“打八刀”(分)。（注：我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人也喜欢8了。起因不过是因为广东人发音不准！）

事实上，任何简单的数字都会使人想起与它相关的事物，引起人们的崇拜，并且数字越是简单，与它相关的事物就越多，就越易引起人们的崇拜。最简单的数字大概就是10以内的这几个自然数。它们不仅可以象征许多事物，而且还是其他自然数的基础。所以《易传》中就认为它们一半是天数，一半是地数，象天地交合化生万物一样，它们的相互配合会产生其他一切数字。在《周易》中，它们相互配合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产生那象征事物、预知吉凶的卦象。卦象是如此神圣，产生它们的那些数字就更加神圣。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占筮时就应用55根草棒。为什么又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呢？有人说，大衍之数也应该是“五十有五”，《易传》上漏掉了“有五”两个字。但也有人认为，用于占筮的并不是神圣的五十有五，而是五十。五十也有神圣的意义。有人说它代表十日十二辰加上二十八宿；有人说它代表太极加两仪加日月加四时加五行加十二月二十四气。大家共同的观点只有两点：这些数字是神圣的，占筮时只能用49根草棒。

五十五也好，五十也好，是否有什么神圣性，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从49根中再取出1根，用其它48根进行计数，是否也有什么神秘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依《易传》四个一组的计数规则，如用50根或49根，分成两堆，第一次只能剔出6或5根，第二、第三次才能剔出4或8根，这样三变以后，只能剔出6(或5)、4、4；6(或5)，8、8；6(或5)、4、8根，即14(或13)，18(或17)，22(或19)根。得36、32、28三种情况，不能保证阴爻和阳爻的概率相同。只有用48根，才能得到四种情况，保证所谓七、八、九、六之变。

从《左转》、《国语》等历史资料中透露的消息看，当时还有其它筮法。所以我们相信，《易传》中所说的情况只是实践对这些筮法进行筛选的结果。

其实，占筮时无论用多少草捧都是可以的，只要定出相应的规则。比如用100根，而且100是个满数，比50更有神圣意义。其一不用，挂三，揲八，三变以后，可得48、56、64、72四种结果，除以8，就是6，7、8、9。还可以用40根，60根等等。宋代有人依据《尚书，洪范》，另造了一个占筮系统，用75根草棒进行占筮，规则也不一样。

草棒、数字，都是光着身子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它赤裸裸的，一丝不挂，也毫无具体内容。至于把它涂成什么颜色，赋予什么意义，那是人们自己的事情。

刘歆以前，对易数的崇拜大约还未波及到历法领域，所以人们用历数附会于律数。刘歆首先用易数来附会历法，认为易数是历数，也是律数的根据。《汉书、律历志》说；制订律历，统一度量衡，首要的任务是计算，即“备数”。数就是一、十、百、千、万，它们的作用是“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数起于黄钟之数，从1到177147，一、十、百、千、万都具备了。但黄钟之数起于易数：

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

权衡绳量、探赜索隐之事我们且不管它，我们注意的是“推历生律”，用的都是“大衍之数”。比如黄钟律为什么是九寸?《汉书，律历志》说：

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

林钟为什么是六寸？《汉书、律历志》说：

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

同理：

太蔟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

其他各律都根据黄钟得出。弄清了黄钟律的来源，就弄清了一切律数的来源。黄钟九寸是由于乾卦的初九，而初九、初六云云都是大衍之数推衍的结果。

刘歆把自己改进后的历法叫做“三统历”。所谓“三统”，就是统于天、地，人，而天，地，人又统于乾、坤、八卦。因此，所谓“三统历”，就是乾坤八卦历。刘歆说，那个81是黄钟自乘，而黄钟又源于大衍之数，所以那个81，归根结底，是从大衍之数推来的。

不仅如此，三统历中许多基本数据都是从易数推来的。比如说，十九年七闰，为什么呢？《汉书•律历志》说；

合天地终数，得闰法。

天数即1、3、5、7、9，终数为9，地数终数自然是10：

9+10=19

这样就确定了十九年该有七个闰月。那么，为什么不用“天地始数”或天地第二个、第四个数呢?

又比如，每月29天，分母为81，就等于申明，这个历法将每天分为81等分，所以81叫“日法”。那么，每月将有：

29×81+43=2392（等分），2392就叫作“月法”。这个月法是如何得来的呢?《汉书•律历志》说：

推大衍象，得月法。

具体说来，就是：

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

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而再劫两之，是为月法之实。

用现在的算术式表示，就是：

1+2+3+4=10

10×5=50

这就是大衍之数。因为“道据其一”，所以

50-1=49

用49推出“月法之率”。其步骤为：

49×2=9898×3=294

294×4=1176

“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即加19和1：

1176+19+1=1196

“再扐两之”，即乘以2：

1196×2=2392

这里每一步有什么道理，只有天晓得！这是一种什么算术啊！用这样的方法，任何一个整数都可以从易数(天地之数或大衍之数)推导出来。比如当时所知日食周期为135月，即135月中有23次交食，这个周期怎么来的呢?《汉书•律历志》说：

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

即：1+3+5+7+9=25

75×3=75

2+4+6+8+10=30

30×2=60

75+60=135

用这样的方法，刘歆还能推出五星运动的各种数据！

对于刘歆来说，不过是在已经做成的历法上涂了一层油彩。无论这层油彩的色调如何，但历法本身没有变。东汉初汉明帝永平年间，张隆说，他能用《周易》的九、六、七、八推知月亮的行度。贾逵考察张隆推算的结果，“多失”（《后汉书•律历志》)。贾逵又让张隆用他的方法考察前人所推算的结果，“不应。或异日，不中天乃益远，至十余度”(《后汉书•律历志》)。

历法做出以后，刘歆可以给它附会上各种数据。当张隆真的要用什么九，六、七，八这些易数去推算历法的时候，结果就不那么美妙了。这是一个真正企图用易数去制订历法的实验，它的结果，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周易》对历法，也就是对天文学，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
到唐代，用历法去附会易数的是一行。

一行把自己的历法命名为“大衍历”，意思是说，他的数据是据《周易》的“大衍之数’推出来的。

《新唐书•历志》全文刊载了关于一行历法的《大衍历议》。其第一节为《历本议》，即论历法根本：

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三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

天数为1、3，5、7、9。1为始，9为终；5在中间，叫天之中数。同样，地数2为始，10为终，6为地之中数。

易数而外，一行又把五行数融合进来：

自五以降，为五行生数，自六以往，为五材成数。

所谓“自五以降”，即自5以下：1、2、3、4，5，叫五行生数；“自六以往”，即6以上：6、7、8、9、10，为五行成数。一行说；大衍历的许多数据，就是从这些数中推出来的。

大衍历“通法”是3040。通法即三统历的日法。一行说，它是通过推大衍数得来的：

(五行)成数乘生数，其算六百；为天中之积；生数乘成数，其算亦六百，为地中乏积。……天地中积，千有二百，揲之以四，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积三千，以五材乘八象，为二微之积四十。兼章微之积，则气朔之分母也。

写成现代算式为：

五行生数：1+2+3+4+5=15

五行成数：6+7+8+9+10=40

天中之积：15×40=600

地中之积：40×15=600

天地中积：600+600=1200操之以四：1200÷300

二章之积：300×10=3000

五材即五行，为5，八象即八卦，为8，“五材乘，八象”即：8×5=40

叫作“二微之积”。“兼章微之积”，即“二章之积”加“二微之积”3000+40=3040

这就是“气朔之分母”，即历法条文中的通法。我们看到，一行这样的思想方式，和刘歆如出一辙。

和刘歆一样，一行也用这样的方法去解释其他数据，只是有些解释和刘歆不同。刘歆说，十九年七闰，在历法为一章，是因为合天地终数为十九，一行说，是因为“一策之分十九”。说法尽管不同，但本质没有差别。

刘歆是王莽的国师，由于为王莽上台做舆论准备，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其实他是一位有贡献的天文学家。他提出了岁星超辰法，改进了岁星十二年周期的误差。不过由于他的政治表现，人们对他的批评多，知道他的贡献者少。至于一行，却是名符其实的伟大天文学家。一行引《周易》，大衍历又是历史上非常优秀的历法，难道不说明《周易》对我国古代天文学有重大贡献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听听古代天文学家对刘歆和一行的评论吧。

4、历代天文学家评刘歆和一行

东汉时期，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浓厚，天文学家们主要讲刘歆的贡献。边韶说：

刘歆研机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雒书•甄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续汉书•律历志》)。
东汉末年，蔡邕和刘洪共同撰写《律历记》到晋代，司马彪根据蔡邕和刘洪的著述，写成了《续汉书•律历志》。后来与范晔写的《后汉书》合在二起，也称《后汉书•律历志》。因此，《后汉书•律历志》反映了司马彪，甚至蔡邕，刘洪的意见。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大学者，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通音律，懂历算，有实事求是精神。汉灵帝年间，到处有农民起义，冯光，陈晃上书，说是由于历元不正。

历元是一部历法开始起算的日子。日月运行，过一段就合在一处。日月和五星，过一段也会合在一起。而历法描述的又是日月五星的运动。所以人们认为，假如它们在一年开头的这一天的零时聚在一起；那么这一时刻就应是历元，即历法开头的日子。这是一个复杂的，求日月五星运行周期最小公倍数的计算，可以上推几千年甚至几十、几百万年以前。对历法本身实际没有用处。东汉时代，特别重视这个历元，并且认为历元就是天地开辟的日子。大约人们以为，上帝造世界时把日月五星一起造了出来，它们从同一点起跑，后来拉开了距离，由于它们是圆周运动，过一段总会又会在一个点上。这个点既然与造天地有关，当然就非常神圣。如果算得不对，自然会惹起上帝震怒，降下灾祸。当时农民起义频繁，冯光，陈晃就认为是历元不对。皇帝听了以后，让大家到宰相府里讨论冯、陈的意见。

蔡邕的发言被记入了《后汉书•律历志》。蔡邕说，考察古代的历法，历元都不一样，可见它们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订的。当时有效，后来不行，也是正常情况。假若冯、陈二人能用仪器认真地观测天象，然后造一部新历法；与天象符合，当然应该采用他们的。但他们的议论，仅仅是说现行的历法不合谶纬书上说的历元，难以服人。况且尧舜汤武时代，历元都很正，可是也有水旱民变，现在冯、陈二人把天下大乱都归结为历元的责任，实在没有道理。

蔡邕的议论是一篇摆事实、讲道理，观点正确的论文，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不仅反对了陈、冯二人的错误观念，而且也一般地反对了把不相干的因素(例如谶纬)引入历法的错误主张。大家同意蔡邕的意见，主张给冯、陈定罪，让他们作苦役。皇帝说：算了吧。

刘洪是东汉末年的卓越天文学家，他造了“乾象历”，把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历法，大大提高了预报日月食的准确度。对于历法，他提出了“不差不改，不验不用”的原则。就是说，没有错误的历法，不要随便改动，不经验证的历法，不要轻易采用。把符合客观实际作为制订历法的基本原则。

在今天看来，这是一条简单而浅显的道理，但在当时却并不简单。刘歆把历数附会于易数，而易数是天地之数，可以通变化而行鬼神，所以非常神圣，在天人感应思想的笼罩下，人们认为，假如历法和天象不合，那不是历法的错误，而是人的行为不当。这时不是应该改进历法，而是应该反省自己的行为；比如新月本应出现在月初，而实际上出现在了月末；日食本应发生在初一，而实际上发生在月末或初二。在这种时候，人们就认为，那是因为月亮跑得太慢或太快了，而这种快慢不是月亮自身的有规则的改变，而是对人的行为的反应。或是由于人(主要指君主)性子太急，办事鲁莽刻薄，或是由于人性子太慢，办事拖沓。因此人要赶快反省自己。刘洪把客观实际作为历法的基础，实际上在历法领域反对以刘歆为代表的错误思想。

在《后汉书•律历志》末，司马彪批评了东汉时期关于历元的争论。他说，过去的许多历元与纬书都不同。与纬书历元相同的历法，又往往不合天象，所以：

历之兴废，以疏密课，固不主于元。

所谓“以疏密课”，就是考校它和实际天象的误差。

到了晋代，杜预开始直接批评刘歆。

杜预造了一个《春秋长历》，来考察《春秋》书上的日蚀记载，并和其他历法相比较。他发现，在他以前的那些历法，以刘歆的三统历为最粗疏。《春秋》记载的日食有34次，只有1次和三统历的推算符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三统历的科学地位，同时也就否定了三统历所依据的理论，律历一体、历源于易等等。

杜预说，日食发生在朔日，“此乃天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又说：但刘歆筹人却说可以在初二或初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即公然违背圣人的指示。他们的错误在于固执自己的那些历法理论和数字，不能根据天象的实际不断地修改历法。这就好象量度了自己的鞋子，却要去削别人的脚。

杜预得出结论说：制订历法，

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春秋长历》)。

这就是说，历法应当力求合乎天象实际，而不应该用历法去检验天象的运行是否正常。杜预的话在一个长时期里成了天文学家的格言。何承天，元代授时历的《历议》，都引用了杜预的这句话，作为他们制订历法的指导思想。

大约相当于东晋初年，十六国中姚秦国的姜岌造《三纪甲子元历》，认为，制订历法，一定要考察日月的运行。失去了这个根本，历法就一定不会正确。历法精确与否，只有日食月食可以检验。刘歆的历法与《春秋》关于日食的记录，只有一次符合。他不认为是自己的历法不对，反而用了种种荒谬的说法来为自己的历法辩护，说什么那是因为诸侯们政治混乱。

南北朝时，何承天说，古代的四分历；每三百年就多出一天，刘歆的三统历，每六千年又多出一天，比四分历更加粗疏，但扬雄受刘歆的迷惑，依照它作了《太玄》。班固不懂，以为它最精密，写入了《汉书•律历志》。何承天对于刘歆抱着非常轻视的态度。

何承天以后，祖冲之上大明历。在和权臣的辩论中，祖冲之说：

周汉之际，畴人丧业，曲技竞设，图纬实繁，或借号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圣贤以神其说。是以谶记多虚，桓谭知其矫枉，古历舛杂，杜预疑其非直(《宋书•律历志》)。

祖冲之以为谶纬之类是汉初的作品，实际它们多是两汉之际的作品。祖冲之反对在历法上引入谶纬，或者借古代的圣贤帝王来抬高自己。祖冲之所反对的东西，正是刘歆等人所提倡的东西。

后来，沈约做《宋书•律历志》。明确指出：

向子歆做三统历以说《春秋》，属辞比事，虽尽精巧，非其实也。

就是说，刘歆的说法虽然精巧，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末年，天文历法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天文、历算学家。何承天、祖冲之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这一时期有成就的天文学家和他们的历法，不援引图谶，不援引古代的圣人帝主，也不攀附《周易》和音律学，而是把实际观测作为制订历法的最终根据。如祖冲之所说，他的历法，进行了实际观测，经过了事实检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北朝末年直到隋代，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刘焯。他造的历法非常精密，虽然由于遭到阻挠，没有被国家采用，但受到天文学家们的一致称赞。他的成就，成为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一行科学成就的基础。

刘焯不仅有极高的科学成就，而且有彻底的实事求是态度。和他同时代的颜子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当时有两派天文学家在争论；一派说，有天人感应，天象与历法不合不是历法的错误，一派说，没有天人感应，天象与历法不合就是历法的错误。这后一派天文学家的代表人物就是刘焯。

隋代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大帝国。这强大而统一的大帝国不仅需要神化自己，也有能力神化自己。刘焯的历法虽然精确却遭阻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神学思想在天文学领域重新抬头。一个叫袁充的，在测量日影时，所得数据与前代不同。袁充说这是隋文帝德行好，于是被破格提拔。

到唐代，李淳风等人虽然反对袁充这种露骨的神学主张，但历法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他也产生了怀疑。在《隋书•律历志》中，李淳风说，历法是让人们掌握时令的，天象之中，最重要的是日和月，日月的运行决定了时令，造就了这五彩斑澜的世界。历法通过数来描述这一切，但数从何而来呢?李淳风说：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乘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凡三百六十，以当朝之，日也。至乃阴阳迭用，刚柔相摩，四象既陈，八卦成列，此乃造文之元始。创历之厥初欤?

