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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12日，第十三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围绕“稳金融 · 稳经济”这一主题，分析当下银行业面临的形势，探索如何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寻找确定的投资机会，以及如何在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此次年会还聚焦中国金融市场中外资竞争与合作、金融与科技融合新生态、财富管理规范与转型等问题，共享行业前瞻。

本届年会邀请监管机构代表、众多权威专家、知名金融机构高层、实业企业家等财经人士齐聚一堂，共论金融竞争力。在21 世纪亚洲金融竞争力评选颁奖典礼上，京东数字科技CEO陈生强被评为 “2018 年度行业领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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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2006年的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指导、中国财经媒体领导者21世纪传媒主办，此前已成功举办十二届。为中国内地与亚洲各国/地区乃至欧美金融界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平台。
此次年会，围绕“稳金融 · 稳经济”这一主题，还探讨了金融科技的发展。如今，科技对金融的驱动作用早已不局限于前台营销获客，而是深度参与到金融业务中，在提升运营效率、提升客户体验及产品与服务创新等方面凸显价值。金融机构纷纷加大科技投入和资源倾斜，不断在体制机制方面创新。同时，金融科技公司依靠自身在技术、场景和数据资源的优势，与金融机构合作，共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体验。

在今年的京东数字科技全球探索者大会上，京东数字科技CEO陈生强就表示，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增长和科技创新的引擎，催生了继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计算机通讯革命之后的数字科技革命。金融科技所做的，是用数字科技助力金融行业的发展。同样的，数字科技也可以服务实体产业互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实体产业的发展，推动实体产业转型。

陈生强还表示，“单边”的互联网公司推动的产业互联网和传统的产业技术升级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产业数字化需要数字科技和产业的行业know-how无界深度融合，走一条“共建”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产业x科技”的乘数效应。产业数字化的市场足够大，共建与共生必然会成为主流的市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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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生强先生自2013年9月起担任京东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团队的组建及业务发展，带领京东金融集团在数字金融领域进行全面布局并开创B2B2C的金融科技服务模式，使得企业各项业务均高速增长并与京东集团实现协同，让公司的价值实现了最大化。2018年7月，京东金融签署B轮融资协议，投后估值1330亿元人民币。

在数字金融之外，陈生强先生还带领企业进入了全新的产业数字化服务领域，用数字科技连接金融和实体产业，助力产业提升互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价值。2018年11月，京东金融进行品牌升级，京东数字科技成为公司的母品牌。京东数字科技旗下包含京东金融、京东城市、京东农牧、京东钼媒、京东少东家等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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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寒冬之下，投资机构都把大量精力放到投后。除了资金，PE/VC投资人们如何更多为被投项目赋能？各头部机构有哪些主动案例可以与我们分享？

12月11日，在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创新资本年会”上，山行资本创始合伙人徐诗、至合资本创始合伙人毕士钧、基石资本合伙人陶涛、创世伙伴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周炜 、昆仲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王钧、加华资本合伙人苏文俊、诺承投资董事总经理曹龙等就投后增值、主动管理、与产业投资方的竞合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徐诗

山行资本徐诗：支持企业找人、找钱、定战略

山行资本是一家成立三年的机构。现在管理两只早期和成长期的基金，主要是专注于新消费。

我们主要围绕找人、找钱、定战略来为被投企业做深度的投后服务。优秀的CEO对战略有明确的判定，需要真正懂他、懂相应赛道的投资人进行深入的探讨；找人上，我们为项目介绍合作方、推荐“O”级的人员；找钱方面，我们与产业本就有深度的合作，不仅帮项目进行新一轮融资，也会在看好的赛道和项目上持续加注。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团队的管理水平、切赛道的精准度、进入的时点，都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健康的、合理的，那么帮助企业最重要的就是给他更多的钱、帮他找更多的钱。

被投项目之间形成的协同也非常重要。我们关注的汽车、教育、新零售都是协同性很强的行业，这些协同效应即体现在用户共享、技术复用、市场合作等多个方面。

除此之外，协同价值还体现在被投企业CEO在更多跨界整合学习中获得知识的升级和迭代。



毕士钧

至合资本毕士钧：投资管理不限于助力融资、上市

至合资本是2017年年底成立的新基金，主要投资方向包括消费、互联网、技术、教育等。

我们的团队最早在中信证券做了八年PE业务，之后到A股上市公司暴风影音做了四年“VC+二级市场”。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对投后管理有着自己的思考。

我们倡导的投后管理是一个全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帮助企业做融资、做上市。包括企业上市后，也可以用我们的资源来持续支持创业团队。

我们要辩证看待资本寒冬：对于人民币投资来说，大环境是寒冬；对于美元投资来说其实还好。

财务投资人和产业投资的区别很大。核心区别是，财务投资第一目的是赚钱，产业投资讲求业务协同、战略匹配。

从至合资本的策略上，我们希望能做成两点：

第一，继续发挥财务投资人的优势，以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更多的创业者在资本上少走一些弯路。我们在资本市场上是有发言权的，无论上市前还是上市后。

第二，我们希望在业务上、在战略上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一定不能是瞎指挥。投资人说的一定对么？不一定。投资人往往是把A项目的经验复制到B项目，但是环境不一样了、人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更需要大家一块探讨。



陶涛

基石资本陶涛：企业IPO上市是投后管理的新开始

基石资本目前管理的本金加投资收益的规模达到500亿，今年四季度刚刚完成了一组新基金的募集：一只50亿的智能制造基金、一只40亿的并购基金、一只8亿的文娱科技VC基金和一只2亿的天使基金。

四季度有三个被投企业IPO上市，两个在创业板，一个在香港主板。

投后管理的方式上，除了为企业推荐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也可以协助企业进行投资并购。

基石投资的“重仓”风格让我们在企业和LP等圈层都极具大量的战略资源，我们会考虑被投项目和哪一家合作能够产生效益、产生价值。包括在寒冬的时候，我们会将相关的战略资源和被投企业进行对接，甚至通过帮助企业进行并购的方式完成关键点的资源获取甚至战略转型。

我们认为企业上市之后是投后管理的新开始，比如，我们的团队曾经帮助被投企业在上市后完成多笔境内和境外收购，进行产品品类、业务门类的扩充，进而提高企业的价值、提高行业地位。

这也是基石资本一贯的打法，与我们投得少、投得重的策略有关。我们作为主要投资者，在企业上市以后长期持股，能够形成鲜明的产业闭环。



周炜

创世伙伴资本周炜：推动产业上下游企业合作

创世伙伴资本是刚刚一岁半的新基金，主要做TMT的早期投资。我们投的40家企业里面有10多家都是独角兽企业，不光是市值超10亿，而且是行业里绝对领先的企业。

其实我还不适应“存量资产管理”的说法。在我们眼中，被投企业不是我们的资产，而是我们的伙伴。

投资人给公司资金支持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他们以此获得相应的资源，因此用标准的钱能够获得的服务，比如招人，并不是我们投后服务的重点。

我们能够给被投企业提供的最大价值，是我们的经验，这才是钱买不到的价值。当然，在当前的环境下，帮助企业募资是比较重要的工作。

我们从来不在同一个模式、互相竞争的企业里面投两家公司，而是基于一个行业研究的基础，顺着产业链条选择两三个有价值的投资点，在这些投资点上选择最好的商业模式和最优秀的企业进行投资。

这些企业跟上下游创业企业之间有很多的支持，有我们在中间做协调的话，作为共同的投资人，这种信任是非常容易建立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也是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一件事。

只要他们都做得不错，就可以有天然的相互对接的潜力、相互之间的合作是很自然的。还是那句话，第一，你不能让它们互相打，是要合作的；第二个，如果选择的对象是优质的，他们的合作也能形成，再加上你的背书，这个事情就比较自然。



王钧

昆仲资本王钧：重要的是建立长期信任关系

昆仲资本的关注领域包括科技和教育，以早期投资为主，兼顾成长期投资。我们在过去四五年时间中投了100多个早期项目。

过几年再回头看2018年，这一定是教育产业标志性的一年：从2017年到2018年，到今天就是22家IPO了，这是在教育产业投资历史上IPO上市最猛的两年；不幸的是，这些企业中有19家跑输了指数，倒不一定是亏钱了，还是和今年的一些新政、法规有关。

从我的角度，投资和创业永远不能跟着政策走，一定得跟着市场走。只要合法合规，市场往哪儿走，投资就要往哪儿走。

我们在过去四五年时间中投了100多个早期项目，以A轮为主，80%是A轮领投。

早期投资不同于中后期，我们投进去的时候企业非但没有形成规模，而且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的人创业失败可能真的就是命不好。

作为早期投资人来讲，最重要的是看项目创始人的品质。曾经一个创业者做的项目死了，之后他把老股东都邀请过来，让我们投资了他的新项目。如果顺利的话，这家公司明年就能IPO上市。这是很让我们骄傲的经历。

和创业者建立一个长期的信任关系是重要的。这帮创业的人很难回到大公司，我们看到好的创业机会可以叫上他们、他们看到好的机会也会召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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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俊

加华资本苏文俊：增值服务成为投资“敲门砖”

我们只做消费品投资，目前管理规模150亿。早期投资了洽洽瓜子、加加酱油、来伊份，主要集中在食品饮料；去年投资了爱慕、东鹏特饮，今年年初投资了居然之家，开始围绕整个吃喝住行。

我们内部的投资标准是细分领域的前三名。消费品企业的现金流都很好，融资时的账面资金笔我们能投给他们的都多。因此很多企业家都问：“我这么赚钱，凭什么要你的钱？”

中国优秀的消费品企业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资本上的合作伙伴。我们提供的增值服务就是那块敲门砖。

我们通常作为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和企业家一起行动。投资后会给企业一整套解决方案，既有包括企业战略、股权激励、绩效考核在内的整套规范，也包括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并购。

专注在一个领域的投资，好处是被投企业之间可以生成生态圈，相互时间有很多交流。每位创始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专场，他们之间共同交流、相互激发，也能够提高我们基金在为企业赋能上的优势。



曹龙

诺承投资曹龙：市场竞争下VC/PE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投后主动管理能力

投资机构作为资产管理方，从投资进入到实现退出的持有期负有严格的资产管理和价值提升责任。而在2018年的行业形势之下，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退出途径不顺畅、投资行业整体持有期变长、项目方对投资机构的主动管理和价值提升要求增加，各种因素交集在一起，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或被动或主动地提高了自身投后管理方面的能力打造和体系建设。从各个机构的分享我们也能看到，各家的主动管理策略和方式是各有特点的。整体而言，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逐渐由资本套利进入到价值投资阶段，更为考验投资机构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重整能力，各头部投资机构在市场竞争压力之下也进一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投后主动管理能力，并由此定位自身的行业地位和品牌。我们期待着行业向前走，向上走，向好走，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积极创造价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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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错，容易步步错，去杠杆进程也是如此。”近期，一位国内金融机构宏观经济学家近期感慨说。

由于上世纪80年代企业与金融机构资源大举投向房地产，以致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自此，日本不得不启动艰辛的去杠杆进程。



“从去杠杆伊始，日本相关部门采取的方式就不正确。”近期，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美和卓近期向记者坦言，相比直接去除“毒瘤“，日本相关部门倾向先通过稳杠杆做法遏制房地产信贷坏账与低效益负债资产持续增加，再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推动房地产价格止跌回升，进而解决去杠杆阵痛与经济下行压力。

在她看来，此举适得其反。一方面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引发社会保障开支骤增的压力下，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财政失衡和政府债务问题雪上加霜，也提前透支了政府调控经济增速的能力；另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在去杠杆收效不明显情况下变得“小打小闹”，反而引发日元升值，加剧了通缩。

“日本去杠杆的失误，还表现在两个层面。” 美和卓进一步分析说：一是错失了最佳实施时间——没有在去杠杆初期下定决心清理金融机构（与企业）巨额房地产信贷坏账与低效益资产，给经济增长奠定扎实基础；二是财政金融政策偏离正确轨迹，原先这些政策主要是为缓解清理负面资产等外科手术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问题，但实际操作环节，却被用来规避清理负面资产的外科手术，导致政策收效不高的同时，也令日本政府在真正采取外科手术时失去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操作空间。

“这也是中国相关部门从去杠杆到稳杠杆过程需要引以为鉴之处。”上述国内金融机构宏观经济学家指出。毕竟，去杠杆方式的失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时间的低迷，有人称之为“失去的20年”，且其后遗症至今仍在影响日本经济复苏——大量企业为了偿还以往债务囤积大量现金，不愿启动新的投资。

“所幸的是，大量企业与个人为压缩自身债务规模而囤积大量现金，也令民间储蓄足以支付日本庞大的政府债务，让日本政府不大会陷入类似欧债危机的风波。”但他坦言，这份幸运不足以根治此前去杠杆失误所带来的后遗症。

“失误”探因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讨论如何去杠杆时，不少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开出的药方并不差。” 美和卓回忆说，当时给出的两大建议：一是清理负面资产，这相当于动“外科手术”，目的是快速压缩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大量房地产信贷坏账与低效益资产两大毒瘤，同时政府应加大向金融机构注资补充其资本实力，避免去毒瘤过程带来的信用收缩冲击；二是推进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缓解剥离不良贷款等外科手术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问题。

到了实际操作环节，这套去杠杆组合拳却很快偏离了既定轨道。

具体而言，日本相关部门担心大举清理负面资产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由此衍生大量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倒闭、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因此更寄希望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避免“外科手术”的实施，再辅以基于“稳杠杆”的负面资产修补方式解决去杠杆所衍生的各类经济问题。

于是，日本的去杠杆进程出现了跷跷板效应，一面是日本相关部门大力推动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加码基建投资建设，令企业与金融机构杠杆率不再下滑，反而出现一段时间的“稳定”，另一方面对清理负面资产显得“犹豫不决”。日本相关部门寄希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让经济不景气状况得到扭转，房地产价格就会止跌回升，大量房地产信贷坏账与低效益资产就变成“优质资产”，届时去杠杆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于是，在去杠杆大浪潮下，日本银行贷款余额反而持续增加，到1998年甚至达到历史峰值。

在一位熟悉日本经济发展的国内金融机构负责人看来，日本这项算盘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比如日本银行业坏账总额回调至20万亿日元，占整个1000万亿银行贷款余额的2%。但事实上，日本银行业需要处理的实际坏账额度高达140万亿日元，占银行贷款余额比重至少7%，原因是众多金融机构利用资本流动性宽松状况“赚利差”，将大量房地产信贷坏账从银行表内资产里“转移”出去。

以消费金融机构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大量日本资本进入这个领域，通过借新还旧等方式向众多收入不高的民众发放高额消费贷款，民众则将这笔资金用于偿还房地产债务。因此，银行房地产信贷坏账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当民众多头借贷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大量消费金融机构倒闭出清后，大量个人消费金融贷款坏账又回到银行体系（因为消费金融机构主要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日本银行业坏账压力进一步加大，令去杠杆难度骤增。

