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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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17]

来自：MACD论坛(bbs.macd.cn) 作者：实发 浏览：18869 回复：16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张持坚：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今天到会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现在开始，我首先代表主办单位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协办单位首都旅游集团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欢迎。

　　我们今天请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来开这个座谈会，其目的就是通过大家献计献策、贡献智慧，来促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这个重要任务的落实。股市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地发展资本市场，就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应该说证券市场对我国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上上下下对证券市场这几年走向都不满意，原因固然很复杂，然而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缺智慧，我们的专家、学者不缺智慧，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指导；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有减持发展事物、兴国安邦第一要务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

　　今天应该说是高朋满座，我们会议时间只有三个小时，我把宝贵的时间留给专家学者。我们发言现在开始，我们先请萧老师发言。

　　萧灼基：这个会叫做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今天来的都是股市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两个积极：一个是股市要积极；一个是人也是积极。今天按照名单来说，绝大多数都来了，说明人气很旺，兆头也很好。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采取积极的政策，发展资本市场。第一个问题，当前股市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风险加大潜伏着很大的危机，不可轻视。中国的股市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应该说成绩很大，但是从2001年以来，中国的股市基本上处于下降和低位徘徊状态，这两年好一点，就是在1400点增长。

　　最近从这两年多的情况来看，表现为几个特点：第一，股市指数大幅度下降，从2001年6月2425点跌到现在的1400点左右，从股市的指数来讲，下降40%，如果从每股市价来说，下降到1000点左右了，当时股市每股是7块多，股市下降幅度相当大。绝大部分的股民被深度套老，一些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第二，入市的资金减少，开户数有的时候不仅没有下降，而且精简，保证金余额从7000亿元降到3000亿元。第三，股市的筹资功能大大减弱，证券市场占有的资金大幅度下降，比方说今年的1—7月份，银行储蓄存款增加17800亿。第四，政府的税收大幅度减少。第五，很多证券公司日子很难过，有的证券公司的经营业务亏损严重，有些证券业的业务很难维持，这种情况是潜伏着很大的危机，这得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从最近一、二十年以来，不少国家都出现了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不仅是金融界，而是整个经济，甚至连带引起社会的政治上的动荡。

　　当前，我们虽然还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资本市场潜在的危机不容忽视，问题应该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来看。所以，当前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不仅是股市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持续增长的需要，是实行科学发展观、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第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施积极股市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在中央历次决定中，对股市问题讲的最全面、最深刻，也是最具体的一次会议，其中我要特别提出的是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就是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过去是从来没有提过的，但是这个问题目前人们在理论上还有不同的看法，究竟是单纯地由民间投资参股组成的股份制也是公有制主要的实现形式，理论界有不同看法，但是有一条是没有疑问的，就是上市公司这一块，股份公司里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形式，也是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所以说发展资本市场，是关系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坚持积极的股市政策，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要分散风险，增加资金投资的比重，化解当前的金融中不良资产，化解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不仅是股市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三，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提出几条有关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建议：第一条，当前正在修改证券法，应该正确处理规范监管和发展的关系，规范监管是股市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个股市的有论主义。但是规范和监管的目的是什么？规范和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如果规范和发展使得股市之间萎缩，那么规范的意义就不大。当前要利用修改证券法的时机，在证券法的有关内容中加大关于股市发展的调温和力度，使得证券法真正成为一个推动股市发展的法律，而不是仅仅是一种管理法，而且是一种限制股市发展的法律。第二条，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行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突破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分业管理的框架，在具体操作上，应该制定有关的办法来使得银行的资金能够合规地进入资本市场。第三条，在国有股的减持方面也有明确的政策。从2001年以来，影响股市的一个最大的政策，恐怕就是国有股减持，股市的长期下跌契机就是2001年6月份国有股减持办法的出台，这个减持办法是不得人心，违背市场规律的，所以在市场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个问题现在又提出来了，而且不同的部门的这些提法上也有不同的表示，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采取各种方法来处理。到现在为止，能够想的办法也想了不少，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大家公认的，所以我提出是不是能够挂一挂减持，规定一个时间表。比方说本届政府制定方案，由下一届政府来实施，也就是说有三、四年的时间，让我们来研究方案，并且协调关系，这样就可以使得市场上有一定时期的稳定。我们农业承包制三十年不变，使得农村稳定下来了，当然国有股减持不可能稳定三十年，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三年的稳定时间，让这三年的时间内，让大家信心上能够比较稳定，如果今天这个部门说一个话，明年另外一个部门说一个话，这样的说法可能影响股市的波动。

　　第四，要规范盈利的公司，现在有不少公司的帐面上有盈利，但是不分红，就是转作为发展基金，作为公积金。这样的话有两个弊端，一个弊端是投资者没有得到实惠，只能从股市的差价上来获利，而且投资分红这方面基本没有实现。同时也为一些高管人员弄虚作假提供条件，如果以现金分红，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一些企业盈利率比较高，它的现金分红可能就会超过银行利息，这样股市的投资价值就会大大增加。同时，又要现金分红，公司的高管人员就不敢弄虚作假，如果他们弄虚作假，那么就要拿出钱来分红，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作假帐的情况。

　　第五，要改变一股独大，企业决策的影响。最近出现的一些情况，比如招商银行要发行债券，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的流通股的股东是没有权利的，股东单位也好，董事会也好，都是国有股和法人股占三分之二，那是绝对多数，应该考虑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实行流通股董事一票否决的权利，比方说对一些增股、配股、重大项目的投资、关联企业的担保，像这样一些重大事项，应该让流通股的股东有一票否决权利，这样才能够限制大股东尤其是非流通股东的权利。

　　第六，在上市公司股票扩容方面，有些扩容大大超过市场需求的能力，对供给扩容应该加以控制。特别是对一些当前市场需求有效不足，投资者缺乏信心，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上还没有清理和解决的情况下，上市的速度应该放大，上市的规模应该减少，对大盘股的发行更应该严格地控制，对上市公司的增资扩股应该坚持条件，并且提高企业素质，优化产业结构。

　　第七，要有选择步骤，放宽对跨国资本的交易活动的限制，采取多种形式，引进外资进入A股市场，这次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这个问题上的提出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现在不仅是要发展已经有的外资进入A股市场的形式，而且要增加新的渠道、新的方式、新的合作，使得外资能够更大规模地进入股市，来增加股市的有效需求。

　　第八，要开展股票的质押业务，分流储蓄资金。这几年来，中央银行的有关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分流储蓄资金，这个思路是好的，但是缺乏一个明确的实施办法，所以说，股市的资金进入股市，银行资金怎么进入股市？怎么分流？这些都没有具体办法，尤其是在原有的证券法规定上，禁止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的情况下，一方面禁止违规资金进入股市，另一方面有没有开辟合规资金进入股市，这样把合理资产和么合理资产隔离开来，这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合规资金来进入股市，这方面有关部门应该制定详细、具体的办法，来使得银行的资金能够合规地进入股市，能够突破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人为的分工。

　　第九，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这里不仅是要发展原有的机构投资，而且应该增加新的机构投资者，同时对原有的机构投资要提高它的入市的比重，比方说提高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险资金进入股市的比重，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险资金应该可以单独成立投资基金公司，这样可以提高保险资金和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市的比重和规模来增加资本市场的有效需求。

　　第十，要实事求地处理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中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的股市是在一个很不规范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当中国股市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连市场经济的提法都是很谨慎的，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国股市最早是在1990年出现的，1992年小平同志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的总方向，也就是说在这以前很多的政策和法规都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制定的，在那种情况下，无论是公司还是中介机构，政策都很不明确，很难用现在的要求、现在的标准来要求那个时候的情况。1992年以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是逐渐地明确，把市场经济的体现贯彻到法律法规和政策中间，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情况，很多都是违规的，很多甚至都是违法的。对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如果说有些公司当时作弊，是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按照现在来说是违法的情况，不仅是上市公司本身的事情，有些地方政府、有些审批单位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能完全退给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从历史上，按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产生的背景，采取积极的、慎重的、务实、周到的措施，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能够操之过急，而且要有获有利，在解决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的问题时，要提出和落实合规资金进入股市的形式和渠道。

　　第十一，舆论导向的问题，发展资本市场、增强股民的信心，需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胡锦涛同志在三中全会中提出，要以科学的立论武装人、以科学的舆论武装人。在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舆论，对股市的存在一些不完善、不规范的现象，不是从爱护的角度提出积极的改善措施，而是不加分析全盘否定，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广大股民的信心，对股市的发展没有帮助。所以我建议按照“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正确算一算积极的股市政策，深入分析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积极研究和提出资本市场完善化、规范化的有效途径，以正确的、健康的舆论导向引导资本市场的发展。

　　最后，要协调宏观管理部门的政策，现在宏观管理部门和股市有关的宏观管理部门很多，从发改委到财政部、国资委、人民银行、证监会、社保基金、保监会等等，有许多部门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部门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都提出了很多政策、措施，对股市都有不同影响。这个问题怎么办？我建议国务院统筹安排，制定出一个积极发展股市的政策措施，像今年八九月份出台一个推动房地产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样，把各部门的利益协调在国务院的领导之下，这样可能对股市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大家一起来推动股市的积极发展，而不是有的在推动，有的在拉后腿，这样就会造成股市的混乱，也影响广大股民的信心。

　　上面的意见是很初步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 Last edited by 实发 on 2003-11-26 at 2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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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二

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二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樊纲：我先简单讲两句，我一个书面的东西，题目叫做《借鉴中国经验，发展中国股市》。什么叫借鉴中国经验呢？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一共有两条成功的经验：第一，放权让利，分散决策。第二，双轨制，分权决策，这个经验对指导我们现在股市上的国有股流通问题，我觉得是思考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们过去难在找出一个统一的方案来解决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各自不相同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条件。“十六大”以后，我们国资管理体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使用所有权，这就决定我们可以让地方政府、各个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分头制定一个方案和股民进行谈判，并且来进行定价等等这些事情。因此，我觉得中央不是不要采取一般的规定，但是更重要的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来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二是双轨制，老体制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创造一些新体制，发展新体制的办法来解决老体制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二板市场的问题，不知道股市对这些问题讨论到什么程度。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是作为股市的一个局外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我非常希望二板市场的发展，我们吸取过去一板市场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设置一个比较完善的东西，它的发展一定会为一板市场创造一个释放效益，有利于创造一些新的条件来解决一板市场的问题，这是我的主要想法。现在很多技术问题我们都参与不了，我们都不懂，只是说一些基本的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想讲几个技术性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二板市场上的话，会不会影响一板市场？一板市场一改会不会跌下去。如果二板市场跟一板市场的改革同时进行，这个压力就会很小。另外，现在一板市场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在过去阴影下就这么低，如果一个新的方案改善大家的预期、改善市场的预期、新的需求上来了，对一板市场的需求不会少，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必太担心。

　　第二个问题，因为二板市场原来设置在深圳，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是不是可以在两个地方都有二板，靠互联网把它连起来，将来逐步向纳斯达克那样走。

　　第三个问题，要把全流通和国有股减持的工作要分开。那么怎么分开？这应该是国资委先要有一个统一的方案，凡是出卖了国有资产的，不管是上市股，凡是出卖了现金收回的情况，一律有一个百分比，这个应该坚持，国家应该坚持，但是卖多少？这可不是由这个来决定的，全流通之后要由市场决定，不管是上市的国有资产，还是不是上市的国有资产，应该一视同仁。国资委要赶快做这个事情，否则的话，现在卖国有资产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国有资产越来越多，钱没有收回来，将来工人怎么办，这个问题也应该早点解决。这是基本的想法。

