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好！

来！别悠着

中秋好！

来自：MACD论坛(bbs.macd.cn) 作者：来！别悠着 浏览：10141 回复：16

中秋好！赚钱赔钱没关系！心情最重要！开开心心过每一天！今个我也趁兴致信口开河说上一句：只要中国能要回自己股市的定价权，明年股市就有望挑战2000上方的阻力！中国又有一批股市暴富的传说！

rhsshy

谢谢!
祝大家中秋好!

yoy

Originally posted by rhsshy at 2005-9-18 14:57
谢谢!
祝大家中秋好!

捌月十五

祝大家中秋好!

zct888

Originally posted by 来！别悠着 at 2005-9-18 13:42
中秋好！赚钱赔钱没关系！心情最重要！开开心心过每一天！今个我也趁兴致信口开河说上一句：只要中国能要回自己股市的定价权，明年股市就有望挑战2000上方的阻力！中国又有一批股市暴富的传说！

wzwxy

中秋快乐！

来！别悠着

希望哪天到股市到了本人说的山顶，请各位朋友为我见证！

600517

定价权迷失：中国股市暴跌中已经在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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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orth.com.cn　 2005-01-30 11:50  
　　1200点，中国股市继续下跌，现在再谈中国股市的心理点位，几成笑柄。四年前，这个点位是很多人认为的理想状态，但今天的事实是投资者无人问津。

　　2004年10月25日，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接受媒体采访时预期中国股市将进一步下滑，“我认为中国股市的估值仍然偏高。”

　　而事实是，截至去年12月31日收盘价，中国股市全部A股的平均市盈率为19.8倍，上证180加上深证100的平均市盈率为15.2倍，这与同期道琼斯的平均市盈率17.2倍已经几乎吻合。

　　“中国股市的定价在长达3年半的暴跌中已经在与国际‘接轨’，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股市的定价权却在一步步地滑落到外资机构和国外投资者手中。”一位证券公司的投行人士坦言。

　　定价方式曲折改革

　　“在中国股市的定价权上，监管层这么多年来思路似乎一直并不清晰。”上述投行人士批评道。这一批评并不耸人听闻，从中国股市诞生至今，监管层一直没有找到一剂根治定价混乱的良药。

　　证券市场建立以前，公司发行价格大部分按照面值发行，定价没有制度可遵循。证券市场建立伊始，即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公司股票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基本上由确定，市盈率相对固定，一般控制在13倍左右。

　　从1994年开始，监管层进行发行定价改革。1994年至1995年，哈岁宝、青海三普、厦华电子和琼金盘等四家公司试点了上网竞价发行，但后来这种方式没有被使用。1995年后，仍采用固定价格方式，新股发行定价主要取决于每股税后利润和发行市盈率。

　　1996年12月前，监管部门核定股票发行市盈率为15倍，其计算依据是盈利预测中的每股收益，而盈利预测随意性很大。当年12月26日，发布《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以前三年每股税后利润与市盈率作为定价依据。

　　1997年1月到1998年3月，新股发行定价以过去三年已实现每股收益的算术平均值为依据，核定的市盈率是15倍。1998年3月到1999年3月，新股发行定价方法又恢复到1997年1月之前，规定新股发行价格以预测的发行当年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依据，市盈率为15倍。

　　1999年3月，监管部门发布《股票发行定价分析报告指引?试行?》，要求发行人提供由其与主承销商共同确定的定价分析报告，作为依法核准发行价格的重要依据之一，监管部门不再规定具体的新股发行市盈率。2000年7月，《上海证券报》发表了梁定邦先生的一篇题为《新千年开始之际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文章，监管机构基本采纳了其文中关于发行定价的建议，并很快把它上升为新股发行政策。结果从2000年2月到2001年11月，仅22个月中，中国196家新股IPO照搬美欧港台自由定价方式，新股市盈率远高于原来的15—18倍。尤其令市场哗然的是，闽东电力发行市盈率高达88倍。

　　这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十几年来发行定价最为离奇的一段，而这正是在发行定价上“取洋经”的结果。

　　“可以说监管层在当时发行定价的问题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对中国股市的市场环境没有做出清晰的分析。当时中国证券市场正迎来其建立以来最为火爆的上涨行情，投机成风，投资者追求暴利，上市公司趁机圈得更多的资金，没有谁清晰地看到真正的危机，监管层一心想学习先进的定价方式，定价思路完全围绕外部建议而设计。”时隔多年，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依然颇多感慨。

　　2001年7月以后，新股发行体制从审批制转向审核制，又恢复了核定新股发行市盈率的办法，以发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为依据，市盈率不超过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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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别悠着

Originally posted by 600517 at 2005-9-18 16:25
定价权迷失：中国股市暴跌中已经在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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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orth.com.cn　 2005-01-3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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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好！其实兄也只知其一不晓其二！

600517

价格之痛：是谁剥夺了中国的市场定价权



  2005年08月26日08:39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本报记者  王立嘉

　　两天前，记者碰上了一位曾在期货市场上风云一时的朋友。好久没见，刚一照面几乎认不出来，与昔日的面黄肌瘦相比，眼前的他精神焕发、神采弈弈。记者半开玩笑地询问：“是不是期货上大有收获？”谁料，他一声叹息：“还收获呢，都赔光了。现在不做，反而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记者大为惊诧，因为这个朋友不仅是个专业的期货炒家，而且痴迷于期货炒做。即便是他把上百万资金赔得只剩下几百元的时候，也未曾如此心灰意冷过。详细询问才知道，他去年在自己最擅长的铜市上与国际炒家过了过招，却惨遭滑铁卢，他表示：“现在中国的期货市场太不规范，无论是铜、铁、石油等工业原料，还是大豆、小麦等粮食作物，国际定价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炒期货成了在外国人掌上起舞，太没意思。”

　　忆往昔，峥嵘岁月

　　“即便中国在一些商品上的消费可以占到国际总需求的大头，但在国际定价上却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想要在国内炒好期货，就一定要盯住国际价格趋势。”

　　记者的这个朋友姓黄，与期货市场结缘是在2000年。当时，大学毕业不久的他，只身前往深圳打工，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期货这个概念，随即攒了两万元的入市资金，一头扎进了期货界。

　　刚入门一头雾水的他，看见营业厅里的人都在“炒粮”，而具体到小麦这一品种，几乎所有舆论都是一面倒的“看多”，一时间想到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便把所有钱都买了“空”。结果，正好碰上了小麦的“拐点”，几个月的时间，2万资金滚到了10多万。5％的回报率让老黄初尝甜头，索性辞职当了全职炒家。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开门红”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便以当年在学校考前总复习的劲头开始学习各种期货市场分析方法，在把如MAcD、kdj、rsi等技术分析指标背得滚瓜烂熟之后，他开始放开了手脚。

　　当时，老黄主要炒的是当时异常活跃的大豆。中国大豆产量有限，而榨油收益居高不下，导致榨油厂越开越多，国内大豆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老黄看的本来是“多”，莫名其妙的两根阴线，把价格拉到了他的止损线之下，紧急平仓后，又有所回调，为了弥补损失，他又马上补仓。就这样，一天交易3—5次，老黄在活跃着市场的同时，也“贡献”着天价的手续费，两个月的工夫，10万就赔得只剩了1万。刚入市时的惊喜现在已经变成了惊心。

