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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周期，企业经营难免浮沉。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在加速推动着当今中国企业的迭代与改革。改革的阵痛中，大批企业风险加速暴露，但也在力图自救，试图重获生机。

重组、并购是企业有望彻底摆脱困境的有效方式。但企业重组并不能与重获新生完全划上等号。德棉集团就是众多困境并竭力自救的企业缩影。

“谁能想到，20多年前红极一时的明星企业，会成为今天这般萧索的样子。当时谁都不愿意去华鲁电厂（华能德州电厂），挤破头都要进的德棉，如今却是风水轮流转。”一位德棉集团员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德棉集团）原名德州棉纺织厂，始建于1958年。根据其官网介绍，2000年改制为德棉集团，是集纺织、印染、针织、服装加工和进出口经营于一体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集团曾下辖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等13个全资、控股子公司，总资产24亿元，职工16000名。

但这一曾经棉纺织行业的地方龙头，却在2008年陷入连年亏损，于2009年开始了漫长的资产重组路，但资产重组并没为德棉集团带来起死回生的改变。时至今日，据天眼查上获取的山东德棉集团工商注册信息，其人员规模为100-499人，参保人数仅为256人。

曾经的明星企业
“德棉集团全盛时期风光无限，仅国棉厂区内就居住了两万余人，配套幼儿园、子弟小学、中学、技校，还有运动场、夜总会、医院、宾馆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德棉宿舍是一个大社区，也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当时车间昼夜运转，车间工人达数千人，良好的效益和福利待遇，德州人当时都以进入德棉为目标。”一位国棉二十年工龄的工人蔡芬（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她说，从明星企业到陷入困境，高潮到低谷就是几年的时间。“我们都认为是本世纪初领导层经营决策出现了失误，盲目扩张、过度负债，而后续创新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不足，说不行就不行了。”

她回忆到，德棉在本世纪初进行了大的扩张和改革，在内部进行几次人员选拔，开拓业务销售团队，并接连投入印染厂、进出口公司等，当时那一批转岗去销售的人，因为当时纺织品进出口行情好，不少人赚到了第一桶金。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纺织品进出口行情逆转，加之投资的公司多有亏损，很快德棉集团转盈为亏。

“管理层太自信了，德棉股份上市后开始忙着做大盘子，过度举债。其实德棉的核心资产当时还是很优质的，但包括印染在内的不少子公司连年亏损，一直是棉纺织利润弥补，随着行情下滑，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局。这是不少优质企业变成陷入困境的通病。”一位近德棉集团高层人士指出。

集团的困境也拖累了旗下上市公司。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公开资料获悉，2006年10月，德棉股份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当时募资2.27亿元。但在上市后的三年中，德棉股份仅在2007年实现盈利2551.7万元，2008年亏损5320万；2009年前3季度亏损7793万元。

在接连亏损后，上市仅三年，也即2009年，德棉股份就开始寻求重组机会。对于当时已陷入经营困境的德棉集团而言，如果卖壳成功，大笔资金入账，将极大缓解其债务压力。

曲折重组路
但德棉的重组进程并不顺利，2009年的第一次重组方案并未成功。

根据德棉股份2009年9月披露的第一次重组方案，拟将全部资产、负债作价3.5亿元出售给德棉集团，同时以支付现金3.5亿元和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爱家控股持有的爱家豪庭100%股权；与此同时，德棉集团以5.2亿元的价格，协议转让5270万股德棉股份给爱家控股。交易完成后，爱家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75.53%以上股权，为德棉股份控股股东。但这一重组方案并未获证监会批准。

直到2011年7月，德棉集团分别与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每股10.3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ST德棉4500万股流通股(占总股本的25.57%)、2351万股（占总股本的13.36%）和2000万股（占总股本的11.36%）分别转让给三家公司，德棉集团持有的剩余767万股份将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转持完成后德棉股份这一上市公司彻底脱离德棉集团。

但据接近原德棉股份（现为凯瑞德002072.SZ）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当时重组方案中，对德棉股份原有下属的德棉印染公司、实业有限公司等其他子公司都进行了剥离，主要重组了德棉集团的固定资产和主营纺织业务板块，并只承担了小部分债务。

而与重组后上市公司彻底失去关系的德棉集团自身的业务并未进行大规模整合或调整。而德棉集团此次获得的9.1亿的股权转让款并不足以覆盖其在当时的12亿的债务规模，德棉集团的债务压力并未因此次卖壳获得完全纾解。

该人士还指出，重组之初，因为凯瑞德没有核心资产，所以重组的资产中保留了德棉集团的纺织业务，但当时已经做出了口头协定，凯瑞德希望转型经营能源、矿产业务，一旦吸收进了核心资产，就要将德棉集团的纺织板块剥离。

但几年间，意向的能源矿产板块业务因为产权等多方面原因，几次收购没有成功，而凯瑞德无法承担纺织业务连续亏损，所以在2016年由德棉集团将纺织板块以1.587亿元进行了回购。

凯瑞德的股权关系也变动频频，收购之初入局的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先后退出，目前只有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依然持股，但持股比例仅为8.23%，且为最高比例持股人。因为股东持股比例均不足10%，目前处于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局面，仍等待大股东进驻。

资产重组or债务重组
无论对于曾经的德棉股份还是德棉集团，这都难言是一次成功的重组。德棉集团债务未清，经营困局未解。从2015年起，德棉集团就陷入了职工工资、保险拖欠的困局中。

“很难想象十几年的老员工每个月只能拿到800块的工资，还经常几个月拖欠。员工不得不开展副业或者离职另谋生计。”蔡芬感叹道。

“德棉集团职工2015、2016年都有进行维权行动，但企业经营确实陷入困境，2015年就已经发布过停产公告。此后2016年政府委派领导接手兼任德棉集团董事长，但因不善经营，德棉集团的生产经营几乎从2016年就陷入停滞。目前德棉集团依然是等待破局的企业，生产几乎已经停滞，资产和土地基本已处置完毕，但负债仍未清。因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棉纺织业务扩产缺人，部分德棉集团员工安置到恒丰集团。但说到德棉集团如何起死回生，目前看很难。”前述近德棉集团高管人士告诉记者。

市场多认为，经营并未因重组得以根本扭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德棉集团的重组是针对债务，而非整合有价值的资产和资源。上市公司的后续重组已经与德棉集团没有关系，德棉集团也并未在此次整合中获得新的高效资产。

联合金控副总裁黄漾举例指出，真正的企业重组与整合一定要以市场、行业为导向。以中船重工的债转股案例来看，就是将其子公司重新整合，上下游的总装和配套全链条生产都得到了重新的整合和生产资源的调配，整合就是有实效的。他还指出，此前也参与过非上市公司的重组，引入了一个上市公司作为它的生产资源，因为有矿、有生产设备，引入做了债转股规划，重新纳入了上市公司生产环节之一，这种标的也是机构认可的。

平安银行特官部总裁戴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于尚有经营希望的企业来说，重组和并购无疑是最有效的路径，但无论重组还是并购都应建立在产业升级、资产整合的基础上。单纯买壳卖壳，本质上仍是对债务的处置，缓解的是资金的一时之患，而非对产业的处置。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应该从陷入困境的企业资产中发现价值标的，重新整合行业资源才有可能实现双方共赢。毕竟真正能带来、起死回生功效的，只有未来稳健的收益和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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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恰逢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民宿产业成为国内不少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的“下乡产业”。

更有很多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多种鼓励举措，通过树立行业典型为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民宿产业提供示范效应。在当前的浙江丽水，尤为如此。

2016至2017年间，丽水市连续制定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农家乐民宿经济、促进乡村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关于全面提升农家乐民宿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及《“丽水山居”农家乐综合体和精品民宿示范项目评审认定办法（试行）》。

除此之外，丽水各县（市、区）还先后投入了数百万元用于编制县域和特色村的民宿发展规划。种种努力之下，民宿经济已经成为丽水旅游产业的新增长点之一。

但事实上，以丽水的民宿产业发展为例，其往往需要具有较高的资源要素门槛。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丽水通过试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为社会资本进驻乡村打通了渠道，但实际上全国范围内能够依赖民宿产业发展从而推动乡村振兴的农村地区却并不算多。

因此，民宿产业大规模进驻乡村，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的力量和影响范围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量进驻乡村的民宿产业，其本身也会面临着农村旅游产业发展，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服务人才短缺、监管和退出机制缺乏等关键问题。

从长期来看，要实现产业振兴，在盘活闲置宅地资产的制度基础上，除了需要导入民宿等旅游产业外，可能还需要引导其他的产业形态更大范围地进驻乡村。

实际上，在产业振兴的实施路径中，乡村振兴战略中特别提出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对养殖基地与农产品流通设施的扶持，共计5种重点扶持的农业产业形态，以引导农村产业的平衡发展。

其中，2017年中央财政对于国家现代化产业园更是拿出了50亿元的扶持资金，可见其扶持力度之大。

但其产业形态导入至农村的成果却并不理想。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符合要求的国家现代化产业园仅有62家。在2018年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国家现代化产业园创建”的相关通知中，规划要在2020年将国家现代化产业园的数量扩充到300家。

显然，乡村振兴还存在着不小的产业发展距离要去弥补。除去客观存在的地质等农业要素影响，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当前农村产业的发展实际中、不少地方更加重视类似民宿产业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导入的事实。

其根源或许在于，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通过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所导入旅游相关的产业形态，往往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取得实际成效，但同时不应忽略了通过农村土地征收改革，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所能够带来的其他形态的“下乡产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全国落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下，对于依然还处在起步阶段的绝大多数乡村地区而言，旅游资本和产业的快速导入，或许能够让乡村发展在短时间内走得更快；但基础和核心的农业产业发展，也需要各地区重视并同步推进，或许这样才能够让乡村振兴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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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古代文明版图上，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可以这么讲，今天我们提及的欧洲文明，和古希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某种程度上说，古希腊就是当今欧洲文明的精神家园。最新出版的《希腊人的故事》（共三册），以拉家常的方式，试图还原古希腊的历史与文明。

