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顶尖高手的心声
来自：MACD论坛(bbs.macd.cn)
作者：暴风骤雨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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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顶尖高手的心声
＠量子基金创立时资本额多少？
它的前身是双鹰基金，一九六九年创立时，资本额四百万美元，一九七三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资本额约一千二百万美元。
＠这一千二百万美元当中，有多少是你自己的钱？
当时很少，管理团队可以获得利润的20％，我有一位资金合伙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我们持续把应得的利润投资在基金里，并且像所有其他的股东一样，获得同样的投资报酬率，加上我们每年得到利润的20%，因此长期下来，我们在基金里的持股持续提高。
＠罗杰斯现在以《投资骑士》（Invetment Biker，译注：罗杰斯和女友邰碧莎骑BMW摩托环绕世界后，写了一本书叫《投资骑士》闻名，也是CNBC的分析师．你在哪里认识他的？
他原来在华尔街一家小公司当分析师，然后来安贺暨布莱公司，和我在一起，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合力奋斗。罗杰斯是杰出的分析师，而且特别勤劳，一个人做六个人的工作，同时他了解并且赞同我的理念架构和投资哲学，所以我们协商的情形非常良好。我们的合伙关系成就斐然，我们不断地成长，但也因而产生一些问题，因为罗杰斯不希望再增加员工，他喜爱我们的合伙关系，不希望外人加入。我对他施压，要求扩大管理团队，以便配合我们日渐扩大的规模，罗杰斯抗拒这种做法，但我们还是聘请了一些储训人员，由罗杰斯从头开始训练，因为我们当时的理念是不要与华尔街发生任何关系，我们认为任何人有了华尔街经纪商的背景后，就遭到蹂躏，再也无法补救了。
＠你们认为华尔街有什么地方错得这么离谱？
我们的出发点都假设市场经常是错误的，实际上，我和罗杰斯最大的差别，是他认为流行的观点总是错误的，我却认为我们也可能错误。我们把华尔街的看法视为凡俗之见，因为我们不但希望与众不同，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与众不同，带着凡俗之见加入的人，一定不能配合我们的操作。罗杰斯对这一点非常坚持，我没有那么固执，我愿意从华尔街聘请一些人，但是因为他的观念如此，因为他做所有的工作，我只好屈从他的意见。
＠如果他做所有的工作，你做什么？
我做所有的决定。
＠他只分析吗？不负责决策吗？
他从来没有负责过决策，也不容许他负责决策。
＠为什么？他不擅于做决定吗？
对。他精通分析，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分工。
＠所以他会提构想给你，然后说：“你打算怎么做”？
有时候如此，也有的时候，我想出一些构想，他去做研究。我也做一些研究，在我们进入新的领域或出了问题时，尤其如此。一般说来，我们遵循先投资。再研究的原则，我负责投资，他负责研究。
＠是否有的时候你做了投资，他去做研究后，发现构想有错误，但是你仍然继续持有那种股票？
事实上，这种情形是非常好的状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其中的缺陷，我们知道在哪里找问题。什么时候该退出。我们走在游戏的前端，很安心地抱紧这种股票，我们总是在寻找缺陷，偶尔我们会知道构想完全错误，然后我们就会尽快地退出。
＠但是我记得我曾经介入你当时有兴趣的一些股票，你会打电话给我，像分析师一样的和我谈话，所以你自己也做一些分析工作吧？
哦，当然如此，那时我相当努力工作，而且成为某些产业的专家。通常我必须做速成的专家，因为如果我有了新的构想，我只有几天的时间去熟悉一个新的产业，但是我记得有好多情形我研究得相当深入。
＠我想到的是一家石油服务公司。
那是汤姆布朗公司（Tom Brown），石油服务业其实是罗杰斯的构想，我们做多赚到很多钱，然后做空亏了很多钱。一个人挖到石油的时候，如果他宣扬油井的好处，你很难跟他对抗，他夸称要把他的油井命名为“索罗斯一号”。“索罗斯二号”等等，以便纪念我们所持有的大量空头部位，他很有幽默感，但是我们不觉得有趣。
＠请举一些例子，说明当时你分析的其他类股。
有一家是抵押保证保险公司（Mortgage Guaranty lnsurance Company），我们根据它名字的缩写，称之为神奇公司（MAG- IC）。加州住宅市场崩溃时，市场认为这家公司可能破产，但是这家公司熬过考验，我们也赚了一大笔财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一个规则，规定企业成功熬过艰苦的考验时，应该拥有他们的股票，但是在考验期间应该避开这些股票。其实这种事说来容易做来难。
