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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作为新物种，基因还在勾勒中，而产业链上的各公司正在探索最终形态。

12月6日，谷歌旗下Waymo的自动驾驶打车产品正式在凤凰城落地，该产品名为Waymo One。可以简单理解为，Waymo One是自动驾驶版本的Uber或者滴滴。不过，Waymo One目前并未对所有人开放，只有部分乘客能进行体验。



除了Waymo，国内有类似规划的公司也不少，比如文远知行、小马智行、星行科技就都瞄准了打车出行市场。在打车领域外，物流、外卖、快递等也成为未来商业模式的选项，创立于硅谷的自动驾驶公司AutoX就已经和当地的生鲜超市达成合作，推出无人运送服务。

当然，商业化的探索基于十多年来自动驾驶产业的技术积累。

AutoX创始人及CEO肖健雄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道：“这十年来，自动驾驶最大的技术进步是在感知方面，就是计算机视觉。这得益于三方面，分别是深度学习、大数据、和传感器上的融合，就传感器来说，已经将摄像头、雷达混合使用。”

在他看来，虽然近年自动驾驶创业公司涌现，但是自动驾驶门槛高，公司数目其实不算多，现在还处于非泡沫期，行业在2020年、2021年会迎来爆发。

创业热潮后的平台期

“2016年是最重要的时间点，之前自动驾驶领域的公司很难融到资，因为大家觉得这在30年、50年内不会发生，没有人会投资，在2016年之后就出现了很多创业公司。”肖健雄回忆道，“我觉得2016年就是创业时间窗口的顶峰，有非常多的公司邀请我去做首席科学家、公司高管。”

彼时，肖健雄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随后便迁往硅谷组建了AutoX团队。此前，他已经在自动驾驶的感知、高清三维地图、定位等领域有了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经验。肖健雄在香港科技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就已经参与了谷歌自动驾驶的研究，当时谷歌还未独立自动驾驶团队。“当时我们就用谷歌无人驾驶拍了非常多的数据，主要是视频、照片，还有激光雷达的扫描。同时谷歌也给了我们原始数据，为它做研究。”

直至2016年，肖健雄意识到自动驾驶技术已经成熟到可以商用，在斟酌之后便前往自动驾驶市场最为成熟的硅谷开始创业。

再看2016年到2017年上半年其他代表企业的动作。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成立于2015年12月，2017年推出Apollo平台；通用汽车在2016年以5.81亿美金收购Cruise，为自动驾驶铺路，2018年软银集团和通用分别追加投资22.5亿美元、11亿美元；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底，文远知行于2017年4月初在硅谷创办，星行科技成立于2017年5月。

这段时间内，自动驾驶公司们迅速增长，各自路径不一。有的向L4级直接进攻，也有从L2、L3级别逐步向L4演进；有公司为了建构生态，有公司目的是为了造车。但是到了2018年底，自动驾驶要进入冬天的观点开始出现，除了经济环境的影响，领头者特斯拉、谷歌频频发生事故，也为市场加了一层担忧。

不过，有不少自动驾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蛰伏期”就是一两年，之后会有新的突破，L5级别虽然很难，但是L4级别的落地可以预见。“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技术平台期，这是技术规律，平台期和突破期循环推进，这也是技术的必经之路。”一位AI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肖健雄对此也持乐观态度，同时，他也谈道，学界对于自动驾驶的态度偏向于悲观，资源有限是一大原因，可以进行单点突破，但没法全盘观察，很难达成一个系统。而人工智能不只是算法，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且包含大量的工程。学界一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来搭建这样一个系统，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会不知道落地的真正难点在哪里。

持续探索商业模式

虽然自动驾驶在技术层面已经到达了一个成熟阶段，国内外试点项目也越来越多。但是在商业落地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难题。

一些单点的技术突破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其精确度其实远远不够。比如现在有很多物体检测的评测榜单，评分时是将真实的识别框和预测的识别框进行比较，得到一个重叠度的参数，超过这个参数就是正确。 “但是这个评分标准并不合理，物体的框架，预测差不多就好了，但是自动驾驶远远不够，比如你的识别框一直在抖来抖去，这一帧在这里，下一帧在那里，每一帧可能都对，但是没法用。因为车可能是没有动，但是画面是动的。这些对自动驾驶意义不大。” 肖健雄说道。

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自动驾驶包含几十种算法，其难度可想而知。各公司也是一路实践，一路做探索，进行算法和硬件的比拼。

商业落地的派别也有不少。特斯拉属于造车派，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道，特斯拉希望汽车有更多功能，由L3往L4就是它的框架，商业模式就是卖车，AI助力卖车。谷歌就不是卖汽车，一开始就要做成出行平台，倒推回来就一定做L4，未来无人驾驶和辅助驾驶会长时间共存。

今年百度宣布了自动驾驶接驳巴士“阿波龙”的量产，据悉，目前首批100辆“阿波龙”已经在雄安新区、湖北武汉和福建平潭等地区落地，主要是在当地部分社区和公园内的封闭、半封闭道路上，沿着固定路线巡游。

从目前自动驾驶创业公司来看，更多的是专注于L4级赛道，寻找垂直领域进行突破。

文远知行、小马智行、星行科技三家主攻出行领域，均在扩充自己的车队。

AutoX在硅谷，已经提供了同城的无人车配送服务，推出的车辆主要分为三类：同城低速物流配送车，同城全速物流配送车，和同城 L4 自动驾驶乘用车，可以运送生鲜、快递、外卖等产品。在中国， AutoX已经和中通、美团、Pony Car等国内公司达成合作，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肖健雄表示，我们判断无人驾驶第一桶金会在美国，因为美国路况简单，且人力成本高，因此有很强的运力需求，美国无人驾驶市场很快会大爆发。

在无人货车领域，飞步科技也是国内的代表性公司，除了提供算法外，飞步科技还在研发汽车的AI芯片。对于选择算法和芯片一同开发这一路径，飞步科技创始人何晓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方面是技术上的考虑，对比卡车和乘用车，卡车技术要求是更高的，本身卡车传统上讲更看重成本，零部件、刹车、转向、油门等精度没有乘用车高。另一方面是商业上的考虑，商用车落地会快一些，物流的话是固定时间、固定路段。”

据了解，飞步科技的计划是在 2018 年实现城际货运无人驾驶，连接不同城市的仓库，运输里程在 200 公里左右；到 2019 年，实现市内货运无人驾驶；到 2020 年，将会着重解决省际货运无人驾驶的技术难题，进行跨省运输，里程超过 800 公里；最终到 2022 年，实现通用无人驾驶——全场景 L4 级别。

在更多的垂直行业，各式各样的试水正在展开，虽然理想中的无驾驶舱的自动驾驶离我们尚远，但是在限定区域内的L4级车辆运行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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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加密货币市场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波动，对于这家估值超过100亿美金的超级独角兽比特大陆而言，也遭到了一些疑问。币价这一轮波动对于比特大陆究竟影响几何?比特大陆2015年启动的AI芯片业务能否异军突起?笔者愿意分析一些长期观察后的见解。

熊市来临领头羊更易存活

毋庸置疑，币价的下跌对于矿机厂商的影响是不小的，但对于比特大陆而言，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在这一波大跌中并非全是利空。

第一，比特大陆在2017年收入超过25亿美金，之后大量国产矿机厂商也迎头赶上，竞争开始恶化。不幸的是，这些厂商刚刚流片、推出产品，熊市就来临了。如果依然是牛市，比特大陆无疑会面临更多的恶意竞争。但在突然到来的熊市上，中小型的矿机厂商是很难存活的，熊市相当于间接帮助比特大陆这一市场份额超过7成的行业领头羊，肃清强敌，打造壁垒。

第二，比特大陆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自2013年创立以来历经多次币市波动，却依然坚持更新技术与完善供应链。近期比特大陆也推出了业内首屈一指的7nm芯片与矿机。相信比特大陆的领导人对于币市波动也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只要区块链与加密货币继续存在，那么矿机作为分布式计算的基础设施，必然有其存在价值。在未来币市回暖的时候，比特大陆依然能够保证自己是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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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比特大陆最新推出的7nm芯片)

第三，币价大跌，矿工收益自然减少，但也要看到，随着部分矿工退出，整体算力也在大幅降低，目前已经距最高点降低了超过40%。按照加密货币的激励原则，固定时间产出的币值一定，那么随着总算力降低，每一台机器分得的币值份额会增加，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因此仍然有能够获得低廉电费的新矿工加入。

据笔者了解，中东、南美、非洲等一些拥有极低电价的地区，仍然在购买新款矿机和新建矿场。11月28日巴拉圭政府宣布将提供五块土地，总面积达 50000 平方米，用于启动这一名为 “Golden Goose” 的项目，该项目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换和加密货币开采矿场。

可以预计，在这波熊市之中，比特大陆经历过多次波动的领导层不会慌张，继续迭代技术、勤练内功，战场向海外转移，等待市场回暖，应该是可以预计的战略。

AI业务全球扩张支撑效应渐起

比特大陆AI业务在2015年起步，根源在于发现AI市场与加密货币市场类似，都存在对新增算力的极大需求，同时技术上也存在专用ASIC芯片替代GPU通用芯片的类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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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比特大陆最新发布的终端AI芯片)

随着3年以来的研发，比特大陆的AI芯片与产品已经有所小成。目前比特大陆发布了第一代和第二代云端AI芯片、第一代终端AI芯片，以及相关的模组、板卡、服务器等产品，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AI芯片产品矩阵，新一代芯片与产品也在密集研发中。对于目前大多数需要AI算力的厂商，比特大陆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其需求，提供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芯片与硬件产品。

