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巴菲特真相
来自：MACD论坛(bbs.macd.cn)
作者：Wang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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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序言
巴菲特的倒下
第2部分 巴菲特：股神还是超级骗子
谁缔造了巴菲特神话
掩人耳目的价值投资
谁造就了巴菲特神话
第3部分 报童巴菲特原来是犹太人——世家子弟…
巴菲特出身贫寒吗
政商两栖的巴菲特家族
为什么要对巴菲特的出身欲盖弥…
神化巴菲特是构建帝国软力量的…
第4部分 巴菲特是靠价值投资发迹的吗——早年…
巴菲特的第一桶金
阴谋诡计的牛刀小试
浮存金的魔术
犹太人的伯克希尔公司
为什么巴菲特不买黄金
这些年来，巴菲特所玩的投资游戏，说穿了就是华尔街的金字塔游戏。这种游戏看似合法，却是完美的犯罪（Perfect Crime），为我们揭示了为何华尔街能攫取常人无法想象的利润，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玩到他们的腰包里。
我们不能让我们有着聪明脑袋的年轻人眼睛只是盯着华尔街的奖金，而不去参加更加能够创造价值的事业。长此以往，我们将无以为继！——奥巴马
卸下华美包装
2010年6月2日一大早，刚走进公司的过道，我习惯性地朝墙上的电视望去，正报道着CNN的插播新闻（Breakingnews）：“巴菲特被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传讯（Warren Buffett Subpoenaed By FICC）”。我在原地看了几秒钟。传票（subpoena）是非常严肃的法律用词，是传讯、传审的意思。不过说实话，对于巴菲特被传讯，我一点都不奇怪。我早就感觉巴菲特其实也是华尔街金融大鳄，只是和索罗斯、罗杰斯那些大鳄相比，他被包装得更精致而已。这次他的“狐狸尾巴”似乎露出来了。
听证会在纽约举行，耗时整整一天，主题是为什么像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样的证券评级机构，会将最高等级的AAA给予那些次级抵押债券——当住宅市场崩溃之后，这些债券迅速下滑到垃圾等级。而巴菲特是穆迪最大的股东，现拥有13%的股份，曾持股20%。
巴菲特此前三次拒绝调查委员会“邀请”，使国会不得不用法律力量，迫使巴菲特站到了听证席上。在听证会上，他辩解道：“我根本就没去过穆迪……我甚至根本不知道那家公司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他们的业务模式是非常出色的。”
极其注重公众形象的巴菲特，竟在听证席上乱了阵脚，回答了跟他的投资理念——“在投资的时候，我们不要远离自己所了解的范围”所完全不符的话。这一理念是巴菲特几十年来一直号称在身体力行着，并作为自己的成功经验向普罗大众灌输的。他最为得意的杰作就是在互联网泡沫席卷股市时，毫不受诱惑，巍然不动地作壁上观。当时他解释说，因为他对该行业没有充分的了解。而他所持有的都是家喻户晓的股票，比如可口可乐、好市多和通用电气等等。如果说他真的不了解穆迪公司，那怎么可能在最多的时候持股20%呢！
被中国人民尊崇为“股神”的巴菲特，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08年世界最富之人，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巴菲特的基金在50年中平均年投资回报率达到惊人的31%。他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号称“买下后长期持有，只买不抛（Buyandhold）”，并保持节俭的生活习惯，大把捐钱给慈善事业。因此他是2007年《时代》杂志评出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
巴菲特的讲话常常被称为商业讨论与幽默的混合体。每一年由巴菲特主持的公司股东大会，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的参加者就达2万多人。在这一盛大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准备就绪的公司年报和发给股东的信件中，引用和穿插着文学典故和圣经话语，以及中东的警语和数不清的玩笑，因此经常被财经媒体所报道。他每年将拍卖一次与其共进晚餐（或午餐）的机会，拍卖价被越炒越高，2008年赵丹阳以高达211万美元的价格中标。
媒体也最乐于歌颂巴菲特节俭的美德，总是拿他与嗜血成性的华尔街银行家的奢侈生活加以对比。因为他是全球最富之人，却依然住在当年所购买的小房子里，只花费了31500美元，如今的市值也不过区区70万美元。他像所有严父那样管教孩子，像所有普通人那样到杂货铺去购买食物。
虽然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拉古纳海滩（LagunaBeach），买了一幢400万美元的别墅，媒体却“懒得”加以报道，这与他几百亿美元身家的天文数字比起来，400万算什么？他的公众形象无可挑剔。然而当他1989年花费公司1000万美元资金购得一架私人飞机时，他“羞愧”地称其“不可饶恕”。美国太需要一个道德精英的典范了，当然不会深究巴菲特自认的那点瑕疵。再加上巴菲特已经将85%的公司股份捐赠给比尔·盖茨慈善基金，公众对他的信任更是无以复加，他就像“神”那样被捧上了金钱与道德的神坛。
“完美的犯罪”
让巴菲特牢牢在神坛上待着的还有他投资中国的那些神来之笔。
一贯坚称“只买不抛”的“股神”，2003年首次购进5亿美元中石油股。这的确是大手笔。消息一公布，成千上万的崇拜者相继跟进，全都攥紧中石油股票，死也不肯抛。人们太相信世界首富的投资策略，以为只要握紧“股神”选中的股票，就一定能发大财。
“股神”果然不负众望，“苦苦”守候了4年，等他的信众差不多都进场了，便在2007年7月，悄悄抛售了首次投资的5亿美元中石油股，“收获”35亿美元；同年10月，“股神”出清中石油股。应该说，因为“股神”先买进，站在了金字塔的最顶端，而信奉“股神”的人们则在金字塔的底部“严防死守（Buyandhold）”；等“股神”脚底抹油抛掉股票，丢下的残局就由垫底的人去收拾了。
巴菲特在2008年10月，以2.32亿美元投注中国比亚迪汽车公司，占其10%的公司股份。才过一年，巴菲特就已经从比亚迪公司的账面上赚得了高达7倍的投资回报率，超过16亿美元！可想而知，跟在“股神”身后进场的中国股民一定有成千上万。但愿这一次“股神”坚守到底，脚底不抹油，那可就是中国股民的大幸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来，巴菲特所玩的投资游戏，说穿了就是华尔街的金字塔游戏。这种游戏看似合法，却是PerfectCrime（完美的犯罪），为我们揭示了为何华尔街能攫取常人无法想象的利润，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玩到他们的腰包。通过这次金融海啸，华尔街丛林这种狼吃羊的兽行，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可一旦狼群繁殖的速度超过了绵羊，那么也就到了狼吃狼的时候了。
此后，巴菲特在高盛集团这个虎口中拔牙。高盛亏损巨大，资金周转不灵，迫不得已在2008年9月23日宣布转成银行控股公司。第二天，巴菲特即向高盛伸出“援手”，以50亿美元购得高盛的优先股，用另外50亿美元换取了高盛普通股的认股权证。
巴菲特之所以敢大胆出手，就好比打麻将，他将对方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第一，“股神”透过政府间的层层关系，早已知道政府将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只要美国国际集团不倒，高盛也必将屹立不倒。果不其然，当美国国际集团拿到18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资金后，立刻赔偿给高盛129亿美元（高盛“下赌”40亿美元卖空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第二，高盛也将从政府的救助资金里要到100亿美元。巴菲特深知，只要高盛喘过气来，市场这块蛋糕还在，而分割蛋糕的霸主却少了，高盛就完全可以稳坐钓鱼台。
到2009年7月24日，这天高盛的收盘价每股为164美元，仅仅一年不到，“股神”便为此项投资赚足了111%的回报率。“股神”自己毫不掩饰对高盛的信心，他称“我和高盛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40年……我关注这家公司很长时间了，我对高盛集团的状况和管理层的信心超过华尔街任何公司，他们对市场的时机把握最为出色”。当然啦，如果“股神”不了解高盛与政府上层之间的关系，他怎么会如此大胆？
最近，高盛由于那些荒谬的衍生工具合约，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诈骗，并正在接受司法部刑事调查。而巴菲特却罕见地公开为高盛担保，并对他一贯竭力反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金融衍生品进行辩护。他一反常态地对投资者们说：“我很高兴我也持有这种衍生产品，因为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回报……”
只有上帝能够洞察人间的一切！巴菲特虽然不是上帝，却能够像上帝那样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来洞察他脚底下人们的一举一动，不称他为“股神”也难。因此，只要华尔街金字塔模式存在一天，这种血腥的掠夺就不会停止——华尔街华人金融家陈思进。
2010年6月11日，“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拍卖活动最终以263万美元的价格成交结束，大幅刷新了历年来的拍卖纪录。巴菲特何许人也？那就是江湖人称“股神”的，被誉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的美国亿万富豪——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巴菲特执掌全球第一高股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公司拥有63家不同行业企业的股份，目前坐拥约620亿美元的净资产，根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8年度全球富豪榜，他已成功超越比尔·盖茨成为全球首富。在大量的宣传材料中，巴菲特被描述为独具慧眼、生活简朴、热心慈善的先哲与圣贤，于是人们又给他加封了类似于李鸿章李合肥、袁世凯袁项城这样的“奥马哈先知”与“奥马哈圣人”的称号，他俨然成为当代金钱世界的救世主。
对于这样的人物，市面上介绍的口水书自然汗牛充栋，在亚马逊上相关的英文图书多达1434种，在当当网上的中文图书也有1237种。至于吹捧巴菲特的文章则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在这些巴菲特传记和投资秘笈中，巴菲特被神化为一个无所不能、先知先觉的中神通王重阳似的玩弄市场于股掌之间的财富之神。君不见，江湖上流传着——巴菲特出身平民阶层，但从小就是财商超人的神童，依靠白手起家，14岁就买下40英亩农田，15岁月入175美元，后深得格雷厄姆与费雪真传的“价值投资”秘笈，于26岁创立了巴菲特协会，36岁资本净值达到685万美元……最终成为世界首富——这样的神话故事。
几年前，在伯克希尔开股东大会时，从美国全国各地到奥马哈的飞机上坐满了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们，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就像患了精神病一样的疯狂。整个会议期间，只有一个印地安部落提问，质疑伯克希尔控制的一家公司水坝造成的污染，其他3万多名股东无非是听取巴菲特那个重复了无数遍的简单的投资原则和做人哲学——价值投资。正如在纽约金融界工作的一位股东所说的，“就像基督徒不会一辈子只去一次教堂一样，价值投资者也不会一辈子只去一次最著名的价值投资者的聚会”，人们对巴菲特的崇拜如同一种宗教信仰。
几年后的今天，巴菲特崇拜不仅没有丝毫消退的迹象，反而愈加严重。2010年，伯克希尔开股东大会时，巴菲特带了伯克希尔旗下公司所产的很多花生糖和巧克力，边吃边开会。巴菲特神一般的形象居然让那些丧失理性的股东崇拜到巴菲特吃什么他们就跟着吃什么的地步。在会场边的购物区销售着这家公司的糖果和冰淇淋等食品，伯克希尔的股东们见到巴菲特咀嚼花生糖，居然都抢着去买花生糖吃，当巴菲特吃着冰淇淋时，他们又一窝蜂地去买冰淇淋。那些食品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东方民族的造神运动本身就远超西方。当巴菲特神话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很多中国人为之疯狂颠倒。20年前，财经图书最为流行的两本，一本是《李嘉诚传》，另一本是《巴菲特传》。在民间，尤其在民间的炒股者中，这些巴菲特神话口耳相传并被添油加醋地反复强化。即便有人对中国富人作批判时，也要将巴菲特摆上台面，细细比较，详加分析一番，以证明，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
更有甚者，有国人愿意出天价竞买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那些拍卖所得的钱则都将被交给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基金会，该基金会旨在救济美国那些缺衣少穿的贫困人群。从2006年至今，至少已经有两位中国买家竞得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其中2009年江湖人称“私募教父”的投资精英赵丹阳以211万美元的代价获此“殊荣”。不过短短3小时的餐桌闲谈，每小时所耗费的金钱按当时的汇率约合467万元人民币。
赵先生声称，在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时，曾与“股神”谈论过他所投资的物美商业。经过“股神”的点拨，物美股价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最大涨幅近九成，以至于他大呼，花这点小钱，太值了。有些人讲，赵丹阳真是傻，居然吃了天价饭还说值得。完全错了！赵丹阳不傻。赵丹阳不过利用巴菲特，狠狠地炒作了自己一把，也狠狠地炒作了自己的股票一把。他所花的钱不过是一种投资，投资在大众对巴菲特的崇拜心理上，回报则是他物美股价的攀升。那些认为赵丹阳傻的人才是真傻！反过来，巴菲特也利用这一点又一次成就了自己慈善家的美名。谁比谁傻，无非是金钱与名誉的交换。最傻的只是崇拜巴菲特的大众。
对巴菲特宗教般的崇拜，本质是一种金钱宗教。在这个以钱为本的社会中，金钱与资本渗透了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每个人的脑海深处都积淀着这样的观念。人活在世上的唯一评价标准就是有没有钱，钱多或钱少。所有的兴趣，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一切，都排在金钱之后。
钱成了敲门砖，成了通行证，成了做其他事情的前提条件。追逐金钱成为人们天经地义的首要任务。人们只会去赚钱，只会去疯狂地花钱，于是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而对金钱之外的其他所有事物丧失了判断力，成了弱智，成了傻瓜。
巴菲特有世界上最多的钱，也就成为金钱宗教的代表与最高的神祗。如果说，金钱帝国中的成功者以拥有金钱多少来衡量成功大小与荣耀的多少，那么，巴菲特就是最大的成功者。金钱宗教的信徒们，只能唯唯诺诺地奉之如神，而不敢有半点怀疑。
成功者是这个金钱帝国的演员，在金钱的舞台上挥洒钱的魅力，崇拜者则是看戏的观众。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巴菲特将金钱看成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为了金钱而疯狂地不择手段出演各种戏剧。而崇拜者则将自己嵌入剧中，把巴菲特的成功当成是自己的成功，随着主角的喜怒哀乐而随之癫狂。最终，他们悲哀地变成了金钱的俘虏和巴菲特的癫狂崇拜者。
众所周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价值投资与巴菲特先生几乎等价。伴随着巴菲特走红而来的价值投资风靡世界，中国也不例外。价值投资横扫神州大地，从机构投资者到普通散户，价值成了市场参与者滥用程度最高的最时髦的专业用语。价值与巴菲特的神话在众人顶礼膜拜中，逐渐蜕变为一种神秘主义的魔咒。国内外各路神仙打着价值投资与巴菲特的旗帜将许多人骗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更为极端的是很多人自身对价值投资就痴迷不已，并逐渐走火入魔而头撞南墙。