　　不过就在老黄输得精光的时候，和他同在一个营业室的一个女孩却春风得意，原来她把老黄当成了“反向指标”，老黄买她就卖，老黄卖她就买，结果竟然赚了个杯溢钵满。知道这件事后，老黄大受打击，痛定思痛，开始寻找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正好当时一位国际上知名的期货专家到上海开办讲座，老黄掏了上千元的费用专门请这位专家分析他的情况。他最后明白，要做长线就必须放眼看天下，这个“天下”不仅包括国内更指国际。当前期货市场上几乎所有大宗商品都存在一个国际市场定价中心：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棉花价格确定于利物浦，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尿素、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石油价格由东京交易所确定，红小豆、大豆、玉米价格确定在东京谷物交易所，羊毛价格则由澳大利亚羊毛局制定。即便中国在一些商品上的消费可以占到国际总需求的大头，但在国际定价上却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想要在国内炒好期货，就一定要盯住国际价格趋势。

　　睁开眼睛后，老黄的期货交易走上了正轨，在期货市场中名声大噪，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不少大户也成了他的客户。几年下来，他的可用资金已经有了好几百万。资金大，风险也就大，想要更好的把握趋势，就要对行业有所了解。老黄想到了自己大学的专业———冶金，索性把户头转到了上海，开始专心炒铜。

　　无奈何，千金散尽

　　“国内资金在LME（伦敦交易所）上根本不是国际基金的对手，只得一次次看着历史不断重演，自己吞下苦果。这是中国期货的悲剧。”

　　2003年—2004年上半年，期货市场迎来十多年未遇的大牛市，大豆、小麦、铜、铝等商品期货价格轮番上涨。在这期间，老黄的盈利已然是投入的几倍。2004年7月，当沪市铜创下16年的新高的时候，老黄开始看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对平抑铜价采取的措施都在坚定着他的信心。9月份，老黄投入大笔资金作“空”，谁料，国际炒家并没这么想，他们认准了中国缺铜，“伦敦铜”价格扶摇直上。10月份，铜价涨幅超过老黄的心理承受价位，他不得不割肉出局。而10月13日，伦敦铜期货暴跌，沪铜期货也跟着暴跌，几个大户开始在几个品种上“战略性做空”（所谓战略性做空就是投资者判定铜期货在未来几个月价格将往下跌，但目前趋势还不明朗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性做法。这种做法同时意味着愿意在近期内忍受价格上涨带来的亏损。但是如果价格继续往上走，这个亏损就会很惊人）。老黄也在其中，可他尝试做空没几天，铜价再次上涨，到11月末上海居然创出历史新高，他再次割肉出局。12月2日伦敦铜期货单日跌幅达到132美元，此后连续5天累计下跌250美元，国内铜价也跟着下跌。可是到12月底，伦敦铜期货又被国际资金拉到了3100多美元，上海铜价第二次创出历史新高，他又是巨额亏损出局。三番五次地割肉，他的身价一次次缩水，最后一次，把以前赚的基本亏损殆尽。

　　在这次铜市的大起大落中，老黄并不是最惨的一个。被期货界称为“浙江帮”的期市投资者有80％以上都栽在了铜期货上，整体亏损额高达6亿－7亿元。“不过，其实在市场上作‘多’的人赚得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多。”老黄对记者详细解释了其中的奥妙：国内多头在这轮行情中大部分采取的是“跨市套利”的“反套”模式，也就是在国内买（做多赚钱），在伦敦卖（做空亏钱），赚的只是中间少数的差价。因此，从宏观面上来说，大部分资金还是流向海外市场。正常情况下，由于中国是净进口铜的国家，因此跨市套利一般是“买伦敦铜，卖沪铜”，这是业内所说的“套”。但由于2003－2004年，为平抑国内铜价，国储局大量抛铜，而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导致当时国内铜价低于国外。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以来，尤其是这一轮行情中，“反套”变得十分活跃。然而，不管是套利还是投机，中国投资者在国外卖出伦敦铜时，则面临国际基金联手逼空的风险。

　　老黄讲得声情并茂，但见记者一脸茫然无知，索性这样解释：“国际铜价的大趋势是由基金等主流投资机构来主导的，国内资金在LME（伦敦交易所）上根本不是国际基金的对手，只得一次次看着历史不断重演，自己吞下苦果。这是中国期货的悲剧。”

　　吞苦果，痛定思痛

　　“对中国来说，无论这些铜价、油价，抑或其他资源产品的价格被推高到何种地步，似乎都必须买进。这构成的将是一幅全世界投机中国的骇人场面。”

　　吃了一个大亏，老黄对“国际定价权”感触颇深：“价格向来应该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决定，为什么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我们都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我们在期货市场上的损失其实还是个小数字，更惨的是生产企业。那些下游铜制品消费企业和铜加工企业，铜制品的价格向来按期货价格结算（就是说在合约中签订好了购买数量，但标明付款时随行就市以期货价格为准），它们才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的风口上。”

　　老黄的感叹也是目前不少中国经济学者们正在忧虑的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铜消费国，占全球贸易份额的1/5，并且还在逐步扩大。但与贸易地位不相称的，是中国在金融市场上没有价格影响力，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金融机构力量的弱小，另一方面，国际大型基金所掌握的信息远远比国内机构多，他们对中国需求状况的分析也很深入。这样，资金、信息、研究的优势都掌握在国际基金手中，国内机构在LME市场上成了任人宰割的悲剧性角色。

　　这次，老黄虽然无奈地咽下了苦果，但他其实并不服气。他觉得无论是这次的铜还是曾经让他惨败的大豆，他都吃亏在了信息来源不足上。他透露，有些机构在这次波动中获利不菲，“因为他们能从国家铜储备局那里得到比较详细的需求信息。”而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并不存在。2003年的“天价大豆”，不少期货炒家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信息不实上，而事实上，作为大豆的主要消费国，国家竟然不肯把需求信息公开，才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老黄叹息，他曾经花过不菲的钱去购买我们自己的信息资料，而在国际上，这类信息都是由政府免费提供给自己的炒家的。“个别部门和机关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坚持封锁信息，实在是让我对期货市场丧失了信心。”

　　老黄退出期货市场了，他的损失是个人的。人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天价炒铜”、“天价炒粮”所蕴涵的外部意义。即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在中国稀缺型能源和资源大量缺口、低库存的状态下，包括国际基金在内的多头一方，正联手推高价格。对中国来说，无论这些铜价、油价抑或其他资源产品的价格被推高到何种地步，似乎都必须买进。这构成的将是一幅全世界投机中国的骇人场面。

　　不容忽视的“中国因素”（延伸）

　　“个别部门和机关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坚持封锁信息，实在是让我对期货市场丧失了信心。”———老黄的感叹颇具代表性。