云端芯片领域，安防是比特大陆的主攻战场。基于比特大陆第二代AI芯片的算丰智能服务器SA3，有高密度、低功耗的特点，超过业内主流GPU服务器，目前已经应用于国内安防市场，并且与许多集成商、算法商合作攻城略地。比特大陆还与福州市、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签署地区级别战略协议。随着“数字中国”在福建广泛推进，比特大陆这一布局可谓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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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基于比特大陆第二代AI芯片的智能服务器)

除了国内市场，比特大陆也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11月12日，东亚最大的游戏云平台优必达Ubitus开始采用比特大陆AI芯片与硬件产品。优必达CEO郭荣昌表示：“算丰AI芯片BM1682特别针对 CNN 类型神经网络的推理运算做加强，其速度具有优越的表现，达到优必达目前主力GPU计算量的数倍之多。”

和加密货币相比，AI市场需求一直在稳步增长。中国政府尤其给予了顶层支持，10月31日国家领导人专门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集体学习，表示促进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可以预见，在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对算力的需求将会迎来稳步增长。

不过也要看到，虽然目前比特大陆的AI产品在行业已经有一定竞争力，但如果要进入到利润最高的高端AI芯片与服务器，比特大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利好消息是中国企业对此有巨大且快速增长的需求，而中美贸易战也间接利好中国AI芯片企业进行自主替代。

寒冬之下，曙光仍在。可以肯定的是，与2015年熊市时的自己相比，比特大陆有了更多度过寒冬的筹码，也期待这家异军突起的中国芯片公司，能够破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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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债券市场也来到关键路口。

一方面，据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10月末，债市余额已达83.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二，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位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另一方面，债市有规模、缺深度，但大量有需求的民企、中小企业无法进入债市融资。在金融加速开放的背景下，债市作为“金融市场稳定器”的改革质效，无疑对中国金融系统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原国开行副行长高坚。从1990年开始，高坚先后任中国财政部条法司长、国家债务管理司长、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等职务，他在任期间推行国债招标、无纸化发行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债市的基础，因此被广泛誉为“中国债券市场之父”。高坚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曾在哈佛大学访学，2012年退休后，笔耕不辍，2017年开通了一个名为“经济学的元理论”公众号，目前已累计发表60多篇学术性文章。

“债市的规模是扩大到第二位了，但最重要的不是债券的规模。”高坚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而监管部门则应该多为市场和投资者服务。

债市有多方面问题

《21世纪》：中国债市余额已超80万亿元，总规模全球第三，信用债规模全球第二。但目前债市问题依旧很多，比如分层不足，遇到些风吹草动民企债券可能就发不出来；包括评级业，现在基本只剩AAA、AA+、AA等级的公司可发债。你对中国债市最担忧的问题有哪些？

高坚：债市规模是扩大到第二位了，但最重要的不是规模。

债市还存在多个问题：首先是刚兑问题，要发展市场，刚兑必须打破，但目前还有很多障碍；第二，两个市场分割，没打通就有套利空间，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交易所市场流动性相对好，但量小资金少；第三，多头监管，缺乏统一规划，竞争主要就是放低门槛，结果增加了风险。

公司类信用债市场涉及不同领域，受到不同部门监管，监管不统一，就不能做出可行的长远规划。债市发展得不好，过去有监管竞争，降低门槛、部门利益、套利甚至寻租等问题，时间一长，就构成对投资人和市场的巨大伤害。

经过很长时间，我们才认识到，监管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提供对市场参与人的有效服务。

但目前，金融监管体制我们就没有太理顺，缺少统一规则、市场分割；债市应依据证券法，通过证监会规范、统筹管理起来。

《21世纪》：新一任证监会之前“重股轻债”的思维已经转变了，从2015年新公司债改革以来，公司债迅速扩容。目前证监会、交易商协会、发改委几个主管单位也在加强监管协调。你认为接下来加强统一监管下，应该特别注意什么？

高坚：我们能做和要做的是在改革中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效率及监管能力，来解决风险问题，而不是通过行政办法替代市场。

很多时候，系统性风险是由于监管不当导致的。英国和美国历史上都有这样的实例，他们也是通过不断学习才建立起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21世纪》：你提到“用行政办法替代市场”，很容易让人想起“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目前是否还没走出这个历史循环？

高坚：没走出来。从这轮严监管，打击影子银行、表外业务来看，金融的问题还是很多。

大家说金融要服务实体是对的，但不全对，因为金融自身也需要发展。我们金融市场深化不够，所以一监管，影子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就全断了。

金融体系效率最重要

《21世纪》：如果规模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高坚：最重要的是金融系统的效率。

中美竞争本质上是知识和制度的竞争，制度其实就包括金融体系，竞争的是金融市场的效率。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市场自动就实现了去杠杆。去杠杆效率高，经济恢复得就快，更快进入增长期，然后就提高利率；新兴市场国家去杠杆慢，行政化，因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效率不高，不发达，经济去杠杆就慢，经济恢复得也慢，就形成利差，导致汇率贬值。

从本质上说，中美竞争的不是GDP，甚至也不是技术，而是市场的效率，是制度效率，包括金融市场的效率。

《21世纪》：金融效率在债市上主要有哪些表现？

高坚：首先是产品创新。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以公司债市场为主，经过长期发展和深化，信用和期限品种多样化，衍生产品市场发达，为服务实体经济奠定了基础。

另外，流动性也是一个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尺。美国经济出现了危机，为什么大家去抢美元资产，那是因为美元资产流动性最好，在危机的时候想卖就能卖出去，想买资产就能买进来。

从国际经验来看，债市的重要性大于股票市场，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器，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也大致如此。未来我们的金融市场发展，首先要集中在债券资本市场上。比如人民币国际化，没有债券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也不可能实现。

《21世纪》：未来金融体系深化改革、金融效率提升，关键是什么？

高坚：金融市场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要支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就是金融自身的发展，也就是金融的深化。金融市场的效率体现在资本效率上。近些年来，我们的资本产出比率下降，说明资本效率下降。

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有不同的主线。

一条主线是专业化，这和其他产业发展相同。通过专业化，金融自身发展演变出资本市场。随着专业化的发展，就必然产生与之配套的量身定做的服务。现在贷款逐渐由公司债市场的专业化、标准化产品所取代，银行更多做量转向定做产品。

第二主线是标准化。债券是债务的标准化；股票是股权的标准化；期货是远期合同的标准化，期权是不确定性的标准化。CDS是保险的标准化；资产证券化是各类资产的标准化。标准化就是为了方便交易，分散风险，大额度可以分解成小额度。

第三条主线是扩大交易对象，把各种合同安排产品化，标准化，从而可以进入市场交易。衍生产品市场是沿着这条主线的深化，因此，金融市场不断开发出新的维度。

第四条主线是风险分散和风险控制。资产负债管理和资产组合管理是通过分散风险进行风险管理，而资本充足率、准备金等是通过合理比例关系控制风险。

民企需要高收益债市场

《21世纪》：信用债方面，违约增多以后，大家开始意识到评级的重要性，但现在评级机构已经快没有评级符号可以用了。怎么看评级的问题？

高坚：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监管出于风险考虑，会给金融机构设定所投资债券的门槛，比如保险公司的门槛是AA级以上。

二是机构自己的考核。例如，机构买了100只债，其中95只还本付息，5只可能违约，但算总账回报还不错。这涉及考核时是总体考核，还是分项考核，必须明确。这对于金融机构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你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关键是债市不够发达，市场曾一度有过“中国债市能不能容下民企”的质问。过去半年，民企发债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应如何破解？

高坚：中小企业、民企融资难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目前债券资本市场就像贷款市场，需要有抵押、有担保；而一个真正的债市是靠信用。同时，国内也没有高收益债或者说垃圾债市场，无法让不同信用的主体都进入市场发债融资。

美国垃圾债市场很发达，很多中小企业可以很方便的融资，小公司和经营差的公司也能募资，不过募资成本高，但总能在市场上定价。反观我们，AA以下的民企和中小企业几乎不可能融到资。

《21世纪》：金融开放是今年的热点，债市开放力度较大，从去年7月“债券通”落地以来，流入的增量资金已有数千亿，但目前境外机构主要购买的还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债市开放是否有助于高收益债市场的发展？

高坚：开放肯定是必要的。国内为什么大家都不给中小企业贷款？肯定是有风险大家怕承担责任，外资行思维方式不一样，他们会看中高收益市场。

民企的高收益债本身就有很多机会，外资评级机构的技术和经验都比我们多，进来后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至于“债券通”，如果出发点就是让资金进来，那就是忽略了开放更重要的目的。吸引资金进来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市场打通，让中国市场完全国际化。从这个角度看，“债券通”目前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

“政策底”不是个好概念

《21世纪》：对于开放中的债市，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监管有哪些方面需要调整？

高坚：监管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还是保护上市公司利益？还是保护证券公司利益？这些基本问题没弄清楚，监管的理念就有问题。

《21世纪》：健康的监管理念应该是什么样的？

高坚：不复杂：为市场服务、为投资者服务、规范透明。为什么两年前南非的金融监管评为世界第一？南非的金融业规模跟中国比肯定小得多，但照样监管得很好，说明监管好坏是有标准的。

监管部门应该制定规则，然后监督规则的执行，而不是盯着价格和市场点位。现在大家都在判断“政策底”，这“政策底”不是一个好概念，因为不是市场化的东西。

《21世纪》：改革并非易事，尤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你有什么想对未来的改革者说？

高坚：首先改革要付出交易成本，因为有利益集团的反对。改革是公共产品，有外部性，改革成功了，多数人有好处，但改革的人需要付出代价。改革需要政府中的“企业家”，要有自我牺牲、勇气、执着，放弃自己的利益。

