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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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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浪王波浪研究家园艾略特波浪看盘

发表于 2015-2-15 22:1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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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6 20: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5-2-16 21:22 编辑

有两个事,地隔南北,时分先后,但密切相关,看着心惊,事干长远大势,顺便提一下吧。南边李嘉诚脱港入欧刚刚进入高潮,北边刘永好郭广昌卢志强等在民生银行溃败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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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6 21:26 | 显示全部楼层
环球时报:任志强扯出文革来说事是欲盖弥彰

2015年02月16日 13:53
来源:环球网 作者:王德华








9391人参与 1617评论


王德华:任志强扯出文革来说事是欲盖弥彰
房地产大佬任志强又“开炮了”,语不惊人誓不休。他指责政府“过度强调了枪杆子和刀把子,反对西方的价值观,文革之风又起来了”。他还成了“理论家”,用长微博刊发“什么是西方价值观”,字里行间散发的“独裁专制,民主宪政”等气味,无非是为“西方价值观”站台。
任志强的发言立刻在舆论场发酵,并博得一些人的喝彩,“敢说真话,敢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敬礼”,“反对西方价值观太不可思议,一杆子打翻半个地球”, “千万别把袁贵人的话当真,他不过是媚上而已”等等。
任志强说道理似是而非,讲原则指西打东,摆事实指桑骂槐。他提倡西方价值观,却掩盖不了“皮袍下的脏东西”,即西方的政治制度,一人一票、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正如他说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谁当权是选举的结果”。中国的现行政体不是一人一票,如此一来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成问题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按网络大V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两年多年实行的都是封建专制;新中国以来实行的则是“集体专制”。西方价值观里的一人一票被奉为“圭臬”,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哪怕中国取得再大的经济成就,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衡量,中国模式还是会被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
任志强大谈价值观的“公平竞争”,一再声称各国政治价值观是“人民的选择”。请问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现行政体都是人民的选择吗?用军舰战机逼良为娼的普世价值,祸害全世界人还不够吗?好的价值观向来是你好我比你更好,而不是你好我就要搞垮你。
目前价值观之争,核心是政体之争。在一些人眼里,中国的问题都是由于一党执政造成的.只有推进西方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凭什么西方民主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像自已掌握了真理,用这种理论套中国的现实,真是大无畏。

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正处乱局的中东和乌克兰就是很好的例子。西方的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反对的是西方用来忽悠我们,想让我们摔跤的价值观。脱离国情套用西方价值观,无论它表面上多么美丽,其实不过是通过地狱的一张门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有灾难。
中国是不以西方并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但有一些人以“大国小民”的心态窥视这个世界,跪拜西方价值观,连抬起关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已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
不接受西方的政治体制,反对西方强行推销的价值观,打击贪污腐败,怎么就成了文革之风了?“反腐反到私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腐败”,难道反腐反到私有企业都是冤假错案?不违法又怕什么枪杆子和刀把子?扯出文革来说事儿是欲盖弥彰。(王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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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6 21: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5-2-17 21:12 编辑

WEN革“帝王+流氓”精气神与“畜SHENG+混DAN”逻辑并未根除,近两年来突然在大陆借尸还魂,死灰复燃。恐怕用不了多久即成燎原之势。
祸乱华夏的妖魔鬼怪们又冒出来施展身手了,它们压抑寂寞太久了!憋屈坏了:老红卫兵的武斗口号再次震天响,联动“帽子满天飞”的强盗逻辑铺天盖地,无不透视出极度的空虚、自私、无知与无畏。
其实,除了强词夺理外,都是些更加腐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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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6 22:06 | 显示全部楼层
妖魔鬼怪卷土重来,英雄豪杰四散奔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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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7 20:55 | 显示全部楼层
[url=]不要曲解人口数据以混淆视听[/url]

2015-02-17 09:19:07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148467 次 | 评论 191 条


不要曲解人口数据以混淆视听

黄文政、梁建章

2015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等人在会上对人口数据做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解读。我们认为,这些解读夸大其词、以偏概全,用混淆视听的方式来继续刻意误导民众和中央,以期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

在报道中,翟振武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仅比上年的117.60下降1.72,把这称为“断崖”式下跌是明显的夸大其词。况且,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在102-107之间,115.88仍然远高于正常值。

更离奇的是,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比上年仅增加47万人,翟振武竟把这个2.9%的增幅称为“跳跃式”上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从1990年到2000年,年出生人口萎缩约一半。,这种持续10年时间的,幅度达50%,年均幅度超过6%的下降没有被称为“断崖式”下跌,而一年时间的2.9%的增加却被称为“跳跃式”上升,这到底是何种修辞手法?

