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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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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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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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谦]
[发布时间:20031231]
[来源:中医药研究资料汇编之二]

                                              贾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医药是中国文化中最具实践性和济世精神的。五千年来，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古人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中医在中国拥有普遍的认可和敬重，其成就和思想也为世界所关注。但是，在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日渐萎缩衰落，甚至有极端的观点直接指斥中医为巫术。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完成，人们开始重视现代社会的弊病，绿色环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活跃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念，连带着中医药也重新受到重视。当然，其中主要的是功利好奇的用心，而非审慎认真的尊重。尽管如此，这些变化还是为中医药的复兴和拓展提供了契机。顺应时势，中国中医药也令人欣喜地复苏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从长远来看会危害中医药行业的成长，甚至会断送这一古老传统的生命；一些错误的观念和理论、对现状的认识还被当作决策的基本依据；而要使中医药成为一种世界性知识和技术，成为中国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尚未被重视，或者说还没有进入某些人的思考范围。
　　鉴于此，我们在分析和总结中国中医药的现状和中西医药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路，以期有助于这一前程无限的产业的发展。我们认为，在中国各行各业中，最有优势、最有潜力的就是中医药；中医药应当拥有和西医药平等的地位，应该成为与西医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取代的另一医疗保健体系。

一、中国中医药发展现状与问题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西医进人中国以后，中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概况。1840年鸦片战争后，刚创建不久的西医药(西医药迄今仅有200余年历史)由传教士带到中国。此后，西医逐渐取代中医，在整个医疗事业中占据了主导乃至统治性的地位。解放初期，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有文件规定，中医不许进医院，中医必须学习西医，要用西医的学术改造中医，使中医药面临灭绝的边缘。后来这种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并组织了西学中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并于八十年代初将发展中医药列入了中国宪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医药发展远远不如西医快。实际上，解放以来，中医药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乏有人打着弘扬中医药的旗号去发展西医药。这是中医药界的悲哀，更是中国卫生事业的悲哀。下面一组数字说明了这一点：1949年，全国有中医人员27．6万人，1972年下降至不足21万人， 1999年为33．7万人。50年间仅增加6．1万人，即增长了22．1％。按万人中医人员数看，比50年代初期下降了一半还多。1949年，全国西医人员仅8．7万人，以后逐年增加，1999年达169．6万人。50年间增长了18倍。1999年全国有综合医院10793家，而中医院仅2 449家(其中不包括医学院校附属的综合医院和中医院数)，二者相差悬殊。
　　1.中医药产业
　　经过50多年的建设，中国中医药产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整体水平还很低，表现在生产企业多、规模小、效益低，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弱，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管理不规范等。GLP(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生产管理规范)等系列规范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对中药企业的要求尚未严格实施。在纳入中医药管理局统计的1 059家中药生产企业中，中小企业达1018家，占 96．1％，同仁堂是全国最大的中药企业，其产值1996年也仅占当年全国中药产值6．8％。达到GMP标准的中药企业不足10％，另外还有近2000多家西药企业生产中药；中药制药装备落后，制剂设备仅相当于七十年代国际水平，品种规格少，系列化、标准化配套能力差，自动化水平低，质量检测装备滞后，企业的现代化经营管理经验缺乏。
　　中药材是中药发展的基础，但目前中药材质量不稳定，品种混乱，已经制约了中药产品的水平。过度开发已使一些宝贵的中药材资源濒临枯竭；大宗中药材品种栽培技术研究推广不够，生产管理粗放；单产低、质量差的现象较为普遍；对珍贵的种质资源保护和优质中药材的引种和栽培还缺乏统一的组织和协调；一些珍稀濒危药材代用品的研究还很薄弱，中药材的病虫害防治和农药残留污染问题也比较严重。
　　中药饮片加工由于生产厂家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技术工艺落后，炮制规范不统一，致使药材的有效成分流失，饮片质量不稳定。
　　中成药方面，主要问题是单个产品和同类产品低水平重复严重。现有的制剂中传统剂型仍占很大比例，一些剂型和新剂型的开发应用还不足。
　　2．中医药研究
　　到1995年底，全国建有中医院2552所；独立的中医药科研机构77所和上百个中药新产品开发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达数万人。但是长期以来，中药的应用基础研究方法滞后，内容重复，导致中成药的科技含量过低，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规范可靠的科学数据证明，从原材料到产品缺少可控的质量标准，在中药的作用机理、物质基础、应用理论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等方面研究都不够深入。
　　新药的研发费用大、周期长，一项西药在美国一般需要5-10年的时间，3-10亿美元。中国在中医药研究中的投入太少，企业能力又有限，导致中药的研究很难深入。到1995年底，国家在各个计划中对中药研究的总投入约为1700万元人民币。自国家实施"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以来，投入也不过翻了一番。由于国内中药企业规模小，全国每个生产：中药的企业产值平均不到2000万元，大多数企业几乎没有能力进行科研。即使稍有力量的，也因为怕担风险．不去开发申报新药，而宁愿花高价去购买新药批号，甚至几个上市中药企业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已批准生产700余种新中药，但总的来说，申报速度不快，低水平重复高，产品科技含量低。
　　3．中医药教育
　　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18所，中医院校(含民族医院校)33所，西医院校85所，其中13所设有中医系，中医院校的规模远小于西医院校。
　　中国中医学院学制为5年，中医与西医教学时间几乎相等，毕业的学生不西不中，既不能继承又不能发扬；而韩国中医药高等教育1996年由4年制改为6年制。
　　1995年，中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共256 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 737人(含民族医院校及西医院校中医系在校生)，中西医在校生之比为1：4．7。对中医药发源地及中医药应用大国而言，中国中医高等教育规模实在太小了。
　　4．中药进出口
　　中药材和中成药基本上只出口到周边国家。1980年，中国中药出口创汇2．4亿美元，1995年达历史最高水平6．7亿美元，但也仅占国际草药市场(不含中国大陆市场)4．4％；即使加上边贸及以食品名义出口的中药，按 10亿美元计，市场占有率也不过7％(不含国内市场)。在 1980-1995年间，中药出口创汇增长170．7％。年均增长率6．8％。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96年以来，中药出口创汇基本上一直在下降，2000年才又有所回升，约5．32亿美元。
　　中药出口创汇中，药材约占70％－80％，成药仅占 20％－30％，因此，出口创汇额主要由中药材出口情况决定。出口中药材不仅附加值低；而且，为了赚取外汇，有些地区狂采滥挖，已经造成中国资源破坏、生态破坏，造成大片草场沙化。例如，199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甘草8766吨，进口甘草液汁及浸膏2 555吨。这相当于4万亩草场的产量，而每挖一亩甘草相当于破坏3亩草场。甘草出口美国虽然赚了一点外汇，却破坏了我们12万亩草场，造成中国草场严重沙化，沙尘暴频频发生。麻黄草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北方大大小小、土的洋的麻黄素厂不计其数，为国外生产*原料，而所赚到的那点外汇远远恢复不了被破坏了的草场。
　　出口单位为了小团体利益，压价竞销，药材平均出口价格几乎逐年下降。如平均价格有较大回升的1995年，每吨价格也仅为1980年的40％，1984年的61％。 1995年之后，平均价格也是逐年下降。从海关统计年鉴中列名的40余种中药材看，价格也是逐年下降的。于是就出现了出口数量增加创汇额反而下降的怪现象。中成药也有类似问题。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目前的统计数字往往将进口的植物制品、生物制品、维生素等保健品，统统算做了中药。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几乎没有批准有关产自国外的"中药"的进口，卫生部只是批准一些保健食品进口。许多药材如西洋参、高丽参等药材，以及乳香和没药等南药，是我们历来必须进口的中药材而非洋中药。
　　2000年，中国进口中药1．06亿美元，其中，进口清凉油和其他中式成药共2449．4万美元，其余为中药材。
　　在返朴归真潮流推动下，世界植物药发展很快，欧美国家均以10％以上的年均速度增长，1995年世界植物药市场达到150亿美元(不含中国大陆的中药市场)，今天，应在250亿美元以上。然而，就以1995年来说，中国中药材和中成药出口创汇创历史纪录，达6．7亿美元，也仅占 150亿美元世界植物药市场(不含中国大陆的中药市场)的4％，与中国中医药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上面的计算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所说的国际草药市场不含中国大陆的中药市场。如果计及中国市场，1995年中国中药产值约40亿美元，加上中国中药出口，中国中药产值在世界草药市场中占25％左右。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中药最大的国家。此外，我们也要看到，世界草药市场中，仅中国及周边国家使用中药，西方国家草药市场中绝大多数是草药而不是中药。