其次，实现改革的路径要有共识，而路径中，怎样走第一步又尤其重要。第一步的选择要阻力小，又要和以后的目标相连。

第三，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政府的任务是建立市场规则，同时要承担起教育市场参与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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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下，一家市值近百亿的大型民营企业是如何在被推进“ICU”后，又一步步走向新生？

这家大型民企A集团注册资本数亿元，实际控制近20家企业，主营贸易、物流仓储、房地产、电梯设备制造、实业投资等板块，经营收入主要来源贸易、电梯制造、房地产板块。截至2018年9月末，A集团总用信敞口23.74亿元，其中农业银行用信敞口10.22亿元，抵押率70.78%，内部关联保证率20.10%。



而在2015年风险暴露时，A集团金融机构总授信为37.63亿元，敞口35.85亿元，农行敞口12.65亿元。

经过三年的风险化解，A集团整体用信敞口减少12.33亿元，其中农行减少2.43亿元，抵押率提升14.89个百分点。

目前与2015年10月刚出现风险信号时对比，A集团抵押率从37.48%提升至70.78%，集团内部关联保证担保从62.52%下降至20.10%。同时，转型初见成效，现金流压力得到缓解。A集团预计2018年度现金流入约10.65亿元，年度财务费用约1.2亿元，现金流较为充足。

无论对于民营企业、国企、银行还是地方政府，通过时间换空间，从“三输”翻盘为“三赢”，这不仅仅是银行一方的功劳，而是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协同推进的成果。

A集团从困境中翻盘重生的这三年，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百亿民企的ICU重生术

作为A集团主要债权行的农行浙江省分行，其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A集团经营出现风险的原因是：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大，资金大量被非主业占用，造成现金流紧张；另一方面，作为主业的能源仓储项目投入大，项目产生收益较慢；再加上大宗商品贸易业务逐步萎缩，造血能力进一步降低，造成几年来资金链非常紧张。

同时，A集团内部关联担保严重，涉及担保链风险。最初出现风险时A集团各成员企业内部关联担保2.75亿元，占总敞口的21.74%。

企业就像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针对A集团，浙江农行做了一场长达三年的大手术。

2013年A集团就开始出现资金紧张的风险信号。对此，浙江农行一方面给予利率优惠减轻其财务压力；另一方面全面摸排A集团及实际控制人的资产情况，并与企业沟通督促其处置资产、降低担保“减肥健身”。2014年，A集团出售上海某地房产套现逾两亿元。

2015年，浙江农行开始对A集团实施一整套风险化解方案。主要“治疗方法”包括：一是对A集团用信主体进行整合，将原6家用信主体归并为3家实体经营企业，涉及金额近3亿元；二是调整业务品种，逐步将A集团的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及其项下的融资业务品种调整为流动资金贷款，共涉及银行承兑汇票敞口1.58亿元，贸易融资3亿元；三是优化担保方式，排查A集团未被抵押的海域使用权、商业用房、码头等资产，逐步减少关联担保比例。

2017年A集团转让位于浙江舟山的某处土地，交易金额4.5亿元；2018年转让位于舟山的某项目股权给浙江省某国企，交易金额6.7亿元。此外还出售了多处房产，获得约2.2亿元收入。

在理顺其管理模式和调整融资结构，并出售多处资产大幅“瘦身”后，最重头的治疗是促使A集团引进浙江省某国企作为战略投资者，探索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融合。

随着经营逐步恢复，收入稳步增加，2018年开始，A集团已停用政府应急转贷资金，使用自有资金周转存量贷款。

针对这起大型民企风险化解案例，浙江农行高级专家金烈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前银行“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主要出于商业考量，比如风险防控、利润回报等，无可厚非。“特别是部分银行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后，更倾向于一次性出清辖内所有信用风险，方便后续管理，但这客观上会对地方经济稳健发展、企业出险脱困造成影响。而浙江农行本届领导班子对风险有不一样的理解。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系列风险化解方案，比如成立债委会帮扶企业，通过多种化解渠道为企业瘦身、减负、盘活风险资产等，防止了区域内大规模风险的累积。”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浙江农行累计化解风险客户达1002户，贷款金额486亿元，帮助其中七成以上客户实现持续正常经营，四成以上客户基本走出困境。

小企业如何“起死回生”？

在面临困境时，怎样才能让民营企业家重拾信心“起死回生”？

比如温州乐清的浙江正亮电子电气有限公司，在2015年受宏观环境影响，销售大幅下降，货款回笼不足，2015年末销售收入仅3.16亿元，较2014年下降近30%，资金链已呈现紧绷之势。

该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制冷设备、电子元件、电器配件设备制造加工销售。

截至2015年末，正亮电子共在7家银行融资12454万元，而其当期销售额仅31583万元，销贷比达39.43%。另外，正亮电子对外担保一家企业的300万贷款，在2015年全部逾期。此外，抵押的两处土地使用权还存在价值高估的情况。

2016年2月，浙江农行为正亮电子采取收回再贷（使用政府应急转贷资金）、贷款定价不低于基准利率上浮5％的风险化解措施，并分别于2016年5月、8月、10月、11月对3560万元贷款实施收回再贷。

2016年12月，正亮电子因其在各金融机构融资总额大，货款回笼慢，变成“不良”。但农行与政府、公司及其互保企业多方沟通达成共识，2017年3月对其实施重新约期、利率调整的债务重组方式。

同时，农行牵头组建正亮电子的债权人委员会，通过债委会协调各金融机构的共同进退。2016年3月，第一次债委会在各委员的共同探讨分析下，摸清公司在各行的总授信额度及总对外担保额度。2017年，浙江银监局牵头召开第二次债委会达成同进共退的共识，做到2017年度不压贷、不抽贷，并根据2017年生产经营及融资担保情况再确定2018年度信贷支持政策。

债委会施以援手，减轻了公司财务成本，重塑了民营企业家的经营信心，该公司于2017年3月恢复生产，赢得了宝贵的自救时间后，目前已能正常还本付息。2018年1-9月，正亮电子的销售收入6728万元，净利润300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50%左右。

目前，正亮电子在农行贷款余额2697万元，与最初出现风险时比，减少近两千万元。

在帮助民企起死回生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功不可没，除了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外，也拿出了真金白银支援。

12月3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翁建荣在“浙江省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浙江省将投入千亿政府资金支持民营企业，着力在小微企业发展、优化企业融资环境等六个方面加大扶持。同时推动出台民企在贷款周期、额度、费用等方面的公平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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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理财子公司及资管新规之下银行理财产品究竟会对公募行业带来何种冲击的讨论中，争论核心在于，各方对于银行理财子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未来定位以及运作模式存在不同意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种种分歧背后，货币基金必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业内几乎无太多争议。

尽管蚕食公募现有货基份额或并非银行理财转型初衷，但其降低购买门槛之后，在收益率和申赎方面的优势，都使得与其同质化的货币基金必须直面竞争。

适应规则变化，继续深挖银行资产配置需求，成为公募面临可能来临的竞争唯一的方法。

分流苗头初现

“银行理财新规”出台后，银行理财的最低投资门槛从5万元降低到了1万元，各大银行迅速响应。

融360监测的数据显示，上周（11月23日-11月29日）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量为2175款，其中344款产品的购买起点为1万元，占比为15.82%，环比上升了7.06%；尤其在结构性存款中，1万元门槛占比为46.27%，接近一半。

继“理财新规”之后，这一起点近期再迎调整。在最新出台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中，没有给银行理财设置销售起点，这意味着，银行理财的投资门槛有望进一步下降。

这直接对公募货币基金带来了冲击。华南一位公募人士直言不讳地向记者指出，“债基还好，货基简直是被秒成渣渣。”

上述人士表示，其公司旗下的王牌货基产品由于一直挂在某大行APP销售，取得了非凡的规模增长，但如今银行理财门槛降至1万，该货基必须和银行理财产品直接“正面刚”。“客户现在面对的就是直接在银行理财和该货基之间做选择，尽管接下来具体影响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未知，但我们预期偏悲观。”

“最近真的是焦头烂额”，上海一位公募人士郑睿（化名）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达了其焦虑。郑睿表示，“银行理财对货基是碾压式的压力，分流是必然的。现在短端利率较低，货币环境较为宽松，货基收益本身就不高，再加上理财挤压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对货基后续发展不乐观。”

郑睿公司同样有一款“宝类”货基产品（简称“货基A”）挂靠在某银行销售，然而该产品在上周某个交易日内快速赎回量陡增。郑睿认为，这与该货基近期收益率跌破3%，而该银行同质化的某系列理财产品（简称“理财B”）收益率却维持在高位息息相关。

郑睿分析称，“以最近某日为例，货基A和理财B收益差额达八十几个BP，这直接加剧了客户的快赎行为。”

自今年下半年以来，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下行一直备受关注。据Wind数据统计，12月6日市场上绝大部分货基7日年化收益率均在3%以下，部分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甚至已经跌破2%。此外，12月6日市场上货币基金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为2.785%，而去年底货基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为4.582%，足见今年货基收益下滑之猛烈。

除了收益率不具优势外，令郑睿及其公司担忧的还有理财产品在快速赎回方面的性能优势，郑睿认为这也是货基A近期赎回量突然加大的原因。

郑睿解释称，“比如理财B和货基A都不收取赎回费，并且支持每个自然日0:00-24:00本金赎回实时到账。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客户如持有10万理财B，他可以在任意时间点将10万本金赎回并且实时到账，而货基A在T+0赎回新规之下，只支持每个自然日1万赎回实时到账，在快速赎回性能上无法与理财B相比。”

郑睿表示，“银行理财购买门槛显著降低，客户群体迅速扩大，开启与公募货币基金同质化、直接性竞争时代。加之其在收益率和快速赎回的优势，可能会促使货基A潜在客户转向购买理财B，甚至存续客户赎回货基A购买理财B。”

