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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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美团点评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按照开盘价72.9港元计算，公司总市值约为4000亿港元（约合510亿美元），成为中国市值第四高的科技企业。

“感谢曾经的投资人以及今天及往后的投资人。”王兴在敲钟现场说。



作为美团点评的A轮投资人，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向美团点评发出了一封恭贺信，这也是他首次向上市的被投企业发信祝贺，信中表示：“这可能是我们十几年投资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经历百团、千团大战，O2O一拨拨企业的跌宕起伏后，美团不断拓展新的本地生活领域。”

红杉资本在2010年成为美团A轮融资的唯一投资方，并在公司后续的B、C、D轮融资和美团点评合并后的新公司融资中持续加码。截至美团上市前，红杉资本的持股比例为11.4368%。

其实，从红杉对美团点评的投资中可以看出，一旦看好项目，建立信任基础，便会持续多轮跟进投资是投资机构近年来的投资趋势。

多轮次持续跟进投资

根据投中集团CVSource的数据，美团曾先后进行了七轮融资。其中，公司在2017年10月以300亿美元的投后估值完成了约40亿美元的融资。

前述融资过程中，红杉资本是典型的多轮次持续跟进投资的代表。

王兴与红杉资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5年，这是王兴第一次接触到VC。当时他的校内网刚上线10天，就接到红杉团队陆勤超的电话邀约。

此后王兴创办饭否时曾与周逵有过交流。2010年美团网上线当周，收到了计越的短信，很快与孙谦见面并获得了投资。

“客观地说，美团当时有很多选择，但是王兴坚定地选择了我们。”沈南鹏感谢王兴在美团创立之初就选择了红杉。

美团B轮融资的时候曾经遇阻，甚至出现领投基金签完投资意向书后放弃的情况，红杉还是坚定加仓，完成了美团B轮的领投。

沈南鹏说：“在红杉的价值观里，作为投资机构，最可贵的就是雪中送炭，在困难时刻给予支持。”沈南鹏坚持加码投资美团，除了对美团的坚持看好，还有对王兴本人的信任：“王兴是少有的对野蛮生长的中国互联网格局有着清晰认知的思考者，是将思辨精神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最好的企业家之一，这或许也是美团不断越过山丘，获得更大成功的原因。”

重要投资人

王兴称红杉资本对美团来说是一家“非常坚定支持的投资人”。他曾公开表示，红杉是美团网和大众点评最重要的投资人，在两家企业的合并中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5年10月，美团和大众点评宣布合并。与中国市场上过往的互联网合并案不同，新的公司在合并之初实行了Co-CEO架构。

在对美团和大众点评两家公司的投资中，红杉均是被投企业的A轮投资人，且是当轮次的唯一投资方。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时，红杉是美团最大的机构投资人。

同样的重要作用还发生在美团对摩拜单车的收购案中。红杉资本在2016年投了摩拜的C轮融资，也参与了摩拜的后续多轮融资。

过去几年中，天使投资机构和VC投资机构持续跟进过往投资项目的案例屡见不鲜，也有很多VC机构成立了专门的中后期基金，参与到更成熟阶段、更大体量的项目投资中。

除了在美团的案例上，红杉资本在很多投资中均采用了持续多轮次投资的方式，这使得红杉在被投企业上市时仍持有大量公司股权，并通过项目的持续增长获益。

有受访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说，VC机构与过往被投项目之间有较好的基础信任，在看好项目长期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很快作出投资决策，即可以通过更大额度的参与获得更高绝对回报的可能，也可以通过更大的参与度推动行业资源整合的可能。

打破阶段边界

红杉资本曾在天使阶段投资了100多家初创企业，其中就包括美团点评、360和达达等。基金从这些早期项目中收获颇丰，也坚定了团队将投资阶段向更早期延伸的决定。

“早期投资是红杉的DNA，这使得我们往往能够成为高成长企业最早、最重要的投资人。”沈南鹏说。

今年6月，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宣布全面发力天使投资，在投资序列中单列“红杉种子基金”。这只种子基金的成立即在延续美团式的投资：在创业团队成立之初即支持企业成长，并在公司后续融资中持续进行投资跟进。

其实，投资机构在企业初创阶段即成为投资方，并在公司后续融资中持续跟进的投资思路已经为很多投资机构采用，市场上也已有一批VC机构成为创业团队创始投资人的案例出现。包括IDG资本、今日资本、德同资本等都有类似的操作。

德同资本创始合伙人邵俊在近期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曾介绍，团队已经将“早期卡位、持续加持”作为重要策略之一。

具体来说，德同在早期投资方面，在天使轮和Pre-A轮成为初创企业的投资方，并在后续多个轮次持续进行加持。以这一方式投出的项目包括影谱科技、鑫国动力、小电科技、微拍堂、联易融、辉锐光电等。

“德同在更早期进行投资布局，但并不是以天使基金的打法。我们主要还是为了在早期就进行卡位，而非以广撒网式的投资去博概率。”邵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谈到品牌VC持续跟进过往投资项目的选择，泰合资本创始合伙人郭如意分析称：“这些机构在投项目的过程中，其实还是偏谨慎的，更加倾向于中后期这些相对稳定的，或者说已经跑出来的proven leader（“已证明的市场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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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在丹姿集团二十周年盛典上，总裁张楚标提出了“全球智慧，极致美学”的全新战略，并规划了国际业务、单品牌店、彩妆3大战略性业务。

事实上，过去二十年，正是包括丹姿在内的本土日化企业崛起、市场复苏和消费者成熟的一个渐进过程。

磐缔资本创始合伙人王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现代日化行业的成长与特点主要是与品牌建设、渠道发展两方面变迁息息相关。“如当时宝洁的营销带动了一大批靠品牌广告推动的企业发展，如好迪、拉芳等；而到后续，随着渠道尤其是化妆品CS渠道的发展，促进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本土品牌发展，包括珀莱雅、丸美等当时业界四大金刚。”



梳理可以发现，中国本土日化品牌的发展也一路伴随国际日化巨头成长与突围。国际品牌在中国历经了水土不服、碾压本土品牌、遭遇本土品牌突围的阶段。

不过，王茁指出，中国品牌需要思考下一个十年的发展问题，否则有可能重演服装行业再次被动的局面。“随着跨境电商兴起、非特殊用途进口化妆品审批由4-6个月缩短至5天，跨国品牌尤其是高端产品进入中国更为便捷，这些品牌故事和品牌高度天生健全的国际品牌更适合电商和社群营销的内容需要。”

张楚标透露，截至目前，今年丹姿集团在线下已实现将近10%的增长，预计2018年全年可以实现20%左右的增长。同时，他也坦言，目前化妆品行业碰到增长瓶颈。一方面，线上红利消失，电商沦为传统渠道；另一方面，线下增长已触天花板，这都让品牌面临巨大挑战。

磐缔资本创始合伙人屈红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现在单纯靠做广告或者某一个渠道，品牌很难崛起。化妆品行业只有少数的几家企业在探索组织生态系统层面的变更，这次探索成功的企业，将有希望成为平台型企业。

广告为王

二十年前，大量外资品牌都将目光投向了潜力尚未完全开发的中国市场。凭借出众的品牌形象和海量的广告攻势，舶来品牌的先锋们俘获了热爱新鲜感与视觉刺激的消费者。

这一战术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外资品牌拥有充足的市场预算，更因为这是一套在海外久经考验的营销方法，包括基于市场研究形成的品牌规划、借助广告等渠道的创意表达和基于投入产出回报形成的媒介投放组合的经典三部曲。

宝洁、联合利华、强生、欧莱雅等巨头的广告战术，让中国本土护肤品的市场受到挤压，诸如霞飞、友谊、爱丽丝等上海品牌开始从市场上消退；但广东品牌好迪、拉芳、蒂花之秀、飘影等却因为“模仿”上述打法，得以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红极一时。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和各大省级电视台陆续上星，卫视空前繁荣，电视广告成为了最主流的推广和招商方式，靠着在电视台的广告等，宝洁迅速在中国打开知名度及销量，这也给当时一大批本土品牌企业上了一堂深刻的“广告营销”课。

其中，广东的很多本土品牌则将上述宝洁模式演绎成“广告开路、销售经权、产品快速走量流通”。采取明星广告、较低的价格、较高的利润空间和进入终端但无终端促销的做法，快速取得销售。

屈红林指出，在明星代言还未蔚然成风之际，广东这些本土企业依靠品牌辨识度极高的口语化广告语并配合“灌输式”洗脑宣传，的确能够影响消费者特别是经销商的购买/进货决策。

如好迪用李玟代言，一句“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诠释其大众定位。当时它的价格低于宝洁，利润空间却大过宝洁，重点盯住广大的二级市场，避开与宝洁的正面冲突。

目前已经上市的拉芳也迅速跟进，邀请陈德容做代言，提出“爱生活，爱拉芳”的口号，怎么看都有好迪的影子。渠道策略上更是如出一辙，完全就是好迪的翻版。两者在入市之初有着太多的相似和雷同，但靠着模仿与跟进，拉芳很快在广东与好迪平起平坐了。

“广告为王”的理念在同是1998年进军日化的隆力奇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2003年11月18日，隆力奇首次参加央视广告黄金段位竞标，并以1.4亿元拿走了全年六个单元的黄金广告时段，成为国内本土日化品牌的“标王”。此后2年，隆力奇几乎在每次的央视招标上都大出风头。

2001年，丹姿公司也开始投放电视广告，而且此后电视广告的投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迄今为止，在丹姿的品牌建设历程中，丹姿一共先后使用过包括李修贤、李玉倩、李若彤、陈芷菁、袁立、孙菲菲、安以轩、赵丽颖等众多影视明星进行产品代言。昔日小龙女李若彤“丹姿，印证美的标准！"这句经典电视广告语也让消费者记住了丹姿。

后续也有很多品牌都是沿袭好迪与拉芳的套路，但很多只是简单学样，并没有以品牌功能性诉求为主，没有找到品牌个性所在。

渠道崛起

彼时，配合广告策略，隆力奇采取以超低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从而带动回头顾客和其他产品的销售。在这个方针下，隆力奇推出的1元蛇油膏迅速占领了各大超市堆头，并以物超所值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但巅峰之后是漫长的滑坡。长期的低价策略，利润空间受挤压，品牌无法提升；跨国公司向低线市场不断渗透；渠道费用水涨船高，运营压力越来越大；自建队伍过于庞大，队伍管理问题屡屡发生；盲目扩张，先后推出隆力奇、雅妍、清欣3个品牌70余款单品，除花露水表现较好外，其洗发水产品基本特价倾销，其余产品完全失败。

2004年，虽然销售额还比较巨大，但隆力奇亏损已十分严重。此后，隆力奇欲求上市但困难重重。不得已，隆力奇开始收缩费用，加强效益考核，并将上百个办事处转成代理商。

然而这边刚转完市场，那边就接洽新的品牌，隆力奇多年以高额费用维系的渠道为他人做了嫁衣。2006年，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2008年，隆力奇转型店铺直销。

“隆力奇的挫折，让当时的本土品牌陷入了深思，大家都在开始思考品牌、渠道等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展。”王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彼时本土品牌都在积极探索。

丹姿品牌初创上市的一年多时间，主要是以流通、批发的商业模式在进行运作，后来，由于市场竞争和终端格局的悄然变化，丹姿品牌率先开始尝试完全终端业务模式的过渡和转型。

2008年，丹姿集团品牌战略全新的品牌形象系统新鲜出炉、时尚护肤系列全面上市、邀请新一代青春偶像安以轩为新护肤品一一“水密码”系列形象代言人，塑造了年轻、活力、时尚的品牌形象，同时也在积极布局CS渠道。

CS渠道是指日化产品在终端销售中的化妆品店、日化店、精品店系统所构成的销售终端网络系统。王茁介绍说，当时跨国品牌只习惯大品牌大广告的打法，也曾试水CS渠道，但由于产品折扣高、利润空间薄等原因导致发展情况不佳，很快就撤出了CS渠道。

其间，在渠道推动发展下甚至出现了当时本土品牌“四大金刚”：丸美、韩束、自然堂、美肤宝。

生态待改变

不过，近年来跨国品牌也逐渐开始转向CS渠道。如2018年2月，有报道称强生代理商撤离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卖场渠道，线下则转向母婴连锁店、CS渠道。

中国化妆品市场正经历的渠道变革中，CS渠道正逐渐显露出其重要性。天风证券针对化妆品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显著下降的渠道有2个，其中百货由26.1%下降至18.7%、超市&大卖场（通常称之为KA渠道）由34.1%下降至26.9%。

“而显著上升的渠道是电商和专卖店（通常称之为CS渠道），其中，电商渠道占比由5.2%提升至20.6%，而专卖店渠道由15.8%提升至18.2%。一二线城市，电商对于屈臣氏等专卖店渠道有一定分流，但在三四线城市像娇兰佳人、唐三彩等CS渠道，正呈现出积极的扩张与增长态势。”天风证券指出。

对于这样的发展态势，王茁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任何品牌如果只想依靠某一个单一渠道、大广告的形式是无法生存发展的。“媒体传播、受众和渠道都在发生巨变，媒体从单向输出到社交化传播，无法向以前一样利用单一电视台等渠道进行强制性输入品牌概念，统一的大众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电商、社交、网红共同建起了看不见的新渠道，而内容将成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键载体。”

在传统的品牌观念中，拥有越多的终端，品牌就能覆盖越广阔的市场，接触到越多的消费者。在转化率不发生大波动的前提下，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销量和营收。过去，无论是百货专柜还是自有门店，终端运营的核心能力在于提升周转率，让商品和现金流快速流动，一切以销售为导向。在消费者需求旺盛的当时，数量为王，效率第一的渠道战略的确成就了一大批品牌。