　　老黄铩羽期货市场，他将主要原因归结于信息来源不足，特别是受到了业内所公认的“中国因素”的束缚。

　　事实上，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决定的，所有相关的数据，如需求量、进口量、库存、产量等基础数据，都会对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的情况是，即使是那些可能影响到价格波动的“中国数据”，也几乎都由美国等国或机构在那里公布，我国本身并没有统一的口径和发布渠道，更找不到权威的、全面的数字。更有甚者，我国企业如想向有关政府部门了解这方面的数据，还必须花钱来买。而在国际上，这类信息都是由政府免费提供，其中也包括中国数据。结果可想而知，众多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市场报》 (2005年08月26日 第二版)   



来源：人民网-《市场报》 （责任编辑：庄红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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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石油定价权  中国还有多远？



  2005年08月30日13:14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本报记者 李文科　　

　　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石油市场体系，推出原油期货的条件也还不成熟。这意味着，中国在石油市场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被动位置，避不开进口油价比欧美地区价格每桶高出1美元甚至3美元的“亚洲升水”困局

　　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基准原油价格仍在飙升。

　　北京时间8月25日凌晨4点27分，该交易所原油期货10月合约触及每桶68.00美元，创下该合约的历史新高。目前，油价水平已是2002年8月的2.6倍，2004年8月的1.6倍。

　　国际原油价格，一般是指NYMEX的期货价格或布伦特原油价格，也就是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在国外，这两个价格都是石油交易的基准价格。由于两大交易所手握原油期货“定价权”，他们在国际原油价格形成机制中拥有绝对话语权。

　　对于缺失定价权的中国而言，这绝对不是件好事情。由于无定价权在握，中国一直被迫接受国际油价高企的事实。如何摆脱不利局面，中国是否能争夺亚洲区域甚至全球石油的定价权，从而在未来的国际石油交易中，为自己争取更加有利的位置？

　　亚洲升水

　　没有定价权，中国一直深陷被迫接受国际油价高企的窘境。

　　比如，中东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美地区的价格每桶要高出1美元左右，这就是近两年来被业界频频提起的“亚洲升水”。

　　据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公司的专家称，沙特轻质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洲的价格有时甚至高出3美元以上。一个怪现象是，有时直接从沙特购油运回中国，还不如按沙特给美国的价格先从沙特运往美国，再从美国转运到中国便宜。

　　“亚洲升水”的原因并非沙特对东北亚国家故意刁难，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周林告诉《财经时报》，关键原因是东北亚国家“定价权缺失”。

　　中东原油的流向主要是亚洲、欧洲和美国，销往欧洲的原油价格通常与布伦特油价（也就是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联动，销往北美的原油与WTI油价（也就是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联动。

　　由于亚洲地区没有成功的原油期货市场，因此销往亚洲的原油与PLATTS（普氏价格）报价系统的迪拜、阿曼油价联动，但迪拜油、阿曼油的价格归根结底受WTI和布伦特的影响，无法反应东北亚地区的真正供求关系，导致中东销往东北亚地区的原油价格普遍偏高。

　　争夺话语权

　　东北亚国家既然缺失定价权，中国是否能通过参与并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在未来的国际石油交易中为自己争取更加有利的位置？或者说，中国是否能争夺亚洲区域甚至全球石油的定价权？

　　在周林看来，要想获得定价权，需要中国建立自己的原油期货市场来推动。

　　业界认为，2004年，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的燃料油期货已经拉开了原油期货上市的序幕。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人士告诉《财经时报》，燃料油期货作为能源期货的一种，经过一年的平稳运行，价格发现功能初现。这使得人们以前对于中国推出其他能源期货品种的担心打消了不少；燃料油期货的运行，还为今后推出其他石油期货提供了交割、仓储、运输、标准化等方面的经验，原油期货上市只是时间问题。

　　北京德润林公司的首席分析师李磊认为，想要上市原油期货，并夺取全球或者区域定价权，还需要区域内的生产商、消费商、经销商以及众多投机资金的广泛参与，并配合以完善的现货市场。

　　但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尚未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石油市场体系，且贸易方式简单、定价机制僵硬单一、市场反应缓慢。这种情况加大了石油市场的风险，也不利于石油期货市场的建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邓郁松告诉《财经时报》，中国目前除燃料油放开外，其他油类商品还属于计划体制，不过，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石油流通体制改革的进程，完善的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可期。  



来源：《财经时报》 （责任编辑：庄红韬）

600517

还原硬币的另一面 ——中国证券市场伪命题批判


03月07日 15:39

作者：孙放


    勿庸置疑，中国股市高速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世界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奇迹的表现，在于14年来股市规模的迅猛扩大，及其如今地位的不可或缺。


　　然而，2004年有两件表面不相关的事偶然地巧合在一起：证券市场打破了1300点的所谓“铁底”，所有的投资理念都受到怀疑，所有的普通投资者都在亏损；而在相同的时间窗口里，“中超”足球忽然踢不下去了，赌球的赌球，罢赛的罢赛，纷乱之中，国家队终于在家门口失去了参加2006年世界杯的机会。

　　中国足球没有“雄起”，而中国股市却天天“熊起”。其实，球迷和股民的境遇本来就相差无几：球场上有踢假球的球队，股市里有做假账的上市公司；球场上有受贿的黑哨，股市里有腐败的官员；球场上有被操纵的比赛，股市里有被操纵的股票；许多球迷因为不愿被假球欺骗而诀别了“假A”，许多股民也因为不愿意再受欺骗而离开了A股；球迷的最大愿望是看到干净的、公平的比赛，股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干净的上市公司、公正严明的监管和公开透明市场规则。   


    　球迷的愿望在球场上不能被满足，他们可以选择离开，但是中国股市经受得起中国足球式的地震吗？如果现在7000万投资者真的有一半人走开，中国股市难道不是比中国足球更悲哀吗？

　    我们认为，中国股市存在的各种积弊固然是要治理、铲除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患者来讲，究竟是先救命、再慢慢通过引导激发他自身的免疫能力，恢复正常的各项功能？还是如纸上谈兵一般，去病根，用猛药，忘记了治病是为了救命而不是害命这个根本原则？


    　我们发现，在这一点上，中国证券市场中充斥着形形色色冠冕堂皇的谬误，存在着各种貌似真理的伪命题，对投资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误导甚至是严重伤害，使中国股市在宏观经济增长最好的阶段，却不断经历着信心危机、诚信危机和信任危机。


    　我们还发现，不廓清这些伪命题，中国股市就不能走出当前的困局、危局，更谈不上健康、快速地发展。


    　今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科学把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度》的文章，明确指出：企业到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不仅仅是融资，同时也应调整和完善资本结构及治理结构，改善经营机制，树立回报投资人的理念。这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文章强调：“我国资本市场的许多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谐的资本市场环境主要包括：一是参与者在思想认识上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资本市场发展理念；二是有不同部门协调配合的落实国务院‘九条意见’的配套措施；三是有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舆论环境及导向，增强投资者信心；四是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政策制定和实际监管工作中，加强和健全监管责任机制，提高监管公信力；五是有科学的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指标体系。”

