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气时间观

海海

利用方圆图可以更好的直观表达卦气运行，古为今用，如何用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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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 发表于 2018-8-17 09:57
利用方圆图可以更好的直观表达卦气运行，古为今用，如何用是关键。

大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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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是蜀人，他的故乡，是中华易学的真正发源地。那传说中始画八卦的伏羲，仍然在这一带的彝族中受到崇拜，他与女娲创世的故事也依然在此地流传着。
　　孔子的易学，可以说是只是围着《周易》在打转。假若《周易》确实是传说中周文王所作，其产生年代充其量也不过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商末周初（实际上《周易》的创作时代可能还要更晚），而巴蜀之地的易学历史，却可远远上溯到神话中的伏羲时代。
　　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扬雄是在这易学的源头处成长起来的。当他离开故乡来到京师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创作《太玄》的时候也未满五十，因此，他的易学更可能是在家乡时就已经学到，而不是从京师的易学博士们那里学来的——事实上，他们也教不出《太玄》那样独具一格的易学来（《太玄》的易学有老庄的道家风味，看起来受严遵的影响更多一些）。
　　那么，巴蜀之地的易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古人有一句评价说得好，叫做“易学在蜀”。
　　这句话是北宋时的程颐说的。程颐和程颢两兄弟都跟邵雍均有交情，对易学也颇有研究。据《宋史》载，二程的老爸程珦在广汉（三星堆文明出土的的那个地方）当官，两兄弟前去看望，顺道去扬雄的故乡成都游玩，看到一个箍桶匠一边箍桶一边在看书，近前一看，居然是部《周易》。两人心想：不会吧，这里的民工居然还玩这么高雅的东西啊？正想考他一考，没想到箍桶匠倒先瞧不起他们了，翻开书指着一卦说：龟儿子们哎，知道为撒子《杂卦传》中说：“《未济》，男之穷也么？”二程支吾半天回答不了，心想，俺们好歹名列北宋五大才子，一世英名毁在这小小箍桶匠身上了。面红耳赤地请他赐教。箍桶哥大大咧咧说：“《未济》这一卦，三根阳爻都是在阳位上，按理阳爻居阴位为吉，如今三阳皆不当位，岂不正是‘男之穷也’！”二程听了心服口服，后来有个叫袁滋的向程颐请教易学的问题，程颐回想起这事，愧不敢当，就对他说“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袁滋听了，果然在蜀地找到一个卖酱的薛姓老翁，相谈之后，大有收获。
　　谈到程颐，就不能不说另外一位蜀人谯定。谯定，字天授，北宋时乐温县人（今重庆市长寿区）。他曾经跟着程颐学习，关系介于师友之间，后来程颐被贬到涪陵，谯定也一路跟着，与程颐一同点注《周易》，程颐的主要易学著作《伊川易传》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谯定的易学水平比程颐只高不低，《宋史。隐逸传》记载他“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今重庆），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
　　历史仿佛在冥冥中领着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回到了扬雄的身上——这个郭曩氏的祖上，居然曾经当过严遵的老师！他们的易学，正是“象数之学”！
　　而据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的记载，“谯天授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
　　夷族，就是彝族。
　　这个从西汉一直到北宋都默默无闻，但其实在易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蜀曩氏家族，竟然是彝族！果然是彝族！
　　扬雄的师父严遵，曾经学的是彝族的易学！
　　彝族人的易学是什么样子的？它与孔子所学的《周易》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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罫像时空 发表于 2018-8-17 10:35
扬雄是蜀人，他的故乡，是中华易学的真正发源地。那传说中始画八卦的伏羲，仍然在这一带的彝族中受到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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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少时，曾经跟着严遵学习。