更重要的是,目前处于24-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从2010年到2014年,这个年龄段女性数量增长了18%左右,而全国出生人数只从1610万上升到1687万人,仅增长了6%,远低于潜在母亲数量增长的18%。如果生育率(即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维持稳定,这几年应该出现生育高峰。现在几乎没有生育高峰,说明生育率在进一步走低。翟振武丝毫不提这个重要背景,却把2.9%这个几乎是统计误差的变化称为“跳跃式”上升,似乎在故意让人误以为生育率在大幅攀升。

针对单独二孩的实施效果,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说:“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我们很难想象,作为政府部门的主管官员,竟然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可以如此信口开河。

我们在《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一文中列明,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卫计委言之凿凿所说的是,单独两孩实施后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后来才改口为不到200万。而根据各地累积申请情况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全国所有省市区实施政策满一年后的申请数,扣除申请未被批准的,被批准却没有如愿生育的,没有单独两孩政策本来也是要生育的,还有双独家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新增出生人数不到预计200万的三分之一。如果这也能叫“符合预期”,那什么预测才叫“不符合预期”?

在有全国30个研究机构,包括翟振武在内的有50多位人口学家参加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议上,与会人员几乎一致地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短短一个多月后,翟振武却断言,“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是一种误读”。他煞有介事地给出了三个所谓的“误读”理由:

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把1100万对的目标人群数量直接等同于(应该)新增出生人口总量,这种作法忽视了二孩生育的意愿或比例。相当于认为所有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都会生育二孩。”而第二个理由是,“把某一年的“单独”夫妇申报规模与1100万对相比较,这既没有考虑二孩生育的意愿,也没有考虑二孩生育是在几年内才完成的规律。”

到现在为止,在所有认同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学者和媒体人士中,我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把“遇冷”的判断归因于上述理由。翟振武到底是凭着什么把这两个理由塞给对方?从上下文来看,他在刻意误导读者,让他们误以为对政策“遇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两个子虚乌有的错误理由,然后想通过否定这两个对方没有使用的“理由”来否定政策“遇冷”的判断。

翟振武还给出了第三个所谓的理由,“....目前有的省二孩申报的数量高于预期,有的省低于预期,都是正常的。”  我们希望知道,翟振武所指的“高于预期”的省到底是哪个或哪几个?难道是指我们在以前《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提到的,数据严重偏离其他所有省份,其可靠性值得强烈怀疑的山东省?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收集28省市区的98次报道,在所有这些报道中,凡是提到预期数据的,没有一例不是说申请数是低于预期。我们建议翟振武列出到底哪几个省的申请数高于预期,这些省占全国人口多大比例,而不是含糊其辞地说“有些高于预期,有些低于预期”,让读者误以为两者比例不相上下。

翟振武还预计,“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而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也呼应,“2015年,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万左右。”

我们前面提到,由于生育旺盛的女性数量正处于高峰期,加之生育年龄推迟,近年出生人数小幅波动并不奇怪。如之前分析,单独二孩的政策一整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只有六七十万,对提升年出生人口的作用是杯水车薪,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二年后出现反弹。更重要的是,生育旺盛期24-28岁女性在未来十年的数量将萎缩40%以上,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年出生人数也会大幅萎缩。翟振武和杨文庄,对这个远为更加基础的趋势因素避而不提,却极尽可能地夸大单独二孩政策的作用,这到底想说什么?

针对翟振武言之凿凿的判断,我们不妨看下他之前的预测记录。2014年3月翟振武在《人口研究》发文说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4995万;11月他发表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发文改口说全面二胎每年只会出生3100-3850万人了;而12月8日他在《北京日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峰值将不会超过2100万人。扣除政策放开前的每年1600万的背景出生人数外,他对二孩政策的年新增人口的的估算,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从最初的3600万,陡然降至不到这个估算七分之一的500万。尽管估算所对应的年份不尽相同,但对政策效果预测前后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在说话。

据我们观察,翟振武对人口数据的信口开河是一贯的。比如,在2008年2月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翟振武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6年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在1600万左右,大大低于翟振武所说的1900万人。

又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于他所说的3‰。翟振武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过去高于世界平均,直到近年才接近世界平均。但实际上,从1975年开始,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萎缩,从22.4%降至19.0%,降幅达3.4个百分点。而从1950年到1975年,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上升不到0.7个百分点。

而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但事实上,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经超过8亿。

如果说预测出现一些偏差,或者在采访偶尔出现口误,那可以理解,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不足。但长此以往,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得如此离谱,而且所有的错误都发生在同一个方向上,这无法不令人怀疑这到底是意欲何为?翟振武教授现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并曾为中央政治局讲授人口课,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有理由质疑,他到底要把人口政策带向何方?

总和生育率是确定人口趋势的核心数据,可以通俗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1.2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本该是制定人口政策的最基础的数据,但计划生育部门和某些人口学家一直以漏报为理由否认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权威性,并大幅调高生育率的估算,把这个基础数据弄得扑朔迷离。在报道中,翟振武宣称,2012、2013、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9、1.513、1.579。相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别提高了44%、20%、28%。

我们不知道翟振武教授到底用何种手法把总和生育率调到如此之高。实际上,根据人口普查的详尽数据可以回测过去的生育率,核实历史抽样数据。只要漏报和重报与年龄等变量没有太大关系,回测的生育率就是可靠的。图1显示,各年抽样生育率与由两次普查回测的生育率基本吻合,只是在1980至1996年间,抽样值略低于回测值,表明当时抽样调查中确实存在漏报,但情况并不是十分严重。

图1 中国历年生育率(1950-2010年)