二、中医药将是与西医药平起平坐的另一医疗体系
　　今天，不少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西医药科学。中国一家权威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研究："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定位"，其结论是："中医药永远是辅助医学，永远进不了主流医学。"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我们认为，在中国各行各业中，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后劲的就是中医药。中国西药97．4％是仿制的，而中医药领先于世界各国，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医药必将走向世界，成为与西医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取代的另一医疗保健体系。也就是说，将来世界上应该有平行的两大医疗保健体系：西医药体系与中医药体系。
　　中医药学有5000年历史，西医药学仅200年历史。不可否认，西药解决了细菌性传染病，而且在手术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人类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药应该被消灭掉。
　　1．中西医药对比
　　与西医药学相比，中医药学有诸多优势。中医药是有系统理论、丰富实践、浩翰文献、严密制度的科学，是世界上其他三大传统医学体系(埃及、印度、希腊)所不及的，也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医药学。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西医药对许多疑难症缺乏有效疗法，而且西医药日益高涨的费用已使发达国家不堪重负。中医药廉价有效，在预防及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和老年病方面尤有所长，为西医药所不及。
　　中医讲"上工医未病"。中医药追求的乃是要"曲突徙薪"以防生病，而西医药则是前来"救火"医危病。西医药今天也开始研究"亚健康状态"，正是向中医药的靠拢。
　　中医是临床医学，研究的始终是活人；中药是几千年间在无数活人身上试验的结果。西医以人体解剖为基础，进行分析，从研究死人开始。因此，中医药与西医药源头不同。在中医药体系中，既学药又学医，医、药不分家，中医药学人士是中药的共同创造者，可以按照中医理论组方，且早已在临床上证明其安全性与有效性。在西医药体系中，医与药完全分开，西医大夫仅是西药的使用者，西药则是药物化学家从诸多化合物中盲目筛选出来可能有效的化合物，用动物实验确定其安全性，再用临床试验进一步确定其安全性、有效性和最佳给药剂量。
　　中医从整体看问题，重宏观，重归纳，辨证论治，中药的优势在宏观准确性，劣势在缺乏微观精确性。西药重微观，重分析，虽具有微观精确性，但却无宏观准确性，因而只能解决局部问题，而在解决局部问题的同时，却往往会给身体的其他部分带来麻烦。
　　中药多采用复方，以求各味药间的协同作用，即使单味药，也是个小复方，其不同成分间也协同作用，从而增效减毒。因此中药往往有双向调节功能。例如，用三七这一味药，既可活血也可止血。然而西药均为单体，纯而又纯，这却往往是其毒副作用的根源：食至精则有害，药至精则有毒。许多事例表明，中药越提纯越无效。
　　近几十年中，西药出现十几次重大毒害事故，影响极大；而中药应用几千年来，并未出现什么重大事故。 1997年统计，在中国，西药每年引起210万人因药物反应住进医院，19万人因此而死亡(相当于中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总和的12倍)。而自建国至90年代初的40年中，据岳凤先教授统计，只有5000例中药毒副反应，且多属用药不当。
　　从哲学体系上说，中医药奉行的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机械唯物论。中医药学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整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
　　从药物的研究开发来说，中药的研究开发有系统理论指导，有规律可循，与西药开发依赖"筛选法"相比，要简单有效得多，且其安全性有效性早已有了保证。
　　中药极其复杂，博大精深。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仍弄不清其奥秘。现代科学越发展越能揭示出中医药的奥秘。例如，50年代用抑菌法筛选中药清热解毒药，筛选的结果，最好的抑菌药却不是中药中最好的清热解毒药而是五味子。此后的研究表明，中药清热解毒系通过调节免疫功能抑菌而非直接抑菌。中医药属个体化治疗，西医药属群体化治疗。近年的基因研究表明，每个人的基因都不相同，这一结论再次证明中医个体化诊治的正确性。
　　经络理论和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中最具特色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西医药学至今也没有承认并将其纳入它的体系。应该说，西医药学理论本身也并不完备，原因在于其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人体解剖学是以尸体为研究对象。而经络是人体中一个无形的开放系统，经络作用与现象是活人才有的，人死之后就无法找出经络的任何迹象，所以，尸体解剖学对人体尤其是活人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正因为此，西方医药学者、西医大夫及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就很难理解，中医药学为什么会认为人的肾与耳、心与舌有密切联系?中医学认为肾开窍于耳，心开窍于舌，是通过经络相连的。所以说，中医药学在宏观上对人体的认识比西医药学更全面。
　　2.中药与植物药的对比
　　在西医药学开始形成之前，即二百年之前，西方各国也使用一些草药，只不过他们没有系统理论，也没有什么文献记载。西药洋地黄最早的应用就是将洋地黄叶子晒干研碎服用，后来提取而成为今天的西药。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以解剖学、细菌学、毒理学和化学合成为基础，形成了现代医药学之后，他们就忘记了其祖先曾使用过植物药的经验。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人逐渐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且西方国家日益感到承受不了医疗费用高涨的沉重负担，才出现了回归自然、采用天然药物的潮流。
　　但是，中药不等于西方的植物药。植物药是当今西方人对西方草药的常用称谓。中药大多数也是用植物入药，但却不能称为植物药，因为中药与西方植物药差异很大。所谓中药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药物，按照中医药理论而使用；而所谓植物药或说草药，则是尚未纳入任何医药学体系的药物．仅凭一定的经验而使用。中国有中药资源12 000多种，并末全部纳入中医药理论体系，有相当一部分尚属民间草药。
　　中药与植物药的主要差别如下：
　　(1)中药有系统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有规律可循；西方植物药是零散的经验。
　　(2)早在两三千年前中医药就建立了一定的医事制度；到唐宋年间逐渐形成理论完整、结构合理、部门齐全的医疗、药品、教育、考核、选拔、管理等部门及相关制度、法规。中医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而西方植物药在近几十年之前从未形成过行业，用植物治病只是个别人的个人行为，而非职业行为。
　　(3)中药讲究炮制，讲究药物四性五味和归经；西方植物药仅应用生药，不懂炮制后药性之改变。
　　(4)中药多用复方，讲究君臣佐使，西方植物药一般用单味药，偶用复方。
　　(5)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直至今天，无论大病小病，急性病慢性病，均可依赖中医药；而西方植物药仅用于可以自我诊疗的轻浅病症，对症用药，无理论指导。
　　欧美都在制定自己的植物药专论。某种植物药只要有了专论，任何人都可据以生产OTC药品。《植物药产品行业指南》说得很清楚，这只是对单味药适用。说得粗俗一点，它们的植物药专论仅仅相当于中国的《本草》，即说明了某种药用植物的药性及所含化学成分。化学成分是我们《本草》中没有的，中药今后应当在这方面加强研究；但《本草》中都列出了每味药的四性五味与归经，这样的宏观知识却是欧美各国植物药专论中所没有的。他们不可能根据植物药专论来开发出高质量的复方成药。从这方面讲，中药系列标准规范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传统药物标准规范的典范。
　　3．中医药只能与国际双向接轨
　　国家开始执行"中药现代化"计划以来，不少人在论述中往往提及须"与国际接轨"。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国际上有什么中药的轨可接，这种"与国际接轨"的提法是错误的。
　　中西医药分属两个哲学体系，理论和思维方法不同，语言也不易相通。近200年，西医药标准在世界各地推行开来，似乎但凡医药就只能采用西医药这一个标准，与国际接轨似乎就是采用西医药系列标准规范，否则就不能得到承认。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系列标准规范是怎样出来的?是从实践中总结提高归纳出来的。1078年宋《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详细列出了处方、剂型、制剂工艺、服法、服量、功能主治，堪称中国最早的成药标准；1505年明代刘文泰的《本草品汇精要》对药材按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气、臭等24方面予以记述，图文逼真，堪称早期最全面的药材标准。如上所述，中医药与西医药完全是两个体系，而西方植物药根本没有理论，我们当然不可能按西药标准、也不可能按其植物药标准来生产我们的中药了。在中医药方面，绝大部分标准规范，只能由中国自己依据几千年的实践和中医药的特点来制定，并力争得到国际认可。也就是说，向海外铺轨，让他们与我们接轨，并使之成为世界植物药标准的典范。
　　不可否认，中国已有的中药系列标准带有浓厚的西药气息，这是历史的必然。今天，要完善中药标准，就要强调"求异存同"，而不是"求同存异"。即为弘扬中医药，中药标准要突出中药与西药不同的特点，否则，会阻碍中医药的发展。当然，在制定有关标准规范时，也需要参考目前国际惯例和西医药以及西方植物药标准规范中先进、可行的方面，一则完善自我，二则易于为国际尽快认可。这就是我们说的双向接轨。