本书作者盐野七生是热门历史作家，其代表作《罗马人的故事》《文艺复兴的故事》《十字军的故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希腊人的故事》由三册书组成，分别是：《文明的诞生》《文明的崩坏》《新希望》。这三册书将我们带回那个人与神共处同一片天地的传奇时代，冷静透彻地将视角集中于多元文明如何共存，场景再现般地讲述在一次次改变世界格局的决策中，性格迥异的英雄们如何引领国家走向巅峰。从诞生到崛起，从崩溃到新生，在对诸多问题的层层剖析中，古希腊人面对的困惑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资源。

古希腊文明持续了约65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这是西方文明最重要和直接的渊源，西方有记载的文学、科技、艺术都是始于古希腊。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区的称谓，位于欧洲东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群岛、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东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希腊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明，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哲学思想、诗歌、建筑、科学、文学、戏剧、神话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之源。

古代希腊由多个城邦组成，每一座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王国。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斯巴达城邦和雅典城邦。这两个城邦的发展道路最为独特并具有代表性，古希腊的历史几乎主要围绕它们展开。

“斯巴达”本意即“可以耕种的平原”。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和寡头政治著称，在斯巴达社会内部，人分成三个等级：一等人是斯巴达人，指城邦中的全权公民，完全靠剥削奴隶劳动生活，最盛时约有9000户，这是斯巴达的统治阶层。二等人是边民，指被征服的边区城市的居民，约有3万户。三等人是黑劳士，即斯巴达城邦所有的农业奴隶。

整个斯巴达城邦，可谓全民皆兵，为了**人数众多而又反抗性很强的黑劳士奴隶，斯巴达规定了严格的公民军事训练制度，公民的孩子出生后，经体格检查合格才许收养。男孩7岁就要离开家庭，编入儿童连队，受初步的组织纪律训练；12岁以后要受严格的军事和体育训练。男子成年结婚以后，平时必须生活在军营中，参加聚餐和操练，直到60岁才可退伍。由于过于重视军事，斯巴达人轻视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被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他们说话就像军事口令一样。同样，斯巴达人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斯巴达城里，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斯巴达人也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传到后世。

而雅典城邦堪称希腊民主制的典范。雅典濒临爱琴海，海上交通便利，这里的商人可以远航到埃及等地，商业贸易使城邦繁荣起来。雅典的工商业仅不同的生产部门就有20多种，而且每一种手工行业分工细、门类多、技术精良。因此，雅典商品经济流行，其商品垄断了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市场。雅典的海外贸易也极其繁忙，使雅典成为当时希腊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皮里优斯港是当时最大的国际商港，也是东西货物的集散地。

早期雅典城邦其实和斯巴达类似，也是王权当政，后来城邦首领选举为任期限制和责任制，将权力和责任挂钩。再后来，雅典进一步优化政体，改为民主共和制度。“主权在民”和“人人平等”成为政体的鲜明特色，正是城邦政体的先进性，激发了雅典在文明创造中巨大的活力。

在雅典城邦内部，名为梭伦（约前638年—约前559年）的首席执政官，对于雅典的治理可谓功不可没。为了激发雅典的活力，梭伦首先在经济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其次是施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于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最后是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梭伦改革既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虽然这种中立政策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但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他的经济改革，成为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希腊人的故事》针对古希腊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了全景式的叙述。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三册书带来的启示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想把公共事务治理好，必须树立至善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实施良善治理；社会治理要造福于民众，而造福民众必须要有合理的制度；应遵从和依靠制度实行法治治理，社会改革才能持续推进，社会才能进步和繁荣。不过，也许由于盐野七生是历史作家，过于偏重“讲故事”，使得书的学理性、条理性、层次性还有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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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香水之都的法国南部小城格拉斯拥有历史悠久的香水制造传统，当地以香水为主题的旅游业也十分兴盛，但传统香水制造业本身面临的诸多困境，限制了格拉斯的发展潜力。

在11月26日—12月1日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期间，格拉斯的天然香水制造传统被列入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香水之都的振兴带来希望。

天然香水面临新挑战

香水制造起源于16世纪，最初目的是消除皮革鞣制后的刺鼻气味。在气候温和的格拉斯，五月玫瑰、茉莉和含羞草等花卉盛开，因而通过花瓣提取物制作香水的产业应运而生。

在今天，制造天然香水已是一项成熟的产业。迪奥、爱马仕和香奈儿等拥有香水产品条线的奢侈品牌，都在格拉斯及周围地区有生产天然香水的专用花田。

天然香水制造面临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世纪末期，彼时快速发展的有机化学为世界带来了多种人造的芳香物质。使用这些物质调配出的香水价格低廉，很快得到普及。传统的天然香水产业面临化学香水的挑战，开始面向高端需求转型。

这一转型对格拉斯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天然香水的销售逐步集中于大品牌，而彼时在格拉斯，常见的中小型家庭作坊式生产商则逐步退出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种植香水原料植物的土壤要求、园艺处理、萃取和蒸馏方式等原本随家族传承和改进的技艺，一部分被标准化，一部分则遗憾失传。

今天，随着格拉斯兴起以香水为主题的旅游业，家庭作坊自制的天然香水、花香肥皂又开始出现在小城的店铺里。但另一方面，格拉斯的天然香水制造业正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昂贵的土地价格。

据路透社报道，今天位于格拉斯的花田仅有30公顷，这一数目在20世纪长期维持在2000公顷左右。传统制香过程对原料植物消耗巨大，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有说法称“每三吨花瓣能够制成一升香水精油”。

然而今天，作为制香原料的天然花卉大部分并非生长自格拉斯本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房地产业的发展。由于靠近法国南部著名的旅游城市戛纳，加之格拉斯“香水之都”的名气，不少原本用作花田的土地被地产商竞购，种植花卉带来的收益无法匹配地价。大部分本地生产商将花卉种植产业搬迁至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等地。这样虽然降低了成本，但在多项种植标准上很难遵循格拉斯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经验和传统。

“非遗”带来转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介绍，入选“非遗”的格拉斯香水制造传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香水植物的种植、天然香水的处理和制作方式以及调香技艺。

格拉斯前市长、“非遗”项目申请负责人Jean-Pierre Leleux在接受法国快报采访时表示，格拉斯香水制造传统“申遗”花费了十年时间：“我出生和成长于格拉斯，这里的每个家族里都有人在香水行业工作，我希望格拉斯人能够延续投身香水行业的传统。”

Leleux也提到了近年来格拉斯花田面积的快速流失：“花卉种植是制造天然香水的源头环节，其中有许多关键的技艺需要受保护和被遵循，我们需要在格拉斯本地维系更大规模的专业花卉种植社群，来维系和传承这些技艺。”

就在申遗成功前一周，格拉斯市政府宣布将新设70公顷受保护土地，这些土地仅被允许用于花卉种植。格拉斯申遗材料中也显示，目前本地有不少年轻人正在重返传统的花卉种植业，他们将是技艺传承的纽带。

奢侈品巨头对天然香水的浓厚兴趣也为格拉斯复兴花卉种植业提供了帮助。据路透社报道，香奈儿和LVMH集团希望推动奢侈品的“法国制造”，他们正寻求与格拉斯本地专业的花卉种植者签订长期独家协议的机会，这为种植者提供了稳定有保障的收益来源。

在香水调香方面，格拉斯也在为传统经验的传承做出努力。目前，著名的“格拉斯香水研究所”推出了多种香水配制的指导课程，其中最核心的课程为期9个月，每年仅接受12位学员。这一系统化的课程是对传统调香技艺传承方式的补充。

在格拉斯人看来，香水的调香过程是一种艺术创作。根据传统，香水调香师在格拉斯被称作“大鼻子”。调香师依赖非正式的经验交流和自我探索来传承和发展调香艺术，这一过程往往耗时良久。

调香艺术也在受到来自科技发展的挑战。据Vox杂志报道，今年10月，IBM公司发布了人工智能调香系统Philyra。这一系统能够通过机器学习判断特定人群的调香偏好，从而对不同市场的香水调香方案进行个性化微调。

“对格拉斯来说，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为了更多的关注或是经费。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种共识，即格拉斯需要有意识地传承天然香水的制造传统。”Leleux表示。

同时，在接受尼斯早报采访时，现任格拉斯市长Jérôme Viaud表示：“在得到本地居民支持的前提下，政府将推出更多举措来保障这一传统。对于基于香水文化发展起来的旅游业、房地产业等，保障香水制造业传统也能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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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及11月30日，意大利高级时装品牌Valentino和法国著名时尚品牌Dior相继在东京发布2019早秋系列时装秀。开云集团旗下品牌Bottega Veneta也将于12月8日在东京银座开设一家六层楼的旗舰店。东京再度成为时尚圈各大奢侈品牌抢滩掘金的焦点。



致敬日本潮流文化

日本传统文化一直是众多时尚设计师的灵感来源。去年，LV创意总监Nicolas Ghesquière选择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承办LV 2018早春系列时装秀已印证了这一点。对于这个跨洋选址，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欣赏：“美秀美术馆与LV的文化基因完美匹配，我们将把大家带到一个融合东方建筑美学和自然之美的全新世界。”如今，日本街头潮流文化以更汹涌的势头风靡而至。11月底，Valentino和Dior两个一线奢侈品牌相继在东京发布2019早秋时装秀，不约而同地以高级时装品牌与街头潮牌的混搭来致敬日本潮流文化。