郑睿还提及，以往货基A也曾经出现过快赎量较大的先例，但这种情况一般是在季末、月末，主要是一线网点需储蓄存款，客户经理引导客户赎回货基；二是发生在周末大量散户需要消费的场景。而货基A此次快赎大增发生在月初，也并非周末，排除是前述两种情形。

尽管个案并不意味着银行理财对货基造成的分流效应已经明显形成，但这不失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货基版图改写可能

银行理财冲击之下，公募货基版图会否改写？

据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末，货币基金规模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天弘、建信、工银瑞信、易方达、南方、博时、鹏华、招商、汇添富和平安大华，这些公司分割了行业货基规模的半壁江山。

统计显示，上述10家公司今年三季末货基规模均在2000亿以上，合计规模为4.64万亿，占全行业8.26万亿货币基金规模的56%。其中，除天弘的1.57万亿以外，建信和工银瑞信三季末货基规模都在5000亿以上，而易方达货基规模在4000亿以上。

若考虑银行理财对基金公司冲击，这些货基头部公司显然要面临更大压力，尤其是部分受益于委外爆发而在这两年迅速壮大的公司，而今也可能因为规则的变化而面临重新洗牌。

“作为一家以固收见长的公募基金公司，我们也非常关注银行理财及理财子公司对公募固收业务尤其是货币基金业务的影响”，其中一家大型银行系公募基金公司副总经理李越（化名）向记者表示，“货币基金明年的收益率走势，以及货基面对资管行业规则变化之下的未来发展形势，将是我们明年最为关注的方向。”

不过，李越表示并不担忧。他指出，“我们在做大货基的同时，公司整体的固收业务也形成了丰厚的积淀，从投资、客户、渠道、规模，再到业绩都展现了优势。我们认为，即便货基或受冲击，但未来银行的固收配置需求仍然广阔，而头部公司尤其是有银行系背景的公司仍然具有优势。”

李越进一步谈及，面对资管新规的挑战以及监管带来的新业态形式，公募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适应规则，哪家公司适应得最好就最有机会胜出。“我们能够在这两年取得突破，就是因为抓住了行业生态变化带来的机会。未来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巩固在固收方面的优势，在竞争中寻找机会。”

关注银行配置需求

正如前述李越所言，行业变革之下，公募并非没有机会。

银行在固收资产配置方面的需求依然存在。华南一家银行系公募相关人士张君指出，在货基可能受较大冲击的背景下，公募必须加强主动管理能力，积极跟进银行的固收资产配置需求，这也是公募今后的重点拓展方向。

张君表示，“大基金公司基本都有加强固收主动管理能力建设的意识，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针对银行资金的资产管理配置需求。今年基金公司在债券指数产品方面的突进，就是为了为大资金做资产配置时提供底层资产。我们认为银行理财子公司以及银行理财确实会对货基造成冲击，但在债基这块的影响到底是正还是负，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张君谈到，“一方面，目前有理财子公司的银行并不多，更多银行还是和以前一样，有固定资产配置需求；另一方面，银行理财子公司承接的是大规模的存量资金，这些资金要走自建投研体系的道路我们是怀疑的，我们认为这类资金依然是需要做资产配置的。”

另外，亦有银行业人士提及，银行的老本行是经营信用风险来赚钱，和公募的经营逻辑是非常不一致的，因此我认为银行理财子公司发展成和公募一样的资管机构可能性较小。而且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理财子公司自建投研体系的条件都不充足。

因此，至少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募依然还有时间来适应行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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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伦通业务券商筹备已有两个月，科创板筹备工作也已满月，券商的筹备工作都有了新进展。

“我们选好企业的名单已提交给了交易所，现在投行部门中高层都在忙着跑企业沟通和调研，有些时候也会和交易所方面聊一聊。” 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券商投行部的人士12月6日透露。

而在备战沪伦通方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符合条件的券商已经完成了申请材料的提交工作，目前等在交易所批复相关业务资管。

初选企业

11月5日，科创板设立消息横空出世，券商的筹备工作可谓是快马加鞭。

“这一个月券商就是拿方案，提意见，划名单，推进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沪上一家券商投行部的负责人6日告诉记者。

根据记者了解的最新情况，部分券商根据上交所的要求已经向上交所提交了自己初选的名单。

科创板被认为是头部企业的红利，不过，记者了解到一些中小地方券商也在利用自己的资源筹备科创板。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除了券商要提交名单外，地方政府也在梳理各自地区的科创企业储备情况，这一过程中深耕地方的部分中小券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梳理和储备了一些潜在科创板标的。

“公司上下对科创板很重视，对于券商来说科创板未来就是增量业务，现有的IPO审核节奏下，IPO业务空间已经固定，很难再有变化，今年甚至有券商至今没有企业过会上市，因此一些业务精力也转向了科创板项目的发掘中。”前述北京地区中型券商人士表示。

另有券商人士对记者表示，众多券商尤其是头部券商积极筹备科创板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此前试点创新企业（即CDR制度）实质性搁浅带来的预期损失。

“部门在测算今年收入的时候，是将创新试点企业回归国内市场发行CDR产品的收入计算在内的，因此CDR搁浅后对部门预期业务收入有很大影响，但科创板和沪伦通落地后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损失，甚至在更长远的将来，这两项业务更加具有持续性，因此公司十分重视。”12月6日，北京地区一家中字头券商投行部人士透露。

申报资格

对于沪伦通业务，券商想要参与必须获得开展业务的资格，也就是说开通之初仅有部分券商能尝鲜新业务。

记者近期了解到，符合条件的券商已经完成了申请材料的提交工作，目前等在交易所批复相关业务资格。

9月底上交所就已下发《关于启动沪伦通做市业务市场准备工作的通知》，但时至本周，上交所才公告对中国国际金融(英国)有限公司予以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英国跨境转换机构备案，这也意味着目前仅有中金公司获得了沪伦通做市商业务资格，但其他申请做市业务资格的券商仍需等待。

“我们是由自营部门团队申请做市业务资格，目前申请的券商大都没有拿到这一业务资格，都在等。”一位沪上地区大型券商自营部门人士表示。

但另一方面，仍有不少券商在参与系统测试。记者获悉在近期沪伦通的全天候市场测试中，有接近20家券商作为做市商参与了测试，包括申万宏源证券、东方证券、高华证券、中金公司等公司。参加了这一轮测试的券商也被认为有望成为首批沪伦通做市商。

除了做市业务资格，经纪业务也是沪伦通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小券商能够切入的业务点。记者了解到，上交所经纪业务的申请截止日刚刚过去，相比做市业务，申请经纪业务券商数量要更多一些。

对于经纪业务而言，客户才是核心，各地区券商营业部也繁忙起来，摸底合格投资者。

苏南地区一家中信建投营业部的人士透露：“我们现在主要做两方面工作，一是自己学习沪伦通的相关知识，同时给客户做好前期的培训工作。另外就是根据监管层的要求摸底潜在的客户。但这次门槛定得相对较高，我们营业部覆盖的客户里满足基础条件的都不是很多。”

根据上交所的规定，参与沪伦通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监管层一直在提示沪伦通初期个人投资承受能力有限，我们和一些客户沟通时也感受到了对新业务的疑虑，预估沪伦通初期不会有多少个人投资者参与，会是一个机构市场。”前述中信建投人士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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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精密（002426.SZ）12月5日晚公告称，高新资管和苏州资管出资设立、由东吴创投管理的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东吴证券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契约型）”，拟协议受让胜利精密实际控制人高玉根所持胜利精密1.73亿股（占总股本5.027%），每股3.07元/股，总计5.31亿元。



公司称，转让方主要是为了降低股票质押比例，减少质押率过高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流动性压力，本次转让股份所得资金全部用于股票解质押相关事项。

胜利精密此前公告，苏州高新区管委会拟成立支持民企发展基金，用于降低高新区所辖上市公司大股东高质押率，缓解上市公司流动性压力，以确保民营企业正常运营发展，胜利精密就属首批重点支持企业之一。

为此，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各参与方共同设立专项基金，拟设立总规模不超过25亿的专项基金。其中，先期设立不超过5亿元专项基金。

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0月以来，各地政策发力解决股权质押问题纾困资金总规模约4000亿元。其中，地方政府纾困专项资金约1700亿元，券商资管计划及发起的专项基金约1200亿元，险资驰援计划约800亿元，专项债约40 亿元。

卖股权纾困

对此，深圳一家私募投资机构负责人直言，所谓引进战投，其实质就是卖股权纾困，这也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们为自己以往的过度融资行为而付出的代价。

12月6日，针对公司引入国资系战投，克明面业（002661.SZ）证券部工作人员回应称，公司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主要是基于公司未来发展注入新能量新资源，为公司投资者增强信心考虑。同时控股股东降低其股权质押率，能更好地控制风险。

此前，公司控股股东克明面业集团累计质押13550万股公司股票，约占总持股数的91.6%。

除了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外，上市公司自身流动性也很紧张，仅短期负债就近12亿，财务费用达2000多万。近期，公司又发行了公募债，财务费用还将增加。

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克明面业固定资产投入主要集中在近两年，主要用于投建新疆保税区生产基地、河南遂平驻马店一体化生产基地、延津方便面工厂、延津面粉工厂等。按公司现有规划，今明两年仅固定资产投入将达12亿到13亿左右。

同样，据胜利精密10月17日披露，高玉根共持有公司94184.54万股，占总股本27.37%，已累计质押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3.72%，占总股本的25.65%。

今年前三季度，胜利精密实现营收128.16亿元，同比增长7.5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7亿元，同比下降21.9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9亿元。