李淳风又开始疑惑，觉得易数大约是历数的开始吧！

然而李淳风还没有以自己的历法附会于易数。而一行则明确把易数作为历数之“本”。一行还攻击刘焯，说刘焯太自负。竟认为日月运行可以完行由精密的历法来描述，那么，还如何可以知道政治的好坏呢?要知道，皇帝的德行感动上天，是非常迅速的，今天做了好事，不须等到明天，就会使天做出反应。

一行援引易数去说明历法，和他这种神学思想是一致的。

一行不仅学问好，而且人格高尚，所以威望很高。他逝世以后二百年间，天文学、数学都没有什么发展。

宋代，出了个欧阳修。

欧阳和蔡邕一样，不仅是大文学家，而且通天文学。他也和蔡邕一样，比较实事求是，反对在历法中做神弄鬼，他做了《新五代史•司天考》，在序言中说，司天的职务有两条，一是注意异常的天象、进行占卜，一是掌握历法。占卜可有可无，但历法一天也离不了，他对占卜实际上是不以为然。所以他的《司天考》虽然也记录异常天象，但不记录占卜内容。

在他做的《新唐书•历志》中，直接批评了刘歆和一行。他说，汉代制订历法，开始用八十一为分母，说是从律数而来。后来，刘歆又附会于易数：

其后刘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也。(《新唐书•历志》)。

“傅会”，就是“附会”。这是说，刘歆说什么历数源于易数，不过是附会罢了。

至唐一行始专用大衍之策，则历术又本于《易》矣(同上)。

一行和刘歆一样，也是“傅会之说”。

盖历起于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以之与律。于《易》，皆可以合也（同上)。

数是一种抽象，它仪表示物的数量规定。物都有一种数量规定，所以数可以通用，具有普遍意义。律数、易数都是数，和历数有一致之处，但并不是谁来源于谁，就象一支笔，一个苹果，一架飞机，一个小狗，都是一，所以一可以从数量上描述它们大家，但它们之间不是谁源于谁，并不是一个苹果叫一，所以一个小狗才叫一。那么，历法的根据何在呢?

然其要在假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而已(同上)。

就是说，历法的根据是实际的天文观测，不是律，也不是易。

这是彻底的实事求是观点，是明确的理性观念，它反对天文学中一切神学思想和不相干的神秘观念，在天文学思想史上永远放射着光辉。

明朝万历年间，邢云路考察了历代的历法，写了《古今律历考》。第一卷为《周易考》，即讨论《周易》和历法的关系。他说：

夫是易也，显道佑神，何物不有，历固在其中矣……

邢云路的话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某种精神：理学已经严密地控制了人的思想，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更加不容亵渎。易“显道佑神”，给人们指示大道，赞美和拥护神灵，所以历“固在其中”，因为《周易》已经包含了一切；不仅历，而且医、律，可能还有许多别的什么，都“固在其中”。邢云路还没有胆量说不在其中，或者是没必要说那些结论性的，授人以柄的话，还是就事论事吧：

至于气朔之分秒，升降，消长、一而不一，则在人随时测验，以更正之……

《周易》中只有整数，每一月、每—节气，每一年，整数日之后的那个尾数，几分几秒，是必须要人“随时测验”的。可是，仅仅知道一年三百六十天，一月三十天、算什么天文学家?哪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不知道这一点?

汉史不知，遂以大衍之数，牵强凑合，以步气朔，而谓历数诸率皆出于此，则非矣。

“汉史”就是班固，班固所记的是刘歆的主张，他们说历数源于易数，是“牵强凑合”，是不对的：“非矣”。

《古今律历考》卷十六；评论一行。邢云路说：“一行之历，原自测景观象而得”。一句话揭示了大衍历的真正根据。邢云路引用一行的话来证明自己的结论。一行说：“历气始于冬至，稽其实。盖取诸晷景。”说，“日月合度谓之朔，无所取之，取之蚀也。”这些话，都载于一行的《大衍历议》。这些话说明，一年的日数，是观测日影的结果，一月的起始，要靠对日蚀的研究，总之，与大衍数无关。

从李淳风就开始说，乾策二百一十六，坤策一百四十四，共三百六十。邢云路说：

历法之难，正在奇数之分秒，实窥测所得，而非大衍所推。

历法难就难在那些整数日以外的零头上，否则不就谁都可以作一个天文学家了吗。这些零头，靠大衍数是推不出来的，必须靠实测。

谓历数合大衍之象则可，谓历数之分秒皆出于大衍则不可。一行尽一一之数皆附于大衍，亦大劳矣。

说历数和大衍数有些一致，是对的。说历数来自大衍数，是不对的，一行把历数一个一个地比附于大衍之数，也真够劳累的。

邢云路还引用章俊卿的话说：

一行倚大衍之数，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于大衍，非大衍合一行之数也。

这是讽刺，也是实情。一行为什么“求合于大衍”，大约有些苦衷，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数据是怎么将来的。所以，在我们来说，只能相信一行《大衍历议》中《中气议》以下的文字，且不可把他的《历本议》信以为真。

5．小 结

假如我们把历法当作一本书，那么，周易，仅仅被某些人(如刘歆，一行)用来做了这本书的封皮，当张隆真地要用易数来撰写历法这本书的时候，就遭到了失败。

我们由此还可以作出推论：《周易》和其他科学部门的关系，差不多也是如此。

四、《周易》和天文学

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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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医

中医的源泉是什么 历代以来，不少人主张医源于巫，中医也源于巫。比如古代的医字就从巫：毉，后来才从酒：醫。孔子说过“不可以作巫医”的话，《山海经》上记载，巫也管医药。《世本》也说：“巫彭作医”。于是就认为，古代巫也就是医，医也就是巫，巫是医的源泉。

然而对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有素的袁珂先生在注解《山海经》的时候却指出：“诸巫所操之主业，实巫而非医也”，“非可以因为‘百药爰在’语遂以医职替巫职也”({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97页)。

在文明发展的某个阶段，宗教意识不仅笼罩，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时候，唯有神职人员才是社会上唯一有文化的阶层。如果把这个时代作为人类文明的开端和源头，那么不仅是医，而且是一切文化，都源于巫：音乐舞蹈源于巫，文学艺术源于巫，哲学、科学源于宗教，也是源于巫。这正是许多学者的看法。

那么，巫又源于什么呢?是不是人类天生就有巫，巫无所谓起源，就象人的头无所谓起源一样呢?有人说，不是的，宗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人类起始并没有宗教。所以关于宗教起源的问题曾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精力。那么，在人类没有宗教的那个阶段，是否有医，有药呢?回答是肯定的，有医疗，也有药。

动物没有宗教，所以源于动物的人类起始也没有宗教。现代不少研究证明，许多动物都会以某种方式治病，所以人类在没有宗教以前就有医疗和医药。意大利人卡斯蒂格略尼半个多世纪以前写成的《世界医学史》，把“本能的和经验的医学”放在“魔术的医学”之前，并明确指出；“最古代的医学先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魔术的医学。”这就是说，“经验医”在“巫医”之前。他还指出；“魔术医学的思想方法主要是经验的，所以魔术医学的根源存在于经验医学中。” 这就是说，“经验医”是巫医的来源。

在《山海经》中，记载了几十条与医药有关的问题，绝大多数只是讲什么药治什么病，属“经验医学”之列，与巫有关的医药问题，仅一二处而已。

事实上，一切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人类的实践经验都是它们的主要的，至少是重要的源泉。巴斯德的细菌病因说与他在造酒厂的经验直接相关，青霉素的发现几乎是个偶然的事件，琴纳发明种牛痘也是由于他先发现了牛奶厂的女工们不感染天花。当代的人们可以用最先进的仪器去分离病毒，以研究如何对付癌症、艾滋病。但经验仍是人们对付这些疾病的重要手段。就是用仪器分离病毒，也是实验，属经验范围，也决不是借助点什么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至于中医，更不必说，实践经验始终是它发展的基本动力。

就是在宗教意识渗透社会的时代，医疗问题也并不全部控制在巫的手里。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古代巴比伦人假若有了病，就把病人抬到市场上，每一个经过病人身旁的人都必须依据自己的经验对病人提出建议。在这里没有巫术。中医治病主要是汤药，传说为伊尹所作。而伊尹本是个奴隶，后来作了商汤的宰相。

随着《易经》到《易传》的发展，中医学也有了大踏步的前进，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经典《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成于何时?专家们争论很多。有人认为成于战国，有人认为成于汉初，有人甚至认为成于西汉末、刘向校书的时候。

但是，假若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分歧就会发现，主张成于汉代的，不否认它的那些内容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主张成于战国时代的，也不就认为当时已经写成了书。所以大家的意见实际上是一致的：《黄帝内经》的许多内容战国时代已经存在，汉代进行了加工整理和补充，最后成书。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理沦基础，直到今天，学中医者还必学《内经》。

《内经》或中医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整体观念(其实任何一种古代医学都是整体观念，包括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的盖仑等人的医学)。它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又把人和他周围的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人体一部分有病，会影响其它部分，肉体器官的病变会影响人的情绪，人的情绪也会影响人体器官的功能，甚至导致病变。外界的情况也时刻影响着人体内部器官的功能，人体致病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内在因素是人的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外在因素是气候：风、寒、暑、湿、燥、火。这就是所谓的“七情六淫”。但《内经》似乎更强调外因，它多次指出：“风为百病之长。”

这些因素怎样转化为人的疾病?就像燃料发出的热能如何使机器的轮子转动起来一样，中间要有个转换的机制，比如把水烧热使蒸汽去推动活塞或轮机上的叶片。病因要变成疾病，中间的转机主要有两条。一是邪正斗争：或是人体正气不足，或是致病的邪气有余。假若正气足，有邪气也不会致病。二是阴阳失调。健康人自觉舒舒服服，这是阴阳平衡。有人觉得浑身发热、口干舌燥、面红耳赤、大便干、小便黄等等，一般说就是阳亢，即阳过分亢进。反之，则是阴盛。总之是失调，不平衡。治病的原则，相对于邪正斗争，就是补正去邪，相对于阴阳失调，就是调正阴阳使其平衡。

从现存资料看，把阴阳学说引入医学时间较早。比如前面提到的医和，主张六气致病说，头两项就是阴阳。据《史记·扁鹊列传》，春秋时代的扁鹊就用阴阳的对立给人解释病情。汉文帝时的医生仓公说老师教他“五色诊病”，据说五脏都有颜色表现于面部，但还未见和五行生克联系起来。

阴阳和邪正一样，是个过分宽泛的概念。假若一个人面红耳赤，浑身发燥，你找一点滋阴的药，比如银耳，让他喝银耳汤，就能解决问题吗?为了能更具体地描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中医引进了五行说。

五行学说把人的五脏、六腑、五官、筋肉皮毛都纳入一个体系，并用生克的原理来解释它们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当某一部分出了问题，医生就可以考虑它对于其他部分的影响，及早防治。药物也按五行分类，并用生克的原理来使用它们。这里我们注意到，中医并没有采用八卦说，虽然《说卦传》已经使八卦象征着人体的头、手、足、耳、目、口等等。

五行说比阴阳说要具体得多，它的区分有许多合理之处，但牵强之处则更多。至于按生克治病，恐怕还是太宽泛。比如你脾胃不和，属土。木克土，酸属木，难道你弄点酸类的药就一定能奏效吗?所以鲁迅在《单四嫂子》那篇小说中就讽刺一个中医在孩子濒临死亡的时候还慢条斯理的念什么“火克金”。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们对这一部分学说也往往兴趣不大。

东汉末年，医学又有了大发展。代表人物是现在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他写了《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用三阴三阳这“六经”来区别病类，称为“六经辨证”。乍一听，似乎觉得张仲景在理论上有很多创造，一看他的书才知道，他主要是谈如何辨病，如何下药，讲得都非常具体。他还创造了许多药方，有些至今还在用。由于他主要致力于治疗实践，所以被称为中医临床医学的鼻祖。

张仲景的学说颇有特色，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张的学说与《内经》无关，说他不讲五行生克。有人为张仲景辩护，说“六经辨证”的基础就是《黄帝内经》的《素问·热论》篇，而且张也并非不讲五行生克。说张仲景医学完全和《内经》无关，恐怕并非事实。但这种说法表明，张仲景确实不怎么受《内经》的限制，而主要是他本人医疗实践的产物。后来，王叔和又把张的诊断经验收集起来，加上自己的经验，写成了《脉经》。

张仲景不直接批评《内经》，稍后于他的皇甫谧就直言不讳。皇甫谧批评《内经》说：

(《内经》)亦有所亡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

所以皇甫谧著《甲乙经》，就要“删去浮辞，除其重复”(均见《甲乙经·序》)。避免空论。

张仲景以后，直到孙思邈，《内经》很少有人过问了，医学家们主要致力于方剂的研究。孙思邈的两部著作《千金翼方》、《千金要方》，讲的都是方剂。方剂完全是源于经验，它无法从理论中推导出来，那怕是最高超的理论。

唐代中期，王冰整理《内经》，补入了专讲五运六气的“七大论”，中国古代医学重新燃起了对理论的兴趣。到了北宋，医学界的理论兴趣更浓了。林亿等人整理《内经》，在序言中说，《内经》是讲大道的书，但过去都是方技之士在研究它。他们感到很遗憾，也很不平，希望有真正的硕学大儒来研究它。

