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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始出来，9月8日，在这个听起来有“久”有“发”的吉利日子，公募FOF终于迎来了首批产品批文。南方、华夏、嘉实、泰达宏利、海富通、建信相继公告各有一只FOF产品获批。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随后了解，这6家公司在拿到批文之后，目前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流程，以争取早日发行。业内普遍预计，如果没有意外，在完成了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的相关修改后，最快下周可能就会有首批产品的招募说明书披露出来。而这也意味着，公募基金将正式开启它的FOF时代。

首批细节

公开信息显示，首批获批的6只公募FOF产品分别为华夏聚惠稳健目标风险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基金中基金（FOF）、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型（FOF）、建信福泽安泰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泰达宏利全能优选（FOF）和海富通聚优精选（FOF）。

谁是这首批中的首只？如果按照证监会批复的许可编号来推算，应该花落南方，为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FOF，然后依次是泰达宏利、嘉实、华夏、海富通，最后是建信。对于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又为什么这6只产品入选首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问询了解，至目前为止，监管部门尚无相应说法，而无论是有幸入选的基金公司还是暂未入选的基金公司也都不太明确具体原因。

有基金分析人士推测，上报时间自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先来先得，合乎常理。从证监会披露的《基金募集申请核准进度公示表》上看，获批的这6只公募FOF产品是最先上报的，申请材料接受日均为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2月6日获得受理，今年3月21日收到了第一次反馈。不过，在2016年11月29日收到申请材料接收通知的FOF基金有20只，今年3月21日收到第一次反馈的减少为其中的10只，除了首批获批的6只以外，还有4只分别来自中融、长盛、上投摩根和前海开源。

“其实行业内一直预期首批公募FOF会少于10只，但监管层会怎么选择是个谜。对比已获批和未能首批获批的FOF产品，暂时来看，产品名称模糊，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公司产品线、过往业绩等不甚出众等，这些可能都是原因，但也只是业内的一些猜测。相较于为何这6只产品首批获批，市场更关注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展导向。”一位上海的公募基金高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是表示。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这6只公募FOF最后获批的名称与初期上报时有些不同，如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型（FOF）删去了“全天候”三个字；海富通聚优精选（FOF）原来叫“金牛精选”； 建信福泽安泰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原上报名称是“福安养老稳健”，删掉了“养老稳健”。基金名称变化是应监管层要求，还是因基金策略变化或改变了基金策略，由于没有招募说明书披露，目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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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人民币放缓了升值步伐。

当日下午收盘时，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收盘价报6.5239，较上一交易日跌622点，创一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境外离岸市场美元兑人民币则触及6.5201，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逾400个基点。

某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认为，主要受上周五中国央行调整远期售汇业务风险准备金的影响。9月11日起，境内金融机构开展的代客远期售汇类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原先的20%调整为0。

“因此，银行远期售汇业务操作成本骤降，有效促进企业远期购汇需求，进而缓解近期人民币涨势。”上述外汇交易员分析。金融机构远期结售汇头寸变化，一直是金融市场判断人民币汇率波动方向的风向标之一。即远期售汇额增加，机构会预估人民币涨幅“见顶”。

兴业证券分析师郭嘉沂发布最新报告指出，央行此举透露了两大新的汇率管理动向：一是央行有意放缓人民币连续大幅升值步伐，缓解出口压力，毕竟，8月季调后我国出口同比（以美元计价）下滑4.7个百分点至4%；二是打破人民币持续升值带来的羊群效应，推动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实现双向波动。

企业远期购汇力度骤增

去年7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关于加强境外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购售业务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即去年8月15日起，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外与其客户开展远期售汇业务产生的头寸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平盘后，按月对其上一月平盘额交纳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为20%，准备金利率为零。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项政策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人民币持续贬值压力。

然而，随着今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这项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减弱。今年4月以来，企业远期净头寸已从净购汇转为净结汇，继续对金融机构远期售汇业务收取风险准备金的必要性减弱。此外，由于银行将风险准备金成本转嫁给企业客户（20%的风险准备金相当于提高企业远期购汇成本200个基点），越来越多企业不愿支付额外费用，也间接放大了近期人民币涨幅。

前述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透露，由于风险准备金制度令远期购汇业务成本水涨船高，不少企业干脆采取另类措施规避汇兑风险。比较常见的是，部分企业在8月份先借美元贷款结汇，然后通过对外贸易等待相应额度的美元头寸到账，在9月份偿还这笔美元贷款。考虑到8月份人民币汇率涨幅超过2%，而同期美元贷款综合成本不到0.7%，企业至少能获取1.3%的无风险汇差收益。

也有企业趁当前人民币上涨，提前将美元头寸结汇，再到离岸市场与境外金融机构签订远期购汇协议，以更低人民币汇价买入等额美元头寸，套取汇差收益；而境外金融机构则将远期购汇协议拿到即期市场，开展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的风险对冲操作，进一步助推人民币上涨。