　　严遵，字君平，西汉著名隐者，靠在成都街头给人算命为生，也不多算，赚够一天的吃食就收摊。他的占卜水平极高，直到唐代，李白还写诗念叨这位四川老乡：“升沉应已定，何必问君平”。除了给人算命，严君平还精通《老子》，著有《老子指归》一书。这位奇人的《老子》与众不同，全书不是81章而是72章。为什么只有72章？他解释说：“阴道八，阳道九，以阴行阳，故七十有二首。以阳行阴，故分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经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阳道奇，阴道偶，故上经先而下经后。”这种把数字上升到神圣地位的做派，很符合他术士的身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扬雄后来喜欢玩玄乎的，正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刘歆应该算扬雄的哥们。刘歆(约前50年－后23年)比扬雄小三岁，却是汉高祖刘邦的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正宗的皇亲国戚。刘歆自幼颖悟过人，亦是天才一流的人物，年纪轻轻就被汉成帝封了个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他受诏与父亲刘向领校内秘府所藏的皇家书籍，前后历时20多年，遍校秘府藏书，整理出的图书达三万余卷，可以说，西汉皇室秘藏的天下所有古书，没有他没看过的。但是看多了古书有一些不好处，因为刘歆居然在那一大堆发霉的藏书中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原来，秦始皇焚书之后，《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都在被焚之列，以致于后来汉朝时，老刘家的皇帝想发展教育却找不到教材，只好找了些读过点书的人来讲课，待遇一律从优，并送荣誉称号曰“博士”。精通《诗经》的人可以当诗经博士，精通《春秋》的，就当《春秋》博士，最离谱的是《尚书》，当时全天下只有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头伏生能口齿不清地零零碎碎背上几十篇。老头路也走不动，没法上课，只好派了晁错上门，把老头的口述抄下来当教材——当时的情形就是这么混乱。不过如果每一门课只有一个博士其实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可是当时每一门都有N多个博士抢着要上，学生们不知道听谁的，众博士就吵得不可开交，都说自己编的教材是最准确的。这个时候刘歆出现了，他手上拿着几卷发黄的古书，说“大家别吵了！我找到秦始皇没有烧掉的经书啦！”众博士一听，这不是砸他们饭碗吗！于是很团结地跳了起来，反而说教材那是刘歆伪造的。
　　刘歆那个委曲向谁诉去？当然是扬雄。汉哀帝时（公元前7年－公元前1年在位），扬雄着手创作《太玄》，这个时候刘歆正好也要把自己整理出来的古籍编成《七略》，跑过来看了看，对扬雄就说了本贴开头的那句话：“空自苦！今之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其如《太玄》何！”他倒不是给扬雄泼冷水，只不过发泄一下对那些博士们的怨气罢了。刘歆眼力并不差，一看到扬雄画的《玄图》，就知道跟河图洛书有关系。他阅尽天下藏书，自然也知道这两件东西的来处。《汉书。五行志》载：“刘歆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则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刘歆的学问可以说代表了整个西汉时代的最高水平，忽视他的话显然并不明智。
　　刘歆断定：《河图》就是八卦的来源，而《洪范》则从《洛书》中衍生。
　　洛书我们是知道的，只需要将河图的几组数字变化下位置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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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一部彝族古籍中的名著《宇宙人文论》。百度一下可知：这部古书中阐述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认识﹔论述阴阳﹑五行﹑干支以及人体部位和气血经络等﹔讲解天文历算知识等。
　　阴阳、五行、干支、经络和天文历算等熟悉的字眼，几乎包含了中华文明所有最具特色的内容。而这一切的秘密，千百年来流传在一部部彝文书写的古籍中。
　　更有特色的是这部书中有关易学的内容。书中赫然有一幅八卦图。
　　
　明眼人一看之下就会发现，这张图中的八卦排列顺序，赫然就是相传由邵雍传出的伏羲先天八卦方位！
　　是彝族的古籍抄袭了邵雍，还是邵雍抄袭了彝族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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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雍从未宣称伏羲先天图是他的作品。朱熹在《答袁机仲书》中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