宋代所说的医学理论，主要是“五运六气说’。“五运六气说”研究的是气候对疾病的影响。它以五行为基础，配上音律、天干、地支，把气分成若干类，以固定的方式配合起来，依天干、地支的顺序将它们分配到每月、每年。一年一个小循环，六十年一个大循环。就象一个万年历，你看到某年某月是什么气主持、什么气辅助，就知道那时要得什么病。

一年四季，气候不同，人所共知。每年气候也在变化，有旱有涝，有风调雨顺，也是人们的常识。气候会影响人们健康，一定的气候会导致一定的疾病发生和流行。但是，依五行为基础，依天干、地支做成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离题太远了，所以当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但五运六气说还是流行起来。国家的医学考试，五运六气属必考科目。不过反对的意见也发生了作用。北宋人不大谈多少年以后的气如何如何，只讲当年，叫作讲“ 小运”不讲“大运”，因而合理的因素就多了一些。讲五运六气的代表作是宋徽宗的《圣济经》，曾被规定为医生的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医生。

五运六气说的流行反映了人们对单靠方剂治病的不满，表达了人们探讨医学理论的要求。我们注意到，阴阳学说在这个新的医学理论运动中，地位不高。

这种新的医学理论运动在金元时代结出了丰硕成果。刘完素在谈五运六气时，提出了“六气皆可化火”的原则，所以他主要用寒凉药治病。后来，所谓金元四大家中的代表人物，都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张子和认为“邪去而元气自复”，被称为“攻下派”。朱震亨认为人们得病往往是“阳有余而阴不足”，被称为“滋阴派”。李东垣认为“人以胃气为本”，被称为“补土派”。

后世对金元医家褒贬不同，但应该承认，他们都是一代名医。他们的主张，都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黑格尔说过，哲学发展的形式之一，就是把过去的某个局部原则变成主要原则，而把过去的主要原则降为局部原则。刘完素等企图用某一个原则来统领其他的原则，标志着医学理论的根本进步。

这一时期医学理论进步的主要特点，是从当时的哲学中吸收了营养。宋明理学家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个理。医学家们认为，医也有个理。只讲方剂，是舍本求末。刘完素说：

今人所习，皆近代方论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 (《素问玄机原病式》)本，就是医理。医理，就是他们提出的原则和学说。明代，张景岳作《景岳全书》，第一章就是《明理》，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

张景岳的著作给这一时期医学理论的进步划了一个句号。

明末开始，医学中务实倾向抬头。李时珍的举世瞩目的r本草纲目》是中国几千年来医药学的大总结。吴又可在医疗实践中发现一种“疫气”，不是风寒暑湿燥火，也不是阴阳五行，但它是导致瘟疫的原因，从而给温病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治病着眼于整体，被认为是中医的优点，然而也是中医的缺点。中医着眼于整体，不是中国古代医学家高明，而是他们无可奈何。中医学建立之初，中国古代医学家就极力想了解人体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内经》中记载着人体各部，包括内部器官的大小、形状、长短，重量，位置，颜色，这是古人曾作过解剖的证明。王莽上台，杀他的仇人王孙庆，叫医生去解剖。东晋时，有人临死前，嘱咐妻子解剖尸体，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判他妻子和儿子有罪，于是就再没人敢解剖。宋代时，把欧阳希范凌迟处死，又命医生去量度他的各部器官，并绘成图。清代王清任，通过自己的观察纠正了前人人体解剖的许多错误，后来又有人纠正王清任的错误，使我国古代解剖学不断进步。

一谈起中医理论，人们马上会想到阴阳五行说，但阴阳五行也是阴阳五行之气。因此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只有两条：一是气论，二是经络论。但经络论也是气论。所以归根到底，气论才是中医最基本的理论。

万物都是气的聚合，死则气散，这是当时的普遍观念。然而中医的气论，与其说是取自哲学，毋宁说是自己医疗实践的产物。一个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怎样长成了堂堂七尺之躯?当然，依靠摄食。但人体并不是食物的凝固和堆积。在古人看来，食物的精华部分变成了气，象蒸馒头热气进入馒头一样进入人体各部，被人吸收、凝聚，药物进入人体，也是如此。因此，气在体内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肢体麻痹，就是气的运动不畅。

气运动的通道就是经络。在这里扎下针，那里就有反应，是什么在传递这针的作用？是气。所以针刺发生效果叫“得气”。五脏之间的五行生克，并不是五脏在互相生克，而是五脏之气在生克。阴阳失调，也是阴阳之气失调。感受外邪而得病，就是感受外面的邪气而得病。秦汉时代的著作，没有一本能为医学准备这么完整的气论，只是在《内经》中才表述得具体而完整，因为它主要是医疗实践的产物。

当我们只能概略地回顾中医学的理论和中医学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涉及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事件和理论观点。在这些最重要的人物、事件和理论观点那里，我们能够发现《周易》的影响吗?气论是《周易》的吗?经络学说是《周易》的吗?五行学说是《周易》的吗?几十个脉象、十几种舌态、千千万万个病方，不断进步的解剖知识，每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变和重大的实践发现，每一个分科的建立，有哪一个是在《周易》的指导下作成的呢?

“易以道阴阳”，中医也讲阴阳，这不是来自《周易》的证据吗?我们就来谈淡阴阳。

《周易》、中医和阴阳学说

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在易学发展的长河中，从画八卦的时候算起，是古人先提出了许多思想供后人采用，还是后人不断拓宽着前人的道路，增加着古人本来所没有的内容?

这里有一种《圣经》模式：据《圣经》说，人类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一阴一阳！现在的人们都是他俩的子孙。远古的人们画了一和—，后世凡是言阴阳、讲对立的，就都是一、—的子孙。

在我们看来，易学是一条河。起初是一点点泉水，后来是涓涓细流。在流程中，水越来越多，最后，成为浩荡奔流的大河，汇入大海。

当然，比喻总是有局限性的。地上河水的增多是由于许多源头不同的支流汇入，而易学之河的增大却主要是由于自身的膨胀，是由于人们在解释以往的思想资料时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做出了种种发挥。他发挥前人的，后人又发挥他的。他发挥的东西实际上是原来没有的，而被他发挥的东西也是原来的原来所没有的。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地发挥下去，易学之河就越来越大。然而，在易学之河的流淌过程中，易学家并不把他们的发挥叫作发挥，而叫作“解释”，“传”和“注”，似乎他们所说的就是本来固有的。许多人也就相信他们所说的就是原来固有的。至少人们相信，《易大传》的思想是对《易经》的解释，是《易经》所固有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笼统谈论《周易》会造成怎样的思想混乱。

阴阳思想也是《易经》所没有的，而是《易传》给发挥出来的。

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一、—就是一阴一阳的象征，甚至说它们就是由日、月的象形演化而来。所以，后世讲阴阳者都源于易，就像我们大家，无论是黄种人还是黑种人，都是亚当老爷爷和夏娃老奶奶的子孙一样。当今的世界，信基督教者尚多，信神的就更多，这也只好各听具便，自成一家之言。至于我自己，则认为阴阳概念是《易经》所没有的，是《易传》给发挥出来的，后世讲阴阳者有的源于易(《易传》)，有的并不源于易。就象我认为有人是亚当、夏娃的子孙，而我不是，所以也没有原罪一样。中医讲阴阳，就并不源于易。

据可查的文字资料，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最早用阴阳二气的对立来解释地震的原因。后来是医和，用阴阳二气解释疾病的成因。论资格，中医援引阴阳比《易传》要早。

春秋末年，中医对阴阳的运用已经比较深入和熟练。据《史记·扁鹊列传》，扁鹊到虢国，虢太子死。中庶子告诉他，是因为“阳缓而阴急”，所以暴死。扁鹊说，他自己能“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太子的病是“阳入阴中”，“阳脉下遂，阴脉上争”，“阴上而阳内行”，“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绝阴阳”，看似死而实未死。而且一般说来，“以阳入阴之藏者生，以阴入阳之藏者死”。于是为太子针灸，太子当时就坐了起来。

在扁鹊熟练地运用阴阳学说的时候，《易传》还没有形成呢。因此绝不能说是中医取之于《易传》。

《易传》讲物分阴阳，卦爻是物的象征，自然也分阴阳。这样，全部《周易》就把自己的两只脚都站到了阴阳之上，一只是阳，一只是阴：“立天之道日阴与阳”，易“分阴分阳”。《易传》讲“一阴一阳”，讲“阴阳不测”，讲“阳奇阴耦”、“阴阳合德”、“观变于阴阳”，“阴疑于阳必战”、“阳气潜藏”，但不讲“阴阳相入”。就是说，《周易》中没有“阴阳相入”的思想，“阴阳相入”是中医自身的思想。

阴阳学说把世界一分两半。但每一半的情形并不相同，又须进行区分。同是阴或同是阳，程度亦有不同。就象同是寒，凉水和冰又不一样；同是热，热水和烈火又不一样。于是有老阳、少阳、老阴、少阴之说。但中医从扁鹊起，就有“三阳”之说(见《史记·扁鹊列传》)。所谓“三阳”，《素问》的解释是：“手足各有三阴三阳”。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名称和《周易》并不一样，且区分比《易传》又早又细，也不是来自《易传》。后来张仲景讲“六经辨证”，乃是中医固有的传统。今天我们称日为“太阳”，古代也称月为“太阴”，应当不是来自《周易》，而是来自《内经》。

《易传》讲阴阳，第一讲“分”：“分阴分阳”。一切事物都分别归入阴阳。第二讲“替代”：“一阴一阳”，“相推”，“迭用”，一个代替一个，运动不息。而替代或相推就是变，所以要“观变于阴阳”。而变又往往不测，所以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总之，《易传》的思想是：阴阳一刻不停地在动，在变，在战斗。所以它强调“自强不息”，说“大德曰生”。但《内经》讲阴阳却强调平衡：阴阳均平的人是健康的，任何一方的亢进就是病态，是不正常。所以治疗的原则就是恢复阴阳的平衡。医学认为不正常的状态在《易传》中却正是天地问的正常状态：夏天，阳气极盛，冬天，阳气潜藏。人的身体能够这样吗?

春秋时代，特别到末年，阴阳学说已被用于各个领域。《左传》僖公十六年，有六只鸟儿倒退着飞行，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所谓“阴阳之事”，是说阴阳的作用形成了风，使鸟儿退飞。这是用阴阳对立来解释风的成因。《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梓慎用阴阳说解释旱灾的成因；“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周景王的乐官把阴阳学说用于音律学，说按照一定的规制作成的乐器，可以帮天地调节气候；“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国语·周语下》)。古人非常相信音乐有这样伟大的作用，所以特别重视音律学。甚至认为音律是“万事根本”(《史记·律书》)，是度量衡的标准，是历法的根据。阴阳学说通过音律学(而并不只是通过《周易》)对后世，特别是对汉代，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孙子把阴阳学说用于军事，认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必须懂得这个学说：“故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回来后对鲁肃说，为将者，不晓阴阳，是庸才也云云，根据就在这里。

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专讲阴阳的所谓阴阳家，其创始人为邹衍。

《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载，邹衍后于孟子。他看到治国者淫侈昏乱，“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而且“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不经”就是没有什么书本根据。可见，并非根据《周易》，而是自己“深观”的结果，并且“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邹衍的学说当时不象孔孟一样，处处受到抵制，而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所以他在齐国受到重视。到魏国，国王亲自到城外迎接。到赵国，平原君恭恭敬敬，不敢以普通客人对待。到燕国，国王拿着扫帚为他什前导，并象学生一样听他讲课。司马迁感慨地说：他这样受到诸侯们的尊重，和孔子在陈蔡饿饭、孟子在齐梁受困，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著作二十一种，三百六十九篇。现在已经全部看不到了。后人根据司马迁、刘向等人对阴阳家的描述，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圆道》、《音律》以下八篇，《召类》、《应同》等篇，保存着阴阳家的思想。

阴阳家认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吕氏春秋·大乐》)。这在《易传》里面，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阴阳家说；“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吕氏春秋·大乐》)。这在《易传》里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但丢弃了“浑沌”、一离一合这些内容。阴阳家认为，“天道圆而地道方”。所谓“天道圆”，是说一切事物都在作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日夜每天一循环，月亮一月一循环，气候一年一循环；事物有生有死，一生一死不停循环，等等。一年四季的循环，是由于阴阳之气的运动。据《吕氏春秋·音律》篇；“太蔟之月 ”(即立春之月)，“阳气始生”。“蕤宾之月”(即夏至之月)，“阳气在上”。“应钟之月”(即立冬之月)，“阴阳不通，闭而为冬”。“黄钟之月”(即冬至之月)，阳气潜藏，所以“土事无作”，不要兴土功，“以固天闭地”。假若兴土功，“阳气且泄”。

到了汉代，关于一年之中阴阳之气的运动学说又有了一些修正。认为在“黄钟之月”，冬至这一天，一阳初生，后来逐渐兴盛。夏至这一天，一阴初生，后来逐渐兴盛。到冬至，又开始同样的循环。

正是这种阴阳之气的运动，决定着一年四季的变迁。阴气极盛时是冬天，阳气极盛时是夏天。阴阳各半时就是春秋。这样一种思想是秦汉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东汉末年，赵爽注《周髀算经》，看到《周髀》中说太阳离地的远近决定着寒暑的变迁，觉得很不理解。

关于阴阳之气周年运动的学说，在《易传》中仅“阳气潜藏”一句而已。

阴阳之气的运动是天道。人道应该本于天道。阴阳之气的运动既然决定着寒暑变迁，而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人们又必须根据季节安排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归根到底又决定着政治等活动，因此，可以说，阴阳之气的运动决定着人事。按照天道去行动，就万事如意；违背天道，就大祸临头。所以，阴阳之气的运动又决定着人们的吉凶祸福。直到这时候，人们才想起来应该把阴阳学说的这一内容纳入易学，于是他们就在这种学说的外面贴上八卦或六十四卦的标签。这就是汉代流行且传之久远的 “卦气说”。然而，时间已经晚了，这种学说无法再和《易传》一样地受到尊崇。

朱伯昆先生说：“道家和阴阳家的阴阳说……为易学家所吸收，用来解释《周易》和筮法中的变化法则。”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明朝末年著名的医生张景岳说：天地之道，以阴阳之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之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日：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医易》)。

张景岳说的是“医易同源”，但在我们不少同志那里，则成了“医源于易”，即易是医的渊源。

医易同源的“源”，就是自然界的变化。易要解释天地人之道，医要说明疾病的成因，也要研究自然界的运动，他们面临着共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天人共通的阴阳之理。但是医偏重于“阴阳消长之机”，而易却具有“阴阳动静之妙”，它们各自侧重于阴阳说的某一方面。

在我们看来，医易同源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们的阴阳说都源于当时普遍流行的阴阳学说。而且，论其资格来，医还要早于易。

如果再引申一步，那么不仅医易同源，而且政治、军事、经济、道德伦理、农学、天文学、音律学、古代化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说与易同源，甚至可以有根有据地说源于《周易》。在同一个社会条件下生长出来的学说，不能不有某些共同的思维方式，而《周易》所讲的又是一般的思维方式，所以，当时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只要涉及稍带一般性的思维问题，都可以和《周易》，和《周易》中的阴阳学说套上关系。比如文学理论，当我们读完《文心雕龙》，我们就会有更充足十倍的理由说：文学与易同源，甚至说：文学源于易！不过，文学家们不大屑于注意他们这个光荣的过去。

张景岳为什么要讲“医易同源”?现在为什么又重提这个问题呢?