多位境内银行金融市场部门人士透露，在经历此前的止损结汇后，下半年需要美元头寸的企业的确存在旺盛的远期购汇需求。9月11日当天选择远期购汇的企业明显增加，个别企业的远期购汇量甚至达千万美元。

在TD证券美国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Michael Hanson看来，近期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速走低、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的普遍担忧，“若美元指数因此走低，企业会选择观望，等待美联储释放明确的年内加息信号时，再考虑远期购汇。在此之前，人民币仍将延续强劲的上涨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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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篇文章，中国银行家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9月9日下午在深圳书城市民大讲堂做了一场《中国房地产市场新特征与新趋势》的演讲，将中国未来最有前途的城市用“3+6”的公示表达出来。我在过往的很多文章里，也一直在强调大都市圈的投资策略。看看大咖的论断，也许会更有全局观。

对于深圳人来说，巴曙松的文章中有一点很有趣：他把粤港澳大湾区视作“环深圳城市群”。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意味着在他眼中，深圳(不是香港也不是广州)将是未来大湾区的核心。

以下内容根据巴曙松现场演讲整理。

一、东京经验：“3+6”是中国未来主力城市格局

“樱花时节穿过日本乡村，一个上午，我算了下，总共遇到不超过80个日本人。”

樱花那么灿烂，人都去哪里了?大东京地区和大阪地区。

前些日子很火的一个标题是：《逃离北上广深》，逃离了吗?发现还是在一线城市机会更多。哪些城市有人流涌入，那些城市群就被看好。

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曾经有过分散的城镇化和城市化的路线争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时，也提出过著名的东京疏散计划，也曾经担心空气污染、水源污染。于是从大东京地区通过轨道交通，希望疏散部分人群。确实疏散了小部分，但是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群进入东京。

资源的分配，产业的聚集，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信息传播更快，虽然基于对大都市病的恐惧，很多国家都市圈的发展，都经历过探索的过程，但目前基本都回归到大都市圈的路上。

中国进入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要动力的发展阶段。现在有人流流入的仅限于少数的几个城市群，和中西部几个有活力的城市。所以，可能只是一个三线、四线城市，但是因为在大都市圈的周围，也被纳入调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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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与省部级干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低碳发展专题研讨班学员进行座谈。

张高丽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李克强总理对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张高丽要求，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深入持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党章，纳入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创世界之先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动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制度层面，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将“绿色”写入了新发展理念。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柴麒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面对全球自工业革命以来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在努力改善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的生态环境治理，表现出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形象。

生态环保呈现四个“前所未有”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差距。

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公开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四个“前所未有”：思想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上述变化与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密不可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改革文件的陆续出台，表明我国生态环保改革制度的顶层设计初步完成。

中国环科院研究员柴发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其N个配套文件是这一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导文件，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大气、水和土壤三大环保行动计划则是本届政府在环境领域的施政纲领。”

在三大环保行动计划中，《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最为引人关注。

李干杰介绍，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重点区域PM2.5平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都下降30%以上。今年3-8月，北京市PM2.5月均浓度均实现历史同期最低。

不过，李干杰也强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涉气“散乱污”企业和燃煤锅炉整治不彻底，非法超标排污屡禁不绝，散煤、扬尘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不到位等问题仍然突出，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任务面临巨大压力。

张高丽强调，要着力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水污染防治，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张高丽要求，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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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乐视控股和乐视移动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一事，9月12日，乐视控股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公司有能力清偿所有债务，且目前正在积极处置非上市体系的资产。

乐视控股传播副总裁程时盛表示，公司目前拥有的资产价值远大于所欠债务，有能力偿清一切债务，并按照贾总之前的承诺将尽责到底。

程时盛称，公司自资金危机发生后就一直在积极地、有计划地通过变卖资产等方式偿还债务。截至现在，公司已经偿还了160亿余元的债务。

“资金危机发生后，公司一直在加快处理可变现的资产和投资、就融资及债务问题密切接触各投资方及机构人士的同时，一直在积极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目前，公司资大于债，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请外界给予乐视再多一些时间。”程时盛说。

据了解，乐视非上市体系现在拥有的资产除了贾跃亭持有的乐视网股票外，中短期可变现的商业项目还包括世茂工三等物业，以及乐视体育、酷派+手机等股权投资，以及乐视控股拥有的超过近200亿元的土地资产等。有乐视控股投资者表示，整个非上市公司体系资产保守估计在300亿-400亿之间，足以偿还目前公司所欠债务。

据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显示，因乐视控股未给付5008万元和5716万元，乐视控股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两案立案时间分为为2017年4月和3月。另外，乐视移动也因上述的5716万元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法院认为，该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据悉，由于上述多项失信分属乐视控股和乐视移动，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而言，贾跃亭并未有义务来承担此项债务，也不会影响到其个人的信用。

