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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11年的中国汽车共享行业，正迎来爆发。

汽车产业的出行革命，让共享出行成为风口，诞生了一批创业公司。此外，国际领先的整车企业已经陆续开展分时租赁业务，并依靠国外成功经验，积极开拓中国出行市场。而多数国内的整车厂也通过与第三方移动出行公司合作的方式，大力布局移动出行。

5月31日，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与罗兰贝格联合发布的《新趋势下车企未来竞争力报告》显示：汽车共享服务预计将继续快速增长，2025年，主要市场将有大量新车销售应用于新型出行服务领域，预计中国用于新型出行服务的新车销售占比将达18%。而在2025年之后，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的问世，将大幅提升出行服务领域的新车销量占比。

同一天，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8中国汽车新创峰会在北京举行。在以“出行革命和布局未来”为主题的圆桌对话中，来自传统主机厂、新兴造车企业、共享汽车公司、业内专家在内的七位行业大咖，热议汽车共享的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前景。

针对各家公司的不同特点，主持人蔚来资本管理合伙人张君毅逐一发问。对话嘉宾包括：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晓麟、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杨学良、北汽新能源轻享科技总经理王春风、易开出行创始人严道远、新特汽车联合创始人CEO先越、J.D.Power副总裁梅松林和全球未来出行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王丰斌。



如何切入共享出行？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传统的汽车企业如何布局出行服务？

杨学良：吉利打造的曹操专车使用的都是新能源汽车，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覆盖了24个城市。在有些运行较早的城市，独立运营上已经盈利。曹操专车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公车公营+认证司机”的B2C运营模式。品牌是我们的，车也是我们的，背后有品牌背书。我们对车辆和司机的掌控度更高，所有的驾驶员都要进行认证，相当于公司直聘，所以驾驶员提供服务的专业水准能有所保障。

王春风：北汽新能源的轻享科技有两个角色：第一，2C方面，我们轻享自己做分时租赁，现在在全国12个城市，将近1万台的规模；第二，2B方面，我们为这个行业想做分时租赁的合作伙伴，提供从系统、硬件、技术到整个运营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梅松林：从出行的解决方案来看，假如消费者需要一次出行，网约车和出租车比较好；如果消费者需要几个小时用，分时租赁更合适；如果消费者需要借几天就选传统的租赁公司。这是一个风口。共享汽车的商业模式非常多样，并在不断突破，未来是可以把整个链条打通的。

王丰斌：眼下有不少汽车制造企业在转型，开始拓展布局出行服务市场，延伸出了一些出行服务企业。不过，这类出行服务企业还肩负着一个使命——主机厂战略的延伸。比如车型的选择、市场的拓展、价值品牌的延展等，可能都要跟主机厂有一致性。在我看来，在出行市场发展初期，这些都是有益的。但是，最终这类企业应当具备独立的商业逻辑，需要开放的、与共享经济精神契合的思维来谋求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众多出行服务企业中，将来最有前途的到底是主机厂背景的企业、还是其他类型的公司？这都没有定论。

《21世纪》：新兴公司如何切入？

王晓麟：江苏赛麟的战略是做大众化的高端车，我们从没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出行服务提供商，而是定位成出行的硬件提供商。我们所有的着重点都放在怎么把车这个硬件做好，让用户有最好的驾驶体验。在服务方面，我们会依靠合作伙伴。我们会全面支持运营商做好服务，而不是把服务运营商仅仅当做消化产能的一个渠道。我们的目标是和出行服务运营商强强联合，赛麟会提供高品质的出行硬件，帮助出行服务公司在商业模式上取得成功，共同为消费者带来安全、可靠、便捷、智能、互联的出行解决方案。

严道远：易开出行2013年进入这个行业。2015年在芜湖投放了一千多台电动汽车做分时共享，现在与全国45个地方城市签约，24个城市已经投车运营。易开出行前期的发展核心是打造单个城市的出行服务模版，后期我们将转向打通数个城市之间的出行交通。分时租赁，未来将是一个能够承接更多出行服务的行业载体。

先越：作为新兴造车势力，新特不光是造一辆车，而是思考从产品到运营怎样提供一种创新的产品模式。我之前做过充电桩，这个行业需要把上下游连起来才能给用户带来好的体验。我们的第一款车和摩拜合作，考虑的是能不能在产品研发阶段做一台基于共享需求的产品。从主机厂的角度出发，思考怎么把汽车产品、分时租赁用户需求和运营公司的需求打通，除了C端给用户提供全新的产品创新模式，同时在B端跟分时租赁公司打造产品创新模式。

《21世纪》：新特和易开都与一汽达成了合作，但一汽也在做自己的出行服务。定位有什么差异？互相之间怎样协同？

严道远：我们的合资公司名称叫一汽易开智行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其实这个“天津”可以换成任何城市，我们也会在其他城市成立这样的合资公司。在这个市场，主机厂尝试去跟行业内它们认为比较靠谱的公司合作，而我们也希望通过和主机厂的深度合作，获得更多定制化的产品。

目前，我们拿来运营的车辆都不是为共享出行准备的，都是为私家车设计生产的。运营几年来，我们发现需要改动的东西有数百项之多，而核心的东西目前没有一样被改，这是运营比较痛苦的地方。

先越：一汽虽然在共享出行出手比较晚，但是运营还是很务实的。能够更多解决用户痛点，而且形成真正的可持续、可落地的发展模式。未来，我们会有好的创意、好的想法、好的技术解决方案，但是更重要的是落地。

共享出行

行业何时迎来春天？

《21世纪》：共享出行的春天来了吗？

梅松林：共享出行的春天还远没有到来。移动出行或者共享化大规模发生必须先解决三化：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

王晓麟：自诞生以来，汽车一直在为出行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也正因此130年以前，汽车革掉了马车的命。我不认为共享出行对汽车行业来说是一个新的革命过程，它是进化到新的提供更好出行体验的产品阶段。共享出行的重点还是出行，现代的出行方式需要有相匹配的好产品。在这方面，赛麟会认真做好老本行——造车，就像华为始终专注通讯硬件产品而非通讯服务一样，赛麟将专注为共享出行的服务商们提供同时具备极致的科技感和驾驶乐趣的汽车。

王丰斌：我对造车新势力、出行服务新势力都抱有相对乐见其成的心态，全世界的汽车产业都是以家族、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为主导，但中国还是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时代，所以中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不过，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强力驱动和崛起，其实也带动了很多民营企业的力量。这不仅仅一场技术变革和能源供给模式的变革，更是中国汽车产业一场迟到的市场化的洗礼，我们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看到体制松绑所释放的红利。

《21世纪》：共享汽车还有哪些潜力？

严道远：无人驾驶一定会在分时租赁领域最先引爆。一旦无人驾驶在分时租赁行业应用，车辆可以满足的客群将从原来百分之二十几一下变成百分之百。

先越：新特5月25日和博世达成合作，在中国第一个推进博世自动泊车的成熟解决方案，我们就是出于共享的场景来考虑的。共享里有两个核心因素：第一是路面车位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泊车一定会发展到地下。第二是用户取车、还车的便利性。所以，当时我们和博世推出在共享环境下取车和还车、在地下停车场无人驾驶的整个技术解决方案。

