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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人

气候大会“走秀”过场 中国不改低碳方向  
2009年12月21日 07:20:37 　来源：新华网综合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没有惊喜，也没有绝望——在轰轰烈烈中召开的哥本哈根大会最终以意料之中的平淡结局收场。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专家认为和当前政治环境不够理想有关，而根本分歧仍在于各国的利益冲突。尽管哥本哈根大会没有形成一份具约束力的协议，但对中国来说，不仅不会改变低碳之路的方向，更会给中国提供一个设计自身行动的政治空间。

　　政治环境不理想

    “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召开的政治环境并不理想，原因是当初并未预计到2008年会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从历史上看，当国际经济进入繁荣期之时更容易达成国际性的政治文件，反之则很难。这是此次大会未能产生一个更有实效结果的重要原因。”《科学时报》首席经济学家、著名能源战略专家武建东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哥本哈根大会本身就是一场全球大国的政治博弈。而主要大国中，美国目前并未做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案，奥巴马也尚未完成国内经济转型的政治安排，这就决定了美国很难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明确的政治主张。

    另外，面临危机转型的中国也未能超前做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变革的安排，加上近期欧洲部分国家又出现重大财政危机，欧盟也不具备表达政治主张的条件。由此，在主要大国都未能就未来应对气候变革做出明确行动安排的前提下，大会不可能达成清晰的国际政治文件。

    此前，武建东就曾向本报记者预测，此次大会的结局存在三种可能性。其中，第一种是形成一个原则性的政治文件；第二种是形成一个框架协议；三是达成一个可执行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协议。他当时就指出，由于上述原因，第三种结局基本排除，而最终形成的将是一种模糊的框架协议。

    “这意味着，接下来在赶在奥巴马任期内将再开一次会议，甚至延后讨论这一决议都属正常。”武建东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波尔上周末宣布，所有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预期要实现的目标都要在明年墨西哥会议上继续进行。

    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孟宪淦则认为，最终没有形成一份有约束力的协议，根本原因还在于各国之间的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

    仍有成功之处

    “虽然大会最终没有形成有约束力的条款，但本次大会吸引了全球各国首脑的参与，并最终促成了各国领导人峰会，这本身就是一大成功——至少意味着人们对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更加关注。”孟宪淦对本报记者说。

    “应该看到，过去200年中，全球的碳排放绝大多数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但他们不愿承担这一历史责任，而要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不仅气候问题，在其他很多历史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和做法。这个问题并非一次两次谈判可以解决。但通过这次哥本哈根大会的召开，我们可以看清哪些国家对解决问题是有诚意的，哪些是没有诚意的。这也是大会的可取之处。”孟宪淦说。

    “谈判没有实际结果这也很正常。即便是之前的WTO谈判也是经过很多轮的谈判之后才最终谈成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气候谈判已经不仅是气候问题，还是一个占领技术制高点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各国借此获取经济利益的经济问题，如今更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伴随大量非政府组织的到场，这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谈判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他看来，这次大会只有形成一份各方都能接受、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协议才算比较成功。而最终，哥本哈根大会协议缺乏法律约束力的缺陷可能会给国际合作带来一定冲击。

　　不改中国低碳之路

    对于外界怀疑一旦谈判破裂会给中国低碳政策带来负面影响，孟宪淦认为，中国选择的低碳路线并非是外界压力所致，而是中国自身有改变能源结构的意愿，“由于中国煤炭消费占了能源消费比重的70%，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在不断扩大，如果不走低碳路线，可能中国自己未来的能源安全都会出现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还是走以前能源浪费严重、能源效率低下、粗放式的发展道路，中国自己可能都无法承受，可持续发展就会遇到很大障碍。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自己国情的需要，而非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要求。

    牛犁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提出的减排目标是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无论国际协议是否达成减排都要努力去做，这和美国拿减排作条件在国际谈判中讨价还价是很不一样的，“不过，即便美国一直不愿承诺减排，其在环保领域还是在不断推进的”。

    武建东则认为，目前这样的协议不会改变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总趋势。对中国来说，这将给中国提供一个设计自身行动的政治空间。

　　中国低碳之路应更重实效

    谈到接下来中国的低碳经济走向，孟宪淦认为，首先中国要坚持低碳经济路线，不能因为谈判没有实际成果而放弃。其次，中国也要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不能轻易突破自己的底线。

    “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国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从发达国家获取低碳产业的技术。要看到，发达国家绝不会真正把一些关键的、核心的技术无偿转让给我们。我们还是应该主要靠自身努力来实现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孟宪淦说。

    不过，对于当前国内存在的一些可再生能源发展“浮夸风”，他也提醒业界，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当注重实效，而不能只图虚名。“过去，我们往往过于看重装机容量多少多少这样的虚名，但在没有解决上网问题和设备质量问题之前，装机再多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实效，反而会带来很大损失。”

    “因此，我对发展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主张是：宁可慢一点，但要尽量做得好一些。要让可再生能源真正对中国的低碳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好处，不要为国外的观点所左右。”孟宪淦告诉本报记者，“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此前在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过程中没有更好地体现国情，导致法律中一些条款不合时宜，以至于目前还要不断修订。”

    他指出，中国走低碳路线需要搞清楚的是：中国自身有哪些技术？还需要哪些技术？“要对国情吃透再作决策，这是中国接下来需要注意的问题。”（记者 陈其珏）

苏北人

余斌：有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2009年12月19日 07:01:24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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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城乡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应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包括通过国有资源收入再分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规范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要推倒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之间的“玻璃墙”。

    “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

    中国证券报：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余斌：首先，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虽然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但主要是企业储蓄率增长，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

    其次，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从二次分配的结果看，居民部门收入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

    最后，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这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余斌：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居民有钱也不敢花。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

    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余斌：收入分配优化调整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切割“蛋糕”，必须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现实情况及突出矛盾做出权衡。归结起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是我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两个根本性方向。

苏北人

余永定：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不能改变  
2009年12月21日 07:41:51 　来源：新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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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上海证券报：时值年末，各种盘点和展望正成为焦点。


　　精彩观点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窗口（window opportunity）已经在逐渐关闭了。

    ●对于中国来说，讨论和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有着特别的好处和意义。

    ●货币的国际化事实上会带来很多风险，但我们在这方面看得比较少。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看不准，就会犹豫，一犹豫机会就稍纵即逝。但无论如何，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的投资效益不高，一些是以资源的浪费、未来增长潜力的消耗来换取发展的。