　　第二个方面，我想谈一个问题，刚才听萧老师讲的，萧老师讲的股市上的几个问题，引起我们要改革发展积极股市，别的同意，就是一点，证券公司处境不好，可不应该通过股市来解套，我们太多的国有证券公司在股市上，又是一大批国有企业，股市好的时候分红，股市不好的时候，把坏帐挂起来，让国家解套，这些应该单独作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加以解决。

　　第三个方面，最后说一点，我觉得积极的股市政策应该理解为在发展中完善它，过去这一个阶段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完善它，监管中完善体制，不发展就不知道怎么完善，现在我们完善了这些东西，是过去出现了问题，我们完善它，你再不往前发展，你就不知道怎么完善它。所以现在要积极地发展它，在发展过程当中逐步完善，使股市发展健康，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像现在贡献这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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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三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杨启先副会长：中国是不是需要股市，特别是中国在现在的条件下，有没有条件发展股市，从发展股市开始，实行股份制开始，我们国家出现这种争论，开始要搞股份制，国有企业走股份制的路子，在这种情况下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九十年代初期发展起了股市，提出股份制改造的时候是83年，股市上来以后一直不正常，在中国是不是需要股市？一直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一直争论到最近两年，这个问题不解决，股市就很难健康发展。

　　今天看到这个题目非常好，《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这个问题确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为什么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中国需要一个健康发展的股市，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为什么呢？从多方面来看，特别是从我们近十几年国有企业改革来看，没有一个健康的股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很难进行，没有一个健康的股市，只好靠国家注资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最后注多少资都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我不知道，我记得陈祈森同志发言，我们98年到2002年，国家注入国有资金，报的数字大概28000亿，当中国债投资绝大多数给了公司。另外，海内外融资是在海外股票市场融资，把钱投进去。债转股是4000多亿，贴息大概是几百亿，还有退税几年加在一起大概是64千亿，最后效果怎么样？我们最近两年最好的国有企业效益也就是两千多亿元，这种情况没有一个股市，国有企业没有一个退出的通道，也没有直接融资，这种情况要把国有企业搞好是很难的，必然会引发极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改革推不动，主要还是缺乏一个资本市场对国有资本的制约作用，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不行。

　　现在讨论政策，刚才萧教授讲了很多政策，我基本上同意，但是前提条件是认识和思想统一的问题，需要统一的思想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增强群众对股市的信心，政府部门或者政府引导、公开宣布中国不仅需要股市，而且中国现阶段也有条件来发展股市。从国际经验来看确实是有条件的，比我们落后的国家，包括印度、俄罗斯都有股市，股市也不是很坏，当然我们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群众肯定就没有信心，一直存在这种争论。很多人认为中国股市应该推倒重来，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是形势的作用，当然股民会担心股市会不会长期存在下去。这个问题不解决，股民对股市就没有信心，很多人不敢进去，这个问题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两年出现这种情况，起因是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的缺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作为国有股减持来解决社保基金问题，这个方向我认为完全是对的，也是不能否认的，主要方案、设计上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没有考虑到股民的利益，首先国有股减持既然是减持，应该是存量的国有股减持，不应该是增量减持，我们方案设计主要是增量减持，就是增发的部分拿出部分作为保障基金，不想缩小国有股的方法，这就有问题了。特别是在价格问题上，原来我们实行股权割裂开始，就是为了维护国有资本不流失。当时决定不上市，没有明确这个股将来可以上市，更没有明确这个股会按照市场价格来减持，国家给我们发出很低的价格，用很高的价格去减持，当然最后会出现一个毛病，就是市场失去了原来的承诺，就是没有坚持原来的承诺。所以现在股民出现一个非常恐慌的心理，他们一听说国有股减持，不管怎么减，现在看股票就是往下掉，我认为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群众恐慌心理，政府应该宣布坚持原来的承诺。现在上市的公司国有股一般不减持，即使要减持，也只能按照净资产的价格，首先卖给原有股东，看原有股民能不能接受。如果真要实行，政府也比较难做，如果要按净资产实行的话，也很难做出这种决策，做出这种决策肯定要受到各方面的批评，那怎么办？我同意刚才樊纲讲的双轨制的办法，双轨制不是一般的双轨制，能不能实现老股老办法、新股新办法，已经上市的公司现在一共有一千多家，国有股停止减持，就保持现在的两种价格。但是新上市公司一律实行全流通或者基本上全流通，不再留下同股不同价的尾巴，从其他国家来说是三、五千家股市上市，我们只有一千股市上市，几年以后绝大多数企业上市是全流通，只有少数不是全流通。

　　当前关键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信心问题，中国肯定是需要股市的，而且现在有条件发展股市，当然这次“十六大”已经讲了这个意思，但是讲得还不太明确，很多人不太理解，就是很明确地宣布这个东西。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群众的恐慌心理，就是能不能实现老股老办法、新股新办法，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中国股市会比较健康。中国股市市盈率高的东西，但是要把其他因素除掉也很难说。在解决这两个思想的前提下，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恐慌心理要减少，然后再研究事实可行的政策，怎么使股市健康发展，这个可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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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四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吴晓求(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的市场实际上和政策走势没有关系，与全球市场变化也没有关系，完全成了一个独立运行的体系，我把它称为独行大侠。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制约着它，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市场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市场的预期机制完全混乱，投资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没有预期机制。为什么没有预期机制呢？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预期机制。有人说过段时间利率要调整，不是这个意义，这是不是预期范围内的东西，很显然在它的背后有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在制约着它，在影响着它，使得所有投资人思想紊乱，所有人谈及到叫股权的流动性分裂，我始终认为这个是中国市场最根本的制约因素。那么，发展到今天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股权的流动性的分裂，三分之二不流通，三分之一的流通，这种状况给中国市场带来一系列的危害，你可以随便想想看，中国市场在我看来，在全球是关联交易最多的市场，和大股东、母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多大，找不到任何一个市场比中国市场关联交易如此频繁。

　　第二，中国市场内幕交易非常多，这反映了中国市场确实是一个控股股东的利益实现机制的，它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利益，逼它搞内幕交易，这样才能去实现它的利益，逼得他搞关联交易，中国也是进行虚假并购重组最盛行的市场，中国上市公司几乎所有的病故、重组，在我看来都是投机性的，我们很多学者写了很多文章，经济研究几乎每期都有，股价的上升就是一个投机性的表现，几乎80%都下来了。

　　另外还有一方面，股权流动性分裂使得全体股东的利益相互矛盾，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非流通股东的利益和流通股东的利益完全是对立的，在一个利益结构是对立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能搞好吗？中国的上市公司上市两到三年内搞得都不行，这个有它内部的制度缺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全体股东缺乏利益一致性的制度基础。在这种条件下，非流通股的收益来自于何处？绝不是来自于把公司业绩搞好，从两毛钱搞到六毛钱，每股赚四毛钱，这不是他所想的，非流通股东得到好处了，在他毫无关系前提下，上市公司80%都是控股股东控制的，在这种利益下，他怎么会把公司的业绩从两毛钱搞到六毛钱，他们是不会的，他要想办法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他就只有走一个合法，但不合理的渠道。这就是拼命的发股，排队上市，这完全是违背逻辑的。排队现象背后有控股股东获得巨大利益的动机，同时他还要增发，还要配股，干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关联交易。也就是说非流通股股东的个产资产价值和市场无关，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和业绩无关，流通的股东反而是和市场有关，与业绩有关，股票价格和业绩是成函数的关系，在这种利益和业绩严重冲突下，怎么指望他搞上市公司。

　　另一方面，这种股权流动性分裂，造成中国股市市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他就必然为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侵害奠定了基础，虽然监管部门可以想办法有政策，但是不可能，因为起点就是不公平的，你是做不到的，他代表流通股股东说话，这很难。这才是中国市场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敢断言，所有的工作都是白干，哪怕股票停止发行，也是没有用的，那也只能转一个月，因为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改革比较照顾全体股东的利益，中国的上市公司也是这样的，这是最重要的根源，这个根源一定要认清它，如果根源认清楚了，我们要花全部精力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中国的市场不能说它没有危机，它不是一个规模危机，它结构性的障碍带来结构性的危机，这种问题必须解决。这种股权流动性的变革，本质上流通性结构的调整，结构性的变革比规模的扩张要艰难得多，因为它要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如果人人都想从结构性中都要捞取利益，这种结构性变革不可能实现，所以必须有一个成本支付的结构，我认为从目前来看，流通的股东为结构性的变革付出巨大的成本。接下来是非流通股，包括国有股，应该维持与股本相适应的股本。

　　第四个方面，为了完成这种结构性的变革，我想最近有一个文件叫股权分置，把流通股让它流动起来，搞一个准流动的市场，这是极端危险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把目前这种股权的分裂让它完全地合法化，这会使我们的流通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千万不要自己组成一个市场流动起来，这是错的，使这种明明在错误的东西上完全固化下来，最后的结果就会使流通股的股价向准流通股的价格收敛，这个有问题，一个思路一定要停止。

　　第五个方面，我们必须要花全部的精力来实现股权流动制的变革，要给非流通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全部流动性，可以使中国的股票流通要全制，三分之二建立一个流通市场，还是使得上市公司股权的流动性没有同制，就不可能同价，所以我们要使我们的股权流动性在质量上完全一样的，为此就要通过很多观念，我们很多观念束缚我们解决问题，比如说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的理念，这个东西在我看来需要突破它，这个提法严重束缚了我们市场的前进。什么叫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哪一种资产进入市场没有风险，市场是有风险，任何一种资产进入风险，都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没有任何一种资产可以豁免风险，使得一种资产没有风险而永远有收益，这个不可能，这个观念必须要突破，在观念突破的情况下，我们能找到很多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有很多都是很好的，很有智慧的，现在这个方案现在不缺乏智慧，智慧已经有了，缺乏的是一种胆量、一种战略。至于方案本身，在座的有很多人都有他心目中理想的方案，方案本身我认为是可以多样性，我们完全能找到一个方案，只要我们有这个胆略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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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五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王连洲(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首任组长)：我发言的题目是阶级股权分置需要勇气和魄力，股权分置是历史的产物，但是这是错误的东西，当时在制定证券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证券法明确规定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当时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观点，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物质的有形的国有资产的卖出，换来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这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我记得刘思年当时做说明的时候对证券法草案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制定证券法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非流通还是全流通，所有的股都是同样的权利，大家可以翻一翻所有的股都是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股市需要遵守的三股原则，由此造成诸如一股独大，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完善，公司投资价值难以确定，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成本高低悬殊，而权益倒置，控股股东一心圈钱、变现、想办法挖空、募集资金等诸多弊端，特别是对重大投资者的一再侵害，并由此对广大流通股东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已经或者正在显现出来，而难以短期消失。