三、各国对中医药的态度与政策
　　1．中医药主要应用于周边国家和地区
　　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接受了中医药，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当地主要的医疗保健体系。19世纪，西医药进人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之后，西医药在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主流，中医药受到压制，地位低下。但不管怎么说，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地区始终在应用中医药，且一直是中国中药的主要出口对象。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比中药出口更为重要。
　　中医药传入日本后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日本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然而1868年明治维新时，汉方医药的地位被西医药从法律上取代。直到本世纪60年代汉方制剂才又以"一般用"(相当于OTC药)形式出现于市场，当中断线100年。
　　尽管今天列人日本医疗保险药价目录的汉方制剂已达233种，但日本中医师没有法定地位。按日本"汉方认定医制度"，只有已取得西医师资格者才有权开汉方制剂处方。换言之，汉方制剂对症不辨证，故日本中医水平有限。
　　有一种十分普遍的看法认为，日本中药占领世界中药市场30％，甚至说70％、80％。其实这是以讹传讹，没有根据的。据笔者查阅日本厚生省的《药事工业生产动态统计年报》，日本中药每年出口数万美元至数十万美元，日本生产中药主要是国内消费。
　　据1995年统计，日本从事中药制剂生产的厂家共 42家。1995年，日本汉方制剂销售额1，533．92亿日元。 1999年1016．37亿日元(约10亿美元)，出口7个品种，创汇仅约4万美元。
　　迄今为止，日本没有一所中医药专业大学，仅于 1982年开办了一所明治针灸大学，在某些医科大学开设有中医学讲座。1991年，北京中医学院与日本中医振兴会合作，在日本开设了"北京中医学院继续教育日本分校"，可说是日本最正规的中医药高等教育。
　　中医药于公元4世纪传人朝鲜半岛，与当地文化结合，成为今天的韩医药。韩国政府承认韩国传统医药的合法性，并将之列入了医疗保险。
　　在韩国，既有西医医院，又有韩医医院。前者由西医师用现代医药为病人诊治，后者由韩医师用中医中药为病人服务。二者不得兼通，即西医师不能开中药，韩医师不能用西药及西医诊疗手段。
　　韩国的西医师和韩医师，均需经过正规大学教育。到 1993年，韩国有10所韩医医学院，均为本科四年制教育，自]996年开始，改为六年制教育。
　　韩国人也都承认韩医的根在中国，愿意到中国学习中医，愿意到中国来进修。但是，近两年韩国对中医药态度有所变化。到2000年为止，在中国各中医药院校毕业回国的韩国留学生共1600人，都找不到工作，而且连参加韩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都不给。韩国保健福祉部的借口是：韩医学是根据《东医宝鉴》发展起来的学科，因此与中医学无法统一。实际上，《东医宝鉴》的作者许俊在编写该书引用的86种书籍中，83种是中国医书。由中国培养的这1600名亲中医药的韩国人，近几年一直在为中医药呼吁，他们多次进行诉讼，不屈不挠，因为他们要为生存而斗争。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他国培养亲中医药派的重要性了。
　　韩国盛产高丽参，其他中药材资源严重不足，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1995年以来，每年约需从中国进口中药材2．5万吨，1999年3．9万吨。韩国1995年仅进口中成药181．5万美元，占中国中成药出口总额1．3％，但也位居中成药10大进口国(地区)的第10位。
　　2．中医药在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除澳大利亚外，迄今都不承认中药，但针灸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西方现在承认的是植物药，他们把中药放在植物药管辖范畴之内。即使是植物药，西方批准为药品的也很少。他们总是要用西药标准衡量植物药和中药。因此，西方对中药的态度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乐观。要让他们接受中医药，尚需我们艰苦的努力。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世界出现针灸热，针灸已被西欧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中医药虽主要应用于华裔社区，但已逐渐开始被西欧主流社会所接受。
　　中医药在西欧虽已开始走出华人圈，进入主流社会，但没有法定地位，只是作为"替代疗法"存在。医疗保险只提供针灸而不提供中医药治疗。中药只能私下应用，民不举，官不究。各国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倘若有人告发，就会遭到查抄与处罚。
　　西欧各国对中药毫不了解，颇怀偏见，常以中药含有濒危野生动物成分作文章。例如，以此为藉口，1995年 12月24日，德国官方查抄了13个城市40个中药店。
　　在北美西欧的华裔社区为中心的中医药市场上，与东南亚和中国港澳台情况略有不同。中药只能以食品形式进入这些地区。在唐人街上，中药店和中医诊所比比皆是，全美国华裔社区大约有4000家中药店，密集程度不亚于北京。中医大夫在美国是中产阶级。
　　鉴于西医的局限性、西药的毒副作用，美国人将一些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的治疗寄希望于各种传统疗法，尤其是中医药。除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开始应用中医药之外，如下迹象表明美国日渐重视中医药：
　　1992年，美国国会授权批准成立国立卫生研究院"非常规医学办公室"，拨款200万美元研究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六大类非常规疗法。1999年这一拨款增加到 1000万美元。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近年纷纷研究用中药治疗疑难病、慢性病。
　　1994年10月25日，美国颁布了《饮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以灵活的态度对待像中药这样在功效上是药，而在当前法律体系中无法被批准为药品的产品。虽将草药划入食品范畴，实际上在食品与药品之间为草药留下了一块生存空间，使人们看到了草药最终被批准为药品的一线曙光，
　　1996年8月16日，美同FDA起草了《植物药品研究指南》，几经易稿，2000年8月在因特网上发布了《植物药产品行业指南》，广泛征求意见。美国终于要以有别于化学药品的方法来管理包括中药在内的植物药了。但《指南》在许多重大方面，仍将植物药按西药对待。
　　《指南》对植物药的定义是：包括植物类、藻类、肉眼可见的蕈类及其混合物，不包括由酵母、细菌或其他微生物发酵而成的产品，也不包括由植物提取但已高度纯化和化学修饰的物质。《指南》指出，对含有动物和矿石成分的药物，按植物药产品的原则对待。这点很重要，对中药进入美国市场很有利。
　　《指南》承认植物药有其特殊性：常以混合物形式出现；其化学成分有时不能准确测定，甚至其有效成分都不能确定，其生物活性也不明确；许多植物药制备加工方法源于经验；有广泛、长期的人体应用历史，且未发现明显的毒副作用；有许多植物药作为饮食补充剂已上市多年。但是，《指南》所说植物药多指单味药，若由一种植物的不同部分或不同植物组成，则属复合药，须符合复合药的要求。
　　在《指南》中，植物药申报资料明显不同于合成药或高纯度药。植物药可以不需要像西药那样提供有效成分准确无误的鉴定和含量测定等质量控制方面的申报资料，取而代之，《指南》主张采用指纹图谱、测量特征性标识成分和测定生物效价等方法来进行质量标准的控制。在植物药质量可控性和一致性方面，则非常强调对原药材的质量控制和生产全过程(包括中间品和终产品)的严格控制。
　　美国虽然有了《植物药产品行业指南》，但仍然很严，中药仍难以药品名义进去。由于美国1994年颁布的美国《饮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放松了草药管理，有利于中药以饮食补充剂名义方便地进入美国，是中药开拓美国市场的良好机遇，但应明确饮食补充剂是食品而非药品，无需FDA评审即可上市；有些代理商声称可代理申请FDA审批是一种商业说法。仅中成药标签说明上如要声称某些保健作用需向FDA报备，但也无需其批准。
　　在美国历来出台的食品与药品方面的所有法律和修改案，都是一次比一次更严格，只有这次《饮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是个例外。这说明了美国国会对FDA权力的限制。
　　中药以饮食补充剂名义出口美国虽然方便，但有其弊端：饮食补充剂是食品，不能宣传适应症，降低了中药疗效；按食品标准要求中药，不能含"有毒"成分；食品价格低廉，一些患者不明药理，长期超量服用还会产生某些副作用，给西方某些人攻击抵制中药以口实等等。
　　从以上各国对中医药的态度分析，可以看出各国对中医药的偏见正在改变。尤其是西方各国正从最初完全不按受的态度开始有些变通，民间逐步在一些西医不擅长的疑难病症上接受中医药的治疗，效果较好，西方政府也对此采取默认态度，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中医药走入其市场的政策，使中药可以先以饮食补充剂等形式进人。这些现象都是中药国际化进程的希望。

