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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与不确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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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7 00:33 |

确定与不确定性的问题

来自:MACD论坛(bbs.macd.cn) 作者:缩水基金 浏览:3854 回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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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基本的东西是简单的,机械的,可以预知的,可以管理的,事物本质的东西也是简单的,机械的,可以预知的,可以管理的。本质的东西是在更高层次上重演基本的东西。事物一般是从基本的简单经越来越复杂的形式而达到本质性的简单。比如牛顿理论很简单,然而电磁场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就越来越复杂了,复杂到足够程度,相信又会简单,这个简单就是爱因斯坦所追求的那种本质意义上的科学简单性。
最简单的经济行为是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存,这个工作不复杂,是可以统一管理的,国家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就是管理的形式。具体商品生产的经济行为就复杂了,国家只能宏观调控,而不能具体地管,只能由企业根椐市场的情况独立自主。然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济行为又简单了,这是属于本质性的简单。因为生产力要比生产更具有本质意义。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东西是高新尖技术,它是处在商品生产技术的金字塔顶上,因此能称得上是高精尖技术的东西屈指可数,这很少数的商品研究和生产国家是完全可以统一地管起来(多了才管不过来),也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本质性的经济行为。
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我以为本我心理对应人的动物本性,对应于这种心理的行为是人的完全自私的本能冲动。人的本能冲动很简单也很机械,是完全可以预知的,比如一个人饿了,看到桌上有食物,他的本能冲动显然是将食物报销了去。人的这种动物性行为也是可以管且应当管的,基本的法律就是针对人的这种动物本性而来的。人的自我对应人从原始社会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性,它对应人的自由意志所支配的行为,这种行为就复杂,就难以甚至无法预知,我们不能制定什么社会细则来具体地管人们这种自我行为,那会将人管死了。只能以一些做人的原则对之进行“宏观调控”。人的超我心理就是科学理性的心理(这与弗罗依德的超我概念不同),对应人在文明时代建立起来的科学的社会性。出自这种心理的行为是科学的行为,是本质性的行为,是合乎规律的行为。合乎什么规律呢?这就是最佳行为规律。
对于具体的为人处事,可以有无数种行为方式,但只有一种行为方式是最佳的,是能给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这种行为方式也就是合乎最佳行为规律的,它是可以研究确定的。并进而归纳抽象出其合乎的最佳行为规律。我们通常说的尊重客观规律,就会有善报,违背客观规律,就会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一到各有所报,这里所说的客观规律就是属于人的最佳行为规律。
最佳行为实际上对应人的大智慧,一个具有大智慧或者说佛性通的人其行为会自然而然地或本能地趋于最佳。当我们研究出关于人的最佳行为的科学体系后,人们只要在学习中深刻地理解了它,将这知识融会在自已的智慧中,就会达到大的智慧境界,其行为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趋于最佳,他按照规律去做不会觉得束手束脚,而是一种习惯使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本能。

一个完整的演进过程,其最基础的运动是简单的,确定的或机械的,而最上层的本质性运动也是简单的,确定的,机械的。我们这个宇宙最基础的运动就是机械运动,受确定的力作用的机械运动是合确定性的牛顿规律的,其运动轨道是可确定的。 而受不确定力作用,或自身会活动的系统,其运动轨道如何,我们是无法确定的。然而这种不确定的运动的最小单位是是受一个外力或一个内力作用(生命输出体力使自已运动,这体力就是内力)的确定性的机械运动。什么是本质性运动?在沿着联结一个演化螺旋的起始平衡态与更高层次平衡态这两点的状态直线上所进行的演化性运动,就是本质运动,它是唯一确定的。而弯线,走不到更高层次平衡态弯线有很多,在弯线这种线上的运动有很多,因此弯线种类的运动不是唯一确定的,这些弯线种类的运动都是犯了路线错误,这种犯了路线错误的演化系统是没有前途的,尽管在现实上还能生存,甚至生存得很好,但时间一到就要为它们的不合必然性规律的错误付出代价。地球上的生命系统,也只有人类是处在历史的必然性的本质路线上,其它的生命都或多或少地走错了道。
任何事物都是双重起源的。我们这个宇宙既来自物理学所认为的由基本粒子构成的宇宙蛋,也来自东方哲学所认为的气,如果用科学的术语讲,就是来自一种能量场吧。我们可以将宇宙蛋当成地母,而将气当然是天父。于是宇宙就是天父地母交合的产物。宇宙的实体性的物质,是从地开始演化的,最后达到天的进化水平。从地的状态,到天的状态,这么两点之间的唯一状态直线就是宇宙历史进化的必然线,也就是规律线,本质线。系统从地的状态开始演化,如果演化的路线始终基本上合上了历史进化的必然线,那么这个系统就是走上了正确路线的系统。

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作用方式,然而有一种作用方式是最佳的,是能尽可能快地达到系统与环境相互适应这个美的结果的,这种最佳的作用路线就是连接系统状态与环境状态两状态之间的状态直线。一个系统演化的起始态与目标态确定,两种状态之间的状态直线就确定,这是系统能最快地达到目标的最佳路线。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7 00:48 |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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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7 00:52 |
标准的失衡与不确定性——兼论博伊斯《油脂椅子》
作者: 盛崴
“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

“人是尚未被确定的动物”
——尼采


关键词:人、自然、文化、标准、可能性、不确定性

一、符号

“过程在它们的大部分之中继续着:化学发酵、变色、腐烂、干枯。每种东西都处于变化的状态中”。 1)博伊斯对油脂、蜂蜜等物的偏好正是因为它们总是处于这样一种无定型的变化过程中,“我使用油脂的原意是要激发讨论。这种材料的可塑以及其对温度变化的反映特别令我喜爱”。2)同时,由于博伊斯自己在经历方面的原因,油脂在他的作品中已成为人和灵魂的代名词:而椅子这种人工制品/商品则对油脂在现实中存在的形状起着直接的塑造作用,作为一种固定标准,它站在反人的立场上;同时,温度是一种可变性极强的自然因素,在它的属性中包含着油脂形态塑造、变化的多种可能性;那么,将文本中这三个最重要的符号置入格雷马斯的叙事学分析矩阵中,在“非椅子”的位置上,就应该是非标准化:




图表一 3)              图表二


1.油脂

油脂象征着人性和温暖的灵魂。这一点得以成立的根本并不在于油脂“大比热”的物理属性,而更多的决定于它没有确定形状的特征,它只要被置入任何一个空间——椅子、桌子、容器、地板……,必然面临着被塑造成形的命运。但同时它的稳固形态也必然与温度 /自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适当的温度是保证油脂即不被低温硬化,也不被高温融化的前提条件。而人恰恰与油脂的这种无定型、无定性的特征契合。作为唯一未完成进化的物种,人并非是比猿猴更高级的动物,“人是自然最孱弱的儿童”。“行为的旋律在动物物种里是预先构成的”。4)对于动物而言,存在的目的是先于自身存在而被设定的,从它出生的那一刻——甚至是胚胎或胚胎形成的可能性阶段,就已经注定了,它们所有的行为将被如旋律或戏剧般的演奏和上演。但对于人而言,没有任何目的是这样被设定好的,他并不具有动物同等的完美性。从一开始,人就不得不茫然和不可数记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一种人为或自然指定的存在和发展模式是确定的——事实上,存在主义在起来反抗“一般的人”的时候,这一点就已经被从真理的角度大声宣告。而博伊斯在《油脂椅子》这个叙事文本中,则明确的探讨了关于人类的可能性/不确定性/非标准化的问题。人的存在和本质只是一个塑造问题,人的目的并不在于演出一出早已排好的歌剧,而是通过自然、文化和自我塑造去实现多种开放的可能性——上帝并没有按照原初的摸样去塑造人类,知识与理性也无法为人提供一种先于人的概念与行为范式。

2.椅子

椅子是油脂外部形态的直接塑造者,油脂在与其接触的过程中总是不得不被塑造成具有一定形状的空间存在物。对于油脂而言,椅子是在现实中存在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标准与尺度。而椅子在这里,恰好与文化(作为一个阶段性事实)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正如在列维 .斯特劳斯的烹饪三角形中,生的食物总是与自然相对应,而熟食总是与文化相对应:




图表三 5)

“存在先于本质”,人的一切属性和本质都是后天获得的,起塑造作用的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但萨特这一观点仍然是暧昧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变向妥协,因为它不得不建立在人与动物在生物学中是一种根本区别的基础之上,从而导向社会与文化,最终被塑造为一种模式化的稳定形态。但在人的不确定性前提下,以文化为核心所形成的人类属性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实践。然而这种固性在文化的变动中,在与自然的对抗中,却是相对和有限的。从希腊人开始,人类就通过理性的“椅子”这一恒定的价值尺度来进行自我认识,那么他不得不首先在这一标准下将自我物化,从而外在的认识人。如前所述,人一开始就是未完成进化和不完美的,那么作为如此孱弱和低能的一个物种,他靠什么立足于自然界?相对于其他动物而言,他完全无法依靠自己原初的能力自足的生存,但也恰恰是这种不完美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人存在的根本——开放性。“自然赋予牛以角,赋予马以蹄,赋予野兔以速度,但赋予人以思想”,早在希腊时期阿那克瑞翁就已经朴素的认识到这一点,“人的不完满性为自我理解所补偿,这种自我理解告诉他能够怎样来完善自己”。 6)而文化的创造作为自我理解的现实存在方式,给予了人类生存的力量之源和最锋利的武器。但在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前提条件下,文化总是在武器和缰绳的角色之间摇摆不定,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被某种先在或自己臆造的文化模式塑造。人类以文化作为指引生存之道的明灯,然而文化却以理智、伦理等多种形式成为人类前进的绊脚石。于是,在油脂与椅子,人与文化,理智与意识(或者说无意识),不确定性与固化的文化标准,社会与自然,人与动物,此在与彼在,精神与物质,知识与信仰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二律背反张力——我们不得不用即存的文化现实来进行自我填塞,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是利奥塔所言“非人”),但同时又不得不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面向将来进行“自我设计”。

3.温度

温度所代表的自然是人生存的根本前提,由于人总是以文化和社会的固定标准外在的认识自我,并总是将文化作为人的根本属性,那么自然很容易被置于一个与人的二元对立面上被看待。在进化论的逻辑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之下,自然总是作为伟大人类进步的阻碍而被认为是需要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同时人类也为这种征服和改造的结果而倍感震惊和赞叹。低温和高温的环境无疑会造成油脂的硬化和融化,从而使油脂的外型塑造化为泡影,也就是说自然的固化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类的自我塑造和实践多种可能性不可实现,但在一般的状况下它却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必要保证。