　　从朱熹的话中可知，邵雍自称，先天图是伏羲所创，开始的时候并无文字，只有一张图“寓其象数”。而邵雍的一生所学正在此图之中，邵伯温尝言其父学曰：“止有一图， 以寓其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 ”
　　巧的是，那在西汉时候曾经“为严君平之师”的郭曩氏彝族始祖也正好“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
　　由此可以推断，邵雍得到的伏羲先天图极有可能源自蜀地彝族。（而据说最先传出这张图的陈抟老祖同样是蜀人，他出生于西蜀崇龛县，即今四川安岳县。）
　　根据邵雍的划分，易学分成先天易和后天易两种，先天易是伏羲所画之易，有六十四卦象而无文字（伏羲所画之卦虽名为八卦，其实六十四卦已经具备，邵雍的伏羲先天八卦图亦是六十四卦俱全）；后天易是周文王所演，给六十四卦分别配上了爻辞和卦名，即孔子后来传授的《周易》。
　　仔细对比一下《周易》文王八卦、彝族八卦和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会发现前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而后两者则明显同出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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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卦排列上很容易看出，邵雍和彝族的八卦排列完全一致，却与文王八卦截然异趣。
　　其次，《周易》中的八卦之象对应在家庭关系上时为：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详见《说卦传》）
　　彝族的八卦之象却是：哎（乾）为父、哺（坤）为母、鲁（震）为长男、且（离）为中男、哼（兑）为少男，朵（巽）为长女、舍（坎）为中女、哈（艮）为少女。（邵雍所用卦象亦多与《周易》不同，却与彝族卦象更相近，此处暂略）
　　相对于《周易。说卦传》中那凌乱脱略的记载，另一部彝族文献《西南彝志》不仅完整地给出了这种家庭关系的生化关系，更指明了它们与干支的配属！
　　
　　哎为天为父, 首先生变化,变成了午方,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丙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丁方。
　　哺为地之母, 首先生变化,变成了子方,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壬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癸方。
　　且为中男, 首先生变化, 变成了卯方,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甲方, 右边一变化,变成为乙方。
　　舍为中女, 首先生变化, 变成了酉方,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庚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辛方。
　　鲁为长男,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丑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寅方。
　　朵为长女,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未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申方。
　　亨为少男,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辰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已方。
　　哈为少女, 左边一变化,变成为戍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亥方。
　　
　　不难想象，当那些在《周易》的残篇断简中草草思索多年而不得其解的人们，在看到彝族这样一种完整明白的易说时，心中的震撼之情。这也似乎可以解释当邵雍在北宋时挟此种易学横空出世，令当时的易学界耳目一新，并迅速便拥有了大批狂热粉丝的原因。
　　相比邵雍，扬雄的运气就差了一些。当他带着这样一门易学离开故乡来到京城，准备一展身手的时候，遇见的是一些并不怎么热心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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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并不是第一个把新鲜的易学带到长安的蜀人。
　　在他之前，至少已经有过一个叫赵宾的老乡这么做过了。据《汉书。儒林传》载，蜀人赵宾“好小数书”，而且解释《周易》与众不同，比如《明夷》里有“箕子”之名，众易学博士都认为那是纣王他叔父，他却道“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大家觉得他“持论巧慧”，可是又偏偏说不出他哪里错了，于是诸易家只好大摇其头，“皆曰：非古法也！”