所谓价值投资，即以低于股票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股价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差价就是安全边际。换句话讲，只要你买对了股票，长期持有就可以滚雪球般地增值，如果你亏了，那就是你选错了。一个股票有没有价值，价值的高低是多少，应该持有多长时间，那都是主观判断的结果，就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任何一种资产都可能是某些人眼中值得投资的对象。有人问过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Charles Thomas Munger），巴菲特有没有进行过投资价值的计算，他的回答是从未有过。看来即便是巴菲特本人，也无法对价值给予精确的计算。因此，在短期内，难以证明某个投资是否正确，而长期来看，任何资产总有人去持有，总有某种资产的价格会上涨。价值投资成了一种无法证明或证伪的投资方法，任何投资者都可以宣称自己是价值投资者，任何投资都可以称作价值投资。说白了，价值投资在道理上永立不败之地，在操作上却是永远没用的废话与狗皮膏药。可想而知，在各种公开场合中，巴菲特不过又是用价值投资的老调重弹作为遮羞布来掩人耳目。
巴菲特有句名言，“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前半句，却总是遗漏后半句，资本人格化的巴菲特也和别人一样贪婪。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登宁说过：“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市场即战场。华尔街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股市，哪里就有丑闻。”资本市场这个血淋淋的战场里赤裸裸地展现出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洪洞县内无好人，逐利的追求激发出人们心中最为无耻的各种欲望与卑劣的手段，种种匪夷所思的骗局和手段都层出不穷。只要参加了资本之间的战争，无论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人都逃避不了这样歇斯底里的金钱游戏。世上不存在奇迹，只存在规律，巴菲特是人不是神，他也无法脱离资本的约束。巴菲特曾经的伙伴麦克·普莱斯（MichaelPrice）曾公开指出，巴菲特是“最大之一的幕后市场操纵者，在套利和所有活动中他得到的市场信息比任何人都有用，但大家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正常人”。巴菲特不仅不是一个伟大的投资家，反而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消息与趋势的制造者，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一个大操盘手，更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个大操盘手。
2010年，在穆迪公司操纵案的听证会上巴菲特声称，穆迪对一些次贷产品给出的评级并非欺诈，他“更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那些需要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高管，而非和3亿美国人犯了同样错误的穆迪管理层”。当有人问及，是否应该防止证券发行者向评级机构支付费用以避免出现评级机构袒护证券发行商时，巴菲特回答说，穆迪商业模式毫无问题，而他不知道谁会为评级支付费用，反正他不会。是的，他当然不会，因为他自己就是穆迪第一大股东，完全可以操纵评级。还有人质询巴菲特，他作为穆迪最大股东是否应该承担穆迪欺诈的责任时，巴菲特则搪塞说，他不清楚。可笑的是，价值投资一直向大众灌输的理念就是，不熟不做。总而言之，在巴菲特看来，穆迪也好，高盛也好，都毫无过错。原因是他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
其实，芒格在2010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已经代表巴菲特回答了这些问题。芒格面对会场上的上万股东指出，商业标准不应建立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而是“在你应该做和你能做的事之间有一大块地带，它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公司不应该在那附近活动”。
无论是巴菲特、高盛或穆迪，它们不过都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资本的目的就是增值。只要巴菲特他们有钱赚，其他的一切，法律、人性、道德、伦理和大众贫困对于巴菲特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人们不应被舆论的烟幕弹所迷惑，忘记了“资本是冷血的”这句金玉良言。东方的老虎吃人，西方的狮子也吃人，如果自己天真地以为远方的禽兽尚存一丝人性，只会变成他人刀俎上的鱼肉。
稍加思考便明白，巴菲特由100美元至620亿美元的创富奇迹，纯属神话故事。但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几乎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种神话。实际上所谓的100美元，只是他成立私募基金的出资，仅仅是他所有财产中的一小部分。即便以巴菲特起家的10多万美元本金来算，按他长期持有的价值股中回报率最高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23%的复合回报率来看，无论如何在50余年后也赚不到620亿美元。我们可以判断，巴菲特早期投资生涯必定是通过不可告人的投机手段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当他完成原始积累，获取足够多的财富之后，就在市场上拥有了议价定价的权力。一旦经济不景气时，他就可以利用定价权将购买价格压到非常低的程度，还能通过种种手段把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尽可能转嫁到其他人的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巴菲特完全超越了普通投资者的权限，他不仅仅是一个购买股票的股东或董事，而且可以通过控股权任意地撤换董事长、总经理，甚至自任董事长，直接操纵公司经营来提高股价，然后把股价升值的虚拟资产作为新增的财富，而这并非什么奇迹。
追根究底，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神话原来大多是虚构的。不仅如此，“奥马哈圣人”道德典范的神话也是一种幻象。在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中，巴菲特大力游说政府救助自己投资的金融机构并大肆交易其证券以牟取暴利。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出手营救他投资的一些企业，巴菲特将血本无归。比如他投资260多亿美元的8家金融企业就接受了1000多亿美元的政府救援注资。
巴菲特得了便宜又卖乖。他总是指责授予高管股票期权是偷窃股东权益的小偷行为，他自己却是可口可乐这样滥用期权激励最严重的公司的薪酬委员会成员。他还总说衍生品是核导弹，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简称CDS）是“金融毁灭武器”，但他却放任其控股公司开展衍生品业务，自己也私下交易信用违约掉期。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是一种金融衍生品，有两个交易者。一方为买方，买方是信贷违约时受保护的一方。另一个为卖方，卖方向买方承诺在欠债人违约不还钱时能够承担损失。当买方在有资产抵押的情况下借钱给欠债的第三者，而又担心欠债人违约不还钱时，就可以向信贷违约掉期合约提供者买一份有关该欠债人的保险合约。通常这份合约需定时供款，直至欠债人还完款为止，否则合约失效。倘若欠债人违约不还或无力或无打算按时还款，买方可以拿抵押物向卖方索偿，换取应得欠款。卖方所赚取的是欠债人按时还钱时的合约金或叫保险费。有些信贷违约掉期合约不需要以抵押物向卖方索偿，只需要欠债人破产即可。因此，反向操作信用违约掉期就具有投机性质，会放大交易风险，形成严重的金融泡沫。例如买方可以在合约中和卖方打赌，如果某家公司将来破产，买方可以获得收益，反之卖方获益。
套利者的投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将资本投入到具有增值潜力的产业上，提高资本效率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竞争力与创造力。我们都知道，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科技创新。而巴菲特所谓的长期持股的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一家高科技公司，都是一些垄断性的传统行业，比如可口可乐代表的不过因为是美国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全世界，沃尔玛则是压低全球工资的罪魁祸首。简而言之，巴菲特与普通人之间不过是一个零和博弈，他编出各种故事与传说来欺骗大众，成功将大众的财富装入自己的口袋，再从自己的口袋掏出一小部分回赠给大众以获取大众的信任，周而复始，雪球越滚越大，这才是真实的巴菲特传奇。
美国四星上将、第八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GeorgeScratchleyBrown）在《关于犹太人对国会山的影响》的公开演说中指出，通过金钱就可以控制美国的报纸、金融企业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机构。巴菲特所谓“永久持股”、决不抛出的“伟大公司”共有四家，分别是华盛顿邮报、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其中两家是媒体股，一家是金融企业，另一家则是极具影响力的美国文化、美国消费与美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巴菲特曾经在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大会上直言，《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它既能树立威望，也能远播臭名，因为媒体可以为自己建立政治与经济声望，也可以让竞争对手名誉扫地。因此，巴菲特神话的形成过程未必没有他本身努力的贡献。
然而，巴菲特在公众中神一般的形象主要在于美帝国统治阶层的华尔街金融精英，尤其是犹太精英们有意的精心打造。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富豪榜上，接近一半是犹太人。华尔街金融精英超过半数是犹太人。美国三大媒体巨头迪斯尼、时代华纳公司、维亚康姆公司都由犹太人控制。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均为犹太人创立。美国1750家报纸中，犹太人经营的占50％以上。《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大西洋月刊》等世界著名报刊都为犹太人所有。
按照好莱坞大片剧情的模式，犹太精英控制的媒体将巴菲特塑造成为平民出身，依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英雄，但却忽略了巴菲特的父亲是美国参议院议员。要知道全美众参议院议员总共才435人，一个议员的家庭在美国已经是属于上流社会了，其人脉关系网络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巴菲特自己都说过，他极其幸运，出生于美国；有了不起的父母，有良好的教育，有美妙的家庭生活和良好的健康状况，还获得了与自己天赋不相符的巨大成功。
这样就不难理解下面的事实了，他在1956年募得的10多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200万元。而且这初始的创业资金都来自巴菲特的亲戚朋友与同学，最为重要的则是其父的人脉关系。而今天众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却只能为了生存而成为蚁族，蜗居于各处，他们又有几人可以不愁吃穿将所有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创业之中？他们又有几人可以募得巴菲特创业资金的一个零头呢？他们又有几人可以进入中上层社会的交际圈呢？
按照道德精英的模式，媒体将巴菲特节俭持家、家教严格的事迹传遍全球，但却对巴菲特在加利福尼亚拉古纳海滩（LagunaBeach）400万美元的超豪华别墅视而不见，对他在1989年所购买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则漠然处之。媒体总是会忘记，巴菲特所赶跑的那个孙女与他并无血缘关系，而他2006年再婚的第二任夫人则做了他近30年的情妇。在欧洲社会，人们往往能够容忍婚外恋甚至是同性恋的存在，而在美国这样的清教徒国家，一个社会知名人物在男女关系上的严谨是基本要求。不要总是以为，在男女关系上搞臭一个人是中国人的专利，在美国也可以让一个社会精英身败名裂，不见克林顿只因一件“拉链门”而弄得全美哗然吗？当然，这对有意吹捧的媒体来说，不过是白玉微瑕而已。
更不用说金钱支配下的媒体有意回避巴菲特的庄家的投机与操纵本质，用笔杆子制造出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榜样，一个“伟大的投资家”。
谎言重复一万遍，也不会变成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万遍，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巴菲特终于成为了以华尔街为核心的美帝国的市场经济、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象征。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们给了人们一个美妙的承诺：只要你努力奋斗，就可以成为巴菲特第二，第三……
当巴菲特被人们追捧和效仿时，美帝国的软力量将随之提升，那些华尔街的既得利益者创建的全球体系也将日趋稳固。唯一的牺牲品只是那些毫不质疑地接受并努力复制这个梦幻般泡影的人们，他们的飞蛾扑火毁灭的是自己，成就的是巴菲特神话与他背后的力量。
巴菲特，他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是整个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是全球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们！
由于媒体与舆论宣传的作用，在大众的印象中，巴菲特出身贫寒，从来没有受到过家庭的帮助。可事实是这样吗？
1964年4月，巴菲特父亲霍华特·巴菲特过世时留下的遗产共值56.33万美元。让我们来算笔账：当时，黄金价格每盎司35美元，石油价格每桶为1—2美元，1960年美国人均年收入1883美元，当时最先进的F-4“鬼怪式”飞机的价格约为每架264万美元。到了2010年，黄金价格每盎司1210美元，石油价格每桶为70多美元，美国人均年收入近4万美元，最先进的F-22“猛禽”战斗机每架1.3亿美元。这样看来，巴菲特父亲的遗产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2300万美元。英国《卫报》2004年10月9日报道，2002年美国白人家庭净资产是8.8万美元，是拉美裔家庭的11倍，非洲裔家庭的15倍。也就是说，巴菲特父亲的遗产拿到现在相当于普通美国白人家庭净资产的261倍，拉美裔家庭的2875倍，非洲裔家庭的3920倍。如果考虑到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贫富差距要远小于当代美国，巴菲特父亲在当时的美国更属于巨富阶层。
让我们对巴菲特的家庭刨根问底，继续向上溯源。17世纪末，巴菲特来美的先祖叫约翰·巴菲特，原是法国纺织工人，为了躲避当时法国政府对胡格诺教徒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1696年，他与汉娜·泰特斯在长岛亨廷顿完婚并一直居住在那儿，与当时90%的北美白人移民一样以农业为生。长岛位于纽约，纽约在北美最初的13个殖民地中属于中部殖民地，北美中部殖民地平原辽阔，可耕田地面积甚广，土地肥沃，适宜于从事农业，但由于自然环境所限，不适于大种植园农作物生产。当时的中部殖民地向欧洲与西印度群岛大量出口小麦和面包，被誉为“面包殖民地”。1700年，纽约3/4的农场庄园被12个地产商占据，1760年，北美13个殖民地被400多名大富翁控制了商业、航运、银行金融业、采矿业和制造业。因此，约翰·巴菲特一家在当时应该是属于普通北美底层农场主中的一员。