如图所示,自2006到2010年,回测生育率比抽样调查生育率平均高出幅度约6.7%,最高也不超过10%。按此最大幅度来放宽2012、2013、2014的总和生育率也不只有1.14、1.39、1.35。如果以每年出生的人口数(该数据已经对漏报进行过调整)来除以当年生育旺盛的24-28岁女性的年平均数来做大致估算,这几年的总和生育率也是1.3多点,与上述估算相仿,远低于翟振武所给的1.499、1.513、1.579。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数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低于中国,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的,独生子女非常罕见的泰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只有1.41。

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并非不可以。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出生人口数据就是已经考虑到报而调整之后的。由于这种调整方法涉及很多步骤和相关假设,任何调整估算必须遵循基本的常识和学术伦理。如果在调整的每一步都做出最极端的假设,那最后的结论可以面目全非。由于在未来10年,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急剧萎缩,这给调整方式留下了不小的随意空间,但也只有对女性生育年龄模式做最极端的假设才有可能得出类似于翟振武这样的结论。我们有理由质疑,翟振武到底是如何把生育率调到如此之高的?

回溯一下生育率数据调整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判断这种调整的可靠性。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计划生育部门却把人为调高后的1.8作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中国政府网,2004)。虽然当时确实存在漏报,但40%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

针对民间的质疑,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对这个数字是非常谨慎的,没有科学性我们是不能随便确定的。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不到1.4,完全否定了官方的1.8,而印证了民间学者的估算。当年信誓旦旦给出1.8的生育率估算者,到今天可有勇气站出来承担历史责任?现在翟振武对总和生育率的调整看起来又在故伎重演。这种游戏还要玩多久?

翟振武还提到,“ 如果按照2015年1800万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推算,2015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总和生育率上升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有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断定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18的水平,今后还将越来越低,已经到了“危机”和‘陷阱’的境况,显然距离事实太远。 ”

2015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都是未知数,翟振武似乎现在就把他预测的2015年1800万的年度出生人口数和臆想出来的1.7的总和生育率当成了“事实”。而如前分析,他所谓的趋势明显的总和生育率上升基本是子虚乌有。至于他提到,有人断定中国的已经低至1.18的生育率,而且今后越来越低,这看起来又是故伎重演,再次把一个子虚乌有理由硬塞给认定人口危机的学者,试图用否定对方几乎无人使用的理由,来否定人口危机的存在。

就我们了解,尽管来自人口普查的1.18的生育率本该是最权威的数据,但所有支持政策放开的严谨学者中没有一人将这个数据当成是人口危机的证据。相反,支持政策放开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在人口数据上宁愿采用相对保守的态度,完全不是像计划生育部门和翟振武这样,毫无底线地,一再使用最极端和最离谱的方式来解读甚至玩弄人口数据。

翟振武进一步声称,“中国农村人口还占很大比例,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即使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在1.0左右,中国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也不会低到1.18的水平。中国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是1.47,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人都按政策生育,平均每个妇女也生1.47个孩子。因此,判断中国已陷入‘生育危机’,今后出生人数不可能增加,恐怕是没有根据的。 "

这又是在混淆视听。所谓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是如何得出来的?现在农村大部分年轻人平时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比城市年轻人更大的压力,而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他们的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农村年轻人心目的理想孩子数都已经低到1.8的水平。而实际生育率往往大大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韩国的理想孩子数一直在2以上,比中国农村还高,但实际生育率都不到1.45。

更荒谬的是,翟振武用来反驳中国陷入生育危机的理由竟然是,如果按政策生育,平均每个妇女也生1.47个孩子。尽管存在计划外生育的现象,但也有很多家庭没有或者无法实现政策允许的生育数量。有何理由认为实际生育率就不会低于政策生育率?除中国以外,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实施限制生育的政策。他们的政策生育率都是无限大,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没有生育危机了?

实际上,在同一篇报道中,翟振武自己都提到,在符合单独二孩的政策的夫妇中,愿意生育二孩的仅有60%。即便不考虑最后改变主意的,想生却生不了的,就算这60%都成功生育了二孩,那最终的生育率也远低于政策允许的两个孩子。由此可见,翟振武并非不知道,实际生育率可能会远低于政策生育率,他只是利用一般人对这种概念的不了解来浑水摸鱼,掩盖足以反映严重人口危机的强烈证据。

在这次会议上混淆视听的并不只是翟振武,同样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的段成荣教授声称,“2014年全国出生人数较上年增加47万,对于近年来已经非常突出的入园难、入学难形成巨大压力。”对于那些受制于各种人为限制政策,而对于孩子教育充满焦虑感的父母来说,这种言论听起来似乎在为他们着想。但只要略微了解一下事实,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甚至虚假。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从1963年到1990年代初,每年出生人口普遍在2000万以上,最高接近3000万。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怎么在1640万的基础上增加47万就对入园难和入学难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段成荣的眼里,这些孩子难道都是洪水猛兽吗?

实际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全国小学数量从55.36万所减少一半多到25.74万所,学校数量大幅缩减的现象既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而2013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又比上年减少1.55万所。在学校数量缩减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用入学难来论证新增人口对教育资源带来的压力巨大,是不是已经远离了起码的伦理底线?