　　两年多来，对这些应当担负着监管职责的单位和部门，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发出了一系列应当说利好，但是远非治本的政策和信息，并没有显示出有效而明显的作为，市场并没有作出相应的、积极的反应，这说明应当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关键的问题正是在于股权分置，从目前证券市场的走势，以及专家学者传播的观点来看，股权分置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引起监管层的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先将国有股东、非流通股东与一般社会公众股东在合理、合法面前一视同仁，作出积极性的理解，起码股权分置的问题不会扩大，或者说非流通股东不会亏待流通股东，之所以对上市直言，作出积极性的理解，一是因为这是第一次从领导层面提出各类股东一视同仁，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与大股东的利益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二是中国证监会的李主任在解决上市公司部分不流通，对社会影响重大，涉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必须确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三是从上到下似乎都认识到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目前推进证券市场的发展的突破口，很多人都清楚，只要股权分置问题应合理地解决，人们看不到该问题的态度，没有解决问题的预期，股市就难以得到根本好转。

　　刚才萧老师说等三四年，我想时间太长，因为加入WTO以后，不容我们再等几年再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的士气、人们的信心也不能再等，实际的问题都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下去，一早解决，越早越好。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股市就难以根本好转，即使有短期的政策，再发展一轮上涨的行情，也难以保证不再是被套者，把更大的投资者留给后人，这两天股市从1300多点上涨到1400多点，没有丝毫的利好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在猜测，有人说是不是你们开了会，大家出了一些主意，讲了一些话，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不过还有类似的说法，都穿插了一些信号，这个问题非要解决，怎么解决一个基础前提，一定要照顾好现有流通股东的利益。在这儿总是让投资者有了一点的预期，如果我们再拖下去，我想不会再涨到哪儿去，很可能又掉下来了。

　　现在究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还见仁见智，但至少在以下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应当没有太大的分歧。一是，首先需要监管层面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发挥大智慧，有的人说已经有了智慧，但是智慧还不够，要发挥大智慧，有勇气、有魄力、知难而进、有为而智，更不能无为而不智，如果说第一次提出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未免有些轻率的话，时间会证明这是一个问题，场外的转让价格引起的问题，尤其是资产净值的价格卖给外资或民营企业，大家已经讨论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公司法对有限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根本没有分得跟清楚，我们的有限公司是发展到两家到五十家，而股份有限公司是从五家到五十家之间，究竟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根本没有。既然都是股份有限，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公司都是有限的话，那么应该首先让于现在的股东，也未尝没有道理的要求。

　　现在投资者对前两年的决策，前一次有点冒险，第二次要收回，是一种规避主义、逃跑主义，都不管这个事儿，实际上不管也不行，再稳定十年，也不是回事。投资者对决策者没有预期，无论如何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谁都愿意保证，也不敢保证国有股、非流通股永远不减持、不流通，既然不能保证永远股权分置，就不如在保护流通股东利益加强上，尽早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以解决。想当初股权分置，为监管层行政所为，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离不开监管层行政的大力指导，这个指导不是说一刀切，采取统一的政策，不是那么一回事，“一对一”的谈判也好、双轨制也好，都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二是，不能按老办法发行股票，一方面认为股权分置有违法律规定，应当及早予以公平、合理地解决。近两年来按老办法增加两千万多的非流通股，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理解和想得通的。

　　三是，解决股权分置，应当在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下，统筹兼顾、有计划、有程序地进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正常发展。

　　四是，要相信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流通股东的通情达理，并且会权衡利弊，小局服从大局，不惧怕对股权分置的讨论，讨论的过程也是各参与主体不断调节新的预期过程，只要真正遵照和实现市场的三个原则，加大监管的力度，维护市场的规范健康运行，市场具有真正的投资价值，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对提升投资者的人气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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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六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王国刚(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积极的股市政策，刚才前面我的老师辈们和我的同学辈们都说了，我想积极的股市政策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上来讲“积极”。第一个，积极的股市政策应该是一个积极推进，叫中国股市体制也好，叫中国的证券市场体制也好，或者用更大概念叫做资本市场体制，反正是积极推进体制改革的政策。这里有一个基本判定，我们从1992年以来，十多年来，股市从规模上来讲、从交易上来讲都有很大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制度面的影响也相当之明显。在培养投资者、促进金融结构调整方面也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注意的。就体制而言，我认为十多年以来，股市这样一个体制，走到了计划经济的典型状态中去，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股市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单一市场的行政体制，这个是1980年之前，我们计划经济中典型体制的对测物，大家刚才谈到比较多的是国有股减持等等，我认为股市各主要问题都是由这个体制所导致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股市规模如此之小，占国际股市的总规模恐怕1%都不到的条件下，我们既然有130多家的上市公司，这恐怕和国有股减持不减持没有关系，我们长期实行这样一种早期发股的计划指标，这恐怕和国有股减持不减持没有关系。我们发现了银广夏造假，尤其是蓝田股份可能和国有股减持不减持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都在发生着变化，这更多的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像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积极地解决，恐怕即使我们国有股减持的问题解决了，这个股市的问题也会在其他方方面面进一步发生，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这套体制走下来，最后我们之所以要提出改革开放，就是发现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甚至可以说继续往下走，将是经济的死路一条。因此，我们提出要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展示了它的活力、展示了它的发展前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积极的股市政策首先不瞄准这样一个体制问题，不积极地推进体制的全面改革的话，恐怕我们这个积极是有限的，也不能长期地持久下去。所以，我想说第一个问题，积极股市政策要推进，股市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二个，积极的股市政策要积极地推进国有股的全流通，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全流通，我认为在现在上市公司国有股或者不可流通股的股东，可以有很多很多方案，具体方案也可以做得非常精巧，这都没有问题。因为上市公司情况很复杂，从不同角度可以做不同的分类，比如说上市公司可以分为有外资股和没有外资股的，比如H股和B股，有的纯粹是A股的，可以分为国有股占绝对控股地位和国有股占相对控股地位的，可以分为盈利水平相当好、盈利水平一般的和严重亏损的，可以分为有国有股和没有国有股等等都可以分，甚至可以分为有不流通股和完全流通股的，具体的上市公司还可以用大小、各个产业不同来划分，用不同产业来讲，是不是所有的国企上市公司从政府角度来讲，产业政策下来是不是所有都要减持完，也未必。如果产业政策下来，觉得那些跟工业品比较直接一些，这些政府认为它长期需要控股，也可能它就留住了。甚至觉得出去它控股的股份还不够，还可以收购一部分过来，使国有股竞争，所以分析起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鉴于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或者是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第一个问题，这种复杂的程度究竟到什么样子；第二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面对所有复杂的事，这个必须弄清楚。在这里我就提出来一个很简单问题，用公房改革的思路，来解决国有股减持的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全国公房改革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1200家的上市公司，更何况1200家并不完全是国企上市公司，那么复杂的公房改革都能做下来，这1200家怎么做不下来。如果要讨论利益关系谁都能讨论，那些公房的房子，当时已经有商品房在那个地方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按商品房的市价卖给他们，但是为什么全国采取公房这样的一种标准、成本价来解决，不与名争利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因此，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去讨论某一个具体方案，而是大家共同地研究讨论达成共识若干个原则，把这些原则达成了，下面不同的上市公司可以用不同的方案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方案当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原则，把若干原则定清楚了，实际上所谓解决新股流通问题前提也是在这里，老股老办法、新股新变化，前提是老股老办法要明确，新股新办法要及时出来，如果老股老办法不明确，新股的新办法也出不来。市场给你另一个眼色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前面国有股减持之所以出问题，问题就出在原则没有讨论清楚，匆匆忙忙甩方案出来，这个需要特别注意。然后下面简单地讲两句，关于国有股减持和国有股全流通问题，对上市公司来讲，国有股减持和国有股全流通必须是一个过程，不能是两个过程。就全国的国有资产而言，国有股全流通和国有股减持可以是两码事，但是就上市公司必须是一码事，道理很简单，国有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是用行政机制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可流通的股东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现在采取非流通方式减持，实际上意味着国有股的股东向不付成本的历史先溜走，让非国有股东去付历史成本，等到非流通股流通的时候，全面显现出来会造成非常大的分歧。所以，它必须是一个过程，不能是两个过程。

　　国有股的减持，就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的减持，不能跟社保基金挂钩，必须分开来，国有股减持的收入属于财政收入，所以财政上怎么能把这笔钱给社保基金，这是属于财政支出的问题，我们不能像前面那几年那样做，计划经济做到专款专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居然可以把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挂起来，如果都这么做的话，我们财政会出现一片混乱。所以这不能连起来，因此在国有股减持中需要明确的是原则，剩下的问题和方案可以涉及到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上市公司可以有不同的方案，这是第二个积极，必须积极解决国有股减持的问题。

　　第三个积极，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活跃现在的股市走势，大家都讲这一阵股市走势，不管是一年多来，还是两年多来，这些股市都在下落。这些问题其中有深层次之问题导致的，如果我们说仅仅在深层次问题上打转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这个股市继续下落的趋势是依然展示的，而这样一个股市能不能容忍得这样的继续下落，恐怕是个大问号，因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它表层次的问题，从而使得表层次问题解决以后，这个市场能够有所活跃，为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条件。这两个恐怕要分开来，所以深层次问题要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要解决，表层次问题要解决。前几天我发表一个文章，关于新股二级市场的配售的政策应该立即取消，这个取消难度不大。所谓新股二级市场配售，讲白了就是新的投资者不带进新的交易，从而使着每一笔交易、每一支股上市，市场资金溜走一部分。这样一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因为中国从92年以来的股市走势之所以从几十家可以到1200家，从每天交易，在92年以前几十万元，到现在几百个，关键问题大量投资者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从而支撑这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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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七

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七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曹凤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当前的股市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曾经用过四个字，我说是审市危市，股市存在问题，有人说股价太低了。从2001年到今天，从2100点跌到现在1300点，现在好一点，但也只是1400点，还不知道好到什么地方。我觉得中国的股市的问题这是表面现象，不是真正的现象。我觉得中国股市存在一个问题，在于中国股市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应该说作为股市来说，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三大功能：一大功能是融资功能；第二个功能是投资功能；第三个功能是资源调配功能。