但市场风向的变化总是让人难以捉摸，曾经人流如织的商场和超市面临着客流枯竭的问题，而日益上涨的房租正侵蚀着经销商和渠道商的利润空间，新鲜血液的匮乏让整个渠道链条显得步履沉重。

这样的戏剧性转折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电商抢走了原本属于实体店的市场份额，并且让年轻人从此远离线下渠道，有人认为传统的促销模式和销售话术不能激发愈发理性的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彷徨，渠道的变迁令人扼腕。

实际上，包括张楚标在内的本土化妆品品牌掌门人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希望找到解决方案，赶上时代的节奏。

在丹姿集团副总裁张伟杰看来，十年前水密码刚推向市场的时候，许多品牌受益于大众媒体的发达，而伴随着新的消费理念、方式和人群的崛起，市场格局和品牌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新品牌，或者说是消费者期待的品牌，都和社交、电商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承载着连接新一代品牌与消费者这个重任的，就是各种形式的内容和社群。

据了解，为了应对这样的变化，水密码也做了多方面的布局，一方面，组建由年轻人构成的新媒体部门，挖掘新平台的潜力，以此为起点组建各种社群，支持集团CRM体系的不断完善，保证品牌与消费者在多元场景下的持续沟通；另一方面，积极与外部媒体资源进行结合，联合网红进行营销，搭建囊括预售、社交、引流属性的HI营销系统及新零售模式等。

而屈红林也认为，当前化妆品行业只有少数的几家企业在探索组织生态系统层面的变更，这次探索成功的企业，将有希望成为平台型企业，在关键细分市场诞生出众多的社群化品牌，并能引领经销商转型成为具备新零售能力及社群营销能力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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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全球新兴市场投资机构英联（Actis）宣布完成对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业务的收购。

根据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本次收购包括了20多人的专业团队和在中国、印度及韩国的七个投资项目，原渣打银行的房地产股本投资部亚洲主管Brian Chinappi会以合伙人的身份继续领导亚洲房地产业务。

这次收购意味着英联资本的房地产投资业务从非洲地区拓展到大中华、南亚、东南亚及韩国等地区和国家。

渣打银行在2017年度与超过20家潜在合作方进行了沟通，其中不乏多家全球大型PE机构。整个交易谈判由渣打银行、潜在合作方、渣打房地产股本投资团队共同参与。

“英联的投资主要是在新兴市场，这和我们团队过往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策略更为契合，他们在新兴市场的投资经验也让我们对交易的顺利完成更有信心。” 今年9月，在英联履新大中华及北亚主管的刘孝宁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披露了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及英联在亚洲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思路。



成立新基金收购资产包

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部的分拆工作历时18个月，项目交割准备工作从2018年初正式开始。

英联团队为收购渣打银行的房地产资本包成立了一只目标融资规模为超过6亿美元的亚洲房地产投资基金，其中部分用于收购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业务的七个投资项目。

“这些是我们多年来积累下来的portfolio（投资组合），我们希望投资团队和标的项目一起转到新的平台。我们在和所有潜在合作方沟通之前，就已经就此与银行达成共识。”刘孝宁透露。

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部门在2010年成立，由亚洲房地产业务主管Brian Chinappi、大中华及北亚主管刘孝宁和印度主管Ashish Singh共同领导。房地产部主要以渣打银行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过往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韩国。

2016年底，渣打银行制定了撤出直接投资业务的策略，公司方面表示将专注于拓展企业与私人客户业务，避免受直接投资业务业绩波动的影响。本次披露与英联的交易即是该策略的具体执行事项之一。

在资产包以外，英联获得的更重要资产是一只已经在亚洲地区耕耘八年时间的房地产投资团队。

刘孝宁介绍，前述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部三位合伙人同近20名投资部门成员从原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部悉数加入英联团队。

发力亚洲市场

英联亚洲房地产业务主管及合伙人Brian Chinappi表示：“英联作为在新兴市场最富经验的投资机构，其名声无可比拟。我们亚洲的团队、资产、投资策略和方向都与英联深度吻合，我们也一致深信亚洲将成为英联未来投资业务发展的重要区域。”

英联是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投资的全球PE投资机构，主要投资地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目前管理资产总额超过140亿美元。团队之前已在非洲地区展开房地产投资业务，成功地管理了三期基金，总投资规模接近10亿美元。

本次交易之前，英联在亚洲地区的投资主要在能源和私募投资领域，累计投资额超过30亿美元。亚洲房地产投资团队到位后，英联在亚洲房地产业务方面的投资将正式启动。

刘孝宁介绍，英联亚洲房地产投资团队将继续英联的新兴市场投资策略，投资目的地将继续专注于大中华、南亚、东南亚及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并不会参与到日本、澳洲等成熟市场的房地产投资业务。

前述英联为亚洲房地产业务成立的基金中，除却收购原来投资组合外，用于后续新项目的额度预期在接下来半年就会完成投资，预计在明年就需要设立新的基金。

“英联的即有基金出资人资源和基金品牌为基金募集带来一定优势，可以让团队专注于亚洲地产投资业务的更好增长。” 刘孝宁表示。

全球PE的亚洲布局

英联的首席投资官Andrew Newington将本次对渣打房地产投资业务的收购称为“天作之合”。

“亚洲的房地产可投资规模在全球的占比，预计会从2016年的28%，在2026年增加到35%，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区域。加上亚洲各国强大的经济和人口状况基础，产生出的房地产投资机会和环境必定非常可观。”Newington 分析说。

过去五年中，亚洲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全球PE基金和区域PE基金共同发力的重点领域。PE研究机构Preqin发布的亚洲房地产报告显示，亚洲地区的PE房地产投资从2013年开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2017年达到了270亿美元。

今年6月，黑石集团披露完成第二只机会型亚洲房地产基金和第一期亚洲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其中，新一期亚洲房地产基金的募资规模为71亿美元。

“基金的规模让我们能够灵活地把握各类机会，并能通过速度和规模的优势进行投资。”黑石房地产基金的全球联席主管 Ken Caplan在声明中称。

霸菱亚洲也在今年8月宣布完成新一期10亿美元亚洲房地产基金的募集。霸菱亚洲从2011年开始涉足亚洲房地产投资业务，早前管理的第一期亚洲房地产基金成立于2015年，基金规模为3.65亿美元，共投资了九个项目。

除黑石集团以外，凯雷集团、KKR、华平投资等全球PE机构均设有专门的亚洲房地产投资团队。

“PE机构做房地产投资的思路比较接近，不同点在于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比如，能够与被投项目更多分担开发或改造风险的基金将有可能分享到更多的投资收益。”刘孝宁表示，英联房地产投资团队愿意与开发商在项目开发、改造和运营上进行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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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21世纪经济报道携手Metathink根元咨询集团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品牌【金象奖】”活动复评会议于9月20日在上海复旦皇冠假日酒店隆重举行。

据悉“中国品牌【金象奖】”已连续举办十三届，本届评选活动广邀学术界、企业界、媒体界品牌权威专家担任评委工作，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综合考量了各个案例对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品牌建设行为的严谨性、创造性，品牌建设的成效，案例的借鉴和指导价值等多个方面，遴选出有指导意义的品牌建设实践案例及品牌整合营销案例。观企业之基因，习案例之精华，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共有46个年度优秀案例脱颖而出，共同角逐本年度荣耀奖项，其中排分最高的前6个案例，将入围年度总决赛，共同争夺金、银、铜年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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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齐会，智慧交锋。本次复评到场的评委们有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的学术专家教授;有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媒体视角的品牌观察者;有来自Metathink根元咨询集团及行业内在品牌建设领域享有专业声誉的品牌咨询与传播机构的创始人及领导者;还有TEDxGuangzhou首席策展人，他同时还为讲者演说作全程指导。会上各品牌管理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了紧张而激烈的案例陈述和答辩，精彩纷呈的品牌建设和整合营销案例，大量品牌故事与营销手段为大家带来了新的视角、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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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现场答辩的品牌管理者们均纷纷表示在新时代之下，新经济兴起和不断涌现新的商业模式让原有品牌建设的规律、品牌传播的路径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面对不同的消费场景和选择众多的品类，促进消费者选择的品牌符号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平面标记，而在碎片化的移动互联时代，品牌符号的创造早已超越平面和短平快的记忆营造。探索品牌价值管理新视角，如何构建能引起消费者共鸣的品牌成为了品牌管理者们的共识。
为此，被誉为是中国品牌界学术探讨与实践碰撞的思想盛会“中国品牌价值管理论坛”计划2018年10月25日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隆重召开。

该论坛是由《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国内顶尖高等院校、品牌战略咨询机构、品牌专家共同发起，致力于成为引领中国品牌价值管理理论及实践的推动力量。自2004年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四届。本届论坛将以“创变符号，塑形未来”为主题，寻找在新时代之下，商业模式的演进与品牌符号的演绎更替，共同探索品牌价值管理新视角。在快速迭代的纷繁市场中，以学术的视角与一线品牌操盘者进行深度对话——摸索中国优秀企业品牌成长的道路，探讨品牌创造与管理过程中的新趋势、新思想，以及新方法。

活动当天将举办的中国品牌「金象奖」年度总决赛竞演及颁奖典礼，也是年度最佳品牌建设案例实战交锋的擂台，是一场不容错过的年度品牌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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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有媒体报道称，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当天向各副会长单位下发《关于请提供商品房预售许可有关意见的紧急通知》，通知称，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已拟订了“关于商品房预售许可事项调整”的材料，并将于9月25日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

按照通知要求，广东省对预售制进行改革，降低预售制带来的高杠杆效应，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全面实施现售。通知同时建议，在一些城市逐步试点取消预售制度，对于新出让土地，逐步实行现售。

对于建议取消预售制度的原因，广东省住建厅拟订的相关材料提出，商品房预售制度存在导致工程烂尾、违法违规销售、交易不公平、房屋面积管理职能难以厘清、不平衡发展和低效率竞争等风险，建议降低预售制带来的高杠杆效应，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全面实施现售。

但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相关人士表示，向广东、湖北、四川等各地下发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全面实施现售征询意见情况并不属实。“没有，该情况并不属实，具体我们也在调查处理当中，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

据广东省房协相关人士表示，目前通知正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是否会正式发布还待最终意见的汇总和研究。

这一消息引发市场的广泛讨论，尽管尚无定论，但其实市场早就有类似的尝试。

2016年4月26日，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挂出一宗商住地块，该地块被确认为深圳市商品房现售试点项目。5月3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官微发布公告称，按照广东省住房建设厅开展商品房现售试点工作的有关要求，深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商品房预售制度改革。

作为首个启动预售制度的城市，深圳做出上述尝试后，又有不少城市传出取消预售制度的消息，但最终都未能证实。

但在楼市调控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广东省的这份征求意见稿仍被认为具有风向标意义。

中原地产指出，“商品房预售制度是房地产行业能够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过去几十年，预售制度的确加快了房地产企业的销售节奏，加快了房地产的建设量，同时也给房地产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但与此同时，预售制度也带来了大量的矛盾和纠纷。

该机构指出，短期看，如果取消预售制度，会带来供应量短期锐减的担忧，不利于平稳市场，房地产要进入现房销售必须要在房价平稳周期内，而且房地产市场已经基本进入存量时代。因此，短期内全面取消预售制度的可能性不大。

但中原地产表示，预售制度不宜“一刀切”式取消，但应该逐渐加大规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06682亿元。其中，定金及预收款35447亿元，占比33%。这部分资金来源正是由于预售制度所致。换言之，如果取消预售制度，房企三成以上的资金来源将受到影响。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则认为，取消预售制度符合楼市调控“去杠杆”的要求，是“房住不炒”的政策思路体现，同时也有助于回归房屋的居住属性。他认为，取消预售制度，有可能先以试点的形式进行尝试，然后再探讨全面取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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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科创先锋 之香港科创人才攻坚战

科创，即科技创新，早已是当下的热词。在湾区经济发展中，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科创更是实实在在的关键所在，新老问题并存，进展日新月异。即日起，大湾区观察版将不定期持续推出“”系列报道，关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湾区经济有关科创发展的一切问题，力图提供有价值的、兼具广度和地气的信息。

作为该系列的首个专题，同时也是上一期“香港人才争夺战”专题的延续，今天重点关注香港的科创人才“攻坚战”。 （辛灵）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创科香港基金会Hong Kong X科技创业平台主席沈南鹏在发言中指出，香港目前科创基础相对内地仍然比较薄弱，而从打造科创生态角度来看，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解决了人才问题，自然就会有科技综合能力和更新的创业商业模式诞生，香港就能够在科技创业中做出自己的特色来，并且在产业上有所突破。

科技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去年底，广东省官方印发《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如今，上述走廊范围延伸至港澳。今年8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随着上述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政策、规划的逐步落实，香港创立国际科创中心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而科创（同创科，指科技创新，下同）人才作为香港科创发展的基石，近年来也愈发受到重视。

香港发展科创还需突破哪些瓶颈？9月11日，创科香港基金会（Hong Kong X Foundation，下称“基金会”）在香港科技园举办了首期“X-PLAN创科超人团”毕业路演暨大湾区人才发展高层论坛，并发布了《创科发展，人才先行——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人才发展策略建议》白皮书（下称“白皮书”），集合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家、投资人、科创领域创业者为香港的科创人才发展策略“把脉问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席了该论坛并发言。