　　蜀人赵宾看起来并不怎么被京师的主流易学界接受。然而他却声称，大名鼎鼎的易学博士田王孙门下高徒孟喜，曾经得到过他的传授。
　　孟喜再一次被提审。难道他真的如梁丘贺所指控，背叛了孔子的师门正统，转投过另类易学家赵宾的门下？
　　不妨再来审一审这个案子：
　　综合《汉书》，一共提出了对孟喜不利的三个证据：
　　第一、赵宾声称曾经教过孟喜易学（孟喜本人拒绝承认），而孟喜的易学确实与田王孙教出的另外两个同门梁丘贺和施雠不同。
　　第二、梁丘贺声称师父田王孙死前并没有秘籍传给孟喜，并举出目击证人施雠作证（梁丘贺和施雠两人关系不错，梁丘贺还把儿子梁丘临送到施雠门下学过易，奇怪的是孟喜面对这样两名知情人还偏要说田王孙死前枕着他的膝盖传他秘籍，脸皮没有一定厚度还做不到）。
　　第三、刘歆的老爸刘向曾经用皇家图书馆藏的古文易说校对诸易家的观点，发现诸易学博士所传的易学都与孔子的六世弟子田何相差不多，只有孟喜徒孙京房的易学风格特异，当是另有师承。
　　
　　如此看来，孟喜那别具一格的易学似乎确实是从蜀人赵宾那里偷学的了——但这只是诸多可能中的一种。
　　
　　孟喜的师父田王孙（属于孔子一脉）未必就不知晓这一样门带有蜀地风格的易学。事实上，孔子虽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周易》上（可能是他比较崇拜周公和文王的缘故），对其他易学书却也不是不闻不问。据《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可见当时的易学书也并不是只有《周易》一种。《礼记》就记载孔子到处寻访古籍，曾在殷人的后裔宋国那儿得到了一部名为《坤乾》的书，据说就是商代的易学书（有人更明确说那是《归藏》易）。由此推断，博览好学的孔子未尝不可能接触过蜀地的易学。
　　更何况，《乾凿度》中那位孔子的易学老师商瞿，很可能就是一个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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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明明说：“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又说“孔子传易于瞿”，可见这个商瞿是鲁国人，是孔子的第一代易学传人，怎么会变成了蜀人，而且变成了孔子的老师呢？
　　真相也许很简单：此商瞿非彼商瞿。
　　《乾凿度》中，孔子所请教的那位易学大师叫做“商瞿氏”，而《史记》中的那位孔子的弟子叫做“商瞿”。一字之差，判若两人，因为“商瞿氏”中的“商瞿”只是一个地名，也被称作瞿上。
　　瞿上在哪里？正在四川双流县。如今《双流县志》仍记载县南八里应天山（今牧马山）有商瞿墓，县南郭外火神庙有“商瞿故里”。这位蜀人商瞿，正是孔子的老师，与那位鲁国的商瞿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孔子那位叫做商瞿，字子木的弟子压根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司马迁把他跟那位蜀人商瞿氏给弄混了。
　　怎么会弄混的呢？很简单，因为古时候的“受”和“授”两字互通，意思却截然相反，一不留神就会把授受的关系搞错，如果再先入为主地把“商瞿氏”跟“商瞿”弄混，一桩千古错案就这样产生了。
　　
　　理清了这件案中之案后，我们赫然发现，孔子与蜀地易学有着割不断的关系（事实上蜀地本就是易学发源地，即便孔子的易学老师不是蜀人，想完全撇开其影响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到了后来，孔子的大多数徒孙们已经与赵宾的易学形同陌路？
　　思来想去，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前面说过的：偏心的师父时时有，眼红的徒弟代代不缺。几代小灶开下来，能剩下的东西就不多了——即使是孟喜这一脉自称得了秘传的亦是如此。比如刘歆的老爸刘向曾拿着皇家秘藏的古本《周易》校对施雠、孟喜和梁丘贺三家的教材，发现这几家用的《周易》本子都已经残缺不全，要么这里少了一句“无咎”，那么那里少了两字“悔亡”，反倒是民间有个姓费的家伙，家里藏的《周易》跟他手里的本子完全相同。《周易》不像《尚书》那么惨，秦始皇要烧的书里并没有它，即便这样，在几家吃皇粮的博士手里都成了残次品，教人怎么看得过眼呢？（再一次想起刘歆的牢骚话，呵呵）
　　
　　正是在这个时候，扬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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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来时，京房已死，放眼京师，再找不出一个像他那样精通易学的大家。
　　扬雄本可以轻松地捞个易学博士当当，但是他没有。
　　也许，京房和孟喜、赵宾等人的遭遇使他知道，像他这样师出无名的外来户，是不可能在固守“师法”的御用易学家们中间立足的。
　　好在他会的东西还不少。他的辞赋写得很棒，颇有司马相如之风，是皇帝们喜欢的风格。于是初到京师，他就被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一说王根）推荐，先是待诏承明之庭，洋洋洒洒几篇大赋一上，龙颜大悦，于是就“除为郞，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