在他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日本金融机构的投机逐利驱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在去杠杆过程中没有对症下药——先全面清理负面资产，而是打算采取积极政策宽松货币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化腐朽为神奇”。

随着日本房地产价格持续回落导致信贷坏账与低效益资产不断增多，腾挪负面资产获利的游戏甚至越演越烈，最终给整个日本经济带来更沉重的坏账核销负担，触发长达20余年的经济持续低迷。

“20年经济低迷期之所以出现，还因为日本相关部门在去杠杆过程犯了两个重要失误，一是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支出骤增的压力下，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政策财政状况迅速恶化，提前透支了政府调控经济增长的操作空间，以至于2000年后日本开始回归正确去杠杆措施后，无力再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有效缓解清理负面资产所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问题；二是宽松货币政策在发现去杠杆效果不佳后变得缩手缩脚，反而引发日元汇率持续升值，进一步陷入通缩困局。”这位国内金融机构负责人指出。

至今不少日本金融机构经济学者依然认为，若当年日本政府肯下决心先忍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阵痛，毅然去除两大毒瘤，再施以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复苏，日本经济可能会更早走出“失去的20年”。

记者多方了解到，直到2000年后，日本相关部门转而强行向大型银行机构注资，要求他们认真清理巨额不良资产，甚至推动金融行业兼并重组压缩消化不良贷款，令去杠杆回归“正途”。

“不过，由于日本此前为了避免外科手术，消耗了大量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空间，当时他们已无力给予更强有力的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导致日本经济不得不再度过10余年低迷期，才逐步从去杠杆过程恢复元气。”他指出。

后遗症隐现
随着近年日本经济持续复苏，不少金融机构认为2012年面世的“安倍经济学”让日本经济完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去杠杆进程。

“事实上，这个认知可能是错误的。”美和卓向记者直言。当前日本经济依然受到此前错误去杠杆后遗症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多数日本企业更倾向囤积现金，缓慢偿还此前的债务，不大愿启动新投资，继续自身的去杠杆进程，导致近年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回落，令这些年日本经济依然生活在通缩阴影之下，且GDP增速不高。

在她看来，这倒逼日本政府最终祭出史无前例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是如此），进一步通过政府主导大规模基建投资替代民间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目前此举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一位国内金融机构宏观经济学家直言，当前金融市场正担心这些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新的负面冲击：一是为了缓解财政收支持续吃紧压力，日本政府此前调高了消费税，令存钱用来还债的日本民众消费热情进一步下滑；二是日本采取的负利率政策大幅削弱了当地银行业信贷获利能力，无形间加大金融市场风险。

影响已有体现，其结果是一旦日本经济出现新的衰退迹象，不少银行将因缺乏足够利润核销坏账骤增压力，或引发新一轮金融机构倒闭出清潮，加大日本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

日本相关部门对此也有所警觉。

11月中旬，日本央行发布最新金融系统报告称，金融业风险承担程度创下近三十年来新高。究其原因，一是众多日本银行持续增加地产投资、以及对中等风险借款人与信用风险偏高企业的贷款额度，但在负利率情况下，逾100家区域银行核心资本比率正逐渐下跌，难以赚取与风险相匹配的收益；二是受制国内信贷业务竞争激烈与需求增速不高，越来越多日本金融机构增加高风险的海外放贷，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可能因海外市场利率急剧上升而面临危险。

“事实上，当前日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海外放贷业务规模达到了自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资产泡沫破裂以来的高峰，因此日本金融监管部门日益担心，一旦这些海外放贷出现风险，会迫使日本银行业触发新一轮信贷坏账潮涌，不得不开启新一轮更艰难的去杠杆征途。” 这位国内金融机构宏观经济学家直言，这背后，还是上一轮去杠杆后遗症持续发酵，无形间影响着日本政府当前的金融财政政策实施方向。

在他看来，当前比较庆幸的是，尽管日本整个国家债务规模占GDP比重高达约240%，远超其他主要经济体，且债务削减前景在持续加码积极财政政策压力下相当黯淡，但多数全球大型金融机构并不认为日本会经历意大利、希腊等国家所遭遇的债务危机，原因是日本企业个人较高的储蓄率足以兑付庞大的政府债务。

“问题是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持续（导致日本人口趋于减少），居民储蓄率总有冲高回落的一刻，到时日本政府能否安然度过政府债务高企风波，变数就会增加。”他直言，这预示着此前去杠杆进程的各种失误，将会面临风险总爆发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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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极恐的上市公司被骗后果令人唏嘘，临近年末，这一话题可以从粤传媒讲起。

根据12月14日公告，粤传媒（002181.SZ）持有的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下称香榭丽）4835.16万元债权，以评估值198.88万元公开挂牌转让后，12月12日与广州互动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资产交易合同。

按挂牌受让价，此项债权的受偿率仅为4.11%。



虽然此举挽回小部分损失，但香榭丽诈骗一案给粤传媒带来的阴影仍挥之不去。

“二审还没有结果，香榭丽给公司造成的整个损失没有计算过，具体要看后续的公告。”粤传媒工作人员12月14日下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类似粤传媒被诈骗的案件，在A股市场并不鲜见。

并购陷阱频现

粤传媒与香榭丽“合同诈骗案”尘埃未定，宁波东力（002164.SZ）已紧随其后深陷并购合同诈骗。

按照2018年三季报，宁波东力前三季度业绩同比下降4796.91%，巨亏31.92亿元，并预计全年亏损32亿元至33亿元。宁波东力称，净利润急剧下降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下称年富供应链）历年财务造假和经营亏损、计提巨额坏账准备、全额计提商誉减值所致。

“年富供应链的董事长和总裁已经被公安抓了，重组前就已经造假了，公安和证监会还在调查当中。”宁波东力有关人士12月14日下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历史公告显示，宁波东力于2017年8月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年富供应链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3.6亿元的重大资产重组。是次交易，年富供应链100%股权作价21.6亿元，交易评估增值率为702.69%。据重组报告书，年富供应链2014年至2016年的净利润，分别为3880.8万元、9287.04万元和10871.05万元。

交易对方承诺，年富供应链2017年至2019年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分别不低2.2亿元、3.2亿元和4亿元。据宁波东力2017年年报，年富供应链2017年实现净利润 23077.37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22578.97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2.63%，其中并表后的2017年8月至12月实现净利润1.49亿元。

但不久情况就急转直下，宁波东力2017年半年报显示，年富供应链上半年亏损14.55亿元，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毛利率低，财务等费用高，造成经营亏损，还计提了历年财务造假导致的资产损益。

“年富供应链造假的时间比较长，目前可以预料到的损失已经全部计提，合计计提了30多个亿。”上述宁波东力有关人士表示。

问题还在于，宁波东力目前计提的30多亿元损失已经远高于其市值。

截至12月14日收盘，其总市值为20.8亿元。随着年富供应链造假案发，其未来业绩承诺补偿亦存在“后遗症”。

“年富供应链造假涉及方方面面，查起来没那么快，中介机构是否有责任也要等调查结果出来。”上述宁波东力有关人士称。

但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被诈骗的并非只有粤传媒和宁波东力，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粗略统计发现，2018年以来，至少有百花村（600721.SH）、超华科技（002288.SZ）、杰瑞股份（002353.SZ）、宜通世纪（300310.SZ）、康尼机电（603111.SH）等先后曝出同类问题，不仅给上市公司造成了损失并引发投资者索赔，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立案调查。

“上市公司重组并购被骗，一方面是被收购公司的造假手段确实很隐秘，另一方面也说明尽职调查做得不够好，如果中介机构没有尽到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友维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如果严格进行尽调，这些造假应该都可以在收购前发现。”

损失“糊涂账”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被诈骗此起彼伏，但泸州老窖（000568.SZ）2亿元存款和国民技术（300077.SZ）投入5亿元设立投资基金被骗余波未了，又有上市公司重蹈覆辙。

华闻传媒（000793.SZ）10月24日公告显示，公司核查发现参与设立的海南国文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在购买常州恒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包项目中，交易对方存在违约情况，并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有可能间接导致公司10亿元投资款无法收回。另外，公司投资的义乌商阜创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失联，该企业其他合伙人可能涉嫌挪用华闻传媒作为有限合伙人支付的投资款3.33亿元。

华闻传媒上述公告称，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华闻传媒今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仅为2294.6万元，此番被骗的投资款却达到13.33亿元。但时至今日，此事一直没有下文。

“目前还没有新消息，公安机关到现在还没立案。”华闻传媒工作人员12月14日下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此前，斯太尔（000760.SZ）公告称，其以自有资金1.3亿元购买“方正东亚天晟组合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1期产品，门槛收益率为 8%/年，存续满12个月后申请提前终止，但公司仅收到委托理财部分收益1040万元，理财本金和剩余收益未能收回，并且斯太尔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按约定对理财资金资进行投资。而斯太尔2015年至今年前三季度，只有2016年盈利4605.31万元，其余报告期皆亏损。

董事兼总经理燕飞、董事孙涛等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重庆市公安局拘留的华业资本（600240.SH），其9月28日公告称，公司现有应收账款存量规模为101.89亿元，全部为从转让方恒韵医药受让取得，但公司聘请的律师认为恒韵医药存在涉嫌伪造印章、虚构与医院的应收账款债权交易的可能，而北京、重庆两地警方均以合同诈骗受理此案件。

今年1月，深桑达A（000032.SZ）公告称，其将全资子公司深圳神彩物流有限公司以3620.14万元转让给关联方中电信息，但评估值低于前两次评估值，差异的原因主要为2017年1-10月净利润中含对涉嫌合同诈骗的不锈钢库存已计提减值准备6710.55万元，而这个损失还要大于深桑达A2016年6071.29万元的净利润。

索菱股份（002766.SZ）卷入的纠纷更是匪夷所思。

索菱股份12月14日公告称，其收到法院传票、起诉状等涉诉材料，因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索菱科技）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下称广东穗银）的商业保理纠纷，广东穗银将索菱股份列为第一被告，要求偿还已经在2018年10月8日到期的所欠应收账款1795万元及其利息。

索菱股份查阅的双方签字盖章的相关文件显示，此系索菱科技将对索菱股份的应收账款3000万元的债权转让予广东穗银，以获得2000万元的保理额度融资。

问题在于，索菱股份明确表示，公司未与索菱科技发生过交易，不存在对索菱科技负债，索菱科技也不存在对公司应收账款的债权。

索菱科技是索菱股份实际控制人肖行亦100%持股的公司，但若应收账款不存在，到底是谁在虚构？索菱科技为何不出面说明？

“我问过财务，确实没有这笔应收账款，现在先交给律师处理，暂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索菱股份相关人士12月14日傍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侵害中小股东

与索菱股份的“糊涂账”相对应，更多的上市公司成为了控股股东的鱼肉对象。“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都有公开承诺，采取瞒天过海的方式严重侵害上市公司的行为，是对广大中小投资实施明目张胆的诈骗。”一位证券研究员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

被控股股东坑得很惨的是ST冠福（002102.SZ）。

ST冠福在12月14日的公告中称，控股股东存在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活动。经核查，该违规事项产生的金额共计23.66亿元，这个数据相当于ST冠福12月14日收盘市值的一半。

对于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ST冠福直言：“控股股东擅自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情况下，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该等事项是控股股东绕过董事会，董监高毫不知情，且控股股东违规对外借款的款项全部没有进入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账户。”

由此，预计今年业绩同比上涨41.57%至76.96%至4亿元到5亿元的ST冠福，因控股股东违规事项未解决而从冠福股份变成ST冠福。

高升控股（000971.SZ）也是如此，其实控人韦氏家族占用资金1.82亿元、违规担保逾3亿元，除了今年11月底被深交所给予纪律处分，还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事实上，控股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利用上市公司进行担保的数额都比较大，如在今年10月底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ST中南（002445.SZ），截至6月底以ST中南名义对外开具且尚未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1.15亿元，为控股股东中南重工集团及其子公司、实控人陈少忠的担保累计金额约为9.8亿元，实控人占用公司资金3.15亿元，事件爆发后导致实控人变更。

同样变更实控人的ST升达（002259.SZ），其控股股东升达集团竟然擅自挪用ST升达1亿元资金，为其在华宝信托的股票质押补仓，并且将ST升达向新华信托申请的9500万元贷款全部占用。

据12月14日晚间公告，截至12月14日，未经ST升达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提供担保金额余额为16000万元；升达集团占用ST升达资金金额约93168.8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5.81%。

尤为典型的是南风股份（300004.SZ），其控股股东暨实控人杨泽文和杨子江、持股5%以上股东仇云龙、董秘王娜，今年皆曾被上海市公安局采取强制措施。而南风股份之前披露，原董事长、总经理杨子善冒用南风股份名义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的债务本金金额约3.8亿元。

更为吊诡的是，南风股份通过国家专利网站查询发现，控股子公司南方增材原持有的11项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在申请专利均已被变更登记至王军名下，而公司对此毫不知情。南风股份称，上述专利如无法索回，将会对南方增材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的研发进程及市场运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事亦属“内鬼”行为，南风股份公告直言，杨子善于2018年5月失联后，南方增材实际由原董事、总经理朱志宇负责经营管理，并且其掌管着南方增材的营业执照、公章等财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上市公司2018年以来出现被控股股东肆意侵害从而构成“诈骗”中小投资者的，还有西藏发展（000752.SZ）、*ST凯迪（000939.SZ）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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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晚间，中天金融(000540.SZ)公布《关于解除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和贵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司将从金世旗产投手中收回中天城投集团100%股权，同时解除与贵州天宸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此举意味着已经被置出的房地产业务将回归上市公司体内，从而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公告显示，虽然公司全力推进收购华夏人寿21%-25%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但结合目前进展，预计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公司将上述股权及资产出售后，剩余的金融业务虽然整体向好发展，但规模偏小。为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按照第二大股东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议，根据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要求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除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和贵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的函》的要求，经审慎研究后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拟解除与金世旗产投、贵州天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资产转让协议，收回相关股权及资产。

从贵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将已经置出的房地产业务收回确为明智之举，有利于增厚上市公司盈利，在保证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有利于推进华夏人寿股权收购事项。

保障股东利益，持续提升公司经营能力

近三年来，贵阳房地产市场发展整体向好，成交均价稳定上扬，土地市场活跃。2018年截至11月，贵阳商品房成交面积870.31万方，成交均价10478元/㎡，同比增长32.4%，连续3年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复合增长率超过19%。土地市场方面，2018年贵阳土地市场成交活跃，全国品牌开发商云集，尤其是观山湖区、白云区成为市场供求热点区域。截至目前，中天城投战略土地储备面积逾万亩。随着贵阳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向好，公司优质、丰富的战略土地储备为未来地产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伴随着整个区域市场的稳定向好，公司业绩也定会有长足的增长。