当然,它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时绝不会和油脂与椅子之间那么简单,因为它还表现在心理上的非时空性。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柏拉图时期所确立的“理式”范式,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度。与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还不如说理性是万物的尺度——椅子被作为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和根本属性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推向一个不可攀比的高峰——“人是自然唯一的主任和占有者”。(笛卡尔)甚至是在理性之外的潜意识在理性主义者那里也仅仅是通向认识 /知识的一个否定性中间环节,而在弗洛伊德那里,潜意识虽然进一步被认为是某种不确定的,无法定性的东西,但它仍然是一个有害的因素——难道他首先不是一个心理医生吗?在其原初动机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是站在人/自然的二元论观点上硬性的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异化。理性和文化确立了一种不变的,或者只能沿着线形模式演进的单一路线,抹杀了人类本性中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它从人类最初的不完善性的补偿变成了人类的不幸,它不但扼杀了人类生命中自然的因素,灵魂中“最深层的源泉”和“一道形状不定的溪流”,(柏格森)同时使人类思维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面向明天的进一步成分的产生变得不再可能。斯宾诺萨在反对苏格拉底——斯多葛学派具有强烈禁欲主义的伦理学时,已经不再将“外在的理性内在的压抑情感”视为即定结论,而认为理性在压抑感情的过程中,并不是一种直接行为,而是通过调动另外一种感情来实现压抑的。与理性主义者将精神物化完全站在不同的位置,浪漫主义和狂飙运动号召人们回到潜意识的洪流中。“如果理性都被施与洗礼,激情是否会成为异教徒”,7)克尔凯郭尔所提出的问题,成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科技主义和二元论者在近代造成困境的最初有力质疑。

4.非确定性

在整个叙事文本中,站在非反 X地位的,就应该是非椅子,即非标准/非确定性/非文化,它成为本文的中心议题所在。它为人与固定文化标准/确定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已有文化逻辑自身发展、反文化、人类自我臆造的新的逻辑起点等无数多种可能性。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的一种主动性生产,而这种生产的起因则是,相对于类人猿,人的不健全发展。在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过程中,中心的观点是由人到猿,而非由猿到人,人正是由于一种官能/本能性的缺失,产生了非专门化和不确定性——鱼的前鳍只能辅助游泳,马的蹄只能奔跑,长颈鹿的颈与鹰的眼也是如此,它们总与在自然中生存的唯一有用的功能相联系,而人的手却无法找到一个唯一对应的有用功能,但或者也可以说这种功能性无所不在——思想及其所伴生的文化成为实现他无所不在的功能的前提条件。所以,从根本上说,人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根本并不在于文化,而是他的非专门化和不确定性——而谁又能论证鱼和马没有思维和文化呢?只要有一点这样的倾向存在,那么思想就无法成为在人与动物之间作分别和比较的逻辑标准。人之所以是人不但要具有这种不确定性,而且必须具有。但从人的角度看,他却是文化的被动产品,人的思维对现实的构成性影响和实现一种可能性便转化为固有文化对人的塑造。在这种塑造的同时,人被标准化生产。那么,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之后,人通过文化丧失了作为自己“立法者”的地位,同时也由于不确定性的丧失而转向“非人”(利奥塔)。

二、结构

人类生产文化,却反过来被文化所缚。诚如阿波里奈尔所说,“艺术家是一些想成为非人的人”。艺术家想成为非人,由语词所构成的这种行为显然是人性的(它包含着不确定性中的一种可能性),一旦这种行为成为事实,他们却转向非人——这并不是由语词中非人作为目的的提前假设造成的,而是在实现这一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丧失,可能性变成一个必然事实所决定。而其中所确立的标准,正是向非人转变的原因所在。在人出生的那一瞬间,他是自然的人(这里的自然并不同于机械论和达尔文主义者所说的是人的自然属性。严格的说,自然的人应被称之为“完全的人”),但在同时,他就不得不接受即定的人类(或者说是非人类)的标准文化的制约,成为一个人文主义 /理性的人,这使得他的不确定性和作为“官能的皇后”的想象趋于丧失,于是,自然的人转变为自然的自然(即动物和植物的自然,或者说专门化的“完全的动物”)。




图表四

但在此过程中,人并不是简单的充当了一个“南郭先生”的角色。人对文化的生产来源于对自身不完满性的补足,但在这种补足在它完成的那一刻就开始走向它的反面,使人失却了自我。它通常会以一种传统的姿态出现,以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人,而且它具有极其强大的整合能力,甚至是一种必然,正如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论述作为一种波西米亚精神的破牛仔裤是如何在资本主义逻辑(文化 /标准/确定性)下,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整编的一样。8)但在它实现后,人并没有因此而变为猿猴,也就是说文化并没有以一种恒古不变的标准制度将人的一切非专门化官能转变为自然界动物的自动化。因为人最起码的非标准化并没有丧失掉。人总是在这一内驱力的强大影响下对即定的社会、文化进行改变。人不得不创造新的文化和反抗传统的价值标准,但文化又不可能不对人起塑造作用——显然“狼孩”并不能证明萨特所说个人的无限选择权。所以,二者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总会存在,只要人存在,这个逻辑永远不会被打破。而自然则是作为调节二者间这种张力关系中间物存在,而且它也只能是一种调节。油脂形态的多样性总是与其不同温度下的属性相应的——它并不体现为一种固定形态,同时它与其他物质对温度的反映是不一样的。

极端机械论通常会将人视为“有机蛋白的最高形式”,“人类学是动物学的一部分”,(海克尔)他们在根本上否定了人的不确定性,而宗教和理性主义者却在走向另一极端,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机械论者将人视为只是自然,而理想主义者却将文化看作先验的人的属性,而自然则直接站在人的反面。但事实上,人并不和动物对等,他的自然属性与理性也不是分裂的二元论,而是具有非时空的结构性。与自然相协调的不确定性总是产生于实际之外,它不断的调节人与文化标准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多种可能性。“(不一致性)但愿这种怪诞的延异专心于找出意义,将其当作比如说一个结构系统中的对立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但愿这种延异有望生成系统,就象理性不怀疑有义务穷尽未知以便赋予它形式,并且不会不成功一样。不过,恰恰仅仅是以这种怀疑为代价,才使理性成为说理的”。某些情况下,不确定性有时候是通过对原有逻辑的延续实现调节的,但文化的本质上没有更大的变化;某些情况下,它回以一种反文化的姿态出现,推翻原有的价值标准,从而实现一种新的可能;但仍然会有第三种情况,人类会从即定文化形态和自然中臆造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在构造这个起点的同时,人也总是有目的的,因为他总会受到一个现有标准的约束,但并不是所有的自我塑造都与理性有关,因为它们并不总产生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很多情况下,人的自我塑造这个行为恰恰是来至一些自然的刺激。同时,这些已被提前设定的目标也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派生出与原有概念甚至完全不相同的缺乏规定性的另外一面,“上帝创造了黎明,却吃惊的发现黎明是如此的美丽”。自然作为非人,并没有站在人的对立面。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类自我补足的第二自然,损害着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完全的人”的不确定性又是人真正的自然——就象猴子会爬树一样简单。当人类的知识和理性已经把即定的椅子(文化)视为自我形象的同时,他非物理形态的一面总会寻求并利用自然(或者并非在意识层面上展开)去改变这一状态,从而打破标准的桎梏,以实现不确定性中的多种可能。“对成人而言,他不仅要不停地保证为保证自己适应习俗制度和整理这种习俗制度以便更好的共同生活而斗争,而且要让批判习俗制度的潜能,忍受这些习俗制度时的痛苦和逃避这些痛苦的企图在他的某些活动中持续下去……这里涉及的也是非决定性痕迹”。 9)

三、标准的失衡

在以上的论述中,已经充分说明了《油脂椅子》这一叙事文本关于人与文化间的二律背反关系以及人是如何在自然中突破文化标准去实现不确定性的循环的。同样,在当代文化形态中,这一状况依然存在。在后现代转向这一过程中,反文化逻辑与自我臆造的联姻开始向一种新的可能性转变——博伊斯也正是如此被尊为后现代艺术的先驱。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罩在我们头上神圣的理性光环,为我们现实存在和自我塑造提供了一种似乎具有先验意义的思维 /行为范式。由“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到“我是太阳”(尼采),人类中心主义在转向个人中心主义的同时也继承了理性主义作为人的根本属性的衣钵。而这一切,早在希腊时期就已经注定。逻格斯成为人自我确立的准绳。在理性主义的不断膨胀中,人以上帝的名义统治他物,并取得肆意损害自然的权利;在建造现代主义巴比塔过程中,人类高唱进步的凯歌,不断的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陶醉。现代人把人变成现代化主体的同时,也将自己物化为现代化的对象。社会中的人不过都是“天使与野兽之间的畸形产物”,所有在社会与文化中的人不过是一种非人的人,而现代化则将其中非人的因素固定并由此逻辑推向顶峰,甚至它的革新也从没给予我们以希望——“即使体系的规则不断变迁,社会革命不断发生,社会体系的反动力(象罢工、危机、失业或政治革命)引发出希望,并导致相信有另一种选择的必要;即使到了那种关头,真正发生的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重建,其结果亦不过是体系的有效性及可能性的增生罢了”。10)然而“椅子”仍不可能使人在这种愈加专门化和标准化的范式中被木然制造:科技福音变成科技野蛮;理性光辉变成文化抑郁;而号称以形式与灵魂直通的现代艺术,不过又一次扮演了穿新衣的皇帝的角色。进步论的马克思主义站在理性主义的浪尖,而结构主义却把人从“自然的统治者”和“意义的唯一合法指定者”(列维.斯特劳斯)11)的宝座上拉下来。上帝死了,作者死了,文本和一切物体取得了独立自足的生命。“他人”和“交流”(哈贝马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想象的余地——可是,谁又会说《油脂椅子》中对不确定性的探讨不是在实践它自身的一种可能性?不是试图将非人转向人的一种方式?——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又能说什么:

“上帝知道,在悲剧般的生命中,

根本无需恶棍!是热情织就了阴谋:

我们内心的虚伪将我们出卖。” 12)

“对童年所欠下的这种债务是还不清。但是,只需为了抵抗,也许是为了不做不公正者而不忘记童年就可以了。这便是写作、思想、文学、艺术和为见证这些而冒险者的任务。” 13)

注释:
1 、岛子:《后现代主义系谱》, P.156 ,重庆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第一版,重庆
2 、岛子:《后现代主义系谱》, P.156 ,重庆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第一版,重庆
3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 P.119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报月第一版,北京
4 、米夏埃尔 .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 P.203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上海
5 、埃德劳 . 利奇:《列维 . 斯特劳斯》,王庆仁译, P.32 ,三联书店, 1985 年 6 月第一版,北京
6 、米夏埃尔 .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 P.9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上海
7 、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朱万忠 等译, P.1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一版,成都
8 、约翰 .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小珏、宋伟杰译,第一章《牛仔美国》,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北京。破牛仔裤与主流意识之间的矛盾正是“创造性的意识形态”与“作为思维体系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而资本主义逻辑 / 作为思维体系的意识形态恰好与本文对文化一词所赋予的意义“一种阶段性事实”相对应。
9 、让—弗朗索瓦 . 利奥塔:《非人》,罗国详译, P.3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9 月第一版,北京
10 、让—弗朗索瓦 .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 P.57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 6 月第一版,长沙
11 、河清:《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小史》, P.355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杭州
12 、阿诺德 . 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 P.135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一版,上海
13 、让—弗朗索瓦 . 利奥塔:《非人》,罗国详译, P.7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9 月第一版,北京