早在2019早秋男女装秀之前，Valentino启动了TKY计划，一方面在银座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店Ginza 6推出Valentino TKY全新概念店；另一方面还在其概念店售卖限定的MANGA漫画系列和 VLTN TKY胶囊系列。其中，MANGA漫画系列是以品牌1960年代高级订制服中常见的蝴蝶、虎、龙、蛇和豹这五种动物为主题，用日本漫画的风格重新设计动物形象，使其摇身一变成为新系列成衣及手袋上的可爱潮饰。而VLTN TKY则是一个限定胶囊系列，印有“VLTN TKY”字样的连帽外套、棉质T恤和手机壳仅可在Ginza 6的概念店购得。

在Valentino的TKY计划的推动下，日本当红潮牌UNDERCOVER和Doublet也分别与其达成合作，在2019早秋系列时装秀上推出了混搭风格的新装。UNDERCOVER于1990年由高桥盾及其友人创办，品牌以融合街头时尚、艺术、音乐等亚文化元素著称。本次合作，Valentino与UNDERCOVER共同推出了一系列大小不一的pouch袋子，高浓度的色彩搭配彰显了UNDERCOVER鲜明张扬的标志性风格。而井野将之创办于2012年的Doublet，秉承着“平凡中见不平凡”理念，延续了以创新单品配衬日常基本穿搭的做法。在这次联乘系列中别出心裁地为经典款VLTN棉质T恤和卫衣加上精美的刺绣与流苏，展现了耐人寻味又前卫新锐的格调。

Dior创意总监Kim Jones对街头风的喜爱，在此前由他把关的Supreme x LV联名系列中可见一斑。他十分热爱日本文化，为了开启Dior品牌与日本市场的新篇章，一贯走浪漫颂歌路线的Dior今年驶向了日本超现实主义的新车道。配合Dior 2019春夏男装秀的科幻主题，他委托日本当代艺术家空山基在T台中央放置了一尊高12英尺的女性金属雕塑。同时，新款服饰主打闪闪发光的金属面料和未来主义文字设计图案，体现了极具未来感的个人潮流美学。

Kim Jones在声明中表示：“在东京举办时装秀是展示和庆祝我首个Dior早秋男装秀的最佳方式。日本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我对它非常了解，也特别喜欢它不可思议的文化、历史和自然。它十分迷人，是我灵感的源泉。”不难发现，在Dior过往的设计中，比如曾推出的樱花印花设计以及跟京都丝绸制造商Tatsumura Textile合作设计的特别面料连衣裙，或多或少暗示了该品牌对亚洲文化的向往。Dior首席执行官Peitro Beccari也在最新的声明中坦言，植根于日本文化的创意和创新理念对Dior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复苏提振日本国内市场

在1982年，Valentino品牌创始人Valentino Garavani与四位知名设计师一起在东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83年最佳五人展”。当时的《纽约时报》评论认为：“这是将东京作为一个领先的时尚中心，与米兰、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城市齐名而推出的尝试。”至今36年过去了，东京已经在国际时尚之都名单上拥有一席之地。现在它已成为大多数奢侈品牌必争的顶级市场，也是推动时尚和零售潮流趋势的合力之一。

美国时尚杂志Vogue分析，本次Valentino和Dior之所以纷纷选择在东京举办时装秀，除了文化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布局日本市场。早在2014年，时任Christian Dior女装部创意总监的Raf Simons在日本著名相扑赛场国技馆举办了2015早秋女装秀，并赢得了广泛好评。随后去年4月，Dior就开设了该品牌在日本最大的门店——银座旗舰店。无独有偶，开云集团旗下意大利奢侈品牌Bottega Veneta也在日前宣布，将于12月8日在东京开设一家六层旗舰店，即将开业的新店将是该品牌在亚洲最大的门店。Bottega Veneta总经理Claus-Dietrich Lahrs表示：“日本的客户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忠诚。日本是Bottega Veneta全球范围内最主要的市场之一。”

自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紧接着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都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国内消费者的信心。这导致2012年日本奢侈品消费缩水了逾106亿美元，并在后续多年里陷入到增长放缓和通货紧缩中。而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行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国内生产总值（GDP）逐渐改善。近期数据显示，在全球对日本出口需求增强的推动下，日本政府预期2018年度GDP将实现1.8%的增长。随着失业率下降和家庭个人收入的上涨，日本人的消费能力也显著提高，日本奢侈品市场终于迎来了稳步增长。

Leoni Corporate Advisors(LCA)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Paola Leoni在接受FashionNetwork采访时表示：“日本市场很有意思，因为消费者信心回升，零售销售也回暖了，国内需求非常旺盛。”据LCA最近一项研究表示，2017年日本的奢侈品市场增长了4%，其中大部分产品类别和零售渠道的收入都在增长。日本消费者现在每年在奢侈品上的支出约为330亿美元。在全球品牌的盈利能力中，日本市场占比高达30%-40%。据麦肯锡一份调查数据表明，超过半数奢侈品企业高管对市场前景感到乐观，他们认为未来日本仍然是奢侈品市场增长和盈利的引擎。

中国旅客带旺奢侈品消费

除了日本国内奢侈品市场的复苏招揽了不少奢侈品巨头落户东京办秀设店之外，中国对奢侈品的巨大需求也是吸引众多大牌青睐日本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据统计，由于日本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遍布全国的“打卡景胜”以及受日元走低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已经成为了亚洲百万富翁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Ortelli & Co.咨询公司合伙人Mario Ortelli在接受时装商业评论采访时表示：“Dior等男装奢侈品牌把重心转移到亚洲是顺理成章的事。亚洲对高端男装的需求日益增长，胃口也更大。”据日本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近一半游客来自中国，平均花费是其他国家游客的三倍。贝恩咨询近日发布的第17版《贝恩公司奢侈品研究》也显示，由于中国游客的出境旅游，日本的个人奢侈品消费增长了4%，而亚洲增长了6%。Paola Leoni补充道：“大量的东南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前往日本旅行消费，增强了日本市场对奢侈品牌进驻的吸引力。”他预期，来自中国旅客的强劲消费能力将能在较长时间内为日本奢侈品市场不断注入活力和信心。

Agility研究与战略咨询公司的常务董事Amrita Banta在接受Luxurydaily采访时指出，近年来，东京和大阪的豪华酒店、餐厅和购物中心尤其受益于大量游客的涌入。未来随着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临近，这一趋势必能得到延续。她建议道：“各大奢侈品牌需要在奥运会来临前把自己武装得更‘吸睛’，不仅要被日本国内消费者看到，更要跃入前来消费奢侈品的国际游客视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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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里大文娱还在纠结内容与渠道孰轻孰重时，内容方主要提供者，影视公司们已感觉到危机临近，这次，平台占据着主导地位。

业内共识是，在内容行业微笑曲线中，IP（创意策划）、渠道（宣发）分列价值链最高的两端，影视公司所代表的内容是生产，处于价值链底部，且随着时间推进，两端越发走强。

IP方面，视频网站背后的巨头，拥有强大资金链，由此，在原创IP 、采购IP 、合作IP及变现上均具有优势；渠道端则已逐步寡头化。据 QuestMobile数据，6月，爱奇艺MAU（月活跃用户数量）达5.27亿，位居行业 TOP1。爱奇艺Q3财报显示，订阅会员规模达到8070万，其中付费会员占比超过 98%。在近期举行的宣发上，爱奇艺介绍其拥有自有平台(爱奇艺泡泡+爱奇艺APP+短视频纳豆+自有内容导流等)、 外部营销合作(新浪微博、抖音、网易云音乐、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 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百度流量支持。

此外，平台也在涉足影视制作。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均在自制剧方面有所突破。财报显示，爱奇艺去年自制内容支出达19.62亿元。方正证券研报认为，自制剧已经成为平台盈利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要控制内容成本，降低版权采购支出占比；另一方面，提高用户付费率和长期付费用户占比，增加会员收入。用户是否会有长期付费行为主要基于平台独家内容矩阵的吸引力，在保证优质独家内容矩阵的同时，又要实现成本控制，需大力加强自制，提高自制能力和自制内容占比。”

《延禧攻略》出品方欢娱影视（欢娱）CEO杨乐在9月末的专访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数据缺失，成为欢娱影视的软肋。“我们是一个内容公司，哪有数据，数据都在他们（视频网站）手上，剧方可以看到粗略的前台数据，但没有粉丝画像。这个各家都不会分享。”

爱奇艺方面曾回应记者，在其关闭前台播放量之后，包括播放量数据在内的种种数据，将对通过开放平台接入的合作伙伴开放。“我们会为合作伙伴展示各端播放量、累计播放量、播放趋势、用户观看行为分析、用户画像、内容舆情分析等数据。”

在这种状况下，欢娱影视的选择是，布局海外。杨乐表示，欢娱的目标是，做一家精品的内容公司，横向打开全球市场，就是出路之一。“《延禧宫略》卖了70多个国家，这件事情是成功的。你如果把自己扔到大海里面去，又有新的大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延禧攻略》对欢娱影视直接收益有限，很大原因在于，此前业内并不看好剧中无大IP的模式，该剧卖价不算太高。在经济利益上，平台方爱奇艺成为赢家，爱奇艺市场副总裁陈宏嘉公开表示，《延禧攻略》在会员拉新，广告收入和广告增长率方面的数据，均超出预期甚至破了纪录。“对于别的业务收入也有很大带动，比如因为有同名小说更新，爱奇艺文学的DAU（日活跃用户数量）成倍数增长。”

现在，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式。12月6日，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聃皓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网剧制作方与平台分账比例已从原来的5：5增加到了7：3。耿聃皓透露，2018年，爱奇艺上线的分账网剧119部，A级增长超过了50%。“对于付费分账网剧来讲，我们基本目标是中小制作的一些精品内容，通过付费分账的发行渠道来获得高额回报。”

此外，耿聃皓亦披露，从部数上来讲，爱奇艺分账片已经过半，但从内容成本来看，版权剧依旧占大头。“分账剧是风险、收益共担，版权剧制作方旱涝保收，并不是头部剧在往分账走，而是越来越多做头部剧的公司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资源在做分账剧，像中影、山影、华策，都有专门的团队做分账这块。我认为未来分账一定是趋势，因为分账能真的检验出好作品。”耿聃皓说。他亦坦承，独播分账剧会得到更高待遇。”