中天城投以“全周期城市建设及运营专家”为定位，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聚焦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联动旗下地产、文旅、商业、市政、物业、教育、体育七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力，开展优质的全周期管理运营，逐步确立了独特的行业竞争优势。2016年，中天城投获“全国十大城市运营商”称号;2017年，获得 “中国特色地产运营优秀企业——城市化管理”称号。在其标杆项目中，中天·未来方舟为国家住建部首批8个“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之一;贵州金融城是贵州省“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并被全国财经类媒体评为“中国金融第四城”。中天城投连续三年入选“《财富》中国500强”，并获评 “中国房地产百强”、“西南房地产品牌十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经城市发展特别贡献企业”、“2018年度绿色建筑品牌典范”等荣誉。

一位资深房地产人士评论道：“中天此举经过了多方考虑和协商，这需要上市公司有决策的勇气和担当。从当前情况来看，作为公众公司最重要的还是确保公司有可持续经营的业务，保持健康的融资能力，以此实现经营的稳定性，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中天金融表示，房地产业务收回上市公司体内有利于保障投资者利益，同时也为日后战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履行社会责任，助力贵州三大战略实施

作为扎根贵州40年的公司，中天金融成长的每一步都与贵州同步。近年来，贵州GDP增速以两位数的增长水平超越了全国多数省市，但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贵州表现得特别明显，贵州依然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天金融积极参与贵州省决胜脱贫攻坚伟大战略，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2007年至今，中天金融总计捐资、捐赠、捐建约30亿元。

2018年以来，中天金融在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累积投入资金近2亿元，通过“三三三”精准脱贫模式帮助当地村民发展农业和旅游业，已经带动全村5400人脱贫致富。2018年6月，“中天金融集团帮扶团结村”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样板被写入《**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发起总攻夺取全胜的决定》。

中天金融集团旗下中融人寿，为团结村全体村民连续捐赠了团体意外保险，总保额由2017年的1.9亿提高到今年的3.2亿，为村民脱贫致富保驾护航。中天国富证券与镇宁县、紫云县、关岭县、安顺市、台江县、赫章县等贫困地区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对石阡县河坝场镇普兴村、织金县熊家场镇、遵义市团结村等地进行了帮扶，扶贫总支出1.15亿元。友山基金则以产业扶贫投资基金为抓手，在贫困地区发行了8只产业基金，管理规模84.295亿元，完成了台江、丹寨等多个道路改造工程、污水处理等项目投资。

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中天金融将继续更好地服务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将继续以向阳而生向上生长的昂扬力量，为股东和全社会不断创造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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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2018年初就办理了内退手续，但对蔡建平来说，还远未到彻底离开岗位的时候。

1982年1月，20岁的蔡建平从江苏南通，坐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南京，接替父亲在工厂的岗位。此后，他的一生和一家就给了梅山钢铁。

由此再上溯到1968年，蔡建平的父亲响应国家“支内”号召，从上海来到南京，遵照周恩来总理“要早日把钢铁抢出来”的指示，作为第一批员工参加了“梅山会战”。

这就是新中国钢铁史上的“9424”工程——1969年4月24日，原九四二四厂工程指挥部（梅山原名）成立，位于长江南京段边上的梅山钢铁成为了上海的钢铁原料基地。1998年，梅钢成为了宝钢集团的下属企业。

如今，历经半个世纪后，梅山钢铁近乎完成了它的使命。2018年11月底，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以下称“宝武”）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南京市人民政府、盐城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中国宝武梅钢区产业转移和转型发展，推动钢铁产业向江苏沿海转移。

根据协议，梅山钢铁将用10年时间完成多重功能的彻底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宝武在黄海之畔即将新建一座2000万吨级规模的精品钢项目。

蔡建平说，他很想从长江到黄海，去看看这个新基地。他一直努力想象这个集成行业最新高科技现代化的钢铁厂会是什么样子。

梅钢的搬迁，将形成多赢格局。“梅山是小支点、大战略，关系到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国家战略，关系到沪宁合作，关系到南京城市功能的转型升级，大有可为。”12月13日，江苏省社科院副研究员何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梅钢十年内退出南京
梅钢基地占地约10平方公里，长江之畔，位于南京主城区西南。

12月8日，作为上海人的蔡建平再次回到梅山的家，他的几个徒弟早已等候多时，并直接把他拉到了车间。现在，一个以蔡建平为顾问的创新小团队仍在继续工作着，他们要继续处理有关车辆保养维修的问题。这是梅钢后勤保障的核心部门之一，大型车辆设备深入地下作业，需要时刻“体检和看病”，以满足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线。

公开资料显示，梅钢总资产约336亿元，固定资产约405亿元，拥有从业人员约2.1万人，占地约1.6万亩。目前具备年产730万吨铁、760万吨钢、750万吨热轧板卷、100万吨酸洗板卷和85万吨冷轧产品的生产能力。

从企业发展层面看，梅钢基地的彻底退出最关键的原因是原材料铁矿石临近枯竭。现在的梅钢每年需要消耗约1000万吨的铁矿石，从资源储量上看，当前尚存约5000万吨，不过从保护出发，最多开采量在3000万吨左右。

“不管如何精细化管理，3年左右，所在地区的铁矿石将消耗接近尾声。”12月8日，梅钢企业文化部的一位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个运作已50年的上海的钢铁原料基地很快真的是“原基地”。

梅钢主斜坡道的一个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现在开采的最深处已达—500米左右，开采成本对企业来说越来越不划算，并且，当前铁矿石的含铁量已在下降，优质矿石越来越少。”

主斜坡道是梅钢的标志性工程项目之一，于2000年完工，工期6年4个月，为地下采矿使用大型无轨采掘设备上下并运行、为运送大量物资材料下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实现了400万吨采选综合生产能力。

12月8日前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梅钢基地看到，除了距离生活区约10公里的钢铁冶炼区仍在保持封闭生产外，其他诸多功能区已较少见到工作人员，特别是采矿区偶尔才有大型运输车辆进出，昔日车辆排队等候的场景已不复存在。

根据规划，2023年前，梅山矿山将关停；近期，则力争在2019年关停1A焦炉，2020年关停1B焦炉，2021年关停2#高炉和3#烧结机，到2028年前，实施梅钢钢铁业的转移调整。

在蔡建平所住小区正门外约500米的地方，一些老建筑正被拆除。尽管近年梅山很多建筑在近些年进行了外墙壁的刷新和加固工程，但总体上，大多建筑物都已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之前的学校宿舍，大部分都改造成房间租给了外地人以及周边的百姓。

按照南京市的初步规划，梅山地区首先要进行生态功能修复，有的地方会放水做成生态湖泊，与长江之间形成天然的自然生态过渡区，长江功能从为企业服务转到为城市功能和居民服务，实现对长江经济带战略“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精神的贯彻；有的地方要则需要拆迁重新，进行功能的重新布局。

南京城市腹地拓展
梅钢搬迁对南京城市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是梅山钢铁成立50年来承担的大量社会管理和城市管理事务，会部分转移至所在地；二是，采矿、钢铁冶炼以及诞生的如化工等非矿产业，对区域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三是，在主城区范围内，约10平方公里的占地一定程度上与南京城市规划特别是整体功能布局存在大量需要协调的地方。

考虑上述原因，根据三地的协议，梅钢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功能的陆续退出，分步实施，直到彻底完成转型。

南京的工作方案明确，要积极主动与梅山和南京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土地管理、环保等职能部门联络对接，做好转型发展项目落地工作，推进土地、房产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根据初步规划，南京将要对其进行新一轮改造提档。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南京将在此打造区域总部和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布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新材料、现代贸易物流、工业服务、城市服务以及产业金融等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与城市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关键在于，梅山钢铁逐步退出后，南京城市腹地彻底打开。受制于历史和地理，南京是全国所辖面积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主城区的拓展已近无空间，这影响到新兴产业的落户和发展，并影响到省会城市首位度的提升。比如，梅山所在的板桥地区地铁的通达已讨论多年。

有南京市发改委和经信委人士在受访时认为，从他们的个人研究看，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南京迎来了以梅山为支点对接上海的新机遇，建议推动梅山建设成沪宁高水平合作示范区。

“梅山，上海的飞地，南京的腹地。”何雨认为，梅钢外迁是南京城市功能“退二进三”的一个重大进展。在对梅山地区的综合治理和开发中，南京可以大胆探索构建沪宁合作的飞地型示范区新模式，为新时代下区域一体化探索经验，特别是非接壤上海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探索新经验。

与长三角最西的南京对应的是，距离南京车程约3.5个小时、长三角城市圈最北翼的盐城，一个代表了未来钢铁产业发展图谱的现代化钢铁基地正在推动中。

盐城打造“滨钢未来城”
对新基地所在地江苏盐城来说，是求之不得的重大机遇。

12月12日，盐城市分管宝武新基地建设的副市长孙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上海、宝武和江苏方面从开始正式高层接触，到最后这个超级工业大项目选址落户滨海港地区，前后一共仅4个月。

接下来的进展推行也很快。

“本来预计是2019年元旦一过，宝武集团派人过来，但是，这个计划提前了，下周100多人的前期工作组就要来开展工作了。”12月11日晚，盐城市政府副秘书长、江苏滨海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顾亚军说。

当晚20时30分，顾亚军带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起走访了当地为宝武集团“先遣队”准备的生活基地。这里距离黄海直线距离仅2公里，建设在一片自然形成、提档改造后的湖泊边上。

在看了生活基地后，江苏省属企业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提出，可以将金陵饭店的管理品牌输入到盐城来，争取合作共赢。目前，金陵饭店在全世界范围内已运营管理了150多个酒店。

顾亚军建议，金陵饭店可以与地方上一起合作，为几大央企的管理人员们提供高质量服务，以满足企业各种业务所需。

另一路考察的人马，江苏大吉集团高管吉伟表示，企业总部就在梅山地区，因为主营业务是环保和海运，愿意到滨海港地区来投资，建设一个多功能汇集的区域功能性总部。

2018年前三季度，梅钢实现营收约290亿元，净利润约26.4亿元，缴纳税费约17.6亿元。“正在对宝武绿色精品钢基地进行上下游产业研究，借力这个项目发挥钢铁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拉动的优势。”滨海县委常委李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滨海的铁路、高速、内河航道等工程，都在积极建设、推动和规划中。

不过，宝武盐城新基地所谋者更大。因为，项目是一次性规划，分阶段实施，一期精品钢产能规模800万—1000万吨，投资500亿元，而总投资要超1000亿元。

按宝武集团公告，盐城基地将建设为智能化水平领先、环保水平领先、设备工艺领先、全球最先进的全流程钢铁联合企业，并且，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将贯彻国际上先进的理念，做好智慧工厂总体设计和各系统设计，建设成生态环境优美、体现现代化企业特色的新型工厂。

简言之，盐城基地将建设成为现代化、生态化、高技术、高效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钢铁生产基地，是代表全球钢铁生产的“未来工厂”。

在环保上，以“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为原则，对所有料场进行封闭化、筒仓化处理，将采用全自动无人化作业最大化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以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以钢铁产业为代表，宝武盐城基地将成为江苏甚至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标志和样本。”孙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我们欢迎一切与宝武、与梅钢有缘分的人来工作，在新时代再继一份缘，让他们的梦想在盐城延续。”顾亚军说，现在，因宝武集团这一战略性投资，有很多上海的企业和人士提前来调研。

区域格局重塑
“梅山是小支点、大战略，关系到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国家战略，关系到沪宁合作，关系到南京城市功能的转型升级，大有可为。”何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长期困扰上海的问题是，受空间距离作用下的影响力与带动力衰退规律影响，无法对长三角西北地区形成有效的带动作用。但产业与功能转移后的新梅山空间，可将其打造为上海在长三角西北地区的一个增长极，成为上海引领长三角西北翼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支点。

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因为盐城是长三角城市群最北翼城市，宝武盐城新基地也在发挥着战略性支点的作用。

何雨认为，一个在长三角城市群西翼，一个在长三角城市群北翼，上海、江苏和宝武集团的新一轮战略布局，将深刻重塑区域内部的城市群空间关系，以上海为龙头牵引西翼和北翼两端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新格局得以成型。

那么，这一轮重大投资布局，能否形成企业、地方共赢的新局面？

盐城是江苏“1+3”功能区中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特别适合发展超大型工业生产体系。据悉，近50家央企在盐城有投资项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推动宝武盐城绿色精品钢基地建设，促进双方在钢铁基地、城市建设、港口码头、物流运输、科技创新等领域全方位、多元化合作。

宝武集团支持滨海港工业园区钢铁配套产业园区建设，参与滨海港城及相关项目建设与管理，规划建设区域经济总部和科技创新研发中心，协同打造宜居宜业生态城、高效智能港和现代产业服务体系。

因为有上海、央企和江苏省级的全面支持，盐城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协同发展的典型。其中，宝武集团要建设的区域总部经济项目位于主城的核心区，这对处于江苏城市第二方阵的盐城来说，可融合来自上海的城市管理经验，提升城市的品质。

采访中，当地多个县级官员认为，根据合作协议，央企会全面参与到地方的发展中，可以协调诸多重点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与完善，如与国家部委的直接对接就多了管道，加之省级助力，这促使江苏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时代。

这也意味着，江苏全省经济发展，已从过去苏南苏北均衡发展到全省协调发展，再进入到了新一轮的长三角一体化下的协同发展。

目前，国务院已批复同意了淮河生态区经济带发展规划，其中提档的淮河二级航道建设与出海口滨海港之间直连工程正在开展专题研究，而滨海港30万吨级航道建设前期研究也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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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开云集团与全球创新平台Plug and Play正式宣布开云可持续创新奖项在大中华区的成立。

这不是开云集团在时尚行业可持续发展上的第一个动作，在2017年开云可持续发展讲座中，集团旗下品牌Gucci首席执行官Marco Bizzarri就曾公开称：“Gucci将加入国际零皮草联盟，从2018春夏系列开始不再使用皮草。”

一件件光鲜亮丽的时尚产品背后的整条供应链，每个环节都是向自然索取和破坏环境的过程。包括从动植物身上猎取原材料甚至伤害珍贵物种，被媒体大量曝光过的血汗工厂，加工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废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物流造成的交通污染等，让时尚产业在大众心中留下“野蛮”的印象。

在生态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环保意识崛起、循环经济受到重视的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试图摆脱“野蛮”的标签，探讨新的商业发展模式——可持续时尚。

奢侈品巨头引领发展

2015年开云集团做了一件开先河的事：为了评估和追踪生产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推出了集团环境损益表（EP&L），它会将环境影响换算为货币价值，从而得出环境损益，其评估范围涵盖了从原材料到生产制造的整个供应链，包括原材料采购、物流业运输、产品销售及门店运营，衡量的维度则包括水的使用量和污染、废弃物、温室气体、空气污染、土地使用等。而且这个工具是开源的，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拿来使用。