“医易同源”说之源

以《黄帝内经》、《难经》为代表的第一批医学著作，不讲医易同源。医圣张仲景的著作，也不讲医易同源。皇甫谧对于《内经》就嫌其议论多而切事少，更不屑去攀附《周易》。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的《肘后方》、陶宏景的《本草注》，直到后来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连《内经》也很少提到，更不在谈医时谈易。到了孙思邈，开始在医学中谈易：

凡欲为大医……(除学医书外)，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千金要方，诸论》)。

并且援引《周易》来谈论天道：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而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十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天地尚且如此，在人安得无事(《千金要方·伤寒》)。

孙思邈是中国古代医德高尚，医术高超、广有影响的伟大医学家，即他自己所说的“大医”。他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既是对他以前几百年中方剂学发展的总结，又开创了一代医风。由他来谈论《周易》，自应引起人们对医易关系的关注。然而，通过孙思邈的著作来研究医易关系，并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前面所引的第一条言论已经看出，和《周易》并列在一起的是些什么……，怎么说呢?只好说是什么东西或什么货色了。除此以外，我找不到什么更恰当的词来表述这些内容：阴阳，就是阴阳宅，也称“堪舆”。堪舆学完全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虽然堪舆学并非全是胡说八道，其中也有许多合理的内容，但我相信，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决不会有人兴致勃勃地谈论中医与堪舆学同源。其余各项，不必说了，我们借此可以看一看孙思邈援引《周易》的用意何在。

当然，孙思邈援引《周易》，不全是因为迷信，这从第二条言论可以看得出来。据《旧唐书·孙思邈传》：孙思邈论治病，主要讲“法天而治”。而这条言论不过是借《周易》来谈天道，其思想是《内经》，也是中医固有的思想，他并没有从《周易》中吸取什么。而且这一段话也不是赞扬《周易》，而是说，依《周易》的意思，“天地变化，务正性命”，但事实上变化的结果没有定准(“无方”)，万物并不是“各正性命”，而是有许多灾害。每年都有灾害，有灾害才成其为年，就象没有苦难、艰辛就不成其为社会一样。天地尚且有灾害，人怎么能不得病呢?这就是孙思邈的意思。孙的意思，和《周易》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重实用而轻理论。这有它的优点，就是留下了许多非常有用的医方，新发现了许多可以治病的药材。然而也有缺点，就是在一般的医学理论上，由正确的立场后退了。

春秋战国时代，当中医理论开始形成的时候，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相信鬼神，并且极大地帮助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无神论思潮。汉代，虽然讲天人感应，并且从汉文帝起，就迷信鬼神，汉武帝笃信方士，西汉末年以后，由皇帝带头，大肆修庙祀神，祈求健康，但这一切，都没有能够侵入医学理论。直到东汉末、三国、魏晋之际，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的著作，仍然明确反对鬼神。但是后来，鬼神观念就侵入了医学理论本身，其开始是对于梦的解释。

《内经》说：梦是人体健康状况的反映：饥则梦取，饱则梦予，阴盛梦水，阳盛梦火云云，并认为采取一些物质手段即可治疗，如针刺、服药。立场是唯物主义的，许多情况下也正确。但是，实践表明，它只能解释一部分梦，不是全部，特别是不能解释那些人们更加关注的呈现精灵鬼怪因而使人忧伤、恐怖、梦魇的梦。

依《内经》的解释，梦是邪气侵入人体的表现。灵魂是一种气。气不仅可在体内升降，而且可出入体内外。这就埋下了灵魂出游的种子。

葛洪的《肘后方》就说梦是灵魂出游，梦魇是鬼怪抓住了灵魂，所以需要禁咒。后来，由梦又推广到精神病，由精神病又推广到其他疾病，一种专门与鬼神作斗争的医科：咒禁科也发展起来。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就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一些咒禁的方法，如，正襟危坐，手握大刀横于膝上，凝视病人云云。这些方法未尝不会产生一些心理效果，但效果也极其有限。如果再推广到其他疾病，就毫无道理了。

魏晋南北朝的国家医疗机构还没有咒禁科，隋唐时代，国家医疗机构正式设立了咒禁科。

活动于这一时期的孙思邈，不仅继承了医学重实用的传统，也继承了其中的迷信传统，并且在两方面都有自己的新创造。

他的《千金翼方》，有两卷专谈咒禁。施术以前的斋戒及准备工作，俨如一个巫师。咒禁的不仅有精神病，而且有虐，疮肿、喉瘅、金疮，甚至禁鼠、防身，防盗贼。

他专有一卷讲虐，认为虐是鬼引起的。随发病时间不同，可断为不同的鬼。

他有许多禁忌：金命人不易服白色药，大小便必须向着正确的方向，日月食时吃东西要得牙病。

他有一种可致神仙的服水法，认为服以前，必“先发广大心”，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并且斋戒沐浴更衣，“烧香礼十方诸佛及一切圣贤仙人”。

他反对服五石散，常为许多人所称道。但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服石。他自己就常服钟乳石，只是不能服五石散。

他认为服食某些药物可以延年，但必须有德行。而一个人只要德行高，不服药也可延年。

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孙思邈开始谈论《周易》。实际上，孙思邈的医疗思想受佛教、道教、鬼神迷信的影响，较之《周易》要大得多。这些影响并没有给医学带来积极的成果。

从孙思邈的思想里，我们窥到：医学在长期沉湎于方剂之后，发生了朦胧的求理论的要求。孙找到了《周易》。然而《周易》并没有给医学提供什么理论。以后几百年间，从孙思邈到张景岳，医学理论主要是“五运六气说”。这是医学自身的天道观，不是《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在孙思邈的时代，《周易》是和鬼神迷信思想一起涌入医学的。在这涌入医学的众多角色中，《周易》只是个小角色。

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医学史上的这段历史，也不必为此感到难堪。俗话说，谁在年轻时候没作过一点令人脸红的事。要知道，西方世界这时候的医学状况更令人不能忍受：他们把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当作女巫，而女巫就等于魔鬼，所以就干脆把病人烧死。而我们，至少还把病人当成人。

中国从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但其他思想仍然非常活跃。那时候的医生，甚至觉不出有为自己争地位的必要。有的甚至感到自豪，认为没有经国济世的大才还当不了好医生呢。后来，医生们开始觉得有为自己争取社会地位的必要了。其思想表现就是首先为医书争取地位。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晋代，出现了一个伪托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序》。孔安国是西汉人，孔子十一代孙，教过司马迁。这个序言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但伏牺、神农、黄帝之书又是什么?则没有解释。

南北朝时，陶宏景作《神农本草集注》，说，神农之书就是《本草》。唐代，王冰注《内经》，说《黄帝内经》就是黄帝之书。他们都没有讲另两个是什么。

宋代，林亿等为《补注内经》作序，不仅认为《内经》是三坟之一，而且认为，《内经》的内容和尧授时、舜齐七政、文王画卦序教都是一样的目的，一样的性质。因此，《内经》并不是医书，至少不只是医书，而是“言大道”的书。但是在过去，却只是医生在研究它。林亿等非常不平，他说：

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这就使得“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上至浅之人”。

《宋史·天文志》载有沈括的《浑仪议》，其中说道：《素问》尤为善言天者。

因此，《素问》，即《内经》，应和天文、律历志，和《周易》、虞舜的仁义之道并列。《内经》的地位提高了，但提高后的《内经》已不再是医书。医者仍然是“ 执技之流”，是“至下至浅之人”。如果我们还要把《内经》作为医书，是否可以讲什么医与天文学同源，医与政治同源?况且《内经》中明白写着，针刺之道可以推之于治国的！

宋徽宗作《圣济经》，明确指出，三坟就是《周易》，《内经》、《本草》，和六经一样，“皆济民用”。但一般人推崇六经而鄙薄三坟，他深为不满。实际上，《周易》居六经之首，人们鄙薄的只是《内经》和《本草》，宋徽宗要为它俩争地位，《圣济经》序言首讲一阴一阳之道，正文讲医理、医方。并把《圣济经》列为医生的必修课。

《圣济经》主要是本医书，它的理论主要是五运六气。它只是攀附《周易》，却没有从《周易》中汲取来多少思想。

金代刘完素作《素问玄机原病式》，说三坟讲大道，五典讲常道。老子精大道，为道教，孔子精常道，为儒教。儒道不同，不过都是来自三坟，只是“各得其一意” 罢了。至于他所从事的医教，则直接源于黄帝。黄帝以后，亚圣就是张仲景。这就是说，医教要高于道教，也高于儒教。从此以后，《内经》在医生们眼里，就和《周易》并列了。

三皇是谁?已争论不休。三坟是什么，更莫衷一是。孔安国的序，乃是后人的伪作。还要把三坟说成是《周易》，《内经》和《本草》，不过是捕风捉影而已。在儒家方面，汉代以后，就很少有人信什么三坟五典。杜预注《左传》，只说了一句都是古书。孔颖达《五经正义》，实际上赞成杜预。宋代，程颐说：“观《素问》文学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道理却总是”(《程氏遗书》卷十九)。这就是说，《内经》的道理不错，但不是三坟书。

从古到今，虽然谁都离不了医生，但医生的社会地位却不高。学六经可以中进士，将来出将入相，学医到头来能是个什么呢?就是做了官，也是“执技之流”、“至下至浅之人”。于是他们就抓住儒家说过的话，说《内经》就是三坟之一，和《周易》同高。因此，我作医生的和你作儒生的也同高，甚至还要高一些。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事情。

医学家为争取社会地位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效果。元代的国家，命令全国各郡各县，在修建孔庙的同时，也要修三皇庙。并且象祭孔一样，每年春秋两次祭三皇，由医生主祭。至少在这件事上，医教可以和儒教分庭抗礼了。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医生的地位还是抵不过儒生。医生不得不经常不断地向儒家靠拢。他们说，医道是孝道的基础，不学医无法尽孝，于是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他们说，医学也是格物致知之学，所以把自己的书命名为《格致余论》，并且出现了许多儒医，认为不懂得儒家之理的就做不好医。这样，就不仅是医易同源，而且是医儒同源，不仅是医儒同源，而且是医儒合流了。不过持这种主张的，仍是少数。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医是医，儒是儒。

那时候，就是立志要做一个医生，也必须从小就受儒家教育。而儒家不承认《内经》属于三坟，也不把医道等同于易道。所以张景岳对于孙思邈说的“不学易，不足以言太医’的意见将信将疑。后来，才悟出了“医易同源”。

从医学自身说，讲医易同源乃是医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医学不满足于那数不完又记不住的方剂和病症，要求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并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规律。虽然孙思邈早就想援易入医，但医学首先找到的还是五运六气。人们首先用五运六气去研究人体和外界的关系，不再仅仅满足于“风为百病之长”的笼统说法。并且从王冰起，不仅注意气运在时间上的变迁，而且注意气候在地域上的不同。到刘完素，用五运六气对疾病分类。张元素，用五运六气对药进行分类，并各自有其理论发现。

这是一个医学向理论进军的时期，也是医学家们努力创造理论的时期。张景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象金元四家一样，明出了一个理，主张治病以温补为主，所以称为“温补派”。只是在他经过了许多艰难的探索以后，才明白了医易同源！然而此时距《内经》的成书至少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一千五百年中，很少有人讲医易同源，我们今天中医学院所教授的，主要还是这一千五百年中的东西：《内经》、《伤寒论》、《本草》等等。张景岳以后，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讲医易同源。所以，说历史上有人主张过医易同源是对的，说医易就是同源，甚至说医就是源于易，再甚而至于说不学易无以为医，医学院必须开易学课，那样，已经对《内经》头痛的学医的学生们不知又将如何对待这个《周易》。

即如张景岳，他第一主张的，还是作医必须明理。明理的结果，是治病应以温补为主。这个结论，决不是根据《周易》得来的。也就是说，《周易》对于张景岳的医学实践，也是有也可，无也可，不必过于认真的。

那么，我们今天，对于《周易》和中医又为什么如此认真起来了呢?

“医易同源”说的复兴与中医前途的展望

任何事物都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是中医面临的时代课题。谈论《周易》和中医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要求前进的愿望所引起的内在骚动和不安。

尽管现在的中医仍然讲《内经》和阴阳五行，尽管在世人的心目中，“保守”几乎是中国传统的专用词，但实际上，中医也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医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建树。“医者，意也”，是历史上许多伟大医学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不仅是要求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要求医学随着时代不断前进。

医学要前进，必须随时吸收最新的思想成果。春秋战国时代，阴阳说是新的思想成果，医学及时地用来说明病因、病机，指导自己的实践。汉代，五行说流行，医学又及时以五行学说来整理自己的思想材料。魏晋时期，五行说的缺点暴露了，当时的人们也不重五行说，所以《内经》也遭到冷落。医学家们则直接地求助于实践经验。宋明时代，理学兴起，不论理学家赋予理什么内容，也不管理学家们如何谈论格物致知，在医学家那里，理，只能是医学面对的那些对象的内在联系，格物致知就是去寻找这些联系，所以才有金元四家和张景岳。

医学在追踪时代最新思想的时候，往往有得有失。医学在汉代建立了五行体系，也带来了许多附会。当医学冷落五行体系，面向实践的时候，同时也否定了必要的理论思维，导致了鬼神迷信观念的侵入。金元时代的医家，都有自己的片面性。然而，医学就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前进了。

历史上，一个不断发展的民族，一个不断发展的事业，保守，都不是它们的主要传统。中华民族能够发展到今天，保守，也不是它传统的主要方面，否则它就无所谓发展。孔子、董仲舒、朱熹等人，虽然他们都创造了令后人非常痛苦的，也是保守的思想体系，但他们本人却并不保守，因为他们所创立的，在当时，都是一种新学说。保守与否，是后人的事情。就是在近代，虽然有慈禧、袁世凯，但也有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最后，是公产党和毛泽东。假若保守真是中国的主要传统，那至少不会有这一系列人物和事件，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就是易学，也是一条不断发展的河。历史上的易学家，都说自已的注解最合《易经》本义，实际上，他们几乎谁也不合《易经》本义。从理解《易经》的角度看，这些易注多没有价值，它不过是随意解释。从思想发展上说，越是不忠实的倒越有价值，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思想。

许多人谈论医易关系，自认为谈的是二千多年前或三千年前的那个《周易》，实际上，他们谈的不过是汉易、宋易等等。比如什么先天、后天之学，河图、洛书、阴阳鱼图等等。它们都不是《周易》中就有的东西，而是后来才出现的东西。在本书的适当地方，我们还要涉及这些问题。

任何思想，都受着时代的局限，都必须发展。牛顿力学曾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东西，并为科学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使科学成为正确的同义语。直到今天，当人们说什么不科学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个东西不正确。但是，二百多年以后，它就成了相对论的一个部分。特殊情况，不再是到处适用的绝对真理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列宁发展过它，毛泽东发展过它，许许多多的人都发展过它，并且还在继续发展它。当我们谈论中医和《周易》关系的时候，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中医是应该主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还是主要从哲学中吸取营养?