四、中医药国际化中遇到的问题
　　中医药国际化就是要让中医药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如上所述，中国中药出口情况并不太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不外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从客观方面看，有三大原因：
　　1．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除千百年来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周边国家之外，西方国家很难接受中医药文化理念，对中国习用几千年的一些药物和疗法不理解，不接受。再者，中药须由训练有素的中医大夫辨证应用方能有效。即使在中国，一般人都有应用中药的习惯，但大多数人也辨不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需由中医大夫辨别。西方国家没有中医大夫，更缺乏训练有素者。再好的中药，没有人会使用，也很难国际化。
　　2．法规限制
　　西方国家评审药物的法规是针对合成药制定的，仅适用于单一成分的药物，因而成分复杂的中药很难通过 FDA评审。尽管美国已制定了《植物药产品行业指南》，放松了对植物药的管理，但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合成药物标准的影响。更何况，中药远非西方的植物药，因此，中药仍难以以植物药药品身份进入美国市场。迄今为止，西方国家除澳大利亚之外，都不承认中医药的法律地位。但法规的限制不是不可改变的。澳大利亚华裔中医师林子强先生等人屡屡自费邀请澳大利亚卫生部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到中国考察访问，因此，澳大利亚终于在2000年为中医药立法，正式承认中医药。
　　3．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是中药进入西方最大的障碍。西方医药公司完全靠生产、销售西药赢利，他们不愿意看到中药与其竞争。因而千方百计抵制中药进入市场，甚至不惜诽谤诬陷。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马兜铃酸事件。比利时1990~ 1992年有174例服用同一家诊所开出的减肥药"苗条丸"(芬氟拉明、安菲拉酮、波希鼠李皮、颠茄浸膏、乙酰唑胺、防己、厚朴)长达数月，有的甚至3年，105名女患者中有70人需要肾移植或做血透治疗，有的病人后来得了膀胱癌，国际上对此称为中草药肾病。2000年6月9口，美国FDA在"至今未收到类似不利事件的报告"的情况下，命令停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已知含有和"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原料和成品"，被怀疑的植物多达70余种。
　　不可否认，广防已、关木通、马兜铃等含有马兜铃酸，长期超量服用肯定有害，而且蓄积性很强。但我们都知道，马兜铃酸不等于马兜铃。这正是东西方药学思想的根本分歧。《黄帝内经》中所列中医五大支柱就将药物称为"毒药"。我们从不认为中药无毒，但五千年的临床已总结出系统理论，合理配伍合理使用即可增效减毒。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人总认为天然药物无毒无副作用，可以长期大剂量服用。西药大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发现"反应停"有强烈致畸作用后，并没有撤销它作为药物的资格，而只是列为妊娠绝对禁忌。所以马兜铃酸事件也只是西方抵制中药的一个借口而已。
　　下面再谈谈主观方面的原因：
　　1.基础研究不足
　　长期以来，中医药的基础研究方法滞后、内容重复，导致中成药科技含量较低，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缺乏规范的科学数据证明；在中药的作用机理、物质基础、应用理论等方面的研究都很不够。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足，作为中医药大国，现在每年仅 3000多万的科研经费，实在太少。
　　尽管中药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尽可能地使中药在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方面做得更好。
　　2．中医药出口鼓励政策不够
　　由于中医药出口的鼓励政策(例如退税、贷款等)不足，无论中药企业、中医药院校，还是中医医院，都没有太大的走出去的积极性。大中型国营中药企业领导为任期制，出口与否，与其利益无关，成则无功，败则有过。中国多数中药企业没有国际营销意识，没有制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营销目标，不去研究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营销策略。由于没有国际市场营销经验，也不敢走出去，或者说，没有传教士那种执着和献身精神。
　　3.中药企业过小，缺乏竞争力
　　中国中药企业1086家(1997年)，约2000家西药企业也生产中药。2000年中药工业产值429亿元人民币(约 52亿美元)。日本2亿多人，共42家中药(汉方制剂)厂， 1999年中药年产值为1016．37亿日元(约20亿美元)。 1995年日本津村占日本中药年产值67．2％，而1996年同仁堂集团仅占中国中药产值6．8％。相比之下，中国企业规模太小，既没有研究发展能力，也难有国际竞争力。而且，大多数中药企业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和品牌。
　　4．管理体制不顺
　　目前涉及中医药管理的政府部门共约15个。婆婆众多，没有通盘协调，致使政出多门，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例如，对国内早已大规模种植和养殖的人参、鹿茸、白芍、杜仲、天麻等中药材以及含这些成分的中成药均列入《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凡出口都要办理许可证，影响了出口积极性；甚至规定雪莲是固沙植物，规定凡是国家一级保护的动植物，不论野生的还是种养的，一律不许用于保健品等。

五、中医药发展战略与政策建议
　　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中药行业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提高自身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择要而言，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是迫切而必须的：
　　1.建立协调中心与战略研究机构
　　鉴于涉及中医药管理的政府部门有15个之多，政出多门，需要协调，需要专业化管理，国务院应设立中医药发展协调领导小组，挂靠于某一政府部门，协调各部门有关中医药的政策措施。在该中心下面应设立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及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2．建立中国的《中药管理条例》
　　中国没有单独的中药管理法，中药与西药都归国家药品法管理。虽然中药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迄今从未颁布过《中药管理条例》。我们认为，中国亟需尽快制定《中药管理条例》。2000年，泰国和澳大利亚先后正式承认中医药。今后，中医药将会逐渐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由于他们不懂中医药，不知如何管理，因此，我们应尽快制定出中国的《中药管理条例》，并成为世界各国的范例与参考依据。
　　3．加大研究力度，开发新中药
　　中药现代化是要得到新中药而非新西药，这一点一定要明确。所谓中药，是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依据中医理论加以应用的药品。青蒿素是近年中国开发的新药，自中药青蒿中提取的单体，治疟疾有特效，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迄今尚未弄清青蒿素的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因而到现在还不是中药，而是西药，因为它不能依八纲辨证应用。洋地黄也是由植物洋地黄提取的单体有效成分，应用于风心病心衰治疗已有百年历史，但中外医家从未将之视为中药，也无人认为其是天然药品，而共同认为它是西药。美国开发的紫杉醇是由植物红豆杉中提出的单体，经FDA批准为治癌新药，同样不是中药，不是植物药，而是西药。
　　美国FDA于2000年8月在网上公布《植物药产品行业指南》，也把"由植物提取但已高度纯化和化学修饰的物质"排除在美国"植物药"定义之外。
　　目前中药研究开发中的一个误区就是"拼命"研究植物的成分，希望从中找到一个有效的单体。甚至有人说"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开发像青蒿素这样的一类新中药"。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不是说由此途径不能得到新药，而是说：得到的不是新中药而是新西药。从植物成分中提取有效单体是西方药界近年在化学筛选法遇到重重困难后开发新药采用的方法。
　　今天，在中国研究药用植物成分，也不失为一条开发新药之路，也有助于提高中药的科技含量，使西方人更易于接受。但是，此非唯一之路，且非中药现代化之方向。中药现代化要开发新中药，且希望赋予具有宏观优势的中药以微观优势，即提高其科技含量，绝不是要把中药西化为西药。
　　由于中药开发新药有理论指导，有规律可循，与西药筛选法相比，要简便快捷得多，中医药方面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比将高于西药，得到有效药物的几率大，将是利国利民利已的事业。
　　1994年日本津村公司投入研发的费用占销售额的12．25％，约11亿日元，远高于中国整个中药行业的研发经费总和。国家应像当年支持863计划一样，拨出巨款，支持中医药的基础研究，以使中医药更快地为世界接受。
　　此外，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鼓励出口、在国外的医疗机构中培养和训练中医药人才等也是应该认真考虑和逐步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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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医药产业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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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绿谷集团 董事长 吕松涛]
[发布时间:20050513]
[来源:http://www.gmw.cn/01gmrb/2005-05/12/content_230792.htm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医药产业发展很快,但却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出现过百亿元规模的旗舰式企业,总的状况是整体产业规模不大,超过10亿产值的企业寥若晨星;其次是慢、散、乱、小、层次低;三是中医药产业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中医药的发展症结何在 一是缺乏自信,失去自我,一切市场认知、政策、产业模式、创新方向都以西方标准衡量自身;二是没有按中医药自身规律与特点找到中医药产业化之道。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中医药产业难免学步邯郸：

　　1、现代西方制药产业模式束缚我们的思维模式。西方制药企业发展的逻辑前提是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医与药是可以分离的;而中医药是以辨证施治为前提,是以哲学和医学感悟深度,以及个性化为前提的,医药是不能分家的。在中医药产业化过程中,如果不能包容甚至彰显这种个性化,则不能道法自然与天地同行,想做大产业难免是白日做梦。

　　2、在创新上不遵循中医药的规律和特点。中医药与其他所有行业不同点在于一是以文化为核心,一是以技术作为标准。中医药的困惑、难题,就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导致了观念的水火不容,进而导致企业在市场拓展和新产品开发上的混乱和迷茫。而实践证明 疗效就是高科技

　　3、在市场运作上,摹仿处方药的销售和OTC 非处方药 的模式。OTC方式的本质也是一条医药分家的道路,中药OTC市场怎能做大。

　　4、市场基础及市场环境都对中医不利。若只从技术及西医标准的疗效要求去开拓市场,不用中医自身文化去培育市场,不把中医的优势展现出来,等于是舍本逐末,适得其反。

　　5、中医药企业家大都是边缘化心态、弱势心态,甚至更多的是自卑、迷茫心态。这种心态来自市场的艰难,来自行业的歧视和偏见,来自中西医之争及中医自身之争导致的对创新无所适从的迷茫。因为这种心态,许多中医药企业和企业家半道转行;因为这种心态,中医药在产业化过程中想进入主流,想被西方科学承认,因而急切地把西医西药的标准和西医西药产业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