    ●明年货币供应还是会增加，但是增速不应该再这么快了，让货币增长速度大致等于或略高于通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和，这是比较合理的。资产泡沫必须坚决抑制。

    ●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应该继续保持，但是对财政资金的投向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依赖经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改善物价统计、确定通货膨胀目标、降低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几件事。

    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市场却对之前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热度迅速降温。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做法原因何在？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V形”走势，但是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如何、效率如何，未来政策的退出路径怎样铺就？

    本报近日专访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社科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联合国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简称“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请他就中国的内外经济形势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话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窗口正在关闭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话题，近期似乎热度有所降低？

    前一段时间之所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话题被热议，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人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对美国模式的信任大大下降，因此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

    但是随着危机逐渐过去，全球经济趋于稳定，虽然美元还在下跌，但是出现暴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人们的危机意识也已经变得更加淡薄。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最近还在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被耽搁得太久了”，应该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窗口（window opportunity）已经在逐渐关闭了，除非再发生大的问题，这个事情就可能暂告平息。讨论也就更多得被留在了学术界。

    按照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观点，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后布雷顿体系”）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不稳定，二是有通缩倾向，三是不平等。其中不平等是指为了应付投机资本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必须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要想获得外汇储备就要通过真实资源来和美国交换，而换回来的是美国的借据，也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非常低。同时由于美元从2001年就开始了战略性贬值，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本金也面临着资本损失的危险。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用一种超主权货币取代国别货币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另一种看法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有数种（2-3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但这种观点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天然不稳定的。

    改革对中国有多大意义？

    除长远的、所有国家都能得到的好处外，以用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为目标、以扩大SDR（特别提款权）为手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好处和意义。

    中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以及目前美国政府所实行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可能后果，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而中国则可以通过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外汇储备的安全。

    例如，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部分，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SDR替代账户，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够将一部分作为外汇储备的美国国债转移到替代账户，由美元资产持有者变成SDR持有者。由于SDR是由多种货币按一定权重构成的货币篮子，当美元贬值时，SDR的美元价格也会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将小于美元的贬值幅度。中国外汇储备所将承受的缩水风险自然也会有所下降。

    除了中国，美国也是这种做法的受益国。由于不必担心美国国债会被抛售，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少了掣肘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可能不愿支持替代账户，因为它们将要承担一些本来不应该由它们承担的风险。但中美两国可以考虑通过适当的办法来补偿这些成员国。总之，因该能够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使大家都能受益。

　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具体在哪些方面发力？

    周小川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发表之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本来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石也投了，路也问了，但马上就没了下文，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迅速降温。中国丧失了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增加国际影响、提高软实力的一个少有机会，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现在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上。事实上，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同时做，一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一个是参与区域货币合作。这三件事情的难度都是很大的，但在人民币国际化上我们比较有主动权。

    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那么国际货币体系中就会出现三种及以上多种货币共存的状况，这对制约美元有一定作用。如果美国政府执行不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其他国家就会抛售美元。同时，中国也可以避免积累外汇储备的必要、中国也不必向美国缴纳铸币税。

    但是这种格局也有缺陷，因为国际货币体系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也就是说汇率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如果有多种国际储备货币共存，资本流动可能会造成在这些货币之间汇率的急剧波动。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最大的危险是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人民币并未成为一种存在巨大外部需求的国际货币；另一方面，中国丧失了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控制。

    如果区域货币合作意味着区域货币基金的建立、区域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汇率安排协调，这种合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区域货币合作意味着区域货币，如亚洲货币的创造，那么人民币在比较早期可能就会消失，就像欧元取代了德国马克、法郎一样，区域货币会取代人民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也就谈不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了。区域货币的最大障碍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

    当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区域货币合作这三者在现在还是并行不悖的，都是我们可以去推进的。

    现在看来，在推进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中国还有哪些短板？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中国应发表出自己的声音。但关键是对很多问题我们自己还没有想清楚。

    理论落后于实际、对重要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是学界的通病。例如，对SDR，有多少学者深入研究过？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也往往道听途说，自己先被误导，然后再去误导别人。例如，直到今天，学界的许多人还在津津乐道日本在1985年因屈服于美国压力，让日元升值从而导致泡沫经济的“经验”。这种看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日本经济学界乃至国际经济学界（除个别美国经济学家）基本上找不到认同此种说法的人。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中国经济学家坚持这种观点。

    现在我们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多做文章。但必须看到货币的国际化会带来很多风险，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中国经济 结构调整方向不能改变

    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危机过后被有所淡忘类似，我们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在某些特定时期因为特定的原因而步伐放慢。把握时机十分重要，稍有犹豫就可能错过调整的最佳窗口时期。在这方面，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机会是瞬息即逝的，决策起来要把握好时机并不容易。

    比如汇率问题，如果人民币早和美元脱钩，我们是有很长时间、以渐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2003年问题刚暴露的时候，因为才摆脱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担心升值会令中国经济再受冲击，一直迟疑不决。回过头来看，当时其实是汇率改革的最好时机。如果当时开始实施汇改，不仅中国在2004年以后的经济过热还可以得到抑制，中国经济也不会受到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冲击。但拖到现在，中国的不平衡比当初更为严重、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更高、中国的外汇储备更多。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汇改难度大大增加，调整的空间也大大缩小。

    对于纠正不平衡的必要性，政府早就有了认识。事实上，在“十一五”规划中就规定了要在2010年实现经常项目的基本平衡。但是实施结果却与计划目标大相径庭。个中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风险偏好、路径依赖、利益平衡等等。总是希望步子慢一点、震动少一点，结果机会就丧失了。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看不准，就会犹豫，机会稍纵即逝。一犹豫机会就失去了。有时候冒一点风险还是必要的。错了还是可以纠正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以为，“紧迫性”三个字十分重要。在过去一年中，为了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们所推行的一些刺激政策使得中国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我们必须带着强烈的紧迫感调整结构。否则积重难返，当最后不得不调整时，我们将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那现在要在结构调整上怎样做文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2010年要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这是非常正确和非常重要的。