杨学良：曹操专车不仅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还是一家车联网、物联网公司。曹操专车未来可能有几个发展方向。第一是定制化，这是主机厂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整个研发系统跟曹操专车是无缝对接的，所有反馈上来的问题，包括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的推出，都是研究院同步在做，未来一定会成为定制化的共享车。第二，将中国的网约车、共享车的模式慢慢的推广到海外，或者跟海外同类型的公司进行合作。

王丰斌：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不仅仅是从燃油到清洁能源的动力模式的变革，也不仅仅是产品端的技术性变革，随着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浪潮的叠加融合，汽车产业价值链重心从产品端到服务端开始转移，一个大出行产业生态正在形成，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正在从趋势逐步变成现实。

目前，以共享经济模式为核心的出行服务生态还在进化过程中，虽然有了出行服务的独角兽企业，但是还远未成熟，这个阶段需要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的力量不断融入进来，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健全的有梯度的生态系统。巨树之下寸草不生的垄断状况对行业甚至对核心企业的发展都是有危害的。（编辑：周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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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癌症用药地下代购产业链备受关注，除了较大的价格差异外，对进口药及创新药的巨大需求让海外医疗旅游成为了癌症等重症患者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据统计，2016年我国出境医疗旅游的游客超过了50万人次，均价超过了5万元，市场容量近300亿元。2017年10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允许进口药同步研发申报，优化注册申报程序，取消部分进口药品在境外上市的要求。

随着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建设稳步推进，进口医疗器械的审批权的下放有望实现中外药品的同步使用。

“我国的食药总局规定，国外药进口，还是需要进行临床试验，虽然只要求从III期开始就行了，但由于有排队、申请、试验、审批等环节，进口药上市速度仍然赶不上市场需求。”6月1日，知名经济学者、财经评论家郭凡礼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决定》的出台也加速了进口药审批速度。

癌症用药代购崛起

有业内人士指出，价格差异、新药滞后、虚弱的仿制技术、有限的医保覆盖是催生地下癌症药代购产业链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市场上，印度的仿制药因其低廉的价格而占据大半江山，类型分为印度本地仿制药和外企在印上市原研药两种，仿制药多为口服，原研药则多为注射。比如，印度仿制药来那度胺（具有抗肿瘤、免疫调节和抗血管生成等多重作用）10毫克进货价300多元，25毫克700元，在印度上市的原研版伊布替尼价格为17000（元）至19000（元），而国内售价是48600元/瓶。

从药品进入国内的方式来看，分为直邮和“人肉”托运。可室温储存的药品会通过快递方式进行运输，需要恒温冷藏储存的药品则会被放进保温箱中，人工运回。当数量超过邮寄限额或人力托运能力的时候，印度药一般会从香港由专人负责通过海关，然后带入深圳，发往全国。

此外，进口药在国内审批上市的进度也相对滞后。CFDA的数据显示，2001—2016年美国批准上市433个新药，在中国上市的只有133个，占30.7%。近10年在我国上市的29个典型新药，上市时间比欧美晚5—7年。

“地下癌症药代购产业链正是说明了当前的医疗环境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主要是国外新药难求、国内供给不足和价格虚高问题。”优品财富医药行业研究员蒋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新药审评进入快车道，进口药品报批提速，从5月1日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等政策相继出台，但由于政策落地到最终成效仍需时日，短期内地下癌症药代购产业链可能继续存在，但是从中期来看，“有药”、“买得起”将逐渐落实。

境外医疗旅游走热

价格差异与进口药品上市滞后效应叠加催生了癌症等重症患者尚未满足的巨大用药需求，海外医疗旅游与超级医院成为了这些患者的首选。

对于境外医疗旅游的持续走热，蒋婷告诉记者，主要是由于当地的医疗和旅游供给无法满足人们对医疗的及时性、价格的合理以及医疗服务特色的要求。

而对于医疗旅游的目的地，如泰国、印度，本地拥有国际认可的优质医疗服务，同时具有异质的旅游文化资源，可以借自身卓越的旅游资源来为医疗旅游添助力。

郭凡礼坦言，在国外，医疗旅游已蔚然成风，全球医疗旅游产值近7000亿美元。“目前医疗旅游以体检、美容的旅程更为常见。医疗旅游市场的火热，是由于我国医疗资源不足，居民难以在国内享受到充足的医疗体验，不得不出国获取更多更优质的医疗资源。同时，由于部分人存在国外月亮圆的思想，盲目崇拜国外医疗手段，选择在出境旅游的同时享受国外医疗手段而非在国内治疗。”

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超级医院的概念也在国内应运而生。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同意设立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批复》。今年3月31日，由政府和民营资本联手打造的博鳌超级医院开业，8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强势加盟，并成为目前实质性享受这一政策红利的唯一一家医院；4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暂停实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决定》，正式将进口医疗器械的审批权下放给海南省。

中信证券田加强团队研报指出，随着海南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先行区建成，未上市的进口药品在先行区也将加快上市，逐步达到中外药品的同步使用。

创新药审批提速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近期的快速发展只是政策层面推动加速创新药审评审批的一个缩影。

5月23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2018年第23号）》，进一步优化了优先审评审批制度，提高了创新药尤其是境外创新药上市审批效率，公告指出“对于境外已上市的防治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以及罕见病药品，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经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以提交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直接申报药品上市注册申请”。

“总体来说，国内对于进口药品的报批不断提速。”蒋婷解释道，“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4月底，九价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批准上市，从提出申请到获批上市只有8天时间，审批速度之快在中国药品审批史上史无前例。对比之下，四价疫苗从申请到上市却花了十年时间。从十年到八天，进口药品的审批速度可以说有了质的飞跃。”

对于超级医院和出境医疗旅游未来的发展趋势，郭凡礼则认为，多重政策调整新规在全国实施后，也意味着博鳌乐城先行区和全国执行同样的政策，先发优势将缩小。“同时，因为可以提交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直接申报药品上市注册申请，进口药的上市速度将会更快，部分选择出境医疗的人员可能会选择留在国内等待新药上市，使得出境医疗旅游人员成分变化，出境医疗旅游的模式将出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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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和林
　　北京时间6月2日，一年一度的巴菲特慈善午餐竞拍结束，今年已经是这项活动连续19年进行，最终被匿名用户以330.01万美元、合人民币2112万元的高价拍得，获得本次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

　　根据历年的数据来看，今年330.01万美元的价格已经是历史第二高价，仅次于2012年和2016年历史最高价的345.68万美元，相比2017年的270万美元有60万美元的增幅，自2010年以来，最终成交价格也只有2013年低于200万美元。从2000年至今，巴菲特午餐筹到的善款总额已经超过了2600万美元，而这些善款全部都捐赠给一个慈善组织，用于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品、医疗、住所等服务，同时，平均每年免费提供约75万份餐食。

　　巴菲特今年的慈善午餐拍卖从太平洋夏季时间5月27日晚7：30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1日晚上7：30，竞拍者在经过136轮的叫价之后，最终将成交价定格在了330.01万美元。

　　那么，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到底能够得到些什么呢？

　　连续十几年，巴菲特午餐的选址都在纽约的Smith&Wollensky牛排馆，这家牛排馆大部分餐品的价格都处于30美元到60美元之间，比起动辄几百万美元的拍卖金额似乎有些“寒碜”。然而得到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机会的人真的会在意吃什么吗，和这位传奇人物的交谈才是这顿午餐的真正价值所在。