白皮书建议，香港以“智能时代的国际创科人才枢纽”定位，来获得更从容的发展空间，并以更有魄力的创新举措吸纳全球人才，从而释放科研及创新潜力。此前，2017年10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发布的首份施政报告提出，香港是“建立国际科研人才枢纽的首选之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现场综合采访以及翻阅白皮书了解到，过去数年，虽然香港在扶持科创和创业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香港的科创和创业环境也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科创人才供需矛盾、科创行业发展空间小、商业模式转化能力弱等依然是香港成为国际科创中心过程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四大因素导致香港科创人才不足

白皮书指出，目前香港发展科创面临着四方面的主要挑战。

首先，科创行业求才若渴，但科创人才供应（数量、能力）难以与之匹配。数量上的人才缺口主要体现在针对初中级技术岗位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员工；同时，创业团队也很难招到香港本地的高级工程师及技术综合能力强的“全端工程师”——以致不少初创公司反映“很难在香港搭建完整的技术团队”。

其次，能力不匹配的主要原因在于香港学校对学生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够。香港学生的学术表现虽好，但由于缺乏产业接触和实操经验，大部分毕业生对实际的业务场景了解甚少，需要创业企业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实战培训才能胜任工作；同时，毕业生通常只擅长某一个细分科技领域，而创业公司出于减少用人成本的考虑，更倾向于招募“一职多能”的人选。

再者，香港科创行业发展空间小、薪资低，难以吸引并留住优质人才。香港的优等学生仍普遍集中在金融、医学、法律等行业，理工科专业学生生源质量欠优，且毕业后转行普遍。原因主要在于择业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且薪酬及期权竞争力低，无论是与香港其他岗位比，还是与内地或硅谷同级别的技术岗位比，香港技术人才的薪酬水平都处于低位。

另外，香港的科技创业团队技术能力强但商业能力弱，导致产品的技术含量虽高，但商业拓展表现平平。香港创业团队以理工背景为主，商业常识与技能亟待提高，特别是商业洽谈及沟通技巧、商务拓展与资源对接、视野拓展、内地拓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日前在出席此次“X-PLAN”创科超人团毕业路演暨大湾区创科人才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香港有不少很好的大学，大学里也都有很好的跟创新科技相关的课程，但把学生培养出来后，如何让他们学以致用、人尽其才，是长期困扰香港科创发展的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香港在构建良好的科创生态体系、让整个城市的科创氛围更加浓厚等方面还需做出更多努力，才能让大学中更多优秀的年轻人自愿投入到科创领域中来。

借大湾区东风汇聚各界人才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无疑为香港解决上述困扰带来了崭新的机遇。林郑月娥在前述活动发言时指出：未来，香港不单能在粤港澳大湾区成立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也应该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一个汇聚各界人才的中心，使香港成为推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创科香港基金会、Hong Kong X科技创业平台主席沈南鹏在发言中指出，香港目前科创基础相对内地仍然比较薄弱，而从打造科创生态角度来看，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解决了人才问题，自然就会有科技综合能力和更新的创业商业模式诞生，香港就能够在科技创业中做出自己的特色来，并且在产业上有所突破。尤其是香港处于大湾区规划中的一部分，是大湾区中独特而重要的一员，能够让人才得到充分的发展、融合，整体的创新能力会大大释放出来。

为了扶持香港科创，中央已经出台了多项措施。包括让香港的科研机构、大学能直接申请中央科技研发基金的项目，让中央科研资金能够“过河”，中科院同意在香港成立分属机构，并将两个重要的研究所落户香港；在香港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两院院士联盟等。在刚刚过去的9月20日，国家科技部也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加强创新科技合作的安排》及《科学技术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关于开展联合资助研发项目的协议》，两地科创合作踏上新台阶。

为了吸引更多科创人才赴港，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新措施。例如科技专才培育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优化实习研究员计划以及为本地学生提供研究课程资助、研究院宿舍等措施。在配套方面，还推出了包括青年共享空间计划、为香港科学园投入100亿港元用于人才培训及人才公寓建设等。

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香港在发展科创方面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更容易聚集全球科技发展信息、科研能力强等，如果能跟大湾区内其它城市联手，必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湾区的建设，能够形成更好的集聚效应，为区域内的城市吸引到全球最顶尖的科研人才和最有经验的科技创业家。对于香港来说，这些人才能够优化我们的人才库，也可以带动本地人才的提升。” 查毅超表示，因此希望进一步畅通大湾区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动，增加城市间合作。

而以香港科技园为例，这里的企业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但香港超过一半的科研人员聚集在此，很多成功的创业团队都是混合团队，许多来自内地和外国的科创精英也都在此开展研发工作。“这从侧面反映出香港是全球包容性、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地区，也将是香港未来在大湾区中吸引人才的一个优势。”查毅超说。

创业者：盼香港人才政策更包容开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长期以来，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有限的科技技术载体等因素，也限制了香港留住科创人才的“能力”，构建完善的科创生态体系仍任重而道远。

从内地赴港创业的钱方QF Pay创始人兼CEO李英豪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最初他在香港创业的时候，仅是租一个周末使用的小办公室就要两千多港元，去铜锣湾一个普通的餐馆吃饭人均下来要100多块港币，加上其他开支，让创业者难以承受。

“全球各地来香港的人，包括本地人，要在香港创业，如果各种开支、房租、税务不能有很好的资金支持或者优惠，还是举步维艰。”李英豪指出，在内地很多城市已经在做人才公寓的配套，香港其实也可以跟进。“其实现在香港创业环境已经好了很多，例如有很多孵化计划等，但我更希望在创业时，能有基本温饱的保障，并且家庭问题也能得到妥善解决，创业者才能心无旁骛地投身到科研中。”

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裁尚海龙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相比提出“来了就是深圳人”、“只要努力，广州永远欢迎你”等口号的大湾区其它城市，香港的人才政策、吸引人才的理念还不够开放，“一个城市要包容失败，要容纳不同的人才有发展的舞台。我希望香港特区政府能给创客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尽可能多的场景、应用、机会。”他表示。

白皮书建议，香港应以“人才友好型城市”为前提，区别化打造智能时代的“国际创科人才枢纽”，继续保持自身在人才聚集、超级联络人方面的城市定位传统，在智能时代诸多城市力争“人才高地”之时，将自身愿景定位在“枢纽”而非“高地”上，以“枢纽”定位获得更从容的发展空间，以更有魄力的创新举措吸纳全球人才，释放科研及创新潜力。

同时为了解决香港科创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大湾区各城市的协作，共同完善好香港的科创生态体系。未来应当加强学校与产业届的伙伴关系。通过知识讲座、就业教育、业界导师计划、实习计划、联合研究等机制，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产业和技术前沿趋势，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要鼓励创业孵化平台等社会机构为科创团队提供更多弥补其商业能力短板、为他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能力建设和资源对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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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亮华（招商银行总行高级经理）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在GDP占比持续维持在8%左右，高于新世纪初前几年近4个百分点，也高于这几年美国、英国等金融强国1个百分点左右，更高于日本、德国等金融结构相似的经济体。现阶段中国无疑已成为全球金融大国，但众所周知金融发展水平其实并不高，离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行业的GDP占比为何如此之高，此问题需要正本清源，深入分析。

金融服务热潮的乱象对经济发展存在负面效应

无庸置疑，中国金融行业GDP增速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处于牌照垄断地位的金融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于一般工商业，非金融行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兴起了从事或开办金融服务的热潮。但在产融结合的持续冲动中，市场利率并没有因金融服务新主体的加入而下降，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获得融资难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通过调控释放的多数货币之水进入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常常被阻滞或阻断，相反多数从事金融服务的主体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的不良循环圈，即脱实向虚，甚至可以用自娱自乐来描述，特别是容易获得央行融资便利的大型金融机构，更乐于在同业间从事资金批发与零售游戏的套利交易。在创新表外业务的幌子下，在刚性兑付的幻觉中，资产管理、银行理财、同业交易存在杠杆过高、链条过长、关联过于复杂、结构无序镶嵌等乱象，非法集资屡禁不衰，P2P跑路和金融诈骗事件频发。

造成此类乱象的原因较多，如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低于金融投资回报，社会上存在对多种融资渠道的需求，规避表内金融活动监管开展基于非利息收入的表外金融活动创新，新技术、新业态、新机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等。

从金融行业形成的GDP占比过高的角度看，40年来GDP有向金融行业密集的走向，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中国金融市场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和货币超发现象，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占比自然高于许多发达经济体，在特殊的金融结构和发展条件下，经济过度金融化一说又似是而非。

1.中国社会融资中债务性融资占比高，股权融资和其他直接融资占比低，其中债务性融资中又以银行信贷为主，利息收入自然在金融服务收入中占比较高。

2.非银行信贷融资如金融理财、资产管理存在链条长，中间环节多，创新的金融服务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运营成本较高。

3.市场利率居高不下。债券形式的直接融资服务同样链条较长，难以较大降低总体成本。民间借贷、基于网络的直接融资的成本往往高于基础利率1倍以上，且许多筹资主体如缺少资金创业的民间主体、国企、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业对利率敏感度不高。

金融肿胀的内在原因

从经济货币化的角度看，中国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所需要的货币媒介屡屡创出历史峰值不足为奇，但M2/GDP超过3倍，在全球各经济体发展过程中并不常见，显然属于货币化过度，使得通胀预期长期存在，加之全社会投资热度持续高涨，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又不很通畅，市场利率居高不下。

中国宏观经济杠杆过高，经济增长的债务依赖度或货币密集度高，与美国次贷危机后刺激性投资计划和没有管住货币总闸门有关。过去以GDP论政绩，国民经济增速调控重视刺激内需，中央与地方通过举债扩大基建投资拉动内需增长，典型的事例是4万亿刺激和地方配套的10万亿跟进投资，而社会投资往往又缺少硬性预算约束，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地方显性与隐性债务快速增长，政府部门的杠杆增长过快。国有企业往往享有更多的融资便利，占用社会大量信贷资源，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总体不高，利息开支大造成盈利水平不高。由于房价周期性的持续上涨，居民的杠杆也持续增长，同时消耗大量的储蓄存款，造成银行信贷发放赖以依托的传统储蓄存款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在此过程中，仅承担着货币投入或流动性的渠道作用，在资本约束和宏观谨慎监管下，其表内信贷的杠杆一直稳定在资本监管许可的倍数之内。为开发非利息收入来源、维持业绩增长，在监管部门的默认之下，往往规避资本约束在表外投融资领域进行“灰色”创新，这部分金融活动才是助推其他部门杠杆率上升的“元凶”。持续近十年的货币信用过度投放，企业和地方债务增长太快，导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国民经济出现了结构性杠杆过高的问题，至今还有不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积重难返。

从经济证券化的角度看，中国股市总值/GDP不到0.8倍，近两年还存在下降的苗头。中国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不高，有些年份还周期性下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上市企业分红现象不普遍，经济证券（股票）化明显严重不足甚至倒退。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是债券市场打破了刚性兑付传统，不少企业债券到期无法兑付，地方债券或债务被逼展期。

社会各界都认识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的重要性，并投入了巨大的支持资源，但收效并不明显。这与整体诚信水平有待提升相关，引入信托契约机制可能是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应大力提高证券信息的披露透明度。

银行业目前财务成本压力大

银行信贷在融资结构中长期保持独大地位，银行业的营业收入也高于其他金融子行业，客观上存在银行业消耗和创造了过高的GDP比例的现象。如上所述这一现象与金融结构有关，也与金融牌照管制和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相关。在所有上市公司中，上市银行的利润连续几年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50%左右。在进入世界500强的前120名左右的中国企业创造的盈利中，入榜银行盈利所占比重也在一半左右。

利率水平的高企，导致债务性融资者的利息负担居高不下。存款者、自主或委托投资者、金融部门和其他相关服务部门均参加了利息收入的分配。但纵观全球金融服务行业，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在企业粗放经营、经济粗放增长及以税费为主的营商环境下，借款者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待较大提高。只批评作为放款者之一的银行，显然缺乏逻辑依据。

银行是一个合法通过资本杠杆经营金融风险的特殊服务行业，在法理上全球银行业的杠杆可高达12.5倍（按全球银行监管资本充足率为8%计算），这不包括不承担风险的表外资产负债业务部分，从而较好地履行作为资金的主要输血者肩负为经济主体提供债务融资服务的职责。

在经济持续探底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业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不良资产暴露的阶段。现在中国银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处于较低的不良率，背后付出了巨大的财务性成本。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结构性降杠杆和稳杠杆过程中，不宜再作为重点，相反中国股票市场和其他直接融资市场，应优先安排银行业的资本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服务，央行也应向谨慎经营的银行优先提供流动性支持，以便银行业更好发挥其资本杠杆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在10倍左右的表内信贷服务和自律的表外投融资服务。

解决金融业GDP占比过高的主要路径

一是敬畏金融，迭代解放思想。金融活动以风险管理为中心，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强调以安全性、流动性、盈利可持续性为原则，只有合格的经济主体才能从事金融服务。有必要严格金融立法和执法，治理、整顿、处罚金融乱象特别是违法行为。

二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创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近2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迈出了谨慎的步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需要强调的是扩大对民间的开放，让民企享有国有企业和外资的同等待遇。

三是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低息环境有利于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助力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确保再贷款工具、降低存款准备率能够将更多的货币信用投向实体经济部门。强化社会信用使用部门的预算约束，特别要提升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企业的利率敏感度。

四是培育分红意识，加大股权融资市场建设。在红利水平能够向社会平均或正常投资回报率收敛的情境下，投资者对股权投资才有合理的动力。在债转股、混改和PPP中，应激励分红行为。

五是鼓励合规的金融创新，提升经济主体融资的获得感。采用负面清单监管金融创新，包括新产品、新工具、新服务、新机构、新业态、新模式，对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财税支持。