不过，乐视控股回应表示，贾跃亭已经承诺全力承担所有负债，但因贾跃亭个人资产被招行超额20倍冻结，致使其无法使用个人资产对上述公司的债务进行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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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5省40市的淮河流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8亿，平均人口密度居全国之最。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淮河水污染情况日益严峻。“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首广为流传的民谣描述了淮河上世纪水质恶化的过程。

在9月7日－8日举办的首届“淮河流域绿色发展论坛”上，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肖幼表示，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难治理的一条河流。

经过20多年的治理，如今淮河流域性水污染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干流水质总体保持稳定。但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安徽省的反馈意见显示，淮河支流水质长期没有改善，2016年监测的27条淮河二、三级支流中，7条水质为Ⅴ类，10条为劣Ⅴ类。

9月5日至6日，安徽省省长李国英赴淮南、亳州、蚌埠三市，调研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及河长制落实情况、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时强调：深入落实河长制，全面加强淮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努力让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淮河流域协作机制，加强协调会商，强化考核联动，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第二十八条所称“流域水环境保护联合协调机制”予以细化。

淮河治理“攻坚战”

淮河，古称淮水，是中国七大河之一。淮河干流全长1000公里，淮河流域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和山东五省，面积约为27万平方公里，其涓涓流水滋养了沿河两岸的人民。

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和制约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局长程绪水称，淮河流域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突出，洪涝灾害、干旱和水污染问题均十分严重，特殊的地理、气候和人文条件决定了淮河治理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淮河水污染治理的第一个高峰期。其间，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经原国务院环委会批准成立，我国第一部流域水污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出台。

但2000年后，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出现松懈，城镇入河排污量出现反弹。2004年7月中旬，淮河干流发生重大污染事件，沙颍河、涡河污水下泄，在淮河上形成了长约150千米的污水团。至此，淮河流域开始实行水污染防治目标考核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

如今，淮河流域已建立水污染联防和突发性水污染应急管理、水功能区和省界断面水质监督管理、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生态保护、河长制等管理制度。

不过，据程绪水介绍，淮河流域水污染形势仍然严峻，淮河流域水功能区2016年水质达标率67.1%，距2020年80.1%的目标还有差距。430个城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85.1%，但部分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受到威胁，饮用水水源地监控和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任务仍然较重。河湖水生态问题仍然突出，河流生态用水被挤占，平原区地下水位普遍持续下降，引发了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土地荒漠化等环境地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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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沪深交易所发布《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7年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颇受市场关注，主要在于其规定了股票质押率不得超过60%；单一券商接受单只A股股票质押数量不得超过该股票A股股本的30%；单只A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比例不得超过50%等红线。

上述规定无疑限制了部分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

不过，多名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征求意见稿总基调符合预期。“交易所这次是规范了一些之前约定俗成的规则。” 深圳一名中型券商股票质押人士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家券商在今年上半年已逐渐收紧了股票质押业务，因此影响程度并不大；但部分细节仍待明确，否则仍有可能增加额外风险。

“抢闸”补仓

“征求意见稿总体影响偏负面，但影响程度并不大。” 申万宏源策略分析师傅静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表示，第一，对于质押比例已超过50%上限的上市公司，目前虽有“新老划断”过渡期，不存在抛压情况；但若A股大幅下跌或是个股回调，导致上市公司要补仓，那么在总量控制下，这些上市公司只能补钱，不能补股票，这对券商和上市公司而言都增加了额外的风险。第二，券商在不确定性提升的情况下，可能选择降低质押率续约，极端情况下可能选择到期不续作。

华南一家大型券商融资部人士也有相似的担忧。

他解释，目前规定“单一证券公司接受单只A股股票质押的数量不得超过该股票A股股本的30%”，在出现风险情况时，可以有例外，即“因履约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约定数值，补充质押标的证券导致超过上述比例的情况除外”。但对于“单只A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比例超过50%”的风险管理，没有特殊处理渠道。

“虽然我们不做质押超过50%比例的股票；但如果实践中出现被动情况，只能补钱不能补股票的话，很有可能出风险事件。我们觉得有必要再讨论一下此规定的细节。”上述华南券商人士表示。

多家券商人士表示，由于目前新规仍在征求意见阶段，有不少上市公司希望趁还未生效的阶段，“抢闸”把能做的项目赶紧做完。

“周末有一个客户咨询，希望质押超过7成的流通股票。”上海一家券商人士谈道。

该人士表示，目前上市公司股东质押意愿比较强烈，主要担心新老划断以后就没机会操作。但从券商角度考虑，在征求意见稿发布以前，公司对大比例质押已保持谨慎。

“我们近期有客户希望做股票质押，”北京一家券商人士表示，“有的客户一开口就说要做7折。”据其介绍，由于其供职券商，风控对质押率要求严格，难以承接此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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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租宝案一审在北京宣判，26人因集资诈骗等获刑，判处公司罚金19亿，主犯丁宁被判无期徒刑，处罚金1亿。