假如要从哲学中吸取营养，是应该从两千年前的《周易》中吸取营养，还是应该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周易》?是继续让易学之河流淌，象古人那样，不断用新的思想去发挥《周易》，还是把它作为一件文化遗产去加以研究，而不是崇拜?

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周易》对于古人，是经，是指导他们行动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们不得不世世代代地重新解释《周易》，以适应自己时代的需要。现在，《周易》已经成了历史，和长城、故宫一样，成了历史。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它，赞颂它，但是已不必崇拜它，也不须重新解释它。有些人说《周易》如何如何宝贵，似乎里面藏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然而他们从中挖出的，不过是现代那些最普通的哲学教材中都能找到的那一点点常识，每人能挖出多少，也往往与各人的哲学修养大体持乎。

中医要前进，要继续发展，第一要从医疗实践中吸取营养，第二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第三要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周易》再好，也是黄昏之光。“夕照明”之说，只能用于自我激励。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从中国古代的《周易》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都有两种因素组成：一是它的结论，二是它的精神，即它得出结论的途径和方法。就象一个人有肉体和灵魂一样。随着时代的前进，它的某些结论会过时、死亡，甚至会全部过时、死亡，它的精神却要长久地存在下去，绐后人以启发和激励。

中国古代能够留传下来的那些学说，往往都是当时的新思想。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主要也是注意这些新思想。真正“述而不作”，只会重复前人结论的那些东西，往往为我们所不屑顾。在古人来说，为了当时的现实需要，他们不得不较多地援引前人的结论，把前人用创新精神所得的东西教条化、僵化，成为束缚人的桎梏。更甚者则只会寻章摘句，以为那就是圣贤说的绝对真理。有识之士，瞧不起这种人，也瞧不起这种态度。从孔夫子时代起，就把这种人叫作“小人儒”，后来又称他们为“俗儒”，“陋儒”，说他们从事的是雕虫小技，甚至说他们的行为是“俗儒破道”，即破坏了大道理，不断流淌的易学之河，是一条日新之河。弃旧图新，是易学之河的灵魂和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灵魂和精神。如果不是要故意糟蹋自己的传统，就应该承认中华民族传统的这个核心和灵魂，否则中华民族只要一个孔夫子就够了，甚至孔夫子也不会有，更不会有今天。如果真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点什么，那么首先是这种日新的精神，面向世界，面向进步，从人类最新的文化成就中吸取营养，来发展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创造民族的新文化。

近代以来，当帝国主义的炮舰叩开中国大门以后，西方文化也跟着涌了进来。“长袖善舞，良富善贾，”西方人强大，西方文化也一定全是好的，中国文化也一定全是不好的，包括中医在内。在一段时间里，中医甚至被看作巫术迷信。然而中医以其独具的疗效始终没有被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提倡中西医结合，中医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当中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它有时不得不借重这个，借重那个，以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中医完全用不着借助别个以自重，更用不着借助《周易》。

所说的医易相关云云，主要是说中医从《周易》取来了阴阳学说。即使这是真的，那么，在二三千年前，中医取来了阴阳啊，五行啊，当时是种先进的思想，在二三千年以后，难道中医还必须眷恋着这个往事，继续讲阴阳五行，并且永远地讲下去吗?

现在的情况，不是中医需要借助《周易》以自重，而是《周易》需要借助中医以自重，所以才讲什么医易同源。中医则完全不必讲这些。它完全应该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挺直腰身，独立地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中医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医界的人士、每个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关心的事。然而，中医如何现代化?即所谓中西医如何结合的问题，并没有完满解决。所以，有些人甚至产生了疑问，中医能不能现代化?需要不需要现代化?在这里，谁也难以开出手到病除的药方，只能根据历史和理论做一些大致的展望。

中医和现代医学，面对着同一个对象，抱有同一个目的：为人治病。二者不仅有许多共同的认识(如人体脏器的性质和功能)，也有许多共同的作法(如服药)，这就是它们联合的基础。在医疗实践中，二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中医自然无法并吞现代医学，现代医学也无法完全代替中医，这就使二者有结合的必要。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为中西医结合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大致可分四个层次，第一是国家不仅办现代医医院，也办中医院，第二是现代医医院内设中医科，而中医院内也允许现代医存在，第三是提倡医生们中西兼通，第四是提倡二者在理论上结合。治疗中，一个不奏效时用另一种。一些药物也开始结合：在西药中掺中药，中药中掺西药。这些工作，有些实现了，有些还在摸索中前进。

中西医结合中，最难的还是理论上的结合。现代医学理论无法完全替代阴阳五行说，中医界则担心，假若抛弃了阴阳五行，还有什么中医?这里的问题在于把二者都看作是完满自圆的理论体系，好象两个玻璃球，只能并排放着，并肩朝前滚，各走各的道。

实际上，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虽然都有一些基本理论，但都不象数学那样具有逻辑严密的、自圆的理论体系，它们都有一些裂缝和缺口，甚而象联邦制一样，在主要理论之旁，还有一些和主要理论并存的、少有逻辑关系的理论存在着。因而都可能容纳其他理论。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但阴阳包括不了虚实，所以有阳虚、阴虚之分：也不能完全代替寒热表里，所以阴阳不得不和它们一起并列为“八纲”。中医传统的病因说是七情，六淫。但六淫包括不了吴又可发现的“异气”，也无法用传统的方法来对付这种“异气”，所以温病学得以自成一家，居于阴阳五行、七情六淫之旁。

现代医学代替西方中世纪医学，开始于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心脏的构造、血液的循环，人体结构、巴斯德的细菌病因学、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琴纳发明种牛痘…… 几乎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理论，但他们都面向一个目标：实事求是地认识人体，对付疾病。最后联合起来，成为庞大的现代医学联邦。直到现在，理论也不能达到高度的统一。细菌病因说不能解释心血管疾病。而各自为战的情况也仍然在继续：研究癌变，研究爱滋病等等。在这个新的进军中，中医也不甘落后。

在对付疾病这个战场上，中西医应该协同作战，在协同作战中，先实现一些局部的联合，待时机成熟，再建立统一的中华新医学。

在协同的过程中，中医应该不断地抛弃那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比如肾主生殖，命门、三焦之类。在技术手段落后的古代，对人体的认识有许多错误，不足为怪，西方也是如此。从《内经》时代起，到王清任止，甚至王清任以后，中国医学，把弄清人体的情况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现在，近代医学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先人世代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欢迎它。这只须在五脏之旁，实事求是地添上第六脏“睾丸”，使它主生殖，而让肾主管泌尿就行了，而不应再讲什么肾藏精之类的呓语。把功能和实际的器官统一起来。在这些问题上，应该胸怀博大，以能者为是。谁的正确，就听谁的，谁能治病，就用谁的。用一句深刻影响了中国命运的俗话来说，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而不能存门户之见，抱残守阙。

中国将来的医学，应是中华民族的新医学。这个新医学，应是各种有效理论和有用医术的联邦制国家。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周易》。在这个“国家’里，可以把《周易，作一件文物但不必“任职”。

五柳村2004/12/23收到并制作上网

作者简介:李申,1946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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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河图洛书没有秘密

《光明日报》于1996年后半年，连载了一则通讯和四期文章，介绍“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与《科技智囊》杂志社共同组建的易学课题组，对《周易》及其源头 ——《河图》、《洛书》作出的重大破译”（《讯》）。它们是：1996年7月15日第二版的本报讯《科学理解易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讯》），8 月1日第八版署名“关穆”的《易经柱：周易六十四卦的立体展示》（《易经柱》），8月24日第八版署名“华明”的《〈河图〉与金字塔存在统一关系吗？》（《金字塔》）和署名“关穆”的《易经柱背后的数学奥秘》（《奥秘》），10月10日第八版署名“华和”的《太极易经柱、“和合”数表与中华和合精神》（《和合表》），11月20日第八版署名“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译》（《突破进展》）。

据《讯》，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对《河图》、《洛书》作出的重大破译有三项重要成就：

1“课题组在强调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数学、物理学与周易八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按照‘数’的规律，将易学‘和合数表’制作成立体物理模型，从而揭开了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

2 “研究中还发现，作为八卦源头的‘河图’与埃及金字塔有高度对应的统一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使‘河图’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历史传说基本得到证实，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3 “更令人惊奇的是，研究中发现在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有能量场的产生，这一现象若经进一步实验证明并在实践中应用，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读了这则通讯，使人产生了许多疑问。比如说“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是什么？因为太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有人说它是气，有人说它是理，这些都是无法用数字来表示的。古代的太极图也有好几种。最简单的是一个圆圈，表示气或理是浑沦的整体，因而是不可计数的。或者是几个圆圈上下叠起（《周氏太极图》），或者是几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杨甲《六经图》中之“旧有此图”），还有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阴阳鱼图”，其实这个图原本被认为是《河图》，只是到了明末和清代，才逐渐被称为太极图。和阴阳鱼图相类，有来知德创作的太极图。此外还有一些，不再列举。这些图式样不同，但大多意义相近，都不是表示某种数量关系，也无法对它们作数量的描述。当然，一个圆也可被分为几块，但那充其量不过几个整数、分数之间的关系，又有多少奥秘可言呢？至于八卦，在易学中被称为卦象。象是象征。它们象征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但原本没有什么数量关系，又有什么数字奥秘呢？

所谓揭开奥秘，应是对象本身具有而世人尚不知晓的东西。太极八卦本身没有“数字奥秘”，又如何能谈到“揭开”呢？后来在《奥秘》文中看到了和合数表。这是一个把从2到18这十七个自然数按一定规则编排起来的类似数字幻方一类的数表。然而多少有一点数学知识和数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类似这样的数字幻方，在我国宋明时代就已经被编制出来，而且不只一种。其数字最高到48（见程大位《算法通宗》）。和这样的幻方相比，和合数表并没有什么新进展，也谈不上有什么奥秘。因为这不过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自然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这样的关系，在古代数学中，也不过是一种游戏的性质，至于和现代数学中的数论，和微分动力系统、代数几何、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等等主流方向，则无法相提并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数表被称为“六十四卦”和合数表，被认为是揭开了“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那么，假若去掉“六十四卦”和“太极八卦”之类字样，这些数字间的奥秘是否还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数表和“太极八卦”之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谈不上因此揭开了什么“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

其实，从《讯》中我们已经看到，是课题组“强调”数的基础，“创造性”地把数学和周易八卦“有机地结合”，并“按照”数的规律（按：数的规律很多，这里没有说明按照什么数的、什么规律）如何如何。也就是说，所谓“和合数表”和据它制作的立体模型，只是“课题组”对“太极八卦”作出的重新解释。这个解释和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的这类解释一样，都只能代表解释者自己的某种思想，而并不是对象自身原有的东西。因此，说“揭开”了“太极八卦”的奥秘，是不成立的。

至于第二点，也使人有许多疑问。“河图”与金字塔的“高度对应的统一关系”是什么意思？阅《金字塔》文，知所说的“高度对应”关系指某些数据的对应关系。数学上的“高度”，应是精确度的代称。那么，“河图”和金字塔的对应精确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第几位小数呢？《金字塔》文未能提供说明。那么，所说“高度对应”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用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来描述“河图”和金字塔的对应，那么，这种对应能到什么高度，就不免使人疑虑。

为了说明“河图”和金字塔的高度对应，《金字塔》文首先提供了金字塔自身的几种“奇妙的数字关系”。这些关系是：

1 金字塔高度的平方正好等于它的每个三角形的面积；

2 四个底边周长除以高的两倍，正好等于圆周率；

3 塔的高度乘以十亿倍，正好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4 塔的自重乘以10的15次方，正好等于地球的重量：

5 经过塔身的子午线正好将地球上的大陆和海洋划分成相等的两半；

6 底面对角线沿（按：大约是“延”）伸，正好将尼罗河三角州包括在内。

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了数学的精确度问题。比如说，将地球上的海洋和陆地划分成两半，精确到什么程度？不提供精确度，是不应说什么“正好”的；还有，将尼罗河三角州包括在内，我相信，这也不是个“正好”的问题。第一，尼罗河三角州决不会是像对角线延伸那样整齐的三角形；第二，对角线延伸到哪里？它所包括的决不“正好”是一个尼罗河三角州。至于塔的高度、自重，还会引起这样的疑问：是哪个塔的高度或自重？因为金字塔不只一个，而且有大有小，这就不能笼统地说什么“塔”的什么什么，而必须指出是那个塔？不过这样一来，那些“正好”就有许多不能成立了。因为塔的大小不一，这个正好那个就不正好了。

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些“正好”，其实并不是个“正好”的问题。比如高度平方等于每个三角形面积，这为什么就是个“正好”呢？为什么不是高度的立方？为什么不等于，比如说它的底面积？肯定就是否定。等于此就不等于彼。在这种地方，要讲正好，就必须说明二者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平方“正好”等于三角形面积，正好说明它不能等于这个面积以外的其它数据，因此，那不是正好的东西要大大超过那所谓正好的东西。那所谓的正好，不过是从大量的数字关系中选取出那些偶然的巧合关系罢了。还有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等于地球的重量等等，不过用日地距离除以某个塔的高度，用地球重量除以某个塔的自重，发现是多少倍，然后再加上一个“正好”来描述它。用“正好”来描述数字之间的偶然相等关系，就是把一种偶然性当作了必然性。

比如说吧，一般人的身长等于头高的七倍。这不过是发现了二者的数量关系罢了，这不是什么“正好”不“正好”的问题。如果把数字之间的关系都加以“正好”二字，那么这种“正好”就太多了。1加1正好等于2，2乘2正好等于4，长安街的长度若乘以多少倍会正好等于金字塔高度的多少倍，会正好等于地球到太阳，等于太阳到月亮等等等等的距离。像这样的正好，每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个。所以并不是一种“正好”的关系。