对于类似胜利精密这样的公司而言，好消息是，仅11月来，包括上海、福建、广东、安徽、山东、江苏、深圳等地在内，已有多达11个地方相继宣布成立纾困基金。

12月5日，由广发证券、粤财控股、工银投资、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广发信德联合筹建首期规模为50亿元的纾困基金——广东新动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动能基金）在广州举行签约仪式。其中，仅广发证券就出资10亿元。

高质押现转机

Wind统计表明，自11月以来，除胜利精密、克明面业以外，另有25家上市公司亦得到了纾困基金救助，分别包括天茂集团（000627.SZ）、拓维信息（002261.SZ）、国立科技（300716.SZ）、*ST尤夫（002427.SZ）、亿利达（002686.SZ）、大北农（002385.SZ）、康盛股份（002418.SZ）、赛为智能（300004.SZ）、弘高创意（002504.SZ）、联创电子（002036.SZ）等。

与此同时，在纾困基金救助下，上市公司高质押危机已现转机，股权质押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如赛为智能就称，纾困资金用于置换前期股权质押，届时，公司控股股东周勇累计被质押股份数占总股本比例降至9.03%。

据民生证券研究院统计，自今年10月以来，A股低于股权质押估算平仓线和警戒线的市值规模已有所减少。

其中，11月解除质押股份市值为1906亿元，较10月增长29.88%,解除质押规模为2017年7月以来的新高。11月有股东解除质押的上市公司家数为539家，较10月增加13.71%；11月发生解除质押交易1690笔，较10月上升32.55%，上市公司解除质押家数和交易笔数均为2017年以来的新高。

相比之下，中小创质押比例仍高于全市场。以质押股份市值占全板块市值比例看，中小板、创业板与全A分别为19%、17%和10%，以跌破估算预警线的质押股份市值占全板块市值比例看，中小板、创业板和全A分别为9.24%、3.68%和4.33%。

特别是传媒、纺织服装、轻工制造、计算机、电子等行业股权质押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传媒、纺织服装和轻工行业股权质押市值占行业总市值比例最高，均为20%以上。

同时，传媒、计算机和纺织服装行业跌破股权质押估算警戒线的公司质押市值占行业总市值比例最高，均大于10%；传媒、计算机和轻工行业跌破股权质押估算平仓线的公司质押市值占行业总市值比例最高，均大于6%。

对此，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在不算银行贷款情况下，当前预计中央和地方纾困资金总计约4000亿元，约占股质总规模的9%左右；这些地方国资和非银都有较强的投研能力和整合资源优势，承接这4000亿元的上市公司可能是所有质押爆仓中资质较好的，后续还可能会有追加，但总体上大概在千亿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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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外上市公司股东提供的质押融资服务，正随着出海上市事件的增多而兴起。

“这项业务资金主要来自内地的国有机构闲置资金。”

伴随“出海”上市企业数量的增多，更多投融资模式也在悄然酝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日前从多家境外上市公司股东处获悉，目前部分投资机构正在面向境外上市公司流通股股票提供质押融资业务。



据一位了解该业务模式的境外上市公司股东透露，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有股票过户、非过户两种方案，根据方案不同融资方也将承受不同的质押率折扣和融资成本。

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境外市场通常缺乏涨跌停机制，因此单日的剧烈波动容易给此类业务带来较大风险，但也有分析认为，在流动性和股价稳定性保证下，境外股票质押的风险仍相对可控。记者同时获悉，不少券商也期待能够拥有开展此类业务的创新空间。

境外股票质押详解

为海外上市公司股东提供的质押融资服务，正随着出海上市事件的增多而兴起。

“这项业务资金主要来自内地的国有机构闲置资金。”一位了解境外股票质押业务的人士表示，目前该业务的质押标的股可涵盖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境外市场。

据该人士介绍，由于上述业务横跨多个市场，缺乏统一的质权登记部门，因此在该业务的过户模式操作中，需要融资方将质押股票过户给资金融出方，因此实际上属于“买断式回购”融资。

“这种模式下，股票需要过户到资金融出方这里，但收益风险仍然由融入方承担，在完成过户后还需要签订一份收益互换协议，明确在借款期间双方的收益和风险。”上述人士称，“合同中也要约定资金融出方不可以在进行质押、做空和出售。”

记者了解到，该业务的借款期限相对较长，通常不低于2年，融资总体成本在7%-9%；而质押率则一般能达到60%-70%之间。

“这一质押率目前普遍高于A股水平，可能会对不少境外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相当程度的吸引力。”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金融分析师认为，“这可能和海外上市公司整体估值更低，同时整体质押率相对较低有关。”

另据一位从事该业务的人士透露，对于部分优质境外股票可以给予相应的补仓条件。

“并不是低到折扣后价格时就会要求融资方补仓，而是连续多日股票低于折扣价20%时才会。”上述从事此类业务的人士表示，“比如一只股票10元钱，折扣率60%，那么跌到6元时并不需要补仓，只有再跌20%达到4.8元并维持连续三个交易日以上时，才会要求融资方补仓。“

除上述过户质押模式外，还有非质押过户，但需对质押标的股进行质量遴选，同时融资方还要承受更高的借款利率和更低的质押率。

记者同时了解到，上述质押融资不止针对大股东，还可面向自然人或中小机构股东开展，当融资方为自然人股东时，需提供证明股票仓位的银行账户信息和个人账户；而融资方为机构企业时，除提供股票持仓证明外，还需提供法人护照、法人代表证明和营业执照。

这也意味着，该业务有可能成为部分港股、美股投资者的配资工具。“通过质押融资可以对股票再投资，相当于放杠杆。”北京一家私募机构美股交易员表示。

券商期待涉足

面对新兴的境外股票质押业务，有券商人士认为，随着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以及陆股通等机制得以常态化运行，券商也应该有机会涉足。

“目前互联互通机制越来越多，监管层也可以考虑让券商试点此类业务。”华中一家上市券商董秘表示，“券商的自营盘中，本身已经有通过陆股通买入的港股了，所以券商本身也在承担港股的市场风险。”

在其看来，伴随着境内公司出海上市的增多，该类业务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目前做这部分业务的机构并不多，具有一定的市场开拓空间。”前述董秘表示。

虽然境外股票质押看似蓝海，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境外资本市场大多不设涨跌停机制，这将给股权质押融资带来较大的风险。

“美股、港股不设有涨跌停限制，如果拿这类股票做质押，一旦遭遇当日大幅波动，资金融出方的风控空间将会很小，操作也会很被动。”前述私募机构美股交易员坦言。

但在券商人士看来，股票质押风险并未随着涨跌停机制的安排而消失。

“境外股票最担心的是出现黑天鹅事件，一旦当日股价瞬间跌破预警线，将会给资金融出方带来损失。”一家中字头券商信用融资部人士表示，“但相比之下，不是说A股的股权质押就没有风险。A股的涨跌停限制以及随意停牌也会对资金融出方的资产处置带来难度。”

在该券商人士看来，股票质押业务最重要的基础，仍是股票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和股价稳定性。

“最重要的还是股票和市场同时兼具流动性，是否设立涨跌停其实不重要。”上述券商人士坦言，“拿涨跌停机制来说，A股市场的这一机制，某些时候反而遏制了市场的流动性，进而造成更大的质押风险。”

该人士的说法不无道理。据中证登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大股东质押股票活动中的疑似平仓市值仍高达2.92万亿。

而据接近境外股票质押业务人士透露，在标的股票的选择上，资金融出方也提出了相应的流动性要求。

“目前准入要求并不高，根据不同的股票，每天的交易金额、换手率超过一定指标并保证交易真实，且状态持续15个交易日以上即可。”上述接近该业务人士称，“也不是什么股票都能做，因为有的仙股存在被资金‘操纵’出一定规模成交量的情况，资金方也会对这种问题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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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智能家居市场持续成长，作为智能家居首道入口的智能门锁也逐渐呈现爆发之势。据全国制锁行业信息中心预测，在未来的5-10年内，我国智能门锁的总需求量将超过3000万套，整个行业的总产值将突破千亿元大关。

小米、360、联想、美的、海尔等企业先后入局，进一步加深行业竞争。目前，智能门锁行业的参与者已覆盖互联网公司、家电巨头、老牌安防企业、智能家居创企以及传统门锁/五金企业五大类。但行业疾速扩容的同时，产品同质化、用户体验差、价格战抬头等问题也应运而生。

互联网企业往往为了快速获取销量和用户，将价格打得很低，甚至触及行业最低成本，加剧了智能门锁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和无序状态，各类企业对于智能锁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在零匙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郭戈力看来，由于每家企业的关注点不一样，如小米关注点落在智能家居，360更关注整个安全，家电企业则更多是希望成为其智能集成系统的一部分，现在大家都处于探索阶段。他指出，“中国智能锁的家庭使用率不超过5%，未来五年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投资新宠

《中国智能门锁产业白皮书2017》显示，2014年-2017年7月，国内智能门锁行业发生了22例融资，占整个智能家居总额的10%左右，融资以天使轮、A轮为主，金额在数百万到上亿级别不等。

今年以来，智能门锁投资热度依然未减。先是3月德施曼宣布获得红星美凯龙、好太太、分享投资等联投，投资金额过亿元；相隔几天后，去年9月方成立的广东曼申也宣布获达晨创投数千万Pre-A轮融资。5月VOC透露“计划2020年在A股上市”，预期筹资规模5亿元；7月，云丁科技完成2.7亿元C+轮融资，创下智能门锁最大单轮融资纪录；11月，果加智能获1.5亿C轮战略融资……