2016年开云集团发布2016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反映其业绩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情况。该目标于2012年由该集团自愿设立，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毒化学品与处理黄金、皮革与珍贵毛皮的方式等方面对环境与社会的负面影响；2017年集团正式宣布新一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于2025年内，以更持续的方式，打造一个美好的奢侈品行业，包括将业务的碳排放量减少50%，将环境损益评估减少40%等具体指标。

从开云旗下的Stella McCartney2015年公布首个环境损益报告开始，开云自愿将时尚行业对环境的影响以透明的方式公布出来，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号召更多的同行加入可持续时尚的行业中来。

可持续发展在开云旗下品牌的运营中被逐一推行。Gucci与Bottega Veneta研发了无金属皮革鞣制工艺；Saint Laurent引进了全新的门店理念，使其全球专卖店的能源效率从2012年到2015年提高了37%。开云还成立了材料创新实验室（Materials Innovation Lab），致力发掘顶级品质的原材料，并能运用于旗下品牌的产品中。该实验室如今收集了超过2000种通过认证的环保面料，并拥有一支专家团队，协助旗下品牌将这些面料应用到产品之中。

除了开云集团，可持续时尚也在其他品牌中“蔓延”开来。Nike宣布2020年从供应链践行可持续发展变革的战略；LVMH研发并实践“LVMH 环境倡议”；快时尚品牌H&M切入点则是旧衣回收再造。

中国时尚的可持续未来

近些年来，“可持续时尚”成为全球时尚行业讨论得越来越多的话题。

2009年，哥本哈根时尚峰会Copenhagen Fashion Summit首次召开，邀请全球时尚行业主要决策制定者和意见领袖集中探讨时尚相关的环境、社会及道德问题。

2016年非盈利组织Fashion Revolution发布《Fashion Transparency Index时尚透明度指数》，对时尚品牌提升供应链透明度进行敦促。

2017年，开云集团面向中国正式推出环境损益表中文版和首个微信小程序My EP&L，2018年首度携手上海时装周打造“创新奢侈品实验室”，这意味着中国可持续时尚机遇广阔，并作为重要的消费市场受到欧美奢侈品牌的关注。

相比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时尚消费市场之一的身份，中国品牌在可持续时尚中的参与度则显得不足。

中国的时尚市场虽然活跃，但是在创新的商品模式上显得单薄。有观点认为中国时尚市场消费主义盛行，但是消费意识并不成熟，这从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有钱人席卷外国奢侈品店可见一斑。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时尚行业推行可持续发展或许不是一个好时机。

不过事实上，国内很多品牌也在默默推行可持续时尚。

鄂尔多斯是从草场、羊种、收绒，最终到制衣的传统羊绒垂直产业链集团，在其40多年的发展之中，“我们不是在变革，而是一直在做。”鄂尔多斯品牌事业部总经理王臻表示。“羊绒这种材质，和其他材质不同，需要从源头进行保护。我们从1995年和政府就开始合作，到现在恩格贝沙漠的生态情况已经改善很多。”12月7日，她在开云集团在京举办的可持续创新奖项发布会上分享了鄂尔多斯集团可持续时尚的经验。

怎么处理羊绒需求量高和原材料珍稀之间的矛盾？鄂尔多斯希望推出一整套可持续方法：保护源头，保护牧场和羊种是一方面，减少资源闲置和浪费也同样至关重要，这就包括羊绒养护和羊绒的回收再生。鄂尔多斯建立了全国羊绒养护中心，希望能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此外还推行了“大衣换小衣”项目，父母的羊绒大衣改造成儿童的衣服，这只是较为简单的工序，还有一种方式是使纱线恢复成纤维从而更复杂地实现羊绒的回收再生。

SHAOKEY是一家开发牦牛绒产品的时尚品牌，同时也是一家社会企业。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其模式是可持续的：他们从青海的牧民手中直接收购牦牛绒，由纺织厂织成线后，交给上海崇明岛的妇女编织成品，再由企业向全世界销售。除了提供大量就业，牦牛绒替代传统的山羊绒，因而可以减少山羊数量，从它们的口中拯救草地。品牌在从藏区收购牦牛绒，打造牦牛绒产业链的同时也塑造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性。

在消费升级的今天，只要能提供给消费者高质量、有价值的产品，可持续时尚是可以被消费者所接受的。当国际趋势已经到来，全球时尚品牌纷纷顺应潮流，并且部分品牌已经开始搭上这趟“可持续时尚”快车时，中国的时尚产业或许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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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翰同资本在上海投资的一栋老楼静安NEO正式开业，这一旧改项目除了引入酒店业态之外，还将华住酒店集团（简称“华住”）从运营方变为投资方，创新退出机制。

翰同资本于2017年9月完成了对静安律德大厦的股权收购之后，采取“专业运营、劣后捆绑”的操作模式，邀请华住集团作为项目基石投资人及酒店部分运营商，并引入合众厚生、金茂资本、大苑地产、泽谷投资、北京信托等专业投资机构联合投资。



据翰同资本创始合伙人王倩透露，目前翰同资本已经与华住集团以“投资+运营”的模式共同合作了4个项目，均分布在北京、上海城市核心地段，包括上海静安、外滩、张江，北京三元桥。目前，翰同资本投资的项目总资产规模为40亿到50亿人民币，建筑面积以中小体量的小而美的项目为主，比如单体规模一到两万平方米之间、总体规模约为十万平方米的项目。

而华住自2017年底开始首尝投资人角色，尽管这一模式在国内刚刚起步，但在美国已经发展非常成熟。据透露，在华住一年1000家左右的新开酒店中，900家以上都是加盟品牌管理，只有少部分核心位置的酒店或者旗舰店会采取资产合作或者自己租赁的方式。

旧改潮下的模式创新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核心位置，空间已基本饱和，城市进入存量土地“二次开发”阶段。

以静安NEO为例，该项目始建于1978年，前身为上海沪西纺织机械厂。历经四十年沧桑，大厦的物业基础设施陈旧，层高、结构、机电等均不能满足现代企业的需求，达不到现在安全性的建筑标准。大厦的老旧面貌与低效能已经和区域价值、城市形象不相匹配，亟待更新。

翰同资本在充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对项目重新定位，将项目打造为包括城市轻奢酒店CitiGO（欢阁酒店）、盈石旗下的创意办公空间Mall Work（摩客）以及生活美学商业品牌的精品商业综合体，并将大厦更名为静安NEO。而该项目从清理前期租户、设计、改造、完成招商到启幕，仅用了一年时间。在翰同接手这栋楼之后，出租率达到95%，业主一年的租金收入从600万涨到1800万。

对于将大厦且分成小块经营，王倩指出，作为专业的投资人，买任何项目第一点考虑的是怎么退出，什么时候退出，以什么价格退出。对于经营性的物业来说，市场上有一个公认资本化率，运营现金流稳定的话可以实现20倍、25倍，甚至30倍的资产增值。据悉，老楼改造的投资期为5到7年。

王倩称，翰同资本希望通过轻重资产的结合打造生态圈，通过持有的资产给翰同的被投企业提供更大的管理面积。目前翰同主要还是选择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与资本方合作，考虑募集更大规模、更长期的资金，运作一些体量大、值得长期持有的、周期在五年甚至以上的项目。

据王倩透露，继静安NEO之后，在未来一年间，上海外滩NEO、张江NEO以及北京三元NEO、上地NEO都将陆续打造完毕，NEO有望成为翰同资本在城市更新领域高端的品牌IP。

大宗物业投资新趋势

随着房地产增量市场逐步触及行业天花板，存量市场成为资本与资金布局的通道。华住集团副总裁叶菲透露，静安NEO是华住集团和翰同资本以Co-GP（共同基金管理人）形式共同发起，华住进行参股并经营的第一个项目。叶菲称，现在新的酒店形象更加轻，房间更小，社交空间更大，更强调人的互动，这颠覆了之前强调规模、存在大量浪费空间的传统酒店形象。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华住和翰同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在北京、上海优质地段合作收购四个存量项目，并翻新改造，不仅能强化华住在高端品牌的布局，还能通过资产增值获取良好的回报。

王倩指出，目前地产行业低迷，开发商并不是因为项目的收益不够而破产，而一定是因为现金流的周转问题。因为只要能够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阶段性的经济危机过后，房价整体应该是上涨的。今年中国地产业碰到杠杆和现金周转的问题，但在核心地段、收购成本足够低的项目会有相对较好的抗风险的能力，但是在一些非优质地段或者二三线城市就会碰到很大困难。

针对投资市场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王倩指出，总体上已经看到了很多货币政策越来越趋向宽松的迹象，而且对民营企业从去杠杆变成了稳杠杆。

事实上，华住从2017年的四季度和2018年的一季度又陆续布局了几个项目，在今年二三季度持币观望，希望价格回调到相对理性的程度。华住酒店集团总裁金辉也指出，对于具备运营能力的企业而言，在这个阶段需要真正回归资产的本质，把资产真正运营好产生合理的回报，做好真正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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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晚间，中天金融发布《关于解除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和贵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的公告》，宣布拟解除与金世旗产投、贵州天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资产转让协议，收回相关股权及资产。

尽管中天金融表示，将继续积极推进华夏人寿21%-25%股份的收购事项，但这仍意味着，中天金融持续了一年多的“去地产化”转型，暂时宣告搁浅。这在国内开发商的转型中，尚属首例。

在2017年3月改名之前，中天金融在资本市场的简称为中天城投，这是贵州省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上市房企。过去一年多来，中天金融拟通过剥离房地产资产、注入金融业的方式进行转型，但进展比较缓慢。

解除收购华夏人寿股权

此次资产腾挪肇始于一年多前。2017年8月，中天金融宣布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从8月21日起停牌。2017年11月，中天金融连续发布公告称，计划出售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100%股权；并拟以不超过310亿元的价格现金购买华夏人寿21%-25%的股权，从而成为后者第一大股东。

2018年3月，中天金融宣布，向贵阳金世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售中天城投100%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246亿元。这也意味着，中天金融拟正式剥离房地产业务。

金世旗产业于今年2月成立，交易前一周，大股东由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玉平变为浙商产融，罗玉平退居第二大股东。4月，碧桂园介入，成为第三大股东。

此次出售在剥离房地产资产的同时，也使中天金融获得超过200亿资金，从而为收购华夏人寿股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年11月20日晚间，中天金融公告称，由于该重大资产购买方案需进一步协商及完善，且贵州省市两级国有资本拟参与此次交易事项，以及需要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审批等程序，工作量较大，将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此时距离公司停牌已经过去15个月。

今年12月12日，中天金融发布解除公告，对解除协议的原因做出说明：虽然公司全力推进收购华夏人寿21%-25%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但结合目前进展，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预计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而中天金融将上述股权及资产出售后，剩余的金融业务虽然整体向好发展，但规模偏小。

公告称，为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按照第二大股东贵阳城发的提议，根据贵阳市人民政府的要求，经审慎研究后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拟解除与金世旗产投、贵州天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资产转让协议，收回相关股权及资产。

中天金融方面还表示，“将继续积极推进华夏人寿21%-25%股份的收购事项。”从贵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将已经置出的房地产业务收回确为明智之举，有利于增厚上市公司盈利，在保证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有利于推进华夏人寿股权收购事项。

房地产业务前景难料

早在更名之前，中天城投就涉足金融产业。在当地政策的支持下，2014年8月，中天城投增资入股贵阳市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取得控股权。2015年中天城投通过竞拍的方式，获得了海际证券66.67%的控股权。此后又通过增资，进一步将股权提高至94.92%。2016年，中天城投通过参与中融人寿增资扩股，获得中融人寿36.36%的股权。

其间的2015年，中天城投提出“大金融”的战略发展方向，确立了以积极获取包括银行、保险、期货、证券、担保在内的各项金融资质和牌照在内的发展目标。

公司更名时，时任中天城投集团执行总裁的张智表示，从目前来看，做房地产还有8年或10年的好日子可以过。但从企业角度看，转型已经水到渠成。他还表示，在未来5年，大金融将贡献约5成业绩。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金融业务对公司的业绩贡献并不明显。由于诸如收购华夏人寿股权事项没有进展，公司的总资产下降七成。不再将已出售的股权及资产纳入财务报表后，今年第三季度，中天金融的净利润由正转负。

相比之下，被剥离的房地产业务进展顺利。数据显示，近三年来，贵阳房地产市场发展整体向好，成交均价稳定上扬，土地市场活跃。2018年截至11月，贵阳商品房成交面积870.31万方，成交均价10478元/㎡，同比增长32.4%，连续3年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复合增长率超过19%。

公司表示，截至目前，中天城投战略土地储备面积逾万亩。随着贵阳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向好，公司优质、丰富的战略土地储备为未来地产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伴随着整个区域市场的稳定向好，公司业绩也定会有长足的增长。

转型之前，中天城投已经达到中型房企的规模。2016年，中天城投签约销售金额212.1亿元，销售面积256.5万m2。2017年，虽然项目结算面积下降，公司地产业务收入也达到149.81亿元。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回收房地产资产后，上市公司的业绩有望得到大幅改善，有利于维护股东利益。但由于当前市场环境不佳，其地产业绩能否保持稳定增长，尚存疑问。

近年来，房地产企业纷纷更名，意图淡化公司的房地产色彩。在业务层面，房企大多通过跨界的方式，实施多元化转型。但像中天金融这样，直接将庞大的房地产业务剥离的情况，目前还十分少见。

严跃进认为，如果从2014年涉足金融业务算起，中天城投的转型已经持续了四年多，这也说明跨界转型并非易事。他表示，尽管楼市调控政策严厉，房企也不应轻易放弃房地产业务。除了对新业务缺乏熟悉的原因外，房地产业务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现金流。在融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这对于上市公司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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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董事长宋广菊提出重回行业前三以来，保利发展今年的表现激进了许多。

11月27日，保利宣布100亿的永续票据获准注册，首期发行15亿，票面利率4.63%，为近期行业最低水平。

能获得这样的发债规模和较低的发债利率，与保利的央企身份、业务实力分不开。

今年以来，保利还获得银行开发贷、租赁住房类REITS、公司债等多种渠道的融资资金，总额数百亿。

在充足的融资助力下，保利今年积极进行逆周期拿地，冲规模求发展。

地产行业已经今非昔比，单纯以销售规模衡量的时代已经过去，房企纷纷转型开发+运营，保利亦不例外。

对保利而言，重回行业前三，意味着不仅销售规模要大幅增长，运营和资产管理的规模也要同步上升，最终实现利润多元化，才能持续领先同业。

融资冲规模

100亿，这是近期房企发行规模最大的债券融资，利率仅为4.63%，同期其他企业融资的利率平均都在5%以上。

保利方面表示，永续债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降低了资金成本，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