《金字塔》文所提供的有关金字塔本身的数据具有这样的不精确性和偶然性，由此出发，来探讨“河图”和金字塔的数字关系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也就不能不使人更添一层疑虑。

《金字塔》文第二段叙述“金字塔与《河图》的内在统一”，看来，作者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些外在的相似或巧合，也认为必须是内在的统一才有科学价值。作者所举出的内在统一的例子，首先是金字塔的高度腕尺280除以它的底边长440腕尺，得0.63636……。而《河图》北方之数除以东方之数，其商“正好”也为0.63636……。为什么如此巧合呢？作者解释说，原来280比440约分后为7比11，而《河图》北方数与东方数之比也就是7比11。那么，为什么要用《河图》的北方数除以东方数，而不是其它呢？作者说，这是由于金字塔最重要的方位是北方和东方。然而，若用最重要的方位相比，就都应该用最重要的方位，《河图》最重要的方位可不是北方和东方，至少没有充分理由这么说，作者也没有这么说。那么，用金字塔最重要的方位到《河图》中寻找相应的方位数，却不管这数的方位在《河图》中是不是重要方位，这样比较出来的相等关系也就很难说是“正好”的什么关系了。

这里的所谓“正好”关系同样存在着前边已经说过的任意选择的问题。为什么要用金字塔高与底边长相比，而不是用其它，比如说用高的两倍或几次方和底边周长或底边长平方等等。而那《河图》的中心数与某方之数，西方与南方之数等等，它们的比又正好和谁相等呢？这样的相等关系其内在联系又在什么地方呢？

为了说明数字之间这种相等关系有什么价值，我们来讲点与易数有关的历史。

《汉书.律历志》载：汉武帝时代，一批天文学家造出了新的历法。新历法取每月为29又43/81天。这等于说，把一天分为81分，而每月有29天多49 分。依此为根据，很容易推出，每月有29乘81再加43分，为2392分。但是后来刘歆说，这个数据是“推大衍象”得来的。其方法是：

因为元是1，春秋是2，三统是3，四季是4，所以要把它们相加，得1+2+3+4=10。

由于四类数“合而为十，成五体”，所以10要乘5，得50。这就得出了“大衍之数”。

《易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应50-1=49。减一的意义，据刘歆说，是因为“道据其一”。

然后再“象二二之”，“象三三之”，“象四四之”，得：49乘2乘3乘4，等于1176。

因为新历法十九年七闰，在占卜时要归奇挂一，所以再加19和1：1176+19+1=1196。

由于占卜时要“再扐”，所以要乘以2：1196乘2=2392。

于是，每月的分数，即“月法”就计算出来了。在刘歆看来，他这样得出来的结果，也是正好相等。并且，刘歆还用这样的方法，“推算”出了一系列历法数据，包括五星会合周期这样非常庞大的数据。

所谓金字塔和《河图》的高度对应关系，也就是刘歆的易数和历法数据的分毫不差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对应关系价值如何？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现在的人们也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问题还不仅如此。即使《金字塔》文所说的数据对应关系其价值确如该文作者所说，那么，还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存在：为什么《河图》与金字塔的统一关系成立，就能证实或进一步证实“《河图》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河图》数和金字塔数之间的对应或者说是统一，与中华文化的源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呢？

至于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的能量场，《讯》说是“发现”，还要“经进一步实验证明”。我们期待着进一步的实验能够证明“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果然能产生能量场，并且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不过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期待是注定要落空的。我诚心希望，我这据以往经验所作出的判断是个错误。我也衷心地希望，我国的科学会出现一个奇迹，可以不投入能量就产出能量，易学数表的物理模型会成为我国的新能源，甚至完全取代旧能源。

然而这一切，其基础都与《河图》有关。或者说，都是在对《河图》研究的基础上所发现的。因此，我们应该专门谈谈《河图》。

二 《河图》发展史

这几年来，揭开《河图》之秘的文章不断涌现，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这几篇文章是其中最突出、且宣传声势也最大的。要揭开《河图》之秘，首先应该弄清《河图》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看法。

《金字塔》文最后说道：“如论证《河图》与金字塔是统一的话，则《河图》出现的年代至少应在4500年以前。如此以来，《河图》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时间上便符合了”。这个说法非常重要，它说明，要证明《河图》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河图》问世的时间问题。倘若《河图》是后来，比如说是宋代才出现的东西（这是事实），那就不能说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作者显然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努力要证明，《河图》是4500年之前就出现的东西。那么，和金字塔即使确有作者所说的那样的统一性，是否就能证明《河图》出现于4500年之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无暇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先记住，《金字塔》文认为自己证明了《河图》出现于4500年之前；至少说，该文在力图证明这一点。

同时，《金字塔》文也注意到：“目前人们见到的《河图》宋代时才传出，与其内容一致的论述汉代才有”。《突破进展》一文也说，到了汉代，“《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然后列举了一系列学者的名字，接着说道：“有些人还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容有所论述，只是未将其描绘成形”。到了宋代，才“由陈抟正式传出”，并且得到刘牧、邵雍、周敦颐、苏轼、王安石等人的支持。

在这短短的论述中，蕴含着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只能先关注这样的问题：这由黑白点所组成的《河图》到底是什么年代才出现的东西？根据《金字塔》等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 宋代才“传出”是什么意思？才“传出”，应是以前就有，只是不为人知。《河图》在汉代尚未描绘成形，那么，《河图》的描绘成形应是在汉与宋之间了。在汉、宋之间，是谁？为什么把《河图》描绘成形呢？

2 若《河图》是在汉与宋之间才被描绘成形，那么，这未成形的的东西能叫做“图”吗？也就是说，汉代人所说的未成“形”的东西能叫做“图”吗？

3 《河图》在汉代尚未成形，那么，在伏羲时代，在4500年之前，又有个什么东西呢？伏羲又是根据什么来画卦的呢？要知道，所谓《河图》，说的是龙马从黄河水中背负上来的“图”；而所谓伏羲则《河图》画卦，是说伏羲看到了这龙马负上的“成形”的图才画的卦。假若没有这成形的图，那又怎么能说伏羲据《河图》画卦？假如伏羲当时已有这成形的图，它又是何时失传，以致汉代尚未描绘成形，而后人又是根据什么来描绘成形呢？后人的描绘可靠吗？

我们希望读者先反复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来考察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和我们下面将要说的有关《河图》的知识，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古人所说的《河图》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河图》问题发展史分为几个段落。

1 先秦《河图》说及后世评论

诚如《突破进展》一文所说，最早记载《河图》的书是《尚书.顾命篇》。说的是周成王死，康王继位。在即位大典上，陈设着许多国宝，其中有一件，就是“河图 ”。但是,这“河图”是什么样子?它从何而来？其意义何在？《尚书.顾命篇》都没有说明。而由此，也引起了至今我们还在进行的无穷无尽的争论。

也诚如《突破进展》一文所说，到宋代，黑白点《河图》问世了。其拥护者说，这由黑白相间的点所组成的图，就是伏羲时代龙马所负、出于黄河、伏羲则之画卦的图。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刘牧的《易数钩隐图》。后来由朱熹认定，从朱熹以后，到清代之前，遂成为学术界的定说。

不过所谓定说，只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说，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反对的意见。

最早对《河图》持不同意见的应是和刘牧老师孙复同学的胡瑗。胡著有《周易口义》，其中说《易传》中的“圣人则之”，并不是则之画卦，而是“法则其时，以行其事”。既然不是则之画卦，《河图》也就失去了和八卦的联系，由此出发的一切说法也就都难以成立了。继胡瑗之后，是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他不仅揭露则《河图》画卦和仰观俯察画卦说的矛盾，而且根本否认有“河出图”这回事，并因此否认《系辞传》为孔子所作。欧阳修对《河图》的态度为何如此激烈？我们有机会再说。接着就是程颐，他说，观兔子也可以画卦，何必《河图》！（见《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一、四》）

问题还不只此。问题还在于，他们虽然都说的是《河图》，但指的并不是同一件东西。就是说，他们说的《河图》，并不都是那些黑白点。胡瑗《周易口义》：

若果《河图》、《洛书》已有八卦，则八卦不当言伏羲所画也。

欧阳修《易童子问》：

《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

在胡瑗和欧阳修的心目中，所谓《河图》，就是八卦，而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而他们的这种观念，则源自汉代的孔安国、刘歆、王充等人。希望读者能够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对我们下面的讨论是重要的。

后来有程颐的再传弟子薛季宣。他认为，《尚书》、《周易》中所说的《河图》，乃是一种地图：

《春秋命历序》：“《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谶纬之说，虽无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弃也。信斯言也，则《河图》、《洛书》乃《山海经》之类，在夏为《禹贡》，周为职方氏所掌，今诸路《闰年图经》、汉司空《舆地图》、《地理志》之比也（《艮斋浪语集.河图洛书辨》）。

也就是说，薛季宣认为，所谓《河图》，乃是一种带有文字说明的地图。而薛的意见，其前驱者也是汉代人。《春秋命历序》作为纬书，其妖妄在于它自命所载是神的预言，或者是孔子所作；但其中所反映的汉代人的意识，是确实的。它说明，在汉代，有些儒者，不仅不认为《河图》是黑白点，也不认为是八卦，而认为是一种地图。至于这种意见在汉代居于什么地位，我们以后再作介绍。

南宋项安世作《周易玩辞》，其中引用姚小彭的话指出，刘牧不过是把古来相传的九宫数作成了《河图》，而把五行生成数作成了《洛书》，至于《河图》、《洛书》，并不是刘牧作的那个样子。项安世认为：

窃意图者必有八卦之象，书者必有古文字之形，而今不传尔。

此外，在南宋，反对黑白点《河图》、《洛书》，甚至连带认为《系辞传》也不是孔子所作，说河、洛出图书事纯系怪诞妖妄者，还有杨简（《杨氏易传》）、叶适（《习学记言》）、赵汝梅（《易雅》）等人，还包括朱熹的弟子林至（《易裨传》）以及宋元之际的俞琰（《读易举要》）。他们大都明确指出，现在的黑白点《河图》、《洛书》不过是刘牧首先根据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所画的，并不是什么《河图》、《洛书》。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辗转到了明代，其有开国之功的儒臣宋濂，否认以“数之多寡”为《河图》、《洛书》，他说：

唯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庶几近之。（《河图洛书说》）

明朝后期，则有归有光，他坚决主张废除《河图》、《洛书》，因为从汉代以来，有关《河图》的纷纷争论，就说明不论是黑白点《河图》还是什么别的《河图》，都是不可靠的。（见《易图论》）。

清朝初年，精于考据的乾嘉学派的先驱者们，纷纷著文、著书，反对黑白点《河图》，揭露这样的《河图》不是《尚书》、《周易》中所说的《河图》，而是宋朝才出现的东西，因而不是《河图》。其中最著名者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学辨惑》，毛奇龄的《河洛原舛编》，胡渭的《易图明辨》等。他们共同的认识就是，那黑白点《河图》、《洛书》决不是《尚书》、《周易》中的《河图》。黄宗羲和毛奇龄还指出，《尚书》中的《河图》应该是山川地理形势图。黄说：

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隘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

毛奇龄和黄宗羲对图、书的看法相同，他说：“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皆典籍之类”。

在二黄、毛、胡之外，当时的易学名家，如惠栋等人，一反过去《周易》著作之前必画上黑白点《河图》的作法。他们的著作，一幅易图也不画，对《河图》，进而对所有易图，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惠栋《易汉学.辨河图洛书》，分析了宋朝的黑白点和汉代的九宫数、五行生成数之间的关系说：

其说皆与《河图》合。然康成、仲翔未尝指此为《河图》。则造此图，以为伏羲时所出者，妄也！桓君山曰：“河图、洛书俱有兆，然而不可知”。乃知汉以来，并无图、书之象。夫子曰：“河不出图”。东序《河图》，后人安得见之？虽先儒皆信其说，吾不敢附和也。

是的，黑白点《河图》、《洛书》的点数，和汉代的九宫数，和郑玄、虞翻等人所说的五行生成数确实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郑玄、虞翻并没有说它们是《河图》或《洛书》。况且孔子已说黄河里不再出图，后人如何能知道《河图》的样子呢？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汉代以来，并无图、书之象。那么，黑白点《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就只能是后人的伪造。所以虽然以前的儒者几乎都相信这黑白点《河图》，但他，是不愿意附和的。在这里，惠栋表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真正的勇气和科学精神。

对于汉代的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和黑白点《河图》、《洛书》的关系，毛奇龄曾作过一个比喻。它非常恰切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故附载于后：

浸假《河图》既此图，则此图固康成所注者也。其于《大传》“河出图”下，何难直注之曰：所谓《河图》，即揲蓍所称“大衍之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龙图发，其书九篇。则其非衍数、《河图》截然两分，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乎！

昔有拾枯鱼泽中，而以为神也。丹镬而享之，曰鲍君神。然不禁遗鱼者之还见之也，趣使烹食。而人争为神不已。遗鱼者曰：“此固吾所遗之物也，而神也乎？”（其事见《风俗通》）。邻有购鼎者，误得一釜。而争之，或称三牺，或称九牢，终岁不决。乃就范者而咨之。范者曰：“此非吾所制五熟釜乎？”购者尚争曰：“五熟岂无鼎？”曰：“五熟固有鼎，而吾所制非是也。”而于是争者始息。（见：吴氏《东冈丛记》）

这是从北宋刘牧以来，学者们关于《河图》、《洛书》争论的情形。我们这里主要列举了反对派的意见。实际上，这派意见在整个宋、明直到清代，是少数派。不过学术的是非是不能以拥护者人数的多少来评判的。

从西方学术传人中国以后，学者们开始用新的方法和视角去评判历史上学术的是非。学者们在细节上或许有许多分歧，但在主要之点上，基本接受了清代初年学者们的意见。认为这黑白点《河图》不过是宋代才出现的东西，因而并不是《尚书》和《周易》中所说的《河图》。那么，它也不是什么画卦的根据，更不是什么中华文化的源头了。

这几年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揭开《河图》之秘的声音彼伏此起，去年后半年，遂出现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这组文章。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尚书》和先秦时代各种著作中所说的《河图》呢？比较起来，黄宗羲的说法是最为可信的：《河图》不是龙马从黄河中背负上来的神物，也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而是当时各地向中央政权呈报的、带有文字说明的地图。

双方在争论中，都援引了汉代学者的意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也列举了一系列汉代学者的名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那么，汉代的学者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们所说的《河图》是件什么事物呢？

2 汉代的《河图》、《洛书》都是一本书

我们先来分析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所提到的几个学者的论述。

首先明确说明《河图》是什么的汉代学者，据文字记载，似是孔安国。我们在这里用了一个“似”字。因为我们不敢断定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孔安国的意见一见于《古文尚书传》，即被清代学者闫若琚证明其为后人伪托的所谓“伪孔传”中，其文为：