接着是不动产投资信托业（ReaI Estate Invest Trust Indus- try）类股，这个行业是我让他们出名的，我们抓对进出的时机。我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描述这是开始时会自我强化。最后会自我毁灭的程序，结局会很凄惨，大多数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会倒闭，但是，结局至少要三年以后才出现，因此现在应该购买这些股票。我们在做多方面表现良好，早在这些股票到达天价前就卖光了。好几年之后，这些股票开始下跌，我觉得当时放空已经太晚了，但重新看自己以前的报告，报告里预测这些公司最后会倒闭，于是我才明白做空永远不会太晚。这次是我放空获利超过百分之百的唯一一次，因为在股价下跌时，我不断地在空头部位加码，大约投资了一百万美元，对我当时的避险基金来说，这个金额是很大一笔钱。
＠罗杰斯提出过什么杰出的构想？
他最重要的构想应该是国防工业类股，当时国防工业完全被人忽略，从上次国防工业景气结束后，只残存一两位分析师继续研究这个行业，罗杰斯发现E系统和桑德斯公司（SandersAssokciates）之类的股票。
＠这个时期你有特别自傲的研究计划吗？
我在一九七八或七九年抓准科技股，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罗杰斯先有这个构想，认为世界会从类比式转变成数位式，他希望抛空类比式产品的公司，但我对做多比较有兴趣。这时候科技股备受冷落，分配式资料处理的业务成长像野火一样蔓延，但是股票的本益比却很低，因为市场成长太快了，现有的供应厂商无法维持市场占有率，投资者担心业界巨人会介入市场，把这些新兴公司彻底击败。因为有这种恐惧存在，这些新兴公司不能从外界筹集任何资本，只好依靠内部产生的现金，供成长之用。他们不能满足需求，当时的大电脑公司确实有机会打进市场。用自己的资金成长，这是最糟糕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投资人的心理反转时，就提供一个惊人的获利机会。
罗杰斯和我到蒙特瑞（Monterey）参加美国电子协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的年会，整个星期里，我们每天和八到十家公司的经营阶层见面。我们探索这个完全不同的科技天地，选择五个最有成长希望的领域，每个领域挑选一支以上的股票。这是我们这个团队最美好的时刻，随后的一两年里，我们享受这份努力的成果，基金的表现比以前更好，但是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无法忍受，因为基金迅速成长，管理团队却没有成长。
＠但是那时你已经聘请了一些人。
对，我们引进一些非常有天分的人，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验很有限，他们开始学习，开始和罗杰斯讨论事情时。罗杰斯不能忍受来自底下的批评，他非常尊重我的批评，对于我的批评从来没有不满，但是他不能忍受他的徒弟批评他或与他意见不同，所以在这些人真正开始发挥生产力时，他会离奇地把他们摧毁，这样造成很不愉快的气氛，也使我们丧失这些刚刚能够独立作业的人才。因此我们公司就出现真空。我们的基金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做所有的工作；我们成功了，却遭遇工作和责任不断增加的惩罚，终于演变到我们的合伙关系破裂的地步。
＠你刚才说给我听的事情，你亲自向罗杰斯解释过吗？
有，我想是我们在蒙特瑞的时候，我提出一个三阶段的策略。第一阶段是我们合力设法组成一个团队，如果这个做法不成功，第二阶段就是组成一个没有他的团队；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第三阶段是组成一个没有我的团队，实际情形就像这样子。为了预作准备，我把公司的名字从索罗斯基金改为量子基金，我说这样是为了庆祝基金规模像量子一样跳跃成长，我对量子机能的不确定原则当然很感兴趣，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要把我的名字拿掉。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第一阶段的策略，在一九八0 年初承认第一阶段的策略无效，我们就散伙了。但是基金在整个一九八0 年到八一年初，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我完全独力管理这个基金，只有非常少的员工，压力变得无法忍受，这是第二阶段。这种情形导致一九八一年的危机，那年九月，我从积极管理基金方面退出，把基金的资本发交给其他经理人经管，这是第三阶段。
＠请说明一下一九八一年的危机。