伪命题1：最真实的伪命题——股权分置


   　 中国股市诞生以来，与之相伴的最大结构问题被称为“股权分置”。


    　谈到中国股市的主要矛盾，多数人都认为股权分置是其不能摆脱熊市的根本原因，似乎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其它的矛盾也会迎刃而解，因此，全流通成了一些人的口号。市场也经常受到各种来自全流通方面的讹诈，市场刚有些起色，马上就有人制造关于全流通的谣言，弄得投资者人心惶惶，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投资判断，大部分时间处在对全流通的恐惧、期待、假想之中，如此一来，类似保险资金入市、企业年金入市等利好措施，根本起不到相应有的效果。


    　每个人都明白，股权分置确实是中国股市的先天缺陷，由于股权分置的原因，造成了很多制度上的问题，也给普通投资者带来很多伤害，这是事实。


    　股权分置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不解决就不能给股市创造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股权分置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股市“姓资姓社”的问题严重阻碍着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的脚步，而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又急迫地要求我们建立、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在这种大背景下，“股权分置”被提出来了，其中的政治智慧可以和“一国两制”相提并论。可以说，没有当初的股权分置，就没有中国的股市，我们今天也就不用讨论其发展问题了。


   　 因此，在我们承认股权分置存在缺陷，甚至存在严重缺陷的同时，一定要承认前人的伟大智慧，一定要承认股权分置仍然是今天中国股市赖以存在的基础。虽然时代变了，全社会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也已经彻底升级，但是由于我们仍然处在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的驱动、分配矛盾依然存在，股权分置存在的基础也还存在。虽然大家不会再去幼稚地讨论“股市姓什么”的问题，但是仍存在股市要为谁服务、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等问题需要解决，这些认识上的矛盾就是股权分置存在的现实基础。


    　诚然，在加入WTO之后，股权分置作为中国股市特色，是迟早要和国际接轨的。但由此便把股权分置归结为熊市元凶，却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知道，中国股市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并非没有，上海的老八股作为“三无股票”就不存在股权分置问题，但是像申华实业这样的公司照样出现仰融事件，照样有兴业房产的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产的劣迹，照样有恶庄的炒做，照样有虚假的会计报表和其它欺诈投资者的行为，照样解决不了上市公司圈钱、然后亏损的问题，这些股票的价格照样下跌，照样让投资者损失惨重。而香港市场中股权同样分置着的H股牛气冲天，不也说明了股权分置的威力并没那么吓人么？


    　股权分置不是影响股票价格的绝对原因，股票不会因为全流通而上涨，也不会因为存在股权分置就不涨。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根本矛盾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荒谬观点，是蒙蔽投资者的最大的伪命题。


    　对中国股市而言，股权分置是大问题；但对中国牛市而言，股权分置却绝不是万能灵药。


    　对此，监管层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


    　我们不是不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而是要逐步解决。中国股市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走了10年上升的历程，不要因为4年的下跌，就全盘否定前人的智慧，全盘否定中国股市的发展基础。既然股权分置是历史性的问题，就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要用超人的忍耐力、用跨时空的智慧去消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不要动不动就推倒重来。一夜之间全流通，一了百了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只能更大程度地伤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华尔街最近正在探讨他们的交易系统由人工改为电子系统，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那恰恰是他们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发达国家解决的方式我们为什么不借鉴一下呢？

伪命题2：最虚假的伪命题——政策扰市


    　“中国股市是典型的政策市”。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有人据此对中国股市横加指责，有人据此学会了揣摩政策的脸色。但无论怎样，我们的股市依旧离不开政策。


    　但是，我们的一些政策在推出时，想当然的主观主义太多，科学的论证太少，因而产生过不良的影响。　


    　2001年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出台便是最好的证明。出台的时机好坏估且不论，有一点却让人看得清楚。那便是，管理层对出台减持政策后的后果竟然缺乏起码的预见性。结果，推出的政策最终收回，不仅让股市政策丧失权威，而且也严重地挫伤了投资者对监管层的信任。


    　出错是难免的，尤其对一个新兴市场的监管——我们的确还匮乏经验，但政策的出尔反尔却不会因为新兴市场便降低杀伤力。去年，又推出了交易所交易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政策，推出了所谓“C板”市场，结果刚刚数天，便在“专家”的抗议声中草草收场，宣布暂停交易……

　
    　古人云，“言必信，行必果”，但如今，我们在证券监管上却是如此草率，如此反复，这怎能让投资者对股市政策充满信心？


    　政策市有其问题，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政策，那就成了不作为的一个借口，危害更大。


    　事实上，我们这个舶来的股市不成熟的地方很多。没有政策的呵护，它便可能中道夭亡；没有政策的指引，它便可能迷失方向；而没有政策的创新，它便可能永远没有发展。


    　市场化并不排斥政策的作用和参与，政策对市场的保护其实也是市场行为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一些我们认为相对成熟的市场中，同样经常闪动着政策的身影。美国“9·11”时的救市措施人所共知，港府针对索罗斯的金融保卫战更是特殊时期特殊政策的成功典范。而在我们这个市场，却连一个可以用来托市的平准基金都没有。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策和政策市本身，而在于政策不能支离破碎、出尔反尔或者心血来潮。政策要有足够的信用、足够的权威和足够的可预见性，惟其如此，投资者才能相信政策。  


    　“国九条”颁布以来，政府推行的基本是积极的股市政策，股市也曾在政策推动下上涨了4个月，但其后便一路走熊，与此相伴，股市的政策依旧积极，措施接连二三，但为何会出现“政策作多、市场做空”的格局？


    　其中奥妙，难道不值得监管层深思么？

伪命题3：最险恶的伪命题——价格接轨


    　A股是区别于B股、H股等针对境外投资者发行的股票而言的，十余年来，我们境内投资者买来卖去的便是A股。一直以来，它在高溢价的旗帜下高高在上，投资者也乐此不疲地交易着，并没有对其价值产生怀疑。


    　但现在，当股市调整了三年，股价大部分被腰斩，股票均价已降到当年“5·19”行情启动之前的水平时，情况变了。有人声称，股价还是高。


    　比如，在2004年10月22日博时基金发表的投资策略报告便认为，目前的整体股价仍然偏高。报告指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评估中国A股市场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全球化并不简单是绝对股价或估值水平的接轨，真正要接轨的是投资的理念和估值的方法，以及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信念。从长期看，A股市场的全球化与估值是双向的。除了向低的估值方向变化外，还基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分工的变化和市场地位，表现为境外机构（如QFII等）对A股市场部分股票的重新估值。”


    　应该说，这还算是一份很理性的分析报告。因为它否定了简单的“绝对股价或估值水平的接轨”，表示接轨的将是投资理念和估值方法，但是这份报告对中国内地股市“向低的估值方向变化”却是完全肯定的，并对QFII给予了足够的敬重！


    　而更有甚者，便几乎是完全看空中国股市，把A股股价的溢价视作洪水猛兽，似乎继续重挫，与国际完全“接轨”，才是A股最终的归宿。这些人或集团中，有的嚷着“全流通”唱衰股市，有的举着“补偿”的大旗，也有的则完全吟唱着“接轨”的小夜曲。