六是改革企业经营体制机制，通过服务转型升级降低运营成本。除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强化履行社会责任外，增加金融科技投入，优化机器与员工组合配置，通过科技赋能提升金融低成本服务经济主体的能力。

七是监管能力要适配金融创新，前瞻性引导金融行为。中国已进入了金融强监管周期，应前瞻性地加强货币总闸门的管控，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和行为功能监管的协同。

此外，中国应平衡好金融与财政的关系，协调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真正加大减税幅度，同时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为经济主体提质增效创造低成本的营商环境。

综上所述，金融行业营收占GDP比例较高是中国当前金融结构、货币环境的必然现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开放迈出更大的步伐，货币更适度投放成为常态，通过优化金融结构、结构性降低一些部门的财务杠杆，将金融行业更多的利息收入转化为直接投资者的红利收入，持续优化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结构，金融业与其他产业，银行业与金融业之间的产值比例将更协调、发展水平会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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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都知道监管重点关注新财富评选，也专门发了文件要求规范评选期间的行为，但谁也没有想到新财富评选最终出现这样的局面。”一家中字头北京地区的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9月21日，30家券商在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联合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新财富分析师评选活动中出现的负面舆情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影响评选活动的严肃性、公平性和专业性，我公司决定退出参加新财富分析师评选，以维护证券分析师职业声誉和行业公信力。

在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的第十六个年头，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今年的评选刚开始便已经实质性结束，随后新财富方面也做出回应称，“鉴于突发原因，新财富决定暂停2018年度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投票。”

对于分析师行业而言，新财富评选的暂停意味着原有对分析师的评价体制或将发生变化，市场将重新寻找新的评价体系。

告别旧坐标系

近年来，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总伴随着许多负面新闻，分析师们为了拉票使出浑身解数，行业戏言一定程度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评选娱乐性已经压倒了专业性。

2018年第十六届新财富在9月如期拉开序幕，与以往相比今年的评选要低调很多，尤其是在评选开始之初，监管层已经释放了希望能够严肃评选的信号。

先是证监会在发布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要求各证券公司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公司工作人员的廉洁从业的监督管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随后9月3日，证券业协会发布《关于加强对证券分析师参加有关评选活动的管理的通知》，要求证券公司加强对证券分析师参加评选活动的管理，强化分析师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升证券分析师执业水平，共同维护分析师职业声誉。

实际上，2017年监管的高压已经有所体现，在2017年评选期间，监管层专门发文要求券商规范评选，与此同时，当年的投票周期大幅缩水，仅有不到1个月的周期，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杜绝分析师违规拉票等行为。

即便如此，今年的新财富在评选期间依旧未能躲过负面舆情，“方正证券分析师不雅视频事件”成为了直接导火索。“这次的负面事件影响这么大是新财富评选这些年负面形象持续累积的结果。”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券商的分析师认为。

最终在9月21日，开始投票不到一周的时间，第十六届新财富分析师评选暂停，参选的绝大部分券商齐声表态退出评选，而这对分析师行业来说或意味着将告别一个时代。

“我2013年入行做分析师，入行以来都一直以新财富作为职业目标，今年新财富停了，情绪上来说还是有些复杂。”沪上一家大型券商研究所的分析师9月21日晚间对记者表示。

2003年，创刊2年的《新财富》杂志想要根据国际上的分析师排名概念，做一份属于本土的分析师排名，初衷是让国内的机构投资者票选出国内最出色的分析师，在一段时间内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结果也被业界高度认可。

但随着市场发展，评选优化滞后，评选期间乱象频出，市场也再次开始了找寻分析师新评价体系之路，而今日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暂停将倒逼新标准的加速形成。

建立新评价体系

复盘近几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不难发现业界希望重新建立评价体系的诉求越发强烈。

首先是对于评选结果，市场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信任的情绪。

“很多分析师不能很好的维持水准，去年拿奖之后，今年推票的结果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一年一评的评价体系很短视，这也让分析师层面就希望追热点，而非踏实研究行业。”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告诉记者。

其次，一些券商已经开始陆续退出新财富评选或转投其他评选。

一些中小券商开始转向水晶球最佳分析师评选，其中一家在今年放弃参选新财富而转向水晶球的中小券商分析师9月20日告诉记者：“新财富的模式已经固化，中小券商很难突围，因此一些中小券商已经达成共识放弃新财富。”

不过，无论是新财富还是水晶球，评价模式没有根本变化，因此也有市场人士对水晶球最佳分析师评选能否顺利进行持有怀疑态度。

另外，如研究团队实力较强的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近两年都没有参选新财富，中信证券在2015年退出评选之后，其分析师团队便以个人名义参选，与此同时，公司内部也将考核方式彻底转变成为了佣金派点制度。

而没有参选新财富也并没有影响中信证券在买方的分仓，根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中信证券在公募基金佣金占用率为5%，排在所有券商的第二位，而险资方面，中信证券则排在了第一位。

记者了解到，在大多券商研究机构内，新财富的成绩已经被算做是一项常规绩效考核，但今年之后，这样的评价体系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类似中信证券佣金派点考核制度或成为一种选择。

“以后肯定就是谁能拉来更多的佣金谁说了算，这样的评价会更加直接，但中小券商的劣势就更大了。”前述中字头的券商分析师讲道。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评选暂停分析师在未来可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研究工作的主业上，另外对于分析师的考核周期应该更长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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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的将来，中国居民和企业的养老负担要减轻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9月19日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指出，中国政府正在研究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不仅要坚决落实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还要研究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



“下一步降低社保费率空间大的是养老保险。”9月20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保学会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谈到下一步的社保费率改革时说。

海通宏观报告估算，2017年全国各省总社保费率均值为38.8%，单位和个人缴纳的费率均值分别为28.4%和10.4%。但是五险缴纳社保费方面，比例最高的是养老缴费率，法定在28%（单位缴纳20%左右，个人缴纳8%左右）左右。

社保费率，一般是指个人和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占到了个人工资的比例。中国目前近40%的总社保费率在全球较高，因此，降低社保费率，首先可以降低养老缴费率。。

下一步社保费率有多大降低空间呢，不同的专家和机构部门结论不同。一般认为从目前总的社保费率4成左右降低到3成左右是可行的。但是具体到养老缴费率方面，降低6-10个点的观点比较多。

不过即便如此，降低社保费率到30%左右，企业负担仍不小，且仍难以解决中国老龄化加快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问题。

社保降费关键看养老保险

目前人社部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在进行分析测算，抓紧研究提出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

很多专家认为，考虑到过去多年各个分项的社保缴费率已经有所下调，未来下调空间大的还是在养老方面。

此前多次下调社保费率，主要是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有所变化。比如失业保险在2015年前单位和个人分别缴纳应缴社保费的2%、1%，目前分别为0.5%、小于0.5%。但是基本养老保险变化不大。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教授乔健指出，现在社保缴费关键是养老问题，为什么现在缴费率高，是因为过去国企职工等没有缴纳社保，需要靠现在工作的人来支付养老金，这方面显然使得企业和个人负担较重。“正确的办法还是要加快国企利润充实养老金。这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根据了解，下一步社保缴费率下调的空间不同的机构测算结果差异较大。

比如中金研报测算，广东（除深圳）、浙江和厦门的社保费率比全国标准低。以费率最高的养老金为例，上述三个地区的费率要比全国低6-8个百分点。因此全国社保缴费率改革后可以下降6-8%。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广东目前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14%左右，比全国低约6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广东、浙江等地的经验，全国企业养老缴费比例是可以降低6-8个百分点的。

但是大部分地区企业希望社保费率降低幅度更大。根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的调研显示，27.34%的企业认为社保费率应该下降8-10个百分点；22.34%的企业认为应该下降4-5个百分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建议，假定税务部门“坐实”绝大部分正规部门的缴费基数并增收万亿元社保费的前提下，养老保险总体缴费率可下调9个百分点，即（从28%（ 企业缴纳20%，个人缴纳8%）） 降至19%。

其中，职工个人养老缴费率从8%下调至6%，单位养老缴费率从20%左右下调至13%。美国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率为全额征收即按19%缴纳。

郑秉文专门指出，之所以考虑将总养老缴费率（从28%左右）下降至19%，而不是更低，主要是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在“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原则上，年度收支平衡中略有结余；二是降费率后等于目前合规缴费的企业“实实在在”地下降9个百分点，他们受益了，但制度减收了，为此要留有余地；三是要为未来留有一定余地，下降费率容易，上调费率很难，留有一定空间，待实际成熟时刻适时下调。

济南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的教授崔恒展指出，全国社保费率从四成左右降低到三成是可以的。不只是养老缴费率可以大幅降低，失业缴费率等也可以再降低。过去在失业保险方面，企业缴费率和个人缴费率从2%、1%，分别降低到0.5%、不高于0.5%，但是实际上居民缴纳失业保险后这方面资金支出不多，仍有下降空间。

“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即便社保费率降低到30%左右，对于企业负担仍不小。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显然光靠降低社保费率是难以大幅降低税费负担的，还需要有其他的包括金融等方面的支持。”他说。

全国社保费率如何统一

降低社保费率的一个前提是，各地社保费率是否要统一。

目前，全国各地的社保费率差异较大，且很多社保费率并未严格执行。从改革角度看，统一费率或将是长期趋势。但是这个改革仍需要谨慎进行，且不能太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保学会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指出，现在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先要将基数坐实，然后再降低税率。

但是坐实基数短期不能太快，“如果改革力度过大，节奏太快，容易使得政策不连续，对企业生产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政策还是稳一点好。”她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各地城市根据国家规定，一般养老缴纳基数是按照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60%、300%来缴纳。

但是很多城市农民工，以及中小企业以及个体户等，并没有按照社会平均工资40%的最低标准缴纳。原因是，其每月工资（税前和未缴纳社保费前）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比如月薪只有2500元，如果按照职工平均工资的40%缴纳，可能基数超过3000元，这样如果扣社保和公积金后，到手工资所剩无几。

甚至很多农民工和大学生刚工作时月薪只有4000元，再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40%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最后拿到手的只有2500元。

实际解决的办法是，很多地方给职工缴纳社保是按照最低工资作为基数缴纳的，这显然是不合规的。这部分企业比例不低，比如《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7》显示， 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4.1%。而要未来全国社保缴费率统一，以及按照合规比例缴纳，难度可想而知。

此前全国已经在推行各省的社保费率统一。人社部、财政部 2017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指出全省应执行统一的费率政策，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尚未统一的省份，要制定过渡措施，最迟2020年实现全省费率统一。

各地要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政策、待遇政策、基金使用、基金预算和经办管理实现“六统一”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

各地要按照国家规定，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基数和个人缴费基数核定办法，并健全工作机制，夯实缴费基数。在确定个人缴费上下限基数等参数时，目前尚未使用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要制定过渡措施，尽快实现统一。

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社保费率差距大，除了一个省内不同城市缴费水平不同，甚至一个城市的社保费率还有不同标准。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养老金全国统筹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情况下，全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社保费率。在统一社保费率基础上，可以更好测算降低社保费率。这可以量出为入，每年有预算，要付出去多少，预备储存多少，然后再确定比率。

“现在不少地方养老金不够用，不完全是缴费率不一样的问题。广东有大批外来人口，缴费资金就很多，但是支出主要是用于本省退休人员，所以养老资金富余多。但是人口净流出地方是养老金入不敷出。从这个角度来讲全国统筹才是公平的。全国统筹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事实上，全国要统一社保费率，还涉及更复杂的农村。

崔恒展指出，各地情况差别大，要统筹很难。不只是全国城镇职工社保统筹难，城乡社保统筹更难。因为各地城镇职工社保费率不一样，也没完全执行。而在农村完全是另外一个制度，比如养老就是按照每月缴纳100-1000元来定的，因此农村都没一个统一的社保费率。

他指出，各地社保费率差别大，可能改革后会有一个指导性的政策，设定某个区间社保费率来执行，这个社保费率比目前水平要下降，但是除了要争取各个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基数、以及降低的社保费率，如实缴纳社保费。

未来城乡社保实施统一的制度很重要。比如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如果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未来获益更大，因为等到退休时发养老金，一部分是自己积累的，还有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这个基础养老金每年随物价等上升。“因此农民工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后，每年的养老金是增加的，养老时分享了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福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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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在丹姿集团二十周年盛典上，总裁张楚标提出了“全球智慧，极致美学”的全新战略，并规划了国际业务、单品牌店、彩妆3大战略性业务。

事实上，过去二十年，正是包括丹姿在内的本土日化企业崛起、市场复苏和消费者成熟的一个渐进过程。

磐缔资本创始合伙人王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现代日化行业的成长与特点主要是与品牌建设、渠道发展两方面变迁息息相关。“如当时宝洁的营销带动了一大批靠品牌广告推动的企业发展，如好迪、拉芳等；而到后续，随着渠道尤其是化妆品CS渠道的发展，促进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本土品牌发展，包括珀莱雅、丸美等当时业界四大金刚。”



梳理可以发现，中国本土日化品牌的发展也一路伴随国际日化巨头成长与突围。国际品牌在中国历经了水土不服、碾压本土品牌、遭遇本土品牌突围的阶段。

不过，王茁指出，中国品牌需要思考下一个十年的发展问题，否则有可能重演服装行业再次被动的局面。“随着跨境电商兴起、非特殊用途进口化妆品审批由4-6个月缩短至5天，跨国品牌尤其是高端产品进入中国更为便捷，这些品牌故事和品牌高度天生健全的国际品牌更适合电商和社群营销的内容需要。”