在报道结尾,同样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爽教授宣称,“目前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生育危机’。特别是在单独二孩政策刚刚启动、实施的特定过渡时期,稳妥一些,观察一段,可能比立刻全面放开二孩更理性。”

这句话看似温和谨慎,实际是避重就轻,以稳妥理性为名,行拖延政策转变之实。如本文所分析,会议报道中出现的大部分重要陈述和结论,不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就是在强词夺理,混淆视听。到了最后,这些虚妄之词怎么就演变成一个中国没有陷入“生育危机”的结论?

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各种恶果日渐显现,放开生育限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计划生育部门每次都是用类似手法,肆意曲解人口数据,把只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就能看清的问题,偷梁换柱成对人口数据没完没了的争论,最后让政策改革变得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如我们在《为什么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中所论述,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数进一步萎缩之时及时鼓励生育。

即便是翟振武对2014年所给的1.579的生育率也是极低水平,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减少28%,两代人就减少一半。就是这种生育状态也需要大力鼓励生育。实际上,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伊朗也曾实施过抑制生育的政策,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远比中国大陆要温和,持续时间也要短得多。就是相对严厉的新加坡当年也不过是取消第三胎的补贴和产假而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跌至1.6之前都全面停止了节育措施,有的甚至立即转向鼓励生育,到今天更是无一例外地都在大力鼓励生育。

即便不考虑低生育趋势对经济发展和国力的长期灾难性影响,就是从公民权利和人道主义的角度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限制生育。目前70后女性正在快速接近生育结束期,她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受益于单独两孩政策。每拖延一天放开,就将会给无数家庭带来终生的遗憾,并最终造成更多失独家庭的人伦惨剧。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延迟放开生育的好处要超越她们付出的代价?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迟迟没有放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计划生育部门和与之关系密切的某些人口学家罔顾基本事实,违背起码的学术伦理,把人口数据到道具来混淆视听,用本文所分析的种种毫无底线的手法来误导公众和中央。对于这种拖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计划生育部门和个别人口学家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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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两本书:《中国人可以多生!《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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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7 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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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7 21:33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中,至少有两条绳索会将天朝牢牢地绑在耻辱柱上动弹不得:
      第一条是粗暴剥夺个人的天赋的超过一胎的生育权,
      第二条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粗暴地对机动车实施法定假日除外的每周一天限行。
须知,生育权乃基本人权,机动车行驶权则是基本物权。笑话,连此等基本人权、物权都粗暴剥夺,那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剥夺的哪?全拿去好了!

对公民限制多多,对政府对官员限制宽泛,形同虚设,恰恰与文明民主制度背道而驰,彻底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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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7 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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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7 22: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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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浪王波浪研究家园

发表于 2015-2-18 18: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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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5 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央行主管《金融时报》刊文:通缩离我们已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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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邮件 [url=]纠错[/url]
2015-02-25 08:08:20 来源:和讯网