(盛崴 美术专业在读 重庆)

[ Last edited by 缩水基金 on 2004-11-27 at 00:54 ]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7 00:59 |

预期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分析

一、导言
 

到本世纪30年代,奈特(1928)、米尔达尔(1930)、凯恩斯(1936)、希克斯(1938)等经济学家分别研究过不确定性或预期问题。其中,凯恩斯对预期与不确定性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凯恩斯认为预期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预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预期与不确定性均是核心变量。但是凯恩斯并没有说明预期是如何形成的,预期和不确定性不是在理论模型中内生的,而是外生变量。凯恩斯后,经济学家们把预期和不确定性分割开来进行研究,并在这两个领域里取得了重要进展。卡甘(1956)的适应性预期和穆斯(1961)的理性预期,对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托宾(1958)对资产组合理论的研究,卢卡斯(1973、1975)对信息混淆与滤波的研究,巴罗(1976)对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理性预期的研究,均推进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但是,凯恩斯后把预期和不确定性分割开来进行的研究,降低了不确定性在预期中的重要地位,忽视了不确定性与预期的联系。

本文沿着凯恩斯把预期和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分析的思路,在信息不完备的前提条件下,使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得出了在不确定性情况下预期具有粘性的结论,并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蛛网模型中,进一步分析了预期和不确定性的数量关系,得出了预期价格与不确定性成正比例的结论。本文还检验并证实了这些结论,并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宜采用稳定的经济政策的观点。

 

二、信息滤波与预期行为

 

预期形成与信息有重要关系。信息是经济人所利用资源中的一种无形但有价值的资源,它参与资源的最佳配置。经济人作预期时会充分利用他已掌握的信息,不会浪费信息。充分利用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被噪声污染的信息中,分离出有用的信息。这可称之为信息滤波。

卢卡斯(1973、1975)研究了信息不完备条件下,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问题。卢卡斯假定,企业处在一个个孤岛上,岛与岛之间缺乏信息联系。在这种孤岛假设的前提下,卢卡斯提出了自己的信息滤波方法。卢卡斯的信息滤波方法可视为一种原始的滤波方法。卡尔曼(1960)提出了更具有一般性和适用性的信息滤波方法。我们将在卢卡斯孤岛假设条件下,依据卡尔曼滤波力法,分析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行为特点。

我们设通货膨胀的状态方程为:

X(k)=x(k-1)+W(k-1) (1)

这里,X(k)为第k期通货膨胀,W(k-1)为第k-1期零均值白噪声;其方差为Q(k-1)。

企业产品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为:

Z(k)=X(k)+V(k) (2)

这里,Z(k)为第k期企业产品价格,V(k)为第K期零均值白噪声,其方差为R(k)。

设E{W(k)V(j)}=0,并设EX(0)和VarX(0)已知。设X(0)与W(k),V(k)均不相关。

在这一模型中,设能观察到的是Z(k)(k=0,1,2,……),X(k)(k=0,1,2,……)不可观察。卡尔曼滤波,是从可观察的Z(k)(k=0,1,2……,n)值中最佳估计出X(k)(k=0,1,2,……,n)的值。作为对比,卢卡斯信息滤波方法不仅要求知道Z(k)(k=0,1,2,……,n)之值,而且还要求知道X(k)(k=0,1,2,……,n-1)之值,才能最佳估计出X(n)之值。在中国,政府没有统计一般物价水平,故X(k)(k=0,1,2,……,n)之值是不知道的。因此不能用卢卡斯的信息滤波方法从理论上概括经济人充分利用已知信息作最佳估计的过程。我们可用卡尔曼滤波方法理论上概括经济人充分利用已知信息作最佳估计的过程。

由卡尔曼滤波估计公式,X(k)的估计式为:


(3)

其中,

K(k)=P(k/k-1)[P(k/k-1)+R(k)]-1

P(k/k-1)/[P(k/k-1)+R(k)]

(4)

P(k/k-1)=P(k-1)+Q(k-1) (5)

P(k)=R(k)K(k) (6)

 



对常系数的卡尔曼滤波公式,P(k)趋向于一常数P,有:



由此,X(k)的估计式为:

(k)={1-[P/R(k)]}(k-1)+[P/R(K)]Z(k)

(8)

或者

(k)=(k-1)+[P/R(k)][Z(k)-(k-1)]

(9)

这一估计公式与适应性预期公式有些类似。只是,这里用可观察的Z(k)取代了不可观察的(X(k-1)。这一估计公式较之适应性预期公式的一个优点是,其调整项[Z(k)-(k-1)]的系数P/R(k)是变系数,当R(k)较大时,调整速度变慢,当R(k)较小时,调整速度变快。这表明,V(k)的方差变大时,经济人调整预期更为困难。V(k)方差较小时,经济人调整预期便容易一些。这揭示了经济人预期调整与反映不确定性大小的方差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增加,预期调整变慢。当R(k)→∞时,预期不作调整。
除V(k)的方差影响到经济人预期调整外,W(k)的方差也影响到经济人的预期调整。

假设通货膨胀的变化很大,即假设Q(k)→∞时,有:




(10)

上面推导中,假设R(k)为常量R,且极限号可交换。于是,有

(k)=(1-1)(k-1)+Z(k)=Z(k) (11)

这说明,通货膨胀变化越大时,经济人越认为他的产品价格变动反映了通货膨胀变动。这表明,通货膨胀的易变性,导致了信息混淆问题,通货膨胀噪声淹没了相对价格变动的有用信息。

假设通货膨胀变化很小,即假设Q(k)→0时,有:

 



(12)

上面推导中,我们假设R(k)是一常量R,并且极限号是可以交换的。推导结果表明,当通货膨胀变化越小时,经济人越认为自己产品价格变动反映了相对价格变动。

上述结果表明,尽管卡尔曼滤波要求的信息条件比卢卡斯滤波要求的信息条件要弱一些,但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的。可见卡尔曼滤波更充分利用了信息。从卡尔曼滤波得出的结果中,我们还能进一步提炼出信息不完备前提下预期的性质。

根据上面的分析,当通货膨胀变化较小时,经济人认为自己产品价格变动较多反映了相对价格变动,较少反映了通货膨胀变动,因此经济人的通货膨胀预期易粘在较低的水平上,即通货膨胀预期易低于实际的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变化较大时,经济人认为自己产品价格变动较多反映了通货膨胀变动,较少反映了相对价格变动,因此经济人的通货膨胀预期易粘在较高的水平上,即通货膨胀预期易高于实际的通货膨胀。或者,当V(k)的方差较大时,经济人预期的调整速度变慢,预期也呈现粘性。我们把具有这种粘性性质的预期,称之为粘性预期。粘性预期是经济人在信息不完备或者不确定性较强下所作出的最佳预期,它同样反映了经济人的理性行为。

三、预期与不确定性的数量关系

 

上节分析了不确定性对预期的重要影响,但尚未得出不确定性与预期的数量关系。本节将在带理性预期的蛛网模型基础上,把不确定性作为内在变量引入该模型,由此得出不确定性与预期的数量关系,并进一步证实上节通货膨胀变化越大,通货膨胀预期越易粘在较高水平上的结论。

理性预期理论假设经济人依据掌握的信息来构造自己的理论模型,其它未知信息对经济的影响作为随机误差,并且不考虑随机误差项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经济模型产生的系统影响。如带理性预期的蛛网模型为:

 

(13)
(14)
(15)

(16)

这里,Qtd为第t期需求,Pt为第t期价格,Qts为第t期供给,Pte为第t期价格预期,Ut为随机误差项。a、b、c、d为常系数。Et-1[]为第t-1期数学期望。

解上面方程,有:

 

(17)
(18)



预期形成机制直接取决于模型的结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预期模型中预期是内生的。预期形成与随机误差项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没有关系。预期是确定的,不带任何不确定因素。

可见理性预期模型虽然使用了随机误差项,但没有使用随机误差项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信息。因之,它没有对信息进行充分利用。这有违于经济人充分利用已掌握信息的假设。事实上早在18世纪贝努里和克拉默就认识到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投资决策,不仅要考虑预期,还要考虑反映不确定性大小的方差。在理性预期模型中,引进方差运算算子更为符合不确定条件下经济人的行为。

下面,我们把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到上述模型中。我们假设经济人是厌恶不确定性的,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不确定性增加,经济人会减少供给。于是,有:

 

(19)

(20)


(21)


(22)


(23)



w为常系数。在模型的供给函数中,我们假定生产者是厌恶不确定性的,当不确定性增加时,他减少供给。

再假设:

 



解上面方程,有:

 

(24)

(25)


(26)

因此,

(27)

 

现在, 由两项构成,一项由模型的结构所决定,另一项包含 。于是,预期价格 与成正比例,越大,也越大。这与资产组合理论中风险高的资产,预期收益也高的情况一致。这也与前面关于通货膨胀变化越大,预期越易粘在较高水平上的分析结论相吻合。可见,在信息不完备性前提下,经济人的预期与不确定性不仅密切相关,且存在成正比例的数量关系。

事实上,不确定性不仅影响到供给,也会影响到需求。同样,不仅在供给方程中存在随机误差项,在需求方程中也同样存在随机误差项。我们上述讨论,只是一种简化的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

四、预期粘性及其与不确定性关系的检验

 

中国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目前新一轮通货膨胀,均反映了通货膨胀预期的粘性性质与不确定性对预期的影响。这可由广义货币(全部存款+现金)增长速度(ΔM/M)、货币流通速度(ΔV/V)、经济增长速度(ΔGNP/GNP)、物价增长速度(ΔP/P,用GNP平减指数表示)与利率R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见下表。

 


1978年来,中国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存在减慢的趋势,这种趋势由经济货币化等因素所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围绕这一趋势波动,通货膨胀预期、经济增长速度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R减物价增长率△P/P)是影响这一波动的主要因素。

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利率影响到持币的机会成本,从而影响到货币流通速度。通货膨胀预期升高,或者实际利率升高,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或者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变慢。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则交易节奏会加快,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或者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变慢。

由货币交易方程式,有:

 



我们可由此式检验理论分析结论,方法为:

(1)如果(△M/M-△GNP/GNP)的值明显上升,而△P/P值没有明显上升,则必有△V/V值明显下降。如果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明显变化,那么则是通货膨胀预期粘在较低水平上。

(2)如果(△M/M-△GNP/GNP)的值没有明显变化,而△P/P的值明显上升,则必有△V/V的值明显上升。如果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明显变化,那么则是通货膨胀预期明显升高了。