巴菲特家族的发迹要等到19世纪中期之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美国领土不断扩张。1845年，美国兼并得克萨斯。1848年，美国夺取墨西哥领土的一半。1846年，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取俄勒冈大片土地。随后几十年中，大量小农涌入落基山脉以西地区的美国西部新领土。
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始，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批准通过了建设世界上第一条跨洲铁路的太平洋铁路法案，该法案规定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建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起点站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起点站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1869年5月10日，全长3000多公里被英国BBC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值得一提的是，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工人薪水发放记录中，华工的比例在工程后期甚至高达95%。1865—1869年，有16000多名华工参加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主持的筑路工程，占工人总数的90%。历史记载，当年华工像猪仔一样被卖到美国做苦力，曾有4船共载2523人、途中死亡1620人的纪录，死亡率高达64.21%。在筑路过程中，以广东人、福建人为主的矮小瘦弱的华工死伤惨重，“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绝非虚言。从此，名不见经传的奥马哈成为美国东西部之间重要的铁路、公路交通枢纽，逐渐成长为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成为美国大城市之一，而绝不是很多不负责任的宣传材料上所说的美国小镇或小城市。
1867年，巴菲特曾祖父悉尼·巴菲特从纽约长岛来到奥马哈，和外公乔治·霍曼一起经营车马出租所。1867年的奥马哈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向西进运动拓荒者提供赌博、妓女和烈酒的中转站。在太平洋铁路建成后的3个月，悉尼·巴菲特开了奥马哈第一家百货商店——S·H巴菲特百货商店。奥马哈当地历史文件材料称，这个店是一家经营“国外和本地水果、杂货、糖果糕点”的商店。太平洋铁路日夜繁忙，火车的轰鸣声响彻美国中部，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铁路干道的主要交通枢纽，奥马哈长年车水马龙，喧闹繁华。那时，从美国东部来的拓荒者、商人、南北战争老兵、铁路工人蜂拥到奥马哈这座不夜之城。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地方，位于城中最繁华闹市区的巴菲特商店越做越大，逐渐成为奥马哈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店。1915年，巴菲特祖父欧内斯特·巴菲特抓住奥马哈市民向城西迁徙的机会，在城西独立开了一家巴菲特父子百货商店。
在巴菲特的所有传记和文章中，经常将巴菲特先祖开的商店称为杂货店，似乎是那种小本经营、布置凌乱的社区中的小店铺。其实，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在美国的主要城市中，纷纷出现了新的零售业态即百货商店。其中最大几个城市中最著名的几个是，纽约市的斯图尔特公司、洛德-泰勒公司，费城的约翰·沃纳梅克公司，波士顿的乔丹·马什公司，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商场。在较小的一些城市中，也有那种规模小点儿的百货商店，如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拉扎勒斯公司，底特律的赫德逊公司。当时的百货公司是规模庞大的零售商店，一般都位于市中心，营业额高，商品种类多。巴菲特家族所经营的商店就是奥马哈最大的百货公司，而非杂货店。杂货店不过是社区中到处都有的小本经营的店铺，但是，你还可以想象一下，在你自己所在的城市中，最大的商场或卖场的投资者、经营者在当地会有多大的权势和多高的地位。可以说，巴菲特曾祖父对巴菲特家族的贡献颇高，是他将巴菲特家族从社会下层提升到社会中上层。明白了这一点，巴菲特家族后来的飞速发展乃至于巴菲特本人的飞黄腾达，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正如巴菲特本人所说的：“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
欧内斯特除了经营当地生意外，还通过邮购方式将业务延伸到周边的农村。这是当时美国百货公司惯用的销售方法。19世纪后期，美国庞大的铁路网让百货商店的邮购销售方式成为可能。主要在农村市场发行的商品目录册是展示和推销邮购商品的唯一方法。
此外，我们所熟知的巴菲特对新闻媒体行业的投资也是源于美国早期百货公司与报纸行业之间水涨船高的发展史。随着百货公司的发展，集中在城市中的报纸种类和发行数量大幅提高。百货公司可以在报纸上做许多广告来吸引顾客。20世纪初期，百货公司成为美国各大城市报纸的主要支柱。同时，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报纸又成为百货公司的主要支柱，所起的广告作用越来越大，推动着几十万顾客去光顾。
巴菲特家族自然不能落于人后。欧内斯特就曾经拥有和编辑过一份在内布拉斯加州出版的周报《克明郡民主党报》，他的祖母在报社帮忙并在自办的印刷厂做排字工作。巴菲特家族办报纸和印刷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广告来提高百货商店的销量。1934年，欧内斯特担任了奥马哈俱乐部的主席，奥马哈扶轮俱乐部是当地名门贵族商业社交的场所。无论从哪方面看，巴菲特祖父在奥马哈都已经逐渐成为当地士绅中的精英。
欧内斯特育有四子一女。大儿子克拉伦斯学习地质学专业，后从事油品贸易行业。二儿子乔治是个化学博士，后来落脚在美国东海岸。四儿子弗雷德继承了欧内斯特·巴菲特的百货商店。五女儿艾丽斯后来做了一名家政老师。
巴菲特父亲霍华德是欧内斯特的第三个儿子。他生于1903年，后入读内布拉斯加大学主修新闻学，并成为校报《内布拉斯加州人日报》的编辑。巴菲特母亲叫利拉·斯塔尔，利拉的父亲约翰·斯塔尔是好几家学校的董事会主席，还买过一家叫《库名县民主报》的报纸。斯塔尔是典型的犹太姓，巴菲特母系家族是富裕的犹太商人。按照犹太人遵从母系的角度来看，巴菲特也可以被看成是犹太人。只是这一点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曾这样评价过美国犹太人：“金钱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不仅口头上，而且整个身心都崇拜它。在他们的眼里，尘世无非是个交易所，而且他们确信，在这尘世间，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之外，没有别的使命。做生意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变换所经营的货品，是他们唯一的休息。他们在旅行的时候，也要背上，比如说，自己的货物或柜台，而且所谈的不是利息就是利润。即使他们一时没考虑自己的生意，那也只是为了要探听一下别人的生意做得怎样。”巴菲特守财奴的个性，对金钱的疯狂追求，无疑受到其母系家族的影响，那都是典型犹太人价值观的体现。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一片繁荣，股价像坐火箭一样直冲云霄。1927年，霍华德进入金融行业，在联合州立银行做股票经纪人，收入颇丰。但好景不长，经济大危机爆发，联合州立银行于1931年8月13日破产倒闭。
当时，在美国东北最繁荣地区，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都难找到工作，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的工人都必须要有学士学位。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这样描绘当时的失业狂潮：“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换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夜的面包。”
如果巴菲特家族只是普通贫民阶层，霍华德所能接受的命运免不了是“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七千‘鞋童’的队伍”，或是“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抑或干脆“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作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做丈夫的这样出去走了一趟之后，钻进空货车或者趴在车底下，又回到家里，不免同妻子合计，看看家底子还能维持多久。于是变卖结婚戒指，抵押家具，凭人寿保险单借钱”。即便霍华德找到工作，也不过是像当时《时代》周刊所说的被“无法无天的雇主把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
毕竟出身于富裕家庭，失业不到两周时间，霍华德和两个合伙人就在奥马哈法纳姆大街的联邦州立银行大楼成立了一家股票经纪行，名字叫巴菲特-福尔克公司（Buffett-Falk&Company）。当巴菲特父子商店以周薪17美元聘请一位司机开橙色卡车运送货物，竟有50个男人排队竞争。当普通平民在这场经济大灾难中煎熬时，霍华德反而因祸得福，凭着有钱的亲朋好友的帮助，将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收入比在银行工作时还要高得多。后来，霍华德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过，“即使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稳步地提高”。
1942—1952年，霍华德四次作为共和党人获选美国国会众议员，他的主要主张就是反对罗斯福新政。当时的美国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全美最大的16家大资本集团控制了GDP的53％，全国1/3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大资本家占有。6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只有2000美元，只能维持温饱，还有21％的家庭年收入在几百美元的贫困线以下。要想拯救美国经济，就必须改变美国社会与经济的基本结构。罗斯福新政的目的就在于此。然而，罗斯福新政触动了大资本集团的利益根基，遭到社会上层的强烈反对。大资本集团代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在国会中大喊：“这是社会主义那一套。”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比第则大声疾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那些所谓的大企业家与成功人士也大肆宣传：“谁去领救济金，谁就是懒汉和毫无社会价值的东西。”还有人攻击罗斯福是带领“美国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一首歌这样唱道：“USA再加一个S，变成美利坚苏维埃。USA变成USSA……”报业大王赫斯特说“新政（NewDeal）”就是“苛政（RawDeal）”；不是榨取富人而是榨取成功者。美国著名新闻记者约翰·亘士说他所听到的关于“新政”的最好定义是“那是一些没有骨气的自由派为了那些失魂落魄的资本家而去拯救资本主义的一种企图”。
霍华德还是当时共和党领袖塔夫脱的得力干将，塔夫脱是美国第27任总统之子。1947年，在霍华德的帮助下，塔夫脱倡导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如果工会通过一场罢工来声援另一场罢工，此行为非法，在劳资纠纷危害国家利益时，总统有权使用此法案终止罢工80天。霍华德众议员出身什么社会阶层，代表的又是谁的利益，这不是一清二楚吗？无论媒体怎么鼓吹，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巴菲特传记《滚雪球》中记载，有一天霍华德全家回到老家奥马哈看棒球比赛，那些工人出身的选民对霍华德极其不满。在比赛间隙介绍到场的名人时，霍华德起身致意，所有在场的人都嘘声一片以示鄙视。
1952年，霍华德因反对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而与共和党决裂，最终落选众议员。不明真相的人以为霍华德是一个正直的、有原则的好人。那我们看看，艾森豪威尔的主张又是什么呢？
尽管，艾森豪威尔所执行的政策是代表美国富人利益的共和党保守主义政策，他的内阁成员几乎都代表大资本利益，如财政部长汉弗莱是克利夫兰地产公司及汉纳钢铁制造公司的总经理，国防部长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邮政部长萨默菲尔德是大汽车批发商，商业部长威克斯是波士顿的工业家。但他强调要维持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甚至试图将社会福利的立法程度稳步扩大加深。这使希望取消“新政”立法的富人阶层大为失望，而巴菲特之父霍华德就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
1943年，就在父亲当选众议员之后，13岁的巴菲特因为送报而有1000多美元的收入，从实际购买力来看，1943年的1美元大约为1960年的3美元，因此约合现在的10万多美元，60多万元人民币。当时，巴菲特甚至开始自己报个人所得税。要知道美国1943年的人均GDP仅为1452美元，一个报童的收入能够跻身中产阶级之流，实在令人感到惊讶与怀疑。在巴菲特传记《巴菲特：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中，把少年巴菲特描写成“每天早晚送两次《华盛顿邮报》，一天只工作2小时左右，一个月就能赚175美元”这样的神话故事，也只有小报记者与没有常识的御用写手才能吹嘘得出来。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月收入达到300美元以上，就属于富人阶层，可以雇用家庭仆人了。到了1945年，巴菲特用1200美元买下了他父亲在内布拉斯加州西北边40英亩尚未开发的农场。这不禁让人想起历朝历代皇帝降生时牵强附会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奇闻逸事。可是，如果卖一两年的报纸就可以买下243亩农场的话，那么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书报亭大爷大妈都应该成为大地主才对。因此，毫无疑问，巴菲特少年时代的收入必定得到了他父亲的有力扶持。
1945年，巴菲特就读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韦尔森中学（Woodrow Wilson High School）。一谈到美国名校，我们的脑海中想起的经常是麻省理工、哈佛或耶鲁，其实美国的中学一样也有名牌学校。伍德罗·韦尔森中学在美国的地位就好比我们的北京四中，能进去读的学生都出自社会名流家庭。在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学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政府官员、驻外使节来讲课，2009年6月，奥巴马总统夫人也亲自来该校参观。巴菲特姐姐多丽丝在该校就读期间曾被列入社交名媛新秀前十名，受邀参加过法国大使馆专门为杜鲁门总统女儿举办的生日晚会。
即便就读这样好的名校，巴菲特还是和同学唐·丹利经常偷偷跑到著名的西尔斯百货公司偷盗商品以寻求刺激。据后来成为劣迹斑斑的孟山都公司首席科学家和董事的唐·丹利回忆：巴菲特和两个同学驾驶着唐·丹利父亲的别克轿车前往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南郊一个废品旧货站，他们凑了350美元买来1928年产的不忍目睹的劳斯莱斯报废车。当返回华盛顿时，唐·丹利驾驶那辆劳斯莱斯破车，巴菲特坐在边上，另一个同学则驾驶着别克轿车尾随其后。由于劳斯莱斯破车没有汽车牌照，当抵达华盛顿时被警察拦住。这时，巴菲特拿出了一本官衔证对警察说他的父亲是国会议员，警察竟然就把他们放行了。由此看来，巴菲特当时并非只是一个懂得赚钱的木头木脑的天才少年，反而是一个很懂得利用权势的纨绔世家少年。