2017年9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26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对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8.03亿元;对安徽钰诚控股集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对丁宁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罚金人民币1亿元;对丁甸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万元。同时，分别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偷越国境罪，对张敏等24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至3年不等刑罚，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间，在不具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资质的前提下，通过“e租宝”、“芝麻金融”两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布虚假的融资租赁债权项目及个人债权项目，包装成若干理财产品进行销售，并以承诺还本付息为诱饵对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非法吸纳巨额资金。其中，大部分集资款被用于返还集资本息、收购线下销售公司等平台运营支出，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被挥霍，造成大部分集资款损失。此外，法院还查明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丁宁等人犯走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的事实。

案发后，公安机关全力开展涉案资产追缴工作。截至目前，本案已追缴部分资金、购买的公司股权，以及房产、机动车、黄金制品、玉石等财物。现追赃挽损工作仍在进行中，追缴到案的资产将移送执行机关，最终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二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10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之焕等16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被告单位以及丁宁、丁甸、张敏等26名被告人的非法集资行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全国多地集资参与人巨额财产损失，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予以严惩。法院根据二被告单位、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各被告人的亲属、部分集资参与人、相关使馆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代表等80余人旁听了宣判。

(来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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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企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大型险企已经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而中小型险企的盈利之路则越发步履艰难。

目前31家新三板险企已经全部披露完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根据同花顺统计，合计净利润仅有1.19亿元，不如中国平安一日的盈利。

小型险企盈利艰难

今年上半年31家新三板挂牌险企中，20家实现盈利，11家亏损，由于规模普遍偏小，盈利水平普遍不理想，和A股上市险企日进斗金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其中，7家挂牌险企的盈利过千万，其中永诚保险表现最好。永诚保险的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7.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33%；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52.83万元，上年同期为-1.57亿元，本期实现扭亏转盈；基本每股收益为0.0172元，上年同期为-0.072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永诚保险资产总计108.75亿元，较上年期末增长87.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上半年净额为-4018.12万元，上年同期为-3.15亿元。对于业绩实现反转的原因，永诚保险表示，主要是由于保险业务及投资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另一家盈利超过3000万的险企是盛世大联，截至6月底，营业收入为3.42亿元，同比增长46.86%；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79.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22%。

其余五家盈利过千万的企业分别是：华成保险、恒荣汇彬、润华保险、宜信博诚和德晟保险，净利润分别为1999.83万元、1935.73万元、1888.38万元、1727.93万元、1230.37万元。

11家亏损企业当中，众诚保险垫底。众诚保险今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为5.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6%；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45.87万元，较上年同期由盈转亏。截至2017年6月30日，众诚保险资产总计24.61亿元，较期初增长4.49%。对于上半年亏损的原因，众诚保险表示主要有三：一是车险市场竞争激烈，中小保险公司保单获取成本高，盈利空间薄；第二是上半年受行业政策变化影响，车险市场竞争加剧，行业综合成本率出现较大波动，公司综合费用率同比上升3.62个百分点，综合赔付率同比上升5.77个百分点，对盈利形成了一定的压力；第三是因为投资亏损，此前众诚保险、广汽集团和乐视控股一起合资成立的汽车电商大圣科技（广汽集团、乐视控股和众诚保险，按照45%、40%和15%的股比共同发起，首次注册资本金为2亿元），今年上半年给众诚保险带来432万的亏损。且今年上半年大圣科技的部分股权及红利被冻结，也为大圣科技日后的发展添上未知数。

一边是小型险企盈利困难重重，一边是大型险企“富得流油”。根据中国平安的半年报，2017年上半年，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434.27亿元，同比增长6.5%。计算下来，也就是上半年中国平安日均盈利2.4亿元，超过新三板所有挂牌险企利润总和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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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2013年前后，在大江南北几乎一夜之间流行开来的“黄焖鸡米饭”吗?

看似平淡无奇的一道菜、一碗饭，却迅速占领了全国各大城市的街面。“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如今在中国、日本、墨尔本、新加坡总计开了6000多家店。

网友们甚至打趣说，黄焖鸡米饭能代表中国餐饮界和麦当劳PK。

美国时间9月10日，这道“国民小吃”终于登陆美国，来到麦当劳的“主场”地盘开店。店内菜单上只有一道菜品，每份售价9.9美元的黄焖鸡米饭。

小编注意到，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前来尝鲜的美国食客络绎不绝，有人甚至为了一碗米饭等了两三个小时。

有意思的是，美国顾客们的反馈两极分化，有人给出五星好评，也有只给了一星评价的用户对这家店的服务态度和订餐流程颇有微词。

虽然绝大多数尝过的顾客表示认可黄焖鸡米饭的味道，但是想要复制在国内的成功，“国民小吃”还得努力适应美国消费者的用餐习惯。

菜单上只有一道菜

据美通社报道，9月10日上午10点，杨铭宇黄焖鸡米饭美国公司(Yang’s Braised Chicken Rice)在洛杉矶橙郡的塔斯廷市正式开业。

公司创始人杨晓路和CEO张新宇通过翻译向美国媒体发表了讲话。到场祝贺的还有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卢明会领事以及塔斯廷市长穆雷。