　　大家看到本来我们的股市规模就不大，在十年多的筹资，我们一级市场的筹资也不是太多，这两年股市下跌以后，导致再上市发行、再去融资，市场可能就会下跌，再想融资也是不行的。第二就是投资的问题，要融资必须有投资者，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不论是中小股民还是机构投资者，实际上已经十有八九被套牢了，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掉了50%，这是做了一定的调查得出来的结果。在这个时候谁还把资金往里送呢？没有人投资，还融什么资呢！当然我们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建立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并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实际上能不能够很好地再发挥作用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有人提出来中国股市边缘化，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股市？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市场，实际上要推进中国整个经济的市场化，是推进中国企业的公司化，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这个问题要没有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大，这是我讲的一个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方面，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怎么办？提出来积极的股市政策，我也同意提一提积极的股市政策，这里面我们要分析一下，到底中国的股市原因是什么，是积极的股市政策还是消极股市政策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股市，我认为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应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是十年来积累的问题，一开始中国的股市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建立中国股市本来是一种制度创新，但是我们的市场怎么建立起来的，应该是政府推动，这就造成另外一个结果，一直到今天为止，政府是这个市场的主体，而不是企业，而不是投资者。实际这个股市是这个市场的外壳，从发行、到额度等等，都是批这些东西。原来它对股市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发现股市融资很好，股市融资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所以我们包括在法律上，我们是为国有企业留的空子，别人可以五人发起，国有企业改制是一人发起，别的企业要上市必须是三年业绩，国有企业必须倒退三年，应该说你成立新公都不是你的新公司，那算谁的呢？实际上现在还存在这个问题，前两天有一个文件就是提高上市公司的门槛，还有要独立性，有一条规定，“国有企业整体改制除外，国务院豁免的除外，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的除外”，如果都除外了，还给谁呀！这样有三个除外，所以还是国有企业改制是除外的，然后民营企业上市是不能除外的。所以，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造成了很多问题，国有企业又没有那么多好的，所以我们只好包装上市，捆绑下海，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体制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政策性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要实行积极的股市政策来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积极的股市政策？这个要说清楚，证监会出了多少都是消极的，贺强同志也研究过，我们出了很多利好的政策，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最近有一个世界统计，就是关于监管的一致性问题，我们发现这十来年，所谓一致性，我们发的东西和后来执行的效果应该是正的，是一致的，我们发现只有九分之二是一致性，剩下九分之七是不一致的，本来发的好政策，其实未必得到好的效果，我们还有一个结论就是最近几年“一致性”还是增强的。我的意思就是中国的股市要解决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制度创新，要继续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股市造成今天这样的情况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很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核心来进行制度创新，如果说你出政策，也是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去出，那么你这个股市也还算可以的，因为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大家信心已经没有了，进一个死一个，进一个套一个，昨天又有说人说是不是该进了，我说你要慎重点儿。如果这个是一个政策，那么就要出一个大政策。当前中国很大的问题出在股权分裂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实际上大家已经看到一个现象，过去一听国有股减持和流通的消息，那就证明股市是下的，现在一听国有股减持和流通，那么股市就是上的。昨天在网上有一个消息，说国资委、证监会已经方案定下来了，在网上、报纸上都说了，我估计这个消息对股市还是有影响的。我同意王国刚的一些观点，你要出国有股减持、流通要结合起来。第二，不要把它和社保基金联系起来。第三，你只出原则不出方案，各地跟各地的情况，各种方法都可以用，只要大家接受就行了，关键你同不同意减持，你同不同意流通，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同意这样做，你就放开，让人家各地自己去做，让企业自己去做，本来这就是企业的事情，这样的话就完了。搞一个全部的方案是不行的，但是中国的股权分裂的问题再不解决，再等十年、八年，一万年太久了，只争朝夕，那中国的股市就完蛋了。这种分裂最大的问题就是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现在一个提法是错的，让利于民，不存在让利于民，应该是还利于民的问题，你怎么占的就怎么拿出来，这样市场就接受了，当然能不能接受还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政策的问题，政府以什么政策来对待，我们可以算一笔帐，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这些问题我都觉得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股权分裂的问题要解决。

　　第二个问题股市功能的问题，现在必须把股市的融资功能转向资源调配功能和投资功能，大家不要看到股市就去拿钱，你将来拿不到钱，你要给老百姓内部回报，外部能有回报，这个股市就不行了，大家都投资了，现在谁都不投了，现在股东都套在里面。另外还有中国的法律体系的问题，尤其是信用体系的问题都应该建设，包括企业自己的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应该建立，所以我觉得振兴股市不要太急功近利，要积极地创新，在这个过程中要完善企业的功能、市场的功能，包括政府自己的功能和政府的定位问题。所以，政府不要什么事都去监、什么事都去管，应该在更多的时候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这个时候你去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维护市场的秩序，另外要给市场建设。

　　整个来说，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要太着急，也不能相信明天就上到2000点，这不可能。大家共同努力来爱护这个股市、来保护这个股市、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个股市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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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七

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七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曹凤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当前的股市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曾经用过四个字，我说是审市危市，股市存在问题，有人说股价太低了。从2001年到今天，从2100点跌到现在1300点，现在好一点，但也只是1400点，还不知道好到什么地方。我觉得中国的股市的问题这是表面现象，不是真正的现象。我觉得中国股市存在一个问题，在于中国股市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应该说作为股市来说，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三大功能：一大功能是融资功能；第二个功能是投资功能；第三个功能是资源调配功能。

　　大家看到本来我们的股市规模就不大，在十年多的筹资，我们一级市场的筹资也不是太多，这两年股市下跌以后，导致再上市发行、再去融资，市场可能就会下跌，再想融资也是不行的。第二就是投资的问题，要融资必须有投资者，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不论是中小股民还是机构投资者，实际上已经十有八九被套牢了，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掉了50%，这是做了一定的调查得出来的结果。在这个时候谁还把资金往里送呢？没有人投资，还融什么资呢！当然我们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建立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并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实际上能不能够很好地再发挥作用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有人提出来中国股市边缘化，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股市？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市场，实际上要推进中国整个经济的市场化，是推进中国企业的公司化，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这个问题要没有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大，这是我讲的一个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方面，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怎么办？提出来积极的股市政策，我也同意提一提积极的股市政策，这里面我们要分析一下，到底中国的股市原因是什么，是积极的股市政策还是消极股市政策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股市，我认为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应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是十年来积累的问题，一开始中国的股市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建立中国股市本来是一种制度创新，但是我们的市场怎么建立起来的，应该是政府推动，这就造成另外一个结果，一直到今天为止，政府是这个市场的主体，而不是企业，而不是投资者。实际这个股市是这个市场的外壳，从发行、到额度等等，都是批这些东西。原来它对股市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发现股市融资很好，股市融资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所以我们包括在法律上，我们是为国有企业留的空子，别人可以五人发起，国有企业改制是一人发起，别的企业要上市必须是三年业绩，国有企业必须倒退三年，应该说你成立新公都不是你的新公司，那算谁的呢？实际上现在还存在这个问题，前两天有一个文件就是提高上市公司的门槛，还有要独立性，有一条规定，“国有企业整体改制除外，国务院豁免的除外，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的除外”，如果都除外了，还给谁呀！这样有三个除外，所以还是国有企业改制是除外的，然后民营企业上市是不能除外的。所以，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造成了很多问题，国有企业又没有那么多好的，所以我们只好包装上市，捆绑下海，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体制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政策性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要实行积极的股市政策来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积极的股市政策？这个要说清楚，证监会出了多少都是消极的，贺强同志也研究过，我们出了很多利好的政策，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最近有一个世界统计，就是关于监管的一致性问题，我们发现这十来年，所谓一致性，我们发的东西和后来执行的效果应该是正的，是一致的，我们发现只有九分之二是一致性，剩下九分之七是不一致的，本来发的好政策，其实未必得到好的效果，我们还有一个结论就是最近几年“一致性”还是增强的。我的意思就是中国的股市要解决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制度创新，要继续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股市造成今天这样的情况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很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核心来进行制度创新，如果说你出政策，也是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去出，那么你这个股市也还算可以的，因为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大家信心已经没有了，进一个死一个，进一个套一个，昨天又有说人说是不是该进了，我说你要慎重点儿。如果这个是一个政策，那么就要出一个大政策。当前中国很大的问题出在股权分裂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实际上大家已经看到一个现象，过去一听国有股减持和流通的消息，那就证明股市是下的，现在一听国有股减持和流通，那么股市就是上的。昨天在网上有一个消息，说国资委、证监会已经方案定下来了，在网上、报纸上都说了，我估计这个消息对股市还是有影响的。我同意王国刚的一些观点，你要出国有股减持、流通要结合起来。第二，不要把它和社保基金联系起来。第三，你只出原则不出方案，各地跟各地的情况，各种方法都可以用，只要大家接受就行了，关键你同不同意减持，你同不同意流通，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同意这样做，你就放开，让人家各地自己去做，让企业自己去做，本来这就是企业的事情，这样的话就完了。搞一个全部的方案是不行的，但是中国的股权分裂的问题再不解决，再等十年、八年，一万年太久了，只争朝夕，那中国的股市就完蛋了。这种分裂最大的问题就是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现在一个提法是错的，让利于民，不存在让利于民，应该是还利于民的问题，你怎么占的就怎么拿出来，这样市场就接受了，当然能不能接受还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政策的问题，政府以什么政策来对待，我们可以算一笔帐，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这些问题我都觉得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股权分裂的问题要解决。

　　第二个问题股市功能的问题，现在必须把股市的融资功能转向资源调配功能和投资功能，大家不要看到股市就去拿钱，你将来拿不到钱，你要给老百姓内部回报，外部能有回报，这个股市就不行了，大家都投资了，现在谁都不投了，现在股东都套在里面。另外还有中国的法律体系的问题，尤其是信用体系的问题都应该建设，包括企业自己的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应该建立，所以我觉得振兴股市不要太急功近利，要积极地创新，在这个过程中要完善企业的功能、市场的功能，包括政府自己的功能和政府的定位问题。所以，政府不要什么事都去监、什么事都去管，应该在更多的时候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这个时候你去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维护市场的秩序，另外要给市场建设。

　　整个来说，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要太着急，也不能相信明天就上到2000点，这不可能。大家共同努力来爱护这个股市、来保护这个股市、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个股市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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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九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刘纪鹏教授：今天这个题目确实应该认真思考，实际上应该摈弃消极的股市政策，大家得出的结论，我们整个的形势这么好，股市持续下跌，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走势，这种不正常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在于政策这只手总是偏向于推倒重来，从国家股政策的减持，这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里、错误的方式一个错误的政策，干扰了这个市场正常的运行。接下来，从2001年7月份，银行违规资金，从国务院系统进行查，这种行政命令查银行资金入市的问题，导致股市信息所到之处股市就一路下跌，这也是正对股市的影响。这样打压股市的政策，应该是在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就是要认为泡沫过多了，到底能不能肯定这个市场，从我们实验阶段走出来，说这个市场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主战场，也是对十二年来证明它是一个成功的市场，是一个对中国改革成功所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市场，这些消极的政策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包括筹集社保基金，大家刚才都提到，现在有些概念也混淆了，减持国有股为了筹集社保基金，社保基金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机构，它是游离于我们中央四大系统，包括我们的医保、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这个机构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家很莫名其妙，现在它们要搞成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作为战略储备，可以测算到2005年需要多少多少钱搞成一个像新加坡纯粹的控股公司。

　　我就是谈消极的政策要摈弃，这个内容好谈。从今天看，走出不正常的走势结论就是不正常的，消极的政策被错误的理论引导，到现在还没有纠正。所以，我说要肯定投资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肯定是这个市场，不要说国务院领导，证监会哪怕副主席一层的人讲两句都行，我觉得屠光绍在北大讲了差异和差距，当时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屠主席讲话有重要的意义，老百姓天天盯着你，你们承认政策上有调整，大家都会非常关注。

　　另外，刚才谈到配套的政策，我觉得在这里面有意无意之间，虽然我们摈弃了按照市价减持国家股，我把它叫做炸堤式的托底，但是随后我们一系列政策又程度管涌式的坡地，我们本意是好意。这个问题放在这儿，别的改革一动就影响它，比如我们的主管部门、监管部门推进国家股场外减持，我说场外减持，国务院的政策第五条减持办法错误，说明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政策。但是又用了一个更不恰当的政策在场外协议转让，有多少人意识到股民的预期，刚才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我们本身想爱护市场，为什么在配套政策上总是出台一些和你们的初衷不一样的政策，我觉得证监会应该反思，你们的本意肯定是希望这个市场好。现在国家总的全流通问题为什么是主要矛盾，不宜久拖不决，因为其他的改革都跟它撞车，比如今天国资委的季晓南主任也在，他要推迟国家股的转让，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但是上市公司一转让就影响市场。另外加入WTO以后，向外商转让也影响，晓求刚才提到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也是跟这个问题也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对中国股市是否正常就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股市下跌很正常，都是上市公司质量造成的问题，其实这个共性矛盾哪国市场都有，美国市场搞了两百年，不照样发生安然事件、世通事件。因此，这项改革和其他改革想不推进，大家想等，其他的措施都会无情地残忍地导致自然并轨，使大家最后最不愿意看到按市价并轨成为现实，这是大家预期所在。