三季报显示,爱奇艺实现营收69.14亿元，营业利润-25.91亿，净利润-31.25 亿元。与此同时，爱奇艺内容成本占比继续提升，2015-2018前三季度内容成本占营收比分别为 69.5%/67.1%/72.6%/81.3%，占总成本比分别为 61.1%/65.9%/72.6%/78.5%。爱奇艺18Q3 的内容成本为60亿，营收占比达 87%，同比增长 66%。

另一方面，爱奇艺也确实在利用欢娱影视等制作方梦寐以求的大数据。爱奇艺副总裁唐宇表示，爱奇艺希望能够用大数据来支持创作，用技术为合作者赋能。“我们主要提供三个工具，热点事件主要是通过及时发现值得做的内容，通过热点任务，上传和生产的内容，将会接通我们高时效性的通道；我们会对这些内容进行高优先级的生产和分发，更快触达到用户。”

此外，爱奇艺还会进一步利用数据进行挖掘，提供更全面的数据分析，帮助爱奇艺号内容方了解内容播放的效果、粉丝概况、用户画像以及舆论动向。

这样的开放，希望对杨乐们有所助力。

govyvy

12月4日，备受关注的中粮地产与大悦城地产的重组方案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按照方案，中粮地产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明毅收购其持有的大悦城地产91.34亿股普通股股份，占大悦城地产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64.18%，交易预估价格约为147.56亿元。

这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宗房地产资产腾挪案例。

在此之前，房地产业的并购重组此起彼伏。易居克而瑞的统计显示，今年前10月，房企累计项目股权出售动态达到473条，超过2017年全年的数量。

近几年来，房地产业的并购重组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中既涉及小企业，又有大中型公司；既有业务整合的考虑，又有盘活现金流的需求。对比以往，今年虽然缺乏真正的“大手笔”，但交易频率之高，可谓空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既有中弘股份退市的案例，资产转让也波及华夏幸福和华侨城等典型房企（十强房企和央企）。那么随着楼市寒冬的到来，小企业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现金流紧张引发“并购潮”
相比2017年万达、融创、富力三方的“世纪交易”，今年的房地产并购市场似乎没有真正的“大手笔”，也未涉及大中型房企控制权的变更。但今年涉及房地产的股权出让的案例仍然十分频繁，其中下半年尤甚。

11月27日，华侨城发布公告称，拟经由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西安市南关正街88号长安国际中心2号楼四座办公大楼以及120个停车位，价值为人民币6.7亿元（相当于约7.61亿港元）。此前，华侨城相继挂牌出售位于成都、上海、海南、泰州等多个房地产项目股权，总价值上百亿。

11月20日，海航地产宣布，公司名称由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启用新的品牌名称“海航临空”，正式宣告海航从传统地产向产业地产过渡的战略转型。在此之前，海航已经出售了数百亿规模的资产。

华夏幸福在10月9日宣布，以32亿元将河北多宗项目的部分股权售予北京万科。此前的9月28日，嘉凯城公告称，拟转让房产项目资产包，涉及5家公司6个项目。中航、瑞安等企业也在今年出售了不少项目。

易居克而瑞指出，自2017年以来，房地产行业项目股权出售事件明显增多，且2018年仍然热潮不减，其原因包括盘活现金流、剥离不良资产、实现业务转型等。其中，资金链的紧张几乎是交易背后的共同原因。

受楼市调控政策的影响，今年以来，房地产企业销售增速出现下滑，融资也大受影响，导致企业的流动性受阻。

信达证券指出，2018年前三季度，A股房地产板块资产负债率为74.97%，较2017 年上涨2.66个百分点，再创新高；现金流方面，今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板块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41亿元，同比下降 32.4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9.38亿元。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今年行业的资金状况比去年更差，出现资产的腾挪也在意料之中，且部分案例颇有代表性。

11月初，深陷债务漩涡的中弘股份正式进入退市程序，成为A股首家因股价连续低于面值（1元）而退市的公司。在此之前，中弘股份的债务违约金额超过50亿元，公司资产被冻结，实际控制人王永红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悬而未决的金科控制权之争，也已进入白热化阶段。11月中旬，金科通过解锁股权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使黄红云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越过30%“红线”，且不必触发要约收购。此举也使融创面临新的困境。

严跃进指出，在这些案例中，首次出现房地产公司被动退市的情况，也有十强房企（华夏幸福）和央企（华侨城）出让股权的现象。总体来看，行业毫不平静。

“千载难逢的机会”
过去几年来，房地产业的并购重组频繁发生。2016年至2017年，借助国内发债低成本窗口期，不少房企通过发行公司债的方式大量融资，实现债务置换，并补充了现金流。

到2018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凸显，融资和销售两端均被抑制，行业的资金状况再度“回到解放前”。

但在行业内，集中度提高的趋势并未改变。华创证券指出，2019年，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拿地、销售集中度都将“跳增”。这将使得小型房企处于更加不利的局面，出售股权的频率可能更加频繁。

阳光城集团执行副总裁吴建斌表示，“房地产行业并购时代来临”。他认为，过去多年，大房企每年土储来源的60%~70%靠并购。如果政府对土地价格仍期待很高，而售价又受到限制，那么房企算不过来账，就会对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得土储有所顾忌，转而诉诸并购市场。

今年以来，土地市场流拍流标现象明显增多，证明企业的确“算不过来账”。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29日，今年一二线城市合计住宅土地年内流标流拍高达282宗，创最近6年来最高纪录，同比上涨143%。至于流标流拍的原因，除了企业的态度趋于理性外，还有土地出让条件苛刻，导致项目盈利空间不足等原因。

吴建斌认为，房地产行业的并购有三个方向：第一，因为上市房企股价大幅下跌，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花较少的成本就得到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第二，因为央企国企业务主辅分离，或不看好房地产这个行业，有一些资产包有可能卖出来，这也是入手的好时机。第三，单一项目的并购。

北京某房企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11月以来，融资闸门开启，一批大中型房企通过中票、信托、公司债的方式进行融资，在补充现金流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并购创造了条件。

实际上，融资端的“规模歧视”使得大中型房企和小企业面临迥然不同的资金状况，并给并购创造条件。某信托机构相关负责人近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该机构的主要客户是“50强房企”。50强外的房企，即使财务指标再健康，也不予考虑。据了解，很多银行早就实施同样的原则。

前述房企人士表示，未来小型房企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窄。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并购”意味着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因此可视为一个相对理想的结果。而无法谋求并购的小型房企，将可能面临被淘汰的结局。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10月以来，江苏、河北、云南等地都有当地房企申请破产的案例，其中不乏资产规模在数百亿的企业。

govyvy

快乐的加菲猫

像充气娃娃

govyvy

快乐的加菲猫 发表于 2018-12-8 14:54
像充气娃娃

嗯，这样的费油，

govyvy

沪伦通的脚步越来越近。

　　12月4日晚间，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发出公告，对中国国际金融（英国）有限公司予以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GDR）英国跨境转换机构备案。而在此之前，华泰证券已经发公告称，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收到证监会批复，将发行不超过8251.5万份GDR。

　　从2015年10月中英双方就沪伦两地市场互联互通问题开展可行性研究，再到2016年双方确定以存托凭证(DR，Depositary　Receipts)互相挂牌的形式进行互通，再到2018年上半年各项业务规则落地，沪伦通终于进入“倒计时”，继“沪港通”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之路又将迈出重要一步。

　　因交易时间、市场机制等差异，“沪伦通”采用了完全不同于“沪港通”的互联互通模式。那么，“沪伦通”究竟如何实现互通，与“沪港通”有哪些区别，投资者该如何参与，又有哪些企业成为这一开放进程的尝鲜者……这些都是需要在其正式落地前需要明确的问题。

　　有门槛的存托凭证

　　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沪伦通”已经让资本市场期待了三年。

　　由于伦敦时间与北京时间相差7小时，两地基本没有重叠的交易时间；在市场制度、法律体系方面，两地悬殊程度要甚于内地与香港。因此，与沪港通两地互联互通的机制（两地投资者通过各自交易所直接买卖对方市场股票）不同的是，“沪伦通”采取了以两地上市公司分别在对方交易所发行存托凭证(DR，Depositary　Receipts)并上市交易的形式互联互通。

　　DR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上发行与交易的代表境外公司有价证券权益的可转让凭证，每份DR代表一定数量的境外公司发行的基础证券(通常为股票)。美国存托凭证ADR是最常见的DR。作为构建“沪伦通”的核心机制，DR分为中国存托凭证(CDR)和全球存托凭证(GDR)，分别对应英国和中国企业的基础证券。

　　今年6月11日，证监会公布了《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内容，不难发现CDR与GDR在发行上市和交易的基本流程互为镜像，但是在细节方面出于保护内地投资者的角度考虑略有差异。

　　具体来看，“沪伦通”存托凭证业务开展初期，境外发行人并无融资安排，仅以非新增股票为基础证券在境内公开发行上市中国存托凭证，但境外发行人后续可以以配股的形式新增中国存托凭证上市。发行CDR流程，境外发行人及境内保荐人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中国证监会通过上交所受理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报送的申请文件—上交所审核—证监会核准，但无需提交发审委审核。

　　国内上市公司发行GDR允许融资；国内上市公司可以以其新增股票或非新增股票为基础证券在境外上市存托凭证，定价规则与A股定增类似。境内上市公司以其新增股票为基础发行GDR的，发行价格按比例换算后原则上不得低于定价基准日 (存托凭证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基础股票收盘价均价的90%。

　　伦敦交易所与上交所在交易规则方面差异较大。例如两地交易时间互不重叠，上交所的交易时间为交易时间北京时间9:30-11:30、13:00-15:00，而伦敦交易所交易时间为北京时间15:00-23:35(当地8:00-16:35)。