张楚标透露，截至目前，今年丹姿集团在线下已实现将近10%的增长，预计2018年全年可以实现20%左右的增长。同时，他也坦言，目前化妆品行业碰到增长瓶颈。一方面，线上红利消失，电商沦为传统渠道；另一方面，线下增长已触天花板，这都让品牌面临巨大挑战。

磐缔资本创始合伙人屈红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现在单纯靠做广告或者某一个渠道，品牌很难崛起。化妆品行业只有少数的几家企业在探索组织生态系统层面的变更，这次探索成功的企业，将有希望成为平台型企业。

广告为王

二十年前，大量外资品牌都将目光投向了潜力尚未完全开发的中国市场。凭借出众的品牌形象和海量的广告攻势，舶来品牌的先锋们俘获了热爱新鲜感与视觉刺激的消费者。

这一战术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外资品牌拥有充足的市场预算，更因为这是一套在海外久经考验的营销方法，包括基于市场研究形成的品牌规划、借助广告等渠道的创意表达和基于投入产出回报形成的媒介投放组合的经典三部曲。

宝洁、联合利华、强生、欧莱雅等巨头的广告战术，让中国本土护肤品的市场受到挤压，诸如霞飞、友谊、爱丽丝等上海品牌开始从市场上消退；但广东品牌好迪、拉芳、蒂花之秀、飘影等却因为“模仿”上述打法，得以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红极一时。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和各大省级电视台陆续上星，卫视空前繁荣，电视广告成为了最主流的推广和招商方式，靠着在电视台的广告等，宝洁迅速在中国打开知名度及销量，这也给当时一大批本土品牌企业上了一堂深刻的“广告营销”课。

其中，广东的很多本土品牌则将上述宝洁模式演绎成“广告开路、销售经权、产品快速走量流通”。采取明星广告、较低的价格、较高的利润空间和进入终端但无终端促销的做法，快速取得销售。

屈红林指出，在明星代言还未蔚然成风之际，广东这些本土企业依靠品牌辨识度极高的口语化广告语并配合“灌输式”洗脑宣传，的确能够影响消费者特别是经销商的购买/进货决策。

如好迪用李玟代言，一句“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诠释其大众定位。当时它的价格低于宝洁，利润空间却大过宝洁，重点盯住广大的二级市场，避开与宝洁的正面冲突。

目前已经上市的拉芳也迅速跟进，邀请陈德容做代言，提出“爱生活，爱拉芳”的口号，怎么看都有好迪的影子。渠道策略上更是如出一辙，完全就是好迪的翻版。两者在入市之初有着太多的相似和雷同，但靠着模仿与跟进，拉芳很快在广东与好迪平起平坐了。

“广告为王”的理念在同是1998年进军日化的隆力奇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2003年11月18日，隆力奇首次参加央视广告黄金段位竞标，并以1.4亿元拿走了全年六个单元的黄金广告时段，成为国内本土日化品牌的“标王”。此后2年，隆力奇几乎在每次的央视招标上都大出风头。

2001年，丹姿公司也开始投放电视广告，而且此后电视广告的投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迄今为止，在丹姿的品牌建设历程中，丹姿一共先后使用过包括李修贤、李玉倩、李若彤、陈芷菁、袁立、孙菲菲、安以轩、赵丽颖等众多影视明星进行产品代言。昔日小龙女李若彤“丹姿，印证美的标准！"这句经典电视广告语也让消费者记住了丹姿。

后续也有很多品牌都是沿袭好迪与拉芳的套路，但很多只是简单学样，并没有以品牌功能性诉求为主，没有找到品牌个性所在。

渠道崛起

彼时，配合广告策略，隆力奇采取以超低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从而带动回头顾客和其他产品的销售。在这个方针下，隆力奇推出的1元蛇油膏迅速占领了各大超市堆头，并以物超所值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但巅峰之后是漫长的滑坡。长期的低价策略，利润空间受挤压，品牌无法提升；跨国公司向低线市场不断渗透；渠道费用水涨船高，运营压力越来越大；自建队伍过于庞大，队伍管理问题屡屡发生；盲目扩张，先后推出隆力奇、雅妍、清欣3个品牌70余款单品，除花露水表现较好外，其洗发水产品基本特价倾销，其余产品完全失败。

2004年，虽然销售额还比较巨大，但隆力奇亏损已十分严重。此后，隆力奇欲求上市但困难重重。不得已，隆力奇开始收缩费用，加强效益考核，并将上百个办事处转成代理商。

然而这边刚转完市场，那边就接洽新的品牌，隆力奇多年以高额费用维系的渠道为他人做了嫁衣。2006年，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2008年，隆力奇转型店铺直销。

“隆力奇的挫折，让当时的本土品牌陷入了深思，大家都在开始思考品牌、渠道等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展。”王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彼时本土品牌都在积极探索。

丹姿品牌初创上市的一年多时间，主要是以流通、批发的商业模式在进行运作，后来，由于市场竞争和终端格局的悄然变化，丹姿品牌率先开始尝试完全终端业务模式的过渡和转型。

2008年，丹姿集团品牌战略全新的品牌形象系统新鲜出炉、时尚护肤系列全面上市、邀请新一代青春偶像安以轩为新护肤品一一“水密码”系列形象代言人，塑造了年轻、活力、时尚的品牌形象，同时也在积极布局CS渠道。

CS渠道是指日化产品在终端销售中的化妆品店、日化店、精品店系统所构成的销售终端网络系统。王茁介绍说，当时跨国品牌只习惯大品牌大广告的打法，也曾试水CS渠道，但由于产品折扣高、利润空间薄等原因导致发展情况不佳，很快就撤出了CS渠道。

其间，在渠道推动发展下甚至出现了当时本土品牌“四大金刚”：丸美、韩束、自然堂、美肤宝。

生态待改变

不过，近年来跨国品牌也逐渐开始转向CS渠道。如2018年2月，有报道称强生代理商撤离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卖场渠道，线下则转向母婴连锁店、CS渠道。

中国化妆品市场正经历的渠道变革中，CS渠道正逐渐显露出其重要性。天风证券针对化妆品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显著下降的渠道有2个，其中百货由26.1%下降至18.7%、超市&大卖场（通常称之为KA渠道）由34.1%下降至26.9%。

“而显著上升的渠道是电商和专卖店（通常称之为CS渠道），其中，电商渠道占比由5.2%提升至20.6%，而专卖店渠道由15.8%提升至18.2%。一二线城市，电商对于屈臣氏等专卖店渠道有一定分流，但在三四线城市像娇兰佳人、唐三彩等CS渠道，正呈现出积极的扩张与增长态势。”天风证券指出。

对于这样的发展态势，王茁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任何品牌如果只想依靠某一个单一渠道、大广告的形式是无法生存发展的。“媒体传播、受众和渠道都在发生巨变，媒体从单向输出到社交化传播，无法向以前一样利用单一电视台等渠道进行强制性输入品牌概念，统一的大众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电商、社交、网红共同建起了看不见的新渠道，而内容将成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键载体。”

在传统的品牌观念中，拥有越多的终端，品牌就能覆盖越广阔的市场，接触到越多的消费者。在转化率不发生大波动的前提下，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销量和营收。过去，无论是百货专柜还是自有门店，终端运营的核心能力在于提升周转率，让商品和现金流快速流动，一切以销售为导向。在消费者需求旺盛的当时，数量为王，效率第一的渠道战略的确成就了一大批品牌。

但市场风向的变化总是让人难以捉摸，曾经人流如织的商场和超市面临着客流枯竭的问题，而日益上涨的房租正侵蚀着经销商和渠道商的利润空间，新鲜血液的匮乏让整个渠道链条显得步履沉重。

这样的戏剧性转折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电商抢走了原本属于实体店的市场份额，并且让年轻人从此远离线下渠道，有人认为传统的促销模式和销售话术不能激发愈发理性的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彷徨，渠道的变迁令人扼腕。

实际上，包括张楚标在内的本土化妆品品牌掌门人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希望找到解决方案，赶上时代的节奏。

在丹姿集团副总裁张伟杰看来，十年前水密码刚推向市场的时候，许多品牌受益于大众媒体的发达，而伴随着新的消费理念、方式和人群的崛起，市场格局和品牌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新品牌，或者说是消费者期待的品牌，都和社交、电商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承载着连接新一代品牌与消费者这个重任的，就是各种形式的内容和社群。

据了解，为了应对这样的变化，水密码也做了多方面的布局，一方面，组建由年轻人构成的新媒体部门，挖掘新平台的潜力，以此为起点组建各种社群，支持集团CRM体系的不断完善，保证品牌与消费者在多元场景下的持续沟通；另一方面，积极与外部媒体资源进行结合，联合网红进行营销，搭建囊括预售、社交、引流属性的HI营销系统及新零售模式等。

而屈红林也认为，当前化妆品行业只有少数的几家企业在探索组织生态系统层面的变更，这次探索成功的企业，将有希望成为平台型企业，在关键细分市场诞生出众多的社群化品牌，并能引领经销商转型成为具备新零售能力及社群营销能力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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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商品房质量问题频繁被曝光，凸显了行业仍然有待进一步规范的现实。但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保障房领域，类似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北京某房企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保障房领域的品质问题要比商品房更加突出。其中，除较为常见的质量问题外，保障房业主还经常面临居住品质问题，如奇葩户型、绿化缩水、容积率高等。作为承担住房保障功能的一个品类，各类保障房品质问题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于房企来说，保障房的利润微薄，部分保障房项目甚至是“赔本的生意”。这可能会导致房企很难真正把心思放在保障房上面。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往往要求商品房地块中配建一定规模的保障房地块，这使得保障房拉低项目的整体利润。为保证地块的整体收益，企业有可能会牺牲保障房的居住品质。

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合理的“借口”。业内人士认为，建设保障房是房企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要保证品质，不仅要求企业强化施工管理，更应端正态度，将其视为树立企业口碑的产品，而非一种“负担”。

质量问题不亚于商品房

前述房企人士指出，保障房的品质问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渗漏、裂缝、保温不佳、门窗关闭不严等等；另一类为居住品质问题，包括奇葩户型、绿化缩水、容积率高等等。在一些保障房项目中，这两类问题同时存在。

2012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两限房项目“同馨家园”被爆出质量问题，包括渗水、空心砖、烟道缺失等，在交房不足一个月时就多处返工。

2015年，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康经济适用房“泽佳苑”，交房入住不久，被爆出室内墙体和天花板出现裂缝、部分墙体墙面不在一个平面等问题。

2016年末，北京朝阳区东坝的保利首开丽湾家园计划于当年11月30日前交房，但因通水通气都未能达标，遭业主拒收。这也是北京第一批自主型商品房。

在除北京外的其他城市，也出现过保障房质量问题被曝光的案例。除此之外，一些保障房项目的户型设计、绿化情况、物业服务、容积率等问题也被业主投诉。

近年来，保障房项目居住品质问题引起了不少关注，其中以北京2017年爆发的“围栏门”为代表。

2017年，北京多个保障房小区的业主向开发商抗议，要求将围栏拆除，从而能够共享小区内的绿地和健身设施等公共资源。这些小区大多是“混住型”，即保障房和商品房项目在同一个小区中。但一些开发商用围栏或围墙将两类房屋隔开，保障房项目的业主就不能完全享受小区内的公共资源。

“围栏门”涉及多个项目，并曾引发业主之间的冲突。最终，政府部门介入，并按照项目规划审批时的原则性条款予以解决。但在这类小区中，保障房的居住环境仍然屡受业主诟病。

利润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盖保障房基本不挣钱，还经常亏钱，开发商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也很难真正花心思在上面。”前述房企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据悉，很多保障房品类的售价、租金都被限定，且普遍低于市场水平，这使得房企开发保障房的利润明显低于商品房。

从2009年开始，北京探索土地捆绑出让制度，在商品房地块的出让中，要求配建一定规模的保障房。随后，这项规则被其他城市所效仿。

这样一来，开发商开发整个项目的利润会被保障房“均摊”。有房企人士直言，保障房的价格相对确定，且往往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因此商品房的定价和销售情况，是决定项目盈利的关键因素。所以，在实际建设中，不仅商品房的户型设计、建筑水平、容积率等优于保障房，小区的绿地、景观、配套等资源都会向商品房倾斜，使用围栏将商品房和保障房隔开，也是让商品房业主“独享”资源的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在很多“混居”小区中，商品房和保障房还通常使用不同的推广案名，后期还使用不同的物业公司管理。

这一系列做法的目的就在于，使商品房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但客观上也牺牲了保障房的品质。

近年来，随着楼市调控力度的加强，土地出让中的附加条款愈加苛刻。这使得房企的盈利难度越来越大，从理论上讲，保障房项目有可能做出更大的“牺牲”。

如按照北京的“限房价、竞地价”规则，商品房用地的竞拍流程通常是：限房价——竞地价——地价达到最高上限——竞配建（保障房或自持商品房）面积——配建达到预设比例——竞高标准商品住宅建设方案。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不应成为房企的借口。建设保障房是房企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要保证品质，不仅要强化施工管理，更应端正态度，将其视为树立企业口碑的产品，而非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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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伦敦的佳士得拍卖行在全球十大城市设有拍卖中心，而上海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9月21日，佳士得上海迎来第六场秋拍。不同于一场拍卖就可达上亿美元成交额的纽约、伦敦，上海拍场的总成交额相对较低。2017年佳士得上海秋拍，在赵无极晚年巨作《24.12.2002–双联作》拍得3360万元的情况下，总成交额仍未能破亿，最终为9858万元人民币。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样的“小巧”体量，让佳士得能够更灵活地处理上海拍卖策略，做出更多创新之举。去年，佳士得“开创|上海（First Open）”单元首度推出“当代书房”专场，融艺术于生活。今年，佳士得上海又成为全球首个引入茅台拍卖专场的国际拍卖行。