  和讯网消息 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2月25日刊发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秘书长詹向阳评论文章称,从目前国内经济与货币的实际情况和数据来看,通缩离我们已经很近了。詹向阳同时还是《金融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
  文章表示,尽管中国目前货币、信贷存量巨大,但是在被过剩产能、无效投资以及非实体经济的高回报领域大量挤占的情况下,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具有流动性的货币资金其实相对不足。
  同时,外汇占款减少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减弱,银行吸存能力和放贷能力下降,导致货币总量呈现下降趋势。(马龙)
  文章具体如下:
  通缩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詹向阳
  目前,通缩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是市场对此有不同声音。笔者从当前货币信贷的几个主要问题入手,剖析我国货币和贷款究竟多了还是少了,通缩风险究竟存不存在。
  笔者认为,从目前国内经济与货币的实际情况和数据来看,通缩离我们已经很近了。第一,宏观经济形势严峻。2014年国内GDP同比增长7.4%,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创18年来最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5.7%,明显低于2005年至2011年26.1%的年均增速,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是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第二,货币供给增长放缓。截至2014年1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2.2%,比上年增速降低1.4个百分点,比1986年至2013年21.05%的平均值低8.85个百分点,为连续第四个月增速下滑。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放缓,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201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0%,涨幅创5年来新低,2015年1月份CPI同比仅增长0.8%,自2009年11月以来首次落入1%以内;2014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1.9%,2015年1月同比下降4.3%,连续35个月下降,持续时间之长为20年来之最。
  很多人质疑通缩论,其主要依据是当今社会流动性充足,货币和贷款存量巨大,中国的问题不是贷款不足而是贷款过度。为此,只有搞清楚目前货币和贷款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才能搞清楚离我们更近的究竟是通缩还是通胀,而搞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看目前的货币信贷存量。
  货币信贷存量被过剩产能和无效投资挤占
  中国社会目前货币信贷存量巨大,这是事实。一方面,2014年末我国M2余额122.84万亿元,为2007年的3倍,远高于同期的产出(GDP)增速;另一方面,2014年国内新增人民币(6.2545, 0.0000, 0.00%)贷款9.78万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从货币层面来看,似乎并未出现紧缩的迹象。
  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存量货币和贷款中,有相当部分被过剩产能和无效投资挤占,已经失去了流动性。对于什么是过剩产能及其规模,大家已经比较熟悉和了解了。无效投资主要表现为在“四万亿”投资和“十万亿”贷款等刺激政策推出时期,许多企业盲目扩张,进入非主业领域,造成大量的经营失败。比如钢贸企业。这些被过剩产能和无效投资占压的货币和贷款,已经失去了流动性而成为死滞的要素。没有流动性的货币丧失了流通的功能,不能再当作“通货”使用。因此,评估当前流动性是否充足,应当将这部分被占压而无法收回的、已经失去流动性的货币和贷款存量排除在外。
  外汇占款减少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减少
  过去多年,国内巨额贸易顺差格局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随着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贸易增幅下滑,外汇占款增长逐步放缓。2012年、2013年外汇占款分别仅增1.95%和10.74%,明显低于过去10年30.47%的年均增速。2014年以来,外汇占款放缓态势更加明显,全年增加6410亿元,同比少增2.12万亿元,而最近10年外汇占款年度新增规模一般为1万亿元到2万亿元,有的年份甚至超过3万亿元。外汇占款大量减少,使得央行通过此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大幅减少,进而对货币供给量产生倍数级的收缩效应。
  商业银行吸储能力下降导致放贷能力下降
  近两年,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企业、居民等经济主体收入增长放缓,直接影响存款源头。同时,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特别是储蓄存款理财化、对公存款同业化以及金融服务互联网化等,都在深刻改变着银行存款业务的市场生态。在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商业银行吸存能力普遍下降,存款大量流失。2014年,国内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存款9.48万亿元,较2013年少增3.08万亿元,全年存款新增量少于贷款新增量3000亿元,这是我国统计该项指标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全年人民币存款增长9.1%,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个位数增长。
  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下降,势必引起其放贷能力下降,进而派生存款下降,银行放贷能力进一步降低,最终导致流通中的货币和贷款减少。尽管2014年新增贷款规模创历史新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央行规范表外融资使得大量表外融资转表内,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信贷规模。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稳增长”的需要,商业银行年底突击放贷,使12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697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49亿元。而且,对实体经济带动作用相对较弱的票据融资出现较快增长,2014年全年票据融资新增9574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近10%,为2009年以来历年最高。因此,尽管贷款规模很高,但综合考虑表内、表外融资总规模以及信贷资金对实体经济的带动效用,实际上银行间接融资的供给能力是有所下降的,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力度是在减小。
  产能过剩广泛存在导致银行放贷意愿下降
  目前,对产能过剩的治理进入实质性阶段。在对过剩产能进行整合、淘汰的过程中,企业的潜在经营风险集中暴露,银行不良贷款率快速反弹。由于过剩早已不是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个体现象,几乎所有行业甚至包括新兴产业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致使银行出于资金安全考虑,贷款选择艰难,贷款意愿下降。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目前货币、信贷存量巨大,但是在被过剩产能、无效投资以及非实体经济的高回报领域大量挤占的情况下,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具有流动性的货币资金其实相对不足。同时,外汇占款减少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减弱,银行吸存能力和放贷能力下降,导致货币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可以说真正具有流通能力的流动性偏紧,通缩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作者为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秘书长、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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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5 2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大陆,经济分析的话语权越来越多被小编等非专业人士以及境内外谣言制造者抢占,专业分析家们反倒乐于偷闲,越发不愿张口,等着看乱语者们的笑话!

经济分析是个相当复杂、困难、需要长时间(十年以上)分析技术锤炼与经验积累的行当,不是靠嘴皮子和笔头子就能干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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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5 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更不是单靠勇气或大胆就能干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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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5 21:4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靠,刚刚发现,浪坛版主数量快赶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一般多了!

经济还在探底之中,版主规模却在冒进,这是要逆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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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4 00:51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募三巨头陨落:南方华夏嘉实业绩全线大溃败
2015-03-03 15:12 来源:时代周报字号:1214


时代周报记者 柯智华 发自上海

两年的牛市,意外地让公募基金巨头们深陷危机之中—在2013年和2014年的权益类基金和固定收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行榜中,包括华夏、南方以及嘉实等排名前列的基金公司均无一例外地落于末列,甚至接近末尾。

2013年和2014年两年中,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6成,沪深300指数则上涨近4成。虽然,这让遭受熊市折磨多年的基金公司获得了正收益,但是,拥有丰富资源、规模排名前列的传统公募巨头们,却反而尝到了其中的苦涩。

海通证券近期发布的基金公司权益收益类资产业绩排行榜显示,在纳入统计的70家基金公司中,南方基金最近两年业绩排名第48位;华夏基金[微博]和嘉实基金则分别排名42位和47位,而其规模排名均在前六。

“完全在意料之外,这些排名前10的传统大型基金公司不但落榜前十,反而掉到了末尾。”一位要求匿名的基金公司高层感叹说。

实际上,过去的两年中,公募行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曾经取得成就的公募大佬纷纷转型、潜行多年暴露出的老鼠仓则导致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各类资管机构获准进入公募领域,竞争从未如此激烈。如此,拥有规模优势的传统大型基金公司究竟是如何迷失的?它们还能回到曾经荣光的日子吗?