　　交易制度方面，A　股以竞价交易为主，伦交所采取竞价交易为主，做市商交易为辅的交易制度:对于流动性较高的股票，采用竞价交易制度;对于流动性一般的股票，对于有做市商的股票，采取包含竞价交易制度与做市商制度相结合的混合交易制度；对于没有做市商的股票，采取集合竞价模式，每日撮合5次；而对于流动性较低的股票，仅包含做市商交易制度。

　　中国存托凭证CDR实行竞价和做市混合交易制度，由国内券商作为CDR做市商，以其自有资金买入证券并与投资者进行交易，提供市场流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如沪港通一样，“沪伦通”的参与者也需要达到一定门槛。根据相关规定细则，CDR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哪些企业有望“尝鲜”

　　哪类企业更喜欢发行存托凭证？国泰君安证券研报显示，新兴市场的头部企业是GDR发行的主力。就新兴市场而言，资本市场深度往往不足。在伦交所发行GDR，避免了这些头部企业较大的融资需求，对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形成的冲击。

　　数据显示，目前在伦交所上市的GDR已经超过140只；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其中俄罗斯、印度、中国台湾、埃及的企业较多，分别有30家、18　家、17　家和11家；细化到行业层面：在伦交所发行GDR的企业，一般是母国(地区)各行业的头部企业。

　　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李少君在研报中表示，CDR的潜在发行人应当是伦交所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头部企业。借鉴ADR、GDR的发行经验，银行或者所在母国(地区)优势产业，在扩大投融资、丰富股权结构、拓展海外市场或影响力方向有需求的蓝筹企业是发行DR的主体。其次，考虑CDR发行初期的标杆意义和示范效应。伦交所、上交所在选择挂牌企业时应比较谨慎。富时100指数汇集了伦交所上市的最大的100家公司，或是短期内发行CDR的主体。

　　在富时100指数范围内，李少君团队曾按照此前发行过DR的上市公司、中国相关业务占比较大的企业、业务发展与中国“开放+市场”基本面特征契合的企业以及A股投资者偏好的行业四个原则进行筛选，发现阿斯利康、巴克莱、葛兰素史克公司均在名单中。

　　什么时候是发行GDR的时机呢？数据显示，2005-2008年是伦交所发行GDR的高峰期。在此期间，伦交所总共发行GDR　41只，约占目前GDR总数的1/3，仅俄罗斯、印度就分别发行了14只和6只。2014年以来，每年GDR发行规模稳定在2只。资料显示，2005年-2008年主要涉及两个周期因素、一个结构性因素。两个周期因素，即宏观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一个结构性因素，是指监管制度的变化。

　　存托凭证与基础证券是否存在估值差异，或许是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而根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一价定律”基本有效。由于存在跨境套利，一价定律之下，GDR　所在行业、所在国别或地区与基础证券的估值基本一致。在行业层面：估值差异最大的仅为0.08倍PB，为医疗保健行业。在国别或地区层面：估值差异最大的仅为0.14倍PB，为巴基斯坦。因此，仅从分散风险的角度看，投资GDR与投资母国的基础证券差别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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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5日，地处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8号，福田中心区CBD　南中轴线的核心位置的行人川流不息。曾被列为深圳市重大项目工程，目前定为深圳首席社交型购物中心的皇庭广场便落座在此。

　　这座深圳地标性的购物中心占地面积4.23万方，总建筑面积约为13.69万方，是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000056.SZ、下称“皇庭国际”）核心运营资产。

　　皇庭广场为皇庭国际贡献着稳定的现金流。然而另一边，却是皇庭国际在短短一年内的时间里让股市投资者“胆战心惊”——皇庭国际的董事长和实控人郑康豪近一年内两次被有关机关要求协助调查或问询，甚至一度“失联”。

　　在郑康豪第二次被有关机关要求协助问询期间，皇庭国际公司股价不断下挫，引起资本市场关注。在这期间，围绕在郑康豪以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皇庭国际，发生了什么？

　　董事长两度不能正常履职

　　2018年11月25日，皇庭国际公告称，公司董事长郑康豪目前已返回公司，正常开展工作，正常在岗履行董事长职责，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此前不久的10月18日，皇庭国际公告称，郑康豪因个人原因被有关机关要求协助问询。

　　类似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2017年11月14日晚，皇庭国际发布《关于总经理代行董事长职务的公告》称，“近日,郑康豪因个人原因正被有关机关要求协助调查，现皇庭国际无法直接与其取得联系。根据相关规定，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经皇庭国际董事会董事协商，由陈小海代行董事长职务，直至郑康豪能正常履行职务为止。”

　　直至今年2月28日，皇庭国际才发布公告称，目前，郑康豪正常在岗履职，总经理陈小海不再代行董事长职务，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这引起投资者在深交所互动易上问询，贵公司实控人郑康豪多次被有关机关带走协助问询，请问具体什么原因？

　　对于具体原因，12月5日，皇庭国际相关部门对记者表示，公司已对相关事项通过公告进行相应披露，其他超过公告之外的信息没办法回复。

　　皇庭国际内部一位高管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公司董事长郑康豪返回公司正常履职后，我们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表示也不知情。”

　　皇庭国际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郑康豪，男，1976年出生，曾就读于深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现任百利亚太董事、皇庭集团实际控制人、皇庭房地产开发董事长、同心基金董事长、深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深圳市工商联副主席、深圳国际商会副会长、深圳市同心俱乐部副会长、深圳市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2008年-2015年期间曾任深圳市政协委员。2010年9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在历史沿革上，皇庭国际前身是深国商，隶属于深圳国资委旗下的特发集团，2015年9月公司正式更名。

　　广发证券一篇研报称，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特发集团开始逐步减持，2008年开始茂业系进行举牌，2009年百利亚收购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的13.7%的股份，成为深国商的第一大股东，2010年8月，郑康豪通过受让百利亚的100%股权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

　　皇庭国际三季报显示，郑康豪及其控股的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皇庭投资”）、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合计持有公司579,834,96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33%。

　　一位皇庭国际的内部员工表示，“老板（郑康豪）入主皇庭国际担任公司董事长时非常年轻，只有30几岁，他曾就读于深圳大学，但到大学二年级就已经辍学出来创业了。”

　　在郑康豪被有关机关要求协助问询期间，皇庭国际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方面是否受到影响？

　　皇庭国际相关部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郑康豪在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日常经营管理是由包括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在内的管理团队去负责。董事长这一职务主要负责董事会决策涉及到的一些公司战略方面的审批。期间，我们也公告了董事长是可以正常的审批签署文件。就是说，从公司的决策流程，或者是说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方面来说也是不受影响的。公司10月到11月份期间开了几次董事会，涉及一些银行融资的授信，这些方面由融资团队在负责，最后具体文件签署都是正常的。

　　从皇庭国际的经营方面看，其2018年三季度报告显示，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营业收入实现6.85亿元，同比增22.31%；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亿元，同比降6.08%。

　　在主营业务构成方面，皇庭国际2017年年报显示，其租金收入占比30.5%;贷款业务占比29.58%;物业管理占比26.98%;融资租赁占比5.54%;代建服务占比 4.96%;其他占比2.43%。

　　股价暴跌与自救

　　尽管在郑康豪被要求协助问询期间，皇庭国际公告称，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但当今年11月25日，其公告郑康豪目前已返回公司，正常在岗履行董事长职责时，此间公司二级市场环境却已经生变。

　　在今年10月18月皇庭国际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证实郑康豪因个人原因再度被有关机关要求协助问询之前，皇庭国际公司股价已经率先跌停并连续走低。

　　今年10月8日开始一路冲高至最高12.43元/股的皇庭国际公司股价，在经过3个交易日盘整后，突然于10月12日当天放量跌停，报收10.94元/股。

　　随后，皇庭国际公司股价在今年10月15日、10月16日两个交易日跌幅分别为3.66%、8.92%，并在10月17日，10月18日，10月19日三个交易日连续跌停。此后，最低跌至11月30日盘中5.50元/股，按照10月8日盘中最高12.43元/股计算，一个多月时间内，皇庭国际公司股价跌幅超过55%。

　　对此，前海华宇环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资本市场往往回提前兑现一家上市公司的利好利空消息。

　　陈卫华分析，皇庭国际近期股价走势，一方面和公司董事长郑康豪因个人原因被有关机关要求协助问询这个利空因素有关。现阶段国内民营企业的成立的历史相比外国来说还是比较短，外国上市公司较少有实控人，个人对于公司的影响较小。但国内民企很多都是受到单一大股东控制，大股东个人对于公司影响较大，市场会担心董事长郑康豪因个人原因被有关机关要求协助问询对公司造成后续影响；另一方面，和当前A股整体的走势也有相关性，今年以来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的跌幅都比较大。

　　公告显示，皇庭国际大股东一度倡议员工增持公司股份并对亏损进行兜底。

　　皇庭国际2018年10月23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第一大股东皇庭投资提交了《关于鼓励内部员工增持公司股票的倡议书》，皇庭投资及其关联公司郑重承诺，皇庭国际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在2018年10月22日至2018年11月21日期间完成净买入皇庭国际股票，连续持有12个月以上，且持有期间连续在皇庭国际履职的，该等皇庭国际股票的收益归员工个人所有，若该等股票产生的亏损，由皇庭投资及其关联公司对亏损部分予以全额补偿。

　　后经统计，自2018年10月22日至2018年11月21日，皇庭国际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共有44位员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合计增持股票数量为94.62万股，增持均价约为6.10元/股，增持总金额为577.33万元。

　　此间，皇庭国际的股价由10月22日开盘的6.3元至11月21日收盘的6.18元，可以说是止住此前跌势并基本横盘震荡。

　　此外，除了号召员工增持公司股份，大股东也亲自“披挂上阵”，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据皇庭国际公告，公司2018年10月23日接到第一大股东皇庭投资的通知，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皇庭投资及其关联公司计划于未来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拟以资管计划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增持价格在人民币14元/股以内，增持期间自2018年10月24日起六个月内。