加州当地媒体《橙郡纪事报》向美国读者介绍说，杨晓路的祖母于1930年代就在济南发明了这道菜，食材易得，制作简单，当地百姓很喜欢来他祖母的摊点吃饭。

杨晓路本人则于2011年创办杨铭宇黄焖鸡米饭，目前加盟分店已超过6000家。

小编注意到，美国媒体普遍对黄焖鸡米饭这样“一招鲜”(one-dish wonder)的经营模式很感兴趣。

洛杉矶吃货报(L.A Eater)报道，塔斯廷市开业的这家店菜单上只有一道菜，售价9.9美元，与美国中餐馆相比定价并不高。顾客唯一能选择的只有微辣、中辣和特辣三个辣度等级而已。

洛杉矶吃货报形容说，这家连配菜小食(sides)都没有的店应该是洛杉矶食客们见过最精简的菜单了。

值得注意的是，杨铭宇黄焖鸡米饭也成为了第一个拥有了美国食药安全局(FDA)认证资质的中国快餐品牌。

顾客评价两极分化

小编注意到，在美国最大的点评网站Yelp(类似于国内“大众点评”)上，顾客们给塔斯廷市这家杨铭宇黄焖鸡米饭门店打出了三星半的平均评价，其中5星和1星的极端评价都占相当比例。

小编看到，开业仅仅两天，这位给出5星好评的用户就签到光顾两次了。



这位用户表示：

“我们参加了这家店9月10日的开业典礼，他们告诉我们说要等45分钟。幸好我家离店很近，我们回去休息了一下再来。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在店里等了2个小时。



不过，也有一星评分的用户发表了长篇大论的吐槽：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我为这道菜足足等了三个小时(中间去了趟卷饼店买了份薯条垫肚子)。

等它终于端上来的时候，它的气味和卖相都有点像我家柯基犬吃的罐头狗粮。

我尝了两口发现，香菇和姜的味道很浓郁，鸡肉肉质不错，不过就仅此而已了。

这道菜没有撩人的香味，没有丰富的层次感，卖相也不咋地，绝对不值得花3小时等待。”

小编注意到，很多用户都对过长的排队时间颇有微词。

一位用户表示，他原本以外只有一道菜的餐厅应该上菜很快。但是等了40分钟后她询问服务员才知道，还有9份订单排在他前面，于是愤然离席。

另一位用户则表示，她提前了好几天预定座位，但仍然等了2个小时，不知道预定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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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超23万亿的信托业对资本金的需求依旧迫切，至今仍未停下增资脚步。

近日，安信信托公告称，拟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不超过68亿元，用于补充资本金。此前不久陕国投配股获得银监批准，英大信托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也才公开。

相比于此前多见的股东同比例增资，近期新增资手段繁多。业内人士称，安信信托和陕国投属于上市公司，募资渠道更为多元，不能简单和非上市公司对比。

“增资一方面是应对信托公司净资本约束的资本要求，更主要的是充实资本金，为转型做准备。”复旦大学信托研究中心主任殷醒民称。

增资也快速推动信托固有资产扩容。截至2017年2季度末，固有资产规模达到6129.68亿元，同比增长25.61%。

需要说明，截至目前固有业务经营业绩并没有充分显现。上半年，信托公司实现投资收益98.95亿元，同比增速为1.46%，较一季度下降3.54个百分点，拖累上半年信托行业业绩增速。

信托花样增资

9月9日，安信信托发布《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称，拟发行的优先股总数不超过6800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6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

“信托公司负债经营面临政策上的限制，优先股计入权益而不是债务，对补充资本金而言是不错的渠道。”一位华东地区信托公司人士称。

此前，定增可谓是整个资本市场的重要融资方式，不过定增新规之后，不少公司终止了定增，其中便包括陕国投。

近日，陕国投公告终止定增事项，同时披露配股事宜。9月4日，陕国投称配股方案已获陕西银监局批复同意。该方案为，每10股配售不超过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不超过30 亿元，扣除发行费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

“定增新规出台后要求更为严格，有些定增到今年都没发出来。”前述华北地区信托公司人士称。

近期华宸信托也加入了增资序列，不过相比前述增资方式而言，其方式显得较为传统。

9月6日，内蒙古银监局公告批复同意了华宸信托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增资后，华宸信托注册资本由5.72亿元增加至8亿元，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一般非上市公司资本补充渠道就是引战、未分配利润转增、原股东同比例增、原股东不同比例增。”一位华北地区信托公司人士称。