    中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投资率过高。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投资率就高达45%左右。目前，由于刺激政策引入，中国的投资率应该已经突破50%。这样高的投资率在世界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投资率不仅过高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不断上升。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投资率过高，必然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事实上，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超过6。大大过于一般国家（日本增量资本产出率为3左右）和中国过去的水平（1991至2003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4左右）。换言之，为了取得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现在的资本使用量比5-6年前增长了百分之五十。

    此外，投资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在初始阶段，投资率的提高必然导致经济的过热。例如，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偏热和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导致的。但是，投资过热导致的经济过热在经过一段时期后就会转化为产能过剩。

    在推出刺激方案时，为了避免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领域。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但也仅仅是一种次优的做法。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回投资，而单纯的基础设施投资则根本不能创造收入。我们已经听到了高速铁路运营收入不足已维持运营成本的故事，现在我们不能不对今后银行是否能够收回贷款和利息、政府当下的财政支出是否会转化为未来财政收入感到担心。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其他重要内容还包括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缩小贫富差距、治理环境污染等等。2010年的经济增长净出口又要扮演重要角色。这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进一步增加，在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剧增，赤字货币化的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靠增加净出口推动增长得不偿失。

苏北人

肥猫要伸爪了.来.老师.握个爪..........

苏北人

杀鸡拔毛

苏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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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人

人民日报：新兴经济体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2009-12-21 10:09:18

“第六十七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提出——新兴经济体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倪建伟　何冬妮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六十七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最近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论坛以“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为主题，围绕新兴经济体发展方式转变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指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出现衰退，新兴经济体面临国际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情形，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调整。在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应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积极拓展内需市场，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从中长期看，要坚持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并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综合改革。

苏北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建





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全球化”，中国经济也将脱离原有的增长轨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原有动力消失：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

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

国内方面，是新世纪[39.71 -0.90%]以来出现的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国际方面，是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

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但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衰退。

国际方面，虽然从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世界贸易的前景也不

容乐观，关于这一点，我过去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中已有清晰阐述。从中期来看，美国要走出危机，需要政府与居民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这也会大大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由此，未来至少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

国内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导致了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不能与总体经济增长同步。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这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口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

多数人口不能跟进，从而难以形成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就使投资增长难以持续。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是这种做法包含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就是如果本轮巨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在未来没有需求对象，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基础设施也有过剩问题，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

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政府就不会再有像本次这样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度增长空间。从这一点看，如果继续维持在原有的增长轨道上前行，投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会减速增长。至少在新全球化修复过程中的十年内，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7%甚至更低。

1 绕过分配环节带来两大难题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因此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

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论上却讲不通。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开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

这样做的结果是，因为储蓄大于投资的根本矛盾不会消失，压了钢铁和水泥产能，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部门。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对中国更不利。所以，绕过分配环节，无论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样的道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

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实际上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比如2009年初以来，预期1500亿元的“家电下乡”只实现了500多亿元，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则只实现了30多亿元销售额，比原先预想的1300亿元相差甚远。

所以，企图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些小的效果，从长期看却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费率。政府目前还希望用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但这不可能大到替代原有支柱产业投资和出口需求，而且还有市场风险。

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问题，还带来了两大难题。一是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由于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压力、投资难挑大梁、消费难以提高等因素，宏观调控会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将难以像这次这样迅速反弹，甚至可能长期走不出来。

二是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陷入混乱。危机下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

当前为了解决生产过剩，又以“消灭落后产能”为逻辑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这些措施和做法虽然是出自宏观调控的需要，并非是主观上向体制性的回归，但是却真正引起了社会上的讨论，认为是一种“保增长”旗号下的体制倒退。

所以，如果不在分配环节实施突破，而是希望宏观调控能解决总供求失衡矛盾，必然会使宏观调控陷入更大的困境。


2 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却有体制与战略两方面。

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改革造成了新财富阶层，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取收入，也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取收入，由此形成了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

体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大家普遍看到和认识到的。目前宏观政策之所以会绕开分配矛盾，也是由于体制所造成的分配矛盾很不好解决。因为历经30年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利益集团。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社会振荡乃至革命后才发生的。例如西方福利社会的建立，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直至二战后打出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被极度动摇，资本家阶级才愿意拿出钱来改善工人的生活与福利，由此来稳定社会和保持总供求平衡。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开始建立，直到本轮经济增长才开始真正从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摆脱出来，在一段时间内“矫枉过正”，收入差距拉开得大一些难以避免，如果现在就对市场经济体制动大手术，不仅对社会振荡大，而且很容易让“先富阶层”动摇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从而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固。所以，虽然由体制因素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要纠正，但应当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进行。

战略方面的原因是，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到2007年底虽然中国已经有5.9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但其中包含了1.6亿农村人口。算下来，2007年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4%，比统计显示的城市化率低了11个百分点。世界其他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GDP的时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之时，显然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

工业化是为城市人口生产商品，因为农村居民可以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生存，所以如果只要工业化而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给增长，不要需求增长，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倍，到2008年拉开到3.3倍，所以仅占1/3的中国城市人口，却在中国全体居民消费中能够占有超过2/3的份额。反观日本和韩国，在工业起飞过程中的城乡差距也有拉大倾向，但最高不过1.7倍，到工业化后期，农村居民还比城市居民收入高出10%左右，是一个先拉开后收缩的过程，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化过程是与城市化同步推进的。

在中国则明显是工业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由此导致当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费水平的时候，中国的主体居民——9亿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关研究说明，在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要占到60%左右，是导致分配矛盾的大头。

解开中国经济死结的核心，即在于“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3 先存量：将农民工及家庭转化为城市人口

应当怎样推进城市化？我的认识是，应当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方向为主导。

存量是指已经常年在城市打工的1.2亿农民工，这些人已经加入了城市就业队伍，但因为家在农村，所以在城市身居狭窄的工棚，生活消费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打工收入则基本上寄回农村的家庭。“先存量”的含义，就是先把这部分已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庭，转换成城市人口。

如果按照农村家庭每户4人的平均标准计算，扣除已经长期稳定在城市生活的2000万农村人口，这1亿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庭进城，就可以增加4亿城市人口，从而使中国的城市化率从目前的34%提升到64%。如果把生活在城郊的4000万农村人口也考虑进去，城市化率还可以上升到67.5%。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有加快趋势，大约每年提升0.8个百分点，如果把这4.4亿农村人口进城的任务放到十年完成，就要求未来十年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必须加快到每年3.35个百分点，即比过去十年的速度要快3倍还多。