1947年，世家子弟巴菲特高中毕业。他在父亲权势的庇护下，把赚钱看得太容易了，只想一心赚钱不想继续读大学。他居然还认为，自己已经赚了足够多的钱来生活，读大学只会拖后腿。当然，老谋深算的霍华德知道，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进入上流社会的重要性，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仍然是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模式。同时，在大学中也可以结交将来用得着的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同学。
美国高中生不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水平考试合格，又付得起学费，就可以申请学校。在父亲的运作下，巴菲特顺利进入全美最顶尖的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财务和商业管理，还担任了学校共和党人俱乐部主席。两年后巴菲特转学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于1950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美国大学宿舍和中国一样，也是校方分配。在巴菲特刚进入宾州大学时，霍华德手伸得够长，居然可以动用关系将老家奥马哈朋友的儿子恰克·皮特森安排到巴菲特的宿舍当他的室友。
据那些巴菲特传记记载，巴菲特在校读书期间，耗费大量时间去玩桥牌，热衷于参加各种校园舞会，还在《林肯日报》做过地区发行经理，并曾到百货商店上过班，但在校内成绩仍然可以获得A等。2010年，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在美国大学本科综合排名为第96位，商科排名为第57位。如果巴菲特在沃顿商学院门门成绩都可以获得A等，为何要从全美最好的商学院转学到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呢？巴菲特本人的解释是，转学是为了节省学费。但这实在难以自圆其说。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巴菲特在沃顿商学院混不下去了，只好动用父亲的关系转学回到老家。
巴菲特毕业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碰到了被捧为良师的投资天才格雷厄姆与所谓的价值投资。但在《巴菲特：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和《滚雪球》中，记载着一段自相矛盾的经历。1950年秋季巴菲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得到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教授证券分析课程22年来唯一给过的“A+”，据说，格雷厄姆还相信巴菲特将来会成为伟大的金融学家。但奇怪的是，当巴菲特硕士毕业后向格雷厄姆毛遂自荐愿意不要薪水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时，格雷厄姆却拒绝了巴菲特，直到几年之后才聘用了他。如果巴菲特真的是格雷厄姆所欣赏的得意门生，格雷厄姆又有什么理由拒绝不要他一分钱的摇钱树呢？根据巴菲特传记的记载，这个“A+”的成绩没有任何记录可查，只是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一位财务学教授在巴菲特成名之后对公众宣传的。也许，格雷厄姆与他的价值投资知识被当作了巴菲特成名后的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吧！
要了解巴菲特的出身与发达，让我们先从诸葛亮讲起。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扯得也太远了吧，巴菲特和诸葛亮有啥关系？且让我们徐徐道来。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给出自己的自画像：“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意思是说诸葛亮他就是一介平民，靠种田为生，不想出人头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翻开诸葛亮家族史，他的先祖诸葛丰是西汉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什么官？司隶校尉有权监察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武百官，有权劾奏公卿贵戚，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他的父亲诸葛珪是泰山郡丞，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城市的副市长兼市委副书记。他的叔叔诸葛玄是豫章太守，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兼市委书记。他的岳父黄承彦是地方豪族。他的岳母是刘表妻子的姐姐，刘表是荆州牧，统辖着几省的土地。他的兄弟诸葛瑾是豫州牧。
诸葛亮父母早死，一直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玄做豫章太守时，诸葛亮随之到了荆州。当时荆州的地方豪强是庞、习、黄、蒯、蔡五大家族。庞家以庞德公为首，蒯家是蒯良，黄家是黄承彦，习家是习祯，蔡家是蔡讽。诸葛亮大姐嫁给了蒯良之子蒯祺，二姐嫁给了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为妻。《三国演义》中被曹操误斩的蔡瑁的亲姐妹，一个嫁给了诸葛亮的岳父，另一个则嫁给了刘表。三国诸侯之间打来打去，其实原来都是一家人。逐鹿天下只是门阀豪族内部的纷争而已。
然而，在汉代门阀豪族看来，他们之所以可以统治平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丰富，具有远见卓识，能规划天下大事，才能远胜过平民。于是，我们所见到的士族出身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却看不到诸葛亮背后那个复杂的家族关系网。这与巴菲特难道不是一样吗？公众心目中的巴菲特是“股神”，是天才，是自由市场中的英雄，我们却很难看到巴菲特背后那个错综复杂的政府与商界的关系网。
巴菲特的父亲是美国国会议员，我们再来看看国会议员在美国是个什么情况。最近很多人鼓吹美国制宪会议中的建国国父们如何伟大，如何具有民主思想与长远目光。是的，当年华盛顿领导的美国大陆军打败英国贵族之后，确实以彻底消灭旧欧洲等级社会为目标。但历史并未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当时许多富人希望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而且出身中下层的政治人物也希望能以开国功臣的身份跻身上层社会。美国建国时的制宪会议不给各州代表们提供任何薪水与吃住，但却花了4个多月来进行讨论，可以想见，普通的中下阶层是不可能腾出这么久的时间为各自利益吵得面红耳赤的。最终，所制定的美国宪法不外乎是维护富人的利益，同时缓解不同地区富人之间的冲突，如未能废除南部地区的奴隶制。
美国建国初期，除了少数富人，绝大多数白人都是贫穷的自耕农、工匠、佃户和家庭仆人。参与制定美国宪法的美国国父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告诉我们：“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有能力变富的人，而不是那些没能力跻身上流却满腹牢骚的人。”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则赤裸裸地宣称：“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优秀和不优秀之分，优秀者永远是少数。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只能被归为底层，从事政治是上层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民众的政治判断能力永远是愚钝和错误的，没有方向性和前瞻性。”
按照美国建国国父们的设想，他们所创立的新国家是一个近似于罗马共和国的贵族统治政体。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宪法几乎照搬罗马共和国。创建美国的国父们几乎都通晓古罗马的经典著作，如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沉思录》。开国第一元勋华盛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古罗马文化对他的影响却根深蒂固。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曾被人们比作“美利坚的费边（the American Fabius）”，费边在西方是一位地位与中国古代卫青霍去病类似的著名古罗马元帅，他打败了世界顶尖的军事统帅汉尼拔。
罗马共和国三权分立，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两名执政官由百人议会中选出，相当于现在的总统。百人议会代表贵族或富人阶层的利益，所提议案要经元老院批准。元老院是实权部门，300名终身职的元老代表着门阀豪族的贵族势力，他们掌管着国家的一切权力。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罗马豪族像东汉门阀豪强似的阡陌纵横，而平民不仅无立锥之地，而且连与贵族通婚的权利都没有。
与罗马共和国类似，美国政治权力主要由国会议员掌握，而不是州长市长这样的行政官员。美国国会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员有435名议员，任期2年，是按人口比例把名额分配给各州的。参议员共有100名，任期6年，每州2名。美国政府行政职务都有任期限制，只有议员没有任期限制。参议员的地位高于众议员，甚至要高于各部部长，巴菲特父亲曾竭力追求获选参议员但最终失败。美国政治经济中的一切权力都由议会决定，行政官员只不过是在执行议会的决定。这种权力分配的制度使议员成为美国最有权势的公职。
举一个例子来看看议员的力量有多大。2004年，一个首次吸毒的25岁年轻人被法庭判处55年有期徒刑，基本上他的一生都被毁了。按理讲，有组织的贩毒者对社会的危害比吸毒者要大得多。然而，美国国会众议员丹·伯顿的儿子在路易斯安那州偷运毒品仅被判做社区服务的义工。可见在美国是“刑不上议员”。
在国会中，有20多个主管各个方面的委员会，如果一个议员能爬到其中任何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位置，那他实际掌握的资源与权力不会比总统小。巴菲特父亲就曾经参加过国会金融委员会，可以说，他接触的人都是美国政治界商业界的最高层，由此编织的人脉关系网可想有多雄厚。
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说过：“所有的统治阶级如果不能在法律上成为世袭的，也会试图在事实上变成世袭的。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拥有一种特征，它在物理上曾经被叫做惰性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具有一种倾向，也就是要维持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一点或者那种状态。通过道德传统和继承，财富和军事上的勇气非常容易维系下去。担任重要职位的资格——也就是处理重要事务的习惯，和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能力——对于那些幼年时就对这些职位有所了解的人更容易获得。即使被考试和竞赛所检验的学术等级、科学训练和特殊技能打开了通往官位的大门，也不排除某些人具有特殊的优势，法国人把这种优势叫做已经被占据的职位。在实际情况中，尽管考试和竞赛在理论上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财力来负担常年准备的花销，而且其他的许多人没有一定联系和血族关系，可以把个人立刻送上正确道路，使他能够避免摸索和过失，而这些人在没有指导和支持下进入陌生的环境一定会遇到这种摸索和错误。”
虽然国会议员号称代表的是全体美国人，有些甚至打着为穷人说话的旗号，但实际上不过是美国资本精英统治阶层控制美国的代表。更进一步地讲，与罗马和汉朝类似，美国权势最高的议员们代表的是美国各个地区性的地方世家豪强的利益，他们一代又一代地控制着地方上的财富与权力。比如，在美国历史上，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当上总统、内阁成员和大法官的极少，基本上都是来自地方上声名显赫的豪强家族。美国国会议员中一半是律师出身，其次是银行家、投资商、企业家等商界领导人，几乎没有什么蓝领阶层。比如，1983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国会议员中的50%是由当地富豪世家子弟充任，如果考虑到世家之间的复杂关系网，这个比例就更高。因此，国会议员代表着该州各个门阀豪族的势力。此外，美国司法系统也被这些世家豪族控制。1789—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一共产生了91位大法官，其中60%来自各地世家，另有6个大法官是世家外戚。其实，很多美国人都看出美国统治阶层的实质，而很多中国人却将美国当成自由、民主、平等的天堂。《纽约时报》1985年9月24日一位评论者指出：“国民代表的议政厅变成了地主家的后院。”《纽约时报》1984年11月25日报道，一位国会参议员说：“参议院一半以上的参议员是富豪……我们已经形成了寡头统治政治格局……参议院本应是代表各州的利益与联邦进行协调，可现在却代表了整个富人阶层。”
当然，地方豪强与世家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一些变化。罗马共和国早年的一部分平民阶层随着罗马对周边地区的军事扩张与领土拓展，逐渐获取外省的大量土地与廉价奴隶，加入到罗马贵族中。与当年的罗马共和国相似，美国建国初期的地方豪强主要聚集在最初的13个殖民地，随着西进运动的展开和美国领土的拓展，新并入的领土上逐渐形成了新贵，也加入到美国统治精英集团中。巴菲特家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崛起恰好就是抓住了这一历史特殊时期的机会。
无论是汉朝、罗马或美国，都存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不平等，从长远看来，都是金钱上的不平等。在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有钱有组织的豪强家族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将其意志施加于如一盘散沙的社会中下层。尽管名义上的普选是全体公民的权利，但是有限的候选人必然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或者能够被有一定政治经济势力的大资本集团看中并推荐。因此，普通大众不可能执掌国家权柄。
从来没有哪一个抢劫犯会对受害人承认自己有罪，也没有哪一个独裁者敢公开宣称对人民犯有暴虐、专制与欺压的罪行。他们总能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冠冕堂皇的适当理由。与此雷同，所有社会中的豪族精英统治集团也会试图为自己的统治寻找一个抽象的能被社会中下层所接受的道德与法律基础或曰合法性。汉代门阀豪强的统治地位被美化成了士人的高尚品质、文学才能和聪明才智对人民的感化与教导。罗马门阀豪强的统治地位被美化成高尚、勇敢和刚毅的罗马贵族对罗马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这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欺骗伎俩在美国亦然。众所周知，美国的主流舆论是被如默多克之流的极少数大资本集团控制，他们只让公众知道他们想让公众知道的事情。