上市后，增资渠道更为多元无疑是众多信托公司希望上市的重要原因。去年以来“曲线上市”的信托公司都有不同规模增资，如江苏国信于今年4月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40亿元对其子公司江苏信托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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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一：谢风华

传说中的“保代第一人”

著名企业“蝶彩资产”的控制人

曾经的红通对象

8月11日，证监会宣布了对蝶彩资产、谢风华、阙文彬操纵恒康医疗股价案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三者被认定合谋利用信息优势，人为控制密集发布利好信息、控制信息发布节奏，假借“市值管理”名义操纵恒康医疗价格。

机关算尽带来的却是1.45亿元的罚单，和终身证券市场禁入的职业封条。

“市值管理”专家的是这样欺骗散户的

2012年1月，谢风华及其妻子安雪梅被认定犯有内幕交易罪。谢风华被判三缓三，并处罚金800万元；安雪梅被判一缓一，并处罚金190万元。谢风华曾畏罪潜逃国外，被列为“红通”对象，在重重压力下最终选择回国自首。

然而，谢风华并没有就此收手。

2012年下半年，以谢风华为实际控制人的蝶彩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设立。还在缓刑考验期的他重起炉灶另开张，做起了“伪市值管理”的买卖。与阙文彬合谋操纵恒康医疗股价。

主角二：阙文彬

上市公司恒康医疗，董事长

上市公司西部资源，实际控制人

据证监会上海专员办案件调查人员介绍，2013年3月，阙文彬与谢风华在上海见面，阙文彬向谢风华表达了希望高价减持“恒康医疗”的意愿，谢风华表示可以通过“市值管理”的方式提高恒康医疗“价值”，进而拉升股价，实现阙文彬高价减持“恒康医疗”的目的。5月7日，双方签署《研究顾问协议》，约定由蝶彩资产提供减持策略报告和操作方案，在股价不低于20元/股的情况下减持2000万股。作为回报蝶彩资产按减持成交金额的12.5%计提研究顾问费。

在随后近两个月期间，谢风华提出了花样繁多的所谓“市值管理”建议。在发送给阙文彬的《市值管理备忘录》中提出：建议恒康医疗加快战略转型；建议采取收购医院、安排行业研究员调研、安排财经和谐和谐和证券媒体采访等方式改善恒康医疗资本市场形象等，但其核心诉求不外乎脱离基本面拼凑市场热点，以影响投资者的预期和判断。

阙文彬采纳并实施了部分建议。

涉案期间，恒康医疗密集披露数个收购事项，同时选择时点，误导性披露抗癌药物研发“重大进展”、日化产品即将上市销售等“利好”事项，影响了投资者判断和决策。随着恒康医疗股价的上涨。2013年5月9日至7月3日期间，深证医药行业指数累计下跌1.91%，而恒康医疗股价累计涨幅达24.86%。



红框为2013年5月-2013年7月期间恒康医疗周线走势图

2013年7月3日、4日，阙文彬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成功以20元/股均价减持恒康医疗，获利5162.1万元，协议约定的“市值管理”目标达成，2013年7月5日，阙文彬按照约定支付了蝶彩资产研究顾问费4858万元。



红框为阙文彬大宗减持后二级市场股价走出的三根阴线

虽然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但本应着眼于上市公司价值提升的市值管理却被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曲解成了“股价管理”，进而把本应用在改善上市公司基本面上的功夫，用在了想方设法影响公司短期股价上。

什么是“伪市值管理”

近年来上海专员办办理了不少市场操纵案件，发现目前私募行业仍然存在一些乱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资金收益的诉求较高但二级市场收益率并不高，因此一些私募机构喜好低成本、高收益、短平快的通道业务、咨询业务，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伪市值管理；二是有些私募机构正在成为操纵市场的大本营和主力军。

本案中，既有上市公司大股东，也有市场机构。

特征上，聚集了“伪市值管理”和“信息操纵”两大市场关注热点。

违法行为上，集合了合谋操纵市场、违法披露信息、大宗减持股票等典型手段。

证监会稽查执法部门相关人士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市场机构勾结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案件。本案的处罚，进一步厘清了市值管理与操纵市场的边界，向市场释明了信息操纵的违法本质。”

该人士称，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要正确行使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提升上市公司长期价值，不得假借“市值管理”之名，行违法违规之实。

同时，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应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防止成为个别股东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工具；应加强信息披露管理，严格恪守“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要求，全面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市场机构和从业人员也要以蝶彩资产和谢风华为戒，依法合规参与证券期货市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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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不应该只是枯燥乏味
不应该充斥着公式和数字
从公元前2070年，用海贝交易的夏王朝
到20世纪，瞬息万变的华尔街
5000年间
有豪杰辈出，群雄逐鹿
也有阴险狡诈，儿女情长
在下，窃以手中纤弱之笔
为诸君勾勒这其中波澜壮阔的每一页
是为