　　中医药目前不强大,不是中医药本身不强大,而是中医药产业不强大。惟有产业化才能最大限度彰显中医药的疗效优势,才能有足够的资金再投入,使中医药产业不断强大,这就是主流,就是标准。

　　中医药突围的核心是中医药产业的突围。首先要树立民族自信心。没有民族自信,就会导致对中医药评价的失误,导致产业化、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踌躇;没有民族自信,就缺少自主承当精神,就会陷入西方思维范式的旋涡不能自拔,用西方医学的软刀子进行自杀式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产业的发展首先应该是民族自信心的重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

　　其次是坚持中医药之道,走医药一体的产业道路。中医药之道就是中医药的自身规律,应从两个大的方面入手 一是用中医药哲学指导创新,明确创新的要求不是按西医标准而是按中医自身标准,疗效就是高科技;创新路径不是动物试验、临床验证,而是根据临床有效的经验方进行药物开发。二是要走医药一体的道路。中医药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产业,只有走医药一体化的道路才能暗合中医药之道,重塑中医药产业的DNA。

　　绿谷经过8年的教训与探索,终于锁定了中医药产业化的道路,其战略核心是“两网两库一体系” “两网”,一是特诊连锁网,即“地网”;另一个网是互联网,即“天网”。“两库”,一个是专家库,一个是患者库。“一体系”指的是中医药文化。

　　未来的绿谷就是要通过这样一张天网和一个地网将许许多多的名家名医团结起来,将千千万万患者联系起来,在广大患者和专家之间搭建一座可以随时沟通和交流的桥梁,让中医药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吕松涛简介　中共党员,1965年出生。1983 1990年就读于东北大学,获管理工程学士、哲学硕士学位。1991年赴珠海创办珠海燎原高科技发展公司,任董事长。1997年创办上海绿谷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裁。担任上海市虹口区政协委员、上海市虹口区第八届党代表、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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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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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谦]
[发布时间: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我们课题组经过一年研究，认识到：中医药学符合未来医学的方向，有自己的优势，但50多年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必须重新确立中医药的重要战略地位，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造福13亿人民。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国医药卫生界的重要体现。

    一、从抗击SARS看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2003年4月上中旬，课题组到广州调查中医治疗SARS疗效。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中医药，疗效远优于西医，中西医两条腿走路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西医两条腿走路或说中西医配合治疗所起的主要作用是：

　　（一）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钟南山院士所在医院到2003年5月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其中中医介入治疗71人，仅1人死亡；广州中医介入最早，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全国约7%。

　　（二）降低了治疗成本

　　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三）减少了后遗症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达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中医治疗SARS的特殊作用与意义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认同。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人员运用中医药抢救了大量SARS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专家一致建议，要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建立研究网络，制定应急预案和研究预案。

　　在SARS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医药之所以能发挥特殊作用，做出巨大贡献，在于中医药的比较优势。与西医对抗疗法不同，中医虽无微生物学理论，但其“戾气”学说自有一套解决病毒性疾病的方法。中医治疗并非与病毒对抗，而是注重调护病人正气，使邪不胜正，给邪以出路。正如家中进了小偷，中医西医处理完全不同。

    二、中医药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虽然《宪法》第21条写明中西医并重，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目前实际已处于困境。

　　（一）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不断萎缩

　　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2001年33.4万人，比1949年只增长21%。西医医生1949年8.7万人，2001年175.1万人，增长20倍，增长速度为中医的95倍。

　　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10793家，中医院2449家，二者之比约4:1，而且中医院规模普遍比西医院小得多。

　　2003年，西医院校与中医院校之比为3: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

　　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1。

　　（二）中医院校按西医模式培养学生，中医教育日益衰退

　　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而教育失误中最大的则是中医教育失误。失误之处在于中医教育严重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被遗忘、被丢失。

　　实际上我国没有一所真正的中医院校，全是中西医“结合”院校。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且是必考课程；中医经典著作不深入研读，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甚至中医四大经典已经改为选修课，不必考试了。在技能培养上，西医的各种仪器实验不少，中医的望、闻、问、切等临床硬功夫训练不多；毕业时，许多学生缺乏中医思维、更不会用中医思维来看病，一些学生自己就看不起中医；如此培养的中医大学生既不能当中医用，也不能当西医用，只是两个中专生，毕业后，许多人纷纷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而众所周知，西医院校几乎不学一点中医，更无中医技能训练。所以然者何？就是要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中医研究院一位教授说，由于考试制度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功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这样培养出的很难说是中医高级人才。这些研究生已无多少中医味道了，他们成为教授、博导以后，再教出来的学生还是中医吗？如某一西医硕士考上了中医博士生，做了3年耗子实验，拿到了中医博士学位；工作后又当上了中医学院院长，不断要求中医学生做西医式实验，称之为搞“中医现代化”。这不是在培养中医人才，实际是在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

　　（三）否定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纯正中医后继乏人

　　以师带徒、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名医。但现行医疗制度与政策，基本否定了师徒传承模式，甚至使其无容身立足之地。

　　中国讲究师徒传承。迄今，戏剧、国画、相声、书法、武术等等仍在提倡拜师，为什么中医不能拜师学艺？许多东西“不可言传，只可心授”，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西方研究生制度重经济利益轻师生情感，真知绝活难以直接传承。现今的中医教育、职称和执业资格制度，导致真正中医越来越少，今后可能就会像日本那样，不再有真正中医了。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且均已70岁以上高龄；50年代以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大夫已为数不多，也已年近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传统中医上有真正成就者、知名者甚寡。纯正中医后继乏人已成严重问题。

　　（四）按西医医院方式管理中医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

　　目前全国大小中医院虽有近2500家，但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没有真正传统的中医医院。一则，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二则，断病主要靠化验单的数据来判定；三则，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四则，抓药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五则，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因此，现行中医医院已经难以称为真正中医临床基地了，也没有多少中医大夫真正能按中医思维看病了。甘肃天水中医院从德国贷款1000多万欧元购买德国医疗设备，还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难怪有人说如今三级甲等的中医院，充其量是一个二流的西医院。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医大夫靠卖脑子开处方养活不了自己。所以针灸在国外开花，而在国内衰败。因为针灸大夫赚不到钱，许多医院撤消了针灸科。
　　（五）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

　　中医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基本无法兼容。但中医得不到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的基本承认，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大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将西医作为唯一标准，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硬要由西医认可中医疗效才算。

　　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当时的卫生部不予承认。1957年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主管部门却以其使用了多达98组中药处方，没有规范的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刘海若，英国两次宣布其“脑死亡”，回国后，中医辨证论治，采用方药、针灸、按摩等手段综合治疗，效果显著。但对外宣传开始根本不提中医，后迫于压力又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试想，若说中国的西医治好的，外国人相信吗？难道中国的西医比英国的水平还高？

　　最为典型的是这次抗击SARS。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非常显著，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及时推广。今年4月，广州中医专家应科技部徐部长之邀，向SARS科技攻关组介绍治疗SARS的经验，一些权威人士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进行对比，如果证明确实有疗效，我们再组织推广”，“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这犹如三国时诸位将军屡败于华雄而仍瞧不起布衣关羽一样。西医虽然明知抗生素、激素等西药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可名正言顺在病人身上进行超大剂量试验，美其名曰是治疗：被西药治好的人，今天近半数已开始出现股骨头坏死。

　　（六）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中药科研走向废医存药

　　中药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多年的实施过程来看，基本的思路和做法是要与国际接轨，想按西医的科研思路与标准，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治疗某种病的“新型中药”。这完全是研究开发新西药的方法，若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是无可非议的，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西化，必然导致废医存药，最后连中药也将不复存在。

　　如，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青蒿素”，通过有效成分提纯后，已不具备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等性能，已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了，就是说已不再是中药，与黄连素、麻黄素等植物药提取物一样，早已归于西药范畴。其实，国外炒做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中药成分化的结果，是辨病使用中药或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食用的结果。一些人不遵守中医“药之害在医不在药”之理念，盲目修改《约典》中龙胆泻肝丸处方，必然导致恶劣影响。

　　按照现行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即主要针对西医病名并按西医理论进行实验来开发中药新药，根本就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名方成药来。因为六味地黄丸并不专治某一种病，而是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之证使用，其应用范围很广，疗效也极为显著。据统计，用六味地黄丸治好的病有430多种，但若按西医病名使用，什么病也治不了。所以，中药研究寻找有效成分、走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打个比喻，解放军中谁起的作用最大，毛主席，但仅由毛主席组成解放军是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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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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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谦]
[发布时间:20050513]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三、中医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5000年得以繁衍昌盛的重要基础，是伟大、优秀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现存古籍中，1/3是医籍。现今中医药地位低下甚至陷入困境，既有认识问题，有制度问题，也有中医自身问题。