在资本的控制下，西方的大众只知道美国的工厂开足马力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提供海量的物资支持，却完全不知道美国大资本集团对德国纳粹的资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美国杜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波音公司等一大批企业的德国分厂，秘密为纳粹生产了许多坦克、战斗机、轰炸机，而这些军工产品大都被纳粹用来杀害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军士兵。福特汽车公司的亨利·福特（HenryFord）由于与纳粹合作还得到了希特勒奖励的十字鹰徽勋章。而中国的大众只知道美国飞虎队开通驼峰航线对中国进行无偿的物资援助，却完全不知道我们中国抗战牺牲的2000多万亡灵有多少是间接死在美国资本的利刃下。在日本侵华时期，美国大量向日本倾销钢材、棉布等战略物资。1937年9月14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禁止属于美国政府的商船运送武器及军事器材去中国和日本。但是，日本仍然能够从英美等国输入石油、钢铁、废铁、汽车、飞机等军需物资。即便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仍然保持中立，向日本大量倾销战略物资。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才彻底失去了美国大资本集团的后援。
二战胜利对纳粹进行纽伦堡审判时，苏联代表愤愤不平地指责欧美国家的“资本家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可这与美国公开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完全矛盾。众所周知，美国价值观一是提倡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私产不可侵犯，二是提倡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价值观。美国人都以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为骄傲，推崇个人奋斗。美国社会具有民主化和寡头统治两种倾向，民主化是为了使社会中下层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与社会活动中来，而寡头统治则为了稳固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控制。美国实际上是资本寡头家族统治的国度。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已经沦为少数人的民主，受有限的寡头家族控制而成为谋求私利的工具。
因此，为了自圆其说，蒙蔽大众，资本控制的媒体总会指责社会中下层是不值得尊重的懒汉和失败者而应该受到鄙视，却赞颂成功富人的高尚品质和独特魅力，并且绝口不提社会等级与寡头集团对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垄断。在美国，大部分媒体竭力将社会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大资本集团中的富人赚钱发财而社会中下层任由其摆布的方向。主流媒体将美国公开宣扬的价值观与社会不平等相结合，编造出穷小子依靠个人奋斗变得家财万贯的神话来对富人进行粉饰。这不仅可以遮掩富人们的无边罪恶与见不得光的勾当，还可以带给穷人们一丝生活的希望，防止穷人对现行社会体制的唾弃与激烈反抗。
作为世界首富的巴菲特，当然是舆论宣传的最佳对象。如果你也是出身富豪阶层的媒体控制者，不去掩盖巴菲特的家庭出身来尽力包装他，难道要大张旗鼓地鼓吹巴菲特出身地方世家豪门吗？难道要大肆宣传巴菲特是依靠其父在美国商业界尤其金融界的人脉关系网才发家的吗？难道要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难道要富豪们戳破穷人最后一点希望的泡沫来让他们激烈反抗自己吗？
如果宣传的谎言不能被揭穿，事实的真相永远不能被发掘出来的话，无论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还是当代美国首富巴菲特，都将被主流舆论打造成神话一般的人物，而一代又一代的普通大众都只能被统治精英们所愚弄并被迫接受不公的社会待遇。一位美国法官曾这样说过：“所谓无产者，我指的是一个没有财产，不懂以勤俭节约和自我克制来积储财产的人，这种人只知道生男育女，厚颜无耻地依靠社会救济。”当社会中下层普遍接受了这个观点后，穷人就会无法看透社会的本质，而资本寡头统治集团对社会的掌控将会异常稳固，就像印度极端恶劣的种姓制度一样千年不变。
偶像化的巴菲特，不过是一种新时代金钱宗教的烈性鸦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华尔街金融精英与军工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主导者。当代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本质上是金融寡头的统治。美国金融寡头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这个体系能够允许边缘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却仍然企图通过外汇、金融、技术、通信、战略性自然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垄断来维持对边缘区的支配权。这种硬力量与古罗马帝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极为相似。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大英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还是中华帝国，这些寿命较长的霸权帝国都选择了一个世界历史任务作为自己存续的意义和理由，这一任务是一种自称要在普天之下救世济民的使命。这是一种软力量。
中国历代王朝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所谓正统，即华夏正统，《左传·定公十年》中解释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称南朝为“岛夷”，意即偏安的蛮夷之地的地方政权，南朝称北朝为“索虜”，意即留着辫子的伪政权，他们互相指责对方都是非正统的“蛮夷”。到了宋金对峙之时，即便是女真皇帝的金朝诏书也自称“伏以国家肇造区夏，四征弗庭”，“区夏”指传统诸夏之地，四征弗庭，其意传统中原王朝四处征伐那些敢于不来朝贡的“蛮夷”。这说明当时的金王朝已经以中原王朝自居，以华夏正统自命。
华夏正统观展现了我们先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大智慧。其实，所谓华夏正统观正是一种帝国与霸权存续的世界历史任务。华夏正统观又衍生出具有霸权色彩的著名的“尊王攘夷”思想。从中国传统正统观来讲，不是华夏即是蛮夷，蛮夷不算人，只是天生的奴隶，华夏对蛮夷的历史任务是教化或华夏化（同化），只有华夏化的蛮夷才拥有做人的权利，华夏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最高存在。因此，从古典中国的视角来看，华夏在道义上能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对任何蛮夷进行征伐。古代中国人认为，这是与春花秋月、冬雪夏日一样的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
古罗马帝国亦然。罗马帝国诞生伊始，就是一个野蛮地以掠夺他族财富来供养自己为目的的军事化的霸权帝国。罗马帝国将地中海沿岸地区看成自己理所当然的统治区域，同时又将罗马公民权赋予自己所统治的核心地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认为：罗马帝国庇护领土内的子民享受以谦恕、虔敬和公正为核心价值观的文明生活，而帝国外的以荒淫、贪婪和欺骗为核心价值观的蛮夷则野蛮无理、战争肆虐，因此，帝国对外部进行的掠夺性战争是正义的，帝国理所应当享有教化蛮夷的责任与历史使命。
当代美国早已从华盛顿时代的民主共和国蜕变成了新的帝国。美国的统治集团也毫不讳言地以新罗马帝国与古罗马继承人自居。美国像罗马人那样依靠世界其他国家的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输血而独霸天下。只有理解了华尔街，才能理解这种输血体制的本质，也才能理解目前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与美国的帝国本质的关键所在。华尔街不仅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全球经济的心脏，它本质上是金融资本剥削、恶性竞争、肆意欺诈、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会计假账、市场操纵、战争与灾难的代名词。很多人都不知道，纳粹帝国崛起的背后，就有华尔街金融贩子们的身影在穿梭。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华尔街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直接引起的。
但是，强权与掠夺从来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名不正则言不顺。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一样，美国必然也要创造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新的意识形态来维护自己帝国霸权的正统性与合理性。美国在强权内核外包装上一层看似温柔的羊皮，即所谓自由市场、民主和人权。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高调鼓吹说：“美国不仅要成为优于并为其他民族所仿效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还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这既是美帝国存在的历史意义与使命所在，又是美帝国的软力量所在。
当帝国的普世价值观可以影响其他国家时，帝国就拥有了一种如虎添翼的软力量。软力量可以引导人们形成一种既定的思维定势——只要是美国的就是优秀的，只要是巴菲特所作所说的就是没错的。美国软力量对他国的影响不可小觑。试看今日中国，上至部分学术精英，下至一些民间小民，言必称美国。此即明证。
巴菲特在2010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宣称，中国房产价格虚高，房市交易就是在赌博，而且还赌得很大。在巴菲特的崇拜者看来，像他这样神一般的预言家肯定不会错，有房的赶快抛房，无房的千万别买房。如果大家都轻信巴菲特的谎言，最终的受害者不仅是癫狂的中国崇拜者，还会是全体中国人。
这些年来，中国房产价格节节攀升的直接原因是国际短期流动资本即热钱的涌入。美国胡佛研究所估算，目前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一半以上是热钱形成的。即便在中国处于升息通道时，楼市仍然上涨，这表明大量热钱涌入房市进行投机套利。并且，中国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很大一个原因也是为了对冲热钱所致，就是讲当人民币和外币的比价不变时，如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时，每进入1亿美元的热钱，中国人民银行就要发行7亿元人民币来维持汇率，中国国内无形中就多发行了7亿元人民币。更多的货币追逐不变的商品，物价必然会上涨。
在进入中国的热钱中有很高的比例则是源自日元抵补套利交易，此项交易高达3—6万亿美元的规模。由于日本长期以来基准利率只有0.1%上下浮动，与中国利率之间差距在2%—3%。这就带给了投机者巨大的套利空间。投机者可以利用中日两国利率的差异，借出一笔日元，再立刻抛出日元，换***民币投资在中国的房市上，同时签订一个在未来卖出人民币买进日元的远期合约从而锁定利率和汇率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日元抵补套利交易。然而，日元一旦崩溃，市场对中国房市的预期将会逆转，促使日元抵补套利的热钱在短期内汹涌地撤离中国，将引起房产泡沫破裂，后果非常严重。
同时，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都以中国为出口平台，对欧美等地间接出口，亚洲有70%的地区内部贸易由中间货物构成，最终产品的61.3%都由欧美日消化。这是因为中国国内最终需求只占亚洲地区的6.4%，为日本的1/2。如果将马来西亚总消费能力规定为1，美国为84，日本为37，德国为22，中国的消费能力则严重不足，仅为6左右。一旦房产崩溃，日元对人民币急剧贬值，在中国设厂的成本将大幅提高，大量在华的外国投资（FDI）将回撤本土或转移到其他国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局面可能会在中国重现。
最近美国一直在鼓噪着美元升值、日元贬值的论调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房产崩溃，经济硬着陆，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以达到遏制中国并维护美国霸权的目的。
在这个时候，美帝国之核心的大资本利益集团精心打造的公正、公平和商业良心形象的巴菲特就要派上用场了。他大谈中国房产是赌场的司马昭之心，无非是利用自己“股神”光环的软力量配合美帝国核心利益集团来影响那些他的崇拜者，起到软硬兼施的作用。
1951年，巴菲特求职未果，回到了奥马哈，在他父亲的金融公司巴菲特-福尔克公司担任证券经纪人，还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兼职教授投资课程。那时的研究生在美国属于精英阶层，巴菲特本人也曾公开说过，他当时瞧不起没有读过书的人，很是为自己的研究生学历而骄傲。
后来，霍华德离开华盛顿之后，出资建立了巴菲特-巴菲特父子公司。当时父子公司、兄弟公司极多，较为有名的有所罗门兄弟公司。霍华德倾心培养巴菲特独立经营公司的能力。在父亲的供养下，他每日的工作就是阅读穆迪公司的各种手册，向周边的亲朋好友兜售股票。回过头看看今天平民出身的蚁族，有几个人可以无忧无虑地在长辈的庇护下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呢？
在这几年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巴菲特在宾州大学加入的阿尔法·西格玛·斐兄弟会（AlphaSigmaPhiFraternity）帮了他大忙，通过这个同学会组织他建立了自己拥有的利益关系网。
1951—1954年，巴菲特无数次向格雷厄姆的公司申请职位，但都遭到拒绝。直到1954年，经过无数次挫折，格雷厄姆终于被他的诚意打动，让他进入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担任初级职员。但格雷厄姆并未像巴菲特自己所吹嘘的那样看重他，从未给过巴菲特资金进行独立操作。几十年后，很多故人对巴菲特早年经历的吹捧未免让人觉得有故意拔高之嫌。
巴菲特是否在格雷厄姆的公司学到了价值投资呢？
事实是从来没有，他学会的是套利投机。1954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洛克伍德公司主要生产用作饼干原料的巧克力片，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豆，他们库存了1300万磅可可豆。当时的可可豆价格是每磅5美分，可是1954年由于出现了供货短缺，价格涨到每磅50美分。如果在可可豆市场价格下跌前就抛出的话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但根据当时税法，要缴纳相当于销售收入33%的税款。幸好根据1954年刚出台的美国税收条例，如果公司是因为缩小经营范围的原因，把存货发放给股东的话，就不需要缴纳这笔税款。于是，洛克伍德公司找到了投资人普利茨克。普利茨克决定，用可可豆换其他股东手中的股票，用价值36美元的可可豆换成成交价为34美元的股票。格雷厄姆的套利方式是购买洛克伍德公司股票用来换取普利茨克手中的可可豆，然后卖掉可可豆每股就可以挣2美元。所谓套利，就是对一种商品用不同的价格交易，低价买进与高价卖出同时交易，几乎无风险地获取差价利润。为了规避可可豆价格下跌的风险，他还卖出了可可豆期货。期货就是买卖双方可以协商约定，在将来的某一天以现在双方确定的价格交割如黄金、石油、农产品等商品。格雷厄姆缴纳很少的保证金就可以在一个约定时间用协商好的价格出售可可豆，从而消除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巴菲特不仅在这一笔交易中赚到2万美元，还学会了套利投机的方法。