保利的融资渠道还包括了类REITs、境外发债等。1月30日，保利通过香港子公司发行了5亿美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固息债券，票面利率为3.95%；7月，保利拟公开发行150亿元公司债，其中有92.29亿元投资规模将用于住房租赁业务。

克而瑞指出，从2018年保利的债务类型结构来看，银行借款占比超过71%，公司债券及中期票据等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占比约14%。直接融资较高的占比，显示了保利突出的融资能力。

民生证券报告显示，保利的融资成本较低，今年三季度其有息负债综合成本仅为4.86%，显著低于行业水平。

据民生证券分析师杨柳测算，截至三季度末，保利的货币资金为971.46亿元，同比增长49.3%，现金短期债务比为2.7，短期偿债无忧；剔除预售账款的资产负债率为42.8%，较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净负债率为101.4%，较上年同期的102.6%小幅下降。

总体来看，公司融资成本优势明显，财务安全边际较大。这让保利有底气维持相对较高的杠杆扩张。

在行业下行，企业普遍谨慎拿地的情况下，保利投资拿地却颇为进取。前三季度累计新拓展项目108个，总获取成本1636亿元，同比增长4.9%，占销售金额比重的53.9%。

11月，保利继续新增6块土地，分布于广州、珠海、青岛、石家庄和太原，11月合计新增规划建筑面积149.31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公司已覆盖国内外100多个城市，待开发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这为保利带来了丰富的土地储备，为其销售业绩、冲击规模增长奠定基础。

数据显示，保利11月销售面积约为233.51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0.69%，同比下滑19.53%；销售金额约为335.22亿元，环比增长7.73%，同比下滑7.92%，和2018年单月平均335亿元持平。

今年前11个月，保利的销售面积约为246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3.96%，销售金额约为3683亿元，同比增长34.28%，在龙头房企中保持了高增长的势头。

保利与其他房企巨头的差距也在拉近。克而瑞数据显示，前11月，保利的销售业绩居于第五。今年年内销售排在前三的碧桂园、万科和恒大的业绩分别为6645.5亿元、5422.3亿元和5391.4亿元。

多家券商预计，2018年前三季度保利销售额达到3036亿元，同比增长45.87%，全年有望达到4500亿元。

多维度竞争

在2017年的股东大会上，保利发展董事长宋广菊曾提出重回行业前三的目标。

对转型中的房地产和保利而言，行业前三不仅意味着销售规模的竞争，也意味着其他多元运营业务领域的规模竞争。

地产市场走向存量时代已是行业共识，行业重点早已从拿地开发模式转移到开发+运营模式，房企之间的竞争越显复杂，赛道更加多元。

“以现在的市场来看，去追求销售规模化意义不大”，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展研究总监徐枫认为，追求规模扩张的房地产时代已经过去了，各大房企都在寻求突破来转换赛道。

万科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发力城市配套服务，今年年中报告将租赁业务确立为其核心业务至此，万科以“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为战略定位，探索涉足物业、物流、租赁、养老、教育等多个领域，转型态度明确。

此外，华润、中海、万达等房地产企业也在积极探索自己的转型道路，地产行业的赛道不断拓宽，呈现多元化局面。

在这场“去地产化”的浪潮中，保利也并没有坐以待毙。保利地产从2016年开始从集团人事调整、多元激励、管理提升等多方面下手，推动公司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今年保利的最大动作之一是更名。9月12日，保利房地产发布公告，宣称改名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中不再出现地产字样，转型态度明显。

目前，保利发展旗下有保利投顾、保利教育、保利会展、保利健康、保利文旅等多个业务，已形成国际贸易、房地产开发、文化艺术经营、资源领域投资开发、民用爆炸物品产销等“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战略格局。

此外，保利还积极进入租赁领域，在2016和2017年的时候，保利地产在天津、杭州、上海等7座城市拿地52万平方米，计划进入自持住宅或长租公寓领域。

目前，保利公寓已布局广州、重庆、北京、长沙、大连、沈阳等十余城市，拥有瑜璟阁商务公寓、诺雅服务式公寓、N+青年公寓、和熹会四大品牌线，在全国拥有30余个项目。

尽管保利做出以上努力，但因为城市布局、周期性战略等因素，保利与万科，恒大，碧桂园等尚有差距。

对此，保利地产总经理刘平表示，“对于要继续保持第一方阵地位的保利而言，不会放任这种差距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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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迄今为止，恒生指数累计跌幅已超过12%。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港股市场将何去何从？

“短期市场情绪仍将保持悲观，我们认为港股短期内将徘徊在25700点左右，直至明年第一季度，到时中美贸易谈判应该有一些实质性进展，美元的升势有所放缓。大部分的负面因素已在股市中得以体现，目前市场估值暗示明年盈利增长会出现负增长，但我们认为明年有很大机会看到中国股市上涨10%-15%，”DWS亚太区投资主管 Sean Taylor于12月11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同时他坦言，作为投资者他密切关注四大因素，“美元升势开始放缓并企稳，美联储加息告一段落，中美贸易摩擦前景更加明朗，更重要的是有明确证据显示中国内地政策见底，到时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将会明显改善。”

香港中环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延德12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整体市场能见度较低，各种宏观不确定因素叠加，短期内市况可能继续混沌，因此我们整体投资策略偏向保守，主要投资于债券以及一些派息较高的股票。”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际投资者态度正在改变。国际金融协会（IIF）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本地货币企稳及估值有吸引力，国际投资者11月投向新兴市场的资金达到339亿美元，逆转了10月76亿美元的净流出，其中上月流入的资金达120亿美元。

“10月以来市场气氛有明显变化，新兴市场最近几个月出现资金净流入。经历前期的调整之后，投资者重新看到新兴市场的投资价值。而且新兴市场仍有继续增长的动力，明年我们预期美国的企业盈利增速由24%大幅下调至5%，新兴市场的盈利增长则有望达到9%，继续领导全球增长，”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一帆6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此外，二级市场表现低迷已开始影响香港首次公开发行（IPO）市场。“目前香港的市场环境太差，我们正在考虑暂缓发行，这意味着我们要补一期的年报，希望明年港股市场的气氛能明显好转，”某内地计划来港上市公司高管近日向本报记者坦言。

GDP增速跌至两年新低

11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第三季经济报告，香港经济同比增长2.9%，远低于预期，相比前两季度的4.6%、3.5%亦明显放缓，并创下八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香港就业市场仍保持稳定，第三季度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维持在2.8%，创下20年来最低水平。由于就业和收入情况理想，第三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显著增长5.2%。政府将全年的经济增长调整至3.2%，这是8月公布的3%至4%的增长预测范围的下限。

然而，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表示，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已影响到全球经济气氛，或会波及全球贸易及投资活动，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已开始浮现，短期内会更明显。

香港贸发局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47%受访港商表示贸易摩擦已对其业务产生负面影响，与上一季相比大幅增加10个百分点。同时，三分之二的受影响港商曾遭买家削减订单，还有46%的出口商被买家以此为由压价，而上一季该比例仅为18%。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关家明预测，明年香港出口货值增速将明显放缓至5%，而今年前10个月香港出口上升9.8%，达到3.46万亿港元。

12月10日，野村香港高级经济学家权英善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就业市场目前处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佳水平，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不断深化，特区政府将大湾区以及金融科技发展作为香港经济未来增长引擎，将进一步推动就业市场；同时，来自内地以及其他地区的访港游客拉动了香港的零售及私人消费市场。”

权英善指出，明年香港楼市将有序调整，但楼价下调不会导致银行体系陷入危机，“目前香港银行体系十分稳健，而且就业市场仍然偏紧，因此楼市不会出现类似1997年的危机。”

同时他预计，2019年香港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至2%左右，“去年以及今年香港的经济增速远超过其潜在增长水平，但明年将会回归至潜在增速。我们预期美国本月会加息，明年再加息两次，香港银行同业拆息（Hibor）会跟随美国加息步伐，联系汇率制度仍将有效运作。”

楼市冷风频吹

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香港极易受全球宏观经济走势影响，往往出现楼股联动的局面。近日香港楼市开始回落，这将对香港股市有何影响？

“我们预期未来12个月香港楼价下调10%-15%，但这仅是回到去年第四季度水平，而并非大幅调整。虽然中原指数自2011年以来飙升，但地产股却没有明显升幅，反而估值不断下滑，主要是受到政府政策压力，而且投资者始终怀疑香港房地产市场可以一直持续上涨，因此我们并不看好香港地产股。”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股票分析师林世康12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但他坦言，股市与楼市的联动并非绝对，“今年前8个月，香港楼价上涨超过了10%， 股市却是下跌的。现在需要关注的是股市估值，（对投资者而言）相比楼市，股票是否更具吸引力。我们认为按照现在的估值水平，明年股市应该有个位数上涨空间。”

数据显示，目前香港地产股市净率已跌至0.5倍左右，与2011年3月的1倍以上相比，几乎是腰斩。同时，由于市场预期美联储明年将放缓加息步伐，香港金管局高层近期亦暗示12月未必追随美国加息。

金管局总裁陈德霖12月11日表示，楼价指数今年8月开始下跌，过去3个月累计跌幅达到3.7%，但政府尚未能完全确认香港楼市已进入下行周期，仍需要较多时间观察。

随着年终临近，近日Hibor持续上扬，陈德霖认为这表明银行的资金来源成本提高，加息压力会增加，“香港已经进入加息周期，虽然香港本地银行未必每次跟随加息，但利息一定会逐步追近美国。 ”

南下资金连日扫货

今年美股市场波动大幅加剧，也为港股市场带来了阴霾。

在交银国际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策略师洪灏看来，目前市场对美股的前景过于乐观，但预计明年美股将会调整，这将拖累港股等市场，他预期港股明年将跑输A股，“牛市能否长期持续，关键在于企业盈利增长能否维持。然而今年美股有一半的企业盈利增长主要得益于减税，而明年美国进一步减税空间有限。在美股可能调整的情况下，相关度较高的港股亦会受到影响。”

洪灏表示，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当A股进入底部，未来3年的回报均会高于港股，因此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不继续恶化，A股表现会好于港股。

林世康表示，11月全球股市调整过大，市场情绪过分悲观，“因此我们最近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加码了全球股票，其估值水平仍然合理，负面消息已经消化了大部分。”

“去年MSCI中国指数飙了52%，今年截至11月底大约下挫了15%，目前的市盈率低于10倍，证明投资者对股市的期望不高，很多风险因素已经体现在估值中。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港股市场抗跌能力明显增强，未来12个月MSCI中国指数将有个位数的回报，”他坦言。

与此同时，他表示，尽管A股、H股都有上升空间，但A股今年的跌幅更大，目前估值更低，“我们预期支撑经济的政策会陆续出台，而A股市场对这些政策敏感度更高，正面的影响更大。”

“作为国际投资者，两地上市的股票，我们更偏向于投资H股，通常与A股有一定的估值折让。对于一些政策驱动的股票，我们则认为A股受惠程度更大。内地南下的投资者买入港股主要是因为估值差异，随着人民币汇率明年第一二季度开始企稳，相信南下资金会陆续回到港股。” Sean Taylor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然而，杨延德却指出，由于港股有卖空机制，如果明年市场气氛明显改善的话，在空头回补的推动下，港股升幅反而更大，而且目前大部分外资机构对港股仍然低配，“目前恒指成分股的估值比较合理，继续大幅下滑的空间十分有限。”

事实上，虽然港股近日走势疲弱，南下资金却连日扫货。截至12月14日收盘，南下港股通已连续8个交易日录得资金流入，创10月初以来最长连续流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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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商家涉违法销售违禁药品风波下，医药营销平台“药师帮”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修正。不过，根据本报的后续调查，问题仍然存在。

　　作为中国知名的药品B2B第三方销售服务平台，11月27日，本报报道了“药师帮”入驻商家，涉违法销售毒性、终止妊娠等国家明令禁止或限制在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的药品。文章刊发后不久，记者再次联系到一位药师帮用户，登录该平台搜索发现，报道涉及的“雄黄粉”、“米索前列腺片”、“缩宫素注射液”等相关违禁药品已经被清理。

　　不过，在查询该用户的购买记录后，新的问题浮现出来。

　　该账户的购买记录显示：对于该账户购买到的酪酸俊菌二联活菌散等药品，卖家在药品销售链接的信息上标注“冷链”字样，但记者查询尾号7508的快递订单却发现，配送信息无法辨别是否达到低温配送的要求。

　　快递服务公司的客服人员表示，是否选用冷链配送由寄件方决定，但通过物流信息无法看出和普通寄件的差异，需通过客服查询才能了解具体情况。经查询，7508这笔订单仅为普通的陆运件。

　　该药师帮用户称，此前下单并购买的“精制破伤风抗毒素”，在收到货品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依照国家相关规定，破伤风抗毒素属于需要冷藏的药品品种。该用户收到的包裹包装简陋，由普通的快递小车配送，没有采取相关的温控措施。

　　温度对药品质量有很大影响，过高或过低都能使药品变质失效而造成损失。冷链药品是指对药品贮藏、运输有冷藏、冷冻等温度要求的药品，俗称冷藏药品。此前，快递服务公司客服也表示，所谓冷链配送也是走生鲜专用配送线路。而对于冷藏药品，我国的《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规范》都有严格的管理规范要求。

　　《药品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规范》明确，冷藏药品的收货区应设置在冷库内。收货时应检查药品运输途中的实时温度记录，以及交货时的实际温度。冷藏药品从上下货转运到冷库或冷藏车的时间，冷藏药品应在30分钟内，冷冻药品应在15分钟内完成。

　　需冷藏的药品，没有在规定温度下储存和运输导致的惨案屡见不鲜。曾有犯罪嫌疑人从疫苗批发企业人员及其他非法经营者那里非法购进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全国多个省份。作为生物制品，疫苗对温度比较敏感，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它们产生影响。很多死亡率高的疾病，由于药品的免疫作用失效而致人死亡，狂犬病和破伤风就是典型例子。

　　作为医药B2B第三方平台，除了对销售品类的合规性把关，药品采购到配送整个链条存在的诸多安全隐患，同样应是药师帮需要强加监管的关键一环，相关案例显示，仅靠商家自己的职业操守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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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此前气势汹汹进入造车大业的地产商们集体遭遇“水逆期”。

　　12月初，宝能入股后销量一路暴涨的观致汽车爆发危机，在销量暴涨的同时，经销商称80%的门店不赚钱，市面销量无改观。华夏幸福低调地转让了合众新能源的控股权，刚开完发布会没多久的恒大与贾跃亭还没有“蜜月”就开始对簿公堂，剧情一波三折。而碧桂园的顺德汽车园，虽然志不在造车，意在打造创新产业链，却也遭遇龙头企业跳票……