(3)依据每年的实际情况,分析通货膨胀预期变动的原因,特别是不确定性原因。

在1984年以前,中国实际行划价格,价格变动很小,经济人的通货膨胀预期粘在较低的水平上。1984年的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该年货币增长率为26.95%,GNP增长率为14.71%,两者之差为12.24,明显高于上年这二者之差值6.93。并且,1984年的货币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均很高。但是,物价增长率只有4.48%,是1984年至1993年这10年中最低的。该年名义利率为5.4%,与上几年名义利率相同,但因物价较之上几年有所上升,致实际利率下降,但仍保持正值。1984年经济增长速度是1981年来最快的,这会造成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但是,该年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为-7.76,较之上二年均是下降的,这表明通货膨胀预期粘在较低的水平上。如果不是通货膨胀预期粘在较低的水平上,在名义利率没有调整的情况下,1984年如此之高的货币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必将导致物价急剧上升,决不会只有4.48%的水平。

到1985年,货币增长率为25.91%,GNP增长率为12.76%,两者之差值为13.15,仅稍高于上年。该年物价增长率为9.01%,明显高于上年。这表明该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明显变慢,为-4.14%,是上几年中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最慢的一年。该年实际利率为-2.26%,较之上年明显下降,GNP增长速度较之上年也有所下降。因此,该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明显变慢,并不是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变化所为,而是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所致。

1988年,持续几年的通货膨胀上升和准备全面物价改革,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这导致经济人的通货膨胀预期粘在较高的水平上。此时,他们认为自己产品价格变动较少反映了相对价格变动,较多反映了通货膨胀变化。该年的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该年货币增长率为19.10%,GNP增长率为11.55%,两者差值为7.56,同年物价上升11.6个百分点,已经大于这一差值。这表明该年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速,为4.05%。该年实际利率为-3.86%,较之上年明显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仅稍高于上年,因此,该年货币流通速度急剧加快,不是来自于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而是通货膨胀预期急剧上升所致。这也证实了不确定性越大,通货膨胀预期越高的理论分析结论。

到1990年,由于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不确定性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又粘在较低的水平上。该年货币增长率为25.81%,GNP增长率为4.04%,两者之差值为21.77个百分点,较之上年明显上升,并为1981年来的最大差值。该年物价增长率为6.34%,较之上两年明显下降。这一升一降表明,该年货币流通速度明显变慢,其增长率为-15.42,是1981年来最低的。该年实际利率为3.65%,较之上年明显提高,并且也是1981年来最高的。这表明,该年货币流通速度急剧下降,仅来自于通货膨胀预期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两个因素。该年货币增长速度较高,但经济增长速度较低,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极低,出现了预期陷阶,即货币供给增加,被预期陷阱所吸收(成为经济人的手持现金和存款,没有用于购买),既没有作用到物价上,也没有作用到经济增长上。这表明不确定性下降,通货膨胀预期也会下降。 1993年是不确定性较大的一年。该年由于投机资本炒房地产和某些商品,经济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1990年来连续4年的货币高度增长,和1992年来连续两年经济高速增长,均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这也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于是,通货膨胀预期又粘在较高的水平上。该年货币增长速度为25.33%,GNP增长速度为13.4%,两者差值为11.93个百分点,明显低于上年,物价增长速度为15.13%,明显高于上年,并已经大于这一差值。该年实际利率为-5.67,不仅大大低于上年,也是1981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则与上年持平。这表明该年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高达3.20%,并不是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所致,而是通货膨胀预期急剧上升所致。这再次表明,不确定性增加,通货膨胀预期也增加。

其他年份的数据也可以验证我们的理论分析结论,这里不再一一论及。上面的检验表明,中国经济1981年来的数据证实了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粘性性质,也证实了不确定性对预期有重要影响,不确定性增加,通货膨胀预期也增加,不确定性下降,通货膨胀预期也下降,通货膨胀预期与不确定性存在正比例关系。

从上面分析中还可以看到,预期粘性与不确定性导致货币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与物价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当通货膨胀预期在较低水平上时,较高的货币投放和经济增长只带来较低的通货膨胀。而当通货膨胀预期粘在较高的水平上时,同样的货币投放和经济增长又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

 

五、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界曾忽视了通货膨胀预期粘性性质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通货膨胀初期,由于经济人的预期粘在较低水平上,较多的货币投放,没有立即在物价上反映出来,并可在一段时间内刺激产出增加,因此政府不急于治理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一段时间后,经济人的通货膨胀预期又粘在较高的水平上,通货膨胀增长速度甚至快于货币增长速度。此时,政府制定政策又忽视了预期和不确定性的作用,认为要降低通货膨胀必须同比例拉下货币供给,从而采用过紧的政策措施,结果通货膨胀拉下来了,经济增长也大幅度滑坡,导致较大的副作用。 由上可见,治理通货膨胀,与稳定经济政策有密切关系。政策摇摆不定,或者制定政策试图一步到位,急于求成,都有可能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使经济人无所适从,不利于降低经济人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也不利于拉下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政策应该分步出台,逐步调整,政策力度要均匀和稳定。这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刺激作用,从而也有利于治理通货膨胀。

六、结论

 

本文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改进了卢卡斯滤波方法,得到了与适应性预期形成公式类似同时又具有如下三个优点的新的预期形成公式。(1)新的预期形成公式(由方程(8)或方程(9)表示)较之适应性预期公式而言,不要求知道历期的一般物价水平,仅要求知道企业自己产品的历期价格,这更适合于企业的预期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发达国家,一般物价水平通常也只按季公布,不能满足企业经常调整预期的要求。(2)新的预期形成公式调整项系数是可变的,这揭示了不确定性增加时,预期调整速度变慢的规律。(3)新的预期形成公式是建立在最佳估计基础之上的,这更符合经济人追求最低的行为假设。

我们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带理性预期的蛛网模型中,得到了预期价格与不确定性成正比例的数量关系,进一步证实了通货膨胀变化越大,通货膨胀预期越易粘在较高水平上的结论。

依据历史数据,我们检验并证实了本文理论分析结论,(1)预期具有粘性,(2)预期与不确定性成正比例。

本文还依据上述理论分析结论,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宜采用稳定的经济政策的建议。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7 01:05 |

强迫症与不确定性认知

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社会行为主体在应付不确定性世界时,是根据其主观感受而行动的,对不确定性的感受因不同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影响行为主体认知结构的因素,除了主体的过去经验,社会文化背景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强迫症是主体对不确定性事件选择性注意的后果之一,不仅个人可能患有强迫症,群体也可能患有强迫症。并且,强迫症总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正常。
关键词:不确定性 认知 强迫症

一、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与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威胁
随着不确定性研究的深入,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特征越来越得到现代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无论是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硬科学”科学领域,还是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软科学”领域,虽然更多的人所从事的还是确定性的研究,但已经很难有人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提出实质性的质疑了,所以才有人理直气壮地说,昨天的经验对于解决明天的问题可能根本就不奏效,这个世界只有经历,没有规律,只有不确定性本身才是确定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混沌科学、复杂性科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充分证明了自然世界和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即使就我们的常识来看,我们只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分子,人类社会只是整个宇宙的很小一部分,事情在未来的发展不能完全如我们所料,我们不能完全左右外部世界,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既然外部世界是不确定的,那么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那天起,我们就面临很多的威胁、风险,并且这种威胁不仅仅是身体、生命层次上,而是涉及个人自我实现的整个过程,借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个人在生理、安全、归属、自我实现的各个层次上,都可能受到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威胁:饮食是否有保障、是否患上或传染上什么疾病、意外的事故、能否得到别人的爱与认同、理想能否实现等等,这些需要的满足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并且,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威胁还不仅仅局限于这种“遭受损失”或者“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意义,还意味着“能否得到最好的满足”,即当我们面临多种可选择的目标时,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是否是最佳选择,这也是一种普遍的威胁。正如吉登斯所说的,“就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健康而言,生命的维持内在地服从于风险。人类的行为强烈地受到传递的经验以及人类行动者自身的计算能力的影响,以至于每个人(普遍地)都被隐含在真实生命事务中的风险焦虑所淹没。” 在我们的一生中,该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都说,生活是苦乐参半的。然而有很多人就在这不如意面前摔倒了,消沉、悲观、自暴自弃、否认失败乃至自杀等。在整个人生历程中,到处都充满着不确定的事件,所以要顺利地走完人生的历程,要么很幸运,要么能够战胜不幸运。在消极意义上说,人的生命历程就是对威胁的一个防御过程,自我本身也就是一个防御体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斯洛说:“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本身看作是一种对于其它反应的动力性刺激。” 。
总之,只要不确定性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消除不了威胁,只不过随着不确定性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威胁的种类与大小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威胁的存在总是客观的,即使有些威胁实际上很小,在实践中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也正因为有些威胁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才能组织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潜伏着巨大的威胁,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免就要举步维艰,难以为继了。

二、不确定性的主观认知与强迫症
在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虽然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相应地威胁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客观上存在的威胁要对主体产生威胁作用,还有一个主观感受、认知的过程,而不同的认知主体的生活经历不一样,认知结构也不一样,从而感受到的威胁程度也不一样。乘坐飞机是有遇到空难的可能,然而对于这一不确定性下的威胁,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但有的人可能就深感恐惧,难以释怀,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更多的是主观心理的问题,因为在某一特定时期飞机失事的概率总是一定的。也就是说,由不确定性造成的威胁究竟有多大,虽然在各观上有一个标准,但人们主观上对这种威胁的感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同的主体对于同一威胁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相应地感知到的威胁也是不一样的。
影响不确定性认知的因素,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信息的把握,不管在主观上对不确定性世界的威胁作何种感受,对不确定性事件相关信息的把握程度永远是这种的主要依据,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种信息的把握始终只是对过去经验的把握,但过去经验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之间还是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尤其是不确定性很小的事件,所以用以往的经验来把握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可能有危险,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条不得已并且也不失为有效的途径。对于客观信息的把握,主要取决于信息的完备程度和信息的质量,所以主体的认知能力与主观努力程度,事物的复杂性程度甚至事物的内部如何组合,都对信息的把握有影响。
另一方面是已有认知结构的差异,从而导致对同样的事件认知的结果不一样,这主要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一个注意、感知、判断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全面,因为人的注意力总是有限的,在面临一个大千世界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其中的某些局部作选择性的注意、感知,并进而相应地做出判断,而这种选择的依据,主要就是过去的经验。对于不确定性事件,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侧面加以注意,并且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例如乘坐飞机,安全或者不安全的选择,取决于注意的焦点在哪一面,大多数人可能都对乘飞机旅行具有足够的信心,注意的是飞机失事的概率很小的这一面,或许在他的经验中,飞机失事只是近于不可能的事件,当然这一经验既可能是他自己及其交往群体的经验,也可能是对飞机失事的媒体报道的感受;但也可能有人注意的是其不安全的一面,这一面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不是绝对没有,尤其是当主体有相关经验时,如自己很亲近的人死于空难,或者对空难事件具有可怕的形象认识等,就很有可能倾向高估这种可能性。所以究竟选择哪一面更理性,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当这两面的概率差不多时,我们也就很难说选择哪一面更理性了,例如当对采取某项行动既没有充分的把握,对于成败的估计是两者参半,这时究竟是采取行动还是放弃行动,就很难说哪一个选择更理性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不确定性的不同可能性的感知是与客观的可能性有很大出入的,即使是一些很简单的事件,如彩票中奖的可能性,不同的人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甚至受过严格的高等数学训练的人也不例外。不同的个人经历使得不同的人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不同可能性给予不同的加权,如“一年遭蛇咬,十年怕草绳”,就是对看不清的东西进行判断时,加重了该物是蛇的可能性。正如马斯洛说的,“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等在他的门外。” 进一步来看,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信任的问题,主体对外部世界越是没有信任感,就越是向具有威胁性的一面倾斜,而信任是主体在一生经验的积累(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主要是儿童时期所形成)。
精神病学中所谓的强迫症,可以表现为强迫观念与强迫行为,实际上就是主体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一种认知上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对不确定性事件中威胁性的一面的估计,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即心理学对强迫症的基本特征的概括——重复出现缺乏现实意义的、不合理的观念、意向或行为。这里所谓的“缺乏现实意义、不合理”,指的就是对可能性的不适当的夸大,如留心自己是否有病是可以的,因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一天到晚总是围绕这一问题打转,将有关无关的现象都与病联系起来,就没有“现实意义”,也“不合理”了。实际上在对这种威胁的可能性进行估计时,从完全忽视到过分夸大,是一个程度不等的连续分布,如果用图形表示的话,应该是一个呈正态分布的钟型曲线,绝大部分人都能对这种威胁性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并采取相与的行动,这就是正态分布的趋中部分,但仍然会有人对这种威胁作过高的估计,也会有人对这种威胁完全置之不理,认为那只是杞人忧天。所以严格来说,处于钟型曲线的尾部部分的都属于不太正常的,一端是盲目乐观的赌徒性格,总是低估威胁的可能性,凡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归因;一端是强迫症,过高估计威胁的可能性,凡事向不利于自己的方面归因。所以在所谓的正常人与强迫症之间,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的,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家认为没有正常的人。