佳士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佳士得全球拍卖当中，上海还是一个baby。我们会巩固核心拍品种类，然后再注入一些新的元素，作为一种创新尝试，不断在中国拓展。”

最终，本季佳士得上海秋拍总成交额达到1.47亿元，比去年增长约50%。其中，“当代书房”和西方艺术达到100%成交，赵无极作品《13.02.92》以3800万元（不含佣金）成交，成为佳士得设立上海拍场以来拍出的最高价作品。



定位东西融合

刘珺表示，自六年前首次在上海举行拍卖，佳士得已经制定了“东西交融与对话”的定位。

从拍品选择上而言，拥有东西方双重背景的艺术家尤其受到重视，其中又以“法兰西三剑客”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为首。今年佳士得上海带来的最重量级作品，即出现在“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上的赵无极巨幅作品《13.02.92》。在这件创作于1992年的作品中，赵无极致力于以抽象的形态表现自然本质，捕捉大自然转瞬即逝的瞬间，通过丰富的色彩层层叠加，反射出万丈光芒的自然意象。

“经过我们这两年在上海的市场培育，中国藏家其实对东方抽象绘画非常有兴趣。赵无极、朱德群他们都是在中国接受了传统绘画教育，然后去到西方，在法国受到后印象派、表现主义、抽象绘画的影响，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刘珺表示。

与之相对应，“开创|上海”今年推出了越南画家黎谱、梅忠恕等人的一批画作。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部专家及拍卖主管张丹丹表示：“越南地处中亚，本身与我们在文化上相近，审美上有共通性。这一波越南艺术家，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跟中国艺术家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梅忠恕、黎谱、武高谈他们都是从越南出发，然后到巴黎进行学习，开展了自己的创作之路。所以他们身上也能体现东西方绘画的融合，不同的是，他们在用色或者绘画主题上非常具有越南本土特色。”

虽然这批越南画家在中国内地的知名度远不及“法兰西三剑客”或是张大千、齐白石等大师，但张丹丹对越南画家的市场有信心。“在香港的拍卖中，越南或者说东南亚艺术家的市场其实一直都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也很可能是未来中国藏家的一个收藏方向。”

另一方面，中国藏家本身也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这也使得佳士得加大了在西方艺术上的投入，今年带来了安迪·沃霍尔的《花》、马克·夏加尔的《习作：旺斯之夜》，以及萨尔瓦多·达利的《超现实主义钢琴》雕塑等重量级作品。

刘珺介绍道，早些年在选择西方艺术拍品时，佳士得上海会挑选印象派、现代艺术、战后当代艺术中，中国藏家比较熟悉的艺术家的作品。这两年，随着中国藏家对西方艺术品的认知程度提升，佳士得开始不断扩展，甚至于挑战中国藏家的眼光，把以前他们不是特别熟悉的名字也介绍到上海的板块里来。比方说本季晚拍印象派的板块里，佳士得就带来了意大利艺术家乔治·德·基里科的《空旷的意大利广场》。

“西方艺术品市场在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早的起步阶段，所以我们要去培育市场。从公司角度来说，投入会更大，但是近几年的产出让我们觉得非常受到鼓舞。”刘珺表示，现在甚至有很多中国客户，从上海拍场入门西方艺术，然后到纽约、伦敦参加20世纪西方艺术的拍卖，甚至扩展到16、17世纪欧洲古典大师作品。

本次秋拍，佳士得上海也首次引入艺术研讨会，主题即为“西方艺术简史：欧洲现代主义”。研讨会将讲解现代西方艺术的开端，介绍西方艺术的众多流派，如野兽派、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

创新开拓市场

佳士得开设上海拍场以来，市场表现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起伏。从2013年至2016年，佳士得上海秋拍总成交额一直处于下降中，2016年仅7145万。2017年则受益于赵无极3360万元成交的《24.12.2002–双联作》，成交额上升35%至9858万元。

刘珺表示：“艺术市场有一定的周期性。我们在伦敦、纽约、香港的拍卖模型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基本上不会看到很大的起落。上海拍卖整个体量不大，如果有一件非常大师级的作品，金额一下就会有大的变化。”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佳士得团队也试图探索对中国藏家更有吸引力的拍品组合。因此，去年佳士得上海推出了“当代书房”专场，今年则推出茅台专场。

“当代书房”专场属于“开创|上海（First Open）”单元，First Open的模式起源于佳士得纽约拍场，其目的在于开拓市场，因此拍品以大艺术家小作与新锐艺术家作品为主，单件作品价格相对较低。

“当代书房”的出现源于佳士得“艺术生活化”的概念，其所有拍品都来自中国艺术家或设计师，少量书画之外，更多的是书案、桌椅、圆几等家具，功能性更强。张丹丹表示，“我们试图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人需求的空间，同时它也存在一些搭配，并不是完全仿古，或完全西式。”

刘珺认为，First Open的模式对于现在的上海拍场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培育更多中国本土的艺术家、设计师，培养出创新、高质量、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群体，使我们的拍品更多元化。First Open的成交额可能不那么高，但是它从战略上来说非常重要。”

首度推出茅台拍卖专场也算是创举。

为了这次茅台拍卖，佳士得做了充足的准备，包括与业界有经验、有声望的供应商合作。“我觉得这次的大部分买家应该还是在中国内地，但通过佳士得的全球图录，茅台也得以在国际平台崭露头角。”刘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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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在AI领域的多年布局，正在逐渐落地。

9月18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谷歌首次面向中国区举办了“AI 触手可及”主题论坛。Google 全球副总裁、工程研究员 Jay Yagnik透露了谷歌AI的原则，即益处惠及每个人的战略。该公司旨在通过 AI使应用程序和服务变得更有用，帮助企业和开发者运用 AI 进行创新，为研究人员提供工具和资源来解决在医疗健康、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难题。

此前火爆一时的谷歌“猜画小歌”产品经理Chris Tam也上台做了猜画小歌、谷歌助手、谷歌翻译的演示。无论是在人机互动，还是计算机视觉识别等领域，谷歌的AI都在加速向生活中渗透。

据悉，猜画小歌自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上百万用户使用，被AI猜中的画约为5亿张。在猜画小歌之外，谷歌还将这样的游戏用在了艺术与文化项目中。例如，用户只要画出一种物品，就可以匹配最接近的艺术作品。

此外，TensorFlow（谷歌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全球下载量达到1700万次，其中中国下载量约200万次。例如，美团点评通过使用 TensorFlow，对商家上传到网站的数亿张图像进行自动分类；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人员运用机器学习准确预测出了海平面的温度等等。

不难看出，谷歌AI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且集中在教育、艺术方面。

AI+社交

7月18日，猜画小歌作为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后，在短短数小时内就刷爆朋友圈，圈粉无数。“猜画小歌”更多以技术科普为导向，其前身隶属于“谷歌 AI 实验室”。

它的基本玩法是，玩家根据文字提示在手机屏幕上作画，然后Google AI通过笔画和形状来猜测玩家想表达的内容。如果20秒内画被AI猜中了，玩家就能进入下一轮，积累连胜次数。其原理是利用了感知智能，证明AI不仅是识别人脸，同时也可以认识和判断物体。

Google产品总监Andrew Bowers在会上同时宣布，猜画小歌游戏“好友同玩”功能今日也正式上线，允许用户邀请自己的微信好友一同对战，在90秒的时限里猜画。

同时，谷歌还在大会期间布置了快闪店，尽管其展示的是互联网，但仍然离不开社交网络为基础。Google Donut Shop在纽约曼哈顿站营业期间，吸引了不少Ins上的网红前来打卡，然后再通过他们迅速扩散给社交平台上的用户，进而在网络上爆红。

在微信小程序加上社交功能，其目的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用户参与其中。Andrew Bowers表示，开发“猜画小歌”小程序，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人机交互。利用Android、TensorFlow帮助全球开发者创造优质应用。

据TensorFlow中国区产品负责人、Google AI产品经理梁信屏介绍称，迄今为止，TensorFlow全球下载量达到1700万次，其中中国下载量占据200万次。中国很多的公司，如腾讯、阿里等公司都已经在部署TensorFlow。

AI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拓宽，在医疗、金融、教育以及其他行业，如今都加入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不过，Jay Yagnik也坦言，对于人工智能公司而言，推广人工智能还需要走三大方向：使应用和服务更有用、扶持创新及解决人类的巨大挑战。

加速落地

从谷歌在中国的多项活动来看，其仍然坚持“布道者”的角色。对于业务进展，以及中国区重返与否，都只字不提。

Jay Yagnik透露，对于谷歌而言，AI有七项原则：对社会有益；避免制造或加强不公平的偏见；建立并测试安全性；对人负责；融入隐私设计原则；坚持科学卓越的高标准；提供符合这些原则的用途。

Jay Yagnik认为，目前“避免制造或加强不公平的偏见”是最难实现的一点。的确，从技术使用的壁垒、受益人群上看，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更为普及。AI本是为各行提升效率，如果有人/环境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则违背AI发展目标。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还是开发人员为主要使用人群。从普及方面来讲，谷歌也向着轻便、易用方向延展，做到普及大众，让很多人体现到科技带来的魅力和变化。例如，语音搜索相关照片Google Photos、实时翻译软件Google Translate、图像识别软件Google Lens、猜画小歌小程序已经成为爆款。

公益、艺术成为谷歌AI的切入点。Google 艺术与文化项目巴黎实验室负责人 Laurent Gaveau分享了如何通过科技手段，让艺术文化遗产变得更容易被传播和欣赏，包括 31个博物馆的 6000 件中国艺术文化作品。“在 Google 艺术与文化项目实验室，我们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运用Google不同的科技，帮助合作伙伴实现振奋人心的创新。而 AI 正是创新的核心。”

不过，谷歌AI商业化还处于早期。国内人工智能行业也是方兴未艾。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Gartner和信通院联合编制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皮书指出，人工智能仍处于早期采用阶段，仅有4%的被调研企业已经投资并部署了AI技术。仍有许多技术拥堵在期望膨胀期，若要过渡到生产实施阶段，仍旧非常困难。

360集团副总裁、360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颜水成认为，算法的不完美性和对产品极致追求的冲突下，通过人机协同构建服务闭环、商业壁垒，从而实现协同智能是一条很好的解决路径。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取代人类，而是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让人类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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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只有24个人到访过月球，最后一次还要追溯到1972年。时隔46年之后，月球或将迎来第25位地球来客。

北京时间9月18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宣布，来自日本的企业家前泽友作（Yusaku Maezawa）将成为世界首位乘坐BFR（Big Falcon Rocket）运载火箭绕月飞行的私人乘客。



航天专家庞之浩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马斯克原来的计划是载人登陆火星，从研制的难度来看，这次的绕月旅行实际上是一个过渡。“这非常有必要，因为用BFR环月旅行的难度其实也非常大。但若这个无法实施，那更不用谈载人登火星了。”

庞之浩指出，SpaceX提出的太空旅行计划，看起来确实非常振奋人心，而且成功的话，将使其资金问题得以缓解。不过，要实施一个太空旅行，需要具备三要素，即技术、资金和时间表，但从SpaceX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环月旅行还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初步“计划”，未来马斯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星际公民”梦想

2016年的IAC（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BFR首次亮相。那一年，马斯克在IAC提出“让人类成为星际公民”，而BFR则是其实现这一梦想的载具。

据SpaceX官方介绍，BFR是基于Falcon 9和Falcon Heavy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它将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运载火箭，能够将人类运送到火星和太阳系中的其他目的地。

实际上，未来执行环月旅行任务的航天器，是由BFR火箭和BFS飞船组成。根据马斯克最新公布的细节，整个航天器（BFR+BFS）的高度为118米，其中BFS飞船高55米。

自2016年以来，BFR的设计方案已经更新了三版。在高度上，最初发布时是122米，去年变为106米，而这次则是118米。同时，BFS飞船也进行了明显的改动，其发动机数量在去年从9个改为6个，这次公布的则是7个；另外，BFS飞船底部的尾翼数量也改为3个，而不是之前渲染图中展示的2个。

马斯克称，这次的方案将是最终版本，不会再有太大的改型。目前，SpaceX正在洛杉矶港开发BFR。去年 12 月，SpaceX 在此搭建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占地约1858平方米，造价50万美元。

据悉，BFR方案的开发周期在18-24个月左右，但马斯克没有过多透露该项目的进展，只是18日当天，他向外界展示了SpaceX对猛禽发动机进行点火测试的画面。

不过，SpaceX总裁格温·肖特韦尔（Gwynne Shotwell）对外宣称，公司将在2019年末使用BFR进行短程飞行。若一切按计划进行，前泽友作将于2023年飞往月球。而在马斯克的计划下，BFR可以在2022年首次飞往火星，人类则最早可以在2024年飞往火星。

首位太空旅客

马斯克的太空旅行计划其实已经提出很久，但究竟能否如愿实施，以及谁愿意为之埋单，一直是外界颇为关注的焦点。

现在看来，43岁的日本企业家前泽友作成为了马斯克的第一位客人。前泽友作与马斯克一样，是一个对太空充满向往的人，他表示，自己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并向往月球。

但真的要实现环月旅行，光有梦想还不行，也必须承担得起高昂的旅行成本。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显示，前泽友作目前以29亿美元的资产排在日本富豪榜第12位，全球第799位。

前泽友作是日本最大的在线服装商城Zozotown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的人。去年，前泽友作以1.105亿美元的价格拍下了已故画家巴斯奇亚（Basquiat）创作的《无题》（Untitled），并创下美国国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所以，前泽友作对月球也充满了饱含艺术情怀的期待，他脑海中思考的是“如果Basquiat去过月球，那他画出来的画是什么样的”，“如果安迪沃霍尔、毕加索、香奈儿女士去过月球，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会多不一样”。