　　当然，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只能是在发展中解决，不能停顿下来解决，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带电作业，它有一个危险性，但是我们还得要在发展中来突破这个问题。谈到解决这个问题，成本的支付，我不完全认为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赔偿，就国家股的减持来说这是一个方面，国家股可以制定统一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包括政策和市场两方面结合来完善全流通，但是对于没有国家股的上市公司，这样的补偿怎么做？这样的公平全流通怎么推进？也是值得探索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宜久拖不决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我们一个简单的方式是从无国有股的上市公司入手，其实现在大家对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前两天要把两个分开，但是今天大家谈要结合，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们要分开是指什么含义呢？你不要总是说你那儿一家减持不会影响我，实际上你那儿减持所连带的全流通的预期将都会按市价减持，非流通股出台是有影响和联系的，这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又不妨碍它在解决当中必须结合起来考虑，因为流通本身才是有价值的，你要补偿我，你的减持只有在场内减持，通过场内减持，因为它实现了流通，流通是有价值的，释放出的价值才能解决一部分，我想这样的补偿和公平，二者不能分开，在概念上要分开，但是在实际当中必须要结合，大家为什么更加害怕没完没了在场外减持，这是你可以赚到第一手钱走了，外商认不认这个帐，你敢不敢跟外商说，你说国有股未来会补偿流通股东。

　　在摈弃股市消极的时候，不要在场外构造非流通股协议转让的平台，这就是具体推行积极股市政策的措施，以前的政策已经执行了十二年了，到最后解决非流通股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给政策一把，不能到这时候要靠市场，我在解决的思路上，我是主张为了简化矛盾，也把国资委和证监会彻底分开，我认为这一时期证监会有意地让国资委往前上，而国资委又喜欢往前上，国资委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现在证监会也开始往后退。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盯着国有资产分割当中有这种掠夺的现象，像这样的政策必要时候对非流通股东也应该小之以理，动之以情，流通股东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大家共同来协商这个问题，我想是存在双赢基础的，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开会，第一问题不宜久拖不决，大家都认为是统一的。第二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难，很多人都谈不难，但是大家谈不难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一点就是我们发展的共识，能不能不要搞一刀切，并不难的基础是不是就是存在双赢。

　　韩志国：我说中国的股市的全流通问题要说难，难于上青天，要说易，弹指一挥间。

　　刘纪鹏：你的意思就是要由证监会解决就是难于上青天，要是让我解决就是弹指一挥间。

　　我想在最后要说的这个双赢的基础要有一个双向补偿，我们换一种说法，争取你能告诉你能够流通了，历史对你也不公平了，现在我给你解决流通就是补偿你的，但是流通之后，你应该更多考虑流通股，所以存在双赢的基础。

　　第二点，现在证监会定大原则，大家对同样一个方案都应该认同。当然，我想归纳起来就是在政策上，证监会只要在配套政策的把握上，比如说你不搞出这种全流通方案，经过双方股东的认同，把非流通股的转让，那边老转让对我这边有影响，现在流通股东不要说你提，你只要一提就应该一视同仁，大家心理就有反感，历史成本的支付，晓求刚才也谈到流通股东已经支付这么多了，在未来的解决中我们的非流通股东也得考虑支付一部分，再有部分大家共同理解双赢的基础上，在发展中再支付一部分，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解决这个问题是存在双赢基础的，我也觉得可以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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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0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朱少平(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我很高兴参加这个会，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当然也有一些不太一致的意见，既然我们是研究积极的股市政策，我想谈出来讨论一下也好。

　　积极股市政策严格来说，我们从“十六大”以来或者说三中全会以来，应该说是从换届以来，我们的政策基本上都是积极了，和我们2000年的时候，股市到2200点，立马出台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当时不存在这种政策，但是它的做法对市场的影响显而易见。“十六大”也好、三中全会也好，刚才杨老师讲了这个问题，本来今天我想说一句话，三中全会关于资本市场的提法，已经解决我们的市场认识问题，确实我们过去在很多情况下，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就有这么一个观念，“股市是好人不去的地方”，既然是好人不去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政策对你多少应该限定一下。三中全会确定要积极发展资本市场，依据这个政策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我觉得都是积极的。当前股市政策也好、配套措施也好，引起市场现状的原因来采取政策，引起市场目前状况的原因，见仁见智，各人的看法也不一样。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上市公司质量问题。我觉得上市公司质量问题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原因，往往都是在其他原因的基础上都是呈现出雪上加霜的情况。

　　第二个原因，国有股减持。老实讲这一轮行情从2240多点跌到现在最低1300点，起因是两个：一个就是当时的查银行违规资金；另一个就是国有股减持方案，银行违规资金的查处暂告一段落，但是国有股减持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方案早就停止了，但是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哪怕仅仅是一个学者的方案或者一个传言都能引起股市比较大的振动。

　　第三个原因，周期的问题。从1997年到2000年，这个期间我们股市经过一波上扬，从1200点一直到2200点，我个人估计这轮行情当时在2500点左右停止，结果政策出来了以后，到2200点停止了，这一轮就从2001年一直持续现在，这是周期性的原因。第三大原因，周期性的原因，这是股市运行规律决定的，不能采取抗衡的办法，抗衡办法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根本解决问题。

　　另外，有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我个人提出有三个意见：第一个意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力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老实讲我们上市公司质量，现在确实令人担忧，1300家上市公司，外国人讲中国上市公司12家行，别的都不行，我们大家都否认，否认是否认，但是我们能说出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好，我们过去所谓的优质股，都说非常好，从五、六块钱一直炒到十几块钱，从十几块钱又炒到三十几块钱。银广夏中国农业第一股，突然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蓝田股份也是农业概念的一支股，最后一个一个地都出现问题了。因此，上市公司质量问题对我们股民的信心是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监管部门在这一点上应该在配套采取一些更严厉的措施，比方说有这么几点，弄虚作假的问题，在你的正常经营过程当中，在信息披露当中弄虚作假，我让你三、五年不能在股市上运作。第二，凡是发行上市、融资的作假，从今以后不能在这个市场融资了，不让你发行上市了。第三，对这样一些弄虚作假公司的董事长，你将来不论到哪个公司去，你这个公司要发行上市，没门儿。我们这么多的企业，800万企业，就连美国这样的市场，它的监管很严，他的上市公司也不到他的1%，我有99%，我为什么要让这1%的烂公司上来呢！上市公司在这一方面一定要加强监管，能不能在我们的上市公司里面或者在整个证券市场上开展一次叫上市公司诚信建设这样一个活动，而且要长期搞下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建议，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经过三、四年的争论，现在总算有一个定论，三中全会已经确定要推出这个创业板市场，他们对创业板市场的问题，一直到现在，理论界和有关的业界都有争论，还有一个担心，对它的功能一般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个平台，这是大家公认的，也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一年发行50家、60家，融资大概是几百个亿，确实是有一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是比较小的。第二个功能就是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一个市场、提供一个渠道，我们现在统计全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是250家，它控制的资本额是400亿，还有外资，但是这些钱真正投进去的不到它资本总额的30%。为什么？因为不敢投，因为进去了之后就出不来了，我们中创是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但是它进去之后最后出不来，风险投资就是一方面又源源不断地有资金进去，一方面进去的资金能够顺畅流出来，而我们进去的资金没有出来，因为出来的渠道没有，所以进去了以后出不来。我们的二板市场就是要为它提供渠道。第三点，我们的创业板还要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就是说场外交易提供一个价格风险的地方，包括深圳场外交易，你投进去一块钱，交易以后就是一块二、一块五，价格起不来，为什么？你投进去一块钱，你为什么要卖两块钱，还说经过资产评估，他认为都是蒙人的，比如是IT公司，要么是主板市场，那是有条件的，一般条件是进不去。产权交易所是这样的，我们协议转让也是这样，包括柜台交易等等都是这样，价格都上不去。因此，我们是万马上主板，如果二板市场推出，除了二板市场本身以外，你设立一年两年，我设立也是一年两年，你的规模是这么大，我的规模也是这么大，你在这里交易十块钱，我也在这里交易十块钱，在这三大功能的基础上，有人担心二板市场本身是促进中小企业的融资，促进事业的发展，结果一上去，市场一看进去的这些人马上就要出来，他就要投机出来，这里面有一个理论和操作上的问题，因为他出来，因为他有风险投资，他进去以后他是带着利润出来的。还有一点，我出来以后是带着利润出来，别人看到我的价值，我出来以后我还把股权让出来，让别人来参与，让出股份，因此二板市场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对于它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只要是股市都有投机。因此，第二个问题，要尽快推进创业板的市场的出台。

　　第三点，国有股减持的问题。我和刘纪鹏、吴晓求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我的意思就是国有股减持能不能够不通过股票市场，因为无非就是减持，就需要把我这个股份变现，但我们现在变现的渠道多得是，我讲的是八大渠道，一板市场、二板市场、柜台交易、协议转让、公司回馈、海外上市、拍卖等等，刘纪鹏教授提了两点，一个对社会公正的股东要给予补偿，道理上我非常赞成，但是操作谈何容易，没有国有股的法人股企业开始试点，他吃进去再让他吐出来，那是开玩笑，不说别的，纪鹏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你吃进去肚里的东西，让你吐出来你吐不吐得出来？当然政策上有一些倾斜是可以的，但是你让他来承担改革的成本，国家股民不行，法人股也不行。因此我对这一点我持保留意见，我个人看法，你可以在这里交易，最后交易完了，可以变成公众的低价股或者公众的法人股，然后考虑到市场怎么交易，你想通过一种减持、流通加在一起，我觉得不可能。我们现在所谓的国有股减持核心在于价值，大家都认同这一点，包括减持的目的、操作方法，我同意王国刚教授的意见，关键是减持的原则，因为实际减持来减持去，就是减持价格，我投资一块钱，到现在为止怎么变成三块钱，三块钱的过程当中，怎么卖到五块钱，以至于交易的时候是十块钱，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说简单确实非常简单，说难真是难于上青天，谁都愿意拿一块钱东西最后变化十块钱，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掌握在国家控制的基础上，另外监管和方案设计，这个权也掌握在我手上，无论怎么减，只要在市场上减，流通股的股东就不会考虑某某学者设计的方案，他不会这么想。因此，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消极一点暂时不考虑，不考虑也不行，太消极了。积极考虑最好是在场外交易，场外交易可以在交易所，我觉得那个方案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考虑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他存在什么问题我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把这个方案取消，然后还考虑到流通股或者通过股市直接减持的话，那么价格问题怎么考虑？我也考虑过。比如说配股，那配股怎么配？你这样配，我现在不流通的股份有国有股、法人股，你配的时候，法人股拿不出钱来怎么办？现在要表决是公司表决，不是政府表决，因为具体的某个公司上市不上市，减持不减持，是公司表决，如果他们不表决，那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是解决不了，消极就往后拖，我觉得李荣融主任的意见就是在近期不考虑，这是一种消极的办法，但是消极也比现在要通过A股市场减持可能会好一些。要么积极的话就是能不能够采取措施才场外交易，在场外交易可以制定一些规避性的措施。第二，可以有利于流通股股东的措施，比如你在这个地方来参与这个减持，我可以给你一些优惠，甚至可以设计给一点利益，与其你的股票市场给他优惠，不如在场外给他优惠，你场外给他优惠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的，但是在政策上那么给他优惠，那就违背了三公原则。这三方面的问题应该值得我们监管层认真地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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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1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曹尔阶(中国建设银行研究员)：我们要摒弃消极的股市政策，才能谈得上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从当前来讲，我感觉到我们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方针，积极推进股票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关键就在于要妥善地实现全流通，换句话说我们要摈弃的就是股权割裂这样的政策，全流通是中国股市的希望，这一点过去大家一听到全流通，股市马上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利好的消息，这是市场的一个共识。我主张这个问题应当是当机立断，现在是实现全流通的最佳时机，政府应当尽早地来决策。为什么说不能再拖了呢？当时我们开放这个股市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因素就是我们想通过中国股票市场的价格风险的功能，或者资源配置的功能，能够让我们的计划经济下面四十年不能够流通的、产权、股权通过这个可以让它流通，我们现在是三分之一可以流通，三分之二不流通。二十年前批评财政部把钱搞的新项目，让几十万的老企业拼设备、吃老本，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就靠1700亿的新股，总算是增值了，能流通的1000多亿，但是4000多亿的老股在那儿不流通，这个价值是净资产，在8000亿左右，还不到一万亿。所以我们利用资本市场为国企解困，发行几千亿资金，但是结果我们又把上万亿的资产扔在那里凝固起来了。不管当时有多少理由，但是从整个经济上来说，我认为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另外一个是股权割裂，这是股市不公平的一个根本原因，任何人只要以低价控制到国有股，成为控股的股东，一是可以控股整个企业，二是可以配股整个公司，三是可以获得收益，四是可以导演内幕交易。所以，股权割裂的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股市是一天也不能得到安宁。