格雷厄姆是现代证券之父，他的《证券分析》被称为华尔街《圣经》，本人也被称为“华尔街教父”，在美国金融市场具有极高的权威和极强的影响力。精明的巴菲特之所以三番五次，死缠烂打甚至愿意为格雷厄姆无薪服务的原因，并非自愿拜倒于价值投资思想之下，更多的是通过格雷厄姆的地位在华尔街广交金融界的各种朋友，再加上他父亲曾服务于国会金融委员会的人脉，以及大学同学会的关系，来编织他庞大的个人关系网。这套关系网对他将来的投资生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从真正的投资方面来看，令人感到有疑问的是，据记载，巴菲特几年读书期间共赚取了10万美元资本，而从1951年至1956年的工作期间仅赚了区区4万美元的资本。由此看来，巴菲特1951—1956年依靠个人奋斗的投资成绩实在难看得拿不出手，更谈不上出类拔萃。
1956年年初，巴菲特离开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回到奥马哈。他从他的亲朋好友手**筹集10.5万美元，自己又拿了100美元，共计10.51万美元创建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巴菲特合伙公司。这与巴菲特祖父的风格很相似，现在巴菲特脱离他父亲的证券公司，开始另立门户了，或者说是子承父业。当时，除了纽约之外的美国城市只有1~2家证券公司。
1959年，在巴菲特祖父担任过主席的奥马哈俱乐部，日后的伯克希尔二当家芒格与巴菲特会面，开始参与到巴菲特的生意中来。芒格是巴菲特儿时伙伴，芒格父亲与汤普森一生相熟，芒格家族也与巴菲特家族是世交。芒格祖父是联邦大法官。我们都知道，美国三权分立，司法是政府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美国司法系统居于顶端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庭，由九名联邦大法官组成。这是美国司法系统的最高机构，联邦最高法庭对某案的裁决，就是最后的终审判决。联邦大法官是美国宪法的人格化，在美国的地位至高无上，这是我们国人非常难以理解的。联邦大法官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呢？2006年1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庭大法官詹姆斯·罗伯逊签署的判决书说，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授权国防部在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成立的特别军事法庭既不合法也不适当；布什授权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把关押在那里的囚犯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的做法，超出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判决宣布后，当天正在对伊拉克人的审理随即被中止。布什总统被迫无奈只好向法院起诉罗伯逊大法官。连一国之元首对联邦大法官都无可奈何，可想芒格家族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了。而芒格父亲又是一名著名的律师，芒格家族在政界与法律界积累的人脉关系网极其雄厚。芒格本人开始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后转学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但都没有毕业，他只好依靠家族在美国政界的关系直接进入哈佛法学院，后来与日后成为耶鲁大学校长的布鲁斯特在洛杉矶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芒格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我的幽默是犹太式的幽默，或许我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因此，他无疑是出自犹太人家族。
1960年8月，查尔斯·彼得斯介绍了十几位医生投入11万美元，建立了巴菲特的第八家合伙公司。在1956—1960年，陆陆续续有资金投入巴菲特的合伙公司。如1959年1月1日，在IBM做了30年推销员的奥康纳在巴菲特合伙公司就投资了1.8万多美元。1960年，巴菲特的三叔弗雷德投资8000美元，查尔斯·彼得斯介绍别人投资5.1万美元。1960年，美国海军部长的儿子弗兰克·马修斯投资给巴菲特，巴菲特在美国军方的人际关系网对他的投资生涯产生了实际效果。
1960年，伊莉莎白·史托斯投资建立了巴菲特的第九个合伙公司。伊莉莎白·史托斯出自奥马哈名门望族。
1960年，玛蒂·托普家族投资25万美元建立了巴菲特的第十个合伙公司。玛蒂·托普家族拥有奥马哈市最精美豪华、规模最大的专业服装店。
1961年5月，通过丹·莫奈律师的介绍，又有人投资给巴菲特建立了第十一家合伙公司，也是巴菲特最后一家合伙公司。
即便不考虑那些零散的小额投资，巴菲特通过亲朋好友的关系网至少收到了100万美元的投资额，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000万美元，2.1亿元人民币。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资金，绝非当时的美国普通中下阶层出身的人可以做到的。也正因为拥有如此巨额的资金，巴菲特才能够持有一些公司较高比例的股份，从而控制这些企业，直接干涉它们内部的经营管理，甚至在人事上都拥有发言权。这不是股市坐庄，而是直接操纵。与在二级市场上的只拥有资金的散户炒股的方式完全不同，当那些现金流面临枯竭、濒临困境的企业寻求资金来源时，拥有足够资金的巴菲特通过一些私人关系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控股这些企业，排挤掉他不喜欢的董事，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提高企业本身价值。巴菲特这套把戏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会不断重演。实际上，巴菲特在资金不太充足时的1956年年末，他的前三家合伙公司的资本不过分别增长了6.2%、7.8%和26%，并无什么过人之处。而通过后来的这套操纵方法，巴菲特在1961年所管理的资产达到了400万美元，合伙人超过了100人。
到了1962年，巴菲特将这11个合伙公司合并为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公司（BPL），此时他与妻子在合伙公司中所拥有股份价值超过了1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笔巨额的财富。巴菲特依靠他复杂的人脉关系网与其较高的投资与操纵能力，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大家常用的谷歌地球（googl eearth）是谷歌公司推出的世界地理信息系统搜索软件，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航空图片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桑伯恩公司。桑伯恩公司与中国也比较有缘分，它自2002年就和黑龙江地理信息产业园合作，曾受到过黑龙江省副省长和国家测绘局局长的点名表扬。
而50多年前的桑伯恩公司主要从事出版以及美国所有城市详细地图的不断修正工作，它出版的是一种十分精密的信息详细的地图，地图上对每一处的建筑都作出了仔细而准确的说明，仅奥马哈的地图册就可能重达27公斤。这种地图册会详细到标明电力线、自来水管道、安全出口、应急楼梯等，主要销售对象是保险公司和少数其他行业的客户。
当时，桑伯恩公司75年来一直以垄断方式进行经营，每年实现的利润几乎全然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不需任何销售方面的努力就能达到，它的股价在1938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00—120之间时一度达到每股110美元。但在20世纪50年代，桑伯恩地图业务从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年平均50多万美元的税后利润，下降到1958年和1959年的不足10万美元。195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50左右时，桑伯恩股价只有区区45美元。
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桑伯恩积累了大量现金，为了避免资产的闲置，公司进行了大笔的投资，前后大约2500万美元，一半投资于债券，另一半投资于股票。桑伯恩证券投资却盈利丰厚，从每股20美元上升到每股65美元。这笔证券投资被虎视眈眈的巴菲特看中了。
1958年的巴菲特已控制了100多万美元的资产，开始脱离散户小打小闹的投资形式。到了1958年11月，他将合伙公司35％的资本投入桑伯恩公司。他还用自己和亲戚的钱购买桑伯恩股票。为了控制更多的股份，他还鼓动合伙公司之外的很多朋友去购买桑伯恩股票，包括华尔街上的朋友——美国互惠基金公司的汤姆·纳普（Tom Knapp）和沃尔特·施洛斯（Walter Schloss）。最后，巴菲特终于进入了公司董事会，其他14位董事中有9位是在保险业中身居要职的人，他们只拥有400股桑伯恩股票。
为了控制桑伯恩，干涉企业内部的经营，巴菲特联合他的亲朋好友又连续大笔买进桑伯恩股份。到了1959年，巴菲特个人掌握了桑伯恩股份10.5万股中的2.4万股，加上其他亲朋好友的股份共有4.6万股，最终获得了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这一年，巴菲特要求桑伯恩卖出所投资的证券来回购股东股票。如果这个阴谋实现的话，桑伯恩每年的收益就将不会细水长流地分给只拥有很少股份的公司经营者与员工们，而会被持股最多的巴菲特一次性掠夺。这种将好处留给自己，把坏处留给别人的把戏被其他董事看穿，巴菲特的无理要求被严词拒绝。可是，巴菲特像一头嗜血的饿狼，他在拥有了足够的权力之后，毫不留情地给董事会下了最后通牒，声称如果在1959年10月31日之前，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就召开一个股东大会将董事会所有董事全部撤换。1960年初，董事会退让了，巴菲特阴谋终于实现了，桑伯恩以所持有的证券资产向股东回购公司的股票，巴菲特抛出了所持有的桑伯恩所有股票获得了超过50％的利润。
正如巴菲特自己所招供的——“在这个意义上，合伙公司的资金继续上升，在‘可操纵性局面’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他以足够的资金对企业控股，从而达到操纵企业与股价甚至压榨公司员工的目的。
另一桩并购操纵则没有这么幸运。内布拉斯加州比阿特里斯市最大的一家公司——丹普斯特制造公司是由丹普斯特家族控制的企业。这家企业专门生产风车、农业用具、灌溉系统、供水系统以及自来水管道等。这家公司股价为每股18美元，但是账面价值为每股72美元，其中净值高达每股50美元。
从1956年开始，巴菲特就不断买进丹普斯特制造公司的股票。他为了获得足够操纵的资金，再次联合华尔街的汤姆·纳普和沃尔特·施洛斯秘密控制了丹普斯特11%的股份，仅次于丹普斯特家族，巴菲特终于进入了董事会。
为了将丹普斯特公司的管理层架空，完全掌控这家公司，巴菲特从汤姆·纳普和沃尔特·施洛斯手中私下收购股份。他还欺骗合伙人说，丹普斯特公司虽然“会妨碍合伙公司短期的业绩表现，但能强力保证几年以后的最佳结果”，卖力地鼓动他所有的合伙人掏钱买丹普斯特的股票。但事实是，从1956年至1960年，丹普斯特股不断下跌，后来巴菲特差点陷入血本无归的境地。
不管怎么说，在巴菲特的软磨硬泡之下，丹普斯特家族将自己所有的股份都转让给了他，最终他如愿以偿地控制了公司70%的股份，成了董事会主席。一旦获得绝对的权力，巴菲特任人唯亲的专制作风开始表现出来了，他想将自己的亲信哥伦比亚大学同学鲍勃·邓恩招来做丹普斯特总裁，负责所有管理工作。但鲍勃·邓恩拒绝了他。最后，芒格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好友哈里·波特尔来接手这家公司。哈里·波特尔一上任，就裁减了几个部门，解雇了一百多个员工。这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再造”，所谓缩小规模与改变企业业务流程，不过成了企业经理与大股东们剥夺员工利益，将员工扫地出门的借口，他们将企业经营的问题统统嫁祸于底层员工身上，“企业再造”变成了解雇成千上万工人的同义词。哈里·波特尔与后来的“企业再造”如出一辙，他将所有利益全部收归巴菲特，而让员工们承担所有的痛苦与损失。巴菲特却得意洋洋地赞扬道：“毫无疑问，哈里正是我需要的人……他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1963年，巴菲特将哈里·波特尔命名为合伙公司年度人物。
巴菲特就是资本的人格化，他对资本投资回报的爱好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的本能。至于企业关闭，资产拍卖，工人下岗，地方发展，对他来说，那都是理所当然无须考虑的事情，只要他自己能赚到钱就行。巴菲特打算偷偷让丹普斯特公司破产，然后进行资产清算大赚一笔。这对仅有1.2万人口的比阿特里斯市来说是一件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在这个小城市，人们都是沾亲带故的，本来无缘无故让很多人下岗就已经引起了当地人对巴菲特的怀疑。现在他的举措让大家更进一步地认清了他贪婪无义的嘴脸——巴菲特只是奔着钱而来，绝不会考虑当地人的生存问题。
比阿特里斯人终于开始激烈反抗了。据《滚雪球》记载，当时全市的人发起运动反对巴菲特，他们筹集了280万美元，其中175万美元将公司所有权买下，让这家当地最大的企业仍然留下来，剩余的105万美元用于扩大企业规模。整个城市沸腾了。公司创始人之孙查尔斯·丹普斯特找到一家投资集团保证提供给企业充裕的运营资金，当地媒体《比阿特里斯每日太阳报》热烈支持本地人的反抗活动，当市长在当地广场最终宣布巴菲特被击败时，比阿特里斯所有的警笛和钟声齐鸣。巴菲特的阴谋终于被挫败了。最终，巴菲特将丹普斯特制造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其他三家公司，但还是赚了230万美元。
从巴菲特这两个操纵企业的早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利润而无所不用其极。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巴菲特从来没有用过所谓价值投资的理念，而一直是依赖于这样的欺诈与操纵的伎俩来将别人口袋里的钱放入自己的口袋。这便是他成为世界首富的终极秘密。
1963年，1850年成立的美国运通公司发生了提诺·德安杰利斯（Anthony Tino De Angelis）豆油丑闻。德安杰利斯是一个大宗商品交易商，拥有一家公司联合植物油精公司（Allied Crude VegetableOil Refining Corporate）。美国运通仓储公司负责管理着这家公司的豆油存货。豆油被储存在油罐中，油罐则放置在新泽西州贝昂的一个仓库里。根据储油多少美国运通仓储公司负责发行大豆油库存收据，德安杰利斯能用这些收据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位老兄制假造假的水平一点不逊色于三鹿奶粉。他发现，豆油可以从一个油罐分流到另一个油罐，仓库核查人员并不能打开油罐，只是通过特殊的测量仪器来检查油罐中是否存满了豆油。于是，通过对油罐结构进行特殊改造，德安杰利斯可以用1个单位豆油虚增出3个单位的豆油仓库收据，剩下的2个单位的油罐空间由海水来填充。于是，德安杰利斯可以伪造大豆油储量，然后再用这些无中生有的抵押物向51家银行借了更多的钱。美国运通仓储公司则成了这些收据的担保人。
德安杰利斯的投机本性使他不再安于进行现货交易，而是开始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期货投机。豆油期货交易只要付出少量的保证金，就能和别人签订期货合约，以某一协商好的价格买进很多9个月之后的大豆油。在到期之前，合约还可以出售，这就比直接买卖豆油实物赚钱更多，当然一旦亏损也亏得更多。这样，他用从银行借来的钱以每吨2美元的价格购入期货合约，确保9个月后能以每吨20美元的价格买到大豆，购入合约之后，他又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以高于每吨2美元的价格卖出期货合约。
1963年，苏联向日葵欠收，市场谣传苏联需要海量的大豆油，豆油价格开始飞涨。德安杰利斯开始豪赌期货，通过贷款的杠杆作用，1963年9月，他买进了12亿磅大豆油的期货合约，比当时全球生产量还要多。但是，好景不长，美国政府拒绝卖给苏联大豆油，飙升的豆油价格一落千丈。德安杰利斯与联合植物油精公司破了产，而掺杂海水的豆油存货也终于大曝天下，美国运通仓储公司随之破产。德安杰利斯的债权人拿着一钱不值的豆油库存收据向美国运通公司索求1.5亿—1.75亿美元的天价赔偿。美国运通公司股价随之暴跌。
侥幸的是，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大众的注意力被转移开来，美国运通丑闻并未受到人们的过分关注。当美国运通股价狂跌时，消费者仍然愿意接受和使用运通的产品和服务。当时有1000多万人持有美国运通信用卡。