三、一个例证
所有的强迫症案例,无论是国外的还是中国的,都有力地证明了上面的逻辑,下面可以随意举一个中国的例子:
 病人男性,23岁,某大学研究生。
来诊前6年,有一天在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科普杂志,其中有一篇短文,是叙述喉癌的早期症状以帮助病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当时他正好嗓子不舒适,即怕是癌症,感到心情紧张。次日先到校医室,以后又到市内各大医院检查,医生都诊断为慢性喉炎,仍然不很放心。又翻阅其他医学杂志,查找有关各种癌症的知识。想到腰部皮肤有一个黑痣,怕是癌,到医院看过多次,医生都否认。病人对医生的解释不相信,终于要求医生做了病理检查才放心。以后经常担心自己会有癌症。发现几年前腿上皮肤蚊子咬后遗留的小疙瘩,怀疑会癌变,多次要求医生检查被医生否定后,也没有完全放心。
来诊前两年大学毕业,考入其他城市某大学当研究生。仍然怕癌症。经常到图书馆翻阅各种有关有关癌症的书籍和科普刊物,想得到更多知识以排除自己的恐惧。但越看越怕。整日惶惶不安,开始怀疑到自己的精神可能不正常了。即到当地精神病院看病,诊断为恐怖症。接受催眠疗法和行为矫正疗法。用橡皮圈套在手腕上,一有惧怕癌的想法,即用另一手弹动橡皮圈。做了一段时间,无效。感到紧张、压抑,对医生们讲皮肤上的小疙瘩不是癌不能完全相信。有一次偶然发现脸上以前有的一个小疙瘩不见了,便认为是“转移”了,心情非常紧张。许多医生向他解释并给他保证,也无法静下来学习,由外地来京求医。……
很明显,这是对不确定性事件威胁性的一面过分选择性注意,甚至只看到其威胁性的一面,根本就对大部分人是不患癌症的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当某事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将很多不相干的事件回归到这一事件上,如上面的嗓子不舒适、对医生的诊断不放心、查阅相关资料,甚至腰部的黑痣、蚊子咬的小疙瘩、脸上小疙瘩的消失等,都是癌症的征象。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有患癌症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要比彩票中大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为什么对彩迷能够理解,却对这种强迫症不能理解呢?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选择小概率事件加以注意,并过分地夸大。所以强迫症的本质就是对负面小概率事件的夸大,其随后的行为表现实际上都是合理的,因为在巨大的威胁之下,采取种种措施来加以防御,是很合乎理性的,虽然这种威胁是心理感受上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所谓的“客观事实”,只不过这种感受有时与客观存在很接近,有时候相差很远。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不确定性事件的认知。
至于导致这种认知上的偏差的原因,幼年时期的经历固然是很重要,但只强调这一时期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整个人生经历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感知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所有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认知,实际上都是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认知,既都是过去的经验,即“由于现实是动态的,又由于当代西方人只能较好地认识静止不动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大量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想所处理的,实际上就不过是那些从现实中静态地抽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某些理论建构罢了,而不是现实本身”。
并且,导致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也不仅仅局限与个人的经历本身,还涉及很多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一些外在的、宏观的方面。例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性别等,凡是有差异的群体,也就有经历的不同,经历的不同又导致对不确定性事件的感知的不同。例如城里人对一个虫子掉在身上的反应,就与农村人的反应大不一样,因为其引起的恐怖程度不一样。再比如现代的媒体所制造的舆论、现代的知识系统,以及一切被吉登斯称之为脱域机制的东西,对民众的认知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脱域机制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本身就作了一次选择性的注意(或认知)。所以从这种宏观的意义上来说,患强迫症的主体可能就不仅仅是个人,还可能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推论,也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讨论
强迫症的实质是行为主体对不确定性事件的选择性注意,即只关注不确定性事件具有威胁性的一面,对于其它的可能性则很少考虑,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片面认识,一般来说是与一个社会或群体普遍认可的基本信任相矛盾的。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行为主体的过去经验,以及行为主体宏观社会文化背景。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永远只能依赖以往的经验对之进行预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了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抽样调查,我们能够了解的永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动态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于真实世界的了解,只能借助样本来进行估计,这种估计虽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可能都是可靠的,但我们知道,两类错误的存在是绝对的,所以总是存在将错误的结论接受下来的可能(即纳伪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小概率事件就是真的了。所以在对不确定性事件的认知中,坚持公认属于小概率的一面,虽然被认为“没有现实意义”、“不合理”,但也有可能是真正现实的、合理的。所以被社会视为强迫症的,实际上是真正合理的。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是没有,在世俗社会中,有些有真知灼见的、坚持真理的人,反而会被社会视为异端,在当时的社会中被当作一种强迫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
所以,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说,强迫症都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正常。强迫症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不同的行为主体不可能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不同方面的可能性作完全相同的估计,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估计在总体上总是呈现正态分布,正态分布的尾部部分总是属于“不合理”的估计,其中偏向威胁性的一端就是所谓的强迫症;所以在特定社会中被视为强迫症的人,也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因为真理也可能掌握的少数人手中,尤其是当社会所谓的“正常”仅仅是建立在传统或其它约定俗成的习惯基础之上的情况下,某些强迫症可能是真正的正常者。
当然,对于象前面所举的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强迫症,是可以基本上断定为不正常的,对于相应的治疗措施,从更本上来说,主要应该从患者的经历出发,以最终改变其扭曲的认知结构,从而达到从源头治理强迫症的目的。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7 01:10 |
参与、不确定性与投资秩序的生成和演化

-解读投资者动机和预期的另一个视角

《中国投资者动机和预期调查数据分析》课题组



内容提要:不同于现有主流理论把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理解为投资者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过程,本文认为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表明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把投资者动机和预期所包含的对于投资决策的参与态度及感受,定义为参与指数,不同的参与指数形成不同的投资者群体,而不同投资者群体的互动,决定着对投资决策最终发生实际作用的投资秩序的生成与演化,不确定性正是刻划了投资秩序生成与演变的主观性和非设计性。

关键词: 动机和预期、参与、不确定性、投资秩序、演化


    现有主流经济理论基本上把投资者动机和预期理解为投资者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过程,认为投资者能够对自己的风险作出估算,并通过选择不同金融产品来进行自身的风险管理,从而达到其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对应。主流理论对于整个金融活动的解释也是在这一基点上展开的。这一解释把风险视为既定的、可计算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对风险的估算进行风险管理。可是,如果投资者实际上无法对风险作出估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呢?在这样一种无知(即无法计算风险)的状态下,仍然以投资者的理性计算作为讨论金融活动的出发点,将是缺乏理论解释力的。
    因此,需要重新理解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我们认为,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表明投资者对于投资形成的参与,投资者的投资其实质不在于对既定风险的一种应对,而在于投资者通过其对金融产品的选择而参与到风险形成过程中,通过参与风险形成的决定而实现其管理风险的目标。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选择金融产品所形成的储蓄-投资,代表着投资者拥有一份参与投资形成决策的权利,重要的也在于投资者保有参与风险形成的权利。无数投资者所形成的储蓄-投资,构成决定投资形成从而风险形成的权利结构,这一权利结构就是投资秩序。投资者通过储蓄-投资实际上参与到决定风险形态的投资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进而构成了一个参与储蓄-投资的无数投资者在其间互动的复杂系统。投资者是这个系统运转的基本决定力量,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决定着参与投资决策的各类投资者群体的形成及其利益特征,从而决定着金融产品的创新设计、金融机构的风格,并最终决定着投资秩序的形成与演变。
    通过投资者动机和预期,重要的是读出投资者对于风险形成过程的参与,读出投资者作为无数投资者中的一员对于投资秩序形成的参与。而且,只有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投资者在应对自身风险时所作出的种种日常金融选择。也就是说,从参与投资秩序形成的角度来理解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可以包容对投资者应对自身风险的理解。而如果仅仅直观地从投资者应对其风险的方面来理解其动机和预期,则只能观察到机械的、被动的一面,进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误解。