危机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约是在我说出三阶段策略时。当时我极为成功，却极力否认自己的成就，我累得像狗一样，觉得如果自己放弃戒心，我的成就会受到威胁。那我有什么报酬呢？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工作，还有更多的痛苦——因为我依靠痛苦作为决策工具。基金规模达到一亿美元了，我个人的财富应该也有两千五百万美元上下，我却接近崩溃边缘。这样毫无意义，我决定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方法是接受自己确实很成功的事实，即使这样表示我此后不再成功，也要这样做，因为我的成就是靠自我否认。自我批评。自我折磨的态度得来的。或许我会把生金蛋的鹅杀掉，但是如果继续生金蛋，而我的生活却愈来愈痛苦，这又有什么意义？我必须开始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实，否则我所有的努力毫无意义。
＠在你的定义里，成功和你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吗？
和我的工作有关，和我的生活方式无关。一般说来，成功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享受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任何豪奢的兴趣，和我的财力比较，我的生活一向简朴得多，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愿意承受的痛苦、压力和戒心的程度。
＠那么你说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我改变态度，接受自己很成功的事实，放弃自己的戒心，完全承认其中的危险。随之而来的是相当狂乱的时期，我不但与罗杰斯分手，也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分手。
＠你的婚姻为什么破裂？
这是我心理混乱经历的一部分，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太太一直都很支持我，很能容忍我投入事业，但是我态度的改变瓦解了我们的关系，因此带来一个相当狂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和合伙人散伙，和太太分手，独自管理一亿美元的基金。我故意放松到当时为止所遵循的操作限制，结果很好笑，竟然是一段绩效绝对令人吃惊的时期，在随后的两年里。我们实际上每年都使基金扩增一倍，基金规模从一亿美元跳到将近四亿美元。
＠你说你放松限制是什么意思？
情况显示我一直过度自我批评。过度自制。我一直坚持要对每一种状况深入了解后，才做一笔投资，又经常太早卖出这笔投资，因为我认为它不像应有的情形那么健全。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我总是有很丰富的新构想，这些新构想会奋力地挤入投资组合里，排除掉很多既有的投资。
＠时机太早是吗？
的确太早，我的管理风格大严谨，太束手束脚，因此我改用放任的态度，不再坚持对每一种状况了解得那么多
＠比较凭直觉是吗？
真正的意义是我不再做这么多基本工作，我让自己拥有的丰富资讯慢慢地消耗。进入这段狂乱的时期时，我拥有丰富的知识，所以几乎可以根据这些知识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新机会。我记得曾经惊异地看着自己，对于自己反应速度之快。对于自己可以掌握的丰富资讯、以及自己可以应用的推断深感讶异，我主导每一个状况，能够推断出别人看不出来的关系；但是我也觉得我正在消耗自己的资产，我这部机器正在瓦解。基金从一亿美元成长到四忆美元，我觉得我慢慢地失去控制，我比较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但是不知道我会进入什么样的状况，我明白我不可能长此以往，因为，要支撑四亿美元的基金所需的构想，远比在这个狂乱时期开始时多得多，压力确实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虽然我放松多了，却不是不负责任，即使我远不如以前那么谨慎的行动，我仍然觉得职责在身，这种情形事实上变成一种内部冲突，使我觉得基金像是一种生物。一种寄生虫，正在吸噬我的鲜血，消耗我的精力。我自问谁比较重要：基金还是我？基金是我成功的工具，或者我成了基金的奴隶？这种情形促使我实施第三阶段的策略性计划，这个计划我在一九七八年时就说给罗杰斯听过，我想从火线上退下来。
＠那时你设法让基金进入新阶段，却遭遇一些困难，对吗？
我想找人分担管理基金的责任却找不到，于是我开始找可以把全部责任授权下去的人，这样形成不幸的结果，就是把我内心的混乱公诸于世，我和越多人谈，越多人知道我的心理状态，我的心理状态就变得越糟糕。
我陷入某种危机的流言传开，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在找人管理基金时并没有停止基金的操作；其实我应该冻结基金，然后改组管理阶层，但是我却在约谈别人的同时继续做投资决策。
＠这一切混乱对基金有什么影响？
造成基金创立以来第一次亏损，我把自己的问题通知股东，给他们退出基金的选择权利。一九八一年九月，基金净值下降约26％时，我们遭到相当大笔的赎回，基金规模从四亿美元降成两亿，这是我和基金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基金输