　　没有人透露与巴菲特交谈的细节，但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从巴菲特处学习到了很多，这些知识是难以用金钱去衡量的，从结果来看，大部分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人之后都在事业上取得了更好的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十几位中标者中还有三位中国人，分别是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私募教父”赵丹阳以及天神娱乐董事长朱晔。在2006年段永平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时，还带上了当时在美求学，后来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而朱晔似乎是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中标者们中的一个“例外”，虽然在2015年与巴菲特见面后股价一路高涨，但是最近，却因为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受到了证监会的立案调查。

　　其实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早就已经公之于众，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若你不打算持有某只股票达十年，则十分钟也不要持有。”长线投资才是他的投资秘诀，但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在中国，巴菲特也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不过他的投资理念却没有多少人遵循，一部分原因也是国内的股市更具有投机性，多数股民相信与其长时间的将资金放在一只股票上，不如看准时机进出市场。结果自然可以预见，不断地抢高杀低、损耗资金，最终只会被三振出局。

　　“市场短期来看是投票机，长期来看是称重机。”巴菲特的老师——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上个世纪就提到过，短期交易里并不在于研究价值的多少，重点在于研究人们的情绪会导致什么样的以买卖股票为形式的投票行为，并以此来获利。但是从长期来看，股票价格还是会遵循价值属性，这也更加能够反映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

　　对于巴菲特来说，独立思考是他投资理念的精髓，在风云变幻的股市里，短期的波动是较难预测的，很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而长期投资更加需要专业的判断。在股票市场上，每一位投资者都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冷静分析，就像巴菲特对自己的股东所提醒的，想要投资成功，就必须对企业具有良好的判断。

　　2018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上，巴菲特以6000多亿元的财富位居第二，证明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仍然适用。但正如巴菲特所推崇的独立思考的理念一样，他的智慧也不是万能的智慧，他也并不是没有亏损过，领悟吸收他的投资理念，加上自己的独立判断，在不同的情形中灵活运用，才是真正的投资智慧。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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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董事长：中国资本市场有四大积极因素
　　据证券日报报道，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闻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资本市场有非常多的利好的正面消息，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二是政治体系非常稳定；三是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四是A股两百多只股票正式纳入MSCI指数。这些都是对市场非常重要、积极的指标/因素。（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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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扩容MLF担保品并非宽松 今年仍有降准空间
　　日前，央行宣布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

　　新纳入MLF担保品范围的有三类：不低于AA级的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央行在6月1日扩大MLF担保品范围，可能暗示6月央行将续作MLF。基于此，当前市场降准预期降温，不过多位受访人士均认为，未来降准仍是大趋势。

　　“通过降准置换MLF还是比较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实体融资成本下降。”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目前一年期MLF利率为3.3%，而一年期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62%。

　　值得强调的是，担保品扩围并不意味着宽松。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是否宽松取决于央行给出多少MLF，担保品扩围以后，备用抵押物增加，可以获取的MLF总量增加，但是最终释放多少MLF还有待观察。“这是货币政策宽松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MLF担保品扩围
　　MLF是央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工具，采取质押方式发放。2014年9月创设时，其担保品仅包括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2015年5月，地方债纳入MLF的合格抵押品范围。

　　本次央行再次扩大担保品范围，新纳入不低于AA级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等三类担保品。

　　央行有关负责人称，此次扩大MLF担保品范围有多方面考虑：一是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二是有利于平等对待各类发债主体，促进信用债市场健康发展；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金融机构高等级债券不足的问题。

　　“有关担保品扩充的建议已经提了很长时间，因为在严格标准下的担保品对于大型银行来说不成问题，但中小银行却面临没有合格担保品致使难以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尴尬局面，而这些银行恰恰是最需要融资的，因此本次调整对48家一级交易商中的股份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是个福音。同时也使大中型银行向小银行提供融资的能力得到提升。”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

　　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剑称，央行扩大MLF担保品范围，并不是为了扩大MLF总量，而是为了优化MLF申请银行的结构，增强中小银行申请MLF的能力，还可能优化他们的流动性指标（LCR等），以便提升他们支持三农、小微的积极性。

　　据测算，此次扩容理论上能增加4000亿至6000亿的可质押债券规模。截至目前，MLF存量余额4.02万亿，且尚未触及可质押资产上限。 “（这一规模）对于目前商业银行来说不大不小，我们认为结构上面的信号意义大于总量上的宽松意义，对新券发行的意义大于存量调整的意义。”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认为。

　　他表示，此次央行扩大MLF担保品范围可以进一步完善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一定程度上增加可投放流动性规模；向市场释放支持信号，一定程度缓解信用风险；延续流动性的结构性宽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并不意味着宽松
　　对于市场而言，最为关心的莫过于担保品扩充是否意味着宽松？温彬直言，担保品扩围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宽松。

　　连平亦认为，现在说宽松恐怕为时过早，担保品扩容确实有助于推动流动性、利率水平保持合理状态，是朝着宽松方向操作。但若MLF投放额度没有增加或是减少，货币政策也不见得就是宽松。“最终货币政策是否宽松，还要看结果，即货币存量、流动性状况和利率水平等。”

　　分析人士称，本次MLF担保品扩容有助于提前应对6月MLF到期压力，缓和到期续作面临的担保品不足的问题。Wind统计显示，本周（4日-8日）公开市场有5000亿逆回购到期，此外6日还有2595亿MLF到期。

　　基于此，MLF续作预期升温，而降准预期降温。申万宏源研报分析称，未来将根据具体环境灵活选择续作MLF还是降准置换。比较而言，MLF续作更有助于基础货币缺口补充和避免市场误判货币政策取向，而降准置换更有助于改善金融机构资金面的结构性压力和引导资金更多支持普惠金融等领域。

　　邵宇对21媒体记者表示，是否需要降准，取决于央行放出多少MLF，如果放得比较少，降准还是有必要。“未来可能采取的方式是降准置换MLF，降准是货币乘数增长，置换MLF是减少基础货币，最终体现为M2增速是否有变化，货币政策松紧取决于M2和名义GDP之比。”

　　连平称，未来定向降准仍有必要。数据显示，近几个月存款与贷款增速差距扩大至4个百分点左右，存款增速明显慢于贷款增速。M2低位运行，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负增长；而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依然不小，非信贷融资却明显收缩。在当前外汇占款基本均衡状态下，通过定向降准提供流动性是较为合适的方式，还可以有效增加银行长期可用资金。

　　“尽管此前准备金率有下调，但是目前16%左右依旧偏高。今年准备金率大幅下降可能性不大，我觉得可能会下调1-2个百分点。”连平称。

　　东方资产首席经济学家吴庆称，即便是降准置换，MLF等新设货币政策工具会继续保留。“这些工具最大的好处是决策链条更短，央行自主决策，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时效性，及时应对市场变化，真正向预调、微调靠拢。”

　　本文作者张奇，来自21媒体，原文标题《央行给MLF担保品扩围并非宽松 年内降准空间仍存 或增加4000亿至6000亿可质押债券规模》。( 21.世.纪.经.济.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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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MLF担保品扩围释放积极信号 理性看待违约
　　央行日前宣布，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机构纷纷表示，此举释放出"积极信号"，体现出央行对信用债市场流动性的"审慎呵护"。业内人士表示，机构应摒弃靠"信用下沉"博取高收益的做法。一方面，投资者需理性看待违约事件；另一方面，相关配套制度应进一步完善。