“先存量”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必须对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进行大规模调整。中国是人均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又不能像日本、韩国这样的人口小国那样把吃饭的来源放到国外，所以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必然会比东亚地区的任何经济体都尖锐。

但是一方面中国的可用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严重浪费，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现有城市的容积率过低，从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相比的“城市毛容积率”看，日本的大城市是2，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分别是1.2和1.6，而在内地，即便是高层建筑最多的上海也只有0.8，到2007年底全国平均只有0.5。

如果有4.4亿农村人口进城定居，就等于中国的城市人口要增加1倍，按照目前的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就需要再占6000万亩耕地，而这还没有到头，因为中国的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城市化率还应继续提升到90%，就是还要再增加4亿城市人口，还要再占6000万亩耕地，这是中国的国情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必须把中国城市的容积率普遍提升到2以上，如此才能在城市新占耕地面积有限增加的前提下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与原有城市围绕提升容积率的改造平行推进，而且是以原有城市不断扩容来承接更多农村转移人口，而不是新建许多新城市的方式进行的。

农民进城转变为城市居民，原有在农村占有的宅基地和承包田就必须交出，这样就可以增加继续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占用量，从而提高他们的财富水平，使中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农民进城需要住房和社保这两项基本保障，所以国家应以进城农民交出宅基地和承包地为交换条件，为他们提供这两项基本保障，这种“二换二”的模式将把大规模城市化和农村的“新土改”有机联系起来，即在农村中最先允许自由流动的土地，是进城农民交出的土地。

对于生活在城郊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由于他们的土地早已以“小产权”形态租给城市各类经济体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中国的“新地主”阶层，对他们转变成城市户口的处理就要有区别，就要用“赎买”方式进行，即不仅要给他们以城市的社会保障，还要以城市商品房所有权来交换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展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会形成类似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那样的大规模城市贫民居住区。这种担心虽有道理却无必要。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大规模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是，在这些地区都普遍缺乏资本，所以城市资本无法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在农村发生的豪强兼并土地，又把大量农民驱赶到城市，所以在城市边缘地带聚集了大量贫困人口，形成贫民窟。

但是中国不存在资本不足问题，目前仅银行存差就高达19万亿元，只要中国的农村人口能与城市的庞大剩余资本相结合，就可以产生现实的生产力与消费力。具体的做法，作为城市化的启动投入，可以考虑先由政府发行长期城市建设公债，一方面可以用作农民工进城的住房建设来源，另一方面可以用作对城市企业为吸收农民工就业而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补贴。

4 再增量：向大都市圈方向发展

增量城市化就是在解决现有农民工进城后，后续的4亿农民进城问题。这里面包括两方面事情，一是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二是构建大都市圈。

“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之下，2008年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中国全部GDP的28%，并且吸收了1.54亿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

“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的初期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可以解决工业与农民进城所必须增加的成本，但是到了以后阶段其弊端就日渐明显。一是占有更多的耕地，企业倒闭后大片厂房也不便于其他企业接手；二是分散式布局导致工业污染物不能集中处理，目前乡镇企业造成的污染已经占到45%；三是分散式布局导致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也难以覆盖，已经成为乡镇企业继续发展的障碍。这些情况都决定着乡镇企业迟早必须向城市集中，走回工业化要依托城市化发展的传统道路。

如果在乡镇企业中有1亿劳动力是来自于当地的农民工，乡镇企业进城就可以带动他们及其家庭共4亿人进城，中国的城市化率就可以上升到90%了。中国的增量城市化应该比存量城市化的步子慢一些。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使存量与增量城市化同步进行。

增量城市化的第二重含义，是通过政府规划使原有城市改造、扩容与新增城市建设，引导中国的城市化向建设大都市圈方向发展。

平原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2%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必须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地利用土地。大城市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比中、小城市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此外都市圈之所以为圈，是指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

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交通人均占地只有115平方米，而美国却高达1500平方米。从我国看，2003年以来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达到210平方米，其中交通占地人均约80平方米，且交通占地面积的增速是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增速的一倍以上，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8.5亿的时候，就会因为再占地就保不了吃饭而搞不下去了。

所以，中国必须采取大都市圈模式，才能将城市化进程推进到底。

都市圈模式可以大量减少交通运输需求，也是提高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与日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两国的GDP总值都在1.4万亿美元的时候(日本1972年，中国2003年)，日本的货运总量只有中国的38%，货运周转量还不到中国的9%，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在三大都市圈之间发生的运输量还不到全部货运量的2%，而高达98%以上的运输需求都是在都市圈内部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发生的，所以运输距离短、运送效率高、运费低。

中国直到目前，经济布局还是以全国布局模式为主，大量制造业产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长距离运输，消耗在流通环节的时间和费用及其所占用的资金就比都市圈模式要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即将出现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中，哪个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个地区的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

从本质上讲，都市圈模式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日本战后搞的四次国土规划，都是提出的“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见市场的力量大过政府。但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政府用好的规划来推动都市圈建设，都市圈的形成就可以“事半功倍”。对中国来说，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的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

5 结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托城镇化扩大内需，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但还需要更进一步，因为此次仅仅是提出要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扩容，而这还不能完全解决需求增长动力问题。

2008年底，中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在沿海，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73%在内地，小城镇内地也占2/3。所以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对象扩容，就是主要在内地增加城市人口，但目前的外出打工农民，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流动。因此即便用城镇户口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镇定居，由于在内地的中小城镇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也不会向这些城镇流动，更不会把家庭向这些城镇迁移。

如果想要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就必须首先以沿海的大城市为依托展开，然后再以内地的大城市为依托，建设大都市圈。我相信正确的道路终究会被大家所认识，以大都市圈为方向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也会在不久来临。

苏北人

三条腿走路,走不快,但是比较稳....