了，因为那一年的净值下降22％；我赢了，因为我恢复了主导权。
＠怎么说呢？你如何界定恢复主导权的定义？
我拒绝再做我事业的奴隶，确定我是主人，而不是奴隶，这点在很多方面是极大的改变，因为我开始接受自己是成功者的事实，我克服了如果承认自己成功恶运可能来临的恐惧。
＠那是一种罪恶吗？你认为承认自己成功，成功就会丧失吗？
不，更严重。我认为这种恐惧很有道理，如果你是个认真从事冒险的人，你需要纪律，我依靠的纪律是很深的戒心，戒心协助我在问题失控前警告我，如果我放松那种纪律，我一定会理所当然的重新陷入勤奋工作和其他不是我专长的例行事务上。我害怕承认自己成功，因为这样可能侵蚀我的戒心，一旦你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戒心就会降低，等碰到问题时，你会静坐不动，你知道自己很成功，总是会设法摆脱难。到这种地步，你就已丧失摆脱困难的能力了。
＠你害怕自满自适 对，但是我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格历经重大的变化。在我的情感结构中，罪恶感和羞耻感因素占相当大的一部。但是我熬过这段期间，我看过几次心理分析师，其实这件事意义不大，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治疗，而且我一周只去看一两次而已，不过这是很重要的程序，我透露自己的偏见，把偏见公开出来后，我就认识到这些偏见毫无意义，因此就可以抛弃偏见。
过去我嘴里的唾液腺有一颗结石，极为疼痛，医生动手术拿出结石，手术也很痛。这颗结石是坚硬的小圆球，因为结石造成我这么多的痛苦，所以我希望保留这颗结石。几天之后。我看一看结石，结石已经变成灰，它是纯粹的钙，干燥之后会变成粉未。我的烦恼其实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烦恼公开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大致说来，你在那一段时间之后人生变得比较积极，对吗？
对，我觉得我已经完成某些成就，的确变得比较容易共同生活，我敢说我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对我的看法一定完全不同，我告诉现任的妻子苏珊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她不很相信我的活。
＠基金的情形如何？
到一九八一年九月，我已经把基金分散成由很多基金组成的基金，我的计划是把基金分成好几个部分，发交给其他的经理人，我变成监督，不再是活跃的经理人，随后的一九八二到八四年期间，是死气沉沉的岁月，这种安排并没有很好的成效。
＠在这段期间里，把基金发包出去的管理方法不很成功吗？
我任用一些外部的经理人，有些人表现很好，而且很多年来继续替我管理资金；有些人做得没有那么好。我也聘请一位驻在公司的资金经理人吉姆·马魁斯（JimMaque，），这种安排的整体绩效并不好，我开始对这种安排不满意，所以决定重作冯妇， 变得比较主动。积极。马魁斯不能够忍受就离开了。
＠一九八四年，你决定不再把所有的资金发包给其他基金经理人，自身重回投资事业，并且建立一个团队，问题就剩下找出好手，对吗？
那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我并没有管理团队，我必须重新进场，独立奋斗。
＠那时你开始你的即时实验（real一time experiment），请解释一下这件事。
为了让自己在心智上重新与投资结合，我决定设法写一本书，谈我的投资方法，就这样开始我所说的即时实验。我的构想是在决策过程逐步开展时，把过程记录下来，因为我认为投资是一种历史过程。对我而言，这正是该做的适当实验，这不是科学实验，而是像练金术，因为我预期我所进行的实验会影响结果，我希望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也希望我的期望能够达成。结果我们创造了另一段爆炸性成长的时期，因此，虽然根据科学标准，实验并没有确实证明我的理论，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标准来看，实验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我的论点之一是理论和实验会影响有关的主题事件，所以到一九八五年，我开始着手即时实验。
＠你在《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v of Finance）这本书里描述这件事
对，都写在这本书里。这个即时实验变成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它刺激我的思考。由于我必须解释作决策的原因，我被迫变得比较前后一贯，等于在我身上强加了若干纪律，这点非常有帮助。即时实验涵盖了一九八五年九月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对我和基金来说，这个实验是个重大的胜利。我们在即时实验的十五个月里，大约赚进114%的利润，对作家来说，这可能是写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酬劳了。