在此之前，亚太天能（833559）、金大田（870004）、钜士安防（871457）等企业已成功登陆新三板。记者翻阅财务数据发现，2015-2017年三家智能门锁公司的营收都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亚太天能和金大田营收分别从约6851万元、9222万元提升至约1.3亿元；钜士安防则从约2273万元增长至约5441万元，平均增幅达90%。

“目前整个智能锁在B端的普及正快速增长。”郭戈力告诉记者，该公司去年投标万科的时候对方估计一半项目需要智能锁，但从今年的情况看来，超过八成装修系统都选择使用，“对于新增住宅项目来说，智能门锁已逐渐成为标配。”郭戈力说。

而海尔智慧家居相关负责人则认为，智能门锁的普及与智慧家居的落地息息相关。“门锁是用户进入家庭第一件接触到的硬件设备，同时也是整个智慧家庭安防的重要构成。随着市场对智慧家电、家居的逐渐接受，门锁在未来也会被赋予可能互动的可能。”

除了住宅和智慧家居，近年国内酒店数字化改造、长租公寓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增加了智能门锁的使用场景。据郭戈力透露，该公司目前已成为万科、阳光城、蓝城等企业的重要合作伙伴，未来将开拓更多商业性应用场景，包括企业办公、音乐、学校、教育、工厂、公共建筑、旅游景点等。

洗牌在即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我国智能门锁品牌已超过3500个，生产企业超过1500家，接近传统机械制锁企业的数量。据《中国智能门锁行业半年报》披露，智能门锁行业2018年上半年的订单数据同比增长一倍多，达830万套左右。同时，整体价格在走低。

记者注意到，在刚过去不久的双11，智能门锁行业厮杀声可谓此起彼伏。360一波“献祭流”打法，以699元的价格抄底行业；小米生态链的鹿客、绿米则瞄准千元市场；联想智能锁新品上市一个多月，产品价格直接从2899元降到双11当天的1099元。最终，鹿客以全渠道销售额超1.83亿元、总销量超12万台的成绩，刷新了智能门锁在双11的销售纪录。

“过低的价格对创业公司或传统五金企业带来很大压力，因为不盈利则意味着淘汰。”上述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公司以低价或者成本价切入智能锁市场，如何保证售后服务是一大挑战。“一旦涉及售后服务，就意味着必须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保证服务质量，而这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事情。”

别说智能门锁，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子门锁，主要通过指纹、触屏等方式取代传统的机械钥匙开门方式，一旦出现问题，非传统“开锁匠”所能解决。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遇到使用问题时联系当初购买的经销商，却被告知只是代销，需要另外联系售后人员，过程非常折腾。而这种“管卖不管修”的情况在线上渠道更为严重。在当地师傅安装好门锁后，消费者一般很难直接联系到厂商寻求售后服务。

多灵科技业务发展总监孙军认为，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智能门锁最关键的是售后服务。“当用户的智能门锁出现问题后，需要企业立刻提供售后服务，这时用户对等待的容忍度是非常低的，不像智能音箱或者其他产品。”孙军认为，这决定了智能门锁是一个强服务驱动的行业，在越发强调用户体验的当下，必将迎来一轮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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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不良资产行业参与者已形成“4+2+N+银行系”的多元化格局，其中的“N”为民营持牌或非持牌AMC的合伙人。

尽管不良资产行业迅速发展，但杭州一家民营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徐斌（化名）感到有苦难言。一方面，所收购的资产包中民营企业的生存艰难让他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从事不良资产相关工作多年，至今公司无法盈利，近两年压力更重。

浙江省的不良市场参与者包括四大AMC，以及三家地方AMC。2017年，浙江在国家规定每个省份两家地方版AMC之外，还获额外的“准生证”，增设了一家。

这7家构成了浙江不良资产收购的主要上游，而更多的当地民营机构从中嗅到商机，成立了数百家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不良资产的二级市场，位于处置管理和退出的终端环节。

民企不良的源头

由于直接参与产生不良的民营企业的重组，徐斌对民企的困境感慨颇深。

今年上半年，徐斌从四大AMC收来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资产包，这家公司总负债本金是8000多万，抵押物主要是厂房。AMC按照四折即3000多万的价格买入，再以6000多万的价格卖给了徐斌所在公司。

这家公司的老板向徐斌大吐苦水：“以前一颗螺丝钉的成本是0.6元，卖出是1.4元；2017年后，汽车降价，螺丝钉市场价降到1.2元，而此时的成本价升至0.8元，利润空间直接减半。今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原材料价格直线上涨，一个螺丝钉的成本达到0.9元，汽车进一步降价，导致螺丝钉出售价格降到1.1元。”

“每个螺丝钉只挣两毛钱，怎么养得活厂里四五百号人？”这位老板对徐斌直叹气，“现在每个月营收500万元，再扣掉税收等，整个企业的净利润到手仅剩下20万。逾期2年多了，8000万的债务窟窿实在是填不上。”

徐斌接触到的另外一家资产包内负债3000万的温州零部件企业，其命运更为曲折。这家企业曾有过相当辉煌的过去，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已每天进账3万元。2000年后的巅峰时期，同时拥有北京、上海、杭州等地400多套房产。然而受到2012年温州担保圈事件波及，这家企业陷入了“每天卖一套房都不够还利息”的绝境，为了还上银行贷款，不惜去借年化利率高达90%的民间资金，饮鸩止渴。最终无力偿付，濒临破产。

做尽职调查时，这家企业的老板对徐斌感慨：“2008、2009年那时，我很有钱，真的不想贷款。但银行行长跑到我家来，让我一定要贷款。我拿了钱也没什么地方投，只能去做房地产开发。在嘉兴开发得不成功，去杠杆后银行断贷，资金链也断裂了，最终被银行划入‘不良’。”

这家公司的老板希望能还完债务，重新恢复生产。但他的工厂早已停工，机器设备老旧，所有的资产只剩10亩土地。根据温州市场价，大约为320万一亩。徐斌在想办法把这部分土地租给其他厂家，预期获得年化10%的租金收益。

厂房租金之所以昂贵，得益于温州当地政府2016年10月开始的“大拆大整”专项行动，整顿对象是“无证无照、无安全保障、无合法场所、无环保措施”的“四无”企业，无合法场所及危房内的生产经营单位一律予以依法取缔或依法拆除。因此，很多企业开始寻求搬迁厂房，给了徐斌们盘活土地资产的空间。

对于这些民企，徐斌满怀同情：“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能保住企业化解债务危机。只有企业不良化解后，恢复生产，才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居高不下的资产包价格

民企制造业困难，处置民企不良资产的徐斌们也很难。

对于不良资产包的定价，徐斌认为早就超过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现在市面上AMC甩出来的不良资产包定价，与两年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6年以前，是三到四折的价格，现在平均八到九折，甚至没有折扣，AMC机构说这已经是免掉资产包里企业的罚息了。但这毕竟是不良资产，我们哪来的利润？”

2016年之后资产包定价上浮，徐斌认为，有P2P网贷在背后推波助澜的因素。“部分杭州当地的P2P直接将募集来的资金投入不良资产市场，也有企业以经营贷款的名义从P2P购买资产包。”

买方增多后，卖方AMC互相抬价。

“我们遇到最高的一次，2亿左右的抵押物有土地和住宅标的，直接抬高了一个亿的价格。”徐斌举例。即便是如此昂贵的价格，也不断地有民营资管公司入手，因为这些公司对抵押物中的房地产有升值预期。

“处置期两年一过，再去问这些民营资管公司，根本无人盈利。”徐斌苦笑。

从资金方面看，大部分民营资管公司资金成本都达到年化13%及以上。

“很多同行没有大资金支持，都是半路出家，不懂盘活资产，只知道低买高卖，根本没考虑过债权处置周期和退出问题。比如其中的物权，需经过法拍，流程起码一到两年，耗费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资金成本。有人说要处置房产，但如果物业中有人不肯搬迁，你有处理这种突发事件的经验吗？”徐斌说，“不良资产这块‘肥肉’，冲杀进来的人不一定能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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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保理资产证券化（简称“保理ABS”）异军突起。

根据Wind统计，截至今年12月5日，企业ABS发行规模达8216亿元，已基本接近2017年全年8218亿元的规模。其中，占企业ABS大约三分之一比例的小贷ABS，在2018年急剧萎缩。

与此相比，2017年以来，除了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以外，万科、碧桂园等房企开始大量发行保理形式的供应链ABS，规模快速增长。

保理ABS规模倍增

2018年保理ABS规模相较于2017年已经增长3.55倍。

Wind统计，2018年以来，以保理融资债权为基础资产的ABS发行数量达53只，发行规模435.63亿元；2017年，保理ABS发行14只，规模122.69亿元。

所谓保理，是一种基于应收账款的贸易融资模式。在商业贸易中，若出现以托收、赊账等方式结算货款，卖方形成应收账款，卖方为流动性需要，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再由保理商提供资金融通、买方资信评估、销售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账款催收等业务。保理ABS的权益为原始权益人对融资人、债务人享有的保理融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商业保理ABS已成为保理行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一位保理公司负责人表示，保理公司规模比较小，资金来源上，自有资金有限，大部分的保理公司用完自有资金后，通过再保理来获得资金，或通过ABS等手段方式来获得融资。

保理ABS始于2015年5月，在资产证券化采取备案后，保理公司即试水发起ABS。2015年，民营保理公司上海摩山商业保理发起了首单保理资产ABS项目，发行规模4.38亿元，证券分为优先A级、优先B级和次级档。

此后，保理ABS增长较快。除交易所市场外，银行间市场也开始接纳保理ABN。如2018年7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资产支持票据注册金额为50亿元，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理资产支持票据注册金额为100亿元；8月，前海结算商业保理获批资产支持票据注册金额为60亿元。