《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据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

这段话意思并不明确。《河图》到底是八卦呢？还是据以画八卦的事物？据前半段，《河图》是什么似乎可有不同理解。我们不是要这样地吹求，因为何晏《论语集解》中所引孔安国对于《河图》，是这样说的：

孔曰：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

这段话意思明确，没有歧义。《河图》，就是八卦。那么，《河图》到底是八卦，还是据以画八卦的事物呢？同样说是孔安国所说，意思却这样分歧，难怪后人不仅证明所谓《尚书》孔传为伪，而且也怀疑何晏所引是否真实。

不过，无论这些话是否孔氏所说，可信的是，在汉代一些学者中，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河图》就是八卦，一种认为《河图》是据以画卦的事物。这样，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并不像《突破进展》一文所说“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往下的考察我们还会发现，情形和《突破进展》一文所说，是恰恰相反。

第二个对《河图》问题表态的是刘歆。班固赞同他的意见,所以收入《汉书.五行志》。《突破进展》一文中所提到的班固的意见，实际是刘歆的意见。这意见说：

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初一……威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

刘歆和班固确实认为《河图》是八卦之源。但《河图》是什么？似乎仍不明确。因为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河图》就是八卦。但《洛书》是什么？却清楚明白，它就是《尚书.洪范篇》中那六十五个字，而不是那些黑白点。

王充在他的《论衡》中对《河图》多有讨论。其《正说》篇道：

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

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

王充的意见，是从孔安国、刘歆一路而来。不过他的意见明确：《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则是《洪范》九章。

孔安国、班固（实际是刘歆）、王充，都是《突破进展》一文引为同道的汉代学者，他们的意见能给《突破进展》以什么支持呢？即使他们说了《河图》是八卦之源，他们说的《河图》和黑白点阵也根本不是一回事，何况他们明确说了《河图》就是八卦呢？至于 《洛书》，则刘、班、王都很明确，它是《洪范》篇，或是其中一段话。总之是文字，是书，而不是那些黑白点。

扬雄《核灵赋》：“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至于《河图》、《洛书》是什么样子，则没有发表意见。在《太玄.太玄图》中扬雄说过“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明，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有人认为，这是扬雄对《河图》样子的描绘。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太玄.太玄数》中，扬雄说：“九窍：一六为前、为耳，二七为目，三八为鼻，四九为口，五五为后”。所谓“共宗”、“共明”、“成友”、“同道”等等，正是对耳、目、鼻、口的描绘。这与《河图》或《洛书》不相干，更与黑白点阵的《河图》不相干。

还必须指出，上述学者关于《河图》、《洛书》的意见，在汉代学者中，是少数派的意见，就像从胡瑗到胡渭在宋元明清的学者中是少数派一样。那么，汉代多数学者，或者说居于正统地位的意见是什么呢？若套用京剧《红灯记》中一句念白，则可这样说：“就是一本书。”

上面曾经提到的王充，在《论衡.实知篇》说道：

案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图》、《书》。“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

依王充此说，则《河图》是有文字的，不仅是八卦图像。

《汉书.王莽传》载，泾河岸边山崩，阻塞河道，以致泾水倒流。王莽派王邑去视察，回来报告情况，于是：

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

也说明汉代确实有《河图》存在，而这《河图》，乃是一种记载各种预言的书。

这样的书，还有确定的篇数。《春秋说题辞》载：

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

郑玄把这种说法带进了他的《周易注》中。据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在《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下，李引郑说道：

郑玄曰：“《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 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

郑玄还曾注纬书。在《易乾坤凿度》“而后有《河图》八文下”下注道：“《河图》者，河中得天书文图，韶龙衔出”。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所谓《河图》，就是天书。《突破进展》一文也举出了郑玄的名字，这就是郑玄明确表示的、对于《河图》、《洛书》的意见。郑玄认为，这九篇、六篇，就是《易传》中所说的出于黄河、洛水中的图和书。郑玄的这个意见，也被孔颖达写进了他的《周易正义》。这表明，在汉唐时代正统的、或被官方定为标准读本的易学著作中，郑玄的意见是被承认的，并且带有权威性的。

至少在东汉时代，这九篇、六篇之说，也不是郑玄个人的意见，或者仅仅是《春秋》纬的臆说，而是由当时的国家所确定的。《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曾上书，要求禁绝谶纬。他认为，谶纬中的预言，是荒诞不可信的。他举例说：

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

这“八十篇”和所谓“篇录已定”的《河》、《洛》、六艺是什么关系？唐代李贤注道：“《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具体的说，这八十一篇，包括《河图》、《洛书》类五九为四十五篇，六艺即六经类四九共三十六篇。合计为九九八十一篇。张衡认为，这八十一篇是正宗的学问，是由国家“已定”的标准读本。而那四十五篇，则是由九篇《河图》、六篇《洛书》加上它们的解说即纬书组成。这些书，至少隋代还存在，唐初还可以见到，所以由唐代学者修撰的《隋书.经籍志》中说：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

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说，《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记载的是从黄帝开始，历代圣人所接受的上天指示的原文。此外还有三十篇，是九位圣人，其中包括孔子，对这十五篇的注释和发挥，也就是《河图》、《洛书》的纬书。依此推断，《河图》、《洛书》应当是经，是和六艺并列的经书。而且，这《河图》、《洛书》也不是出于伏羲时代，而是从黄帝以下，历代帝王所接受的天命的本文。这就和什么据《河图》画八卦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里我们必须说明，至今为止，我们在讨论《河图》、《洛书》问题时，几乎还没有提到汉代易学家们的意见。据历代正史所公认的汉代易学传承，大体是从田何开始，递传至丁宽、田王孙，分化为施雠、梁丘贺、孟喜三家，又有自称传自焦延寿的京房系统，这四家，都立于学官，是被承认为正统的学问。东汉的易学家，则有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虞翻等人。民间则有费直系统的古文易和高相的易学。这些易学家们没有一人主张《河图》是画卦的根源，包括上面提到的郑玄。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一般说来，我们不能仅靠列举若干思想家的言论，就认为当时的学术界都作如是观，在《河图》、《洛书》问题上就更是以此。汉代易学家们不认为《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这和九、六篇被认为是“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完全一致。这才是汉代学术界和汉代易学界对《河图》的定论。而《突破进展》一文说“到了汉代，《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样重要的还有，汉代学者们所说的《河图》、《洛书》完全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这些学者，也包括《突破进展》一文所列举的那些。

《河图》所载的“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都有些什么内容呢？《隋书.经籍志》说是“以纪易代之徵”。前述《春秋命历序》道 “《河图》，帝王之阶”，都说出了《河图》、《洛书》的最本质的内容。“易代之徵”就是“帝王之阶”，“帝王之阶”就是“易代之徵”。它说的是由谁该做帝王，是改朝换代的预言。这些预言，是上帝的指示，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个什么预言都可以被载入《河图》的。至于“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那是帝王要统治这块地方，所以要赐给他一付地图。这和薛季宣到黄宗羲对《河图》内容的推断也是一致的。当然，这都是些最核心的内容，并不是全部。围绕这些核心，还有各种各样的预言和说明。这些内容，曾被历代学者不断搜集起来，其中最近因此也最全的，是日本安居香山等先生所编的《纬书集成》，其中的《河图》、《洛书》部分，就是汉代九、六之篇所残存的内容，从那里，还可看到汉代《河图》、《洛书》的大概面貌。可惜长期以来，学者也把《河图》、《洛书》的内容和其它纬书同样看待，其实，《河图》和《洛书》还有自己的纬书。那纬书被认为是孔子等人作的，不是所受天命的本文。

那么，《河图》、《洛书》不是用来画卦，它是用来作什么的呢？简而言之，就是指示该由谁做皇帝。所以在一个长时期里，《河图》和《洛书》成了某人该做皇帝的天命根据。见于正史，第一个以《河图》、《洛书》做天命根据的，便是汉光武刘秀。《后汉书.祭祀志》载，东汉建立以后，臣子们屡次上言，要求封禅，刘秀不允许。建武三十二年正月，刘秀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于是命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的问题。梁松等从《河图》、《洛书》中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说明刘秀应该封禅。于是就在这一年，刘秀登封泰山。其告天文书列举了《河图赤符》、《河图会昌符》等书有关刘秀该做皇帝、应该封禅的预言之后说：

《河》、《洛》命后，经纬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予舜庶，后裔握机。

但是后来发生了王莽篡位的事，于是刘秀起兵，统一了天下。并且制礼作乐，修建明堂和学校，兢兢业业地进行治理。只是根据《河图》、《洛书》，皇帝才敢来泰山封禅告天：

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

刘秀的告天文书，说明《河图》、《洛书》在汉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六经所没有的。

刘秀之后，第二个引《河图》、《洛书》为称帝根据的就是曹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当时群臣向曹丕上劝进表，纷纷援引《河图》、《洛书》。太史丞许芝表称：“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 ”。“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之。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郎等表称：“《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曹丕仍然不允。这三位又率九卿上表：“伏惟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于是曹丕答应了。择日告天，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禅位诏书。

这段往事，不仅告诉我们《河图》、《洛书》是什么，还告诉我们，所谓圣人“则之”（许引作“效之”）当时作如何理解。那就是按它的指示去做。而不是什么据之画卦。许芝是汉朝臣子，他的理解，当代表着汉代世世相传的正统理解。

刘备做皇帝，许靖、诸葛亮等人上表称：“二祖受命，《图》、《书》先著以为徵验。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起，《河》、《洛》，孔子谶记，咸悉具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至此为止，我们离《河图》为八卦之源的所谓“定论”不知有多么遥远了。那么，这样的《河图》为什么后来竟不再被人相信，并且代之以黑白点阵了呢？也就是说，刘牧为什么要创作那样的《河图》，并且还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呢？应该说，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作用，而是几百、上千年间，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的产物。是这样的《河图》、《洛书》自身的内在本性造成了自身的毁灭。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从曹丕以后讲起。

3 魏晋隋唐时代的《河图》事件

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引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魏明帝时，又出现了新的《河图》：

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像灵龟，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闸关盖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东，凤鸟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苍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讨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在中，大吉开寿，此马甲寅属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

曹魏君臣认为这是祥瑞，颁示天下。魏明帝的诏书有“宝石负图”，“文字告命”等话。太史令高堂隆上言，认为这是“有魏之祯命，东序之世宝”。所谓“东序世宝”，就是说，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周康王即位大典时陈列于东序的《河图》。魏明帝只是讨厌“讨曹”的“讨”字，命人凿成“计”字，但第二天就又恢复了原样。《三国志.魏书.管宁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后来，此事被收入《宋书.符瑞志》。但《宋书》认为，这乃是司马氏将要代曹的祥瑞。苏轼支持《河图》、《洛书》的存在，其根据就是这件事。

我们当然不相信这是上帝所赐的祥瑞，但我们相信，这样一件东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河图》观念。他们所说的《河图》就是这个样子。上面有“易代之徵 ”和“帝王之阶”。因为仙人骑马“大讨曹”，分明是为司马氏代曹制造舆论。也有八卦及星象等等。这也分明是按照汉代以来的《河图》观念所制造出来的东西。

北朝时期，就在曹魏时代出现石文的地方，又出现了五块石头。上面记载者北魏历代皇帝的名字和享国年数，比如道武帝“应王，载记千岁”，昭成皇帝“继世四六，天法平”等等。恒农王奚斤上奏说：“王公以下，群司百辟，观此图文，莫不感动”，说“伏羲有《河图》、八卦，夏禹有《洛书》、九畴”，但是，都不如今天：“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魏书.灵徵志》）也就是说，北朝君臣，认为这些石文，就是《河图》、《洛书》一类事物。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君主，许多都程度不同地利用过《河图》、《洛书》及其它谶纬预言所提供的天命根据。自然，在野的反对派也会利用这些预言，去制造动乱。这对于已经掌握了政权的统治者是非常不利的。于是，从南朝齐、梁时代开始，就下令禁止这类书籍。到隋代和唐代，禁止就更加严厉。这种禁止的行动表明，作为社会统治者的国家政权，已经感到了这类预言的荒谬以及对自己的威胁，因而不大喜欢这类东西了。

从南朝开始，则《河图》画卦逐渐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宋书.符瑞志》记载了历代《河图》出世的情况和内容，其中也包括伏羲时代，并且说伏羲据《河图》画了八卦。到唐初，孔颖达作《周易正义》，正式承认了则《河图》画卦说。不过孔颖达补充说：“伏羲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至于《河图》是什么？孔还只能据郑玄的九篇、六篇说和传为孔安国所说的《河图》是八卦，《洛书》是九畴说。就是说孔颖达所说的《河图》，也不是那些黑白点阵。

唐代武则天时期，又出现了新的《河图》事件。武则天执政，武承嗣让人在一块石头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命雍州人唐同泰献给朝廷，说是得自洛河水中。于是这块石头被命名为“宝图”。然后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还有外国使节，到洛河边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后来，宗楚客让赵延禧向武则天陈说符命，第一件就是所谓“洛水图”。假如说这石头出自黄河，那它就是《河图》。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唐朝君臣的《河图》观。而这件事，也再次暴露了所谓《河图》的荒诞和虚假性质。

虽然如此，直到五代时期，史臣作《唐书》，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河图》观。《旧唐书.五行志》前的序言说“昔禹得《河图》、《洛书》六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宝之”。

4 宋初的天书事件和《河图》观的变迁

宋代前期，在和辽国的军事对峙中一直处于劣势。宋真宗时期，好不容易打了一个胜仗，但朝野上下的怯战情绪，使宋朝作为取胜者却应允每年向辽国进贡赔款。为了用政治行为来弥补军事上的耻辱，王钦若劝宋真宗登封泰山。但是登封需要祥瑞。于是君臣之间发生了以下对话：

钦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几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也”。帝曰：“何谓大功业？”钦若曰：“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乃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久之乃可。（《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但是宋真宗还是不放心。于是他找到了杜镐：

然帝意犹未决。它日晚，幸秘阁，唯杜镐方值宿。帝骤问之曰：“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邪？”镐老儒，不测帝旨，漫应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言偶与钦若同。帝由此意决。（同上）

于是造天书，搞封禅，举国若狂，乌烟瘴气。宋真宗死，宰相王曾等说，天书是先帝的，就让它陪葬先帝吧。

宋真宗所说的《河图》，就是天书。而他造的天书，就是没出于黄河的“河图”。陪葬宋真宗的不仅是天书，而且是数百年来的《河图》观。这次事件，即使伪造者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所谓《河图》是怎么回事。因此造天书、搞封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使宋代朝野在多年之后还谈此色变。欧阳修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由此我们就很好理解他对《河图》的反感了。