　　曾被视为“不差钱”的“地产野蛮人”，在新造车企业状况百出的2018年，房地产企业的”造车大业“出点状况”似乎也正常。但细究之下，在新造车企业风起云涌、普遍进入产品交付期的阶段，看似资金实力最为充足的房地产造车势力，在进入汽车行业之后也遭遇了“隔行如隔山”的现实挑战，也缺乏足够的冲劲与创新。“宝能对观致资源投入非常有限。”近期离职宝能汽车的一名中层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不差钱”、“出手大方的金主”，曾是业界给涉足造车业的地产商们贴上的标签，也是各路新造车企业中，有地产背景的造车企业不同于互联网背景、传统零部件造车与传统汽车人创业等公司最显著的标志。但当行业发展转型与资本寒冬裹挟下的地产商资金紧张，再加上跨行业的巨大挑战，地产商造车的队伍也集体遇挫。“根本原因来说，还是缺钱了，快进快出的老一套玩不下去了。”一位地产行业从业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地产商造车集体遇阻

　　因为40名观致汽车经销商“联名上书”的风波，观致汽车再次成为行业焦点，尽管这个消息很快就被观致召开2018岁末营销国内工作会议、与经销商并肩面对2019、观致九城十店开业等“利好”消息掩盖，但宝能入股后观致销量大涨的良好形象也由此被戳破，从经销商对媒体的爆料来看，观致销量大涨的主要拉动力是宝能旗下的共享出行平台“联云动”，宝能集团“左右倒右手”的内部消化，反而扰乱了市场秩序，加剧了经销商渠道的困境。

　　在观致的核心经销商看来，观致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宝能入股后并没有明显改善。今年年初成功入主观致的宝能集团，无疑是地产商造车

　　团队的领军者。凭借新能源汽车项目以及观致汽车等金字招牌，宝能集团成为多地政府的“座上宾”，并在广州、西安、昆明、杭州等多个地方签约新能源汽车投资项目，规划投资过千亿，产能规划超过200万辆。

　　在汽车行业人士看来，如果观致汽车无法实现扭亏，找到市场，那宝能雄心勃勃规划的多地新能源汽车项目也堪忧。“从目前发展看，观致推出新能源汽车的节奏有些慢了，传统车又错过最佳发展时机，后续挑战很大。如果观致这样有成熟的生产线和供应链，有品牌和渠道基础的现有汽车品牌都无法做好，如何让人相信后续能落实其他地方动辄30-50万辆的汽车项目?”一位接近观致汽车的消息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从观致的发展来看，在“孙晓东+墨斐”的高管组合之后，几乎再无新意和动作。去年，宝能挖角北汽系众多高管加盟，但到现在为止，外界看到的观致，除了销量猛涨外，在品牌营销和口碑上却鲜有亮点。

　　环京地产龙头华夏幸福集团董事长王学文，在去年12月刚通过旗下知合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合出行”)向合众新能源注资，获得合众新能源近53.4%的股份成为其大股东。但近期，合众新能源的公司法人由王学文变为合众新能源的创始人方运舟，知合出行在合众新能源由第一大股东退居第七位。华夏幸福内部人士也向经济观察报记者确认：“公司确实在调整一些投资回报期长的项目，新能源汽车项目的投资方式有调整。”

　　恒大集团以白衣骑士的姿态出手拯救贾跃亭和FF造车项目后，双方仅仅维持了3个月的蜜月期，10月份以来，双方逐渐由口角争执升级为对簿公堂，矛盾不断升级，想要按当初双方牵手时那样由恒大在资金、生产基地、销售等方面全方位支持贾跃亭的造车梦想，目前看来可能性很小，恒大先期支付的8亿美元也打了水漂。

　　另一地产商龙头碧桂园去年宣布投资25　亿元在顺德打造新能源汽车小镇，并表示对造车不感兴趣，而是“打造汽车创新全产业链”。今年10月底，这个在碧桂园内部被称为1号工程的汽车小镇，举行了盛大的开园仪式。官方称目前已经吸引14家企业入驻，作为首批入驻小镇的企业代表，北京智尊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碧桂园的优质资源平台达成了1000辆无人驾驶汽车的意向订单，预计订单产值近4亿元。

　　但如果对比去年碧桂园对于顺德汽车小镇的规划和如今开园时的情况，还是有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当初拿下该地块时，碧桂园方面宣布，顺德汽车小镇与数十家企业签署了入驻协议，包括中国沃特玛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联盟总部基地、海康威视车联网联合实验室、Auto　Space汽车智能网联创新中心以及数十家汽车产业上下游企业等，将打造包含动力锂电池、自动驾驶、新材料、整车研发、电子控制、动力总成等覆盖新能源汽车创新全产业链的高端研发基地。但当初作为龙头企业引入的沃特玛今年爆发资金链危机，缺席碧桂园顺德汽车小镇。

　　被钱“卡了脖子”的地产商

　　“并不是完全退出，还保留了一部股权。新能源汽车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朝阳产业，也是集团重点开拓的新兴战略产业之一，以后肯定还会继续投入，只是目前房地产行业普遍遭遇资本寒冬，融资太难了，大家都在调整，对于新能源汽车这种投资回报期比较长的项目，集团的思路也由之前的百分百自己投入、大股东完全掌控，变通为采取与社会资本、创业团队一起投入等更灵活的投资方式。”对于近期外界盛传的华夏幸福要退出新能源造车的传闻，华夏幸福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层对经济观察报记者明确否认。

　　从这位中层的表态来看，缺钱、资金不充裕是华夏幸福调整在合众新能源股权的主要原因。站在汽车业的角度，现在也的确并非出售合众新能源股权的最佳时机。尽管新造车企业在产品交付阶段状况不断，但华夏幸福投资的合众新能源已经拿下中国第13张新能源汽车生产牌照，并在今年5月成功登上工信部的新产品目录，成为国内第7家拥有发改委和工信部“双资质”的生产企业。在国家暂停新能源生产资质的背景下，合众新能源手中的新能源资质炙手可热。更何况，合众新能源在前不久的广州车展上还正式上市首款车哪吒01，并表示明年将实现至少3万辆的销量。

　　华夏幸福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转让合众新能源股权，的确是手头缺钱。“地产企业近年都面临转型升级，今年融资尤其困难，有些现金流几乎都要断掉，连万科这样的龙头都高喊活下去，其他企业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地产商尽快去库存回笼资金，砍掉一些投资回报期长的项目，收缩战线都在所难免。而且地产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以后挣钱、融资更加艰难，前几年大手笔投入造车的事，以后估计很难再有。”一名资深地产行业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而在造车领域最为积极和高调的宝能集团，则一直饱受外界质疑。宝能集团在去年以65亿元入主观致汽车后，今年3月，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表示：“从2018年开始，宝能集团每年将投入100亿元，连续投入五年，用于观致汽车新车研发。”与此同时，宝能集团在广州、西安、昆明、杭州等地规划的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园项目，总规划投入已经过千亿。对于外界的“钱从哪来”、“是否在画饼”的质疑，宝能集团内部人士曾回应：“投资都是规划分批次投，每年投个几百亿，而且这些投资并不都是宝能自己投资，肯定会动员市场的力量调动社会资本，毕竟对新能源汽车感兴趣的很多。”

　　近期，观致的发展困境再次被揭开。对于宝能今年100亿元投资研发的资金是否到位的问题，观致汽车公关负责人谨慎地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这是股东层面的事，我们不方便回应。”而宝能集团的公关负责人则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这个问题暂时无法回答，还需要跟上层领导确认。但是宝能造车是认真的，新能源汽车一直是集团重点投入的新兴产业之首。”

　　但是不管是汽车行业，还是地产行业自身，都对房地产造车的动机始终抱有怀疑。“把这些房地产企业的汽车项目拿出来一个个对比，不少都是规划地铁线、交通便利的优势或者潜力地段，你说它能只用来造车做研究院，不干地产开发的老本行么?”一位从业多年的房地产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而从房地产企业披露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和小镇规划来看，里面确实有城市综合体开发等内容。

　　除了缺钱、能否真金白银投入的疑问，即便真的投入，房地产商造车，还面临人才、经验、创新等跨界挑战。上述接近观致汽车的消息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透露：“被宝能挖角的高管压力非常大，干得很辛苦。两个行业的人到一起思路上有差异，宝能方面的，还是带有以前做地产“大干快上”的想法，想尽快看到产出，销量提升，网络扩张等等。但是汽车产业本身是一个产业链很长、投入周期长的产业，尤其是观致这样的。做传统车，竞争非常激烈，招募经销商扩网很难，做新能源，产业链基础还不完善，很难一下子冲量。”

　　而横向对比来看，有地产商背景的车企，迄今无论是在产品、技术，还是渠道、服务上，很多方面还是在走传统车企的老路，缺乏足够的创新，而行业显然不需要再走传统路子的新品牌了。

　　尽管外界一直有质疑，但地产商们的造车大业仍被地方政府看好。10月16日，宝能集团与江苏省昆山市政府签署了系列投资合作协议，宝能新能源汽车项目、宝能科技园项目等六大高端制造、民生服务领域产业项目落户昆山。网络公开资料显示，宝能汽车江苏研究项目定为宝能汽车整车研发中心、工程设计中心、造型中心及项目管理中心等等，建设能支持宝能旗下观致品牌100万辆产品研发体系。项目预计5年累计总投资317亿元，项目占地约399亩。这一新项目，使得令人咂舌的宝能造车规划再攀新高，也让外界的质疑再添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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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能源造车的速度战，国内汽车企业在另一个领域——网约车的厮杀也在快速升级。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有9家车企陆续宣布布局网约车等按需出行业务。

　　过去一个月中，有三家车企宣布启动网约车业务。12月5日，东风汽车宣布获得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将在“东风出行”平台上运营网约车业务;11月21日，宝马宣布在成都拿到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将于12月14日正式运营;11月12日，上汽集团宣布推出“享道出行”品牌，进军网约车业务。

　　事实上，自今年下半年以来，车企在网约车业务上的布局明显加快。除了一汽、东风、长安、长城等自主车企宣布涉足大共享出行(网约车和分时租赁)业务外，福特、戴姆勒也分别与本土车企达成或商讨在网约车领域的合作。

　　“互联网出行时代，硬件的品牌会越来越弱化，传统车企如果不先走一步，很可能将沦为出行企业的代工商和硬件提供商，就像我们根本不知道摩拜单车的制造商是谁一样。车企必须尽快完成从制造业向IT企业的转型。”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勇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当前的国内出行市场，滴滴以9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称雄。今年4月，滴滴出行联合3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发起成立“洪流联盟”，致力于打造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汽车移动出行和运营平台。但这种以滴滴为主导的“参与感”，并没有减少车企的焦虑，反而加剧了沦为出行企业“代工厂”的担忧。

　　网约车市场的巨大潜力也让车企不敢再犹豫。贝恩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仅2017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的交易规模就已超世界其他各国交易总和。预计到2020年，中国网约车市场规模将达到720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11倍。

　　由于掌握汽车制造端的资源，车企做网约车在硬件及资金占用上有优势。其次，在与滴滴的竞争中，差异化服务或将成为车企网约车突围的关键。“随着市场发展，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差异化。如果整车厂推出的网约车产品及服务卡位合适，是有一定机会的。”德勤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周令坤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新玩家火速到场

　　日前，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给出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35年，电动化、自动驾驶汽车和共享出行三大新出行技术将瓜分走汽车行业40%的利润，而包括传汽车销售在内的传统利润份额将从2017年的99%下降到60%，也即传统汽车产业链上的利润将以每年超过2%的速度减少。“传统汽车行业参与者不能对市场的未来发展再抱有错误的安全感了。”报告指出。而共享出行作为三大新出行技术之一，成为车企投资的新方向。

　　今年下半年密集推出的网约车平台证明，车企已经意识到安全感的消失。今年7月，一汽、东风、长安三大汽车公司签署移动出行意向协议书，合资组建T3出行服务公司;8月，长城汽车发布欧拉旗下共享出行品牌——欧拉出行，开展长短租、分时租赁及网约车业务;9月，福特与众泰成立智能出行公司，提供网约车出行方案;10月，奔驰母公司戴姆勒集团也表示将与吉利汽车成立出行合资企业，提供网约车和共享汽车服务。

　　此外，今年7月，大众汽车创建逸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布局网约车，并在今年11月的广州车展上分享了进展;一汽-大众共享汽车平台“摩捷出行”也在试运行中。

　　就连最不为外界所动的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也表发了与肖勇类似的观点。“未来卖车会变成租车，租车变成长租、短租、分时租，最后也都会变成卖服务、卖出行。竞争使这个市场改变了，同时制造公司也改变了。”

　　“车市增长乏力，预计主流车企都将向共享出行转型。而在共享出行领域，与分时租赁的盈利难、盈利时间点不清晰相比，网约车运营的盈利模式更清晰，不难理解车企纷纷入局。”周令坤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车企布局网约车的动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较为被动，如处于弱势的合资品牌及大部分自主品牌。对于它们来说，由于品牌价值和品牌忠诚度较低，如果迅速扩张的滴滴出行推出自己的出行品牌，这些车企很可能将沦为滴滴的代工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布局网约车成为不得不做的选择。另外，利用新能源汽车布局网约车业务，也不失为“双积分”考核的应对之策。

　　另外一种则比较主动，如宝马品牌。作为豪华品牌，宝马的品牌价值较高，对于沦为代工厂的担心较少。按照既定战略，宝马在出行服务领域的布局一直走在前面。此次宝马布局高档网约车服务的目的是触达新的客户群，创造新的应用场景，验证商业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获取更多行车数据，以保持在共享出行上的领先地位。“盈利并不是我们最大的驱动力”，宝马汽车对此表示。

　　事实上，除了上述企业，跨国汽车集团如丰田、大众等行业巨头，无一不表示要从汽车制造商向出行服务转型。而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就经常向下属发出警告:接下来的100年里，没有人能保证传统汽车制造商会继续在出行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近日，丰田汽车宣布携手软银成立新型出行服务公司MONET，提供按需出行服务、数据分析服务和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车企能否玩转网约车

　　目前，国内网约车主要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是以滴滴、易到为代表的C2C模式，即车辆和司机来自汽车租赁公司或私家挂靠，网约车公司仅提供运营平台;另外一种是以神州专车、首汽约车为代表的B2C模式，即网约车公司自备车辆和专业驾驶员为用户服务。两种模式各有优劣。

　　而传统车企的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模式，即“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的B2C差异化服务模式。在运营车辆上，车企多采用新能源汽车，相比燃油车行驶成本更低;车源获得方面，传统车企网约车公司一般通过集团旗下的金融公司以分期贷款的方式获得车辆的使用权，资金压力较小;在服务提供上，传统车企大部分瞄准了目前网约车较少布局的高端出行，提供差异化服务。