　　（一）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奋起图强，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总觉得我们处处不如人，外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曾两次试图取消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50年代，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中央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他们的影响始终存在。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西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并不否定中医之疗效，但都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是其中心论点。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并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才认识到中医本身就是系统论，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20世纪民族精英的一些错误认识造成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二）医疗卫生的某些法律法规与制度导致在管理上歧视和阻碍中医

　　1982年，“发展传统医药”写进宪法。但是，中西医从未平等过。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不具备这种学历，不少人是学徒出身，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按此说法，邓铁涛、陆广莘等都无资格行医，因为他们都没有中医学院文凭。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是考的西医内容，而西医医师资格考试并不考中医内容：这还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

　　按现行规定，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会受法律制裁；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却没有任何责任。这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行之有效的中医急救方法现已消亡殆尽。

　　另外，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都是在限制而不是在发展中医药。

　　（三）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导致中医药科研发展缓慢

　　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是在受指责中生活，疲于应付。中医界为了求生存，提出“中西汇通”论，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要“求同存异”，结果弄得中医不像中医，弄得中医丢掉了自己的精髓，弄得中医不敢坚持自己的学说，成天喊叫“结合”，其实是自惭行秽，要西医“拉兄弟一把”。

　　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医药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现在，除极少数知名中医对传统中医文化有较厚实功底外，绝大多数中医师的纯正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如此下去，再过20年，传统中医文化将只存在于典籍之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医了。日本应用中医药1400年。但明治维新否定了中医的合法性，今天法律只允许西医大夫辨病开“中药”，所以就出现了小柴胡汤事件。日本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医。

　　再者，被动、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进行中医研究，限制了中医药科研。中医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手段上均简单模仿西医。

　　第三，中医院西化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我国中医院多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纯正中医或以纯中医为主的中医院并不多见。诊断大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常以西医方法为主；处方大都是中西药并用；验效则多采用西医手段确认。导致真正的中医临床日益缩小，中医药研究的真正基础日趋薄弱。
四、中国需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一）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

　　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人均4650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而美国人口才2.8亿，只占世界人口的5%。即使如此，美国尚有15%（即约4000万）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在美国，若无政府补贴，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医师、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解决不了一般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大约占人类疾病的70%。

　　我国若采用美国模式，且不论西医学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即使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总额水平，我国就需要1.3万亿美元投入，而我国2002年的GDP总额才1.35万亿美元。或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 13％的水平，2001年我国就需要投入1.25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实际只投入5150亿元，占GDP的5.3%。因此，我国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国情国力也不允许采用这种模式。

　　（二）中医药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显著特点的系统的医疗保健体系。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强调养生。防病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而这正是西医过去忽视现在刚开始重视的东西。中医强调上工医未病，即预防疾病产生，小病要及时治，以免变成大病。这正是现代预防医学所要求的。

　　中医药简便廉验。中医防病，春夏秋冬四季，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许多民众都从中医中学习了一套预防疾病和对治小患的办法。中医治病，从使用中草药到针灸、推拿，许多中医医生都有一整套对治一般疾病的方法。

　　中医在防大疫上，也屡建奇功。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末多次大疫，吴又可的温病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曾是历史上可怕传染病的天花，北宋年间中国就发明了通过种人痘预防天花，后传入欧洲改进成为牛痘。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西方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传染病，重要原因就是中医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医对近几十年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50年代以来我国多次流行乙型脑炎和麻疹。中医疗效超过世界水平，且无后遗症。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对比是“1∶234”。今年的SARS防治，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

　　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在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人口覆盖率高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近2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主要的受惠者是城镇、且是城镇中有公费医疗保障条件的部分人，80%左右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被排除在外。在普遍医疗卫生服务上，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为此，中国受到了世界的批评。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以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总之，这个体系必须是为13亿人服务而不只是主要为2—3亿人服务的。这个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必须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振兴中医药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

知行合一

振兴中医药是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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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谦]
[发布时间:20031231]
[来源:中医药战略地位研讨会论文汇编八]




　　　　　　　　　　　　　　　　　　　　　　　贾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研究员）

　　在各位的大力支持下，从今年的元月21日到现在，我们举办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讨会已在北京召开了8次，郑州1次，一共是9次。
　　在第一次研讨会上，几位中医专家就中医的确凿疗效进行了专题发言。后几期研讨会，则从哲学等各方面论证了中医确实是一门科学；还就“马兜铃酸”、“龙胆泻肝丸事件”做了专题研讨；接着又召开了抗击“非典”的研讨会，应该说对中医介入治疗“非典”以及对中医药战略地位的确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当时钟南山院士特别强调没有找到病原体，没有办法找出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因此建议用超大剂量激素和抗生素进行实验性治疗，如果无效就是非典。实际上，这是用病人的生命做实验。钟院士数次在媒体上表示中医治疗“非典”无效，他在香港特别强调，中医治疗“非典”根本无效。并补充说，截止4月28日没有一位“非典”患者是中医治疗康复的。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钟南山已经改变其观点。在今年1月时，钟南山处所接收的17位患者中死亡10人。开始，他先请中医科的医生去会诊，后干脆请中医科的医生留下来查房，这样中医科医生就介入了后来71例患者的治疗，而在这71例患者中只有1人死亡。这5名中医医生撰写了一篇论文，该论文已经发表，署名的作者共有8位，其中包括1名西医医生，1名放射科医生，而最后1位是钟南山院士。所以说，钟南山院士的观点改变了，尽管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但是也说明了中医治疗“非典”是有效的。
　　中医和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两者之间不存在结合的问题，也结合不了。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争论了多年，最后统一于量子力学之下。但在任何具体计算时，不是用波动理论，就是用光子理论。
　　到现在为止，人们总认为“科学”这个词就是“真理”的代名词。我们查阅了“science” 在西方辞典里的各种解释，总结为两条：一条，科学是规律性知识的集合；二条，指自然科学里的某一门学科。所以说“science”并不是“真理”的代名词。
　　现在科技部支持中医药的发展，承认中医药是一门科学，这是中医药发展的良好契机。中医药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具有“简、便、廉、验”特点，而且即使是现代西方的系统论学家、控制论专家、信息论专家，也都认为中医药是先进的，是前沿科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医药所研究的范畴远远超出了西医所研究的范畴。因此，我们说中医药研究有超前性，在许多方面又为西医所不及；同时中医又有超出性，它所研究的领域超出了西医的视野。现在国内有一些同志要用西医药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药，要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的水平，这是中医界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解放前，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都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旨在消灭中医药。解放初期，余云岫之流继续叫嚣“消灭中医”，进而提出要“改造中医”，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贺诚也与余氏同流合污，认为中医就是封建医，应该同封建社会一起埋葬掉。当时卫生部发文，指示中医不许进医院，要想进医院必须学西医，以及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都给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许多珍贵文化不得传承下来，使传统文化的继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中间就包括了中医。
　　据统计，我国在1911年拥有中医医生80万人，而那时中国人口为3亿多人；到1949年时，我国的中医医生是27万多人，同期西医医生为8万7千人；到2001年，我国的中医医生为33.4万人，而西医医生已增至170多万人，中医院与西医院的比例为1∶5，中医院的规模远远小于西医院的规模，30所中医药院校的资产之和还比南京工学院的资产少500万元。所以说，几十年来，相对于西医的发展来说，中医药的发展是缓慢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发展，卫生部光重视西医药的发展了。
　　现在提出要“中医药现代化”，我认为中医药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着现代化。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记载的草药100多种；到汉代时，发展到300多种；到明清时期有1900多种，我认为这就是中医药自身不断发展，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与时俱进的过程。另外，乳香，没药等都是南药，在弄清楚其四经五味、升降归经之后，不断被吸收进中医药理论体系，成为中药，这也是中医药的现代化过程。中医的诊疗方法，从张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发展到清朝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这也是中医的现代化过程。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如果中医药能够早期介入，并认真总结经验，我想这也将为发展和丰富中医药体系作出贡献。
　　在中医药的发展过程中，应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千万不要把中医药降低为植物药，植物药和中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植物药仅相当于中国的民间草药，民间的草药是不需要任何中医理论指导，仅根据某种草药能治疗什么病来辨病使用的，它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所以它根本纳入不到中医药理论体系中去，所以说植物药不是中药。二是千万不要废医存药，“小柴胡汤事件”和“龙胆泻肝丸事件”都是由于没有按照中医的辨证施治，而把中药当成西药“辨病论治”，进行对抗治疗、长期服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目前国家正在着手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这是第二次由总理亲自牵头负责的规划，我们希望国家的发展规划中能够有我们中医药发展这样的一个地位和机遇。也就是说，建议国家把中医药作为重大专项列入中长期规划。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振兴中医药事业，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次《黄帝内经》研讨会，我再次感谢《黄帝内经》的制片人王黎亚女士，感谢她为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感谢大家为弘扬中医药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知行合一