　　第三个方面，从金融上来讲，搞活全流通，也是我们搞活整个金融的一个步骤，现在大家都说银行风险太大，银行的风险太大关键是银行太大，资本市场太小，所以企业的资金全部依靠银行贷款，但是问题我们的企业仔细想一想，这些企业一没有自有资本；二是不能直接融资；三是不能发行企业债券；四不能募集资金，这样的一种企业怎么样优化资本结构？资本市场怎么发展？银行怎么能够摆脱不良资产？怎么摆脱金融风险走出银行的困境。所以只有把金融市场发展了，把全流通解决了，这样才能够发展基金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至于将来的金融市场。豁免政策将来不可避免越来越关注资产的价格，如果股市全流通，资产的价格能够正确吗？货币政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传导机制吗？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不管是经济、不管是股市，不管是金融，这都不能解决。

　　关于全流通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第一，要下决心新股新办法、老股老办法；第二，不能够完全搞分散决策，分散运作，还是要有集中，因为当初国有股不能流通，现在忽然之间可以全流通，这个不行，政府得说话，政府说话至少也要说两句话，一句就是转让价格，维持在净资产左右，以优先向流通股转让，没有这两条，很可能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日本有一种专门的机构帮助流通股的股东在股东会上去操纵一些机构。第三，应当立即停止非流通股在场外进行利益转让，让任何利益集团妄图利用非流通股市场来控制流通股这样利益追求，失去不公平运作的基础，如果暂时还必须要保持非流通股转让，我认为作为前提条件就要定下来，凡是要谋求非流通股信息转让的，不管是自然人，还包括企业的管理者，要按照市场价把流通股全部买回去，然后你再申请重新上市，我认为这样才是公平的。第四，全流通运作可以多样化，一个企业、一个方案，由投资银行去度身定做，可以有流通股东认购，也可以由企业来发债，来回扣，也可以对流通股进行缩股，或者非流通股自己缩股。要让市场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最近十年来，债转股的问题、预期贷款的问题、呆帐核销的问题以及前一段的国有股减持等等都有代替市场运作的倾向，我认为在国有股流动问题上，我们应当力求避免。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在国有股全流通问题上，过去流通股对我们的伤害已经太大了，要一次力求公平。我觉得就是两句话，一句就是不要见钱眼开，第二就是不要与民争利，我觉得全流通是一条绕不过去的槛，长痛不如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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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2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大家谈的范围比较广，我想谈得窄一点，现在股市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股市晴雨表的功能，股市出现低迷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的低迷呢？我们想进一步说明一下，因为股市是一个公开市场，获得信息比较广，分析股指波动还是比较有含量的。

　　股市是不是经济晴雨表，整个经济改革的晴雨表，或者是经济改善程度的晴雨表，我们股市作为一个抑制性的市场，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下引入的，必然整个过程在不断与其他体制发生摩擦。我们看历史上的股市每一次比较好的行情，都是我们政府管理层面对市场体制中的缺陷，凡是比较低迷，都是对市场中的问题进行回避。三中全会开完之后，市场还是这个样子，目前我们判断，当前正酝酿着一种机会，做得比较好，能够把握这个大的体制改革、体制变动、完善体制的趋势，一个机会可能是一个持续的很好的市场繁荣的机会，处理的不好，可能也就是反弹而已。大家今天讨论的很多方面都跟股市直接相关，比如我们参与证监会的讨论，现在基金销售很难，实际上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很多程度上我们讲的第一个观点，也许我们的股市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增长的晴雨表，但是它是我们整个体制中的缺陷的晴雨表，是我们校正这个缺陷勇气的晴雨表。

　　第二点，我们股市可能不是经济增长的晴雨表，是对市场敏感性的一个晴雨表，比如今年以来，可转换债券特别活跃。为什么呢？因为志国同志、纪鹏同志天天呼吁，不能天天转让，不管怎么讨论，只要高于非流通股的价值，低于流通股的价值，都是对流通股股东的一种掠夺，这都是强加给流通股股东的，这个强加并不是流通股东自己所能解决的，这是一个制度性的缺陷，实际上原来这个缺陷一直存在，就是因为声音太弱小。为什么今天这个问题这么突出？因为我们有的机构投资者声音开始能够传出来，因为我们有社会的专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制度的缺陷，如果我们大家呼吁一下，市场肯定会想新的办法来钻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间差价形成的制度缺陷而带来的收益，这个时候不是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回避下去或者再拖下去，而是对监管效率和对市场的不敏感投了一个反对票。

　　第三点，从今年以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国内股市经济增长的晴雨表，以香港股市为代表海外股市倒比较好地承担我们晴雨表的功能，这是值得我们考虑和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我们在政策上的一些缺陷，我们监管上的一些效率，确实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说将来我们始终只能观察经济增长怎么办，我们看看香港的H股波动，国内股市没有任何信息含量，这也是中国股市的悲哀。我想从晴雨表的角度分析这么三点意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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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3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华生(华侨大学校长)：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如果从资本市场需要一个更加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地位来看，实际上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我把它理解成是资本市场的市场化问题，如果用这个方式提出问题，就不存在不重要或者说这个事情可以推迟，我们国家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初步完成产品市场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我们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对领导同志说清楚，一个是媒体上应该形成让大家清楚的说法，我们现在解决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问题，资本市场不能在计划经济为主，不能够大多数股票不流通，这与三中全会提出的都是相抵触的。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发展、我们的外汇、我们的金融体系，国资体制改革统统被资本市场没有市场化这个问题给拦住了，所以我们操作的空间非常小，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充分说清楚，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市场不市场化，改革到了今天，已经切实很难向前推进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提一个建议，我们这个研讨会，我也参加了很多，我觉得将来最好组织一些观点交锋的研讨会，不要组织这种每个人说完自己就会拔腿就走的研讨会，这种研讨会意义不大，刚才讲了说可以借鉴双轨制，双轨制是十九年前提出来的，我执笔写的报告，那个双轨制不是去了就有了，那是要辩论的，辩论三天两夜才辩论出来的，实际上很多观点要交锋，媒体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这只是一个建议。

　　下面，我讲一个本质问题，如果我们说资本市场市场化要解决现实问题，怎么解决？我给它归纳一下，我们说往往魔鬼在细节之中，到细节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观点，最多不超过两、三个观点，这两三个观点是没有好好交锋。在国有股减持1：1的比例转成流通股被否定了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占主导地位或者说观点比较多的是主张选一个指标，比如说净资产指标，或者是净资产加上市盈率加减乘除一番，总之是一个指标，包括曹老师说很多意见我都是赞同的，在这一点我跟这个观点不一样的，但是是一种观点，要把这个观点论证清楚，包括志国也是这个观点，当然他有很多观点，这是一个观点，不管是净资产也好，市盈率也好，无非是找一个指标来全国进行推行。我的基本观点，如果不讲理，什么指标都可以，很多事情不讲理也都过来了，但是如果要严格地从理论上说，包括从今天的利益结构来看，计划经济搞不成，就是因为找不出一个指标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找不出完善的指标体系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计划经济才搞不下去，才搞市场经济，所以我对指标一直是持否定状态，尽管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真知灼见，有好的思想，比如可以用净资产可以想外资和民企转让，为什么不能给场内呢？我说这个思想非常好，我没有肯定净资产，我是肯定这个思路非常好。主张这个观点的同时，我们可以好好地让他发表观点，为什么说你的指标能解决问题，你的指标好在什么地方，我个人不太赞成，我觉得不行。现在比较主流的观点，特别是证监会规划委的同志比较倾向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很多人主张这个观点，让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东，各个企业不要搞统一的办法，自己去谈判，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区分一下有两大观点，一种是指标，就是人为定价，什么东西都要有指标，就是一个指标观点，就是主观定价；另外一种观点是市场定价，市场怎么定？现在是主导性，自己回家去谈判，这个观点我基本上也是否定的，我说管点儿还没有交锋，我们会开完了，观点还没来得及交锋，为什么不行？市场经济要发挥作用，前提是要有竞争，要有选择，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如果是刚刚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出一个价我不接受，我就不来了，来的人是接受的，这个时候可以让各个企业自己去讨论、选择。现在婚已经结了那么多年，一对一谈判，双方都具有垄断地位的，只能你们两人谈才能谈成，到底能谈的成吗？绝大多数是谈不成的，谈不成是自然的，谈成则是偶然的。我举一个例子，宝钢为例，净资产2.5块钱，现在市场价6.5块钱，我先不说流通股股东有多分散，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流通股东可能说了净资产2.5块钱，溢价20%，流通股东要达成这个共识已经了不得了，如果是6块，像宝钢拿到香港去上市，6块钱没有一点亏待别人的意思，从经济学理论上谈成是例外和特例，谈不成是自然情况，就是因为没有选择和没有竞争，有选择有竞争，有可能谈成。而且这个里面我说它是在转移矛盾，因为流通股东高度分散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而非流通股的三分之二只有一个股东，你说没有统一的原则，他还是要请示的统一原则，不然这些去谈判的人拿什么跟人谈判，如果你今天同意这个，你明天同意那个，那怎么做，所以这是转移矛盾，不是解决矛盾。至于说开非流通股东大会，这个事情在原则上、在规范的市场上不能开这样的会，这个会是违法的，现在在股权分裂的特殊情况下，作为一种过度性的安排，在涉及到流通股东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保护装置、作为一个被动的保护装置，具有一定的否决权，有合理性。但是这个作用一定不能夸大，否则全世界的股份制就乱套了，就好象台湾人说我们表决就自觉了一样，那是不行的，一定要意识到这个制度的局限性和这个制度只能使用在非常特殊和个别的场合。对于涉及大每一个股东的问题、财产权的问题，不能由股东大会，包括流通股东的大会作出决定，不能说我们这些股东都同意在几毛、几分卖出这个股或者买进这个股，这是不行的，你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点位买进和卖出，在这一点我也很愿意跟他们辩论一下，我觉得这些观点一定要交锋。