1强权强国的根本__________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2一个太阳一群卫星--------------------消费

3幸福指数------------------------------大都市圈

苏北人

中国改变消费短板须具备两大前提





　　当前，要依靠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改变我国消费短板。扩大居民消费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刚性制度保障。

　　市场需求中最重要的是消费需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把居民消费放在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地位上，更强调了扩大居民消费对于结构调整的战略意义。

　　扩大居民消费对于当前我国彻底走出危机、转变发展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要依靠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改变我国消费短板。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进行城镇化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创新，调整城乡结构，把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要提高劳动所得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构建“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要积极鼓励创业活动，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转变消费模式，培育新型消费文化，促进新型消费方式的发展，完善消费引导机制，有效扩大居民消费，发展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驱动型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短板”。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3％，而同期美国为70.1％，印度为54.7％。扩大居民消费、破除经济增长中的消费短板不仅是当前彻底走出危机、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应急之策，而且是转变发展模式的长远之计。当前我国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但经济复苏主要靠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等内生动力和活力仍然不足。前三季度，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95％，而消费的贡献只有52％。因此，当前急需扩大居民消费，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从外需依赖转向内需驱动。此外，扩大居民消费，也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居民消费不足与我国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阶层结构失衡，消费模式不合理等密切相关。当前需要采取以下五个方面的举措来提升居民消费的水平：

　　一要创新城镇化机制，调整城乡结构，把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城镇是充满消费活力的重要载体。扩大居民消费，要以城镇化为依托，统筹城乡发展。研究和实践表明，城镇化可以将农民消费变为市民消费，引发消费需求；能够推进经济的服务化，壮大中产阶层消费群体；有利于优化居民消费环境，转变居民消费模式。同时，城镇化还有利于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通过吸引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并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实现市民化，有利于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加快推进城乡统筹。有测算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有一千多万人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而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45.7％，滞后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未来扩大内需、提升消费的重大战略。当前，要在中西部地区依托县城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要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要改革户籍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让一部分农民工率先在中小城市市民化。现在我国有2.25亿农民工，而跨省的农民工有1.5亿人，加上家人将超过3亿人，将这部分农民工首先转化为市民可以有效减少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引爆内需。要着力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加速其市民化进程，通过完善城镇住房体系和创业政策体系，让新城镇化人口安居乐业。

　　二要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立均衡共享模式。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近年来，我国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居民收入占比逐渐下降，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等不断扩大。有数据显示，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当前，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居民分配合理化；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推进国企利润的全民共享，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要大力提高居民收入，确立经济发展的均衡共享模式。

　　三要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让更多就业者变成创业者。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鼓励和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在我国，中小企业直接创造了大量中产阶层：1200万投资人和近3000万个体工商户。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中产阶层比重还偏低。2008年我国中产阶层比重仅为22％-23％，而中等收入国家比重一般为40％-50％。中产阶层比重低与我国居民创业不足紧密相关。目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中，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仅为1.4％，而发达国家大学生创业比例已达到20％左右。当前，要构建创业服务网络体系，提供针对性强的、有效率的创业服务，增加创业机会；要加强创业基地、科技孵化器等创业集群建设，集聚社会资本，形成创业集群效应，降低创业风险；要通过提升创业教育地位、改进创业教学内容和模式等措施，加强高校创业教育，提升创业意愿和技能；要通过政府引导和制度创新，传播创业信息，树立创业典型，弘扬创业文化。同时，要利用危机倒逼机制，积极引导大学生、农民工创业，形成新一轮创业潮。

　　四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群体。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不仅顺应了我国居民消费正由生存型、温饱型向享受型、发展型升级的趋势，而且可以让更多蓝领变成白领，培育大量中产阶层。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为40.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不到40％，而巴西达到了58％，美国是78％，中国香港是90％。当前，要深化体制改革，降低准入门槛，允许民间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投资，壮大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业；要实施积极的产业扶持政策，以政策指导、财税优惠、融资支持、政府采购等措施，大力推动金融、物流、会展等生产型服务业发展；要运用现代经营方式、管理理念和技术加强对餐饮等传统消费型服务业的改造、提升，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标准完善、行业协会建设、行业监管、人员培训和人才培养等措施，促进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现代消费型服务业发展。

　　五要创新金融服务，放大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消费文化，完善消费引导机制。当前，要转变消费模式，努力改进消费环境，倡导适度超前消费的文化；要稳步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创新消费信贷的金融工具，提供多样化的能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覆盖面广的产品体系；要健全消费信贷的法律法规，建设个人信用体系，完善信用担保机制，加强消费信贷风险管理；要大力发展消费型金融公司，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汽车、住房、教育等消费信贷增长点；要通过税收、利率优惠积极鼓励个人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不仅可以将居民未来收入变现为即期消费，直接将居民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而且对消费需求具有乘数效应，可以间接放大消费需求，同时有利于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转变。我国消费信贷占整个消费比重不到10％，而美国占2/3左右，日本也占1/3以上。可见，通过扩大消费信贷构建有利于消费升级的金融服务机制是大有可为的。

　　扩大居民消费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刚性制度保障。一要构建“藏富于民”的财富分配机制。有数据显示，1998年-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1.5倍以上，使得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每年提高近一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增长速度过快、比重过大，挤占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进而限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大。当前，要通过调整政府收入和支出来构建有利于居民消费扩大的机制。要清理税外收费，推行结构性减税，减少小企业所得税，调低居民社会保障费率，避免政府收入过快增长，藏富于民。二要健全有利于劳动者收入提高的长效机制。要完善工资协商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收入增长机制，增强居民收入预期，让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三要形成有利于劳动所得不断提高的企业发展模式。提高劳动所得不仅要把财富“蛋糕”分好，而且要把“蛋糕”做大。当前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使企业从“低工资、低技术”的低成本发展模式转向“高效益、高附加值”的高端化竞争战略，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大力提高员工工资。四要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视居民消费的政绩考核体系。要改变传统以GDP指标为主的考核办法，增加人均收入、就业率、消费率、居民生活幸福感等民生指标，引导地方政府重视居民就业和消费。来源： 华夏时报

　　（作者辜胜阻系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

苏北人

低碳经济的三个悖论与局限性






　　聚焦低碳经济的哥本哈根会议，对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到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再到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低碳经济，这确实标志着在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上，当代人类正在从倡导共识向具有强约束的统一行动迈进。

　　我们在积极应对低碳经济的同时，还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造成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根源来自于工业经济模式，拯救人类文明迫切需要一次经济模式的革命。虽然低碳经济已经开始从外部触动了工业经济模式，但低碳经济仍属于在保护既得利益前提下的外生解决方案。我们在积极应对低碳经济的同时，还应当认识到低碳经济的局限性，特别是低碳经济中所包含的三个悖论更需要我们关注与研究。