　　释放积极信号
　　机构纷纷将MLF担保品扩围解读为央行对市场释放"积极信号"。

　　央行网站6月1日消息显示，为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并促进信用债市场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

　　央行表示，新纳入中期借贷便利担保品范围的有：不低于AA级的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优先接受涉及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的债券），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

　　某股份制银行资产与负债部人士告据记者，在MLF担保品扩围后，银行可用更多类型的信用债替换此前用于质押担保的利率债，以减轻利率债占用。这部分利率债被替换下来后，可用于银行间市场其它操作，从而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某国有大行投资银行部负责人表示，MLF担保品扩容具有"象征性意义"。另一机构投资者介绍，"银行间隔夜质押回购利率（DR001）"4日处于阶段性低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银行间市场资金较宽松。

　　东方金融控股（香港）资产管理部朱启表示，信用债违约近期频发，部分房企、城投机构融资困难。机构对中低评级信用债需求降低，信用债市场整体流动性下降。目前市场风险偏好仍较低。例如，房企、城投境外债近期收益率波动较大，个别券价格日内波动甚至超过20%。他表示，市场预期反转需要时间，但监管层出手有助于市场信心恢复。

　　一位知名机构固定收益基金经理表示，在MLF担保品扩容后，他所在的机构小幅提升风险偏好，预计市场反应还需时间。

　　理性看待违约事件
　　业内人士认为，信用债违约近期频发，投资者需理性看待违约事件。投资机构简单依靠"信用下沉"博高收益的做法应终结。

　　上海银叶投资固定收益部总监黎至峰表示，目前信用债市场避险情绪浓厚，部分机构在牺牲收益换取流动性，涌向高流动性个券，高评级和低评级债券之间利差扩大。

　　黎至峰认为，一方面，投资者需对违约事件有准备，不应指望"出几个文件，流动性马上就好起来"；另一方面，投资者应理性看待违约事件。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机构投资者对"刚兑"预期过高，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此类机构应警醒。债券投资机构需摒弃以往完全靠"信用下沉"博取"高收益"的做法，不应随意选择低评级债券，忽视债券本身所蕴含的风险。

　　澳大利亚安保集团动态资产配置部主任纳达尔·纳艾米表示，无需过度担心信用债违约。目前显示出来的违约是局部性的，多集中在房地产、城投及周期性行业，违约并未传导到PPI和CPI，表明违约并未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

　　他认为，应在更广阔背景下理解本轮信用债违约。违约事件有助于信用债市场出清。在出清后，预计外资通过债券通等途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流量会增加。

　　亚洲某大型资管机构中国业务主管告据记者，其接触的QFII对国内信用债违约较内资投资者反应更平静。"在一定程度上，QFII将中国信用债违约事件解读为市场走向规范化的出清行为。没有违约事件，在他们看来反而是不正常的。"
　　富达国际固定收益基金经理黄嘉诚此前表示，中国市场违约率目前只有0.1%至0.2%，仍低于许多地区和市场。比如，以美元计价的亚洲高收益债券违约率大约能达3%至4%。

　　配套制度需完善
　　业内人士表示，缓解信用债市场流动性，还需相关配套制度完善。

　　某城商行负责金融市场业务的行长助理告据记者，在审慎呵护市场流动性的同时，需有序引导市场接受打破刚兑后的违约行为。除投资者转换思路增加对"违约"的包容度外，相关部门配套措施也应跟上。比如违约后，如何追究债券发行人、债券承销机构等各方责任。

　　朱启认为，相关法律体系需尽快完善，例如破产保护机制需尽快到位。针对违约事件，相关部门需明晰在违约发生时，如何保护各类投资者。投资者对违约看法逐渐趋于理性，有助于提升其对于信用债市场的信心。

　　黎至峰表示，严惩在发行中散布虚假信息行为是重建信用债市场信心的重要步骤。他表示，有效的定价机制对市场恢复信心也很重要。相关部门需通过引入更多交易工具完善定价，使信用债价格与风险更好匹配。(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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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宋鸿兵：中美贸易战背后有两个"隐形赢家"，但媒体却集体沉默
　　报复美国“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欧洲或最终做出让步
　　特朗普倾向结束北美自贸协定

　　宋鸿兵：中美贸易战背后有两个“隐形赢家”，但媒体却集体沉默？
　　现在所谓的“中美贸易战”没有打起来，双方短期达成了协议，但是实际上中国也看明了美国的全部底牌，接下去这个牌局就很简单了。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让步。我们现在看新闻媒体报道的永远不是重点。比如说汽车减税，觉得美国汽车工业占了多大便宜，在我看来这是个烟幕弹，事情本来不重要，但是媒体把它炒作得看似很重要，让我们所有人以为汽车是美国获益最大的一个产业。但真正的主要受益者永远是躲在幕后，不会冲到前台来。

　　美国真正的主要受益者，第一是金融行业，第二是医药行业。为什么金融重要？我曾用了30万字的篇幅，写了《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讲的就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是你的金融命脉，所以我称之为是高边疆。如果我们对比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二者几乎起源于同时一个时代，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洋务运动失败了？

　　提炼出来就是一句话，金融有没有失控？你会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所有的改革，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日本金融失控的。所有的改革，他可以学习英国、法国、德国或者美国的宪法，都无所谓。但是在金融问题上，日本从来没有放弃对于中央银行的控制权，从来就没有放弃对于金融体系的控制权。

　　金融高边疆是能够控制全局的。你在一个产业中失守，虽然很惨，但是问题不大。比如说汽车工业全军覆没，但没关系，你还有机会在其他产业中捞回来。可是金融行业如果失守了，你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前年我去波兰的时候，碰到波兰当年的总理，他说自己是在2011、2012年才看到波兰文版本的《货币战争》，当时他看完之后就有个很深的感触。

　　他说可惜我当年主导波兰改革时没有意识到金融和银行对波兰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在私有化改革中，卖掉了90%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但是几年以后，他觉得有点怀疑当初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实际中到现在为止，波兰经济情况并不好，他不得不承认，现在越来越怀疑当初的决策是不是对的。虽然他坚信理论上对，但实际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波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金融的控制权，没有自主权。欧盟出现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但波兰自己调动不了任何资源来对抗，他只能通过行政命令下令，外国在波兰的银行不能把自己在波兰的准备金调到欧洲其他国家，资金不能越境，这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事。

　　就像我们现在搞金融开放，我所研究的一切成功案例，都是国内银行走向国外，杀到全球去，建立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个相反的成功案例。所以我认为中国金融业开放使美国金融行业成为了最大受益者之一。

　　另一个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医药行业。我记得非常清楚，1995、1996年的时候，有一帮医药公司游说美国国会，要求政府出钱，立法强制所有16岁的女孩必须要打一个宫颈癌疫苗，说是为了这些人以后不会再得这个病。但是这样一个立法在美国为什么被坚决否决了？90年代中期美国所有城市所有州的大部分家长是坚决反对的。


　　因为生活在美国医疗体系中间时间长的人会明白，医药公司跟医生是完全不同的两群人。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骨子里是想把人治好的，不管全世界哪国都一样，没有医生希望病人越治病越重。但是制药公司跟医生是决然不同的两个群体。