上述保理公司人士表示，ABS要求应收账款资产信用等级高，通常成本是比较低的，但保理公司的融资成本和所放出资金获得的收益相比就比较低了。

对于保理公司发行ABS的准入条件，一位券商人士表示，一般的标准是保理公司实缴注册资本1亿美元以上，评级AA以上，如果没有达到2A以上，需要AA+评级机构做强担保。“市面上一些ABS的发行没有担保，但资产评级依然很高，因为这些资产是有追索权的，这类资产功能类似一个担保方进行担保，资产评级越高，成本越低。”

上述券商人士指出，发行ABS的综合成本是6%-10%，ABS能给保理公司提高资产周转率，突破融资瓶颈，优化财务状况。保理公司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当中小企业需盘活应收账款时，保理公司可提供一些流动性支持。

地产借道保理融资

近期出现的新情况值得关注，部分地产商开始借助保理公司进行融资。

一位深圳地产业资深人士表示，包括一些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在内，在旗下设立一家或几家保理公司，或与外部保理公司合作，将存量地产项目打包成保理资产，在交易所转让。除沪深交易所之外，一些地方交易所的保理债权挂牌转让规模也比较大，但尚未有详细统计数据。

仅从场内保理ABS来观察，由于资产证券化一般不披露底层资产的详细情况，但从保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可见一斑。

例如，11月30日，上交所受理深圳市优泓商业保理100亿元“启程1-20号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穿透股权来看，世茂地产母公司世茂集团通过5层子公司架构持股优泓商业保理，控股架构中，仅挂名“商业保理”的子公司就有四家。世茂集团旗下另一保理公司尚隽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今年已有两笔150亿元ABS额度获批，另有100亿元供应链金融ABS等已经受理。

根据基金业协会数据，2018年三季度，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备案确认138只，产品数量同比增幅1.47%；发行规模1797.87亿元，同比减少27.37%。三季度以房企供应链为代表的企业应收款类产品备案规模659.44亿元，虽然环比略降，但规模占比仍呈现上升趋势。

房企保理ABS快速增长，引起一些业内人士争议。　　一位华南资深保理人士表示：“保理本身要围绕制造业供应链上下游来做。地产ABS保理，上量是很快的，动辄百亿的额度远超一般的保理ABS，也给一些保理公司带来了利润，但需要担忧的是，保理公司还是要回归本源，深耕产业垂直细分领域，支持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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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A股市场大幅波动，不少两融投资者折戟沉沙，相应的诉讼和仲裁纷至沓来。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在今年审结的两融纠纷案例，发生背景多为2014-2016年。

对此，一家上市券商分公司人士6日分析，当年券商发展业务时，重规模不注重风控，埋下风险。“两融客户都是优质客户，同时两融利息很可观，大家为了争资源打价格战，业务风险意识比较薄弱。”彼时投资者风险意识也不够，拼命加杠杆。双方如今要为当年的激进“买单”。



今年A股继续下探，不过新的变化正在出现，有券商人士表示，监管层整顿之后券商两融升级，投资者在经历市场风险及投资者适当性教育后逐渐变得理性。

疯狂后一地鸡毛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公开资料中在今年审结的两融纠纷有43单，其中多发生在2015年股市大幅波动背景下。更有早期案例至今仍悬而未决。

12月6日，深圳一名两融投资者吴先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反映，其与某上市券商的两融仲裁仍在进行中。

吴先生向记者表示，在其两融纠纷案例中，其认为券商存在多处违约情况，比如2015年未经其同意或申请，擅自调高其授信额度；同时在2014年未经其申请，券商将其融资合同违规展期。

对此，记者6日采访该券商相关人士，对方表示以最终仲裁结果为准。

而今年审结的案例也透露出个别券商当年的违规行为。根据一份在5月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案件争议焦点为《融资融券合同》是否成立有效，背后情形则是两融投资者何某开立两融账户时未达到“交易满半年”开户条件，同时券商也违反了只能开立一个信用账户的规定。

除了券商风控问题以外，上述上市券商分公司人士还表示，业务开展初期投资者风险意识不足，希望把责任“转嫁”给券商。

据记者查阅，在8月审结的案例中，两融投资者陈某其信用账户某只股票在2015年7月出现连续跌停，跌至平仓线，随后券商强行平仓。据陈某委托代理人表示，实际操作融资融券账户的为陈某母亲，陈某母亲认为券商应按照国家救市政策保持不动，要求解除融资融券合同，同时不承担损失。

而在今年，A股连续下行，两融投资客损失惨重，纠纷并未减少。以中信证券为例，截至三季度末，公司除了存量两融纠纷外，今年还新增2单，两名客户在年中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合同约定的平仓线，且未能补足担保品。中信证券在强制平仓完成后，发现客户仍未还清全部负债，因此提起仲裁。

新的变化正在出现。一家大型券商两融业务负责人6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自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高以后，客户理性在逐渐增加，券商留痕和自我保护意识也在加强。“纠纷不会少，但投资者的理论和观点会在投诉阶段就能得到解释和澄清，双方纠纷不会上升到法律程序。”

强平最优解之困

强平是很多纠纷的缘起，但在券商人士、律师等圈内人士看来，它也是保护双方利益的最佳选择；然而投资者利益在强平过程中如何得到最大的保护，仍是市场共同探索的话题。

上述深圳吴先生正遭遇着这样一桩烦心事。事件导火索为2016年底两融账户某只股票连续下跌，随后触发平仓条件。

因为股票处于停牌状态，只能在复牌之日强制平仓。根据吴先生陈述，券商并未在复牌后及时平仓，而是在其再度停牌，后复牌持续下跌之后才进行强平，致使其损失自有资金约500万。

券商方面表示，吴先生多次表示希望延缓强制平仓，由其自行进行平仓，因此直至2017年9月底才开始进行平仓处理，并于当年12月底完成强平。截至强平完成，吴先生未偿还融资负债约1000万元。

因为没有及时平仓，客户损失扩大，亏空高达千万之下，平仓应该由谁来完成，在什么时点完成，则成为这次案件争议的焦点。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寇星明6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国务院2014年颁行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强制平仓应是券商的义务。“强制平仓事由出现时，及时按照约定处分担保物是证券公司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所谓‘按照约定处分’仅是对强制平仓行为的时间、条件、金额、方式等作出的限制性规定，而非授权性规定。依约定方式处分，并不能免除证券公司的平仓义务。”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智斌则有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强行平仓是券商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也就是券商不会因为未及时平仓而分担损失。但是，如果券商接管了信用账户导致投资者无法自行平仓，而券商又放任股价下跌不平仓的，投资者有权要求券商承担部分损失，法庭也会酌情支持。”

上述大型券商两融业务负责人从实务工作角度表达了相反观点，在他看来，前述提及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就是给证券公司在平仓处置时一定的裁量权。“2015年监管层出台融资融券相关规则就有这方面考虑，之所以没有要求券商对客户立即平仓，主要是因为从2015年实践情况来看，立即平仓对客户来说不是保护。”

与深圳吴先生完全相反的案例也有出现。今年年中有媒体报道，国元证券与一名李先生两融纠纷始于2015年8月，争议焦点在于当李先生盘中账户维保比例低于约定115%时，国元证券进行瞬时平仓行为是否合理。

如何强平才是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这类争议在不同案例中反复上演。

寇星明认为，强平规定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时是很复杂的。“平与不平，在哪个时点、以什么价格和数量强平，对结果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或偏差，很难确定什么是最优方案、有没有最优方案。在里面其实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和经营风险。”

寇星明坦言，资本市场相关各种民事纠纷领域，个人投资者行权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障碍，比如维权成本、维权周期、举证困难、立案困难等等。“证据搜集整理上，很多证据都在机构，搜集整理比较难；技术上计算损失很难，比如什么是最优方案很难确定；立案环节难，有些案件需要以前置行政处罚结果为依据；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上下位法和新旧规范性文件的冲突等。”

对于强制平仓的纠纷，王智斌认为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一是证券公司是否依约通知投资者补充保证金，二是强平的价格、股数是否合理，三是对于强平时机的选择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这些关键点通常也是诉讼中的争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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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12月8日，一位中国投资人指控腾讯音乐的联席总裁，称其利用谎言和威胁让他出售了一家公司的股份，而这家公司最终成为中国最大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的一部分。腾讯音乐本月可能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筹资12.3亿美元。

　　这位投资者在中国的仲裁程序中对腾讯音乐、腾讯音乐联席总裁谢国民以及其他人作出了上述指控，他于周三在美国提起的诉讼中重申了这一点，并寻求腾讯音乐首次公开募股的四家承销商提供文件。腾讯音乐是中国最大社交媒体公司腾讯控股的在线音乐部门，计划于12月12日在美国上市。

　　在仲裁中，Hanwei Guo声称，他在谢国民多次邀请后于2012年向一家名为海洋音乐（Ocean Music）的实体投资了2600万美元。他表示，谢国民当时承诺该公司将在两年内实现盈利，并将在三年内在美国上市。Guo在纽约联邦法院提交的文件中称，虽然该公司获得了总额达1亿美元的投资，但他被告知该公司业务失败并且他应该出售他的股份。他在法庭文件中称，谢国民及其助手雇人对他进行威胁。

　　法庭文件称，“面对威胁、胁迫和恐吓，并且遭到拒绝提供能够揭示海洋音乐真正价值的信息，Guo卖掉了他的股份，”而谢国民在此之后进一步把公司打造成“流媒体巨头”。

　　Guo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根据法庭文件，Guo在仲裁申请中要求归还其部分股权并补偿他可能已经实现的收益。

　　Guo的律师Tai-Heng Cheng在一份声明中说，腾讯音乐银行顾问所掌握的历史财务文件和信息可能跟Guo的诉求高度相关。Guo在诉讼中寻求从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在内的承销商获得相关信息。