　　王莽、刘歆和扬雄。三个响当当的名字凑到了一起，响彻了两汉之交那一段历史。
　　王莽是这三位同僚中爬得最快也最高的。他最后做了皇帝。
　　反观扬雄，在黄门郞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年，屁股都快磨出茧子来了。直到王莽当了皇帝，念在昔日同事的情分上，才给他升了个中散大夫。
　　王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扬雄跟他扯上关系，是非就多了。
　　王莽当皇帝，被人说成是“篡位”的不少，而王莽自己的看法，却是天命所归的“禅让”。
　　大家也许会笑了，所谓的那些天命符谶，不都是王莽自己伪造出来的吗？
　　未必。
　　早在王莽出生之前很多年，汉朝将亡的预言就已经存在了。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件怪事：元风三年（公元前78年），“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当时善察灾异的大师眭弘据此判断：“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又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这段话，冥冥中已经为王莽接受汉家的“禅让”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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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又载：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盖宽饶也上书皇帝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言下之意，就是皇帝轮流当，不行别人上。
　　王莽生于公元前45年，上述这两件事均发生在他出生之前。他出生之后，有关汉朝将被取代的流言就更盛了。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精通京房易术的谷永就向皇帝进言：“元年正月，白气较然起乎东方，至其四月，黄浊四塞，覆冒京师，申以大水，著以震蚀。各有占应，相为表里，百官庶事无所归倚，陛下独不怪与？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这一年，王莽刚刚16岁，还是一个谦恭无比的百分百好小伙。谷永居然已经看出“贱人将兴”，“王道微绝”，如果不是《汉书》瞎编，那他也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不过从他的预言看，倒确实是对京房那种“以风雨寒温为候”的易术非常了解。
　　
　　公元前12年（元延元年），谷永又警告汉成帝：“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安危之分界，宗庙之至忧，臣永所以破胆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变见于上，可不致慎！”
　　
　　谷永所说的“《无妄》之卦运”，乃是京房易学中一种以卦值运的方法，（此法现已失传，当与邵雍《皇极经世》中将卦象与元会运世相配的方法相似）。《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可见《无妄》这一卦与“天命”有关。谷永搬出《无妄》这一卦，其实是想提醒汉成帝：纣王失德，天命不佑，结果被武王革了命，如今您若再任意妄为，老刘家的前途就危险了（“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汉成帝没有听进谷永的劝告，他最终还是死在了赵飞燕姐妹的肚皮上，西汉王朝也跟着他走向了末路。事后再玩味《无妄》卦的这一段话，“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仿佛已经暗示了王莽将以外戚的身份篡取汉家天下，而且王莽顺天应人，是“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反观汉成帝，恰好正是“天命不佑，行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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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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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似乎是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因为他作《太玄》的时机，选择得很微妙。
　　前面说过，王莽代汉之前，汉朝“天命不佑”的说法已经不是秘密。扬雄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巧的是，《周易。系辞》中也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在《系辞》的作者（相传是孔子）看来，《周易》的创作时代，正是殷纣乱德，天命归周之时。无论这个猜测是否正确，汉代以前的人们都是这么认为的。扬雄也不例外。