南方基金:业绩排名跌至48位

最富个性的公募基金大佬、带领南方基金杀出重围的南方基金前总经理高良玉,或许并没有想到:在其离职两年后居然等来了久违的牛市,小股票大股票先后轮涨;他更没有想到的或许是,南方基金尽管依然热闹,却遭遇着规模排名和公司业绩排名双双下滑的境地,尤其是关系公司声誉的投资业绩排名跌至末尾。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南方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剔除联接基金重复部分)为1952亿元,尽管规模比2012年年底的1550亿元增长了400亿元,但是规模排名却从2012年年底的第4位下滑至第6位。

规模排名下滑的背后,则是南方基金规模增速远远低于公募行业资产规模的平均增长速度,甚至不到公募行业资产平均增速的一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95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公募资产管理规模为4.54万亿元,相比2012年年底的2.87万亿元增加了1.63万亿元,公募基金行业资产规模增长幅度为56.8%,而南方基金同期的增幅仅为25.8%。

相比规模排名的下滑,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业绩排名滑坡,作为一家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南方基金近两年的权益类产品收益排名在70家基金公司中仅居48位。

换而言之,过去两年中在权益类产品的方面,所有基金公司中仅有22家基金公司的业绩回报低于南方基金,这和南方基金规模超过80多家基金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规模排名下滑的影响主要和基金公司高层的业绩考核相关,那么基金的投资业绩则将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从而决定投资者是否继续投资该公司的产品。

实际上,南方基金很长的时间里都打上了高良玉的烙印,随着这个灵魂人物的引退,此前搭建的强大团队也有所松动。

2012年下半年,南方基金的现任总经理杨小松以督察长的身份进入南方基金,被视为为高良玉的引退做铺垫,进入南方基金前杨小松是证监会[微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2013年年初,高良玉正式辞任南方基金总经理职务。

2013年小股票大涨,偏爱低估值蓝筹的南方基金由此进入了业绩最差的一年,其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在70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58位(根据海通证券发布的基金公司业绩排行榜),2014年年初,高良玉时代主要依仗的投资负责人邱国鹭[微博]辞任。对于邱国鹭的辞任,尽管南方基金对外表示“因为个人职业兴趣”,但外界有说法为2013年业绩不佳而承担责任。

邱国鹭是2008年高良玉从华尔街高薪聘任到南方基金。邱国鹭离开后,南方基金的分设固定收益的投资总监和权益投资总监,分别由李海鹏和史博担任。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年中,杨小松正式接任南方基金总经理职位。

之后的2014年,市场风格在下半年突然转向了大盘蓝筹股。但是南方基金的表现依然中规中矩,最终在2013年和2014年两年的业绩排名中位列第48位。

海通证券发布的基金公司权益和固定收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行榜显示,南方基金不仅仅在权益类基金业绩表现落后,在向来号称拥有优势的固定收益上,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根据海通证券发布的排行榜,在最近两年的固定收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名中,南方基金以18.74%的收益位列第34位,仅为第一名收益(48.91%)的1/3左右。

华夏基金:“老鼠窝”下的跌跌不休

衰落的传统公募基金巨头并非南方基金一家,曾经连续7年公募基金业老大的华夏基金,在2014年进入了加速的跌势之中。

在2014年第三季度末时,华夏基金旗下权益类产品几乎全军覆没,曾经的明星产品华夏大盘甚至位居混合型基金最后一名。面对这样一份业绩数据,在某私下场合华夏基金内部人士很不服气地表示:“等今年(2014)年底再说。”

显然,2014年年底华夏基金并没有获得翻身的机会。虽然依然坐稳规模老二的位置,但是权益投资业绩绝对收益排名却名列倒数。

截至2014年年末,华夏基金以3100多亿元的公募资产规模仅次于天弘基金。但和其资产规模排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华夏基金在基金公司2014年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行榜中跌落到第59位,也就是70家基金公司中的倒数第11位,而在最近两年的业绩排名中则为第42位。

实际上除权益类投资,华夏基金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同样惨不忍睹。根据海通证券发布的固定收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行榜,在2014年中华夏基金在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中排名第58位,而其最近两年的排名则为第53位。

“曾经在市场上取得认可和声望的核心投研人物,以及原有体系下的基金经理纷纷离去,原有投研体系的坍塌不可避免,华夏基金的重构尚未完成。”一位长期观察华夏基金的分析人士指出。

资料显示,自2012年灵魂人物、原总经理范勇宏和王牌基金经理王亚伟离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后,2013年以来,分管投资副总刘文动、投资总监程海泳等也相继离职。同时,范勇宏的接任者、华夏基金第二任总经理滕天鸣也在2014年8月份卸职而去。

而伤害更大的则是,华夏基金积累多年的老鼠仓窝案随着证监会大数据调查,逐渐浮出水面。公开资料显示,去年11月份北京警方首先对原华夏基金经理罗泽萍的老鼠仓案进行了通报。

警方的通报显示,自2009年以来,犯罪嫌疑人罗泽萍利用担任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的便利,将基金持仓或准备买入卖出的股票信息透露给家人,并与其弟弟罗某君(男,35岁,天津人)合谋,使用周某和王某某的证券账户进行交易以逃避监管,借助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并非法获利1300余万元。

随后华夏基金更多的涉案人员浮出水面,华夏基金老鼠仓案至少涉及7人。

2015年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在例行发布会上宣布了对华夏基金的处罚。“拟对华夏、海富通等5家基金管理公司依法采取责令限期整改(三至六个月不等)且整改期间暂停受理公募基金产品注册的行政监管措施,同时,对相关责任的高管人员依法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证监会相关发言人表示。

嘉实基金:战略家失控了?