咳咳，作为金融演义开篇第一回的主题，其实直到这两天才定下来。一周下来，摧枯拉朽的股市已经成为所有人，不管懂不懂金融，都在谈论的话题。明天又是交易日了，昨天又一大堆政策和小道消息出来，何去何从的这个点上，我想说点让大伙有信心的事。

于是，就有了这期，特区政府大战索罗斯军团。话不多说，开“演”。


120世纪90年代 索罗斯崛起


乔治•索罗斯的大名，相信点开这篇文章的朋友，应该是如雷贯耳。犹太人出身，货币投机家，资本大鳄，其身家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索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金融战争，狙击各国货币，所到国家对他都恨之入骨。说是在当时，如果一个外汇交易员听到消息说日本央行干预市场，大家会哈哈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一听说“Soros in!!"，所有交易员会立刻跳起来，可见当时索罗斯的威名和实力。

资本大鳄索罗斯，是东南亚领导人最痛恨的人

1992索罗斯首次出手狙击英镑，击垮英格兰银行，拿下第一滴血。旗下量子基金名声大振，索罗斯净赚10亿美元。1994成功狙击墨西哥比索，使整个墨西哥金融体系倒退5年。1997量子基金最风光的一年，在东南亚各国沉浸在资本盛宴中时，索罗斯在瞬息之间攻陷泰国，仅当天泰铢兑美元汇率就暴挫逾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也随之陷入混乱。随后索罗斯转头攻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与泰国经济连带较深的国家，同样屡战屡胜。外界推测这一战，索罗斯净赚一百多亿美元。



而到了1998年，在一波带走亚洲四小虎之后，实力空前强大的索罗斯将最后的目光，落在了亚洲金融中心，刚刚回归中国不久的香港，企图做空港币。随后，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集团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爆发了一场空前惨烈的香港金融保卫战。这一经典战役，也成为现代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一页。

刚回归之后的香港，迎来空前考验

2立体狙击理论 索罗斯的秘技



在描述这场大战之前，我们先来说说索罗斯的立体狙击理论。以泰国之战为例，因为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所以给索罗斯抓到了空子。

索罗斯的玩法就是，假设泰铢换美元是1：25，索罗斯首先就以抵押的方式向泰国银行借入泰铢250亿，然后索罗斯将这250亿换成10亿美元，拿在手上。

接下来，索罗斯要做的事就是让泰铢贬值。那怎么让固定汇率的泰铢贬值呢？就是不停的向泰国银行借泰铢，再抛泰铢，最后买美元。重复好几次之后，民众一下子就恐慌了，怎么各个银行和市场上都在抛售泰铢；而美元一下子大热，于是大家都一起去买美元。因为是固定汇率，不管泰铢怎么跌，始终能换这么多美元，这一下子不得了，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我们没有美元了。于是泰国管钱的哥们就出来说了，还是浮动汇率吧，让泰铢贬值好了，只有泰铢贬值了，美元才够卖.

然后泰铢大幅贬值，从1：25一下子贬值到1：50。这下子好了，索罗斯把手上5亿美金换成500亿泰铢，换掉欠着银行的250亿，净赚250亿泰铢，也就是5亿美元。

整个狙击泰铢过程中，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舆论渲染，精准的时间点进出，普通市民和泰国政府被玩弄于鼓掌之间，快速，凶残，无情。

索罗斯给泰国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痛

3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其实，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在索罗斯发动对东南亚的金融战争之后，就注定成为决战之地。打不下香港，索罗斯面子上都过不去。所以索罗斯一边在“料理”亚洲四小虎的同时，一边就曾多次试探过香港。
1997年7月中旬，1998年1月和5月，港币三次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4000多点，市场极度恐慌。西方舆论戏称，香港已经成为国际投机家的提款机。

当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被舆论界戏称“任一招”，意思是说，每每金融炒家杀将过来的时候，金管局唯一的一招就是提高利率，增加金融炒作的成本，维持联系汇率。但这种办法，本质上是饮鸩止渴，因为对于楼市的打击太大。可以说，每抵御一次投机进攻，港府就要吐一次血。

香港金融沙皇任志刚，并非索罗斯的对手



按照索罗斯等人的计划，先在汇市上抛空港元，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得不采用扯高利率的老套子，利率抬高，股市势必下跌，恒指期货也会同步下滑。然后炒家便可在期货市场以较低的价格沽空恒指期贷，汇市股市双双获利，醉翁之意尽在恒指期货。

1998年，8月，打着如意算盘的索罗斯，终于在几次试探之后，按捺不住躁动的心，带着最强的人马和火力，卷土重来。誓要一战终结香港。


4董建华半小时拍板 港府背水一战


在索罗斯布局最终一战的同时，特区政府也在苦苦思索还击之道。

时任香港特区政府财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回忆到，据香港金融局官员分析，在连番攻击之下，香港已经“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恒生指数将很快直线暴跌到4000点，银行贷款利息将居于历史最高位，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有一定经济学知识的朋友应该知道，香港采用的是联系汇率制度，是以7.8：1的比率钉死美元的汇率制度。当时放在港府面前的选择不多，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宣布港元兑美元的联系汇率脱钩。