　　虽然车企布局网约车在硬件上有优势，但依然面临诸多困难。首先，网约车不是快速盈利的行业。截至今年上半年，神州专车成为唯一一家盈利的网约车平台，而滴滴出行成立6年仍未盈利。另外，打车平台的运营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滴滴包括高峰期补贴、接单和服务奖励、乘客优惠等在内的总补贴返还金额超过117亿元人民币。

　　高额的成本投入和冗长的盈利期，再加上运营思维的艰难转变，让传统车企面临不小的考验。“车企的网约车做不大。”某互联网出行平台内部人士对此断言。

　　不过，业内专家对此持看好态度，并认为差异化服务或将成为传统车企突围的最大机会。“在市场培育前期，市场上提供的多为尺度统一的产品或服务，如滴滴提供的标准化服务，但随着市场发展，必然会有消费者更加注重经济性，有消费者则更注重高档的出行体验。如果整车厂推出的网约车产品及服务卡位合适，是有一定机会的。”周令坤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以宝马网约车为例，宝马将在12月14日投入100辆BMW　525Li　M运动套装车型和100辆BMW　530Le到网约车服务中，并且为了达到豪华网约车的标准，宝马集团将为这200辆车配置专属的网约车司机。据悉，这些司机将接受宝马最高标准的驾驶培训，还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达到“私人管家”的水平。而其服务人群及场景则为五星级酒店、国际会议等高档出行。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宏观城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滴滴一家独大的情况可能在近期还会持续，但在未来，不排除其他企业在网约车市场份额持续上升的可能。“因为网约车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并非规模性效应特别强烈的一个行业，具有比较强烈的地域性。从市场主体来讲，如果在一个城市做好了，可以不用担心全国的市场占比。传统车企还是拥有较大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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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生产工艺不是很成熟，所以导致部分产品电池包电气部件生产一致性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后期的产品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江淮内部人士就部分iEV5召回事件，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日前，江淮汽车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18年12月8日起，召回2015年1月27日至2015年12月28日生产的部分江淮iEV5纯电动汽车，共计4248辆。召回公告显示，其原因为电池包电气部件由于生产波动，在车辆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局部过热，导致电池热失控，存在安全隐患。

　　随着电动车销量的提升，质量问题也开始增多。今年我国电动汽车起火事件超过30起以上，“电池安全”在起火原因中首当其冲，不过因电池问题造成的电动汽车召回事件却还未有过，而此次江淮iEV5的召回，是我国首个因电池相关问题引起的电动车召回案例。

　　不过，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电池百人会理事长于清教表示，2012年至2016年上半年期间生产的电动车，由于电池技术和制造工艺等层面的不足，正迎来事故爆发的高峰期。而2017年以后的电动车产品尽管各方面均有所提升，但在行业过于追求高能量密度的生产导向下，安全风险依然存在。随着“后补贴时代”的到来，我国电池产业和电动车产业将迎来洗牌，更加多元、理性的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将逐步形成。

　　首个电池“热失控”召回事件

　　江淮汽车在召回公告中明确指出，电池包电器部件存在“热失控”的安全隐患，因此召回车辆。据了解，“热失控”是指电池内部出现放热连锁反应，引起电池温升速率急剧变化的过热现象，很有可能导致电动车的自燃或爆炸。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下，电池安全事故也频频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我国发生的电动车起火事故超过30起，涉及乘用车、客车、物流车等不同车型。具体来看，电动车自燃的场景主要包括充电时、行驶或放置过程中、碰撞翻车和涉水浸泡后引起，而多起事故的矛头都指向了电池“热失控”问题。

　　尽管并非所有起火事件的原因都明确为电池问题。不过有业内专家认为，相比传统燃油车，纯电动汽车除动力系统不同外，车身、内外饰等基本一致，因此电池系统是引起纯电动汽车燃烧的主要原因。据专业锂电池制造商分析，动力锂电池包“热失控”的原因主要包括机械滥用、电气滥用和热滥用，彼此存在内部联系。机械滥用是指在外力的作用下，锂电池包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形或者内部相对位移，导致内部短路发生;电气滥用一般包括外短路，过充，过放几种形式，伴随焦耳热以及化学反应热的产生，造成电池的热滥用;而热滥用造成温度的升高，引发电池“热失控”链式反应，最终导致“热失控”发生。

　　经济观察报记者联系到的一位江淮内部人士表示，此次召回主要是由于早期的生产工艺不是很成熟，所以导致部分产品电池包电气部件生产一致性存在一些问题，并称新一代的产品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不过他同时提到，电池企业自身的技术问题在早期产品中也存在不足。据了解，江淮iEV5来自江淮纯电动正向研发平台，车身结构为电池专门设计了动力舱，能够保证安装电池的空间不变形，即使整车被撕裂，动力舱也不会变形挤撞到电池，因此“热失控”隐患不太可能是机械滥用所致。

　　而电池的电气部件层面，据了解，江淮iEV5采用三元材料锂离子电池组，电池组最大输出功率达到90KW，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其中，单节电池由天津力神电池提供，除了为江淮提供电芯外，力神还为力帆、上汽、长安、吉利、东风等自主品牌提供电芯;电池管理系统由华霆动力负责，该公司还先后为吉利、东南、长城、北汽、上汽、云度等品牌的电动车型供货;而江淮iEV5的电池组件外包生产商则是合肥日上电器，其企业官网信息显示，其主要是为惠而浦、美的、小天鹅、海尔等主流家电企业做配套。

　　江淮iEV5在此次召回之前发生过自燃事件，有事故车主称应该是电池问题。此次召回事件也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收到消费者的相关投诉后，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开展的，而并非是江淮自主发起。在电池问题造成电动车起火现象频繁发生之后，首批由电池包“热失控”问题引起的电动车召回终于展开。“召回是一个好事，国家质量总局的介入会引起高度重视。”于清教表示。

　　2017年为质量分界线?

　　据国家市场监督总局质量发展局统计，截至今年10月底，国内新能源汽车召回涉及5个企业、24个车型，共3.56万辆缺陷车辆，缺陷原因多为电控和机械故障。而截至今年10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约为234万辆，以此计算，国内新能源汽车召回率达到1.5%，也就是说每卖出100辆，就有1.5辆被召回。

　　今年7月，力帆汽车因部分新能源汽车产品变速器存在安全隐患，召回 部 分 力 帆 330EV1、330EV2、650EV1纯电动汽车，共计6431辆;2017年4月，奇瑞汽车因塑料真空储气罐供应商制造工艺问题，导致车辆制动助力不足，召回部分奇瑞新能源eQ车型汽车，共计4896辆。8月29日，众泰汽车因部分车辆由于人员装配原因，可能存在半轴未完全装配到位或半轴卡簧变形情况，召回生产的部分众泰云100汽车，共计17632辆。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召回的这些车型均产自2016年之前。“个人觉得2016年以前的电动车已经到了事故爆发的高峰期，大部分问题发生在低端车型。”于清教表示，缺陷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非正向设计的整车制造、电池管理系统存在不足以及电池自身的问题。而自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以来，虽然我国电动车产品的品质，在造车工艺、电池能量密度和电池技术上都有所提升，不过仍然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对于2016年下半年以后生产的低质产品，依然不能免除被召回的命运。

　　目前，补贴政策成为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对高电池能量密度的鼓励，也促使了电池企业和车企以此为导向开发产品。然而这种发展模式下，电池安全的防范和控制也在风险。北京大学教授、锂电“达沃斯”学术委员会主席其鲁认为，过于追求高能量密度、高续航里程、快充等，只会使电动车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可怕”。而诸如高镍三元电池、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等目前行业里越来越热的新技术，比锰酸锂、磷酸亚铁锂的材料更容易释放大量热量，安全方面的挑战更大。

　　“2017年以后电池质量明显提升，近一两年的电动车产品比前两年生产的明显提高，但是如果过度追求高能量密度，未来仍然会存在很大的风险。”于清教表示，电动车续航里程的提高并不仅仅在于电池，“材料的性能是有天花板的，不是无限提升。续航里程问题的解决除了电池之外，还可以通过充电、换电等多重充电设施路线来解决。”

　　而作为电动车三大核心部件之一的电池，产业存在结构性风险。截至2017年底，全国动力电池有效产能110GWh，到2018年底有效产能将超过160GWh，但产能利用率不足40%。电池行业高端不足，低端过剩明显。随着补贴完全退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以及日韩电池企业的卷土重来，我国电池产业也将面临新的冲击。外界认为，竞争将促使本土电池企业和电动车制造商提升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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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狂奔了22个月的首套房贷款利率终结了连涨，一度被多地商业银行缩紧的二套房贷款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1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71%，为基准利率的1.165倍，总体较基准利率上浮16.5%，与10月平均利率持平，同比去年上涨6.53%。同时，二套房贷款利率出现下滑迹象，各地原本缩紧的二套房贷款业务也相继松绑。

　　杭州是这一轮房贷利率刹车的先驱，杭州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在10月中旬，各大银行的首套房贷款利率就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杭州一家招商银行的业务经理对记者表示：“一开始是绑定理财产品、保险，即普通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13%，买保险、理财产品的话，利率就是上浮10%，10月底的时候各大行直接下调了上浮幅度，大行都是10%，城商行是15%-20%，此外，二套房贷款的放款周期也明显缩短了。”

　　杭州之后，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厦门等城市的各大银行也相继宣布下调房贷利率，融360的报告数据显示，11月，全国25个城市的533家银行中，仅23家房贷利率上升，占比4.32%，较10月减少4家，大部分银行房贷利率与10月持平或回调。

　　与房贷利率的回调基本同步，刚需一族的需求也出现了回暖，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住宅市场成交报告显示，11月份，全国受监测的4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20%，是多月来的首次反弹。

　　“疯狂”的房贷

　　“我买了一份一百万的理财，经理说我是高净值高贡献客户，给我的利率打了个折扣，通常是上浮25%的，我的改成了12%，按照我身边朋友的情况，之前二套房利率大部分都是上浮25%-35%，极个别还有上浮40%的。”杭州一家世界五百强外企高管李淳向记者感慨，如果房贷是30%以上的上浮利率，二套房的投资周期就更长了。

　　李淳的商业贷款总额为200万元，贷款期限为30年，按照目前12%的二套房贷款上浮利率，他平均每月需要还款10134元，而如果按照30%的上浮利率，他平均每月需要还款10879元，共计多出约27万元的贷款利息。

　　据多位银行业内人士透露，2017年1月时，全国各大银行的首套房贷款利率尚有折扣优惠，折扣力度在8-9折不等，同时还有捆绑理财、礼品等附加优惠，因此实际房贷利率在4.3%左右。

　　融360数据显示，2017年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4.46%，这一数字目前已达到5.71%，以此计算，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在22个月的时间上涨了28.02%。这意味着，同样以30年期限贷款100万元，现在的买房者平均需要比2017年1月额外支付约18万元的贷款利息。

　　前述招商银行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房贷利率的上涨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楼市宏观调控政策缩紧，金融机构也相应地缩紧了对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物以稀为贵;二是金融行业去杠杆，金融机构整治，银行间拆借成本走高，房贷利润空间急剧缩小，发放房贷对很多银行来说是‘亏本买卖’，有些银行干脆直接暂停了业务，而大行就必须提升利率。”

　　该人士举例称，招商银行目前的主流理财产品收益率在5%-6%之间，部分非保本理财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6.5%，“平均下来，理财收益率都超过房贷基准利率，拆借成本又在提高，房贷盈利空间太小了，如果不涨利率的话，就只能是撑信贷规模、数据好看的‘鸡肋’。”

　　杭州民生银行一位个人信贷业务经理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同时认为，由于房贷天生与商品房、二手房的捆绑，房贷利率与楼市状况息息相关，“近年银行本身资金成本高，发房贷的热情不高，放款周期更是能拖多长拖多长，而另一面房价依旧高企，消费者购房热情不减，供不应求下的利率必然节节上涨。”

　　利率回调 需求回暖

　　“我们的合作银行利率是10%的上浮，这个是很优惠的了，前两个月的话，利率是要上浮15%左右的，所以现在真的是非常好的买房机会了，价格也不高，资金成本也低。”杭州一个在售楼盘的置业顾问向记者建议，如果搭配购买该银行理财产品，上浮利率还可以压缩到8%。

　　不仅是杭州，随着各大城市的开发商年终密集推盘，原本沉寂的楼市在11月、12月出现了反弹。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住宅市场成交报告显示，11月份，全国受监测的4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20%，是多月来的首次反弹。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1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1月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560亿，同样出现反弹。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这一方面是因为房企加快推盘销售冲业绩、回笼现金流，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各城市的按揭贷款利率在11月出现松动，吸引部分购买者入场。

　　前述民生银行信贷经理也对记者表示：“年终，开发商为了完成指标，推盘力度很大，基本上都会和银行进行深度合作，用价格换销量，同时银行本身也有规模指标要完成，因此，在年终对房贷利率进行一定幅度的下调是对双方互惠互利的事情。”

　　在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出现下行的城市如杭州、厦门等，房贷利率的回调尤为明显。以厦门为例，多位厦门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包括四大行在内的大部分主流银行房贷利率已经回归基准利率，二套房贷款利率仅上浮5%-10%，且还在回调，例如，兴业银行的二套房贷款利率也已回归基准利率。

　　在较低利率的鼓励下，刚需一族的需求再度涌现。机构数据显示，11月，厦门全市商品住宅成交429套，成交面积5.52万平方米，成交均价39973元/平方米，均价环比上涨10%，同比上涨5%，同时，丹厦房产的一位店长马腾飞表示，12月的看房人数出现显著增加。“房贷利率下降对于刚需一族来说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年底各大开发商的促销力度大，11月底、12月初买房的咨询量很大，一下子感觉回到了年中的时候，而且实际上，拉高成交均价的主要是思明区，其他几个区域大部分都是下跌的，价格也产生了一些吸引力。”马腾飞称，湖里区、集美区的房屋均价出现了一定幅度的环比下跌。

　　不过，对于未来一年的房贷利率，数位银行业内人士均表示并没有想象中乐观，前述民生银行信贷经理表示，年末的房贷利率降低有开发商冲击目标以及银行年终规模冲刺的成分在内，2019年金融机构去杠杆的方向不会变，按揭贷款业务的利率应该不会再出现显著下降。

　　李奇霖则表示，在棚改收紧和二手房加速降温两大收紧力量的作用下，地产销售和投资已经是强弩之末，明年可能会迎来加速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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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过千亿门槛之后，闽系房企正荣地产(06158.HK)在管理架构和人事方面均经历了巨大的内部调整。

　　克而瑞榜单显示，今年前11个月，正荣完成了1133.6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提前完成年度千亿销售目标，这也是正荣地产首次跨入千亿阵营。