实际上,作为公募基金的元老之一、嘉实基金掌舵人赵学军备受关注。在过去的10多年中,赵将一家排名靠后的小基金公司,带到了四强的位置,同时他带领下的嘉实基金又以稳健和战略而闻名于公募基金业。

让人极为惊讶的是,在公司灵魂人物赵学军依然坐阵的前提下,嘉实基金在2014年走进了最灰色的泥淖中。有趣的是,尽管嘉实基金的规模不断壮大,业绩却每况愈下。

一个例子或许能体现嘉实基金业绩溃败的尴尬。嘉实基金官方网站显示,嘉实绝对收益基金在2014年亏损了1.89%。一般公募基金很少将名字称呼为绝对收益,其背后潜台词就是不会亏损。同时可以比较的是,2014年公募基金的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超过20%。

根据海通证券近期发布的权益投资和固定收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行榜中,2014年嘉实基金以往擅长的固定收益领域位居第64位,在69家可比基金公司中名列倒数第五,从而将最近两年的排名拉低至51位。

权益类方面,嘉实基金依然在末列位置苦苦挣扎。海通证券的数据显示,嘉实基金在2014年的排名则为57位,最近两年的排名则为47位。

“摊子铺得这么开,反而容易忽视其最原本的业务—公募基金业务。而稳健著称的嘉实基金,在老鼠仓这件事情上受罚,可见潜在背后的管理并非那么完美,也不是呈现给外界的稳健形象。”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募基金人士表示。

近几年,随着公募基金发展陷入停滞,嘉实基金展开了一系列行动,比如在海外成立了嘉实基金另类投资集团、设立第三方财富平台和房地产投资公司。此外,还在谋求进入券商领域。

“此前投资总监戴京焦去负责筹备券商之后,固定收益跌到倒数第五位;另一方面,在权益投资上基金经理进进出出同样是人员不稳。”上述基金人士指出。

在公募领域,去年嘉实基金还设立了首只参与混改的基金嘉实元和,嘉实基金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创新,但是公募产品业绩的管理反而不那么令人关注。

面对2014年嘉实基金交出的答卷,赵学军显然要将多元化走到底。

赵学军在今年的新年撰文中写道,“真正的财富管理不能仅限于某一个领域,嘉实在资产管理业务的优势既非‘大而全’,也并不追求‘小而精’,而是用十多年在传统二级市场投资中所建立的主动管理投资能力,向上游投资范畴拓展所释放出的优势。好比“庖丁解牛”,庖丁经过多年历练,深谙牛的各个关节肌理,手起刀落在最难的经络部位都能够分毫不差,在简单的部位更加游刃有余。就投资收益获取‘技能’的难易而言,二级市场投资的复杂与艰难,远甚于私募股权投资、IPO等领域,而所获收益却微薄于一级市场。”

但面对如此不理想的业绩,投资者又会怎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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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4 0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5-3-4 09:41 编辑

清朝结束以来一百年的中国历史表明,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团体的,无论大小,如果未能理性考虑人类自私的天性并加以合理监督与激励,最终都会是乌托邦,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大的如计划经济破产,小的如公共教育制度被教育利益集团的异化,公共医疗体系被医疗利益集团的异化,数十年足协管理体制的失败,公募基金的失败,等等,不胜枚举。

不幸的是,这种失败是一种可以预期的结果,而且这种明显偏袒制度设计始作俑者或当权者的把戏不断上演,再二、再三、再四、再五......

事实说明,过往中国大小改革多数自弹自唱,很容易为大小当权者或影子利益集团绑架!改革要真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必须变换思路,让独立的第三方进行改革设计,并设立周密的改革进程监督、效果评估与改革方案调整机制,让打着改革旗号损失公众利益来增益影子利益集团的行为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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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4 01:14 | 显示全部楼层
舒血宁注射液被停产 华润三九再触 “品种之殇”
2015-03-03 04:46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字号:1214


    19天后,华润三九仍未对其核心产品舒血宁注射液被停产做出任何解释与公告。

“最被滥用”?