　　既然《周易》是兴起于殷周换代之际，而以《周易》为模仿对象的《太玄》，其创作时间也恰好是在王莽代汉之际，那么只能说，这是扬雄故意的安排。
　　扬雄不是什么革命家，打打杀杀不是他的爱好，但他深明易理，知道变易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正如《彖》对《革》卦的解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天道轮回，天命无常。扬雄以自己对易学的理解，坦然地面对了天命王权即将易手的事实。
　　从扬雄的《蜀王本纪》，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改姓易代所持的赞同态度：“望帝以鳖灵为相……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这个从相位登上帝位的鳖灵，活脱脱就是王莽的化身。
　　
　　扬雄对天命的看法，有可能是受了蜀地固有的传统观念影响。话说当年武王带兵革纣王的命，蜀人也是参过一脚的。据《尚书。牧誓》载，武王在牧野准备与纣王大战时，誓师道：“嗟！我友邦……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武王点到的那几位先发主力中，蜀人赫然在列。《华阳国志》对此有更明确的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打仗如此勇猛，看来巴蜀之人对参与武王的“革命”，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
　　为什么呢？关键可能还在蜀人与殷人有过一段恩怨——想当年，商汤伐桀，殷革夏命，也是打着天命的旗号，夺走了禹王辛辛苦苦治水打理出来的江山。禹王何方人士？正是蜀人。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如今的四川汶川，正是传说中夏禹的出生地。也就是说夏朝本就是由蜀人一手创建的，可惜大禹的子孙不争气，让商汤给革了命，如今风水轮流转，蜀人跟着武王也要来革商纣的命了。（插段纯属猜测的题外话：生于蜀地的禹，很有可能是一个彝族人。夏文化的建造者是彝族，其文明的核心地带也不在中原，而是在巴蜀。著名的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后，著文指出：“很清楚，这个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 三星堆才是夏文明的心脏地带，如果老把目光局限在中原河南一带，难怪老是找不到什么像样子的夏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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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说过：“禹治洪水，锡《洛书》”。
　　《洛书》与八卦的关系，是易学史上最大的谜之一，而传说中，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正是设下这个谜团的人。
　　扬雄之师严遵（君平），从蜀地的彝族人那里，知悉了大禹藏在洛书中的秘密。
　　他把这个秘密传给了扬雄。
　　某种意义上来说，《太玄》并不完全是扬雄一个人完成的，有两个人对这部作品贡献良多。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老师严君平。另一个居然是扬雄的儿子，扬信。
　　《华阳国志》说：“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玄》文，九岁而殁。”
　　《刘向别传》亦载：“扬信，字子乌，雄第二子。幼而聪慧，雄算《玄》经不会，子乌令作九数而得之。”
　　也许扬信真的是个神童，因为他一语道出了一个关键数字——“九”。这个数字，是整部《太玄》的框架基础，也是《洛书》的玄妙所在。
　　三三得九，正合于《洛书》九宫之数；九九八十一，正合《太玄》的卦数。
　　真正暗藏在九和八十一之下的，就是三进制。
　　扬雄那会儿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三进制，于是他管这叫做“方、州、部、家”。（这种把数字和地理挂钩的灵感，也许正源自于大禹根据《洛书》九宫划分出来的九州。）
　　翻开《太玄》，我们会看到每一卦前面类似于易卦的符号边都标着诸如：“一方二州二部三家”、“三方二州一部四家”之类的奇怪名号。请别误会，那不是卦，也不是什么太神奇的东西，只是数字而已。扬雄还生怕别人看不明白，特意在《玄数篇》中解释道：
　　
　　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
　　洲，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
　　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
　　
　　
　　看着还叫人头晕，其实就是一个套了就能用的公式。
　　比如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套到这公式里就是：
　　“方”数一，按“方一勿增”的原则，得到数字1；
　　“州”数二，按“州二增九”的原则，得到数字9；