＠我们谈谈广场协定，请解释这个协定如何契合你的即时实验。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五大工业国领袖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iel）开会，认定八十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已经高过头，他们达成打压美元的协定。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体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过，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旧的模式打破了，这是新的游戏，我认为对五大工业国而言，这是个必须采取的行动，我看出这个新起点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承接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多头部位，我还是进场大量增加这些部位。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立刻这样做，很可能是，然后我停下来，接着又再多买一些，但是无比如何，这是我觉得自己走在波浪之前的一个案例，我已经拥有多头部位，又有能力再加码去追逐成果，我承接了非常大的部位，成果很丰硕。
＠你的策略在广场协定上成效优异，但是不久之后，你遭遇到不同的经验，你可否描述一下你在“黑色星期一”时的情况？
我的书在一九八七年出版，接着我到处去演讲、探讨这本书，我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去讨论我的盛衰理论（boom／bust theory），我从会场出来时，发现股市遭到庞大卖压暴跌。我想这是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三，这是我应该留在办公室里，奋力退出市场的时候，但是我错过了，我看得出市场会出现麻烦，但是我以为应该先在日本出现，因为日本正在形成金融泡沫，所以我放空日本股票，作多美国股票。结果问题在美国出现，日本市场没有崩溃，因为政府当局支撑住了，我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实际上变成了重大负担，迫使我卖出我的多头部位，以避免追缴保证金。我必须撤退，而我也做得干净利落，因为我的原则是生存第一，赚钱其次。我们在几天里遭遇重大亏损，但是以全年来说，我们仍然领先，所以实际上在一九八七年结束时，我们仍然处在成长的一方，我想获利率是14％。
＠一九八七年时，你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的管理团队。
对，我拥有一个由四位资深分析师兼经理人组成的团队。或许你还记得，当时你相当怀疑我能不能和他们共事，并且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但是我对于能够授权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而且我避免经管业务，把大部分业务交给他们，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放弃领导的职位。一九八七年时，我的书吸引了朱肯米勒，当时他是德瑞福斯公司的基金经理人，他看了我的书，来找我讨论，因为他发现这本书可以刺激他的心智。我们熟识后，我请他加入，他很忠诚，拒绝离开德瑞福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艰困的一年里，赚了很多钱，应该会得到很高的酬劳，在应付股市大崩盘方面，他做得比我好，但是到那年年底，他预期的酬劳落空，他觉得可以自由加入我的公司了，于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加入。
朱肯 米勒负责我们所说的宏观投资。我仍然是老板，但是我渐渐的不在公司里，因为我深深介入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东欧的事务。他做宏观决定，我在一九八七年初组成的团队负责选股。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到我在现场，这点多少妨碍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他相当懊恼，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但是，他觉得对我失望，他并没有隐藏这件事。因此在我变得极度涉入东欧事务时，我常常根本不在公司，让他全权负责，我们做了比较正式的排，不过，总之我对这一点有所谅解。然而这样对