因此，他买下了BFR的所有座位，计划在2023年邀请6-8名艺术家一起飞向月球。前泽友作目前尚未确定这些艺术家的人选，但他已确定了几个艺术职业，包括画家、摄影师、音乐家、电影制作人、时尚设计师和建筑学家。

“跳票”可能性大？

天仪研究院副总裁陈险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SpaceX的载人环月计划，他认为2023年跳票的可能性非常大。当前放出这条新闻，更可以看做是一个宣传，而不是承诺。

陈险峰表示，乐观地看，环月飞行的技术难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它和阿波罗登月的难度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按阿波罗计划的程序，载人登月需要有登月舱进行月球软着陆，人员在月面进行考察和科学实验，月面起飞，再和环月轨道器汇合，返回地面。

而环月飞行，所需要的技术储备要简单得多，只是一台大推力多级火箭，完成精确的轨道控制，然后再加上返回控制等。以现在SpaceX的猎鹰9号的后续技术，加上龙飞船的多年研发，完全是可行的。

但是，陈险峰指出，载人航天所要求的高可靠性，SpaceX目前并不具备。并且这种可靠性的提升，对系统复杂性有质的影响。如果要在几年之内，使系统具备载人航天的要求，马斯克很可能必须转向传统航天系统工程的方向。

“毕竟这是多少次失败，甚至是血的教训得到的。从现在SpaceX火箭的成功率来看，还差得很远，这也意味着成本和时间的不可控。”陈险峰说。

庞之浩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马斯克新公布的BFR方案，并没有采用之前相对成熟的重型猎鹰火箭和龙飞船的方案，而新方案实施的难度非常大，2023年要想实施不太靠谱。

庞之浩称，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难度，要比从地球飞向月球大很多。因为月球回地球是第二宇宙速度，一般采用耗能减速的方式，所以返回的体积越小越好控制。而BFR飞船的体积如此大，更何况它不采用降落伞的降落方式，而是垂直降落，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

但是，对于SpaceX此前在航天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业内都非常认可。对比中国民营航天的发展，陈险峰坦言，离SpaceX还差得相当远。“火箭的研发呈井喷的态势，但大多还是低轨数百公斤级的小火箭。虽然卫星的研发在逐渐从微纳卫星向百公斤级甚至更大的小卫星扩展，返回控制技术也逐渐有公司开始涉及，但是，载人飞船要求的一系列技术，还完全没有储备。”

陈险峰表示，未来如果期待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的一系列技术上有所突破，还需要从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新技术的不断突破、成本不断降低、需求不断孵化几方面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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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优客工场&共享际创始人毛大庆在某论坛上表示，“在过去5年里，中国共享办公无论从面积、数量都呈现出12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200多个运营商、3700多个共享办公空间，收入规模已经超过200亿元。到2020年，联合办公的收入会突破4000亿元规模。”



如果以年代来划分，2013-2017年，这五年是国家的双创热潮、跨国企业进入以及初创企业对灵活办公空间的需求日益增加的时期；2017年，共享办公领域更是达到巅峰时期，据好租机构统计，4000多家初创企业获得风投金额总计超过300亿美元，众多的企业选择联合办公来节省开支，同时获得联合办公带来的其他收益。

规模激增的背后是玩家不断涌入，头部玩家早已步入生死游戏之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除了扩张规模，不少玩家已经开始寻求更长期的盈利增长点。

共享办公的“春天”

由于可以减轻企业运营成本，共享办公空间的客户范围正在变大。共享办公传统目标客户是初创企业和个人，但最近在新加坡和香港，完成的几项大宗共享空间租赁交易均来自大型企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初创公司加大型成熟企业的租户组合，将成为共享办公平台发展的新常态。

世邦魏理仕最新发布的《共享办公： 推动新型企业生态系统构建》报告显示，为构建更为灵活、创新的办公策略，亚太区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将目光转向共享空间，将第三方空间解决方案作为对其传统办公方式的有力补充。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入驻，共享空间逐渐成为促进大型跨国企业与中小初创企业租户交流、互动的高效平台，尤其在资源拓展、人才招募及业务创新等方面，一种新型企业生态悄然形成。

根据世邦魏理仕《2017年亚太区租户普查报告》，高达64%的受访跨国企业计划在2020年以前，引入第三方空间解决方案。他们看中的是，租赁共享办公空间可以降低租金及装修成本，并获得灵活的租期和面积。企业不必受制于固定、严格的租赁条款，能够根据业务规模的扩张或缩减灵活调整空间需求。此外，开放灵活的办公空间能更好地促进协作，构建创业创新氛围。

共享办公空间正逐步成为大型跨国企业和中小初创公司互动的创新平台。不同规模和性质的租户通过利用此平台在社群交互、业务开发、招商引资和空间使用等方面提供的一系列“附加价值”，构成了一种新型企业合作模式。初创公司能够利用成熟企业的规模和资源优势，寻求潜在合作伙伴，发掘业务拓展及合作机会，并获得平台提供的各类专业企业服务；而大型成熟企业也寻求通过这一平台为企业带来创新与变革的新动力，利用与初创公司的合作挖掘创新契机并吸引优秀人才。

“企业的不动产空间灵活化，大量企业雇主及创始人们在考虑，什么样的办公室能够呼应流动化、移动化和越来越灵活化的员工？所以灵动的空间比例在企业的不动产组合中的比例越来越多。将灵活的办公场地作为企业不动产的不可分割的组合，将是未来不容忽视的趋势。”优客工场&共享际创始人毛大庆表示，员工团队的变化，真正推动着各种各样企业不动产用途以及空间内容的变化，是共享办公最根本的存在原因。

DISTRII办伴合伙创始人兼北方区CEO丁士洋也发现，“中关村中其实很多企业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空间提供，能够让他们的员工有更好的办公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减轻企业除了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负担。”

寻求更多盈利点

9月19日，共享办公企业DISTRII办伴的旗舰产品——北京中关村悦莱大厦办公空间对外开放。据介绍，该空间前身为综合体，有商业、会所功能，改造的过程中，原先的内部建筑结构得以保留，但从空间布置及内容上已经有了调整与丰富。

“北京市不同区域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需求。我们认为，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新型的带有科技感的共享办公空间可能是最适合的。因此，我们最终把整个项目打造成带有一定科技感、智能化以及新型的共享办公空间。”丁士洋说。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赚取租金差的二房东模式并不能满足企业扩张需求，绝大部分共享办公空间都在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

“不管是共享办公还是长租公寓，如果仅仅依靠线下空间，其实利润点是租金差。但由于企业前期扩张投入量较大，如果项目出租率达不到一定要求，其实租金差还是倒挂的。所以，大家都能看到，在某个空间扩张初期，实现盈利其实很难。”丁士洋表示。

丁士洋透露，办伴科技的发展模式，其实分为线上和线下两方面。以线下办公为入口，同时借助线上部分解决与办公相关的一些功能，最终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线上线下结合成一个物联网，这是办伴的终极目标。

“从我们做物联网角度来说，我们是偏向于轻资产运营的公司。我们如果做物联网，线上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线下空间可能不是全部通过我们自己开。这有些像淘宝，也像连锁酒店的直营+加盟方式。”丁士洋说。

纳什空间合伙人史志隽表示，共享办公和传统的地产商、写字楼和运营商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招租即卖，房子出租或者卖掉，这个事情就结束了；而共享办公则不是，企业入驻是第一步，后面要提供一个全程的服务，企业入驻多少天，共享办公平台就要服务多少天。从长期来看，共享办公将会是管理费或者服务费的模式，租金的方式只会占一小部分，现在所谓的“二房东”模式，本身就是一个过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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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有媒体报道称，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当天向各副会长单位下发《关于请提供商品房预售许可有关意见的紧急通知》，通知称，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已拟订了“关于商品房预售许可事项调整”的材料，并将于9月25日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

按照通知要求，广东省对预售制进行改革，降低预售制带来的高杠杆效应，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全面实施现售。通知同时建议，在一些城市逐步试点取消预售制度，对于新出让土地，逐步实行现售。

对于建议取消预售制度的原因，广东省住建厅拟订的相关材料提出，商品房预售制度存在导致工程烂尾、违法违规销售、交易不公平、房屋面积管理职能难以厘清、不平衡发展和低效率竞争等风险，建议降低预售制带来的高杠杆效应，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全面实施现售。

但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相关人士表示，向广东、湖北、四川等各地下发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全面实施现售征询意见情况并不属实。“没有，该情况并不属实，具体我们也在调查处理当中，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

据广东省房协相关人士表示，目前通知正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是否会正式发布还待最终意见的汇总和研究。

这一消息引发市场的广泛讨论，尽管尚无定论，但其实市场早就有类似的尝试。

2016年4月26日，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挂出一宗商住地块，该地块被确认为深圳市商品房现售试点项目。5月3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官微发布公告称，按照广东省住房建设厅开展商品房现售试点工作的有关要求，深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商品房预售制度改革。

作为首个启动预售制度的城市，深圳做出上述尝试后，又有不少城市传出取消预售制度的消息，但最终都未能证实。

但在楼市调控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广东省的这份征求意见稿仍被认为具有风向标意义。

中原地产指出，“商品房预售制度是房地产行业能够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过去几十年，预售制度的确加快了房地产企业的销售节奏，加快了房地产的建设量，同时也给房地产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但与此同时，预售制度也带来了大量的矛盾和纠纷。

该机构指出，短期看，如果取消预售制度，会带来供应量短期锐减的担忧，不利于平稳市场，房地产要进入现房销售必须要在房价平稳周期内，而且房地产市场已经基本进入存量时代。因此，短期内全面取消预售制度的可能性不大。

但中原地产表示，预售制度不宜“一刀切”式取消，但应该逐渐加大规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06682亿元。其中，定金及预收款35447亿元，占比33%。这部分资金来源正是由于预售制度所致。换言之，如果取消预售制度，房企三成以上的资金来源将受到影响。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则认为，取消预售制度符合楼市调控“去杠杆”的要求，是“房住不炒”的政策思路体现，同时也有助于回归房屋的居住属性。他认为，取消预售制度，有可能先以试点的形式进行尝试，然后再探讨全面取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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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端、退出端两头的监管趋严，以及过去几年行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泡沫，今年对文化体育产业的创业项目来说，尤其是融资小年，项目融资金额和成交数量均有所下滑。这种情况下，文体创业公司如何调整融资、花钱节奏？投资机构又该如何布局？

近日在2018中国创业武林大会上，辰海资本合伙人陈悦天、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邵振兴等投资人，与悦跑圈联合创始人兼CEO梁峰、昆仑决COO潘杨等文体领域创业者进行了讨论。

资金端、资产端同时收紧

“去年初我们二期基金成立，主要做文娱领域的投资，去年一年投了十五个项目。但今年速度降了下来，我们优中选优，开年到现在就投了三个项目。”陈悦天说。

据了解，陈悦天所在的辰海资本成立于2015年8月，由他与来自景林资产、华映资本的陈尘、王维玮共同创办，目前管理两只人民币基金。陈悦天表示，辰海资本主要关注早期文娱和消费领域的投资，2015年至今投了五十个左右项目，其中一半以上在文娱领域。

对于投资速度放缓的原因，陈悦天解释称，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原因，投资机构普遍募资受到影响，所以资金端会有所收紧。另一方面，辰海所关注的领域在政策方面也有所收紧。资金端和资产端都收紧状态下，能够匹配出来的投资项目自然就少了。

“我们6月份之后看到一些现象，觉得可能是寒冬的信号。”他说，辰海资本有项目从4月份开始融资到上个月，正要完成融资签字的时候，有投资人因手上没钱决定不签了，这并不是单例。另外，很多去年找上门的项目今年又找过来，说公司估值可以不往上走，能不能按照上一轮投资人的价钱投资进来，帮忙撑一把。

“陈悦天碰到的事情在我们华盖层面其实也碰到过，不少投资机构可能都会感受比较深，最受关联的还是创业企业。”华盖资本文化基金主管合伙人陈春柳感慨说。今年许多投资机构都把钱袋子捂得更紧，投资项目的标准更高，为的就是让钱用得时间更长一些。这对创业企业拿钱、用钱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邵振兴表示，君联资本之前在文体领域做了比较完整的布局，视频仍是基金继续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视频领域，君联资本会更加看重头部真正有制作能力的团队。

“这些人我们接触下来发现，他们并没有受到所谓市场环境影响，因为他的产能本来就是比较紧张的。他永远是做不过来项目的状态，而不是项目去选择他。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现金流，不会有那么紧张的感觉。”他说。

创业公司开源节流

“体育领域的钱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不太好融了，我们在尽量多的想办法赚钱。”梁峰说。他表示，悦跑圈一直把自己标榜是体育公司而不是互联网公司，在市场营销跟推广方面其实并不是很花钱。公司去年接近盈亏平衡，今年估计会有近一千万的利润。

梁峰解释道悦跑圈自我造血的方法，一方面，公司只做能够赚钱的项目，以前能够盈亏打平做的项目现在都暂停了。另一方面，公司目前主要做B端项目。“B端的项目稍微慢一点，但是项目有稳定的收入和利润，一旦做好可复制性特别强。”他说。

“资本寒冬我的感触非常深，我们公司有咖啡厅，一线、二线基金的投资人都来喝过我们的咖啡，但今年人明显变少了。另外在我们拿到B+轮融资后，几乎后面所有类似项目没拿到过一分钱的融资。”潘杨说。