　　第一个悖论：从经济学原理讲，低碳经济要求在公共产品框架内来实现，而低碳经济却是由追求本国私利最大化的主体来实施的。这将使低碳经济的有效实施大打折扣。

　　世界各国聚集在哥本哈根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来推进低碳经济，这件事本身说明低碳经济属于公共经济的范畴。或者说，联合国召开这样的气候变化大会，也是希望在一个公共经济的框架内得到解决。那么，哥本哈根会议是否存在着满足在公共经济框架内推进低碳经济的条件呢？如果从满足实施低碳经济的原理与机制来看，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良好愿望的背后，存在一个很难解决的悖论。这就是联合国所期望的公共经济解决方案，是由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主体参与实施的。

　　按照公共经济运行原理，低碳经济在公共经济框架得到有效解决的前提是，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也必须是一个能够代表公共利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公共产品供给之所以不能交给私人组织来承担，就是因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组织不存在满足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动力机制。那么，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中，作为参与低碳经济的各个国家能够以公共组织的角色、以公共利益的代表来实施低碳经济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工业经济决定的世界秩序与文化环境中，各国政府虽然属于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组织范畴，但作为公共组织的代表只在本国范围内才成立。而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却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组织。联合国把这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召集在一起解决关系全人类的公共问题，就会受到极大限制。这正是我们对哥本哈根会议推进低碳经济不能抱有更理想的预期所在。

　　从哥本哈根大会传来的信息就是佐证。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在12月8日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讲，欧盟与美国减排目标让人非常失望。按照排放责任与减排对等原则，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在低碳经济中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然而，无论是从满足《京都议定书》要求的减排目标看，还是需要发达国家对全球节能减排进行更多补偿资金看，都与预期相差很远。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寄予厚望。发达国家在会议之前曾许诺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如欧盟表示从2012年开始每年提供1000亿欧元。然而在谈判中真正兑现的承诺却成了在2012年前拿出1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苏伟如是说，100亿美元听起来很多，其实全球人均也就是不到2美元。在丹麦，2美元还不够买咖啡的。

　　第二个悖论：全球温室效应来自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而低碳经济的解决方案是期望在不触动这个模式的前提下，消除外化的成本，这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讲，即使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也不等于低碳经济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危机。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深层原因来自已经带病运行的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而低碳经济的解决方案，是在不触动这个模式的前提下，希望通过外部的减排来解决温室效应问题。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就像一个肾病患者，通过外部血液透析来代替肾脏排毒代谢功能一样，在短时间内可以暂时地维持生命，但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样一种依靠技术力量的外部解决方案是不能维持下去的。现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温室效应造成的环境与气候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工业经济模式本身带来诸多危机。而不断生产毒素的工业化模式才是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根源。然而，在西方主导的这个工业文明的世界中，我们只承认存在一个危机，这就是外部的环境危机，而为我们提供物质财富的工业化模式却是没有问题的。低碳经济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而形成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关于减排的谈判中，各国都不愿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都希望别人多减，似乎有病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第三个悖论：发达国家是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最大责任者，但按照低碳经济延伸出的低碳交易模式，发达国家又会成为低碳贸易的最大获利者，这是不公平的。

　　虽然在公共利益框架内推行低碳经济举步艰难，但在低碳经济之外延伸出的低碳交易模式却正在紧锣密鼓地不推自动地进行着。按照目前设计的低碳经济模式，如果排放指标一旦获得国际公约认可，国际间的碳交易就会随之兴起。从理论上讲，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碳排放，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制。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碳交易是在既定碳排放配额的前提下进行交易，这恰恰是许多商家对碳交易感兴趣的地方。因为越是供给稀缺的产品才越具有进行投机交易的价值。所以碳交易的结果不是减少排放的总量，最大获利者不是地球上的全人类，而是参与交易的商家。第二，在碳交易中获利最大者，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是能够娴熟掌握交易工具的发达国家的商家。在这样一个可能出现的结果面前，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悖论：发达国家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最大责任者，他们在低碳经济中应该付出更多，然而在低碳经济的背后，西方国家的商家又会成为低碳交易的最大获利者。他们获得的财富，又会变成满足高消费的来源。高消费又会成为高排放的根源。我们从减排开始，走了一圈，又走回到原来的起点。要读懂这样的低碳经济有点难。

　　在此，我们绝不是简单地反对搞低碳经济，因为对于处在文明危机中的当代人类，有低碳经济，总比没有好。但面对低碳经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难道在人类文明灾难面前，我们的智慧不能超越低碳经济而做出更好的选择吗？为什么在面对人类文明危机的时候，我们总是只听到一种声音，总是听到既得利益者的声音？而人类文明史演化的事实却告诉我们，人类新文明的创造往往不是既得利益者。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苏北人

低碳社会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欲变其世，先变其身”。每个地球居民都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者，有责任为碳排放行为买单。中国要想在低碳经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拥有话语权、掌握话语权，就必须早做准备。建设低碳社会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中国公众要适应低碳社会，首先要避免未来社会结构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发展，避免“头尖尾重”的绝对贫困化的“金字塔形”发展，应追求社会结构向“橄榄形”的公平社会过渡。在一个生存方式两极化的社会里，是不利于解决属于共同性面对的问题，反而会激化“生存排放”与“奢侈排放”的矛盾。像丹麦、瑞典等西方福利型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越公平，越容易造就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社会结构越合理，越能把低碳价值观深入推广下去。如在哥本哈根，政府大力修建自行车道，限制豪华型轿车的车道，这样的政策能执行下去，就是因为社会结构属于中等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同样，在日本，电动车及小排量车越来越受欢迎，也是由庞大的中低阶层的力量所决定的。

　　其次，低碳社会的人际性，决定了个人和组织在适应并推动低碳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基于个人的公民精神和社会责任，是提高节能意识和环保意识的基础，而各类社会组织则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验看，社区及NGO等社会组织，往往在推动低碳社会进程中发挥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日本，社区设置能源管理员，追踪和分析居民消费能效，并及时进行针对性辅导，大大提高了市民低碳消费意识。这些能源管理员，均经过正规培训和严格考试，预计到2020年，日本将有数十万人从事这一职业。