　　制药公司的人就是商人，在商人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利润，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你不能指望商人经营的制药公司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考虑病人的利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逻辑上就该得到这么一个推理。实际上当时有很多科学家、医生，站出来说这个疫苗没有什么太大作用。那么这些家长就明白了，你医药公司不过是想推销疫苗，想赚这个钱。但为什么要用我女儿的健康作为代价？为什么要用我女儿的身体作为小白鼠来做测试？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这个立法最后失败了，好几次试图闯关通过立法，但是都失败了。

　　医药公司这些人的出发点不是要害你，但是当健康和利润发生冲突，他们最终一定会选择利润。有一种药可以把人立刻治好，还有一种药是让人终身服药。在这样的一个重大利益面前，我觉得制药公司的CEO，有一个算一个，一定会选择后者，让你终身服药，而不是一次性把你治好。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就作不了制药公司的CEO，即使你当上CEO也会很快被干掉。其他制药公司你不是想竞争吗？你可以推出能根治的药，但你的结果就是要么被其他大的制药公司联合剿灭，根本不给你生存的机会。要么就是把你的专利买过来，然后锁到保险柜里让它再也不见天日。


　　所以医药公司在全世界是相关报道最少，但最黑暗的一个领域的寡头。美国只有一件事情是最可怕的，就是丧失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对于每个人的心理上的压力，会产生无以附加的心理负担。一家两口，或者带一两个孩子，在现在的医疗保险中，你就是什么病也不得，正常交保险费，起码交1000美元/月。你在身体没有任何毛病的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交这个钱，一直交到65岁。要么是你交这个钱，要么你公司帮你交一大部分，你自己交一小部分，但是这个钱保险公司是一定要收到的。

　　美国的医疗开支高达GDP的20%，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远远高于其他所有国家，但它平均寿命却未必比日本和欧洲高。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医疗费用这么高？什么样的政策导向能使他的医疗效率这么差？中国在赤脚医生那个时代，人均寿命可以达到70、72岁，美国现在是74、75岁，但是它花的代价是你的好几十倍、上百倍，谁在中间获得利益？当然是医疗公司。

　　真正研究美国经济结构的，如果不研究医疗公司，那根本就没有碰到问题的边缘。奥巴马医疗改革为什么受到利益集团这么大的攻击？包括特朗普自己也承认美国的医疗保险贵得惊人，这种保险价格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个贵得惊人的保险价格，背后其实是医药公司、医院、保险公司，是三者利益的结合，整合起来一套超级剥削的“征税机构”。这个税的概念现在落实在每个人上，是把每个人的身体当成了一个取款的银行，这个身体不断得病，你需要不断的医疗服务，就会不断地产生现金流。医药公司需要你这个人体的资产，因为你是个优良的现金流载体，这就是医药公司对人体的认识。千万不要理想的认为医药公司会为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而去考虑问题。

　　真正最赚钱的行业，我想不出还有哪个行业的利润率会比医疗制药业更高。医药的这种搞法完全超过正常人的想象，已经变成了中世纪的政府对全民的一种税收。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包括现在，能够对老百姓每家每月征收1000美元以上的保险费用？什么开销能够达到每月1000美元、1500美元甚至更高？绝无可能。

　　你什么病都没生，就必须得交这么多钱，这是一种税收制度，这是一种金融制度，这是一种把人体当成银行的压榨制度。在我看来只能这么理解。否则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够容忍这样制度的存在，日本不会，欧洲当然也不会，加拿大这些国家都不会。


　　所以在我看来，“中美贸易战”中间得益最大的两个产业，金融业和医药业，应该是美国发动贸易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两股力量一直没有站到前台来说话，一直在幕后发挥影响力，而我们所理解的中美贸易战基本上全部偏了。(宋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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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鹤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原文题目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导读：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接到写作邀请，我本能地想到两个题目，一是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描述中看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描述，因为这都与我多年的工作密切相关。但又发现这些题目的技术性太强，希望找到一个全景性的话题，可以归纳对过去改革开放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最近我到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甘肃等地区做了一次关于发展路径的专题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认识不同地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调研过程中，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一题目，觉得这个题目让人兴奋，足以概括对以往和未来增长的主要看法。
1、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二）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四）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五）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六）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2、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

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

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二）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三）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

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

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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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对很多经济学专业名词不大知道，“明斯基时刻”以前也听到过，但引起我好奇是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一段话：“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于是去找资料，看看到底什么是“明斯基时刻“，现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好日子的时候，大家去借债，经济一片繁荣，资产价格持续上升，慢慢地大家麻木了，继续狂欢，越借越多，最后发现现金流不足以支撑债务的还本付息（甚至付息都已经做不到了，还本变成是一种奢望），资产价格突然崩溃，金融海啸如期而至。
    从以上过程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的”明斯基时刻“。而我在阅读很多金融危机拯救者的回忆录（比如前总统小布什，比如两任财长保尔森和盖特纳）和富国银行多年的致股东信中，可以看出几乎没人提前知道危机的到来（既然没人知道金融危机产生的时刻，那投资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谨慎一些呢？雷曼垮了、美林垮了、AIG垮了、两房垮了、一些商业银行跨了……）。


    经济学是门深奥而又存在较多争论的学科，变量实在太多，由于我国是”市场+计划双轨经济”，所以更难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因此我也不会去深入研究。但作为一个投资人，稍微知道一点也是应该的。


    目前中国的债务杠杆率、目前的房市，甚至深层次的制度问题社会矛盾等如何演绎下去？中国版的危机产生过程和消除方式将会有中国特色（现在不就在进行中吗？），虽然存在很多不同，但我想经济学中有些东西还是相通的。


    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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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长油5(400061)退市前，股价只有7毛钱一股。
徐翔突击入股，用自己徐翔、老爸徐柏良、老妈郑素贞、老婆应莹的账户大举买入，四人合计持有2200万股长油。
在2017年2月，长油5最近一个交易日，长油5的价格已经达到每股4.31元。按这个价格，徐翔已经浮赢八千万元。
昨日阔别A股多年的长油5和创智5(400059)(推荐阅读>>退市股回A重启：创智、长油申请重新上市 且看8大核心关注)，分别向沪深交易所递交了重新上市的申请。按照规定，老三板公司重新上市只需满足条件、得到交易所批准即可，理论上从申请到上市只需185天。
一旦通过批准重新变回长航油运 (SH600087)，徐翔在狱中将收获N多涨停。

暴富的机会，就这样和你擦肩而过。

你该反思，是贫穷让你失去了思维能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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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汽车
　　据CNBC北京时间6月6日报道，特斯拉全球销售主管任宇翔（Robin Ren）周二在股东会议上表示，将在上海建造特斯拉在美国以外的首座工厂。

　　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允许国外电动汽车厂商全资建厂。特斯拉在中国建厂一直备受期待，因为在这里生产汽车将允许该公司避免进口关税。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会上表示，与特斯拉在美国的第一家工厂不同，特斯拉新的“Dreadnought”工厂将在一个地方同时生产电池和组装汽车。

　　在美国，特斯拉已经在内华达州运营了一个巨大的Gigafactory工厂，在那里为其汽车和家用能源产品制造电池。该公司还在加州弗里蒙特经营一家组装厂，生产Model S、Model X和Model 3。

　　马斯克还回顾了特斯拉工厂在过去面临的挑战，他解释称，特斯拉在自动化方面的努力好坏参半。

　　“我们在Model 3的生产上犯了很多错误。我们有信心弄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在着手解决……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所采用的自动化方式有时并不管用。但很明显，生产中有一些元素非常适合人们进行生产，有些部分非常适合机器人……先建造适合人类操作的初始产线，然后再将生产系统中最困难的部分自动化，这似乎才是合理的方式。”马斯克说道。