1964年初，巴菲特公司资本接近1750万美元，他自己的资产也达到了180万美元。此时的巴菲特开始竭尽所能地疯狂收购美国运通股票。到1964年6月底，他的父亲霍华德去世后的2个月，巴菲特已经投入了300万美元的巨资购买运通股票。
霍华德死后6个星期，美国运通总裁霍华德·克拉克（HowardClark）宣称：美国运通公司感到从道义上讲它应当全力处理此事，来确保这个过分的义务让人满意地得到执行，这是与它所承担的整体责任相一致的。美国运通在经济上愿意给债权人6000万美元的赔偿。随后，市场迅速给出反应，运通股价从每股60美元跌到56.5美元，不久再度下到49.5美元。
这个时候，很多股东站出来表示反对赔偿，并对运通公司提出诉讼，要求他们保护自己股东的利益。关键的时刻到来了。在所有的巴菲特传记上记载，巴菲特给运通总裁写了封信，要求公司应该担负起赔偿的责任。他还自掏腰包，在股东起诉克拉克的法庭上为霍华德·克拉克作证，坚决支持他的赔偿决定。于是，一个品质高尚、为人正直的巴菲特形象就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可事实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当运通公司赔偿了6000万美元后，大量失望的投资者抛售运通股票，股价从每股65美元跌到1964年6—7月的每股35美元。就在运通公司股价狂泻之时，巴菲特却大量收购运通股票，到1964年11月，他已拥有了430万美元的运通股票。也就是说，这段运通股价暴跌的时间中，巴菲特至少购入了130万美元的运通股票。在巴菲特购入股票之后，经过很长时间运通公司才付清赔款，这时股价才回升到每股49美元。就这么一跌一升，巴菲特投入的130万美元净利率高达40%。1965年，运通股价上涨到每股70美元，1966年，巴菲特前后共用了1300万美元，购买美国运通5%的股票。到了1969年，运通股价涨到了189美元，巴菲特的投资净利率达到了300%—340%。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巴菲特坚决支持运通的赔偿是有意让股价下跌，再抄底购入，而并非什么善意地维护运通公司的信誉。
让我们再来窥探巴菲特收购运通股票的另一个秘密。当时运通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发行旅行支票、信用卡，其中旅行支票价值5亿美元。按照通常的记载，巴菲特看好运通是因为运通是一家绩优公司，迟早会走出困境。然而，事实上，巴菲特喜欢的并不是公司本身的赚钱能力，而是公司的圈钱能力，即浮存金。
所谓浮存金，就是自己暂时可以支配的资金。运通公司的旅行支票可以使巴菲特拥有巨额的浮存金，相当于低息贷款。为了获取浮存金，除运通公司外，巴菲特又看中了蓝带印花公司的浮存金。印花是一种销售赠品，零售商们将找的零头和印花一起交给顾客，顾客则把这些印花放入抽屉，粘入小册子里。当攒了足够多的小册子后，就可以去兑换小礼品。印花不是免费的，商店从蓝带公司买入印花，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对冲免费赠送印花的成本。最为重要的是，印花是预先付款的，而奖品是将来兑换的。蓝带公司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支配这笔浮存金。1968年，巴菲特买了7万股蓝带印花公司股票。他还以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的名义买了蓝带最大股东之一的斯里夫提马特商场股票的5%。最后到了1970年年底，巴菲特拥有了13%的蓝带股份，获取了大量的浮存金。
其实，各个行业都有浮存金，公司的应付账款是浮存金，银行存款也是浮存金。银行储户不可能同时取款，因此银行总能拥有巨额存款，只要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银行就可以赚取利润。但在所有的行业中，保险公司的浮存金数额最大，这也是巴菲特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念念不忘的原因。在保险合同签订后，投保人向保险公司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费。在资产负债表中，保费并非保险公司的资产而是公司债务，当保户出险时，这笔保费就得拿出来赔偿给投保人。但在现金流量表中，保费却是现金流入，保险公司保留很少的支付金额后，剩余的大部分保费可以拿出去进行投资，而投资收益却归保险公司所有，相当于无息贷款。简单地讲，浮存金就是巴菲特可以暂时支配的别人的钱，但这个“暂时”可以暂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巴菲特曾说过，浮存金“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公司的权益资金”，浮存金既没有持有成本，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需要偿还。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1936年成立于德克萨斯州的福特沃斯，主要的销售对象是政府职员。由于美国政府职员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华盛顿特区，后来公司总部搬到了华盛顿。1958年，公司又把顾客范围扩大到非政府职员的专家、经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975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开始亏损。1976年，巴菲特以平均每股3.18美元的价格买进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130万股的股票。随后5年，巴菲特向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注入了4570万美元的资本。1980年，巴菲特控制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的1/3。1990年，巴菲特已拥有政府雇员保险公司48%的股份。
在收购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之后，巴菲特又收购了其附属的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将他公司的业务集中到保险业上，奠定了今天伯克希尔保团的基础。1998年12月，巴菲特投入220亿美元收购了通用再保险公司(GeneralRe)，它是全美最大的财产险再保险公司，在世界12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营业网点，可经营所有险种的再保险业务。再保险就是保险公司为了减轻自身承担的保险责任而将不愿意承担的部分保险责任转嫁给其他保险公司承保的行为，再保险公司就是接受这种保险为保险公司做保险的企业。
几十年来，巴菲特又陆续收购了如托马科保险公司（Torchmark）、白山保险集团、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等几十家保险或再保险公司。正如巴菲特在2006年致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信中所描述的，保险与再保险是伯克希尔公司的核心业务。
巴菲特早就参透了资本市场的本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只有手握海量资金，才能像鲨鱼一样吞噬弱小的对手。只有手握大资本的巴菲特，才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游刃有余，大赚其利。1967年，他首次收购政府雇员公司时得到的浮存金约2000万美元，到了2006年他手上持有的浮存金已达到490亿美元，接近于他本人的个人资产净值。这些源源不断的来自保险与再保险业务的巨额浮存金一旦到了巴菲特手中，就让他如虎添翼，对市场的操纵与企业的控制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巴菲特这样的浮存金魔术，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小鱼小虾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无法模仿与超越。
在人们的心目中，全球闻名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等价于巴菲特。伯克希尔公司主营保险业务，还持有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吉列、华盛顿邮报、富国银行以及中美洲能源公司的股权。伯克希尔公司设有许多分公司，其中包括：GEICO公司，是美国第六大汽车保险公司、美国第十大财产和伤亡保险公司，拥有470多万投保人和730万辆投保汽车；GeneralRe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四家再保险公司之一。1998年7月，国际王后奶品公司（InternationalDairyQueen，Inc.）成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运营着6000家特许商店，经营特色汉堡、热狗、各种牛奶甜点和饮料等。
这家公司并非巴菲特创建，而是从1962年开始逐渐被他收购的。1965年，巴菲特合伙公司拥有50万股伯克希尔股票，约49%的股份，到1967年，巴菲特合伙公司拥有的股份已达59.5%，到1968年，更几乎高达70%。在20世纪50年代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与美国军方有长期良好的合作，是全美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男士服装衬衫制造商，还有十几个床单、衬衫、手绢、细平布和衬裙生产工厂，1.2万多名工人，年销量达1.1亿美元。可当时的美国，由于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制度的推行，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纺织服装业越来越不景气，前景极为不妙。很多人甚至包括巴菲特本人都认为，对伯克希尔的收购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败笔。巴菲特本人的解释是当初收购的打算是让伯克希尔破产清算来赚回投资的钱。可人们见到却是巴菲特像着了魔一样地不断投钱给伯克希尔，最后还把这家公司打造成了巴菲特金融帝国的旗舰企业。
事实到底是怎样，难道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我知道这是一桩很难做的生意……当时我或者是傲慢自大，或者是天真无知。现在，我吸取了很多的教训，但是，我希望我们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得到这些教训。”
1964年，伯克希尔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只有2个工厂和大约22万美元的资本净值。像巴菲特这么善于投资的精明人，怎么可能看不出伯克希尔公司已经日薄西山呢？而且巴菲特的收购非常顺利，在该公司原来的所有者蔡斯家族帮助下一帆风顺地得到了控制权。最为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收购这家企业之后，巴菲特并没有赶走蔡斯家族的人，反而任命了该家族的肯·蔡斯继续经营企业。
巴菲特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要想了解这个，让我们先回到19世纪的美国。1820—1860年，鲸油为全世界新兴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机械润滑油，并点亮了欧美大陆的城市。捕鲸业投资回报率高达15%，当时的美国捕鲸业是全球之冠。鲸油业成为美国经济腾飞的引擎，美国从一个被压榨的殖民地变成全球霸主。当时的世界捕鲸业中心——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成为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也是美国大资本原始积累的发源地。
1859年，随着石油在宾夕法尼亚州台塔斯维尔被发现，捕鲸业与新贝德福德逐渐衰落。但当地积累的大资本却在美国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犹太人约西亚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犹太人罗兰·梅西的梅西百货公司、威廉姆·杜兰特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原始资金都是出自新贝德福德的捕鲸业，有“华尔街女巫”之称的犹太人赫蒂·格林号称是世界首位女首富，她是来自新贝德福德的捕鲸世家。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不例外，它4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就源自新贝德福德的捕鲸业。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早在捕鲸业完全衰退前，新贝德福德的富豪们就将资本转移到当时能赚钱的纺织业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成立于1888年，由哈撒韦家族创建，赫蒂·格林也是公司原始股东之一。
哈撒韦（Hathaway）是一个带有犹太人特征的姓氏。美国著名犹太人明星安妮·海瑟薇（Anne Jacqueline Hathaway）也是姓哈撒韦（Hathaway），只是翻译成了较为女性化的中文。伯克希尔公司后来被蔡斯（Chase）家族控制，它也是新贝德福德捕鲸业出身的犹太人家族。实际上早在1885年，犹太人便控制了美国纺织服装工业，当时241家纽约制衣厂中的234家是犹太人掌控的。
我们再将视线转移到美国最早起家的那批富人与华尔街金融家身上，他们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与捕鲸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最早的犹太人是中东的闪族人，和阿拉伯人血缘相同。现在，只要是信仰犹太教的粘有一点点犹太血缘的都算是犹太人。犹太人自诩为上帝选出的子民，他们认为上帝赋予犹太人特殊使命，犹太人是上帝与整个人类之间的神媒，地位高于其他民族。因此，即使历经千年的磨难，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属性的自我认同非常强烈，相互之间也紧密团结。2006年，巴菲特不远万里跑到以色列以40亿美元收购犹太复国主义者什泰夫·韦特海默（Stef Wertheimer）的伊斯卡集团（Iscar）就是明证。20世纪90年代时，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平生素昧谋面，生意上也不搭界，但却一见如故，其原因也在于两人都是犹太富翁。比尔·盖茨之母玛丽是犹太人，曾任IBM董事会董事，如果不是她介绍儿子认识IBM董事长，微软当年不可能傍上IBM这个大款，也不可能拥有今天几百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按照犹太种族随母亲的惯例，比尔·盖茨自然会被巴菲特看成是自己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伦理对犹太人来说毫无意义，犹太人是金钱至上。19世纪一位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先哲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过：“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犹太人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期票就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期票……就连宗教延续的关系、男女关系都成了做生意的对象！妇女也成了买卖的对象。”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将犹太人夏洛克描写成一个吝啬抠门而贪婪的高利贷者。虽然莎翁的笔下将犹太商人描写得非常刻薄，但也反映了一些问题。犹太人不顾一切地拼命赚钱，却光积累不消费。犹太人用钱只花在两个地方，其一是投机政治，利用自己的金融手段获取政治权力，其二是遵从犹太教传统赚钱是为了献给上帝而非留给自己。因此，对犹太人来说，金钱是通往天堂的阶梯，也是取得影响力与统治权的有效武器。这两点，在巴菲特的个人性格中，我们能看到其浓郁的犹太人气质。