一.若干前提性讨论

1.风险与不确定性
--关于理性的不同理解

    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的产生,毫无例外地是针对着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如果未来与现在没有差异,就不需要有应对的准备。因而,讨论到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涉及到未来变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
    现有主流理论集中于讨论风险的管理。金融实务中的风险管理集中于可计量的风险,发展为一套技术高度复杂的金融工程,与此相对应,围绕风险概念所进行的理论讨论也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基本上不关注最终决定风险形成的秩序演化。这些讨论虽然也关注风险的制度背景,但却是以既定的制度为前提的,制度在这里是外生的,并不构成对风险的决定关系。这一点可以说集中体现在学者们现在已不再对风险概念与不确定性概念的区分感兴趣。在实际讨论中,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被混用的。
    如果仅仅从投资者选择金融产品以应对自身的风险来理解,而不是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原来不可确定的变动,就变为可确定、可计算的波动了,这就是现有的风险的概念。这样,就把决定投资收益的复杂关系,变为较为简单的关系。由于不再讨论由于行为主体的参与而构成的复杂性,因此,也就不存在与风险相区别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成为仅仅是行为主体对于风险的一种心理感受。
    现有解释个人储蓄行为的理论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对于风险概念的技术性含义。在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包括永久收入假说)中,典型的消费者对某一年龄的消费安排多少收入,将仅取决于他的终生收入,而决不是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因为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他预期的一生平均消费,所以,需要储蓄来调节当期收入与平均终生收入二者之间的波动,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依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能够确定其一生收入与一生消费,储蓄在这样的确定性条件下调节收入和消费,从而使其一生的收入和消费不断地保持均衡,达到效用最大化。在这里,关于投资者的理性假定是由均衡观来具体贯彻的,投资者的理性,不仅体现在他要使自己的一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且,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能够根据自己的一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储蓄是投资者调节其收入波动、从而保证效用水平不会发生大的波动的手段。
    尽管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在几十年中不断地受到质疑,也不断地出现修正这一理论的理论模型,如预防性储蓄理论提出个人无法确定其收入,储蓄不能是对临时收入(终生收入与当期收入之间的差)的调节,而直接的是对收入波动的调节,即预期收入上升时,会减少当前储蓄,反之则增加当前储蓄,储蓄额成为个人所不能确定的,而不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中个人可确定自己的储蓄额。不过,这些质疑并没有构成对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替代,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其实在于说明储蓄对收入波动的应对,这与预防性储蓄理论所强调的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防范,实质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只是把生命周期理论关于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修正为有限理性,仍然贯穿着均衡的思想,坚持个人对于收入与消费之间均衡的可把握性,坚持个人对于自身面对的风险的可计算的理性。
    现有的解释投资者储蓄行为的理论,都是立基在建构论理性主义之上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是不同于演化论理性主义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对人的理性加以限制,认为通过人的理性计算,可以获得关于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所需的全部信息,因而社会制度是设计的产物。演化论理性主义则明确指出理性的限度,决定风险形成的投资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秩序形成过程,是不确定的,是人的理性所不及的。秩序是参与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
    建构论理性主义不注重个体的差异, 并把复杂分解为简单。"人的行为如同遵从一定运动数学定律的机械系统中的元素一样,是规则的,可预见的。如果起始条件和环境是已知的、是可测量的,那么就可确信,环境之中的个体行为就犹如气体中的分子一样,其行为是确定论。"( 克劳斯.迈因策尔,第322页 )传统的解释框架实际上假定,投资者与其所面对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投资者对于自身所面临的不确定的应对,并不会引起投资者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这样的假定下,投资者所面对着的世界与人自身,相互之间实际上是分离的、相互独立的,这种分离决定着投资者所采取的行为,可以只是对他所面对的问题的一种应对,而不会使他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任何的改变。这种分离意味着投资者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不存在由于投资者之间多维的互动而影响和改变投资者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于是,复杂关系成为简单的关系。
    关键在于,投资者实际上无法在确定自己一生的效用从而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储蓄来调节围绕这一确定水平的波动,即进行风险管理。投资者之所以实际上无法对风险作出估算,最为根本的在于投资者所进行的风险管理本身是影响风险形成的要素,投资者通过风险管理实际上参与到其所面对的风险的形成和演变之中,因此,风险实际上是通过无数投资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处于动态演变之中。
    在这里,投资者是理性不及的。如果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么投资者的投资对于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的意义,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了 。投资者投资的有意义在于,投资者通过其投资,实际上是参与到金融系统从而金融秩序的选择中,而正是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选择与再选择,影响并决定着风险的形成和风险的水平。因此,对于投资者的投资、投资者金融风险管理的讨论,必须放到投资者与整个金融系统的互动中,才能够说清楚。正是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不断演变,导致并决定着个体所承受的风险。
    风险是投资者所承受的投资收益的波动;而不确定性则是决定着风险形态及其水平的金融系统与金融秩序的不断演变。当然,不确定性总是要通过个体所承受的风险表现出来,也就总是要由个体来承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不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而且,对于个体来说,他只是认识到他自身所承受到的风险的影响,他并不需要从自身所承受的风险而意识到整个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变化。但是,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是实质上存在的。
    简单的、无差异的假定,是以存在着先定的效率标准为前提的。可是,实际上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意愿,带着不同的目的进行投资者。因此,重要的是投资者在投资决策形成中的位置,而不是某种先定的效率。布坎南说,"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既没有目的(purpose)、 功能(function),也没有意图(intent)。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Buchanan, 1991,第27-28页)
    既然经济在总体上是无目的的,由各投资者所参与的经济其走向也是不可确定的、非决定的,是创造的,那么,传统储蓄理论所描述的储蓄对于投资者追求其合乎意愿生活的作用就是有限定的,储蓄在这里所要体现的人的理性是受到限制的,投资者所参与的社会经济这个复杂系统,是投资者的理性所不能及的。这一系统的整体走向是随时变化的,它必定随这一系统中每一个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断形成,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情形。所以,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自身应对外部问题的理性计算过程,更大程度上是投资者们之间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并不断演化秩序的互动过程。这样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每个投资者的行为,实际上最终都将传导到整个系统,并对原来的系统发生影响。在这里理性的计算是有限度的。理性,应该被理解人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积极参与,而不能被理解为在可计量基础上对自身所面对的不确定的把握。"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采用'经济人假定'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是为了'科学地'解释(作出预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Buchanan,1987,第52页)
    投资者处于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之中,其目标和意愿是受到其所参与的系统中所有成员的互动的约束,这一系统及其成员互动所形成的走向,是他理性所不可及的,他的理性体现在他参与到这一系统中成员的互动中。


2.选择与参与

    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是围绕着秩序的形成与演化问题而展开的。这样的问题既寓于行为主体的日常选择之中,又不同于行为主体的日常选择。因此,如何展开秩序问题的讨论,秩序问题的讨论与日常选择问题是否能够相容?如果能够相容的话,又如何相融合?
    新古典理论对于各类行为主体选择行为所作的讨论,是以制度规则的既定为前提的,市场作为制度在其理论中是作为一个场所、一种机制而出现的,在市场这么一个既定的设置下,各类行为主体展开交易,行为主体的交易与市场这一制度设置本身的变化之间,并不发生关系。在分离制度选择与日常选择的情况下,一方面制度演进被分离,另一方面对于个人的假定则变得机械、呆板。新古典经济学依靠了一种选择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经济当事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目的,对他们来说,目的是以无差异曲线的形式'给定的'。"(米塞斯,前言)
    当然,在经济理论史上,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力求把日常选择行为与制度选择融合起来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可以说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渊源,但这些理论资源在发展中往往被抽掉了其关注制度讨论的一块。可以说,把日常经济选择与制度选择融合起来的讨论,并没有真正发展为成熟的框架体系。
    在制度选择的讨论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情况下,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试图专注于制度选择层面的讨论,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制度演变的研究得到一个深入的发展。布坎南把人的选择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市场中的私人选择,一是对于公共物品的选择,这两个选择属于执行层面的选择;还有一项是对于制度规则的选择,这属于立宪层面的选择。因此,布坎南区分了执行层面与立宪层面的选择,并且把这两个层面的选择看作是相互分离的。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声称专门研究对于制度这一立宪层面的选择。
    但这样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立宪经济学在几十年里仍然停留在泛泛的讨论中,并没有更为深入的展开。看来,我们还得坚持,人的选择只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并不能把人的选择分为可以相互分离的不同层次。人们在日常的选择中,必定进行了对于制度的选择,而我们也必须从日常选择出发,决不能脱离日常选择来讨论制度选择。如果说秩序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那么,它必定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日常选择中生成并演化的。实际上投资者在进行金融产品的选择时,一般地也不会意识到他在参与着秩序的形成与演化。这就是秩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不可设计。


3.动机与群体

    心理学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一般认为,行为的心理动力和方向的机制是由于存在着为满足需求、缓解焦虑的内部驱力(drive), 这种来源于生物本能和后天习得的驱力,推动着人们从事各种行为。这些动机理论着重解释了外显行为与内部需求之间的心理动力关系和心理过程。近年来有关认知(cognition) 研究的进展揭示了知觉、预期、归因等心理过程在动机构成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动机结构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人类选择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助益。然而,当我们需要借助心理学有关动机的理论深入认识投资者动机的时候,上述理论的解释力均显不足。
    从直观上看,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源自人们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占有财富的需求、预防风险的需求等需求的推动,其特性与其他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例如莫瑞提出的20种基本需求,佛洛姆提出的5种基本需求以及马斯洛提出的具有层级特征的基本需求与元需求等心理学家提出的动机并无本质区别。可是,当我们站在投资者参与投资秩序形成的视角时,使用现有的动机理论对投资者动机进行一般的描述和解释就不能够把握它的本质特征,通过将投资者动机解析为生存性动机(例如用于日常生活必需物品的采买、未来生活的保障)、社会性动机(例如用于社会交往、实现社会责任的准备)、精神性动机(例如获得成就感、社会地位象征)来认识投资者动机的特质,就显得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因此,我们需要进入经济心理学这一社会心理学的特殊分支的领域对投资者动机作出新的角度的分析。
    由于投资包含了与社会中他人联系的内容,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不会反对将投资者动机理解为具有某种社会属性的动机。然而,仅仅将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投资者可以直接感知的社会交往纳入投资者动机研究的视角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视角忽视了投资者通过参与金融活动与社会上更多的人实际上构成的间接交往(indirect communication)以及由这种间接交往而获得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资源。从投资者参与的视角来看,投资者动机不仅仅具有社会性动机(social motivation)成分,也具有社会(后)的动机(societed motivation)成分。前者是指应对社会经济生活需求引发的投资动机,后者指投资者与整个社会的潜在联系。这个字面上的分别似乎是极其微小的,但确是不可忽视的。可以借鉴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对投资者与投资秩序之间的互动作更进一步的理解。符号互动理论强调社会生活的相对开放性、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将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沟通起来,将社会结构看作是许多的个人理解与行动的结果,将社会过程看作是主观意义赋予客体并作出反应的过程,它力图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分析来理解人类行为,从而了解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个体,个体又如何作用于社会,以及这个相互决定的过程如何发生(井世洁,1998)。在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米德(G. H. Mead)看来,社会不是"存在"的,而是随着互动中的人们的行动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是发生于互动中的个体之间的事件之流。
    投资者通过在日常金融活动中对于金融产品和金融中介机构的选择,生成并演化着投资秩序,而日常金融活动反过来给予投资者的回馈不仅是各类看得见摸得着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而且是借助这些产品和机构提供一系列可以满足不同意愿和预期的选择。这些选择,将型塑出各类具有潜在参与需求的投资者,并由不同的初级需求聚集为各类参与投资秩序演变的投资者利益群体。正是这些群体重新构成了整个投资者的分层结构,并与其它角度的分层,例如,收入分层、职业分层、年龄分层、教育分层、地域分层等等相互影响,形成了新的、更为复杂的分层结构。
    由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而形成投资者群体的分类或分层 ,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变量区分的社会分类或分层,它更具有一种主动性、参与性的特征,是投资秩序与投资者行为形成互动而赋予人们新的身份及其分类或分层归属。它可能超越传统社会类别(social category)或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给与人们的基本定位,释放出更多的由意愿彰显的生命活力。由此,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投资秩序给投资者行为增加了新的意涵,投资者行为也给投资秩序增加了新的意涵,二者是相互证成的关系。