　　
　　此前，有接近上海市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特斯拉已经与上海市在今年5月签署相关文件，选址上海临港建设中国工厂。针对这一消息，特斯拉当时不予置评。如今该公司终于确认在上海建厂。

　　在今年第一季度财报分析电话会议上，马斯克曾明确表示，该公司会很快会宣布中国超级工厂的地址，确切信息最迟不会晚于今年第四季度。

　　而在2017年第三财季报告会上，马斯克也曾主动表示，“虽然中国工厂先期会生产Model S和Model X两款车型，但是未来将以生产Model 3轿车和入门级Model Y跨界SUV车型为主”。

　　今年5月10日，中国工商部门的信息显示，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下称特斯拉上海）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
□ .扬.帆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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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选错赛道，数十年财富将被洗劫2018-03-31 10:06胡润/成功学/马云

作者：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的社会是投资的时代，谁先掌握了正确的投资方法便是预先获得了新时代的入场券，但是你真的了解投资吗？你选择的投资会是未来的趋势吗？下面的文章将会带您了解真正的投资之道。

01
投资的时代：财富巨变，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1776年，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很多人会说这一年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但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年最重要的是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正式开创了现代经济学。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经济学家前仆后继的求索，无非是在思考斯密留下的问题：财富到底是如何决定的，我们到底该如何让财富增长？
在英文里，“财富”和“命运”是同一个单词：Fortune。显然，过去人们总认为财富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我们根本无力改变。而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变，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财富巨变的时代。
中国过去一年创造82.7万亿GDP，大概相当于5.9个俄罗斯、7.7个英国、11.4个韩国，也相当于我们改革开放头20年名义GDP的总和。随之而来的是国民购买力的惊人提升。
中国人过去一年买下了13.4万亿的新房子，平均每天成交超过360亿元，一个星期的交易额几乎相当于日本一年，以至于有人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房地产销售量最大的一年。
中国过去一年的汽车销量接近2900万辆，占全球的30%，已经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第二名美国的1.7倍，日本的5.5倍。
中国的人均智能手机保有量即将达到13亿，也就是说，几乎人手一台智能手机，排名第二的印度还不到中国的一半。中国家庭部门的户均资产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100万元，并且还在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百万富翁”这个概念早已像当年的万元户一样被时代抛弃。
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既让人心潮澎湃，也让人百感焦虑。因为在这个充满机会与风险的时代，选择赛道永远比努力奔跑更重要。一旦做错一个选择，你就可能被时代无情地抛弃。
你可能会因为一个选择一夜暴富。假设十年前你有1万块钱，如果你只是存成银行定期，那么今天你有13000块。但如果你选择了买茅台酒，那今天就有4万块。如果你买了格力的股票，那今天就至少有10万块。如果你中间买了比特币，那你已经变成资产过亿的土豪了。

当然，你也可能因为一个选择血本无归。同样是这1万块钱，如果你在48块钱的时候买了中石油的股票，到现在你已经只剩1600块。如果你在2015年贾跃亭最风光的时候买了乐视的股票，那不到3年之后你就只剩下1300块钱。这还不是最惨的。如果你当年买了泛亚或者e租宝的产品，现在已经血本无归。
我前段时间参加胡润的一个活动，顺便翻了近20年的胡润富豪排行榜。你知道这20年里谁上榜最多吗？马云？许家印？还是王健林？都不是。我就不说是谁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人已经彻底从富豪榜上消失了。
对比1999年和2017年的胡润富豪排行榜，前二十富豪竟然没有一个重复。
当年的富豪现在已经不知去向，而反过来，现在马云是风光无限，但你知道1999年他在干什么吗？正在杭州湖畔花园的一栋单元楼里苦哈哈地创业。
那一年阿里巴巴刚刚成立，谁能想到这个躲在小区里的皮包公司20年后能成为市值3万亿的独角兽，跻身全球前十大公司之列。马云这个既没有显赫身世又没有耀眼学历的专科生已经成为中国首富。
02
投资的意义：从劳动造富到投资造富
财富的变化不是无形的，而是渗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从雪花膏升级到雪花秀，从奥拓升级到奥迪，从海马升级到宝马，中国人民在过去十年完成了摧枯拉朽般的消费升级。
但随着消费一起升级的，是这片土地上的焦虑。货币宽松的洪流虽然推高了你的工资，但却无法让你安心，因为你焦虑地发现，几乎所有东西都涨得比你的工资快，房价翻了十倍，孩子奶粉钱翻了几倍，茅台翻了一倍，甚至连家门口的早餐也涨价不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财富焦虑？本质上是财富的逻辑变了。今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逐步进入中年阶段。这不是说我们的经济变差了，而是，中年人和年轻人对待财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财富的收入结构变了，以前主要是工资性收入，未来主要是投资性收入。
中国人四十年前还没什么积蓄，当然只能靠工资性收入，大家关注的是一年赚多少新钱，但现在逐渐有积蓄了，投资性收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家会更关注过去的老钱能生多少新钱。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仅增长8.7%，而人均财产净收入大幅增长11.6%，尤其对很多新中产来说，投资性收入可能早已超过了劳动性收入。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中国的家庭户均资产在100万以上，而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有14620元，户均工资不到5万，也就是说，对大部分人来说，只要把投资的收益率做到5%，就可能会超过你的工资收入。
2.财富的支出结构变了，以前主要是消费性支出，未来主要是投资性支出。
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恩格尔系数，指的是基本的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0%以下，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这意味着，解决温饱之后，你的大部分收入仍需要你去做广义的投资性选择。
如果你有2000块，你是提前换点美元为出国旅行做准备，还是买一瓶茅台酒等待升值？如果你有2万块钱，你是买一枚比特币，还是买一些格力的股票？如果你有20万，你是在大城市租几年房子，还是借钱在老家买套房子？
投资在你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意味着通过投资改变人生轨迹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当然，这种改变不是单向的，既有可能向上提升，也有可能向下沉沦。尤其是未来十年，越来越多的机会和风险将从你身边闪过，就看你如何用合理的投资方法去管理好你的财富。
03
投资的逻辑：从散户化理财到机构化投资
说起投资，你可能并不陌生。如果你是一个80前，甚至会觉得自己投资很成功，因为在你那个时代根本不需要选择，有钱只要买房就可以了。
但对于80后，尤其是90后、00后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投资产品有成千上万种，有高收益的，也有低收益的，有股权的，也有债权的，有国内的，还有海外的，有实体的，还有数字的，别说对缺乏投资经验的大众，即便是很多专业机构的人来说，选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如何才能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唯一的方法是建立独立专业的投资体系。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假如你有大量的内部消息，一年之内你就会一文不名。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老是依赖内部消息，而不去独立思考，早晚会全部亏掉。
投资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优秀的投资者不在于获取多少消息，而在于对任何消息、任何事件都可以用专业的投资思维去处理。回头去看过去100年的诸多投资大师，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基因：
第一个基因，控制风险。
投资的核心技术不是追求收益，而是如何控制风险，成功的投资者一定是优秀的风险管理者。风险管理的核心就两个：一是在事前留好安全边际，二是在事后及时止损。
美国共同基金之父罗伊·纽伯格为什么能连续68年不亏损？就是因为他在投资中严格执行10%的止损原则，这让他成功避开了历次股灾，包括1929年和1987年的两次世纪大股灾。