由于犹太人爱赚钱又团结的特点，华尔街犹太富豪们与新贝德福德的犹太家族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有句话叫做，美国人控制世界，美国则是由犹太人控制的。因此，作为新贝德福德豪门之一的伯克希尔公司蔡斯家族与美国政治、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统治精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菲特如此聪慧的人物当然懂得利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道理，同时，作为犹太人之一的他要想把自己从地方世家子弟的角色提升为一个直达天庭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人物，就必须要攀附根基更加深厚的以蔡斯家族为代表的新贝德福德犹太家族。这便是巴菲特宁愿少赚些钱，也要收购伯克希尔公司并将其打造成旗舰企业的根本原因。
我们都知道美国历史最有名的犹太富豪家族是洛克菲勒家族。最为重要的是洛克菲特也是与新贝德福德犹太家族有紧密联系的犹太人。他一手培植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前身就是新贝德福德梅西家族的长岛炼油厂。后来，洛克菲勒家族与新贝德福德的犹太世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世纪60年代末，巴菲特与洛克菲勒第四代家族重要成员杰伊·洛克菲勒（Jay Rockefeller）第一次会面，就是通过犹太人罗森菲尔德的牵线搭桥，当然也少不了蔡斯家族的帮忙。蔡斯家族出过一位著名的政界人物，就是美国财政部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在几乎所有国际金融学教科书中都会提到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国债丑闻中，正是在此人的帮忙下，巴菲特作为所罗门最大的股东才能帮助这家当时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渡过难关，当然也解救了他自己的7亿美元投资。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指责“巴菲特只与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这写得还不太准确，更一针见血地说，应该是巴菲特“只与有权有势的犹太人交朋友”。
巴菲特得到伯克希尔公司之后，逐渐抛弃制造业，开始玩起了犹太人的老把戏——金融。1970年，当他担任董事会主席时，伯克希尔纺织业利润仅仅4.5万美元，而保险业和银行业却各赚了210万和260万美元。从1967年开始，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逐渐收购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奥马哈太阳报公司等大量非制造业企业，逐渐将伯克希尔公司由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保险、银行和媒体等行业为主，尤其以保险与再保险为主的多元化金融投资集团。
1985年，伯克希尔纺织工厂最后一滴油水被压榨干净，彻底破产关闭。当时工厂里面还剩下几百名工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葡萄牙人后裔。他们专业技术优秀，但由于长期在噪声大的纺织车间工作，听力都严重受损。但巴菲特仍然无情地以16.3万美元拍卖了工厂设备，只补偿了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就将他们打发回家。犹太人具有冷漠无情的精神，在欧洲中世纪时就已经如此。犹太金融家只对小圈子里的自己人有关心，对其他人除了金钱利益从来就没有温情和关爱。巴菲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后来说：“当然，这不是工人们的错，当新机器出现的时候，工人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是自由市场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如果你已经55岁了，而且不会英文，只会讲葡萄牙语，你又能怎么样呢？在纺织车间工作了30年，你的听力不能和常人相比了，所以你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
可能有人会说，巴菲特在19世纪60年代末曾经收购过迪斯尼5%的股份，但迪斯尼并非犹太人掌握的。确实，虽然迪斯尼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并不是犹太人，但迪斯尼公司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被犹太人掌控，到1984年，犹太人迈克尔·埃斯纳（Michael Eisner）接管了迪斯尼公司，担任了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到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埃斯纳继承了犹太人喜好控制媒体的老传统，将迪斯尼公司从主题公园和游乐场所的建设成功转型到电影和电视等媒体行业，迪斯尼公司目前拥有沃尔特·迪斯尼电视台、点石电视台（Touchstone）、博伟电视台（Buena Vista）。犹太人喜好任用圈内人，这在迪斯尼亦然。迪斯尼电影集团的董事长乔·罗斯（JoeRoth）也是犹太人，目前迪斯尼电影集团拥有好莱坞影业、点石电影公司（Touchstone）和试金石电影公司（CaravanPictures）。将一个公司的控制权逐渐转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犹太人金融集团必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巴菲特对迪斯尼的投资未必没有加入到犹太人兄弟合伙操纵中，甚至可能就是控制迪斯尼的先锋。
自从收购了伯克希尔之后，巴菲特在名利场上的地位一飞千丈。1966年，巴菲特拥有伯克希尔49%的股份时，当年5月《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刊登了一张巴菲特的照片，照片下面的评论这样写道：“全美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是在奥马哈由一位年仅11岁时就买了第一张股票的年轻人所经营的。”1967年，巴菲特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任总裁弗勒德·弗兰德利、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拉尔夫·埃里森、媒体传播理论权威马歇尔麦克鲁汉等人开始接触。1969年年初，巴菲特开始与《财富》杂志接触。就在巴菲特担任伯克希尔董事会主席之前的几个月，《福布斯》以十分醒目的标题“奥马哈如何击败华尔街”发表了吹捧巴菲特的文章。1970年1月，《财富》发表了一篇关于对冲基金的文章，文中着重吹捧了巴菲特的投资才能。1972年，巴菲特开始将目光转向媒体报纸，这一年作者署名亚当斯密的畅销书《超级金钱》(SuperMoney)卖了100多万册。该书作者是在《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任职的犹太人乔治·古里曼，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华尔街金融家写成造成金融危机的贪婪的恶棍与流氓，却笔锋一转把巴菲特写成作风正派、具有投资天赋的光彩夺目之形象。这本书大大提高了巴菲特的知名度。
从巴菲特开始持股伯克希尔，到他最终成为董事会主席，可以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路径，随着对伯克希尔投资的加大，媒体对他的关注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这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犹太大家族鼎力支持的结果。看来，他对犹太大家族的巴结与攀附确实是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
现在看来，巴菲特于1969年9月解散了他的合伙公司而专注于打造伯克希尔旗舰——这件事情是他从地方犹太世家子弟向全美知名投资家转型的标志，也是美国犹太大资本集团相中巴菲特的关键性事件。
巴菲特公开宣称的投资理念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市场有效理论，即市场永远正确，没人能击败市场，只能投资于有成长潜力的成长股。因此，他经常劝诫人们要持有那些具有稳定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在他所持有的股票中，可口可乐排第一，后面的依次是美国第二大铁路运营商伯灵顿北方圣太菲铁路公司、富国银行（WellsFargo＆Company）、美国运通（AmericanExpress）、宝洁、卡夫食品、沃尔玛、西科电气国际公司、康菲和强生公司。表面上看来，貌似没有破绽。可令人产生疑问的是，巴菲特从来不买黄金，也不投资于黄金股票。
那个全球最富有的人经常像传教士似的向人们宣讲如何投资的方法与对经济状况的分析。芸芸大众像看神一样的对他的观点肃然起敬，并按照他所谓的价值投资的指引来操作。但为什么巴菲特那么讨厌黄金投资，从不劝人们去购买黄金呢？黄金可是一个稳定增值的安全投资。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每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2010年7月，国际市场上的黄金价格是1210美元，短短40年价格上涨了34倍，远远高于巴菲特“永久持有的伟大公司”年增长7%—8%的速度。
答案很简单。巴菲特不喜欢黄金，正因为它是稳定的。全球黄金总量16.3亿吨，按照现价，相当于6.96万亿美元。黄金如此之高的总价值使得它不容易被庄家通过新闻报道、评级公司或者一个被投资者羞辱的首席执行官的下台的方式被操纵。黄金毕竟是黄金，它在地球上只有一个有限的供应。黄金市场易波动的特征似乎是巴菲特不买黄金的一个遮羞布。然而，一般来说，恰恰是因为黄金稳定性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黄金才显得波动较为厉害。实际上，黄金的波动是从货币的角度去衡量的，它本身具有稳定性和保值性。
稍微有点智商的人略略思考就知道，虽然巴菲特拥有一个令人惊叹的投资经历，但无法设想他只是因为打败了市场而赚得亿万财富。事实上，巴菲特知道如何操纵市场，他懂得如何利用媒体，政府和企业管理层的缺点来操纵股票的上升或下降。巴菲特非常清楚自己目前的公开立场与言论能够引起市场的改变与波动，只要他认为对自己有利就一定会这么做。
最近的次贷危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都脱不了干系。其中有“3A工厂”之称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2000—2007年间，共给4万多项次级房贷抵押债打上“3A”评级，对次贷危机的发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也是以穆迪为首的三大评级公司联手操作的结果。有欧洲经济学家指出，评级机构是欧洲债务危机的第一推手。但很少有人想到，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是穆迪公司最大股东，最多时曾持股20%，现持有大约13%股份。显然，作为穆迪最大股东的巴菲特不可能不了解穆迪内部的操作，甚至有可能他本人就是幕后的最大黑手。
为了调查穆迪公司暗箱操作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国会金融调查机构（FCIC）发出传票强迫巴菲特站在听证席上接受质询。在听证会上，老奸巨猾的巴菲特辩解道：“所有美国人深信，房价不可能突然大幅下跌……这是我此生所见最大泡沫……很少、很少有人能察觉到泡沫，这正是泡沫本质……价格上涨是麻醉剂，影响上上下下的理性判断力……错误人人有份……我根本就没去过穆迪……我甚至根本不知道那家公司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他们的业务模式是非常出色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在1938年11月纳粹冲锋队对犹太人发动袭击的水晶之夜之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个著名的信誓旦旦的发言：“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事实上，正是那些养活评级公司的企业才需要评级。如果是你，你又怎么评价一个给你数百万美元的公司的股票价值与风险？结果显而易见，股票得到较高的评级，恰恰在于上市公司与持股人进行了内部操纵，而不是如巴菲特所说的“那是一个失误”，他的辩解苍白无力。反过来说，黄金市场难以进行内部操纵，这便是巴菲特这样的投机者不愿意购买黄金的真实原因。与此相反，巴菲特却很乐意购买白银，他的持有量曾占全球的1/4。巴菲特经常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来鼓吹自己的价值投资，却很少提及他今天所拥有的财富，白银投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俗话说，“黄金适合投资，白银适合投机”。这是因为黄金市场难以垄断操纵，白银市场易于垄断操纵。白银和黄金的比价约为1：68，它相对低廉的价格，有限的产量，使其成为大资本的理想操纵对象。从1995年开始，巴菲特开始持续买入大量白银，到1999年年初，巴菲特持有1.3亿盎司的白银，在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7.81美元的高位后，他又在白银的回调中不断加仓。他购入白银的平均成本约为每盎司5美元，最多时其头寸占到差不多世界一年的白银总产量。当白银价格从1995年的每盎司5美元上涨至2006年的每盎司15美元后，巴菲特将白银抛出，赚得盆满钵溢。
如果一个人拥有足够的金钱与影响力，所谓的投资在易被操纵的市场上便成了极为简单的事情，这就是巴菲特所做的事情。2003年，前大对冲基金（Big Hedge Fund）经理马丁·阿姆斯特朗（Martin Armstrong）在他的个人网页中揭露过巴菲特对白银市场的操纵：“1997年时，我取走了所有的利润并抛售了所有的看跌头寸。当有人通过电话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向我购买1000手白银时，白银的交易价格在4.29美元左右。他们还故意给我看了巴菲特的订单。共和银行（Republic Bank）的鲍勃·高特立博（Bob Gotlieb）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加入他们的市场操纵团队。他讲：‘白银市场将有大事要发生’，当我问谁是幕后操纵者时，他说：‘你的朋友在康涅狄格（巴菲特所居住的州）。’后来，我通知我的客户，银价将达到7美元。1997年12月，我应中国政府之邀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参加亚洲金融危机的研讨会。当我回到美国时，银价已攀升到6.40美元。毫无疑问，共和银行采用了用自己的钱购买大量白银再将其转移到伦敦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操纵银价的上涨。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嫉妒、冲动和偏见来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在我们这些庄家的观念中，白银市场可以通过各种操纵方法来控制价格，比如远期合约、借款、期权期货和受到控制的分析师的虚假宣传。事实证据表明，银价操纵从1995年便开始了。当然，沃伦·巴菲特现在被捧成圣人，实际上巴菲特在白银市场上却是积极的操纵者。在舆论的宣传作用下，巴菲特购买1.3亿盎司白银的投资活动却被美化成了反对那些可怕的空头和工业用户的力挺白银市价的善意行为。显然，尽管纽约白银交易的保险费用较低，但巴菲特却仍然在伦敦进行白银交易，这就是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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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0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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