　　腾讯音乐、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拒绝就诉讼发表评论。摩根士丹利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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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纪委监委对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栗建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栗建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礼金，违规使用公务用车;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为谋取人事利益，给予他人财物;违反廉洁纪律，给予他人礼金;违反工作纪律，对主管工作存在违规问题失职失察;违反生活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参与赌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贷款审批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犯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他人财物，涉嫌犯行贿罪。

　　栗建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长期担任金融企业领导，本应牢记党的宗旨，遵纪守法、勤勉敬业，但其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并涉嫌犯罪，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山西省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山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栗建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栗建强简历：栗建强，男，汉族，1958年12月生，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9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大同市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2002年7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大同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2005年9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运城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2007年7月，任太原市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2009年2月，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2009年8月，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2018年10月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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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大波代父卖酒的营销广告在网络上刷屏。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放弃高薪或者城市生活，回到贵州茅台镇老家帮助父亲卖酒。虽然这些酒最低每瓶能卖到16.5元，但操盘者大多对标贵州茅台，部分广告甚至表示“我们对天发誓，比1500元的某台酒还要好喝。”《金证券》记者注意到，如此营销遭到白酒圈内人士的猛烈抨击。

　　茅台酒厂老板都有个立志卖酒的女儿？

　　《金证券》记者注意到，流传最广的版本，应该是“古有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陈静代父卖酒”。按照广告宣传，陈静24岁，遵义仁怀市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电商专业毕业。陈静先是怒揭内幕，认为市场上的白酒厂家只注重包装不注重酒品质，虚假年份酒横行，因此“做一瓶真正的纯粮老酒”成为其梦想。于是，毕业后陈静回到了家乡——茅台镇，很快融入了父亲的酒厂。她向师傅们学习酿酒，亲自把关生产质量，因为父亲酒厂没有知名的品牌，请不起明星代言，酒再好也得不到良好的宣传，所以决定自己上阵，为美酒代言，这些广告中也依次出现了陈静参与发酵、出酒、窖藏等照片。

　　如果通过百度搜索"陈静卖酒"，能跳出上万条目录，搜索"陈静为父亲好酒代言"，则显示有6万多条目录。但在这些目录中，女主人公陈静的年龄相当凌乱，有时是24岁，有时又是25岁、26岁、27岁。更不可思议的是，自称“陈静”的女子，不仅是不同的女青年，还有同一女青年与“不同的父亲”同框的画面。

　　《金证券》记者发现，“替父卖酒”的营销模式正大行其道，其基本套路是年轻靓丽的女大学生，比如李琴、小周、小丹等，均是土生土长的茅台镇人，父亲是一名酿酒师，酒坊的味道和父辈们忙碌的身影一直是最珍贵的回忆。大多刚刚毕业或者在外打拼多年后，这些年轻姑娘回到家乡，立志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家的白酒而代言出镜。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部分广告文案一模一样，仅仅是换了个主人公名字和照片。

　　眼看着“替父卖酒”广告刷屏，不少网友吐槽，“难道茅台镇的酒厂老板都有个立志卖酒的女儿？”

　　与贵州茅台同品质，一瓶只要16.5元？

　　如果细究不难发现，每则“替父卖酒”的广告中都暗藏着一家小酒企的名字，比如屡屡被提及的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醉臣酒业有限公司(下称醉臣酒业)。这家公司的官网显示，醉臣酒业成立于2016年，注册资金500万人民币，其主营是自主品牌(茅台镇白酒)线上销售，通过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公司官方网站产品进行推广。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官网并未有“替父卖酒”的相关广告，仅是在首页提醒：最近有人在盗用我们的广告图。

　　《金证券》记者注意到，这些广告均称酒厂的白酒“纯粮酿造，酒香浓郁、空杯不绝，回味悠长”，部分大力宣称自家白酒为洞藏白酒或者发霉老酒，甚至对标贵州茅台。比如茅台镇黔河酒业公司就表示，其酱香型53优质白酒与国酒茅台“同环境”“同工艺”“同材料”“同质感”，系国酒企业退休老师以传统工艺指导，把关酿造而成。

　　不少广告中出现的白酒外瓶包装与贵州茅台也极度相似，食品名称都是茅台镇酱香酒。

　　尽管有企业扯出了“我们对天发誓，比1500元的某台酒还要好喝”的横幅，但这些白酒的价格却是相当低廉。醉臣酒业在网络上销售的白酒价格均为“买一送一”，折合每瓶价格在五六十元左右，更有“小丹”代言的黔河酒业茅台镇“窖藏系列酒”，原价1194元一箱，目前1折特价直供，一箱只要99元，每瓶低至16.5元，理由是“想把祖祖辈辈延续的白酒产业发扬光大，打响自己的口碑!”

　　茅台镇网络推广乱象，被圈内集体抨击

　　“不仅有代父卖酒，还有代父卖海参、卖蔬果，如果说在初期还能凭借励志女儿与朴实老父之间的情怀营销吸引眼球，但一旦泛滥，就变成了审美疲劳。”记者接触的白酒营销圈人士表示。

　　知名白酒评论员肖竹青更是对《金证券》记者表示，“这个是骗局”。他透露，白酒行业的税负较高，消费税是20%，每斤还有0.5元的从量计税，另有16%增值税。所以，扣税以后的低价酱酒不可能是粮食酒。针对广告中频繁出现的洞藏酒，他直言，现在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洞藏就是好酒，“关键也没有那么多洞啊，我们知道酒鬼酒有奇梁洞、郎酒有天宝洞，其他的酒厂哪有那么多洞？”他认为，茅台镇小作坊企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大量小作坊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茅台镇网络推广乱象，正在伤害茅台镇酱香产区的产地信誉。

　　事实上，虽然是同一套路，但这些酒厂还发生了内讧。比如为某酒厂酱香酒代言的伟伟，就在广告中宣称发霉老酒是不良商家用特殊手法，将混合物对酒瓶进行涂抹，然后放置在潮湿处等待发霉。这种白酒和酒瓶一起储藏，发霉的酒瓶感染杂菌，进入酒中产生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这种酒不但不能喝，饮后还有可能引起中毒。至于洞藏酒，不仅起不到窖藏的效果，反而会因为山洞潮湿滋生细菌进入酒中产生毒素，洞藏酒只是商家虚构的噱头酒。

　　据《金证券》记者了解，针对眼下网络上涉嫌虚假宣传的卖酒广告，这一事件也引起了贵州仁怀市青年商会、贵州酒文化研究会、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等多家酒类协会关注。仁怀市正通过不同渠道，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另据了解，有的酱香白酒行业人士通过梳理公开信息，已发现部分广告发布者根本不具备白酒生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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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617亿美元，较10月末上升86亿美元，升幅为0.3%。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昨日表示，11月份，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受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国际油价波动等因素影响，主要国家债券价格总体小幅上涨，美元指数震荡微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上升。

　　王春英表示，今年以来，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我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展望未来，虽然全球经济金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我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将进一步增强，为外汇市场总体稳定夯实基础。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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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消息，陌陌连续两日股价下跌，截至周五收盘，陌陌报24.57美元，跌幅达9.17%，市值46.36亿美元。相较于今年6月份的最高点（53.6美元/股）股价腰斩。

　　陌陌2018财年第三财季未审计财报显示，陌陌第三财季净营收同比增长51%，达到5.36亿美元。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7910万美元增加到8520万美元。

　　近日，投资咨询公司J Capital警告称，中国视频直播平台陌陌可能存在“循环营收”的问题。J Capital分析师安妮·史蒂文森-杨（Anne Stevenson-Yang）表示，陌陌大部分的营收增长均受部分用户驱动，这些用户在打赏后可以获得陌陌75%至100%的返现。这种方式可能被用来洗钱，并估计这种行为可能影响陌陌约40%的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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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长期稳定发展，12月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发布《关于个人转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18年11月1日（含）起，对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非原始股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原始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非原始股是指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后取得的股票，以及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原始股是指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在该公司挂牌前和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

　　这是对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的进一步落实，9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对个人在二级市场买卖新三板股票比照上市公司股票，对差价收入免征个税。

　　分析人士指出，新三板比照A股征税进一步明确了新三板市场地位，有利于中小微创新创业企业融资。

　　《通知》表示，2019年9月1日之前，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原始股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按照现行股权转让所得有关规定执行，以股票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由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自2019年9月1日（含）起，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原始股的个人所得税，以股票托管的证券机构为扣缴义务人，由股票托管的证券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具体征收管理办法参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有关规定执行。

　　《通知》指出，2018年11月1日之前，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非原始股，尚未进行税收处理的，可比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执行，已经进行相关税收处理的，不再进行税收调整。这意味着在此之前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非原始股取得的所得已经征收个税，税务部门不会予以退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当在登记结算系统内明确区分新三板原始股和非原始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积极配合财政、税务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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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证监会依法对刘坚操纵“西部黄金”等16只股票案作出处罚，对刘坚没收违法所得60.97万元，并处以60.97万元罚款。四川证监局依法对袁媛内幕交易“宗申动力”案作出处罚，对袁媛处以40万元罚款；依法对唐安林内幕交易“宗申动力”案作出处罚，对唐安林处以10万元罚款。

　　在上述案件中，刘坚使用本人账户通过在开盘集合竞价阶段虚假申报的方式，对“西部黄金”等16只股票实施了操纵行为；何某是“宗申动力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大江动力100%股权”这一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何某之妻袁媛与其通话联系频繁，与何某有工作接触的唐安林与其有通话联系，袁媛和唐安林分别控制相关账户明显异常地内幕交易了“宗申动力”股票。（苏诗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