    　我们看到，即便是“理性”的博时基金在去年年末推出的“偏高论”、“接轨论”和“向低的估值变化论”，客观上也对市场起到了向下引导的作用。


    　究竟什么是国际化？美国股市能否完全代表国际化？怎样接轨？是从建立完善的证券市场出发去接轨，还是为了谋求局部的、部门的利益去接轨？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被伪命题复杂化了，很多人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被国际化的伪命题洗了脑，造成了观念上和市场行为上的混乱。


    　从现实的情况看，许多鼓吹与国际接轨的人，不是从国家整体开放的战略过程去看待股市的国际化，而是片面地认为，我们的股票价格必须与成熟市场相同或接近，我们的投资价值理念必须与他们推崇的某些国际大师相同或相仿。


    　一时间，我们的股票在上海、深圳上市要看相关的股票在香港是什么价格、在美国是什么价格，如果我们的定价比那些地方高了，就贬斥为价值高估，否则就是低估，这样一来，我们在自己的证券市场里，连给自己的股票定价的自主权都拱手让给了与我们的利益最不相关的市场。如果一个证券市场连自主定价的信心和勇气也没有，而这样的股市被叫做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么纽约股市也好，香港股市也好，岂不是最不国际化的吗？


    　正如青藏高原的一个湖泊和四川盆地的一个湖泊，这两汪水是存在落差的。两个湖泊存在落差有其合理性，那么纽约股市和我们的股市两个市场的价格存在落差是否也有其合理性呢？


    　众所周知，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运作的前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其重要特点，当此之时，市盈率偏高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其二，我国股市的中坚力量在很长时间内将依然是国有企业，因此，即便实现了全流通，国家仍会把其中一部分筹码锁定，实际并不去参与流通，如此，其股票的估值自然会与完全流通的企业有所不同；其三，股票的价值并非孤立的存在，它和所在国家的政治、法律以及会计制度密切相关，这些特性可以让一只股票价格鹤立鸡群，也可以让一只盈利能力很强的股票表明看起来价值平平，如此，又岂能照搬国外的估值体系？


    　凭借投资香港H股声名雀起的赤子之心基金总经理赵丹阳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美国股市代表着全球的平均市盈率，如果把美国和中国看成两个相同的上市公司，如果两个企业的财务结构类似的话，过去十年美国每年的增长率是2%~3%，而我们中国未来的十年还有平均7%~8%的增长，用现金折现算下来，中国的市盈率定价一定要比美国高很多才是合理的。如果美国的道指现在是20倍的市盈率，我们目前A股的合理市盈率应该在30倍以上，而我们现在最新的上证50指数在17、18倍左右。
    实际上，在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向纽约、香港的证券市场学习的是人家的自信，人家完备的监管制度，完善的投资者利益保护体系，开放的市场体系，先进的交易制度。但是，片面的国际化鼓吹者不是去学习这些积极的方面，反而要求我们中国石化公司的股票价格要和纽约的价格相同，这样的削足适屡恐怕是任何已经国际化的证券市场都不会去做的。美国的投资者一定不会用中国市场的可口可乐价格去评判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香港的投资者也不会请问内地市场长江实业该是个什么价值。每一个市场都有其独立的价值评价系统，都有其给自己的公司定价的自信心，谁把自主定价权交给了别人，实际上是在出卖长远利益。


    　最重要的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起飞的经济大国，市场定价权至关重要，也势必会成为国际资本倾力争夺的目标。盲目接轨，不仅容易导致市场定价权的轻易旁落，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我国自身定价体系的形成。进一步讲，在我们产品市场份额逐步扩大的同时，中国公司的股票值多少钱，便不完全取决于自由贸易，不完全取决于国际买家了。如此，我们又怎能轻言接轨，并声称这是什么“历史潮流”呢？


    　我们看到，在A股趴在“地板”上的股票在香港可以不断走牛，飞扬直上，如同仁堂；我们还可以看到，在A股上市都难的股票，在纳斯达克却牛气冲天，如盛大网络。这样比较后，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股市调整了三年之后，还要嚷嚷股价偏高，叫嚣与国际接轨呢？


    　当我们自己的一些人因为中国人寿在海外上市存在瑕疵而大发责难的时候，投资大师巴菲特却战略性买入了中国人寿的股票，人家就是这样，一方面利用定价的主导权打压你的股票价格，一面暗中挖掘你的公司价值，而我们还要谈什么与国际股市接轨，难道国际化就是把我们最优质的资产便宜地卖给海外投资者、让自己的投资者失去分享我们优质企业的成长利益吗？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有许许多多优质公司选择海外上市，难道我们还不能从A股失去中国石油这样的优质公司而惋惜吗？


   　已经到了树立信心，主导我们股市的定价权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只能看着更多的巴菲特分享中国石油、中国人寿的优质资产带来的财富增值，而自己却在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断面对财富缩水、再缩水。


    　如今，面对唱衰中国股市的论调，如果我们也盲目相信了所谓接轨的必然，那么跌去的，便是国人的投资信心，涨起来的，却可能也是国际资本的腰包。


    　不是么？2004年年末，当我们看到国内的券商、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个个愁眉不展的时候，却蓦然发现，我们周围的许多国际投行、对冲基金等，都在作着喜气洋洋的年度总结，大赚特赚呢！

伪命题4：最煽情的伪命题——监管风暴


   　 由于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存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的缺陷，证券监管部门也确实在努力寻求一些新的探索，试图去平衡制度上的重心偏移，其中包括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用重典、处重罚。表面看来，这种监管是正常的、合理的，但是认真分析起来，很多监管实践却引起了市场诸多微词。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银广夏案。在银广夏股价高高在上的时候，监管是闭着眼睛的，而在媒体把这件事揭露出来之后，监管机关才采取行动。但是对于一个股价已经从数十元跌到二、三元的公司进行处罚能算是及时有效的监管吗？投资者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上市公司的资产已经被掏空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已经出现了，一纸行政处罚能摆平什么呢？对上市公司的罚款，最终还是要让作为股东的普通投资者来分担。


    　监管的前瞻性是市场最关心的问题，类似大庆联谊、蓝田股份这样的公司，本来可以在上市之前通过严格监管将他们拦在股市之外，避免投资者受到伤害；对亿安科技的监管也应当在其股价冲过百元之前，而不是从百元跌落十元之后。只有及时的监管才是有效的监管，如果监管总是发生在投资者受到损失之后，这样的监管能说是有效的吗？


    　说到处罚的问题还要涉及一个监管信息公开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上市公司被稽查，都要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公告，而监管机关似乎不负披露的义务。对于上市公司来讲，能拖延披露就尽量拖延，谁愿意暴露家丑呢？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现象，监管的稽查已经开始了几个月，而投资者对这种情况还不知情，还在买入这样的股票——待到信息披露时，已经“很受伤”。


    　乱市用重典，类似“严打”的风暴式的监管有其迫切性，凸现了力度和决心，对从根本上释放金融风险也有帮助，但问题是监管需要技巧。


    　有人说，结构畸形的中国股市就像一个罗锅病人，有病自不待言，治病也无须争论，但监管风暴类似于用夹板来治疗罗锅病症，一脚下去，罗锅倒是没了，但人也一命归西！如此，这监管风暴岂不成了医家笑柄？