潘杨认同自我造血能力的重要性，并指出昆仑决也做了一些尝试。以前昆仑决做一场比赛几百人的团队来回飞，单场耗费七百万到一千万。“现在我们做了联盟式的尝试，做了俱乐部合伙人的联赛，我们出标准、系统、品牌，他们做赛事运营。这样我们可以一年做到三百多场比赛，而且成本下降，市场占有率上升。”潘杨说。

另外，昆仑决还与成熟的商业模式做对接。比如红树林集团在很多地方有旅游目的地项目落地，但是缺少产品。昆仑决把内容输出过去，然后进行收费，公司今年做了更多类似这样的尝试。

“我们算比较幸运的，今年3月底刚完成阿里领投，君联资本继续跟投的B+轮融资。在市场下行的趋势下，做了资金上的储备。”七幕人生CEO杨嘉敏说。据了解，七幕人生成立于2012年，主要做海外经典音乐剧版权引进、中文版制作以及运营。

杨嘉敏表示，七幕人生在所谓寒冬的市场环境下，也做了开源节流的举措。在开源方面，由于公司剧目的大部分观众为家庭观众，即家长带着孩子一块来看剧。于是团队尝试从家庭观众中获取少儿培训的用户，这个转化率比想象中要高。

“我们今年用大概十场线下《音乐之声》的演出，转化了三百个夏令营的孩子。这是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十场演出差不多收入就在三四百万，三百多个孩子夏令营也是三四百万的收入。而且我们是在原有演出的基础上做了增量，获客成本没有增加。”杨嘉敏说。夏令营结束后，团队还可以做游学营等更高客单价的产品。

据了解，七幕人生组建了少儿培训的事业部，为的就是把线下演出聚拢的观众群进一步做二次变现。另一方面，演出本身就是重运营的事，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七幕人生在梳理成本结构、精细化运营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

并购整合或成未来趋势

由于监管政策的收紧，文体项目退出方面这几年也受到较大挑战，投资机构和被投企业具体是如何考虑的？

陈悦天表示，辰海资本投资阶段较早，文娱企业成长过程中，在商业模式闭环能够跑通的情况下，有老股交易的机会。很多内容公司变大不是光靠自己，而是调整模式变成平台公司，最终自然而然走向上市。另外，有些文娱细分赛道的天花板比较低，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退出。

邵振兴认为，退出确实是创业者和投资人必须面对的一件事，但大家更应该把目光和精力放在如何挖掘和提升企业价值上。只要一家企业的价值能够显现出来，退出不是一件刻意为之的事情。

“国内现在的市场确实不是很好，这不仅仅针对文娱行业，其他行业也是一视同仁。而且我个人认为，监管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是利大于弊。在海外市场方面，还是要看市场的喜好，以及企业是不是处在准备好的状态。如果准备好就可以去尝试，没有必要犹豫去哪不去哪的问题。”他说。

邵振兴表示，并购整合重组也是不错的退出路径。“对投资人来讲，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只要能够变现就是可以的。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讲，的确这是未来摆在面前需要认真思考的命题。如果有时候1+1能够大于2，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呢？”

陈春柳也表示，很多文化企业创业初期其实是在做一件小而美的事情。因为文化产业更偏个性化，本身就有很多东西是细分的，创业公司在小而美的领域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最终因为规模的原因，这些企业或许很难走到资本市场。所以在整个大的文化产业中，并购整合是最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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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全球新兴市场投资机构英联（Actis）宣布完成对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业务的收购。

根据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本次收购包括了20多人的专业团队和在中国、印度及韩国的七个投资项目，原渣打银行的房地产股本投资部亚洲主管Brian Chinappi会以合伙人的身份继续领导亚洲房地产业务。

这次收购意味着英联资本的房地产投资业务从非洲地区拓展到大中华、南亚、东南亚及韩国等地区和国家。

渣打银行在2017年度与超过20家潜在合作方进行了沟通，其中不乏多家全球大型PE机构。整个交易谈判由渣打银行、潜在合作方、渣打房地产股本投资团队共同参与。

“英联的投资主要是在新兴市场，这和我们团队过往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策略更为契合，他们在新兴市场的投资经验也让我们对交易的顺利完成更有信心。” 今年9月，在英联履新大中华及北亚主管的刘孝宁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披露了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及英联在亚洲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思路。



成立新基金收购资产包

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部的分拆工作历时18个月，项目交割准备工作从2018年初正式开始。

英联团队为收购渣打银行的房地产资本包成立了一只目标融资规模为超过6亿美元的亚洲房地产投资基金，其中部分用于收购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业务的七个投资项目。

“这些是我们多年来积累下来的portfolio（投资组合），我们希望投资团队和标的项目一起转到新的平台。我们在和所有潜在合作方沟通之前，就已经就此与银行达成共识。”刘孝宁透露。

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部门在2010年成立，由亚洲房地产业务主管Brian Chinappi、大中华及北亚主管刘孝宁和印度主管Ashish Singh共同领导。房地产部主要以渣打银行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过往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韩国。

2016年底，渣打银行制定了撤出直接投资业务的策略，公司方面表示将专注于拓展企业与私人客户业务，避免受直接投资业务业绩波动的影响。本次披露与英联的交易即是该策略的具体执行事项之一。

在资产包以外，英联获得的更重要资产是一只已经在亚洲地区耕耘八年时间的房地产投资团队。

刘孝宁介绍，前述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部三位合伙人同近20名投资部门成员从原渣打银行亚洲房地产股本投资部悉数加入英联团队。

发力亚洲市场

英联亚洲房地产业务主管及合伙人Brian Chinappi表示：“英联作为在新兴市场最富经验的投资机构，其名声无可比拟。我们亚洲的团队、资产、投资策略和方向都与英联深度吻合，我们也一致深信亚洲将成为英联未来投资业务发展的重要区域。”

英联是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投资的全球PE投资机构，主要投资地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目前管理资产总额超过140亿美元。团队之前已在非洲地区展开房地产投资业务，成功地管理了三期基金，总投资规模接近10亿美元。

本次交易之前，英联在亚洲地区的投资主要在能源和私募投资领域，累计投资额超过30亿美元。亚洲房地产投资团队到位后，英联在亚洲房地产业务方面的投资将正式启动。

刘孝宁介绍，英联亚洲房地产投资团队将继续英联的新兴市场投资策略，投资目的地将继续专注于大中华、南亚、东南亚及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并不会参与到日本、澳洲等成熟市场的房地产投资业务。

前述英联为亚洲房地产业务成立的基金中，除却收购原来投资组合外，用于后续新项目的额度预期在接下来半年就会完成投资，预计在明年就需要设立新的基金。

“英联的即有基金出资人资源和基金品牌为基金募集带来一定优势，可以让团队专注于亚洲地产投资业务的更好增长。” 刘孝宁表示。

全球PE的亚洲布局

英联的首席投资官Andrew Newington将本次对渣打房地产投资业务的收购称为“天作之合”。

“亚洲的房地产可投资规模在全球的占比，预计会从2016年的28%，在2026年增加到35%，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区域。加上亚洲各国强大的经济和人口状况基础，产生出的房地产投资机会和环境必定非常可观。”Newington 分析说。

过去五年中，亚洲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全球PE基金和区域PE基金共同发力的重点领域。PE研究机构Preqin发布的亚洲房地产报告显示，亚洲地区的PE房地产投资从2013年开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2017年达到了270亿美元。

今年6月，黑石集团披露完成第二只机会型亚洲房地产基金和第一期亚洲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其中，新一期亚洲房地产基金的募资规模为71亿美元。

“基金的规模让我们能够灵活地把握各类机会，并能通过速度和规模的优势进行投资。”黑石房地产基金的全球联席主管 Ken Caplan在声明中称。

霸菱亚洲也在今年8月宣布完成新一期10亿美元亚洲房地产基金的募集。霸菱亚洲从2011年开始涉足亚洲房地产投资业务，早前管理的第一期亚洲房地产基金成立于2015年，基金规模为3.65亿美元，共投资了九个项目。

除黑石集团以外，凯雷集团、KKR、华平投资等全球PE机构均设有专门的亚洲房地产投资团队。

“PE机构做房地产投资的思路比较接近，不同点在于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比如，能够与被投项目更多分担开发或改造风险的基金将有可能分享到更多的投资收益。”刘孝宁表示，英联房地产投资团队愿意与开发商在项目开发、改造和运营上进行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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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亮的内部讲话，让所有地产人深思2018-09-22 17:15运营/万科/开发

最近，我朋友给了我一个PDF版本文件，是万科董事长郁亮最近在南方区域部门的一次讲话，时间是不久之前的9月11日
说实话这次发言的内容我看了很久，万科在这个时代感受到的困难以及未来选择做的事情有个非常坦诚真诚的交流，为什么说这样的交流很可贵，因为他面对的是公司内部，所以几乎都是掏心窝的话
我选择了几句让我比较有启发的话和大家分享，这些话我想很多地产人也值得思考
01
如果6300 亿回款目标没有达成，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停
郁亮在演讲的时候不仅一次的强调了活下去为目标，可以看出万科对整体房地产市场的悲观色彩，在2012年的时候万科曾经说过房地产进入白银时代，但当时仅仅是预测，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会真正到来，而且后来的两轮大牛市也让不少人调侃行情似乎一如既往的好
但是这一次郁亮很肯定的说市场的转折点来了。而这个转折点郁亮也强调并非是房地产的转折，而是整个时代社会都在改变。90年代的时候楼市整体调控刚好也出现明星偷税逃税的现象，如今也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万科会在今年对回款要求的这么严格，真如外界动荡的时候，才需要更多的在企业内部囤积好足够的子弹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对回款会上升到这样的程度，只要回款没完成，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停止，可能市场真的很差，可能是大公司越发的高处不甚寒
我们很多时候谈论开发商今年资金链紧张，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是对未来不确定的紧张，所以加快资金的回笼某种程度上是过好过冬的准备
02
我们中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2008 年的政策调控
这句话是郁亮一段过渡段落说的内容，但是我却看了很久。说实话2008年不少地产人也是经历过的，但是好像大家记得的都是后面4万亿的事情
从此以后地产人就养成了靠天吃饭的习惯
但4万亿发生在2008年年底，多少人还真真实实的记得2008年的上半年呢，整个市场客户完全真空的场景
就是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客户就突然没了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很让人焦虑和无奈，其实如今的市场和当时有点类似
我曾经说过，2008年最大的遗憾就是开发商吸取的教训还不够，因为后面市场又好了，很多专家开始学会了：保8，经济支柱，谨慎乐观的专业废话
四万亿救活了所有人，但是多少人发现，其实只有一家开发商在那个阶段重视产品线，那就是万科，万科的工业化、精装修以及产品系几乎都是在那个阶段里呈现出来的
那件事做不做在当时来看也没啥区别，因为行情好了什么房子都能卖，但是时间拉长就看出效果了
这一次，郁亮也同样强调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需要专注产品，需要强化性价比，在抢夺客户的时代，归根到底还是看你的产品
03
我们必须要对大规模、小概率、高风险事件保持敏感、确保可控。
郁亮提到一个法则，就是运营一家企业，100万单里出现3.4个次品率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非常好的业务管理水平，但是对于一些高风险事件，任何一次次品都不能接受
文章里提到了滴滴和碧桂园，可能一件事就会将一家企业给打趴
说实话其实我挺佩服郁亮说出这样的话的，因为一个企业大当家的运营公司久了，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客观，从而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少了其他辩证的思维
大公司后期犯的很多低级错误本质上也是这个原因
如今万科的产业链庞大之后，关于儿童教育，老年轻的护养，这些同样都是大规模小概率又高风险的事情，如果对待这些事情不能够低调、慎重，其实很难真正意义上把产业做大
郁亮提到一个标准：认真做好事情、心安踏实、不求出名，这个和当初王石说的不行贿，不拿地王差不多是一个调调，实在也接地气
04
我们需要开发业务来拉长有序增长的时间，来换得我们新业务发展的空间，来实现开发业务本质的调整
其实这句话我看的时候感觉还是比较拗口的，也尝试着去理解，如今的房地产企业大多在经历这样的阶段
最近大量的开发商都在改名字，把公司里的房地产三个字去掉，可以看出大家都希望可以多元化发展，同样万科也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本来比较庞大的地产产业以及衍生出来的新型产业到底如何协调共处，可能很多人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态度
说实话，大部分开发商做的新产业我个人觉得是做噱头，那些新型产业并没有实现独立运营的程度
但是万科不论做养老、做教育包括做商业，都有比较简单清晰的标准：第一，投入的赛道他不是为拿地做概念，也不是为住宅做溢价，自己需要实现产出，如果投入产出严重不匹配，在万科体系内要调整和淘汰的
第二，做了三年还没做成的业务，就不要再做。任何一个赛道都有倒计时时间点的，不会无止尽的投入，也不会无限的依附。而且从目前我观测来看，基本上不论是八爪鱼战略还是热带雨林战略，本质上都在3年左右时间有个比较好的投入产出比
为什么万科内部可以实现这样的机制，我想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万科之前的事业部调整计划，郁亮在演讲的时候说过一句，如何让团队持续有创造力，就是通过我们一些人的受损来换取更多人受益
一个团队一定是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的，所以万科通过体质让顶层员工适当受损的方式，反向推动中层员工更好的创造。虽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运营的，但是有这样的格局和视野，也难怪万科体系内一直保持着源源不断的创新
好了，以上就是郁亮这次演讲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其实郁亮说了很多，关于政策变化关于组织内部协调，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真有好房里看完整未删减版本，
相信你会有收获
最后用一句郁亮的话作为今天文章的收尾：我们一家企业没有问题、每个企业没有问题，中国就不会有问题。
只要每一个个体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点，这个世界也就美好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