中医药研究及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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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俊英　贾谦]
[发布时间:20040602]
[来源: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




傅俊英　贾谦

　　中医药文明源远流长，代有发挥而自成体系，几千年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一方面随着对健康理念的更新，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开展了大量中医研究工作，有一些成绩，但也不能不指出：经过这么多年研究，中医理论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医临床正在萎缩，中医人才后继乏人。
　　现实的问题不容回避：中医学这门古老的医学体系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存在价值？在惠及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中还能做出多大贡献？为此，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课题组在2年内召开了10余次学术研讨会；到甘肃、河北城乡实地调研，与乡村医生进行座谈；并于11月18-19日申请召开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方法”香山科学会议。现将中医药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中医药对解决中国13亿人医疗保健问题仍有重要意义
　　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达到85%。其中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至今日，约90%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统计数据表明： 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总费用的34.9%，2000年仅为22.5%，七年里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如要改变现在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状态，想单纯靠严重依赖严格的器械检验的西医治疗模式是不可能的，其高昂的医疗费用也限制其成为农村医疗的主导模式。2000年，美国花费了占其GDP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43%的费用，但是仍然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且其误诊率高达50%以上，尚有70%的疾病束手无策，尤其是其死亡者中90%死于医源性疾病，而非原发性疾病。这种医疗模式不可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只有简便廉验和易于掌握的中医药才能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90年代初，我国仿制西药占我国生产西药的97.4%，进入WTO后，在使用权限上肯定要受制于人。中医药源于中华民族，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而且开发新中药有中医理论指导，有规律可循，与西药筛选法相比，要简便快捷得多，其研发投入与产出比将远高于西药。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西医药对许多疑难症缺乏有效疗法，中医药在预防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特别是病毒性疾病方面尤有所长。如此次“SARS”的治疗，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花费最高的一例SARS病人仅用了5000元，而西医治疗一位SARS病人花费3-100万元不等。由此可见，只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模式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
二、中医科研与临床中的突出问题
　　目前中医研究不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未将惠及13亿中国人民健康事业作为研究宗旨，片面追求“现代化”，丢掉了中医特色，自然找不到中医药发展的突破口。
　　（一）中医科研及临床停滞不前原因
　　1．中医研究与临床严重脱钩
　　中医理论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积累、提炼出来的，形成了一套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诊断、治疗体系。现在中医科研思路，大多采用线性、还原论方法，借助高精尖检测手段，在实验室以低等实验动物为对象，希望对中医理论进行验证、诠释。这种高科技成分的低水平重复研究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不可能产生真正有益的作用，也不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反而丢失了中医的精髓和核心。
　　2．中医研究方法背离了自身发展规律
　　几千年来，中医的疗效是与医生对疾病“辨证”的准确性直接挂钩的，即以辨证为主，辨病为辅。但现在中医的临床研究强调方病对应，即一个方治疗一个病，几乎完全违背了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导致临床疗效滑坡。如此，与西医比较，显示不出其优越性，出现了生存危机。
　　3.　中医诊治以及中药标准照抄照搬西医西药模式
　　中医药在哲学背景、思维模式、诊治方式等方面与西医药截然不同。现代西医西药在其产生后的200多年中，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善的评判标准和管理模式，对中医药有借鉴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中医药的特点，完全采用西医药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容易成为限制中医药发展的枷锁。
　　其实一味中药本身就是一个小复方，各种复杂成分有增效减毒的协同作用，这与西药单一化学结构单一靶点作用迥异。因此，以某个化学组分作为评价中药质量或药效的标准，以GAP来要求中药种植，以GMP规范中药生产等做法其实还有待商榷。如麻黄与麻黄根，一为发汗，一为止汗，其临床作用正好相反，但化学成分并无大的区别；又如浙贝母与川贝母，为同科植物，因产地不同，前者重在清火散结、后者重在润肺滋阴。所以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适于中医药发展的标准。
　　（二）“废医存药”导致中药不良反应问题日益突出
　　近来，很多报道指出：中药已经成为抗生素、解热镇痛药之后的第三大药物毒副作用源，从而提出必须进行中药毒理实验，加强中药毒性研究。其实，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等药典中就已明确指出一些药物的毒性，而且现代中药已经大多经过严格筛选，大毒之药几乎全部舍弃不用。问题是为什么连现代药理都证明无毒的小柴胡汤会引起间质性肺炎，甚至产生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呢？所以，我们有必要反思现代中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是否得当？临床使用中药的方法是否正确？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中药都是有寒热温凉、升降沉浮、或补或泻等偏性的。医生就是利用这种偏性，来纠正、平衡人体寒热、虚实等方面与正常状态的偏离。所以历来中药药性的强调和重视要重于中药药理，只有理解、掌握药物的偏性，治疗疾病时才会得心应手。而现在中药的研究，只注重其降血压或控制血糖等药理作用，寻找中药治疗的所谓靶点，寻求中药的“有效成分”，而完全不顾其性味特征。目前，临床上主要针对西医诊断，给予具有相应药理治疗作用的中药，完全按照西药对抗治疗的思维模式，走着“中药研究西药化”和“中药应用西药化”的道路。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治疗思路是导致中药毒副作用日益突出的症结所在。
　　（三）中医人才培养、事业传承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
　　1956年建立第一批中医院校以来，已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对于稳定中医队伍起了重要作用。但必须承认，中医院校的教育缺乏中医特色。中医教材改写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医理论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教材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如此将目前尚未能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这种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能用中医思维方式和独特方法看病的中医师。
　　再有，中医教育轻视理论传承，有的院校甚至将中医四大经典这种中医最为精华的部分作为选修课程；而且中医教育也未能与临床结合，授课老师从未上过临床，从理论到理论，不仅影响学术继承，更影响学生对中医的信心和兴趣，因为教他们中医的老师都不会用中医治病。所以，中医院校才会出现学生初入校门时相信、热爱中医，愿意为中医事业学习、奋斗，但毕业时不再相信中医药疗效，而宁愿只用简单西药的怪现象。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到底教会了下一代什么？
　　中医药的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担忧。几乎所有的研究生研究课题都是实验性质，根本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药名外，论文内容完全与中医无关。他们的临床实践能力也可想而知。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恐怕很难产生像蒲辅周、岳美中这样的名医了。所以广州中医药大学88岁的邓铁涛教授才会感慨：“我们是一代完人。完结的‘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患和焦虑：这样的学院派、实验派中医成为主流后，中医将何去何从？
　　“十省市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调查”表明：农村中医医疗意向出现滑坡，农村市场阵地慢慢缩小，中医治疗慢性病的优势正在丧失。对实践能力要求极高的中医，完全可能消亡在下一代不能真正掌握中医精髓的后人手中。所以中医学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四）民间中医需要政策扶持，传统知识产权缺乏有效的利用和保护
　　根据2004年1月1日即将执行的《农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可经注册后在村卫生机构行医，这对于大部分未接受正规中医药教育的民间中医无疑是政策上有力的扶持。其实，如果剥夺这部分民间医生的行医资格，也将是农村及城市广大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给中医也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中医的精髓在民间，乡村医生在农村初级医疗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乡村医生存在整体素质偏低、理论知识薄弱的情况，因此应对其进行定期培训。
　　另外，法律对于中医师自制中成药也进行了严格限制，药厂也需达到GMP标准，并得到新药号后才能生产中成药。也就是说，中医师不能自行配制、销售中成药。我们调查后认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医的生命力。因为像云南白药等名药都是民间实践、总结的成果。如果不再允许中医选药、制药、治疗，而完全靠实验室动物实验来筛选中药新药，恐怕会扼杀中医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如洛阳有个魏氏祖传药物和方法，治疗断指（趾），不仅不需要截肢，还能让断指（趾）再生，对于这种已有数代临床实践经历，并且有多例临床案例证实的药物，能否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像云南白药一样，不用公布其药物组成，制成成药后，在全国推广应用，这样受益的将是广大群众。而且，还能在目前尚无有效保护传统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让其继承、推广开来。
　　再者，随着市场经济杠杆动作及体制的变革，许多乡村卫生院、室或个体经营者，以医疗服务为谋生手段，较多地使用西医西药诊疗方法，传统医学的简便、价廉疗法由于不赚钱已多不采用。要解决以上问题，没有政策上的支持是不可能办到的。
三、对中医药科研与临床的建议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对中医药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中医研究绝对不能脱离临床，只能在保留其精髓的同时，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发展。中医理论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想通过分析、还原的思想在实验室创造一种新的中医理论是不可能的。只有给中医一个宽松的环境和适于其生存发展的空间，扩大其临床应用范围，才有可能出现中医理论的突破。不论是中医伤寒学说，还是温病学说，都是中医遇到新的健康问题时从大量临床提出的新的解决办法。论及此论点时不能不提到：这次“SARS”的控制过程中，尽管中医药起到了不可泯灭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治疗、总结，进而产生中医新理论的机会。
　　（二）中药的研究一定要以中医理论指导为基础，不能一味走分离、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学研究道路。中医中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不可“废医存药”。同时，我国应马上建立符合中医中药特色的生产、评价体系规范，并逐渐让世界接受，与国际“双向接轨”。
　　（三）中医正规教育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中西杂夹”的教学模式培养的人才“不中不西”　，既不能当西医使用，也不能当中医使用。所以专家建议：中医药院校教育中，少讲西医内容，中医、西医分开讲授，而且中医在前，西医在后，以免西医理论先入为主；重视传统，重新认识中医经典的重要作用；改变课本“亦中亦西”模式；同时加强学生中医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另外，专家还建议邀请全国名医和民间有真才实学中医师组成讲师团，到全国培训乡村医生，讲授简便易行、疗效卓著的诊疗方法。
　　（四）适当放宽政策，让真正行之有效的中药得以推广；并加大简便廉价中医药疗法在基层的利用程度。
　　总而言之，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可能也是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现在还不就已有的中医科研、临床状况进行深刻剖析，对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时把握、调整，将不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直接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医如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消亡，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知行合一