    　监管风暴的快感中暴露出的“一刀切”和“休克疗法”，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如何在治病和活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事实上，如果罗锅病人在现实生活中治不好，现实的做法应该是让其病情不再扩大，并使其相对健康地生活，让他的一代健康成长。


    　事实上，我们看到，监管风暴的弊端已经为监管层所认识，所以才有了“铁三律”的变通执行，也才有了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等和市场承受能力结合起来的说法。

伪命题5：最尴尬的伪命题——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证券市场中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中国股市本身便是“制度创新”的产物。


   　 但是，在股市建立之后，我们却发现制度创新成了证券市场中最尴尬的话题。不论是股票交易，还是国债回购；不论是证券咨询，还是代客理财，我们都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即当事人搞任何“创新”，都需要监管层的允许，否则创新便成了违规，便面临着被处罚的危险。


    　我们看到，虽然制度创新在我国证券市场被叫得最欢，但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却从来难以实行。最好的情况，便是创新被默许，但依然需要以“不出事”为基本的前提。否则，一但有风吹草动，创新者便只能“关门大吉”。


   　 而这些，背后折射的便是行政审批权的依然故我，是市场化推进的步履蹒跚。这样的“制度创新”举措一旦发生问题，所谓制度创新便可能沦为“制度试错”，结果，便是监管水准低下的曝光，是监管公信力的丧失。


    　制度创新是保持市场活力的必须做法，但创新必须有周全考虑，科学论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出发点。一旦创新不是建立在“三公”基础上，在创新的外衣下便会创造出新的顽疾，要么刚刚推出就被迫收回，虎头蛇尾；要么运行起来，便成为悬在市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们看到，“C板”诞生了，可惜在一片反对声中没出满月就夭折了；保荐人制度出台了，中小企业板推出了，但江苏琼花事件的曝光，却让琼花成为罂粟，让保荐人成为笑柄，并最终伤害的是有关部门的权威。


    　试错是允许的，在新兴市场，摸着石头过河无可厚非，但如此草率，拿市场和投资者做活体实验就过分了。制度创新不能是制度试错，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的是执政力。


    　还有，在我国股市，真正的金融创新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的所谓创新只是从发达国家股市那里“拿来”的现成货色。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发现，“拿来”本身就存在“拿”得好与坏的问题，更遑论拿来之后，还需要行政审议其“拿来”的对与错了……


    　制度创新求发展，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实在是很长，很长……

伪命题6：最幽默的伪命题——媒体力量


    　在今天的证券市场上，媒体的力量已越来越大。在中国股市的每个节点，我们都体会到了媒体的力量，这力量在逐日明晰，也在天天扩散。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证券媒体的主流确实勇敢而艰难地承担着自己责任，揭露了诸如银广夏、蓝田、德隆等一批严重危害股市健康发展、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害群之马，媒体被期望成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神。


    　但是，在看到积极一面的同时，我们必须也要看到事实的另一面，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的国有股减持辩论也好、千点论辩论也罢，都对市场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财经媒体的专业素质问题、灰色利益驱动问题以及看客般的职业操守问题，一些媒体沦落为股市谬论的传播者、鼓吹者，成为利益集团的喉舌，在他们的鼓噪下，投资者被严重误导。


   　 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媒体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媒体报道的各种信息则是他们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由于散户群体认知判断能力较弱，他们往往依据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所以我国股市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客观性要求更高。


    　媒体传播、舆论监督力量的壮大是市场进步的标志。但是，舆论从来便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双刃剑如何不去伤害市场本身需要正视。


    　媒体的责任、从业人员的操守，已经是明白无误的，我们无须多谈，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很多报道证券市场的媒体和从业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对一些人来说，上市公司只是一些股票，上市公司发生的事仅仅是他们报道的新闻素材。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股票不仅是一组数字代码和名称，而且是无数投资者的喜怒哀乐，是无数投资者的身家性命，是无数普通人的希望与失望，是能够带来憧憬中的幸福或潜在中的灾难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媒体从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出发，从呵护中国股市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出发，还会津津乐道地去传播“推倒重来”吗？还会去大谈让我们的股价与国际接轨吗？如果我们的媒体从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出发，真实地报道你所发现的、你所探究的真相，能够在没有考察、研究过纽约、香港的市场情况下，就去赞美人家的市场如何完美，而上海、深圳的股市如何漏洞百出吗？如果我们我们年轻的记者能够亲自品尝一下作为投资者的苦乐，还会去盲目地、成篇累牍地追随“洋风尚”吗？


    　实际上，西方的成熟市场也是多元化的市场，包括市场获益方式的多元化、交易理论的多元化；所谓大师也是林林总总不同类型，有以投资面貌出现的巴菲特，也有奉交易为圣典的索罗斯；华尔街历史上有大蓝筹价值投资时代，也有网络生化科技成长时期——断章取义地截取其中的一种理论、一个时期、一个人物来鼓吹，这种“拿来主义”会令人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这种理念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一种交易模式的保护伞和兑现工具被传播、被扩散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市场的悲哀了。


    　从媒体的传播原则上讲，宽松的、相对自由的报道空间是需要的，自由地发表关于股市的观点、意见也是应当的。但是，无论发表什么观点，无论是批评、揭露，还是提倡、褒扬，媒体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应当是从根本上去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创造有利于股市健康发展的舆论环境，而不能被学术利益误导，被经济利益驱动。


    　我们看到，所谓“成熟市场”里的“成熟媒体”并没有因为“安然”、“世通”丑闻就去赞美伦敦股市或者东京股市，因为那里的媒体在任何时候都懂得，只有最大程度坚守那个市场里公众的共同利益，才能赢得长远的发展。而这种潜在的意识，才是我们的媒体所应当向人家学习的。


    　在这里，笔者引用人民日报《科学把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运用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去把握资本市场的改革进程……所谓总揽全局，就是以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这是观察和处理资本市场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来源：中国广播网    责编：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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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资本市场境外化现象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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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境外化现象不容忽视

    文/ 孙时联
    中国经济近20年来8%-11%的年增长率，以及国内城乡居民持续35%-50%的高储蓄率，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加之对其改革的犹豫、滞后及其所引致的不确定性，近年来，我国大批企业，尤其是优质国有大型龙头企业，纷纷到境外上市，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资本市场境外化现象。　　

境外上市渐成趋势

     所谓资本市场境外化是指，国内企业的筹融资越来越依赖境外资本市场；国内金融市场的资金外流；境内资本市场逐步萎缩；本国企业的利润和投资收益、资产定价权、证券服务业等大多为境外投资者和证券服务机构所拥有或控制。  