　　此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只要个人在平时稍稍改变一下，就可以实现“消除碳依赖”和减少“碳足迹”，如用烤面包机而不用烤箱，就可以少排放近170克的二氧化碳。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在每一趟旅行时都自觉购买碳排放，并形成一种“乐活”生存方式。这种个人版的CDM（清洁发展机制），代表着社会生存方式的改变。

　　“低碳”虽然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但中国已经显露出建设“低碳中国”的决心和勇气。中国公众素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处世哲学，只要外部引导得当，防止社会分化，切实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有更多的人、更多城市担负起减碳的责任，那么，中国早日融入低碳社会是完全可期的。（

苏北人

气候治理还要靠中美协调






　　采纳美国愿景，还是既有框架？

　　周世俭：现在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面临很大压力，中国政府要努力在实现国家发展利益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之间寻求平衡。从各国政府近来一系列的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充满了不同程度的期待。相信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都必将以维护本国利益为谈判基础，各国对承担过多的减排义务可能会持不太积极的态度。

　　奥兰·杨：我认为美国是否另起炉灶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目前难以确定：究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所确立的既有框架，还是美国政府现在所主张的要在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愿景，能够成为治理气候变暖的全球性机制？

　　事实上，既有的框架在量化减排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等方面对发达国家提出了相对较高的要求。而美国的新愿景则强调所有国家都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对发展中的大国则应量化其减排义务。这无疑损害了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发展利益，因而可能会遭致它们的反对。

　　周世俭：既有的框架是循序渐进的，每步都对下步要做什么进行了规定。发达国家已承诺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援助。而发展中国家也将在获得了资金和技术支持后采取行动。现在应该继续推动这些计划。

　　对于美国政府提出新愿景的重要论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到2050年若温室气体排放不减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就会超过450ppm，气温会上升2摄氏度，生态系统就会不可逆转的被毁坏”。这是值得继续探讨的。中国可承认不能超过2摄氏度的标准，但不能认定450ppm与2摄氏度之间的必然关系，这一关系还有待于研究。2050年距离现在还有很长的时间，现在的结论很难说经得起考验。

　　要建立中美领导下的全球治理？

　　奥兰·杨：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治理机制，而不是让各国政府各行其是，也不是建立制度性的却又不实用的国际组织。这种全球治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功能。在这一机制中，社会风俗、社会习惯和规范将对行为体产生指导作用，这可以有效调节、解决行为体在集体行动时产生的种种问题。因而，在全球层面建立起一种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共识，并将之内化为各国的习惯，使各国都意识到实现减排符合其最高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非国家行为体在这一机制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国家政府依旧是处理世界事务的主导力量。而在一个由多个国家政府组成的全球机制中，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是保证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当前，能发挥这种主导性作用的国家无疑只有美国和中国。只要中美能够相互妥协，建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机制就是可能的。在我看来，各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建立一套新的应对气候变暖的全球治理机制是个很好的选项。

　　周世俭：我更关注应对气候变暖的治理机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具有可操作性的前提是这一机制本身不与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现在，在气候变暖问题的相关谈判中以利益为基础，明显分成了“两大阵营、三大势力”。

　　两大阵营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阵营中，美国和欧盟的利益并不一致。而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加上中国，实际上有100多个国家，立场以中国的为主。所以三股力量就是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加中国。在这些力量中，中美两国无疑是最受人瞩目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强调排放峰值的问题，要求各国2020年都要达到排放的峰值，但这是不具可操作性的。因为2020年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有专家估计，中国碳排放的峰值期应在2030年至2040年之间才能到来。事实上，中国的观点代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意愿。

　　哥本哈根会议的三种前景

　　陈宝森：哥本哈根会议有三种前景：第一种是实现所谓最高方案，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比1990年整体至少减排40%的目标能够被接受，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这是比较好的一种结果，但是发达国家也会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一些定量要求。第二种是比较折中的结果，即在2008年至2020年发达国家整体排放量降低6%；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后再谈，而发达国家只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原则性要求。第三种结果就是无果而终。如果美国强硬将中国承担超过承受能力的减排指标与签订协议挂钩，那么谈判就很难达成协议。

　　事实上，从长远来看，中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来抵挡面对的减排压力是不可能的。中国认为，会议完全破裂不可能，因为谁也承担不起责任。结果很有可能是第二种。此外，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各方继续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也较大。

　　古德丹：气候变化谈判可能是继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之后参与人数最多，可能突破2万，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谈判。仅通过一次哥本哈根会议难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机制。要形成这样一个机制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政府的代表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必须共同努力。而且奥巴马提出在1990年基础上实现温室气体减排4％的气候法案始终难以获得国会通过。这无疑增添了人们对哥本哈根会议前景的担忧。来源： 环球时报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主持，本文由张旭东、王寅整理。）

苏北人

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发展模式转型

——在第6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的报告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  赵白鸽

2009年11月1日  海口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第6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在我国十一·五规划即将完成与十二·五规划正在研究制定的过程中，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学界、智库、企业、媒体等聚集一堂，共同探讨后危机时代和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发展模式转型，意义重大。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深化。纵观国际社会对发展理念的认识，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标志性文献为《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基本人权”的概念，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强调了每一个人所应享有的具体权利；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颁布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了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发布的《发展宣言》将人权与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强调了人是发展的主体、参与者和受益者；20世纪90年代，1994年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所形成的《行动纲领》以及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一步深化了发展的概念，将人口问题与发展相联系起来，强调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概括而言，国际社会在发展概念上，经历了从“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变；在人与发展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从“基本人权保障”到“人是参与者和受益者”，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转变。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这一体系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主体、参与者和受益者；强调人人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注重发展的公平性。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不是指部分人而是指全体人民，不仅指当代人还指后代人。二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全面发展是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统筹发展。协调发展是指人口与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特别关注城乡、区域、贫富、性别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指代际之间的平衡发展，及可循环和节约型的发展模式。



与发展理念的沿革相一致，国际社会对发展的评估体系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完善。目前，得到最广泛接受的发展评估体系是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这一体系不局限于关注经济增长数据，而是扩展到涵盖科技、教育、卫生、健康、环保等多方面的总体发展评价。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它代表了：（1）知识水平，代表发展的基础能力，包括科技进步能力、教育水平、信息扩散能力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等指标；（2）健康水平，包括预期寿命等代表社会福利、保健措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的指标；（3）经济水平，包括人均GDP等代表人均享有发展的程度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4）生态水平，衡量低碳经济与低碳发展程度。