　　不过，据皇庭国际公告，该公司第三大股东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8年10月12日至11月2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5.96元/股的减持均价，共减持11,753,400元。

　　截至12月7日收盘，皇庭国际股价报收5.6元/股，总市值65.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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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环境产业经历了“冰火”洗礼后，终于沉寂下来，并开始反思。

　　12月1日，一场探讨当下环境产业如何走出困局以及未来如何发展的环境上市公司峰会在广东肇庆召开。而此前，环境产业刚刚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体验。自今年5月开始，多家民营环保上市公司受经济下行、PPP金融政策调整、去杠杆等诸多综合因素影响，陷入困境。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赵笠钧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前环境产业多是基于政策驱动下的“疯长”，偏离了其价值本质。他说：“环境产业的发展不应仅依赖于政策推动，而是要用内生创新去提升自身价值。在经历了这次“过山车”式发展后，产业自己也会反思：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困境，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锦江生态产业集团总经理唐燚认为，前几年中国环境产业处在一个快速发展或野蛮生长阶段，企业急于扩大规模、占领市场，现在危机不断显现。行业应冷静下来，进一步思考如何转变发展方式，以适应政策及市场要求。

　　12月2日，环境商会副会长骆建华在肇庆会议上表示，尽管政府监管越来越严，环保督查天天上演，但环保企业特别是民营环保企业却仍举步维艰。本来期待强监管拉动更多环保市场以及投资高峰的到来，但实际上却并未带来产业的“春天”，反而是进入了“寒冬”。“尤其是今年5月以来，很多环保企业特别是民营环保上市公司一上阵忽然发现‘弹药’没了，银行断贷，有的甚至很快就‘阵亡’了。”骆建华说。

　　从“疯长”到刹车

　　周鸿（化名）是来自北京一家民营中小型环境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当他谈起今年公司业绩的时候，显得信心满满。他说：“我们公司今年的盈利情况还不错，前三季度实现了利润翻番。”

　　周鸿公司的发展状况，与当下环境产业不景气的现状，显得极不相称。他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门提供环境治理装备、技术和服务的上市公司，并不做PPP工程类项目，债务负担相对较小。这种优势反而更加适应了目前环境治理市场的需要。

　　周鸿自己也坦承：“今年行业内取得较好业绩的环境上市公司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前几年，一批企业在PPP大潮中盲目扩张，导致其陷入危机。尽管环保政策持续加严，使得整个环境治理市场空间加速释放，但很多民营环保企业因为之前的危机，深陷债务泥潭，并未抓住这一良机，甚至有些很快就退出了。”

　　2017年11月财政部发布的一份《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一文件的出台被视为整个行业的转折。通知过后大批PPP不规范的项目得以清理出库，很多此前高歌猛进的环保PPP中标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并持续至今。

　　周鸿说：“PPP业务本身就是一个杠杆业务，任何一个PPP业务都需要资本金和银行贷款。在PPP规范过程中，可能此前有些项目早已投入，突然说项目不规范，银行资金一旦出了问题，就如同要盖10层楼，已经盖了5层，前面的钱都投入进去了，后续必然会面临很多问题。”

　　财政部PPP项目中心有关官员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PPP改革中，部分地方出现了泛化异化等不规范发展问题。过去一年，财政部全面清理整顿PPP市场，就是坚决刹住泛化异化乱象。“这是PPP必须经历的阵痛，我们不规避问题，目的是治病救人，确保PPP行稳致远。”

　　这位官员提供了一组数据：从去年专项整顿启动到今年10月，共清理退库2428个项目、涉及投资额2.9万亿元，整改完善2005个项目、涉及投资额3.1万亿，约占管理库项目规模的一半。

　　全国PPP中心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参与PPP项目的7029家企业中，民营资本和外资总占比共达48%。在市场开发较早、现金流回报较稳定的垃圾、污水处理领域，民营资本参与率高达82%。这意味着民资对整个生态环保领域PPP有引领和带动作用。

　　赵笠钧说，“是时候进行反思了，通过自我创新内生增长，并在增长方式上做出一些调整，不然，产业很难健康发展。”

　　瀚蓝环境总裁金铎说，中国环保产业整体仍较粗放，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不高，竞争趋于同质化，加剧行业恶性竞争。此外，环保商业模式还很不成熟，比如PPP模式、第三方治理模式等问题制约行业发展，也有企业忽略技术、运营等因素，造成投资和现金流严重不匹配。

　　12月2日，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PPP“踩刹车”确实给环保企业带来了风险和损失。政府在对PPP项目严格把关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金融支持，解决民营环保企业的融资难题。

　　新一轮洗牌

　　赵笠钧说：“现在环境产业仍较分散，在这种格局下，行业必将面临新一轮洗牌。比如，今年盈峰环境并购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就是通过资本手段大举进行产业整合。”

　　2018年9月8日，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发布2018中国环境企业50强榜单，其中，仅有7家企业营收突破百亿，占50强企业总数的14%。环境商会公开数据显示，现在会员企业就将近500家，大多是民营中小企业，有30多家是上市公司。

　　这与国家发改委和原环保部下发的《关于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的意见》提出的目标尚有不小差距。这份文件在2016年出台的文件提出，到2020年，要培育出50家以上产值过百亿的环保企业，环保产业产值超过2.8万亿元。

　　“接下来就看谁能坚持下去，如果持续被雪片一样的债务压的不能动弹，那就很可能意味着经营失败。这是一场严峻考验。”周鸿说。

　　不过，对于目前产业之困，周鸿并不认为步入“寒冬”，他说，虽然融资尚未见底，但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让行业看到了希望，未来产业将在逐步调整后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赵笠钧认为，未来环境产业会朝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发展。他指出，走并购整合之路是环境产业大趋势。一方面环境产业会加快并购整合、强强联合；另一方面每个企业也会在创新上做出改善，进行一些不同的尝试，会逐渐走向理性。“预计未来两到三年，环保产业可能会重新洗牌，整个行业通过新的并购和整合将促使环保产业的升级以及格局逐步实现向大而强的转变，行业效益进一步提高。”赵笠钧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周鸿说：“环保企业除了要借助政策支持外，还要敢于跳出原来传统的业务圈子，实施创新举措，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也可通过并购重组，深耕专业领域，并在一些细分领域重新配置资源。若都盯着传统项目，很容易引起恶性竞争，极不利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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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纬客户端12月9日电 (薛宇飞)冷淡的市场下，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引起敏感的购房者关注，此前市场较为少见的“利率维权”，在深圳多个楼盘陆续出现。

　　近日，深圳的平湖佳兆业、星河天地、华润城·润府三期等楼盘相继出现业主投诉，称项目合作银行的按揭贷款利率高于同期市场利率，加重了买房负担，有业主甚至质疑房贷利率是由开发商与银行商议得出，侵害业主利益。

　　对于这种质疑，多个楼盘相继发声，称房贷利率由各大银行根据市场情况自由定价，并非由开发商决定。业内专家也认为，开发商左右房贷利率变化的可能性较低，但如果开发商资金压力较大，可能会选择与较高利率的银行合作。

　　利率不同的烦恼

　　定价在4.3万元以上的平湖佳兆业广场项目，被视为深圳一个刚需楼盘，在11月中旬开盘后，就迎来了不少购房者。

　　李婷(化名)在交完定金后，置业顾问告诉她，需要准备按揭贷款的相关资料，置业顾问发来的信息称：按揭银行为开发商指定符合准入条件的银行，目前根据银行政策首套利率上浮20%，二套上浮25%，以银行最终审批为准。

　　李婷和许多业主一样，大多属于首次购房，对于房贷利率高低并无清晰概念。但随着深圳部分楼盘业主进行利率维权的新闻近日见诸报端后，李婷才意识到，佳兆业项目的首套房贷利率“确实有点高”。

　　12月4日，深圳华润城·润府三期业主称，在楼盘2018年6月份和9月份两个批次的开盘过程中，华润置地单方面要求购房者在其指定的银行申请按揭贷款，并且利率定价远远超出当时市场水平。

　　深圳市奥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星河天地项目也遭到客户质疑，12月5日，公司回应称，按揭利率是由各大银行根据市场情况自由定价，并非由开发商决定。

　　随着事件发酵，李婷所在的平湖佳兆业广场业主群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业主们对首套房贷利率上浮20%颇为不满。李婷也对中新经纬客户端回忆称，开发商的合作银行之一中国银行的客户经理告诉她，所有银行对这个楼盘的首套房房贷利率一概按基准利率上浮20%执行。对于原因，该客户经理没有给出解释。

　　佳兆业深圳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7日也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证实，平湖佳兆业广场项目已经签署或正在办理贷款合同的业主，其贷款利率基本上都是较基准利率上浮20%。

　　平湖佳兆业广场项目业主在一份公开信中指出，佳兆业涉嫌为加快银行对其回款，而指定几家银行统一提高贷款利率；合作银行涉嫌达成价格同盟，侵犯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这些“切身利益”对绝大部分购房者而言都并非一个小数目。以在深圳购置80平方米、单价4万元的一套住宅为例，选择首付30%、30年等额本息还款，贷款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20%比上浮10%多出将近25万元的利息。

　　“首套房贷利率上浮20%不太正常”

　　开发商能否左右房贷利率，成为这场口水仗的焦点。佳兆业上述人士表示，房贷利率由银行自主确定，开发商不可能左右利率变化。

　　

　　11月28日，深圳市规土委回应佳兆业在深圳项目首套房贷利率过高。图片来源：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