    目前，资本市场境外化现象凸显，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大量优质企业寻求境外上市，使境外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和功能远远超过国内资本市场的筹融资规模和功能。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109家H股公司、84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地区上市；在美国和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分别为36家和47家，还有大量的“A+H”等两地上市公司；伦敦、东京、温哥华等地也有中国公司在上市；致使我国境外上市公司的总流通市值约为23000亿元人民币，远远超过同期国内沪深两市11688亿元人民币的流通市值。2004年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数量，比2003年的48家增长了75%，筹资金额为111.5亿美元，比2003年的70亿美元增长了59%。同期，中国国内沪深两市共发行98只新股，募集资金353.46亿元，约合42.7亿美元。两相比较，境外上市募集的资金约为国内股市同期融资额的3倍。最新统计显示，仅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就有14家企业分别在美国的NASDAQ、中国香港的主板、新加坡主板及新加坡创业板上市。

    二、银行及更多的优质民营、大型国有企业涌向境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百度、华为、中石油、中国移动、上汽集团、东风汽车等中国的国有及民营商业银行、优质民营及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涌向境外的资本市场上市。以建行、中行为例，这两家银行已于6月底完成了各自的战略引资，其赴境外上市的步伐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不少已在A股上市的公司，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由于在内地市场的股本扩展受到限制，也正打算到境外寻找第二上市地。还有一些在内地上市的母公司正被外资兼并，如哈药集团，而兼并后也将赴境外上市。而像中石化、华能国际等已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尽管也在国内发行了A股，但其发行规模远比在境外的发行规模要小得多，其主上市地也在境外。

    三、非银行金融机构寻求赴境外资本市场投融资。中国保监会已于6月17日批准中国保险业的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资本市场，国内保险公司手中的少量人民币资金被批准到境外投资也只是时间问题；全国社保基金负责人已去香港证券市场做过考察，去那里投资只是早晚的事情。由此，国内金融市场资金外流之势似已不可逆转。

    四、国内资本市场的规模不断萎缩，其资源配置功能日益弱化，经济“晴雨表”作用难以发挥。发达国家GDP的证券化率（股市总值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130%上下，美国、英国等国的这一比例则更是高达150%以上。中国证券化率最高时是在2000年，曾为17%。这之后，因股市持续下跌，新股发行困难，到2004年底，这一比率下降了一半还多，仅剩不足8%，比率之低甚于拉美国家（而拉美国家当年资本市场外包的深刻教训有目共睹）。另外，从投资证券市场的人数来看，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通常超过总人口的60%，美国则有85%的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我国参与证券投资的人数低于总人口的20%：截至2004年底，沪深两市开户数约为6500万户，以每户3口人计算，我国参与证券投资的人数仍不足两亿人口。

    五、资产定价权被境外投资者和证券服务机构所控制，企业资产价格被整体性降低。具体表现如下：一些在境外上市的公司，也在国内A股市场发行少量股票，比如中石化，在香港上市167亿股，在上海上市28亿股，目前这28亿股的股价持续下跌，不断向香港股价靠近。由此可见，不到12000亿元人民币市值的内地市场，其价格是无法抵抗超过23000亿元人民币市值的境外市场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也因此而逐渐丧失。定价权丧失后，现实的状况是，赴境外上市公司的价值被整体低估。比如，像中石油、中移动那样业绩优良的公司其在境外的股票市盈率仅为8-12倍。

    六、上市公司收益流失。 2003年度国内沪深两市1312家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为1268亿元人民币，而境外上市企业仅中石油一家2004年就实现利润1100多亿元，这些利润均被国外投资者或境外证券机构所获得。

    七、国内资本市场丧失再发展的先机。 优质企业走了,大型公司走了，具有创新概念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走了，资金也走了, 股指期货、期权等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创新及套利等机制创新被搁置了，已生计无着的国内资本市场遑论再发展。　　负面影响巨大

    中国内地企业寻求境外上市虽有其难言之隐或合情合理之处，比如，中国股市长期低迷，企业筹融资困难（沪深两市自2001年7月见顶之后逐级下跌，4年来上证指数下跌55%，深圳A股综合指数下跌63%，今年还双双创下过8年新低。），境外上市不但可以拓宽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还能够减轻中国经济中现已高达75%的对外开放度（出口与GDP之比）等，但是资本市场境外化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威胁社会稳定及经济、金融安全。优质企业境外上市、金融市场的资金外流等极易引发中国股民的情绪波动，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虽然，中国流通股股民占总人口的比率不高，但他们毕竟是一个现已拥有约七千万户的、利益较为一致的集合体，并且这一群体中的一部分股民因中国境内股市连续四年多的持续下跌而被深套其中，他们的情绪也因此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以中国保监会6月17日下发《关于保险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为例，《通知》刚一上网，许多网站的BBS上就立即出现了言辞激烈的评论，如“要团结一致，内惩股奸，外伐国贼”等。其次，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大部分的选择地是香港股市，香港开放的资本市场存在着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就是先例。另外，香港资本市场开放度高，资金大多以外来为主，其稳定性较差，大陆境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无论发生任何一点波动，这些资金都极有可能迅速从香港股市撤离，这势必造成大陆在港上市公司的融资困难，市值下降等。

    二、延宕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资本市场境外化，使国内原本就规模偏小、发展滞后、问题颇多的股票市场更加积贫积弱，对整个金融系统，包括银行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到目前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80%以上的收入依然依赖传统的存贷差业务的收入。有些银行，除去国际结算业务收入之外，其中间业务的收入、证券业务收入所占其整个收入的比例不足15%。面临加入WTO的后过渡期及全球金融一体化、混业化的新趋势，收入结构亟待转型的金融和银行系统的改革已迫在眉睫。而这一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一个健康、强大的国内资本市场的支持。

    三、给股权分置改革带来隐患。A股市场中，有超过100家公司同时发行了A股、B股和H股，这些企业也要参加股改，如何对待B股和H股股东，让不让他们参与投票、给不给补偿等，国内法律依据欠缺，大部分境外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中并没有说明股权分置及其可能的影响。国际间法律诉讼可能显现。

    四、企业价值被低估，资产流失。资产定价权事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权益，是本国或本地区经济主权的主要构成部分。具体到股票的定价权，它直接关系着交易各方的切身利益。从微观上看，它关乎股市走向及对应的各种经济活动秩序；从宏观上看，它实际上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能通过股票上市或交易的国际渠道而流失的大问题。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是接受者，但在特殊条件下，如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定价的决定权则在买方。中国企业寻求境外融资，境外股市是当然的买方市场，中国企业的资产定价权也因此丧失。资产定价权的丧失往往造成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偏低。以8月4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百度为例，其以27美元的发行价上市，开盘即涨了2.5倍，当日交易的盘中最高价高达151.21美元。美国不少业界人士随即指出，“这意味着原本应该属于百度公司的大量资金打了水漂”。不仅如此，有些上市公司还要向境外投资者许诺一些优惠条件，如答应他们每年股息分红至少达到发行价的6%等。即使不许诺，其发行市盈率一般也只有6-10倍，这大大低于国际资本市场公认的、优质上市公司一般为20－30倍的发行市盈率水平。有评论认为，这事实上是对中国企业资产的境外变相廉价出售。