公开消息显示,2月17日,北京市食药监管局责令华润三九停产和停止销售其舒血宁注射液,并召回存在风险的产品,但华润三九方面尚未对此情况进行公告和说明,而截至3月2日晚间本报截稿时,华润三九未就此问题回复本报记者。

据悉,北京市食药监管局在市场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华润三九旗下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润高科天然药物有限公司生产的舒血宁注射液存在安全风险,并且对该企业进行生产现场检查情况后做出的上述决定。

根据北京市食药监局的通知,北京华润高科天然药物有限公司生产的舒血宁注射液在市场监督检查过程中被发现存在安全风险,要求公司召回同批提取物生产的舒血宁注射液并进行整改。整改期间不得继续舒血宁注射液的生产和销售,已生产的库存舒血宁注射液产品暂停销售、使用,该公司为华润三九全资子公司。

作为华润三九旗下的核心产品,以银杏叶为主要成分的舒血宁注射液是一款纯中药制剂,主要功能是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绞痛、脑栓塞、脑血管痉挛等”,生产公司北京华润高科天然药物有限公司网站上如是标示。

在北京华润高科的介绍中,舒血宁注射液源于其高级工程师承接的国家保密计划研制的“6911”注射液,于1970年北京市卫生局革命领导小组批准在国内首家上市,上市后由于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冠心病、心绞痛、脑缺血、脑动脉硬化、急性脑梗塞、高粘血症等方面的优异表现获得临床大夫的一致好评。

这个产品的“二次爆发”发生在1996年,当年开始的二次科研对这一品种进行了大量的药理、毒理和临床研究,于1998年协助当时的北京市药品检验所完成了对舒血宁注射液的质量标准研究和质量标准的制定,完成了对银杏叶原料提取工艺、银杏叶提取物质量标准的制定,被卫生部批准成为当时首家、独家上市的舒血宁注射液厂家,也随之奠定了这一品种在市场和华润三九产品序列中的地位。

公告显示,华润三九2014年前三季度收入55.8亿元,毛利率58.2%,经营性现金流8.76亿元,净利润7.89亿元,净资产收益率12.2%,尽管与上年同期各项指标相比都不尽理想,但也同时确认“核心品种舒血宁注射液实现快速增长”。

曾有市场分析预估,这一品种年产量接近1亿支上下,而因为现阶段有154种的疾病在使用舒血宁注射液,这一品种也被称为“最被滥用的中药注射剂”。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2009-2011年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住院患者中药利用情况分析》报告显示,舒血宁注射液属于内科用药排位第一,使用费用24.93亿元,治疗疾病数量由2010年的138个增加至2011年的154个,其中,超适应证使用(超出说明书范围使用)发生费用12亿多元。

品种之殇?

舒血宁注射液代表的中药注射剂,一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品种。

“中药注射剂这几年出事情太多了,业内一直有呼声取消这个品类的产品注册和使用,”某知名传统中药公司总工程师就此话题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质量稳定、标准控制等安全性问题始终是中药注射剂的硬伤,这些年始终没有根本解决。”

按照《中国药典》解释,“中药注射剂”是指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从中药或天然药物的单方或复方中提取的有效物质制成的无菌溶液、混悬液或临用前配成溶体的灭菌粉末供注入体内的制剂。

“这是按照西方医学理论制造出的中药品种,一些地方确实有点拧巴。”上述专家告诉记者,“原本口服经内脏吸收的给药途径,彻底变为肌肉和静脉直接注射,这对原本讲求复方共同作用的中药来说,是并不‘通顺’的道理。”

而事实上,在中药注射剂大范围临床使用后,其逐渐暴露出的质量安全问题也开始将其先天的问题迅速凸显。

2006年,鱼腥草等7种中药注射剂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出现死亡病例报告;2008年,刺五加注射液导致严重不良反应,3例死亡,黑龙江完达山药业公司的刺五加注射液被国家紧急叫停;而随后茵栀黄注射液由于导致4名新生儿发生不良反应,其中1名死亡,又被卫生部停止该批次产品使用。

不到一年时间,2009年,黑龙江乌苏里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双黄连注射液再次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并有死亡病例,引发全国大范围关注。一时间,中药注射剂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国家药监局年度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显示,2010年,中成药不良反应排名前20位的品种中,中药注射剂占了17个,前3位分别是双黄连注射剂、清开灵注射剂、参麦注射剂。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中成药排名前20位的品种均为中药注射剂。

压力之下,国家药监局对这一品种的态度逐渐谨慎,并开始分批对重点品种开展安全和质量的“再评价”工作。

同一阶段,舒血宁注射液的状况也大体类似。

伴随大量的滥用和临床超出说明书使用,舒血宁注射液的不良反应开始频繁爆出,2009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剂科对该品种的研究就显示,其多次出现皮肤及其附件损害、全身性损害等,应引起监管部门和使用者的重视。

2013年11月,国家食药监局在其官网发布通知称,舒血宁注射液的说明书应增加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内容,明确标示其不良反应包括了过敏反应、全身性损害、呼吸系统、脑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8项内容,包括禁止超功能主治用药、不超剂量和长期连续用药等注意事项12项内容。

“在各种药物剂型和种类中,注射剂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是最严格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注射剂必须成分清晰、药品纯净度高、疗效有充分证据、毒副作用明确,这是国际医学界的共识,也是最基本的原则。”《中国药典》编委会执行委员周超凡认为,但从目前的技术来看,中药注射剂还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要求,仍然存在用药安全问题。制图/蒋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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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8 11:33 | 显示全部楼层
找了半天,才将自己的帖子捞了上来,坛子应该有找回自己帖子的简易办法吧?或许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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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8 12:11 | 显示全部楼层
创业板应该运行在浪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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