　　早在11月初，就有业主投诉佳兆业在深圳的项目佳兆业未来城、盐田城市广场、平湖佳兆业广场等楼盘合作的几家银行首套房贷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20%，比市场高5%。11月28日，深圳市规土委就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回应称，已约谈相关企业核实情况，开发企业表示贷款银行的利率均由银行确定，并未参与其中。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也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贷款利率是由央行管制，各家银行根据自身资金与成本状况确定的，开发商不可能干涉房贷利率。

　　至于同一银行对不同楼盘执行不一样的贷款利率，谢逸枫称，一般情况下，银行会根据住宅性质、户型大小、客户的首付与贷款年限、信用状况、还款能力等确定利率水平，每个人批下来的贷款利率可能会不同。

　　不过，他强调：“如果排除正常因素以外，房贷利率还不一样，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在深圳，这个阶段首套房贷利率上浮20%已经不太正常。”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底，随着四大国有银行、招行、中信等银行在深圳的首套利率全部上浮到15%，深圳房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基本确定。

　　至11月底，招行将首套房贷利率重新下调到上浮12%，符合金葵花且资产达标的客户则首套上浮10%，深圳房贷市场开始有所松动。截至12月4日，北京银行、中信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上浮10%，但国有四大行的首套利率依然上浮15%。

　　在投诉中，开发商指定合作银行的方式也备受诟病，业主认为，其选择空间变小，难以拿到市场上最低的贷款利率。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如果开发商面临着较大的回款压力，也有可能会选择与房贷利率较高的银行合作，“银行放款快，利率自然也会高一些，这很正常。”

　　不过，佳兆业上述人士直接否认了这种可能，他称，房贷利率过高，可能会吓退购房者，反而导致去化压力加大，更别提银行回款了。在签署相关协议过程中，他们会告知购房者可以选择其他银行申请贷款。

　　谢逸枫称，项目的前期开发中，开发商需要向银行申请开发贷款、开设账户，因此，开发商倾向于将楼盘的购房贷款交由这些银行做。购房者如果选择其他银行申请贷款，手续会更为繁琐，在实际交易中，这一情况也比较少。

　　房贷利率或将继续下调

　　楼市降温以来，围绕着质量问题，多地都发生一些集体投诉事件，但关于房贷利率的维权，却十分少见。张大伟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说：“上次出现利率维权应该是2009年，一些银行将贷款利率下调至基准利率的7折，引起拿到8.5折利率购房者的不满。”

　　10月以来，相继有一些地方传出首套房贷利率下调的消息，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谢逸枫认为，市场资金面已经有所宽松，降准预期有所加强，到明年，全国的房贷利率有可能继续下调。张大伟也认为，房贷利率已经出现松动迹象。

　　对于首套房贷利率，张大伟表示，首套房是刚需，应该在贷款利率上予以支持，出现较基准利率大幅度上浮，已经不合理。

　　谢逸枫说：“国家一直有支持首套刚需的相关政策，首套房贷利率不宜上浮太多，以深圳为例，较基准利率上浮5%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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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劲敌的银行理财子公司将揭开面纱

　　“2018年对银行资管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不停地解读、分析、汇报反馈意见，制定相关方案，银行部门之间不停地开协调会。”浦发银行资管部总经理蔡涛感慨。

　　2018年是资管行业密集出台新政的“大年”，如何消化存量、向净值化转型一直是盘桓在银行资管人心头的难点和痛点。在资金规模近30万亿元银行理财市场的规范监管进程中，一扇崭新的大门随之打开——银行理财子公司在行业转型阵痛中破题在即。

　　12月2日，《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颁布实施，这给蔡涛和他的同行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心。在此前后，已有21家银行密集公告拟设立理财子公司，注册资金总规模约达1250亿元。

　　银行理财子公司被当前资管机构视为劲敌。它将以何种形象面世？当前已有动作的理财子公司雏形如何？构成应该是什么样子？诸如此类尚未“敲定”的问题，成为这场新资管变局中最需被解密的因子。

　　等候期：从迷茫到希望

　　“今年四五月份，整个银行系资管步入迷茫期，明确体会到资产投放、产品发售放缓了速度。”交通银行资管业务中心副总裁梁冰表示。

　　2018年4月以来，监管层陆续发布了七份覆盖银行理财、基金、信托等涉及资管机构的政策文件。4月27日，央行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9月28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理财办法》）。一系列文件相继落地，“埋伏已久”的银行资管转型阵痛悄然而至，银行资管体系的体量从2017年开始有所收缩。中债登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7年)》显示，截至2017年末，银行理财余额合计29.54万亿元，较2016年末小幅增长1.69%，并且多个月份出现理财余额单月负增长的情况。

　　银行现有模式受到冲击最大，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原本更善于做非标、类信贷的业务，怎么向投资转型？

　　更重要的是，相比成熟的海外资产管理机构，没有完备的投研体系，没有较为专业的基金经理和人才机制建设，在产品形态方面能否满足客户需求等都成为银行资管人的心病。

　　好在随着不断得到监管层反馈，理财子公司细则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的“定心丸”功效显现。

　　“资管新规明确了公募可以投非标，老产品可以投资新资产，且对2020年的整改不‘一刀切’。这是非常大的调整，我们看到了一丝光明。直到理财子公司办法的出台，现在谈的更多的是希望和信心。”蔡涛坦言。

　　交通银行于今年5月31日发布公告，宣布打算在上海筹划未来理财子公司的相关工作。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在后续几个月中，该银行资管业务中心人员走访了大量的国内外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公募基金寻求运作模式的同时，也在预计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差距。

　　梁冰觉得银行资管转型过程中要在优势上做文章。以中长期规划和布局来说，要尽快找到先进的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对标，形成中长期的战略。譬如，交行资管在调研中发现国际大型机构像瑞银、摩根大通这些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倚靠集团协同，一方面有机制的支持，另一方面有团队的执行。“目前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公布给我们指明了下一步工作方向，经过紧张筹备，上报相关申请材料，希望能够成为首批获批的银行系理财管理公司之一。”至此，梁冰表示出了信心。

　　“大家都在看工行和招行怎么做，城商行从资金和人力成本上以跟随为主。就目前情况来看，大行和股份行是有实质性进展的，市场地位决定他们担当更多。”某家上市城商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有第一家吃螃蟹的人，以小银行决策快、执行力强的优势，应该会马上跟随，作为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中位数是没多大问题。”

　　落地期：子公司“雏形”

　　有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银行对待理财子公司的设立想法，一种是将原先设立在总行层面下的有经验的资管部门延伸迁徙到独立子公司上；另一种是在新成立相关的子公司上做动作，人员机制重新调配建设。

　　交行和浦发在资管业务运营拥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体系。记者从交通银行处获悉，交行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2014年就做了事业部改制，经过五年运行，在整个投资运作、风险审批、人事管理、产品独立运行等方面逐步地和总行的管理体系进行隔离，实现一体化的运营方式。

　　梁冰分析：“经过五年事业部改制，交行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优势逐步地向投资文化转变，这也是支持我们未来整个资产管理方向转变的点。”

　　浦发银行方面坦言需要更多地准备工作。蔡涛则体会到银行一个部门到子公司有很大的转变，这是很大的挑战。思考如何从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重塑、机制建立方面入手，包括未来借助集团力量，怎么和兄弟公司之间优势互补、相互合作，怎么和分行之间的协同都是未知数。

　　至于具体选择以何种方式筹建银行理财子公司，所有银行均未透露，但有讨论称资管部门的业务和人员进行平移或成为最主流的做法。

　　记者从银行的资产管理部或资产管理中心基本分类方向上可略见未来理财子公司模样。第一类是产品发行，主要是理财产品结构设计、定价等工作；第二类是投资相关，分为固定收益、非标债权、货币市场等不同方向，第三种是后台管理、风控部门。

　　一位国有大行总行员工向记者透露，从资管新规下发以后，该行已经逐渐按照事业部的模式在运行，“监管规则相继出台之后，各家银行都在准备重新出发，一是瞄准了成立子公司的方向，另一方面各家机构能力提升等各方面都在积极的准备和转型。理财子公司办法出来之后，各家也按照监管要求积极做好子公司筹建工作。许多银行每天管理者上万亿元的规模，除了日常的管理，还要监管转型工作。”

　　在其看来，监管对理财子公司的审批下发文件更像发令枪，枪响之后，银行要真正开始理财子公司的工作。“目前还没接到监管最新的通知，前两天几大国有银行纷纷披露了筹备公告，监管的审批肯定会加快。”

　　除此之外，人员的招募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华东地区某信托总经理告诉记者：“在内部的会议上得知，已经有银行向我们的人招手了。”“某排名前十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目前正在筹备资管子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达到十万亿元以上。目前在招量化、固收、衍生品交易、核算、市场等条线中高管岗位，有意者请详聊。”近日，某招聘网站挂出年薪为150万-210万元，招聘高管。

　　“其实也不单单为了理财子公司，机构本身也在加强专业性的人才储备。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文件发布后，需要按照新规要求做转型、做净值化、扩大投资范围，肯定需要补充专业人员，本身也要向子公司方面去改革，要准备自己独立成一套体系，肯定各方面要加强。”兴业银行资产管理部人士告诉记者。

　　现下，国内许多大中型银行资管部员工与银行管理资产并不匹配。据不完全统计，光大银行的非保本理财规模大约6800多亿元，资产管理部员工在30-40人之间；民生银行资产管理中心员工在70人左右，非保本理财规模在8000多亿元；管理着1.5万亿非保本理财规模的农业银行资管部大约不足80人；管理着2.58万亿元非保本理财规模的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员工不足70人。

　　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罗金辉也表示，庞大的存量业务带来了巨量投后管理工作，各家银行在资产管理业务上的投入普遍不足，资产管理部门在维持存量业务正常运转的同时，很难投入更多资源开发新的产品体系、构建新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销售体系，应对转型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消灭”难点与痛点

　　理想中理财子公司的构成应该是什么样子？“现有的投研团队肯定需要扩招。另外，系统运营和建设也需要加强。”某股份行资管部负责人说。在构建团队方面，可以对比基金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独立后的理财子公司在后台运营、清算系统不能再与母行共享，IT系统的支持更必不可少。