第二个基因，把握机会。
查理·芒格说过，如果你从我们的投资决策里剔除掉最好的那15个，我们的表现其实非常一般。翻开大师们的投资历史，并不是他们百发百中，只不过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机会，一战成名。
在生活中也是一样，10%的选择可能会决定你90%的人生，关键时刻要一鼓作气。有时候这种选择是很痛苦的，比如十年前在北京借钱买房的朋友。
第三个基因，处变不惊。
投资过程必然充满诱惑。但经济学告诉我们，高收益一定伴随着高风险，诱惑越大，风险越高。
巴菲特的启蒙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牛市是普通投资者亏损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当牛市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就禁不住诱惑，盲目追涨，最后被套在山顶上。
学会对诱惑说不是投资的第一课。
第四个基因，坚持耐心。
投资免不了波动和风险，因此是最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巴菲特很早就开始赚钱，但他99%的财富来源于50岁以后，中间也经历过很多像乐购这样失败的投资案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直到80多岁了还在不断的学习。
第五个基因，自我修复。
美国对冲基金教父达利奥说，我们要做一个“专业的犯错者”，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什么叫专业呢？就是能不断地从错误中反思，保证不犯同样的错误。
投资世界是最公平的地方，你如果做对了，可以获得收益，但如果你做错了，一定会受到损失，这其实是一种市场化的纠错机制，可以让你更有效地学会修正自己的错误。
纽伯格除了68年不亏损之外，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他活到107岁。除了他之外，大部分投资大师都很长寿，比如价值投资理念的首创者菲利普·凯睿活到101岁，巴菲特已经88岁，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已经94岁，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很是潇洒。
投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为什么这些大师如此长寿而又充满活力？
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他们专注于投资的回报。从表面上看，投资给了他们财富，让他们有机会去享受最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是关键，投资本质上是一种不断突破自我、提升自我的修行，他们通过数十年的投资把自己历练成了最优秀的人生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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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政策强力收缰引发 新一轮洗牌国内市场临天花板
　　光伏政策强力收缰引发新一轮洗牌
　　国内市场临“天花板”企业寻求多方突围
　　六一儿童节的“断奶”礼物，让整个光伏业“崩溃”。这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降补贴、限规模，而这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光伏发电发展的基本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的强力收缰下，新一轮行业洗牌加速，企业正在寻求多方突围。

　　这种负面影响从股票上就可窥一斑。6月4日，新政出台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光伏上市企业大面积飘绿，截至收盘，A股光伏板块整体市值蒸发147亿元，港股市场也未能幸免，光伏概念股最大跌幅超20%。6月5日，WIND光伏太阳能指数继续下跌0.64%，阳光电源、隆基股份、通威股份均连续跌停。

　　政策强力收缰绳
　　走出2012年欧美“双反”低谷，中国光伏业自2013年以来连续五年新增装机规模世界第一，累计装机规模连续三年世界第一。很多主流分析机构都认为2018年仍将是行业的盛宴。

　　然而，大家预想的高歌猛进被政策打断。“存在光伏发电弃光问题显现以及补贴需求持续扩大等问题，直接影响光伏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根据新形势、新要求调整发展思路，完善发展政策。”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负责人指出。

　　据媒体记者了解，今年一季度弃光电量16.2亿千瓦时，弃光率4.3%，而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的资金缺口截至目前已经超过1000亿元，短期内难以解决。

　　上述负责同志表示，我国光伏发电当前发展的重点需要从扩大规模转到提质增效、推进技术进步上来，需要从更有利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着力推进技术进步、降低发电成本、减少补贴依赖、优化发展规模、提高运行质量，推动行业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这是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光伏发电发展的基本思路。

　　《通知》明确，今年根据行业发展实际，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包括按以往文件明确可自行管理本区域建设规模的省份（西藏除外）。同时，今年安排1000万千瓦左右规模用于支持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具体范围为5月31日（含）前并网的项目纳入国家认可的规模管理范围，这些项目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年内建设投产的其他项目由地方根据自身财力、消纳能力等依法予以支持。而今年1月至4月，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已经近900万千瓦。

　　在限制规模的同时，补贴也有所下降。自2018年6月1日起，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0.05元，新投运的、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度电补贴标准降低0.05元。符合国家政策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0.5兆瓦及以下）标杆电价保持不变。

　　上述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将抓紧出台《关于完善光伏发电建设规模管理的意见》《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明确建设规模管理和分布式发展的相关要求。

　　业内预测，2018年有补贴的光伏新增并网装机规模约在30GW左右，将从2017年的53GW直接“对半砍”。

　　新一轮洗牌来袭
　　在国内需求被压制的同时，光伏产能扩张却仍在继续。东方日升总裁王洪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介绍说，2017年公司全球组件产能6.6GW，“今年要把自己控制的产能往上提，先后投资百亿建设了金坛、义乌等高端产能生产基地。”预计金坛扩产项目中的2GW在今年6月进入投产，另外2GW于11月份投产；义乌扩产项目一期2GW则预计在年底前投产。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保利协鑫”）也有着巨大的计划。其副总经理王经亚表示将加快单晶建设，布局主要是宁夏中卫1.7GW单晶基地、内蒙中环参股产能5.0GW、云南总体20GW单晶项目，其中计划2019年12月云南项目建成第一期10GW产能。

　　这并不是个例。“2018年中国光伏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产能扩张在继续。”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表示，2017年扩产的项目有26个，今年行业扩产势头还是很猛烈，生产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的企业都在扩产。以单晶PERC电池为例，2017年产能是10.3GW，而2018年规划产能为37.9GW，其中仅通威和隆基的规划产能就分别达到10GW和8.8GW。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分布式光伏实施规模管理之后，对于企业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虽然增加了人力和资源等成本，但天合光能将对户用光伏市场做更好服务的安排，发挥在管理效率上的优势。

　　他判断，今年行业供过于求的局面肯定会发生，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一轮调整，给行业带来挤出效应。一些没有竞争力、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产能会被淘汰，光伏行业也会最终形成几家巨头。

　　王洪有类似的观点。他表示，现在光伏是市场经济，将会淘汰劣质产能，促进光伏行业的健康发展，在未来的两三年，将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整合。

　　事实上，这一苗头已经显现。媒体记者采访多家光伏企业人士了解到，中国一线组件企业当前都是满产，部分已经排产到第三季度，这大部分都是靠海外订单拉动。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由于国内市场不旺产能利用率较低，三四线组件出现明显的减产、甚至停产的情况。而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也是冰火两重天，部分小厂已经以低于3元/片的价格抛售多晶硅片，某逆变器企业人员反映市场销售困难。

　　广发证券电力设备新能源小组研究报告也指出，市场格局的变化要早于此次政策调整约半年的时间，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报价差不仅揭示了需求强弱的变化，还显示了行业格局的变化趋势，随着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大企业市场份额提升，小企业市场份额的缩减甚至退出这个市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企业多方突围
　　在协鑫集成董事长舒桦看来，光伏的产能过剩都是“阶段性过剩”，每一次过剩都是一次优胜劣汰的市场洗礼，短时期内就会被快速增加的需求所化解。每一次也都会促进优势企业的更好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快速进步，最终体现为发电成本明显下降。