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人类发展指数来看，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1980年至2007年增长了近50个百分点，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两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排名为第81位，进入中等人类发展国家行列。需要提及的是，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指数2007年达到了0.799，高于世界0.753的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突出。



当我们思考未来发展时，必须认识到当前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全球化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地球村，这就意味着所有国家必须用开放和合作的态度处理发展中的问题；二是信息化促进了信息的平衡分布与快速传播，世界变平了；三是城镇化促进了人们的流动与迁移，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大了对地球承载力的压力；四是低碳经济与发展蕴藏着新一轮的重大变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向生态文明的过渡。

新的发展形势和新的挑战让我们重新思考发展的新模式与路径。我们必须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综合发展的新模式，即在经济发展方面向以市场经济和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政治发展方面向由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社会形式转变；在社会发展方面向建设多元的、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转变；在文化发展方面向构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转变；在生态发展方面想可持续发展，保护和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自循环能力和世代永续发展能力转变。我们必须将人力资本作为关键要素予以高度重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被认识和接受。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广泛认同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一国的核心竞争力，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其开发、利用和储备成为各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未来国际竞争格局和国家长远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模式上的相互借鉴和发展效率上的激烈竞争，最终聚焦于人的发展，聚焦于人力资本。

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新形势下重要的战略性政策选择。这一战略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注重把更多的资源优先配置到与人的全面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重点加强四个方面的投入：一是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投入，包括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迁移的投入，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对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的投入，包括对提高人的健康、技能、知识和道德等素质的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三是对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优化人居环境的投入，包括对人口的流动、服务与管理等的投入；四是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投入，包括对社会保障、促进性别平等、消除贫困等的投入。需要强调指出，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投资于人的重点应有所不同。

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优先投资于人更注重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统一，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现阶段中国国情的战略调整。这一战略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促进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增长；有利于促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提高资源效率，降低环境成本，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有效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有利于将综合国力的增强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幸福与福祉，扩展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机会和能力。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处在人均3000美元左右的阶段，既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社会快速转型、矛盾激化的风险时期。当前我国还处在劳动力供应最为充裕、人口抚养比低、储蓄率高的有利时期。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实施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是化解风险，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已经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十分有利的人口发展条件。我们应在“十二·五”规划中将优先投资于人的战略纳入并予以充分体现。通过对人的优先投资，实现发展模式的积极转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苏北人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在“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 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改院院长  迟福林

2009年10月31日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一、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是，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从今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二、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三、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不仅表明居民消费倾向的改变，也突出了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强公共投入的职责，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未来10年，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达到15～20万亿元。

——按照这个测算，未来3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左右的投资，共投资4.4万亿，三项支出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

——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3年左右，消费率大概可以提高5～10个百分点；未来10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新路子。



四、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的某些复杂因素，更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责任和作用。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第四，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五、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政府转型从2003年SARS危机提出到现在，应当说有所进展，但是没有多大的突破。中央政府确定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十一五”政策导向难以落实，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转型与改革，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就是说，不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既涉及到经济领域，又涉及到社会领域，还涉及到行政领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

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面对历史转折阶段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客观地把握后危机时代中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加快推进以走向消费大国为主线的战略性转型与改革的进程。

苏北人

迟福林：认识低碳经济需要注意三个要点

2009-12-18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低碳经济的认识应该把握三个要点。

首先，我们不能把低碳经济的发展简单等同于过去讲的一般的环境保护。低碳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它既同过去我们所说的一般环境保护有直接联系，又远远超出环境保护的范畴。

　　 其次，低碳经济之所以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畴，是因为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约束条件，更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这点十分重要。

　　 最后，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但从我们的情况看，更重要的是形成制度约束、体制约束，这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最重要环节。我们现在的体制约束有三大块，一是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的约束；二是环境产权机制的约束；三是碳交易体制的约束。

苏北人

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约束条件，更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这点十分重要。

苏北人

“低碳经济”将成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作者: 本报记者 董克伟

发表日期:2009/08/18 查看次数:49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下一阶段我国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紧密结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ＮＯ．２）》也明确认为，低碳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将在三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据了解，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有关专家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社科院的蓝皮书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各级部门决策者的共识。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既是救治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性方案，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低碳城市建设是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载体，将引领未来城市建设的新趋势。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正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据了解，“低碳经济”将在三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是加速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是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从而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治本之策。目前世界新能源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并正得到各国持续的追加投资。

其次是对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升级改造。针对煤电厂的技术改造计划，要求煤电厂具有捕捉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汽车产业中兴起的电动汽车、生物能源汽车，也是传统产业向低碳化发展的范例。  

第三，碳交易市场本身也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活动。根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等规定，没有减排指标的发展中国家或减排工作做得较好的机构，可以将碳排放配额拿到市场上交易。碳交易已经有效帮助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不过，记者也同时了解到，低碳经济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专家介绍，所谓挑战，具体体现在。

首先，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我国以全面小康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怎样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其次，“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我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对环境的威胁，不可忽视。

第三，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年~2005年，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等高耗能工业行业，2005年能源消费量占了工业能源消费的64.4%。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工业生产技术和能源利用水平，是一个重大课题。

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技术研发能力还不足。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我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估计，以2006年的GDP计算，我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样一个巨额投入，显然是尚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

发展空间打开

专家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将相应增长，排放也将继续增大。我国有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有低碳经济发展的空间。当前，我国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仍需要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认真贯彻实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不断增加对气候变化科技研发投入，落实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减排和提高能效等政策和措施，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取得了积极成效。2006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仅下降1.23%，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不降反升，节能减排两大指标均未能完成；2007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2008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07年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7年分别减少4.42%和5.95%，污染减排任务完成进度首次赶上时间进度；2009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3.35%，降幅同比提高0.4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降低11.35%。在迎战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这一数据传递出的信号尤为值得关注。

专家同时强调指出，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问题上，当前需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首先，低碳不等于贫困，贫困不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低碳高增长；第二，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高能耗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只要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领先，就符合低碳经济发展需求；第三，低碳经济不一定成本很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甚至会帮助节省成本，并且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但需要克服一些政策上的障碍；第四，低碳经济并不是未来需要做的事情，而是应该从现在做起；第五，发展低碳经济是关乎每个人的事情，应对全球变暖，关乎地球上每个国家和地区，关乎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