　　“部”数二，按“部二增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家”数三，按“家三置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所得的数字全部加起来，1+9+3+3＝16，16减去1后得15，也就是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指的是《太玄》的第15卦。
　　
　　再比如，“三方一州三部二家”,套到公式里就是：
　　“方”数三，按“方三增五十四”的原则，得54；
　　“州”数一，按“州一勿增”的原则，得1；
　　“部”数三，按“部三增六”的原则，得6；
　　“家”数二，按“家二置二”的原则，得2；
　　将四个数字相加，54+1+6+2＝63，则“三方一州三部二家”表示的就是《太玄》中的第63－1＝62卦。
　　
　　或曰，扬雄此举纯属画蛇添足，无非是摆弄一堆三的倍数罢了，跟三进制还有点区别吧？直接把第几卦的数字列出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非要弄这么多玄虚，又不是按字数算稿费的！
　　其实这正是扬雄高明之处。
　　因为他通过这个方法，含蓄地提出了另一种《周易》的卦序。

狙击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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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姐

罫像时空

刘歆说过：“禹治洪水，锡《洛书》”。
　　《洛书》与八卦的关系，是易学史上最大的谜之一，而传说中，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正是设下这个谜团的人。
　　扬雄之师严遵（君平），从蜀地的彝族人那里，知悉了大禹藏在洛书中的秘密。
　　他把这个秘密传给了扬雄。
　　某种意义上来说，《太玄》并不完全是扬雄一个人完成的，有两个人对这部作品贡献良多。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老师严君平。另一个居然是扬雄的儿子，扬信。
　　《华阳国志》说：“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玄》文，九岁而殁。”
　　《刘向别传》亦载：“扬信，字子乌，雄第二子。幼而聪慧，雄算《玄》经不会，子乌令作九数而得之。”
　　也许扬信真的是个神童，因为他一语道出了一个关键数字——“九”。这个数字，是整部《太玄》的框架基础，也是《洛书》的玄妙所在。
　　三三得九，正合于《洛书》九宫之数；九九八十一，正合《太玄》的卦数。
　　真正暗藏在九和八十一之下的，就是三进制。
　　扬雄那会儿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三进制，于是他管这叫做“方、州、部、家”。（这种把数字和地理挂钩的灵感，也许正源自于大禹根据《洛书》九宫划分出来的九州。）
　　翻开《太玄》，我们会看到每一卦前面类似于易卦的符号边都标着诸如：“一方二州二部三家”、“三方二州一部四家”之类的奇怪名号。请别误会，那不是卦，也不是什么太神奇的东西，只是数字而已。扬雄还生怕别人看不明白，特意在《玄数篇》中解释道：
　　
　　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
　　洲，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
　　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
　　
　　
　　看着还叫人头晕，其实就是一个套了就能用的公式。
　　比如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套到这公式里就是：
　　“方”数一，按“方一勿增”的原则，得到数字1；
　　“州”数二，按“州二增九”的原则，得到数字9；
　　“部”数二，按“部二增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家”数三，按“家三置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所得的数字全部加起来，1+9+3+3＝16，16减去1后得15，也就是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指的是《太玄》的第15卦。
　　
　　再比如，“三方一州三部二家”,套到公式里就是：
　　“方”数三，按“方三增五十四”的原则，得54；
　　“州”数一，按“州一勿增”的原则，得1；
　　“部”数三，按“部三增六”的原则，得6；
　　“家”数二，按“家二置二”的原则，得2；
　　将四个数字相加，54+1+6+2＝63，则“三方一州三部二家”表示的就是《太玄》中的第63－1＝62卦。
　　
　　或曰，扬雄此举纯属画蛇添足，无非是摆弄一堆三的倍数罢了，跟三进制还有点区别吧？直接把第几卦的数字列出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非要弄这么多玄虚，又不是按字数算稿费的！
　　其实这正是扬雄高明之处。
　　因为他通过这个方法，含蓄地提出了另一种《周易》的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