　　上述兴业银行资产管理部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大家面临的问题仍是新的净值型产品怎么创设，存量问题怎么去清理化解。

　　某股份行资管部门负责人直接表态，目前面临的三个大任务，一是存量整改，怎么打造旧战场，保证2020年年底前达到资管新规的要求。二是新产品加快布局，推进完全符合新规独立脱轨的产品。三是业务和管理的全面转型。因为资管新规下更多地是整个业务流程、管理模式的变化。

　　目前面临的任务，是银行理财飞速增长留下的“锅”。从2004年光大银行推出第一支人民币理财产品以来，14年间，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规模经历高速增长，产品资金余额从2007年末的0.53万亿元扩张到2017年末的29.54万亿元，到如今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后的规模调整，再到规划理财子公司思路渐成型，资管人需要面对转型的诸多难点和痛点。“银行资产管理面对的最大的难点在于惯性思维。中国银行业资产管理业务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明显期限错配、隐性刚兑和类银行存款的特点，面对一套和以往不同理念、不同业务逻辑的商业模式，要摆脱思维定式并非易事。”罗金辉如是说。

　　其次，转型的难点，还在于理清资产管理部门和母行的责权利关系。再者，转型的痛点在于庞大的存量业务如何处理。

　　在具体业务上，讨论较多的属于“非标债权类资产投资余额不得超过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这道门槛。非标投资的难点在于，资金的期限要和非标资产的期限匹配。

　　银行通过发行长期理财产品客户的接受度不高。浦发银行的办法是倚靠自身的理财转让平台，若客户购买长期类产品，担忧流动性银行可以提出解决方式。并且理财子公司明确规定其自有资金可以投向自己发行的产品，那么操作空间将更高，也提高理财产品自身的流动性。

　　目前浦发银行资管规模在1.7万亿-1.8万亿，到2020年底超过期限的资产测算下量也非常大。蔡涛透露：“表内的存贷款和表外的资管最大的比例可以到1：1，我们的市场空间可以达到和表内一样，当然这是需要很多年努力和实践。”

　　针对未来银行理财子公司实际落地后，关于表内表外、影子银行的说法是否有所变化。蔡涛坦言：“未来表内表外还是有的，影子银行这种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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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平台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合规工作进展时，阅读量总会暴增，现在应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受关注。”谈到合规检查话题，作为北京一家中型P2P平台的高管，吴芸如是说道。

　　12月已至，离《关于开展P2P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中规定的“合规检查应于2018年12月底前完成”近在咫尺，合规检查是否能按期完成，当前检查情况如何？这也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话题，经济观察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网贷平台以了解最新的检查进展。

　　合规检查或延期

　　“禁止将合规检查的情况用作对外传播，这是现阶段监管方面反复强调的。”吴芸告诉记者，平台已于10月底完成了由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下称“北京互金协会”）组织的自律检查，下一轮检查的时间和具体情况目前暂未接到通知。

　　此前的8月，行业深陷流动性及投资人信任危机，全国P2P风险专项整治办下发《通知》以及108条《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网贷平台备案再迎实质性进展。

　　按照《通知》，监管将合规检查总体分成三个步骤：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机构自查方面，北京这边要求平台最晚10月15日以前上传自查材料。”吴芸说。

　　自律检查主要是由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整治办督促并指定一家地方性互联网金融协会或相关机构对辖内机构开展。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下称“中国互金协会”）对网贷会员实施全覆盖自律检查。而行政核查主要是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整治办在机构自查和自律检查的基础上，择机就报告内容及数据的真实性等进行行政核查。

　　全国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办在《通知》中强调，合规检查应于2018年12月底前完成，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的具体进度可由各地因地制宜，稳妥安排。

　　就北京网贷平台合规检查情况来看，经济观察报记者从多家P2P平台处了解到，目前由北京互金协会牵头的自律检查正在进行，检查路径是从小平台到大平台。

　　据吴芸透露，北京互金协会检查小组的现场检查非常严格，都是实地在平台检查几天。“比如找一个从来没有注册过我们平台的用户，从注册到借款等流程全部走一遍，检查组人员盯着走完全流程。”“现场检查内容基本都是围绕全国网贷整治办108条和中国互金协会119条检查问题清单。”北京一名头部P2P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每轮检查牵头方不同，但是实际检查中，很多内容都是放在一起。而且如果检查组认为该平台某一方面还需进行详细说明，那平台还需提供更为详细的补充材料。

　　记者从部分P2P平台处了解到，此轮检查尚未对其覆盖，预计目前完成此轮自律检查的平台数量在40-50家左右。而已经完成北京互金协会现场检查的平台，均在等待下一轮检查。“接下来不知道是由中国互金协会牵头的自律检查，还是协会与北京金融局共同牵头的检查。”吴芸说。

　　吴芸告诉记者，这轮需要调查的平台还有不少，若按照目前的进度，北京P2P平台合规检查在12月31日前恐难完成。据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12月7日，北京市正常运营的P2P平台为343家。

　　记者注意到，合规检查时间段或将拉长的情况并非只存在于北京。包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合规检查第一步虽然均已“迈出”，但多家P2P平台反映均在等待下一步的检查。

　　有互金行业资深从业者直言，对于P2P网贷的合规检查，监管总体原则是张弛有度，保证检查质量，对于进度或不再硬性规定时间，而是把重点放在检查的细致深入上。

　　“这一轮检查更像是‘摸底’平台情况，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感觉和后续是否能够备案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北京一家小型P2P平台的负责人刘宇对记者表示。

　　待收余额规模成清退标准？

　　与合规检查进展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存量平台的清退标准。

　　最近，P2P行业圈内流传着一则消息“北京将清退待收规模5000万元内的小平台，杭州、上海等地将以1亿为红线清退小平台”。不过，是否以待收余额作为清退指标，目前来看，监管尚无定论。

　　杭州某中型P2P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确实有部分待收余额在1亿元以下的平台收到了这个通知，但是杭州不同区域目前推进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小平台其实在资产、运营等方面合规工作做得比较不错，所以我们也正在接触这部分平台，看看能否进行一个合作，实现用户转化。”上述P2P平台负责人说。

　　“基本上也能看出监管思路，主要还是担心两类平台：一种是规模特别大的，待收达到几百亿元；一种是规模小、盈利难的，这部分平台主要采取劝退或者吸收合并。先从容易处理的开始，然后可能再逐步提高合规检查的门槛。”上述北京某头部P2P平台工作人员直言，吸收合并的可能性比较小，毕竟谁都不愿意去“接盘”，会不会出现风险转嫁也是未知。“其实我们觉得以规模作为统一清退的唯一标准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平台要完全符合108条的规定非常难，108条就可以作为清退一些中小平台的门槛。”刘宇说。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认为，目前P2P行业加速分化，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前十大平台的余额占比已超过40%，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出借人用脚投票，小平台日益边缘化，对行业的影响和贡献日益萎缩，通过备案后的“牌照”价值成为不少平台存续下去的指望，监管应该也是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据融360网贷评级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10月，在提交自查报告的全国网贷平台中，待还余额规模超过300亿元的网贷平台有6家，100-300亿元的网贷平台有19家，50-100亿元的网贷平台数有17家，10-50亿元的网贷平台有64家，1-10亿元的网贷平台数为198家。待还余额在5000万以上的平台数达到了358家。“从上述数据以及目前行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待还余额10亿元很可能会成为监管划定清退线的标准之一。”上述互金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监管并不是要“一刀切”，但是小平台要想在“寒冬”中活下来，确实很难。

　　值得注意的是，自6、7月份以来的行业流动性危机已有所缓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P2P行业是逐渐回暖的。虽然规模承压，但近几个月的交易量和活跃度都有所回升。”刘宇表示。“未来P2P行业如何管、参照什么来管、怎么管才有效，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薛洪言表示，这些问题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P2P平台在金融体系内的地位和价值，也会反过来影响最终通过备案的平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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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12月8日，一位中国投资人指控腾讯音乐的联席总裁，称其利用谎言和威胁让他出售了一家公司的股份，而这家公司最终成为中国最大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的一部分。腾讯音乐本月可能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筹资12.3亿美元。

　　这位投资者在中国的仲裁程序中对腾讯音乐、腾讯音乐联席总裁谢国民以及其他人作出了上述指控，他于周三在美国提起的诉讼中重申了这一点，并寻求腾讯音乐首次公开募股的四家承销商提供文件。腾讯音乐是中国最大社交媒体公司腾讯控股的在线音乐部门，计划于12月12日在美国上市。

　　在仲裁中，Hanwei Guo声称，他在谢国民多次邀请后于2012年向一家名为海洋音乐（Ocean Music）的实体投资了2600万美元。他表示，谢国民当时承诺该公司将在两年内实现盈利，并将在三年内在美国上市。Guo在纽约联邦法院提交的文件中称，虽然该公司获得了总额达1亿美元的投资，但他被告知该公司业务失败并且他应该出售他的股份。他在法庭文件中称，谢国民及其助手雇人对他进行威胁。

　　法庭文件称，“面对威胁、胁迫和恐吓，并且遭到拒绝提供能够揭示海洋音乐真正价值的信息，Guo卖掉了他的股份，”而谢国民在此之后进一步把公司打造成“流媒体巨头”。

　　Guo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根据法庭文件，Guo在仲裁申请中要求归还其部分股权并补偿他可能已经实现的收益。

　　Guo的律师Tai-Heng Cheng在一份声明中说，腾讯音乐银行顾问所掌握的历史财务文件和信息可能跟Guo的诉求高度相关。Guo在诉讼中寻求从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在内的承销商获得相关信息。

　　腾讯音乐、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拒绝就诉讼发表评论。摩根士丹利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govyvy

快乐的加菲猫

呵呵呵，这俩不费油，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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