　　经济观察报获悉，正荣近期对全国的区域业务进行了整合与重组：将上海和苏州的区域业务进行整合，成立苏沪区域公司;济南区域公司与天津区域公司进行整合，升级成立新的“环渤海区域公司”，管理项目接近20个;广州区域公司与长沙区域公司进行整合。此外，正荣还成立了正荣商业开发公司，聚焦全国商业开发项目。

　　正荣方面对经济观察报回应称，在跨越千亿的新起点上，正荣提出“精总部、强区域”的6字方针，主动开启了一场关于组织和架构的变革和调整，提升一线的效率和战斗力，快速做大做强区域公司。

　　由于上海市场的特殊性，目前房企在上海普遍难以通过招拍挂获取土地，或者获取成本太高，此外上海市场销售情况不佳，也直接影响了房企在上海的销售业绩。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房企选择将上海和周边区域公司进行合并、节省成本，例如龙湖集团就在7月将上海和苏州公司合并为沪苏公司。

　　正荣方面解释称，新的苏沪区域公司，管理项目超过30多个，更有利于区域深耕。

　　上海为正荣的大本营，其半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正荣在上海的土地储备仅占其整体土地储备的3.3%。

　　此外，正荣广州公司新成立，原本业务体量小，之前就一直由长沙公司统一孵化，正荣方面表示，两个区域公司进行整合是水到渠成，也是一个更集约化的选择。“通过业务与资源整合，正荣区域公司相比之前更加精简了。目前，正荣年度销售突破100亿元的已经有南京、福州、苏州、长沙、武汉等区域公司，这些区域公司，完全具备扩大所在区域深耕范围，统筹管理的能力。管理架构调整，几乎是每家房企千亿之后的必经之路。”正荣方面对经济观察报回应说。

　　在管理架构调整外，经济观察报了解到，正荣随之也发生了人事变动。

　　12月初，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人事任免通知，分别包括：原苏州公司总经理徐健担任新成立的苏沪区域公司总经理;副总裁林晓彤兼任新成立的环渤海区域公司总经理;任命王朋为环渤海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兼济南公司总经理;原上海区域总经理朱涛兼任新成立的商业开发公司总经理;任命王磊为武汉区域公司总经理，兼南昌区域公司总经理;任命杨其祥为长沙区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此外，正荣地产总部的人员分工也出现较大变化：原战略投资中心副总经理刘伟亮被任命为战略投资中心总经理，兼并购部总经理;副总裁刘翔兼任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不再兼任武汉区域公司总经理;副总裁林湧分管战略投资中心、客户关系部、资产管理部，不再兼任长沙区域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朱浩不再分管战略投资中心。

　　作为一家处于高速扩张期的房企，正荣的人事变动一直较为频繁，今年尤其明显。

　　首先是总裁的更换。正荣地产原总裁是在正荣工作了近20年的老臣林朝阳，但2月28日，正荣发布公告，宣布将任命两名联席行政总裁，晋升副总裁王本龙为联席行政总裁;同时，原公司总裁、行政总裁林朝阳调任为联席行政总裁。随后的3月2日，正荣发布人事任免通知，林朝阳不再担任总裁一职，仍为联席行政总裁，取而代之的是同一天被任命为联席总裁的王本龙。

　　林朝阳在今年8月更是彻底退出了地产总部的经营团队。8月27日，正荣发布公告称，林朝阳因其他工作安排已辞任执行董事及联席行政总裁，于辞任生效后亦不再担任正荣授权代表。公司总裁王本龙则兼任行政总裁。

　　林朝阳现担任正荣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正荣旗下有地产、产业和资本三大业务板块，产业发展集团于今年5月正式挂牌，是在整合了原有的发展较为成熟的正荣商业和物业板块基础上成立的。

　　和林朝阳一样退出地产板块、被调往产业集团的，还有原正荣地产副总裁兼南京区域公司总经理肖春和，其目前职位是正荣产业发展集团副总裁。

　　肖春和曾所在的南京区域公司换帅频繁，肖春和接替“前任”万延军掌管南京区域仅一年时间，而目前接替肖春和的人选是原中骏南京公司总经理王谊。

　　正荣CFO一职同样在近期发生变动。11月12日，正荣公告宣布，公司财务总监及联席公司秘书谈铭恒辞职，而另一名联席秘书邝燕萍则继续担任公司秘书一职。

　　原新城发展执行董事、副总裁陈伟健于11月15日正式接任了谈铭恒的财务总监职位，陈伟健同时为正荣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对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正荣而言，寻觅到一位合适的财务总监意义重大。

　　正荣半年报显示，正荣的净负债率由183.2%下调到171.8%，但这一数字依然居于高位。谈铭恒曾在中期业绩会上表示，预计随着盈利和权益的增加，正荣的负债率会有显著改善，也存在较大的下行空间，预计到今年年底净负债率会控制在120%，甚至有可能做到100%以内。

　　中报显示，从债务结构看，正荣的短期负债有260余亿元，包括银行借款、优先票据和20亿公司债等。

　　对正荣来说，调整债务结构、降低短债比例是摆在其面前的一大挑战。

　　谈铭恒曾表示，公司已经采取措施，用长债置换短债，预计到年底会把短债比例控制在整个有息负债的30%以内。

　　如今谈铭恒在年底前辞任，陈伟健能否如期完成正荣对资本市场的承诺，还需要等待年报数据的检验。

　　不过，在较大的偿债压力下，正荣今年表现出了对资金的强烈渴求，进行了颇为频繁的融资安排，且成本不低，例如：拟发行40亿元非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10月2日发行2.8亿美元优先票据，年息12.5%;10月25日宣布额外发行7000万美元 2021年到期优先票据，年息12.5%，将与10月2日发行的2.8亿美元优先票据合并及构成单一系列;11月29日宣布发行购房尾款应收账款的资产支持证券10.84亿元，优先级份额为10.29亿元，利率7.2%。

　　对于较为频繁的人事变动，正荣方面回应经济观察报称，公司正处于持续发展壮大的阶段，今年销售规模也突破千亿，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对优秀人才的渴求也是不断增长的，出现一定的人员流动也符合公司发展需要，而且人员的流动率也一直处于行业较低水平：“从行业经验看，市场下行带来的业绩压力往往会导致营销条线的人员出现频繁的流动，目前正荣营销条线的队伍仍然相对稳定，人员的流动率也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govyvy

12月7日，农历11月1日，冬月的第一天。自2018年2月停牌的血液制品龙头公司上海莱士(002252.SZ)于这一天复牌后，连续遭遇6个一字跌停，创下上市以来最长跌停记录。

　　截至12月14日收盘，上海莱士报10.38元/股，创近年新低，跌停板上仍有逾350万手封单。因巨额投资证券，上海莱士今年前三季度血亏13亿元，即使抛出国内近年来最大的海外医药资产收购案，投资者依然“用脚投票”。上海莱士股价暴跌的同时，陷入困局的还有2.75万名股民。

　　上海莱士的前身上海莱士血制品有限公司由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和上海市血液中心血制品输血器材经营公司于1988年10月在上海合资成立。2004年和2006年，原中外合资方分别将其持有的50%股权转让给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有限公司(简称“莱士中国”)。2008年，上海莱士于深交所挂牌上市，主营血液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在存量竞争的血液制品行业，上海莱士通过增加血浆站布局和外延式并购，一度成为行业翘楚。

　　记者梳理公司公告发现，上海莱士控股股东莱士中国、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式回购交易因部分金额逾期构成违约，合计约3.51亿股股份存在被动减持的风险，占公司总股本的7.06%。以12月14日收盘价格计算，这部分股权市值逾36亿元。

　　若上海莱士的股价后期持续下跌，高比例股权质押的上海莱士控股股东被强平的股份，或有增无减。截至12月10日，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上海莱士股份17.37亿股，合计质押所持有的上海莱士股份17.28亿股，占上海莱士目前总股本的34.74%，质押率高达99.48%;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18.33亿股，合计质押17.47亿股，，占上海莱士目前总股本的35.12%，质押率也高达95.31%。

　　对于上海莱士控股股东的被动减持以及股权质押风险是否会对此次重组事宜产生不利影响?经济观察报记者致电了上海莱士，但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上海莱士在公告中表示，其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积极采取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相关措施防范平仓风险。此外，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一直与各债权人积极沟通协调，将会根据债权人要求，进行债务展期、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相关措施防范平仓风险。目前，公司暂时不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千亿龙头变身

　　截至12月10日，上海莱士的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直接和间接分别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为36.66%和34.95%。科瑞天诚的控股股东为科瑞集团有限公司(科瑞集团)，科瑞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资本大佬郑跃文，莱士中国的唯一股东为黄凯，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跃文和黄凯。

　　科瑞集团官网显示，1992年，郑跃文等人共同创办科瑞公司，这家投资公司重点投资制造、地产、资源、金融等行业。自成立以来，旗下已诞生6家上市公司，包括平高电气、烟台安德利、科瑞资源、银河资源、上海莱士等。

　　血液制品行业属于半垄断行业，且企业偏少，存量竞争明显。我国从2001年开始不再批准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2005年6月，据CFDA统计，中国共有34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经过十余年发展，截至2018年11月3日，据CFDA数据库，中国共有31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拥有血液制品批文准号。对于血液制品行业公司，血浆站是单采血浆的唯一来源，拥有的血浆站数直接决定了可用于生产的原材料数量。

　　上海莱士曾通过增加浆站布局和外延式并购，一度成为我国浆站最多、采浆量最大和产能第一的血液制品上市公司。2014年，通过完成对郑州莱士及同路生物的并购，上海莱士的血液制品品种由原先的7个增加至11个，公司下属单采血浆站由12家扩增至28家，采浆区域扩大至8个省(自治区)，浆站数量及采浆能力都得以成倍增长。目前，上海莱士无论在产品种类、采浆规模及收入规模上，均已位列国内血液制品行业的龙头。

　　完成对两家同业公司的并购之前，上海莱士每年的净利润基本为1-2亿元。并购实施之后，上海莱士的业绩飞速增长。年报显示，上海莱士2014年和2015年的净利润分别为5.11亿元和14.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5.27%、182.35%。

　　彼时我国血液制品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同时，依靠多笔并购，上海莱士一度成为绩优股，股价一路飞涨。上海莱士的市值从不足百亿，狂飙至2015年峰时的逾千亿元。两年时间内，市值翻了十余倍。

　　血亏13亿

　　亮丽的业绩使得上海莱士的货币资金迅速飙涨。截至2014年、2015年末，上海莱士的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14.50亿元和19.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0%和32%。

　　上海莱士并未让这部分大笔资金闲置。从2015年伊始，上海莱士陆续增持万丰奥威(002085.SZ)，并通过资管计划、信托计划、对沪深二级市场股票、固定收益类产品等投资。

　　以投资万丰奥威为例，三季报显示，截至2018年9月末，上海莱士仍持有万丰奥威4220万股，公司参与的风险投资金额为3.53亿元，累计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311.22万元，实现投资收益-1.06亿元(其中，2018年1-9月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8.97亿万元，实现投资收益-11.10亿元)。

　　上海莱士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4.09亿元，同比下滑3.99%;净利润亏损12.93亿元，同比下滑逾两倍。公司公告表示，“由于资本市场波动，公司证券投资产生较大损失，这是导致净利润亏损的主因。”

　　投资证券业务陷入巨亏的上海莱士决定以后“金盆洗手”。其在2018年三季报中表示，拟计划未来不再增加新的证券资产，原有资产逐步退出，转战血制品主要业务。

　　12月6日晚，上海莱士披露资产重组预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GDS全部或部分股权和天诚德国100%股权。GDS股权拟作价约50亿美元(折合约343.96亿元);天诚德国100%股权拟作价约5.89亿欧元(折合约47.18亿元)。发行对象为基立福及天诚德国股东。天诚德国的现有股东天诚国际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同时基立福预计在交易完成后成为上海莱士持股5%以上的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资料显示，GDS　是全球知名血液制品企业基立福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血液检测设备和试剂生产的血液检测公司，主营业务是核酸检测、免疫抗原和血型检测。天诚德国为非经营性持股公司，其下属实际经营主体为Biotest。Biotest是一家全球性产业链血液制品公司，于1987年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营业务为血浆采集以及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位居全球前十大血液制品企业之列。

　　广证恒生表示，此次并购有助于上海莱士开拓血液检测市场，增强产业链覆盖，同时极大丰富国内血液检测市场产品品类、提升技术能力。

　　对于血液制品行业后期发展，国泰君安表示，尽管终端需求整体保持平稳，但从2017年二季度开始，受行业两票制推行及人血白蛋白“从紧缺转向平衡“影响，血液制品工业企业对渠道进行调整清理，使得部分血液制品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出现较大波动。目前调整已渐进尾声，未来人血白蛋白将逐步实现动销平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将逐步修复：收入恢复增长，现金流状况逐步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莱士在本次重组预案中表示，根据上海莱士、基立福、GDS　和科瑞天诚签署的《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基立福将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成为上海莱士的第二大股东。根据本次交易的初步方案，由于科瑞天诚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前后均为上海莱士的单一第一大股东以及控股股东，郑跃文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前后均为上海莱士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最终是否构成重组上市，还需要上市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正式方案时予以明确。

　　被动减持风险

　　这起近年来最大的海外医药资产并购案一经披露，上海莱士复牌后连遭6个一字跌停。短短6个交易日，上海莱士市值蒸发约450亿元。对于此次暴跌，一线游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由于上海莱士于2018年2月停牌，期间大盘大跌，现在复牌补跌。此外，上海莱士停牌前就符合闪崩股特征，是为了稳定股价而想方设法停牌避险，新规限制停牌，现在皇帝的新衣谎言装不下去了。”

　　截至2018年9月末，上海莱士的股东数为2.75万户。此次股价暴跌对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造成了一系列影响。上海莱士于12月11日晚公告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

　　上海莱士在重组预案中也提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莱士中国的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后可能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造成风险。根据上市公司与基立福、GDS、科瑞天诚签署的《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基立福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拟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由于为避免本次重组造成上市公司控制权实质变动，后续正式方案拟采取多种措施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的稳定性、生产经营的稳定及持续性。

　　与此同时，上海莱士还可能被控股股东参与的总规模为33亿元的资管计划平仓。12月11日晚公告显示，2015年7月-2016年1月，科瑞天诚参与由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鹏华资产)发起设立的15亿元的科瑞莱士资管计划，2015年8月-2016年2月，莱士中国控制的上海凯吉进出口有限公司参与由鹏华资产发起设立的15亿元的凯吉莱士资管计划1期和3亿元的凯吉莱士资管计划2期。上述三大资管计划合计持有上海莱士1.46亿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5%。

　　前述资管计划的发起者鹏华资产已在公告中表示，“将根据合同约定，对上述三个资管产品的标的证券进行平仓操作，在6个月内清仓三个资管计划所持全部股份。”

　　此外，巨额商誉也成为悬在上海莱士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截至2018年9月末，上海莱士商誉高达5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