老的《河图》观念破产了，给新《河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宋真宗死后不久，刘牧就造出了新的《河图》，即由黑白点阵所组成的《河图》和《洛书》。

5 刘牧造新《河图》

刘牧生于1011年。宋真宗去世那年，他十一岁。他的学术活动，主要在仁宗一朝。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易数钩隐图》。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出了易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由见四象所由之宗”。依《易传》“太极生两仪”说，则四象生八卦。既然“象由数设”，即四象产生于数；那么，数也就是八卦的根源。

汉代以来，易学家们总是把《易传》中的“仰观俯察”说作为八卦来源的定说，即认为八卦是圣人伏羲观察天文地理等等而作的。依此说，则八卦的来源就是天地之间的那些物象，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到虫鱼鸟兽，包括程颐说的兔子。但刘牧说，这个说法不对。他认为八卦源于四象，而四象源于数。就笔者所知，在易学史上，是刘牧率先把数作为卦象的源泉。对于解释八卦的起源，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

刘牧继续说，以往的学者，对于经文的注解，都非常精妙；但对于“天地错综之数”，则“语惟简略”。这是一个非常客气的批评。事实上，他认为以往的学者不仅是“语惟简略”，而且是根本错误。在正文中，他列举了历代对“大衍之数”的说明。比如京房认为是十日、十二辰加二十八宿，马融说是太极北辰加二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荀爽说是六爻乘八卦加乾坤二用。郑玄、王弼、姚信、董遇等，又是另一种说法。刘牧说：“若以天地之名数强加配偶，则靡所不可”。这是 “强立其义推而究之”。

刘牧的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这确实是观物取象说的根本缺陷。而刘牧，他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易数钩隐图序》）

这里也说得明明白白，是刘牧自己，采来天地之数，把它们“点之成图”。这样的图，共五十五幅。其中一幅，就是所谓《河图》。刘牧这样作了以后，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狂妄，于是加以解释道：

牧也蕞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则象有定位，变有定数，不能妄为之穿凿耳。

是的，他不否认自己的狂妄，但他认为自己所作并不是妄为穿凿，而是根据“定数”、“定位”作的，即，是符合易之道理的。

后人往往把黑白点《河图》的著作权授给陈抟，其实这是出于对朱震那个《进易传表》的误解。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只有留待来日了。

刘牧所造图共五十五幅。其第一幅是《太极图》，以下即是两仪、四象、天地之数、大衍之数等等。《河图》是第四十九幅。以下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分别是《河图天地数图》、《河图四象图》和《河图八卦图》。通过这些图，刘牧就说明了《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即说明了四象、八卦如何从《河图》中产生的。

说到这里，让我们来看看《突破进展》一文对自己所作出的高度评价：

这些成果的取得，关键在于我们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反复比较深入研究，终于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

但由于陈抟、刘牧等人并未讲清《河图》与八卦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怀疑、否定《河图》、《洛书》之说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欧阳修。

但是，朱熹本人也未弄清《河图》与八卦之间的关系，因此反对派观点始终存在，并经宋、元、明、清一直争论至今，成为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的千古不解之谜。

现在，这千古不解之谜终于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解开了，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真是应该庆幸能够生于这样的时代。突破进展一文的结论是：

1、 《河图》中确实蕴含着太极、两仪、四象与八卦；

2、 《河图》中四象与八卦不仅有性质及位置的规定，而且有更重要的数的规定；

3、 《河图》与先天八卦生成图（顺序图）是统一的，二者结合起来方可揭开《河图》与八卦关系之秘。

因此，孔子、朱熹及历代儒学、道学之士数千年来坚持的观点终于得以证实。

实际上，第一，这里说的《河图》只是刘牧开始“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而创作的《河图》。因此，是八卦出现在先，而这黑白点《河图》出现于后。第二，刘牧之所以要创作这黑白点《河图》，就是为了要说明八卦的起源，并且也一一指明了《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所谓黑白点《河图》和八卦的关系，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谜，更不是什么千古之谜。

当然，刘牧对于黑白点《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的说明，并不是人人赞同。而且不仅是不赞同刘牧所说的黑白点《河图》和八卦的关系，还不赞成刘牧所造的《河图》。刘牧以四十五点为《河图》，有人说，不对。他把四十五点作为《洛书》，而认为表示天地全数的五十五点才是《河图》。到朱熹，使五十五点为《河图》、四十五点为《洛书》成为定说。《突破进展》一文中所使用的，不过是朱熹认定的《河图》而已。在这里，就又有一个真《河图》和假《河图》的区别问题了。要证明这黑白点《河图》和金字塔的“高度”统一，证明《河图》中蕴含四象、八卦等等，首先应该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所载的这几篇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作者有这样的企图，更不知作者将如何判断刘牧《河图》和朱熹《河图》的真伪。

至于说这黑白点《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也是宋、元、明、清时代易学家们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有的用刘牧《河图》去说明八卦的来源，有的用朱熹《河图》去说明八卦的起源。由于刘牧的《河图》就是朱熹的《洛书》，而刘牧的《洛书》就是朱熹的《河图》，所以也有人用《洛书》去说明八卦的起源。在这些说明中，有人说的是先天卦序，有人说的是后天卦序。他们都有一番道理，都说自己解决了《河图》、《洛书》和八卦的关系问题。江永的《河洛精蕴》，不过是这些说法中的一种罢了。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所作出的成果，说是这些说法的其中之一，是对的；说从刘牧中经朱熹包括江永到如今，历代易学家都未能说清《河图》和八卦的关系，而只有他们才解开了这千古之谜，是言过其实的。

刘牧在创作这些黑白点阵时非常清楚，在他以前，人们所说的《河图》，并不是这些黑白点，而是记载“天神言语”的天书。但是他认为，这些学者们全错了。在《易数钩隐图.龙图龟书论》中，刘牧列举了《春秋》纬的九篇、六篇之说，孔颖达《尚书正义》关于《洛书》“九类，各有文字，即是书也。而云天与禹者，即是《洛书》也”。以及《汉书.五行志》所载的刘歆的说法。并且指出，从此以后，“诸儒更载天书言语字数之说。后乃还相祖述，遂以禹亲受《洛书》而陈九类”。但是他说：“天何言哉！圣人则之，必不然也”。是的，孔子已经说过，“天何言哉”。天不言，哪有什么记载天神言语的《河图》和《洛书》！因此，“今诸儒以为禹受《洛书》，书载天神言语，陈列字数，实非通论”。

宋真宗时，儒者孙奭曾上言反对天书，说“天且无言，安得有书？”（《乞斩朱能奏》），建议杀掉那进献天书的小人。现在，刘牧又把孙对天书的否认推广到整个古代，认为从古以来所有的天书，所有的记载天神言语的《河图》、《洛书》全是虚妄，是伪造的东西。这种否认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如何？值得另作研究。然而这个否认本身，却再清楚不过的说明，那黑白点《河图》、《洛书》，完全是由刘牧开始创作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华文化的源头，而是，也仅仅是，中华文化这浩荡之河流到宋代所加入进来的一滴水而已。

对于易学来说，刘牧创作这黑白点《河图》，是为了扭转观物取象说中“义有多端”，“强加配偶”的现象，但他却没有想到，在这黑白点《河图》出现以后，这义有多端、强加配偶的现象不仅没有扭转，反而愈演愈烈。有人把这个当成《河图》，有人把那个当成《河图》，有人这么配八卦，有人那么配八卦，人们更加无所适从。这种现象仅仅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和刘牧批评观物取象说一样，这些配法都是不可信的，并且，这黑白点《河图》也和以前记载天神言语的《河图》一样，根本不是什么八卦的源。

近代以来，老一辈学者借助新的方法，曾对八卦的起源问题作了许多艰苦的探讨。有人说八卦源于人的生殖器官，有人说八卦源于占筮时所用的工具等等，等等，近来又有学者认为是由上古的数字（是数“字”，不是数）演变而来。这些说法，和《易传》中的仰观俯察说一样，都各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各自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后这样的争论还可能继续进行下去。人们可以相信其中的一种，也可以都不信而另辟蹊径。若要从中选出一种最可信的，目前还有困难；但要从中选出一种最不可信的，那就是这则《河图》画卦说。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自认为有了突破性进展的，恰恰就是这最不可信的一种。

为什么说则《河图》画卦说最不可相信呢？第一，至今为止，人们作为八卦之源的《河图》，全是自己伪造的，是出现于八卦问世之后的东西；第二，《易传》中所说的“圣人则之”，本来不是说则《河图》画卦。汉代所有的易学家不这么认为，后来的许多学者也不这么认为，鄙人也有小文一篇专论此事（《国际易学研究》第二期）。

刘牧、朱熹以后，创造《河图》的事仍然没有结束。

6 刘牧以后新造的《河图》

刘牧以后新造的第一幅《河图》应是署名陈抟的《易龙图》。该图由“龙图天地未合之数”和“龙图天地已合之位”两幅图组成。这两幅图也是黑白点阵，其排列顺序及点的数量和刘牧的图十分不同。作者自称，这是伏羲时代，龙马从黄河中负出的图。这图出世不久，朱熹就指出它是伪书。在我们看来，朱熹的说法是正确的。在它的序言中说：“今存已合之位，世尚疑之。况更陈其未合之数耶？”这分明是自己说出，在它之前，已有一个“已合之位”在世。而这已合之位，应当就是刘牧的《河图》。因此，此书署名陈抟，实是伪托。不过从《河图》的发展史说，这当是在刘牧之后新造的一幅。

刘牧以后新造的第二幅《河图》，应是由朱熹确定的五十五点。据说是因为胡瑗的弟子阮逸反对刘牧，于是自作了一部《易传》，托名关朗，说五十五点才是《河图》，而四十五点则是《洛书》。后来蔡元定和朱熹采纳了阮的意见。阮逸所作之书和《易龙图》谁先谁后？难以判断。仅因它到朱熹才被确定下来，所以定为刘牧之后的第二幅。

第三幅是元代吴澄的图。他认为《河图》不是龙马从河中背了个什么东西出来，而是马背上的旋毛组成了如五十五点《河图》那样的图案；《洛书》也不是神龟衔了个什么东西出来，而是龟背上的坼纹组成了如四十五点那样的图案。于是，吴就把朱熹所定的图中那些点，都变成了旋毛或龟背的裂纹。这样的图也被许多著作所转载。河南省孟津县有个龙马负图寺，寺内石刻的《河图》就是一个旋毛的图案。

第四幅和第五幅是据明代开国儒臣宋濂说：“新安罗端良尝以《图》、《书》示人，谓建安蔡季通传于青城山隐者。《图》则阴阳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则为八卦；《书》则画井文于方图之内。绝与前数者不类。江东谢枋得又传《河图》于异人，颇祖于八卦，而坎离中画相交流，似于方士抽坎填离之术”（《河图洛书论》）。这是和黑白点阵思路完全不同的又两种《河图》和《洛书》。它们的创作思想，都不是以数为基础，把数说成八卦之源；而是以象为基础，把象征阴阳二气的图像作为八卦之源。这两幅图，姑称为罗愿（端良）图和谢枋得图。

此外，宋濂还提到：“近世儒者，又有与《太极图》合者即《河图》之说；又有九、十皆《河图》，而有一合一散之异，《洛书》既曰‘书’，而决非图之说。”可见朱熹之后，对于什么是《河图》的争论仍然十分激烈。并且以为《洛书》就是书，决不是图。这些争论归到一点，就是不承认那五十五点是《河图》。实际上，它也的确不是《河图》。

第六幅是由文字学家赵撝谦在他的《六书本义》中所公布的、今天称为《太极图》的阴阳鱼图。赵公布时说，这是龙马从黄河水中背负上来的图。也就是说，这图才是《河图》。并说这图是蔡元定得自青城山隐者。这幅图现在大家随处都可以见到，和那黑白点阵确实是绝不相类，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图原来是《河图》，而不是《太极图》，那时所说的《太极图》是周敦颐那几个圆圈上下重叠的图。

第七至第十幅是明朝后期朱谋玮，他一人造了四幅《河图》。说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收藏于皇家秘府，无人知晓。宋徽宗考古搜奇，才得以面世。

从文化的发展来说，这些创造活动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八卦来源所提出的新说，在易学史上，自应有它们的意义。但要说谁是八卦的来源，则谁也不是。

《四库提要》在《易类》提要之后评述道：

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及其解经，则缘*义爻象又绝不本《图》、《书》立说。岂画卦者一数，系辞者又别一数耶？夫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

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值得我们深思。

三 关于“和合数表”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若归结为一两个字，那么它就是“和”或“和合”。据《和合表》文所言，该图就是根据这个和合精神而作。这种归结是否正确，是可以另作讨论的。至于这个表，则很难说体现了“和合”精神。因为据《奥秘》文下所附“竞猜”一文所说，该表“呈上、下、左、右的整体对称 ”。“对称”，若换一种说法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是“相等的对立”。因而说它是对立斗争关系，也完全成立。

把数赋予一种什么精神或意义，是从毕达哥拉以来人类思想的一个极大的误区。

四 一点建议

在自然科学界，当一项重大发现要公布于世之前，是要由有关人士作出鉴定的。但社会科学界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规矩。因此笔者建议，有关人士共同努力，在社会科学界也立一个相应的规矩。凡被称为重大突破、重要发现、伟大成果等等者，应当在经过权威机构鉴定以后，才可公诸报端，或诉诸其它宣传媒体。凡未经鉴定者，只可说是一家之言，而不应由宣传媒体冠以重大成果之类的头衔发表，以避免对群众的误导。

书生腐见，仅供参考。

附记：在绍纲兄频促之下，拙文终于成稿。本欲万把字足矣，不料却长到如此。且又冷暖不均。长段至一二万字，短者才数行。写此类文章，其不愉快之程度，超过想像。是非功过任人，文责则自负而已。

1997年3月26-29日

附记二：本文有一万字发于《社会科学战线》，被人民大学所编资料转载；另二万发于《国际易学研究》2007-2-9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哈军工原子工程系。1970年4月，24岁的李申因扑救山火，大面积的三度烧伤，经过18次大手术、从周身切下22块皮缝补伤处…。1976年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他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198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又三年，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来，李申用主要精力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大量的著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主要有：中国儒教史；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老子衍今译（学术性校注今译）；阴符经全译，（学术性校注今译）；周易之河说解；庄子今译；老子与道家；王夫之与老庄哲学；太极图源流考；周易热与科学易；河图无秘密等。（据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站）

杠杆为生

这个怎么看？

knut01

内容丰富。。。

柳成荫

狙击时空

狙击时空

运用周易预测于现在，于投资市场，应以创新为主，勿过守陈规。

K线K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cdhsieh

謝謝分享！

子榕

大道至简，返璞归真。谢谢楼主，好文，关于周易的纯学术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