    五、造成企业利润转移，并使国内资本市场进一步境外化。企业境外上市，国内消费者不但无法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带来的好处，而且企业利润也通过股票分红和股价上涨等方式转移给了境外的股票持有者；国内股市持续不景气的系统性风险使证券服务业整体经营状况欠佳。加入WTO的过渡期后，外国证券公司将获准进入中国证券业，国内证券市场存在被国际证券机构挤占的可能性；资本项目开放后，国内投资者将被允许投资于国际市场，国内资本市场的规模将因此而进一步萎缩。如此，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优质企业的融资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国内资本市场将被进一步低质化、边缘化、境外化。

    六、加剧产业结构的失衡。克拉克定律表明，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GDP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应该逐步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将相应逐步提高。但从近几年中国三大产业发展状况看，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均显得相对滞后，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今仍不足35%，这不但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美国现已超过80%），甚至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从第三产业的内部构成看，金融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仅为23.1%，与美国、日本的30%相比明显偏低。不言而喻，产业结构失衡给经济均衡发展带来困难，而资本市场融资及其服务均属于第三产业中附加值极高的金融服务业，其大量外包不仅不利于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还将加剧产业结构的失衡，阻碍“十一五”计划纲要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

    七、将为腐败分子、不法商人提供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或公共财产的机会。目前来看，这种侵吞或转移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买壳、借壳或造壳上市、并购或收购等掏空上市公司资产；二是隐蔽公司股权收购方或壳方的真实身份，低成本侵占公有股权或原始股权。

    八、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与效率。境外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为人们普遍看重。据悉，大型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走“以上市促改制”之路，一度是业界高层相当数量的决策者的共识。但是，以往大型国企、银行上市的教训已经证明，因为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性，而且海外市场的这种不对称性极易放大，这些因素很容易使市场的约束力出现扭曲，松紧失常，并直接影响市场效率的发挥。

    九、诱惑或便利公司财务造假。 实施以上行为的主要方式可以有两种：一是虚增资产。上市公司可以利用境外创业板市场准入的门槛低；对公司业绩、盈利状况均不作要求，不审查或不认真审查公司财务报表；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等特点进行财务造假，虚增企业资产，达到多融资的目的。二是虚增企业的经营业绩，以恶意圈钱。

    十、转嫁金融风险。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向证交所和证券发行机构隐瞒其真实负债水平，或与相关机构合伙隐瞒，实现低成本扩大融资规模。为达到这一目的，无需盈利业绩或财务报表的境外创业板市场无疑是这些企业的上乘选择。但是，企业上市融资后，其高负债率的风险便转嫁给了证券投资者。

    十一、形成国际间的投资争议或潜在的法律诉讼。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去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创业板市场上市的江苏滨海东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VSC）的股票回购协议执行不力案。另外一个案例是刚刚在美国上市的百度公司。据悉，该公司首创中国概念竞价排名，但是，由于其竞价的商业意味过于浓重，而且有过多的人为操纵因素，美国金融界人士预测，百度在美国上市后随时都会因以上原因而成为美国投资者诉诸法律的对象。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潜在争议或诉讼一旦成为事实，所受到负面影响的就不仅是境外上市公司的形象，还会包括中国的国家形象。

    十二、为不法中介机构及身份不明的境外融资公司或个人提供可乘之机。国内企业境外上市热，使得国际融资中介机构或咨询服务公司在中国备受青睐。但是，国内企业，甚至包括国外投资者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现有的相关融资机构缺乏了解，这将给一些身份不明或不属实的、打着国际融资公司旗号的组织或个人提供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到中国招徕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国内企业或国外投资者均不乏受骗上当者。

    另外，境外上市使企业坠入上市容易，融资难的陷阱不能自拔。境外一些创业板市场的门槛低，企业上市相对国内要容易些，但上市后却难以融到资金，股票开盘后因无人问津、无交易量，或持续下跌而被停牌，在加拿大多伦多创业板就有类似的先例。另外，国内许多企业对赴境外上市趋之若鹜，但境外资本市场服务费用高昂，致使有些企业花费的咨询及服务费用比后来融到的资金还多，这导致一些公司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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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认同1500点！
www.cnfol.com  2005年09月15日 14:52  中金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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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领导为股市重新找加中国价格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对于中国定价权的缺失，中央领导是相当的在意，舆论界对此也给以了高度的关注。对于金融定价权，尤其是中国股市的价格，在经过了自我炒作和国际接轨的连续“矫正”后，反而找不到一个标准和方向。中央领导力推股权分置改革的目的，显然也是在为股市重新找加中国价格而努力。

　　我们不能否认，此前的人为炒作，股价的虚高客观上脱离了中国经济的实质，有不合理的成份，此以519行情为甚。但也不能否认，从2001年后进行的所谓国际化接轨进程，则完全将中国股市的定价权交给了国际标准，并由此引发了一轮再一轮的下跌，结果是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个底，这显然更是一种不合理。

　　中国的资产到底值多少钱，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既然经济基础能够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这个经济基础的价值绝不是用数字所能简单衡量的。而2001年以来股市定价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国有股权看的一无是处，认为国有经济毫无活力，不如一卖了之。我们姑且不深层次去探讨这种做法的政治后果，简单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显然也是买家的有意为之。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中央对于1500点附近的股市价格是相对认同的，这一点，我们在去年年中曾专门作过论述。而后来对于股市漫无目的的下跌，股价纷纷跌破净资产，中央显然不是满意的。

　　据了解，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同志曾在北京主持了国务院资本市场座谈会。会上，黄菊副总理对农产品股改方案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农产品方案提出了价格预期，是未来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方向，还号召沿海各地有实力的企业借鉴农产品股改方案。据了解，这是高层首次明确的点评某一个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而在我们看来，黄菊副总理并不在意某个公司的方案，在意的是各方面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客观认证，农产品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预期，说白了也就是上市公司本身对其价值提出一个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事实上对于股市的价值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看法，但其显然不能够通过自身或行政手段对市场施加影响，但黄菊副总理这种隐含的表态方式却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信号。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各个公司不同，其所内在的价值也确实不同。我们不能简单以某一个点位来评判股市的是否合理，但是更不能妄自菲薄。现在管理层正在努力通过各种手段夺加中国定价权，我们也应该站在政府一边，形成强大的合力，为中国定价权的最终形成作出努力。标准事实上是力量的表现，只有各方面形成合力，我们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标准。大家各自为战，或者一味拿着国际标准来判断，都不利于中国定价权的形成。
　
　　中央领导亲临国资委指导股改工作时强调，不要斤斤计较于“多送一股少送一股”。在随后召开的一次中央级会议上，有关领导再次强调，证券市场发展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相关问题应尽早解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要斤斤计较。想起首批试点方案遭流通股东否决的清华同方，当初在与投资者沟通时，公司高层做过非常强硬的表态———这个对价是我们的底限，即使通过不了也不会改变。太过斤斤计较的人一定是不讨人喜欢的，太过斤斤计较的公司也注定因自己的狭隘发不了大财，成不了气候。清华同方现在成了反面典型———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家股改方案遭否决的公司，这就是斤斤计较的后果。

来！别悠着

千七才是中国的生命线！

taoan

尖尖小荷

祝大家中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