二.投资者群体及其在投资决策中的参与
--一个解释框架

    这里的讨论将金融系统视为无数投资者参与并作出投资决策的复杂系统,要在这一系统内考察投资者是如何参与投资决策的,投资决策赖于作出的投资秩序是如何形成并演变的,对投资秩序的研究又能够给人们什么启示?
    之所以要局限在金融系统内讨论秩序的形成与演化,是因为金融系统是投资发生的地方,而只是由于投资,未来才与现在相区分,才会有不能确定的因素。米塞斯说过,"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资本存量绝不是正确地预见了现在的情况下所应有的那样;这些对现在的预见是在过去的那样一些时刻,在作出相关的投资决策之时,在现在还是未来时所作出的。因此,资本存量决没有其'均衡的组合',所以一般均衡模型不可能适用于有关资本的问题。"(米塞斯,2001,前言)可以说,要讨论秩序的演化,就要与投资、金融、资本这些问题相联系,要在动态过程中进行。


1.投资、投资者与投资决策过程

    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是形形色色的,各有其特定的目的和追求,但是,每个投资者的投资总是构成了社会整个投资的一部分,代表着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形成的一种参与,不管投资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事实总是如此。因而,投资是投资者参与投资决策的行为。
    投资者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完全计算风险的环境,投资者的投资其实不在于其表面上所被人看到的均衡收入与消费、管理风险的这些方面,而在于通过投资者的投资,投资者保有自己对社会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所以,投资者进行投资,实质在于保有其在投资决策中的一席之地,并通过投资中的选择而提升其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或是其对于投资决策的权利不发生变化。
    当然,作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总是追求其具体的目的,这里的投资者在其作出投资决策时并不关心他的投资会对整个社会的投资形成发生什么影响,也不关心其投资对整个社会投资决策赖于作出的投资秩序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里的投资者只是关心其投资的回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无法从投资者的日常选择出发而直接地过渡到对于投资秩序的讨论,但我们却又必须透过投资者日常选择而讨论影响并决定着实际金融运行的力量。
    这需要我们具体地讨论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情形。要强调的是,这里关注的是过程,不关注投资决策的结果。投资者之间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投资秩序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生成与演化,并不是依据某种客观的、先定的标准来进行,不同的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所要形成的结果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感受,投资者是基于其自身的感受而进行互动的,且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着感受。


2.参与指数--感觉的参与

    我们一方面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实质是对于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另一方面我们又强调投资者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自身在投资秩序形成与演化中的作用,那么,投资者又是如何地参与呢?
    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总是带着具体的特定的目的,也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总是有着特定的动机,不同动机代表着对于投资决策的不同意见,动机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与协调。于是,带有不同动机的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互动,就必定地赋予投资者动机的参与色彩,尽管具体的投资者并不赋予自身的特定动机这样的参与色彩。因此,投资者所形成的不同动机,表明了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看法,表明了投资者的一种参与态度。从投资者的动机到投资者的参与态度,体现了投资者的参与是在一种直觉的行动中进行的。要讨论投资者的参与,必须从投资者的动机出发。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需要对投资者的动机作进一步的讨论,并有必要对投资者动机的不同意义作出区分。可以将那种为了满足某一项具体实际生活意愿的动机属性,即那种被投资者明确意识到的、与投资所要达到的目的--预防意外、延迟消费、数量累积--具有直接且直观联系的动机定义为初级动机(primary motivation);而将体现投资者之间互动从而具有参与属性--未被投资者明确意识到的、与投资所要达到的目的--预防意外、延迟消费、数量累积--具有间接且预期性联系的动机定义为次级动机(secondary motivation)。正是投资者之间的互动从而体现的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参与,给投资行为带来了新的性质和拓展了新的内容,即赋予它初级动机之外的参与动机。但需要强调的是,次级动机是投资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由投资者的初级动机所决定并折射出来的。
    当我们这样来理解投资者的动机时,我们就能够从投资者的日常动机中读出投资者围绕着投资决策与投资秩序所形成的种种感受,正是这些感受决定着投资者在实际投资活动中的选择,也正是这些感受决定着投资者对于投资秩序形成与演变的参与。为了更为具体地讨论由投资者动机和预期所体现的参与,我们将投资者动机和预期所包含的投资者的感受、投资者的参与态度,定义为参与指数。参与指数表明投资者对于自身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与影响力的感受。
    参与指数是由投资者的动机而得到的。参与指数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投资者所形成的动机表明投资者对于自身收入水平、财富水平从而自身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和影响力的一种定位、一种判断,即投资者对于自身现状的一种认知感受;第二,动机表明投资者的一种期待和意愿,体现投资者的预期及预期的强度;第三,动机还表明投资者在对现状的感受、接受及预期意愿的基础上,所愿意进行何种程度的准备(准备作出什么样的投入、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体现在金融活动中的选择就是准备承受什么样的风险)。


3.投资者群体

    不同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带着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则反映了不同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的不同感受,因此,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参与指数。当然,投资者的动机不是唯一的(在实际调查投资者的动机时,调查问卷列出多项动机供被调查者选择,且不限制被调查者只选择一项动机),但是,投资者之间的相互聚集,必定是唯一地源于他们之间在感受上的相一致,感受的一致决定着投资者在利益企求上的一致。投资的发生在根本上是与人们自身对现状、对未来的主观感受与预期相联系的。
    所以,参与指数相同的投资者自然地聚集为一类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可以有不同的动机,但投资者最终要归属于某一类由参与指数标示的群体。不可能在由参与指数所标示的投资者群体之外,再构造出另外的投资者群体。年龄、职业、收入水平及财富水平等客观指标虽然可以描述投资者的社会人口属性和特征,但却不可以决定进行投资的投资者的群体划分,投资的发生要由投资者的主观感受来解释,具有相同客观特征但主观感受不同的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上往往要发生冲突,而主观感受相同但客观特征不一致的投资者,却一般能够在投资决策上取得一致。
    这里的投资者群体是纯粹主观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之间可以在客观特征上毫不相同,他们之间也可以是完全互不相识的。他们之所以聚集为一类群体,完全是由于他们对于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相同感受,以及由于相同的感受而同样地选择了符合他们感受的金融产品,因而,他们是在投资决策过程的活动中聚集为一类群体的。同样的,这里的投资者群体的演变也纯粹地是由主观决定的。当投资者的感受发生变化时,投资者群体的类型与组合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投资者群体的形成与演变取决于主观感受,是不可确定的。实际上,投资者群体中的成员自身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属于哪个群体的,成员之所以会成为某类投资者群体的成员,只是他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投资者参与指数的获得,是通过对投资者的初级动机的理解与数据处理,同样是以投资者没有意识到其参与方面的作用为前提的。


4.规则、秩序与不确定性

    由动机而聚集为一类的投资者群体,最终要形成为具有特定投资风格的金融组织机构,各类不同风格的金融机构通过选择、运用与其风格相对应的金融产品,或通过创新设计与其风格相对应的金融产品,参与投资决策的形成。
    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群体从而不同风格的机构,在参与投资决策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在投资决策过程的互动中,要遵循既定的规则,而既定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及其所形成的制度规则体系,构成了金融系统的规则。投资者群体(机构)遵循这些规则进行投资活动。
    但是,这些规则并不最终决定投资决策过程。投资者群体(机构)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对金融产品的不同选择、运用与创造,形成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金融产品的种类构成与数量构成,这些不同投资者群体(机构)所选择的金融产品的数量与种类,就代表着不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的不同影响力,因而,不同金融产品的数量、种类及它们之间的构成,就构成对投资决策最终发生实际作用的投资秩序。
    因此,投资秩序是与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投资者参与指数、投资者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投资者、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参与指数、投资者群体,是理解秩序的形成与演化的基本要素。投资秩序的不断演变正是源于不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不同的主观感受,以及由于不同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不同的参与态度。对于秩序及秩序演变的理解依赖于对于人的动机的理解。这样,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来理解投资秩序的演变,一是投资者从而投资者群体之间的互动,二是既定的金融系统规则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既定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构成的规则,规定着投资者的选择,但投资者通过对既定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选择运用、通过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又不断地演变着既定的金融系统规则,投资者与既定金融系统规则之间实际形成互为建构性( interconstructionality) 的关系。
    当我们从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出发来理解投资秩序的时候,那么,投资秩序是一个无形的、主观的、不确定的结构,也正因为秩序的这种特性,才决定了秩序的形成与演化是非设计的,是自生自发的。所谓不确定性,就是秩序的这种非设计性。一旦我们认识到实际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是这样一种性质时,我们就可以理解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实际上是受到不确定性的规定。
    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不确定性的存在。首先,由投资者动机变化而导致的投资者群体的变化。动机的种类会发生变化,有些动机随时间而不再存在,新的动机类型则不断生成。与动机种类的变化相对应,投资者群体的类型当然要不断地变化。第二,在不考虑动机类型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单个投资者的动机会发生变化,当投资者以新的动机代替原先的动机时,这个投资者就从原来的投资者群体中转移出去,加入到新的投资者群体中。这时,不同动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原来重要的、较为广泛的动机,可能变为较不重要也较不广泛。在这里,存在着个体成员的流动,并且仅仅是个体成员的流动,不存在投资者群体从某一类动机中转移的问题。这是因为没有既定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群体是因投资者动机而聚集的。当动机不存在时,群体就消失;当单个成员的动机变化时,动机之间的结构从而投资者群体之间的结构就发生变化。第三,在不考虑动机种类、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动机群体的组织化程度的变化可导致群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和影响力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实际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发生变化。