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实现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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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俊英　贾谦]
[发布时间:20040602]




傅俊英　贾谦

摘　要：随着人类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健康理念的更新，讲求“天人相应”，“整体平衡”的中医药在21世纪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但目前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乏力，已经成为影响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这主要表现在中药饮片的炮制及其方剂组成等知识产权方面。本文就现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此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中医药知识产权　保护　建议

　　目前，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逐渐确立，疾病谱亦由单纯传染性疾病向多系统复杂性疾病转变。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崇尚自然、讲究整体平衡的中医药也日益受到重视，其需求量日益增加，这为实现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业内业外人士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尤其是对确保中医药在国际传统医药市场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关键技术，缺乏积极主动而有力的保密意识和措施。这已成为影响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
一、中医药知识产权意识淡漠，核心技术面临泄密危险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乏力，集中体现在中药饮片炮制和中医方剂组成两个方面。尽管出台的政策法规对此进行了限定，但在具体操作时仍存在相当难度。
　　1．饮片炮制的泄密隐患
　　中药饮片是中医临床的处方用药，也是制备中成药的原料药。生药材经过特殊炮制加工以后可以达到“减毒增效”的作用；通过炮制还可以改变或强化其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与归经等药性，而更好地提供临床用药。即使日本、韩国等一向使用中医药的国家也没有掌握这一特定的制药技术，所以在这些国家，像附子这种不经过炮制则有效剂量与中毒剂量非常近似的中药是无法使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炮制是中药传统制药技术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应该是最值得加以保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其实，国家早已认识到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重大意义，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科学技术部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一）》［1］中就已明确指出：“中药饮片炮制技术”中的“毒理中药（制川乌、制草乌、炮附子等13种）的炮制工艺和产地加工技术”以及“常用大宗中药（熟大黄、熟地黄、六神曲、建神曲等8种）的炮制工艺和产地加工技术”禁止出口。2003年3月11日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中也指出：鼓励投资项目“中药材、中药提取物、中成药加工及生产”中特别注明“中药饮片传统炮制工艺技术除外”，而禁止外商投资项目中也包括“列入国家保护资源的中药材加工（麝香、甘草、麻黄草等）；传统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秘方产品的生产”（主要指云南白药、六神丸、片仔癀等）。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以上法规却未被严格执行。据了解，仅在河北安国，就有6家从事中药饮片加工的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如中美合资的“安国兰星中药材有限公司”、“安国美威中药材有限公司”；中英合资的“河北祁新中药颗粒饮片有限公司”、“河北康派中药材有限公司”；港商与日商独资兴办的“安国新隆中药材有限公司”以及港商独资的“安国祁农中药材有限公司”。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都涉及中药饮片的生产加工，其中有的还是中药材种植、初加工和饮片生产一条龙。在美威公司的网站宣传中，更明确写着“公司设有初选、炮制、净选、粉碎（颗粒）、包装五个生产车间”的字样。而且，在河北祁新中药颗粒饮片有限公司网站上，查到的400余种产品目录中，不仅包括甘草、麻黄，还有制川乌和制草乌。在安国美威中药材有限公司网站的产品介绍中也有甘草。这两家公司销售部门的负责人也肯定，其公司可提供麻黄、甘草以及川乌、附子的饮片，且这些饮片都是由公司自已生产，质量由老药工把关［3］。
　　除了上述中外合资药厂和老药工成为可能泄密途径之外，专业书籍中间涉及保密的内容也应引起高度重视。有些书中指出药物的炮制工艺参数，甚至精确到炮制时间、压力、翻炒的速度等等，按照如此详细的指导，就可能得到中药饮片炮制的最佳方法。
　　2．方剂组成的泄密隐患
　　大量的中医药历代本草、散在民间秘方和验方以及许多名老中医的诊治经验，或者由于年代久远，或者由于发明者不详，或者保护意识不强，而难以得到现有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　　　　
　　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日本在《伤寒论》方为主的210个古方基础上，开发医疗用药，刺激了日本“汉方制剂”工业的迅速发展，1994年在其国内的销售额达到1500亿日元，其中在仿制我国“六神丸”基础上开发的“救心丸”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韩国在“牛黄清心丸”的基础上开发出的牛黄清心液一个品种的产值也高达0．7亿美元。韩国还对市场上常用的100多种中药材在其本土试种栽培，目前绝大部分已经自给自足，且有少量出口。日本还在中国大建中药厂，并制订了庞大的发展计划，预计于2006年其产品将倾售中国大陆［3］。
　　有关专家担心，随着今后我国与世界各国在中医药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的更加广泛与深入，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势将变得更为严峻。前卫生部崔月犁部长就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好多中药比如六神丸，日本人拿过去后很快就占领了世界市场” ［4］ 。如果我们再不加以重视，“洋中药”挤垮本土中药，中国人吃“洋中药”将不再是危言耸听。
二、高度重视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才可能实现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1．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人日益重视现代科学知识的发展，而忽视甚至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没有意识到中医药知识产权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亳州药监局一位负责人就明确表示对中药炮制技术没有保密的必要。“中药的炮制不过是洗洗、泡泡、切切、炒炒这些简单的操作，能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那些东西书上都写着的嘛，有什么可保密的？” ［3］相反，国外的政府及企业对此相当重视，千方百计通过合资、参观等途径得到这些核心技术，一经获取，马上注册，申请专利，甚至能达到限制中国使用的目的。这样的教训以前也有，像宣纸、景泰蓝工艺，原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特色技术，无意中泄露给日本人后，现在质量最好的产品反而出产在日本。
　　因此，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广为宣传、教育，防止一些关键技术在无意识状态下流失。
　　2．完善法制建设，并予以坚决执行。建议由国家保密局牵头，与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农业部、林业部、商务部一起，召集中医药炮制等方面的专家，对已有的法规内容进行回顾，补充完善，将尚未列入目录，但确属核心、关键的技术及药物品种重新收入。同时，将法规内容细化，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比如“传统中药饮片炮制技术”定义过于含糊，才使得违规的中外合资或独资企业顺利注册、产生。以上法规一经制定，则应该坚决依法执行，所有违规项目一律撤销，而且应严格查处经办人员，追究其法律责任。
　　3．重视中医药人才，提高待遇。对于掌握中医药核心技术的专家及老药工，给予相应的地位及待遇，并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防止合资或独资企业以高薪聘请等形式挖走人才，造成人才流失，技术泄密。同时，配备应有的资金以培养后继的年青人，以师带徒的形式继承掌握中医药核心技术。
　　4．国家制定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的特殊政策，规定他国对“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的回报。根据现有法律条款及现实情况，想通过专利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还不容易做到。我们可以借鉴越南的经验，越南曾经提出过一个议案，外国如要利用其天然资源如植物来开发产品，则要给越南一定的报酬，因为这是属于越南的“天然资本”。这是对他国“天然资本”利用的回报。而中医药属于“传统知识资本”，我们可以制定政策，要求国外利用我国传统知识时，也要给予中国？？发明国相应的回报，不能因传统知识年代久远而任由他国利用。对此问题，我们应认真研究，提出解决的方案。
　　另外，值得专门研究制定旨在保护中医药相关技术及其他有市场价值的传统知识的措施。国外为了保护软件技术，经过认真研讨，最后决定套用著作权（Copyright）的模式加以保护。我们只要正视这个问题，总能想出适当的保护方略来。
　　吴仪同志在2004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也讲到：“要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加强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创新，扩大竞争优势，促进学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只有国家重视并采取硬朗的措施，才可能达到此目标，而真正保证中医药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一）.2001年12月12日签发
[2]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3年3月11日签发
[3]黄连.传统中药饮片炮制技术面临泄密风险.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3月7日
[4]崔月梨.二十一世纪中医的世纪--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问.中国青年,1995年（增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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