　　第三个观点，算我新提出来的观点，只有通过竞价，怎么解决在事后一对一谈判当中打破僵局，市场经济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办法，就是引入竞争，只有引入竞争才能谈出市场价来，而且是保证流通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吃亏，我讲了两点，所有的上市公司可以分为两类，跟国家股无关，一类就是原大股东准备转让股权，第二类是原大股东不准备转让股权，这跟国有股没有关系，你要解决就是这两类企业，一类企业说我根本不准备转让股权，包括宝钢，你叫我流通我不会流通，我有流通权我也不会卖。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国有的也好、私人的也好、集体的也好，他们现在的股权就是30%、40%，如果再除权他可能考虑增值，他考虑的不是减值的问题，所以我们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两类，一类是准备转让的，一类是不准备转让的。对于准备转让的比较好办一些，引进竞争者，你要转让大家都可以竞价，但是这里面不是说让你竞价了以后，你拿到后并且继续作为非流通股东，那是不对的，不是证监会准备出台那个方案，你们也可以竞价，竞价按照竞出来的市场价转让给场内的流通股的股东，这个时候他的利益百分之百和流通股的股东利益在一起，他承担的风险比中小流通股股东要多，竞标的人有这个义务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合理不合理，其实是很合理，因为控股股东应该承担额外的风险，所有想转让的都可以通过引进竞争，流通股股东在任何情况下不吃亏，收益多大取决于市场。第二种情况是最难的，原控股股东，国有也好、民营也好不准备放弃，怎么把非流通股变成流通股，怎么有竞争机制呢？也可以用一个办法，有些时候市场是单方面竞争，买方、卖方。有一方是垄断的，现在老股东想垄断控股权，要给另一方有选择权。因此，我们考虑的方案是对于原控股股东不准备放弃控股权的上市公司，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是一样的，可以由原控股股东自己竞价，你自己报一个价，大家说如果这个竞价肯定报一个很高的价，市场价6.5块钱，他也报6.5块钱，这样是可以的，你报完了以后，你要履行要约收购的义务，你报一个价，只要跟市场不一样，就要除权，你要履行要约的义务，如果流通股股东认为你报价高，把价卖给你，第一，你要有钱，第二，如果超过一定比例，比如说80%、85%的流通股东都卖给你，你就得下市，你不符合上市的条件。

　　我觉得现在原则上两大类思路，在两大思路里面可能有三、四个不同的想法，但是这些观点要有交锋，证监会一些同志讲，我们改革成功的经验，就是要尊重群众的精神，他们说包产到户就是这样，我说包产到户正好是反例，包产到户严格说不是包产到户，叫大包干，中国没有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搞了几天就不搞了。这个研究是什么呢？统一的原则是很明确，而且中央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不准任何人更改的，就是以人为准、分田到户、集体产权，这就是原则。具体怎么办？各个生产队各家去谈，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和原则，不让你去拍卖，不让你转让，土地不能市场化，产权不能化到户，这都是原则。因为包产到户没有原则，一定要有定价原则，我提出来一个定价原则就是竞价除权，一定要除权，不除权流通股股东的股价落不到地面，流通股股东得不到保护，怎么样除权，必须用市场的竞价方法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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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4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徐宏源(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预测部副主任)：我讲两点意见，第一就是对明年的看法，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人民大学资本市场的峰会上，我做了一个预测，我说2003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将是进行结构性调整的一年，今年以来走势基本验证我的判断，现在在这个试点上。

　　结合宏观经济以及行业发展的动态，我对2004年作了一个预测或者判断，题目就是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将出现良性互动，为什么作这样一个判断？我想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点，中国的民间的宏观经济的增长仍然可以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们预计大约在8.5左右，也就是说仅次于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个高增长，它的关键之点还在于这是一次真正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出现良性互动，十多年来，以前我们所说的宏观经济向好，但是企业根本没有感觉，2003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当我们的宏观经济保持比较快速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盈利在增加，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今年全年预算内的企业利润总额将增长40%左右，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将增长28%左右。所以这些都是亚洲金融危机少有的好局面，这是第一点，由于宏观经济的改善，企业盈利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市场的投资价值应该在上升。

　　第二点，经过近三年的持续调整，中国的股市已经具备了一批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这里面我就不具体地讲，有的认为十几家，有的认为三十家，甚至有的人认为五十家，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以市场经济标准，还是以中国传统的投资标准来看，已经具备了相当一批具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这批公司可以说成了我们中国股市的中流砥柱。最近几年，我们中国股市规范化迈了非常大的步伐。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我们应该看到进步，管理层做出了比较大的努力，在规范化、法制化方面，应该说这几年确实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在改变，做假帐的情况有，但是比以前大大降低。通过以上这三点，我认为明年有可能出现，之所以是可能性，还不是充分条件，我想这就需要我们管理层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因为不可否认，中国的市场现在还是一个新型加转轨的市场，在这个情况下，完全按照所谓成熟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市场还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有监管和发展的关系，我们监管的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否则的话，如果监管的目的把这个市场搞死了，那监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毫无疑义的。

　　现在的这种情况仍然需要我们管理层付出努力，这就是我提出的几条建议。第一条，在目前的国有股转让办法没有明确之前，要监管新股发行上市的节奏，在国庆节之前，我曾经提出来停止新股的发行，完全停下来可能不切合实际，很显然大家都认为目前股市分裂的状况，股权分割的状况是不正常的，现在上市的公司越多，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将来解决起来就会越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减缓，至少不停止的话，减缓新股上市的节奏。目前二级市场的资金面是不容乐观的，整个市场保证金从2001年7千多亿现在减少到3千亿，整个大资金在外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暂停那些侵害流通股股东权利的增发和可转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拓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通道，这里面包括尽快退出银证合作的理财业务，证监会和央行的领导人在多次场合下表明态度，要支持银证合作的结合理财，为什么半年多的时间都过去了，还毫无动机，所以说我们的办事效率太低。同时要允许更多的基金管理公司和综合的券商进入银行同业间的市场，尽可能拓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渠道。第三点，要发展大规模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开放式的基金和公示式的基金，为了促进基金业的发展，只要有一条，对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购买的基金份额抵扣所得税，有这一条就够了，比如现在买国债，现在买国债从利润里面不用交所得税，为了支持基金业的发展，你购买基金的时候也要抵扣。第四点，要加大中国的股市对外开放的力度，这包括进一步放宽、放低QFII进入的门槛，同时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同时加快行政审批进程，这是对明年短期的政策的看法。

　　但是从长期来看，要尽快地解决股权分割的问题，我对国有股减持的办法我要做一个说明，我比较赞成志国的观点，现在所谓的一板一板的什么资产价格不能用净资产来衡量，还有不能一刀切，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高于净资产的价格向市场减持，这一点必须明确，定价的高价必须限制，这一点如果达不成共识，这样对中国的股市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确实从理论上是对的，资产价格不能用净资产来衡量。我们大家都知道净资产不是资产价格的标准，包括像香港新宏基净资产是24块钱，现在胆敢上净资产减持，我敢断言中国的股市绝大多数会跌到净资产以下，从理论上正确的东西维持一个不公平的交易，这样大家看的很清楚，净资产的溢价全部是流通股股东贡献的，所以这里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这个观点，资产价格不能用净资产衡量，在目前特定的环境情况下，就是不能高于净资产。

　　在二板市场上，我还是一直秉持我的观点，坚决反对开发二板市场，在2000年，我也是反对者之一，我是三个反对人之中的一个，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看，中小企业资金进入或者退出的渠道，主要都不是二板市场，所以退出的机制跟不说不通的，尤其在中国缺乏监管的前提下，二板市场的开发会是一个圈钱的机制，完全变成一个新的圈钱的游戏，肯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因为在全世界来说，美国在这么严格的监管体制下，最后也是一种灾难，美国的二板市场不是一个成功的市场，是一个大的屠宰场。在中国将来创业板搞全流通，对中小股东来说就是一种新的屠杀，这是对二板市场的看法。

　　证券市场的风险控制，首先要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目前的所有的证券公司资本金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亿，这一千亿全部坏了还是一千亿，所以要思想开放一点来认识风险问题。

　　另外，对华生教授的很多观点我比较赞成，对你刚才提到的即使给自己被僵住的难题，可以僵住你自己，但是僵不住德隆，所以，所谓的国有股减持，垄断行业的定价，把它自己僵住，但是根本僵不住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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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5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贺强(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今天是探讨积极的股市政策，现在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国有股流通，其实1993年我们就研究过国有股流通的问题，那个时候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探讨的十来年，我觉得好象理论界对这个事儿思路越来越混乱，而且现在利益要越来越高，所以短期不一定能很好地解决。

　　我就股市政策来谈政策的问题，这两年我们一直做着一个课题，我们详细搜集了五十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十几年的股市政策，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而且我们把它上升到政策周期的角度，中国的股市运行到今天仍然是在政策箱里运行，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取决于监管者，因为政策都是监管者制定的。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政策式？为什么会出现政策箱？主要就是监管者和股市博弈所采取的手段，刚才会议上探讨的积极的股市政策，刘纪鹏教授谈到消极的股市政策，实际上在中国监管者就是两手政策，时而退出积极的，时而退出消极的。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结合中国股市的实际，中国政策式的运行模型，把中国股市运行抽象出来，实际上我们这个模型很简单，中国的股市最重要的是两种行为人：一是监管者；一是投资者。监管者只是富有监管的责任，而且在中国这种双重体制过度转轨时期，必须要用政策来调节股市，监管上又非常复杂，所以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那么，监管推出利好政策主要依据什么，在我们模型里面分析，最主要根据股市点位的高低，政府心里预期的点位高低，认为股市点位高了就推出利空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监管者最基本的心理是一个矛盾心理，既怕高又怕低，股市高要推出利空政策，股市低要推出救市政策。投资者与政策消息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当你推出利多股市政策的时候，投资者很可能趋同，甚至出现抢购股票的现象。当你推出利空政策的时候，很可能投资者从盲目的心理转为极度的悲观，而股市的暴涨暴跌又作用于监管者的心理，他又会改变政策，这是中国股市基于心理和行为基础上的政策式的运行模型，基本上是这样的状态。

　　实际上这个运行模型好比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之初，一放权就乱，一放就收，一收就死，现在这种恶性循环在中国的股市里表现的淋漓尽致。现在看来不但打破不了这种恶性循环，股市现在低迷了，我们又希望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非常值得研究。

　　另外，我再讲一点，现在直接影响股市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我认为可能还不是国有股减持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最直接的政策是关于股市融资的政策。那么，关于股市的融资，股市很简单，股市为什么涨，有钱就涨，没钱就跌。股市的涨跌跟投资者心理有关，所以股市融资政策非常重要，由于政策一放松，大量银行资金借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引起股市暴涨。