5.秩序结构与群体理性

    尽管参与投资决策的投资者是各不相同的个人,但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却不必然地因人而异,因而,投资者群体的类别数量,将因投资者主观感受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发生变化。从极端说,当全体投资者的感受趋同并完全一致时,这时实际上就存在着一个投资者群体;当每个投资者的感受均不同于其他投资者时,每一个投资者自身就成为一个群体。参与投资决策的,是投资者群体,而不是投资者个人,即使这时每个投资者各有不同的主观感受从而各自成为一个群体,我们也说是投资者群体而不是投资者个人参与投资决策。因为,只是有了群体,投资者的初级动机才能有次级动机即参与动机的含义。
    由投资者个人到投资者群体,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一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二是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群体理性,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秩序结构的问题。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由投资者个人到投资者群体,只是表明投资者个人从选择到参与的某种转换,基本的决定力量仍然是投资者个人,群体并不成为一种脱离投资者个人、外化于投资者个人的存在。同时,投资者群体本质上并不具有比投资者个人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就是说投资者群体本质上并不能改变投资者个人的无知,投资者群体同样不可能对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有完全的了解,投资者群体的理性同样体现在其参与到投资决策过程中,保有其在投资决策中的权利。
    由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参与指数到投资者群体,投资者形成了自组织,有了与群体自身的参与指数相对应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这样,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单个投资者之间无组织的互动就变为机构投资者之间有组织的竞争。尽管机构投资者与个体投资者在面对不确定性下一样的处于理性受限制,但机构投资者毕竟加入了组织的因素,有了组织化的力量。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被某类群体所主导,意味着投资秩序的演化可能被某类群体或某几类群体的意愿所左右。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秩序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演化实际上就无从谈起。这说明要对投资秩序作进一步讨论。秩序及其演化本身的非设计,并不意味着秩序及其演化是不可理解、不可讨论的。
    投资秩序源于投资者的参与指数,不同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参与指数,我们实际上无法对不同参与指数进行比较,但不同参与指数共同构成决定投资决策的投资秩序,不同参与指数形成一个参与指数的结构,这一参与指数的结构就代表着投资秩序的结构。通过对投资秩序结构的讨论,可以理解不同投资者群体在投资秩序中的作用。秩序与不确定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秩序的结构与不确定性的程度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理解参与指数及参与指数结构的变化,我们将能够对秩序结构作出适当的评论。
    对于投资秩序,重要的是保持投资者个人对于投资者群体的最终决定,并保持每一个投资者群体具有对于投资秩序的最终影响力。


三.动机和预期数据处理的基本思路

    中国人民银行所进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是为了及时把握居民储蓄 心态,对储蓄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为适时调整货币政策提供依据的目的而设计的季度调查制度,调查起始于1995年第一季度,问卷的调查内容也已经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于2000年第一季度做了较大调整;问卷主要内容为了解居民对实际货币收入的主观判断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物价水平的主观感受和未来走势的预期、存款和取款动机、持有现金的动机、对于物价和利率变化的心理反映、以及储蓄的分布特征等状况。
    因此,居民储蓄调查问卷所提供的调查数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者动机的数据,体现在问卷中被调查者所选择的储蓄目的和用途上,这些动机包括:购买高档消费品、结婚、正常零用、做生意、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买证券及单位集资、买房或建房、支付孩子教育费、养老、防意外事故、得利息等;二是关于投资者自身客观背景的数据,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收入、家庭人口、职业、所在城镇等;三是被调查者对现状的主观感受、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以及投资对象的选择等方面的数据,具体有:(1)投资者对现状的主观感受,包括:对于当前物价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利率水平高低的认知等;(2)投资者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包括: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物价水平、收入水平等变动的判断等;(3)投资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包括:在假定的物价、收入、利率变动条件下的抉择,投资者手存现金的抉择等。
    根据调查数据的这一特色,我们把被调查者对于储蓄动机的选择作为数据处理的切入点。可以认为不同的动机代表不同的投资者群体,这样,通过对动机选择及其相关数据的处理,就可以得到由不同动机所代表的不同类别的投资者群体,并通过动机结构的变化来讨论投资者选择及投资者群体的变化。
    动机和预期的数据处理在注意投资者客观背景的基础上强调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投资者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和投资动机的形成,源于投资者基于其自身的客观背景和所处环境所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数据的处理涉及投资者所处的环境因素、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投资者所处环境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主观感受,进而影响其投资动机,例如:对于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数据的分析力求减小这种影响,除了对整个样本进行分析外,增加了不同地域的分析;投资秩序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时间概念,数据分析增加了时间维度的分析,以便更清晰地对演化过程进行表述。
    作为感觉的参与--参与指数,是由投资者对自身状况的主观感受、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准备等因素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抽象的表示;为了使得动机的抉择具有可度量性,我们将参与指数表示为在[0,1]区间上的实数,虽然投资者的动机可以不是唯一的,但是投资者通过参与指数而归属于特定的投资群体。参与指数在投资秩序形成中的纽带作用可以用下图表示,有了这种映射关系,就可以讨论通过时间的推移而实现投资秩序与投资者的参与、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预期之间的互动,数据的处理就围绕这个思路展开。
















    为了表述简便,可以把参与指数模型用数学表达为下列形式的一类模型:
    
    其中:  是t季度的动机向量,问卷中取值规则是当投资者选择  时,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零;
为投资者的客观背景向量;
为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向量;
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向量;
为投资者的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方式;
为结构参数;
是在一定条件下可逆的非线性映射,这样可以保证在合适条件下找到投资动机与投资群体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
为参与指数的剩余解释部分,以保证参与指数所揭示的是最主要的投资群体与其相对应的投资动机之间的关系。



    投资秩序的结构通过投资者的参与指数的结构得到体现,投资者群体的发掘是为了更好地找寻适合特定群体投资风格的产品和规模的设计,因此参与指数模型必须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投资动机以及与之相应的投资者的信息,找到那些与投资品种相对应的投资者群体,并可以通过投资秩序的演化过程的刻划,发掘出未来的投资者动机和与之相应的投资者群体。
    我们对调查问卷数据的处理是在满足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数据处理目标的基础上,通过解读中国居民投资的参与、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和投资的动机等来刻划投资秩序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是对于调查问卷数据更深层次的挖掘。数据分析融入了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和行为金融的分析方法、特别是融入了我们对于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分析的新视角,不仅可以满足中国人民银行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的目的,还可以展示各类投资动机以及其背后所依赖的投资主体之间的各种特征以及结构、揭示投资者动机与投资者群体之间一定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为金融机构针对特定投资群体所对应的投资动机开发产品或挖掘客户提供依据。
    由于数据的处理的基点在刻划投资者动机与投资者群体的对应关系上,我们对于这种有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以及心理动机的调查数据的处理,不仅要进行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更应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数据的处理有助于检验理论、完善理论,并为理论的实际应用提供支持。



四.结语

    对于投资者动机与预期的解读,重要的在于通过理解投资者在参与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感受而理解以投资者的投资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个社会的金融运行,理解这一复杂系统得以运行所遵循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同时,通过理解人们借以进行投资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为什么发生变化而理解这一复杂系统及这一系统所遵循的秩序是如何演化的。
    我们的框架在于解释投资秩序的生成与演化,及在这一生成演化过程中投资者主观心理的基本作用。我们强调个人的无知状态,个人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参与的。个人的动机必定是具体的,无关宏旨的,我们正是要透过这种无知的动机来理解经济活动中的秩序生成与演化。在动机数据的获取上,必须坚持被访者对于参与秩序问题的无知。因此,我们的讨论不再从个人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投资决策过程,我们不能说个人选择什么动机更为合理,我们只是从调查数据中,知道动机的结构,从而理解参与指数的结构,我们其实不能给出动机的排序,我们讨论的是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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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Evolution of Investment Order: Another
Framework to interpret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Task Group
Abstract: Differing from the main stream theory which treat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as a calculus process to maximize their utility, the authors treat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as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develop a framework based on this point of view.
In this framework, participation index is used to describe investor's attitude and sense, inferred from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of investment decision. Different investor groups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participation indexes interact in investment decision make process and this interaction determine the produce and evolution of investment order which actually affect the make of investment decision. Uncertainty equals the subjectiveness and undesigned of investment order evolution.
Key Words: Motive and Expectance, Participation, Uncertainty,
Investment Order, Evolution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7 01:15 |
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艾伦·格林斯潘  2004-07-02 10:14:01

  近年来,美国经济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过去几年动荡不安的打击之下。以增强市场灵活性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在这样强劲的表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经济政策得到了重大技术进步的推动,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力。全球化释放出新的巨大竞争力量,生产力加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抑制了成本压力。
  美联储逐渐认识到这些结构性变化,并因此改变了我们对经济系统和政策中主要参数的理解。但当我们经历这些时,变化中的经济结构和货币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美联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显示,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是当前货币政策的一种普遍特征,而且还是决定性因素。总而言之,美国货币政策的核心开始涉及到风险管理等重要元素。这种理论框架强调,理解决策者所面临的众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来源,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这些风险进行量化,并评估与各种风险相关的成本。
  这种理论要求在洞悉风险的情况下,为决策者的政策设计一种策略,最大化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即物价稳定和经济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增长。在设计策略时,我们汲取了美联储内外分析师的工作成果。这些分析师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投入了大量精力,希望改善我们对经济及货币交易机制的理解。这些努力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确定了重要关系,为我们的经济动力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近似值。美联储以此为基础,建立统计模式,用来评估我们的政策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
  可是,不管花费多少精力去定量宏观经济关系,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还远远不够。每种经济模式,无论是细致入微还是精心设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是我们日常感受到的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的简化表述。决策者需要超越模式,取得更广阔的有关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的假设。
  中央银行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未来经济发展最有可能的道路,还有围绕这条发展道路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据此,决策者需要做出判断,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代价以及收益作出抉择。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证明,在面临这重重挑战时制定货币政策是一项困难的工作。通货膨胀、实际产出、就业情况、生产力水平、股票价格以及汇率,虽然回想起来似乎早有征兆,但当初我们却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是,在过去20多年里,决策者成功地消除了危险的通货膨胀,处理了股市狂泻、巨大的资产市场泡沫破灭以及一系列动态危机造成的危害。这些坏消息并没有使我们偏离始终追求的目标:即最终取得物价稳定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目前,我们必须为应对诸多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事情作好准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发生新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虽然较小,但仍令人很不安。尽管伤疤仍在隐隐作痛,但我们的经济经受住了“9·11”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震撼并从中恢复过来。我们美联储从那次悲剧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政策的影响,还有同样重要的是,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支持我们经济的复杂的支付系统能够起作用。美联储正在继续努力,进一步改善其有效运转能力和银行系统的支付能力。
  每一代决策者不得不与一系列不断变化的问题作斗争。所以,当我们汲取前任的经验时(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能够肯定地说,我们未来将面临不同的问题。
  幸运的是,美联储在过去25年期间,一直在一种特别有利的结构和政治环境中工作。但是我们相信,货币政策为这些年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表现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发表于 2004-11-27 03:57 |
仅仅是技术问题:速度v,加速度a,加速度的变化率a的平方?
规律是枷锁,也是胜的来源。
威廉,对于E=MC平方的理解是局部错误的,正如牛顿的某些在一些层面不适合。
可惜,我没有资格谈论什么,也没有必要。
真的守恒,跃迁才有意义。]
可是,那是多大级别的跃迁呢?
能挣钱,但是迷茫。
不需要确定,但是确定是基础。
喝喝,我走进了死亡的区域,这是我唯一可生存的空间。
我不是在谈哲学,而是,事实。
我偏离,所以生存,
我无道,所以变成王者。
道,绝对不可能是王者的道
,让自己变成魔鬼又何妨?
发表于 2004-11-27 03:59 |
存在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答案。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7 20:16 |
撒旦与天使在乎一念之间。
发表于 2007-5-16 2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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