　　原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石定寰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领先企业的多晶硅生产成本和组件生产成本已分别降至每吨6万元、每瓦2元以下，光伏发电系统的投资成本已稳定在每瓦5元以内，度电成本降至0.5至0.6元的区间并有继续下降的空间。“从最近一次青海领跑者基地的招标价格看，最低竞标电价只有0.31元/千瓦时，已经实现了平价。预计其他地方实现平价上网也不需要太长时间。”

　　王洪透露，东方日升正在测算打造国内第一个不要补贴的光伏电站项目。全球太阳能理事会主席、协鑫集团董事长兼保利协鑫董事局主席朱共山认为，伴随着科技革新，相信2020年以后，中国光伏产业将告别政府补贴，全面实现光伏发电平价上网。

　　在晶科能源副总裁钱晶看来，突破平价上网，光伏和其他能源互补真正解决间歇性发电的问题，以后就进入自由贸易的市场，彼时不仅需要极端高效的组件，还应加大对可适合不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产品的关注。平价上网是真正考验内功的时候。在行业波动的时候，一线企业抗压能力强一点，它可以视市场情况放宽或收紧代工量，毕竟一线的高效产品还是一瓦难求的。

　　高纪凡则表示，随着中国市场逐渐面临“天花板”，全球化布局的企业会更有优势。石定寰也认为，全球市场仍会有强劲需求，包括南美、非洲市场等，可以为过剩的产能提供出路。

　　王洪向媒体记者透露，今年公司组件出货量相较去年要翻番，海外市场销量将超过国内，主要是在南美、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地，而且今年尼泊尔、哈萨克斯坦、澳洲地面光伏电站项目也逐步破土动工。此外，宣布全面启动“两新”战略的布局，持续发力新能源和新材料两大领域，形成“电池组件、储能、新材料”的一体两翼的业务格局，发布“升阳光”户用品牌，并大力发展储能业务，收购九九久科技。“提前布局市场，主要着力于一些细分产品。”(经.济.参.考.报..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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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体6月5日报道，香港一对夫妇在买入一个汽车停车位不足9个月后，通过转售而赚取了惊人的260万港元（33万美元）利润。

　　周一，由新鸿基地产开发的、位于香港九龙区的天铸公寓大楼的停车位交易价格创下新的纪录，其换手价高达600万港元（76万美元），即每平方英尺44444港元。

　　据土地注册处文件，作为卖方，这对香港夫妇在2017年9月以340万港元的价格买入。

　　作为香港何文田片区的豪宅项目，天铸每平方英尺价格远高于香港住宅物业的平均价格，根据仲量联行数据，整个香港地区的均价为15600港元，而香港九龙区的均价为16350港元。

　　此停车位长16.4英尺，高8.2英尺。值得注意的是，其交易创下了新纪录，而此前，全港车位最高价是518万港元。一名商业主管在2017年6月，买下香港西营盘一个停车位，致香港停车位价格首破500万港元大关。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片区的小型公寓的均价为25248港元／平方英尺。

　　不过，这个价格依然低于由新鸿基开发的豪宅公寓项目。目前，位于天铸六号塔的一个1911平方英尺的四房单元，售价约为9800万港元，即51282港元／平方英尺。

　　中原地产的相关负责人Sandia Lau指出，“项目位于豪宅区，单元价值1亿港元。住在这里的业主手握大量现金，根本不在意这区区几百万美元，他们更看重便利性。“（.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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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个世界，撼山易，撼特朗普钱包难！

　　哪怕已经是世界老大，还公开跟加拿大、德国、法国、墨西哥等小兄弟翻脸。原因也简单，还是钱！

　　白宫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而且，特朗普又打起了一个如意大算盘，应该是让日本韩国都傻眼了。

　　按照美国方面提供的问答实录，前几天在白宫，特朗普有一则问答是这样的：
　　记者：你打算在6月12日首脑会晤时，向他们提出给予经济援助的问题吗？

　　特朗普：那将会由韩国提供。不，我不认为美国必须花费。我认为韩国会做。我认为中国——我认为，坦率说，中国会给予帮助。

　　我认为日本会提供帮助。不，我不认为美国将花费大量资金。你们知道，我们有三名人质。我为这些人质花了多少钱？

　　而且，你看，我们距离很远。那些地方非常接近，那是他们的邻居。我们在数千——我们在6,000英里以外。我已经告诉韩国，我说，“要知道，你们必须要做好准备。”日本也是。

　　我认为他们的确希望看到有重大成果。日本希望，韩国希望，我认为中国也希望。但那是他们的邻居，不是我们的邻居。

　　
　　典型的特朗普车轱辘话，你们看懂了吧？

　　意思应该也是很明确的，在牛弹琴（bullpiano），至少这几点吧：
　　1、援助半岛北方，想让我们美国掏钱，没门！我们的距离太远了。你看到我们为那三个人质，掏一分钱了吗？

　　2、韩国、日本、中国，你们得掏钱，你们这么近，再说这是你们的邻居，不是我们的邻居。

　　3、特朗普身体力行，明确说了，他已经告诉韩国、日本：你们就准备好掏钱思密达吧。

　　特朗普是在开玩笑吗？

　　要知道，这个问答是白宫提供的，如假包换。从上下文看，他也不像是在开玩笑，按照他商人的本色，他应该就是这么想的，也就不假思索说出来了。

　　因为接下来，还有记者提问，你怎么确保对方感到安全时，特朗普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将确保其安全。他们有潜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认为韩国将会提供大量帮助。日本将会提供大量帮助。我认为中国将会提供大量帮助。

　　

　　看到了吧，特朗普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感情百分百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美国嘛，可以提供安全保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就不打你了；至于你们要成为伟大国家，要其他人出钱，有韩国、日本，还有中国呢，别来找我们美国。

　　世界老大美国是没钱吗？打死人都不相信，但这就是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半岛实现和平，这是不世之功，我特朗普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但要掏真金白银，韩国、日本你们就赶紧准备准备吧。

　　会忽悠吧？东北人别不服气，韩国人别不承认，特朗普一出手，那绝对可以是宇宙第一大忽悠。

　　你想让特朗普掏腰包，那简直是要他的命啊。看来，这个历史性会晤，特朗普也只打算动动嘴，真正掏钱就去找韩国日本。嗯，特总统，你是不是太精明了一点！（牛.弹.琴）

govyvy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兴通讯(00763-HK)与美国商务部已经原则上同意签署协议，中兴须支付14亿美元，令到美国商务部取消对中兴的禁令，使公司业务回复正常。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称，未与中兴达成或签订具体协议。

　　消息人士指出，中兴同意支付10亿美元(78亿港元)罚款，以及交付4亿美元保证金，交由第三方托管予托管人，作为日后倘若违反协议时被没收的罚款。协议其他条款与路透上周五报道的內容相同。

　　根据协议，中兴要在不设限下，让美方到厂內查核，以核实美国卖出的零件，是用于中兴通讯；中兴亦要在网站上公布使用美国零件的数目，并要在30日內改组董事会及管理层。

　　美国商务部并会修改将去年的和解协议，将中兴去年缴交的3.61亿美元民事罚款，计入新协议，令总数达至17亿美元，但这份修改后协议尚未签署。 中兴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及北韩的制裁，以及未履行去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和解协议，4月被美国禁止购买美国高科技零部件及服务7年。(财.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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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1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