　　关于融资政策上，我想讲两点：第一个，融资政策的出台是必要的，目前来讲，放松的融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融资政策必须固定化、制度化、法律化，因为中国十多年的融资政策是政策多变，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当股市刚炒了一年，管理层又认为过热，马上又查资金、查违规，收紧了融资政策，一直到现在股市就这么低迷，这是根本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融资政策不能多变，必须固定化、制度化、法律化，把融资政策变为融资法律，谁也不能修改，这样才有利于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第二点，比如1999年以来，一系列有利于股市政策，虽然政策是好的。但是在这一系列的政策推动下，导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融资渠道的混乱，从货币市场向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混乱，因为融资渠道一放松，基本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把钱挪到股市参与操作，比如2000年以后，大家创造了一个新的渠道，2000年以后银行的票据业务成倍地增长，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仔细调查一研究，就是很多企业打着搞贸易的旗号，通过票据市场搞融资把钱投到股市进行操作。所以在政策放松下，融资渠道过多过乱，这不利于监管。第二，目前我们这种融资的政策基本上一对一的，分散的融资行为，或者是隐蔽的融资行为。比如一家银行与一个券商，一家企业与一个投资公司，一对一的、分散的、隐蔽的融资行为，这种融资行为很难管理，一般都是通过黑道来进行融资行为的，因此不便于监管，所以我也提出一个主张，认为中国的融资政策，除了应该制度化、法律化、固定化，还应该透明化，我认为应该借鉴美国在33年到99年长达66年的美国分业体制下，建立融券公司的渠道，这样有利于在融资渠道方面和融资行为上的监管。所以，我们必须在融资政策方面要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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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6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韩志国(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股市正在处于重大的转折点，大家知道从2001年6月到现在的大熊市，已经对中国股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一轮的熊市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是最长，从2001年6月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个月，以往的熊市最长的是二十五个月，它其中都有回转的过程，包括93年到96年过程中有一个回转。第二，财富的损失最大。这一轮的形势大家都在计算，到目前为止，我们把新股的因素加入进来，整个总市值已经损失三万亿，流通股市值是很精确的计算现在已经超过一万个亿，我在上一年年底算，加上今年的新股已经是超过了一万个亿了，损失是最大的，在94年到96年的熊市中，市场规模很小，所以损失没有这么大，这一轮损失最大。第三，市场走势最怪。与经济的走势完全相背，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而是其他方面的晴雨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政策的走向与股市的走向完全脱节。据我所知，从股市下跌到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管理层还是无动于衷，到2000年10月，整个股市开始转向，在2001年10月发现不对了，市场开始想办法往上抬，但是市场的形势已经形成了，已经抬不起来了，因此就暂停了国有股减持。去年停止国有股减持是一天半的行情，也就是说系铃人来解铃也没有用。

　　94年的时候证监会推出四个政策，股市就涨了两倍，现在国务院来出台连20%都没有，所以这一轮的熊市和每一轮的熊市都不一样，这样的熊市说明三个方面的深层原则：第一，市场制度有重大的缺陷，根本的原因就是制度缺陷，所以我们要把文章做到制度的变革上，所以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一个最重要的内涵，不是指政策，而是指制度政策，要解决深层的制度根源的政策，当制度不能校正市场走偏的时候，市场必须校正走偏的制度，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需要市场的合力来校正市场的走势。这是第一个方面，存在重大的制度缺陷，比如圈钱问题，非上市公司想办法圈钱，上市公司是在抢钱，他们已经不是圈钱了，非上市公司想上市，是在想圈钱，已经上市的公司加快速度抢钱，比如商业银行去年圈了109个亿，今年又要圈100个亿，浦发银行今年刚刚圈到30个亿，现在又推出60个亿，这是圈钱吗？这是抢钱。

　　第二个缺陷，由于制度缺陷使得市场的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我们的股市根本就没有什么基本的运行机制，股市要正常发展必须有三个条件，要追逐利润，要成为市场灵魂，竞争要成为主导机制，要成为整合对象。我们的股市已经在多大程度已经被行政同化了，前几天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我跟他讲了一句话，当中国证监会门庭若市的时候，你们就别指望中国股市会好，只有中国证监会门可罗雀的时候，中国股市才有希望。

　　第三个，由于制度缺陷和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市场预期的重大的紊乱。谁都不知道股市的明天，所以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就是要为股市创造明天，中国股市恰恰是现在没有明天的市场，谁都不知道明天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市场，谁都不知道明天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政策。所以，我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从根本上颠倒了这几年来的混乱。有三条：第一个产权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部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是进步，是看到中国股市发展的时候，中国股市文化又要发生转折了，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股市的转折就能够变为现实，现在中国股市别看在1300点、1400点，如果现在全部的焦点都是聚集在全流通上，但如果现在没有全流通，股市就只有反弹而没有反转，全流通解决不好的话，股市不但没有反弹，而且还要暴跌，所以现在必须把焦点聚集在全流通上，而全流通的关键是在价格上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还要看到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是什么关系？它是农夫和蛇的关系。现在流通股又出来7千多亿的资金救活了你，现在你又讨价还价，因此不要变成农夫和蛇的关系。国有股就是六毛钱，不要把矿石当成钻石卖，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准来解决国有股问题、解决全流通问题，那么市场的转折可能是逆的，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那么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现在解决全流通问题根本不是理论问题，就是政治渠道，一定要知道全流通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制度跨越，是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一个巨大的制度跨越。如果1200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全流通问题，也就意味着完成了中国产业革命。在这样的改革中，必须支付成本，俄罗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而且现在中国的全流通，政府不但不会少拿钱，而且还能多拿钱，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觉得全流通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国有股的全部净资产当中有多少钱是流通股的转移支付，现在是两块五毛钱，起码有一块九毛钱是流通股的支付，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高瞻远瞩的意识，我们才能解决问题，中国股市才能够好起来，所以我说中国股市面临转折必须解决几个问题，首先要有市场的想象空间，整个股本减少50%，上市公司利润增长50%，市盈率降低50%，这三个50%就足可以使中国的股市好转，全流通是一种具有扩散效应的机制，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市场的爆发力都具备了，中国股市就有可能出现重大转折，从熊市走向牛市，而且和国民经济的总体的趋势相吻合、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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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座谈会直播实录17 (完)




　　新浪财经讯 11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上海证券报》社，在有关部门和首都旅游集团、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和新浪网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专家学者座谈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


　　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直播实录：

　　季晓南(国资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我讲一些个人观点，也介绍一些情况，供大家研究这个问题有一些参考。

　　第一个方面，国资委一直对股市持积极的态度，虽然我今天是个人来参加这次会议，和大家一起探讨问题，多次强调希望股市稳定起来，给股市以信心，给股民以信心，这也是一个很积极的办法。我可以讲几个具体事情，可能在座的都知道在2001年，当时的原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建立企业制度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检查以后要开一个总结会，并且赶上了“十六大”，也是担心会议开得不好，影响整体向下移 动。任何国资委的人不得就股市随便发表评论。另外，大家多次提到，李荣融讲到对股市的几句话，我个人理解也不一定符合他的原意，他是这样讲的，第一，国有股权流动方向是对的，今天在座的反对国有股流通的是没有的，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第二，要找到一个各方面，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方案；第三，一定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方案。我们五月份分工以后，我们专门召开了新闻通讯会，专门加了一句话，在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绝对不实行流动股的方案。但是外面对这句话理解反了，是求得股市稳定发展，本来是积极的态度，确确实实是各方面理解反了，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而且各种讽刺、嘲讽的语言都出来了。

　　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国有股全流通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各位专家学者，包括中央文件都涉猎到，我主要是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来谈，这次温家宝总理在三中全会说明中强调，国企改革仍然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国有企业上市积极性很高，最近我们还有189家中央企业，我们把所有的企业每家三十分钟听他们汇报，大部分企业表示要上市，而且要拿出优质资产上市。第二，我们现在189家企业在集团一级已经产生投资主体多元化只有9家，也就是说还有180家在集团一级都是国有独资公司或者国有独资企业，大部分是按照企业板注册，属于没有产权制度的改革，没有股份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希望加快股市更好地发展，能够到境外上市鼓励它到境外上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包括中国移 动通信，包括宝钢等等都想在集团一级改造成多元化主体，无论是香港市场，包括美国市场也不会让你随意上这么多大企业，还是要借助国内的A股市场，包括将来地方有很多企业。第三，为什么加快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也批评一股独大，一是治理结构不规范。5月30日给国务院领导人汇报过，同意先建立董事会，在没有产权多元化情况下，只有搞外部董事、职工董事，只有采取这方面，最理想的还是最终搞产权多元化，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第四，也可以介绍一个情况，可能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李意忠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话，也要和刘纪鹏来对股权流通问题进行双方面的合作。北京市的国有企业没有必须控制的行业，各地都要加快转让，转让非上市公司是进产权交易所，现在没有完全做到，上市公司6月1日以后，不能流通那部分要转让，怎么定价？基本上比净资产略高一些，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办，你批还是不批？批不批的依据是什么？批了不好，不批也不好。比如净资产是4.6块钱，转让是多少，转让民营企业家是4.7块钱，你批不批？你说股价已经跌到1300点，市价还在十块钱，那谁都有积极性要转让。但是面临的压力确实是相当大的，可能大家对一些实际操作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对这个事情认识提意见更加客观。

　　第三个观点，核心问题还是国有股全流通。我想讲的一点，大家都说要贯彻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全党形成的决议，发展资本市场，包括国有股全流通问题也要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你不能说你发展资本市场就是完全净资产竞价，就是合理的，我讲这个供大家参考，我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第一，“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当时温家宝关于成立国资委的一个说明，深化国有资产改革的目的，是四个方面，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从战略上优化布局结构，这是给国资委的支持，所以刚才提到保值增值，关键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十六大”提出改革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改革的两大任务，大家可能也知道，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关系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命脉以外的国有企业，通过优化结构、资产重组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可没有说全面退出来，这句话据我所知常委讨论的时候，是全党通过的，即使是全流通，也不能等于把国家持股的70%的部分全部让给外资和民营资本，那就不是国有股权流通战略调整，怎么照顾现有股东的利益，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我觉得讨论问题不能像美国搞双重标，到底怎么照顾现有流通股股东利益，他已经为中国股市市场作出了贡献，第一资产配售给他或者怎么规定，国有企业大家一致公认25年承担了改革的巨大成本，这个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像中国石油集团在世界上进入五百强，而且被评上很有竞争力的企业，它的职工人数多到什么程度呢？在美国上市之前，2000年上市之前150万职工，相当于世界上前十大公司职工人数的总额，尽管劳动力成本低，怎么参与世界竞争？即使卖给民营企业，这么多职工谁来处理，两年之内下岗分流27万，这个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我认为国有股全流通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现在大家也知道，包括我们也很认真研究的，拿出优质资产上市以后成熟企业的问题，上市公司拿钱分红，不要把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资产留在这里，要不就让它离开。如果你不让大企业减少流通盘，而让小企业上市，这样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流通和流通是一个问题，真正考虑全流通问题要站在整个改革和发展的大局统盘考虑。可能这个问题会很复杂，虽然中国人确实很有聪明才智，也提出很多方案，但是可能各方面的方案，完全行得通，定大的原则可能要好一点。

　　最后，我也很同意大家的意见，可能有关跟全流通等部门要共同协商，包括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