他仍然大有帮助，在此之前，他很可能觉得只要他做得很好。他就是负责人，而一旦他做得不好就很可能不是主导者。他真正接管主导权后，我们发展出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就运作得很顺畅。就我教练的身分，他和其他的球员可以来找我，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我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从他们手里拿过球，亲自带球。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运作方法，我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比率，基金管理公司所获盈余的一半保留给管理团队，我负责分大饼。这一点又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意的是基金长期的整体绩效，他们承认我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良好的团队士气，我也负责公司整体策略，例如决定创立新基金，结束既有的基金，或是踏入新的业务领域。
＠你什么时候转成这种新角色？
一九八九年夏未，当时东欧的革命加速进行，我前面说过，我不能再每天继续管理基金，就决策而言，我不能够随时在场。结果这样做变成非常美妙的行动，我们连续三年有极为优异的绩效，在这个基金的历史上，这是另一段繁荣时期。
＠这三年是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年吗？
是的。
＠但是一九九四年的成绩并没有这么好。
一九九四年是基金成立以来第二差的一年，但是我们仍然设法赚到一些利润，经过连续三年的优异成效后，这样也不差了。在一个重大波动结束后，把一部分的成果还回去是很正常的，这次也是这样。但是与一九八二和八七两年的情形相比，这次吐回去的幅度小多了。一九九五年显然比一九九四年更困难，我们一开始就出现将近10％的亏损，但是我相信最后我们会领先群雄，我们的团队领导得人，又拥有基金成立以来最有深度的管理者，绝对没有一个基金可以像我们的基金一样，缔造这种成果，而没有高潮和低潮。
＠我听了量子基金的故事后，觉得对外人而言，看似一连串毫不中断的成功故事，其实是一系列的高低潮。你的记录惊人，在二十六年里，替股东缔造将近35%的年平均投资报酬率——这还是扣除了管理团队分得的利润后的成绩。一九六九年投资一千美元，如果红利可以再投资的话，现在应该成长到大约两百一十五万美元。但是，仔细一看，我可以发现好几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十年里，你和罗杰斯共同奋斗；接着是一九七九到八一年的盛衰期；然后是一段短暂的中断期，你把基金分成很多份，发包给其他经理人；接下来是即时实验期；随后是一九八七年大崩盘的另一个盛衰期；接着是朱肯 米勒负责控管的时期。
你说得完全正确。
＠基金的规模有没有成为问题呢？
有，这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就我们的环境来说，我们的规模太大了。我在一九八九年看出这个问题，决定开始把利润分给股东，我们也开始多元化，建立一个新兴市场基金，我们踏入不动产行业，也踏人工业投资。
＠那样是不是非常危险呢？看看施乐这类极为优异之至的成长公司，看他们多元化之后，发生了什么结果？
我承认其中有危险，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挑战，可以协助我们集中心智。如果我们不尝试调整做法，配合我们日增的规模，危险会更大。
＠你已经变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密切地注意你，这样会妨碍到你的行动自由吗？
会，的确会，有关我们的活动出现极多的流言蜚语，经常掩盖了我们的实际作为。我们的名声也带来一些好处，特别是在谈有关工业投资的事情时，但是，最大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吸引优秀的管理团队。我们还不准备寿终正寝，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够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不可能再重复第一个二十五年的优异成绩，真能这样，最后岂不是会拥有全世界的股票？我们也不能够再继续成长，变得更大。未来二十五年里，如果我们能够表现出过去二十五年的一半成绩，我就很满意了。
[ 本帖最后由 14001 于 2007-6-24 18:32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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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3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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