你或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干脆宣布放弃联系汇率？曾荫权在很多年以后的一封书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脱钩只会令港人一夜之间对港元信心尽失。更会令股市楼市再度急泻，利率飙升，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即使长远来说，也未必是港人之福。”

强硬的曾荫权，不想放弃联系汇率，苟且偷生



于是经过艰难的抉择，曾荫权做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决定：与其让香港人民的财富落入投机家手中，还不如政府入市，调用外汇储备，放手一搏。

随后曾荫权和任志刚将这一想法，汇报给了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踌躇的两人没想到，董建华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拍板放行。事已至此，曾荫权心里很清楚，拿香港人民的血汗钱来搏，赢了还好；万一输了，别说引咎辞职，他们几个就是以死谢罪都是轻的。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好走。那一晚，曾荫权哭了一整晚。

有些时候，历史，就是需要一些人，去做一些艰难的决定。双方的最终对决，如期而来。

决战前，港府高官曾密会中央政府，并获得了中央允许动用全国外汇储备的支持。

5世纪豪赌拉开帷幕 决战香江鹿死谁手



8月14日，香港政府突然出手，动用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同时进入股票市场和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举吸纳，致使那一天的恒生指数反弹560多点，升幅达8%，以7224点收盘；索罗斯军团瞬间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的港府，竟然会真的入市搏杀。不过索罗斯毕竟是老江湖，开工没有回头箭，稳住阵脚。既然你港府已经下水，那只有小鱼大鱼一起带走了。

随后一直到24日，港府和索罗斯的炒家集团之间一直你来我往，短兵相接。但是恒生指数慢慢的抑制住了之前疯狂下滑的势头，开始处于一种震荡的状态。

8月26日，离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还有两天。

决战之际 香港证交所的交易员面色凝重



8月27日，结算日前一天。上午10时，香港股市开市。一开始，炒家的卖盘就如排山倒海一般扑来。在第一个15分钟内，成交额即达19亿港元；在第二个15分钟内，成交额为10亿港元。而在收市前的15分钟，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成交额高达82亿港元！状态之惨烈，令场上所有交易员都目瞪口呆。

这一天，香港政府动用了200亿港元，委托10家经纪行在33家恒指成分股上围追堵截。恒生指数报收7922点，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扬88点，这是自97年11月4日以来的最高点。

27日晚，最终的决战即将到来。那一晚，香港几乎无人入睡。

27日晚，整个香港，几乎无人入睡



8月28日，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这是索罗斯做空恒生指数的最后机会，之前购买的大量看跌期货能不能赚，就看这一波了。

要注意的是，恒指期货的结算价格为这一天每五分钟恒生指数报价的平均值，因此，要抬高结算价，就必须保证恒生指数走势平稳。要达此目的，港府必须得竭尽全力，寸土必争。

这一天，百万香港人锁定频道，眼睛紧紧盯住飞快跳动的恒生指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这一刻，许多香港市民都不再关心自己的财产是否缩水，真正意义上的与香港这座城市同命运共荣辱。

上午10时，决战打响。港府与做空集团立刻在“汇丰控股”与“香港电讯”上展开激战。炒家的抛盘气势汹汹、排山倒海，政府军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不剩，全盘买入。开市仅5分钟，成交额即高达30亿港元！

中午12时午市收市前，战斗又趋激烈，“长江实业”、“中国电讯”等多个蓝筹股被炒家疯狂抛售，滔滔股海，港府狂澜力挽。午市收市时成交额报409亿港元。下午开市，战况更趋严峻。炒家的抛盘滚滚而来，港府几乎是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全盘吃下，全线死守，平均每分钟就有价值3.5亿元的股票易手。

下午四时整，恒生指数终于在7829点定格！

惊心动魄的四个小时之后，全天交易额达到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90亿港元！恒指期货最终以7851点结算。在上溯总共10个交易日中，香港特区政府约动用相当于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上拉1169点。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港府这一战，保住了香港人的尊严



如果抛开这一天惨烈的战况不谈，那么28号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时的点位7829点实在是个非常平淡的数字，它甚至比前一天还下跌了93点，但这个数字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意义却是不可估量的，它让香港股市站稳了脚跟，让国际炒家不但没有了获利空间，而且由于他们的合约已经到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巨额亏损。

尽管国际炒家们困兽犹斗，妄图在9月搬回战局，但在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天，恒生指数飙升588点，站上8000点大关。国际炒家的亏损进一步加剧，最终不得不从香港败退而去。

再往后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香港市场逐渐恢复了元气，1999年恒生指数重回10000点以上，港府从股市中全部退出，赚了数十亿美元。

对索罗斯来说，香港和中国是他的伤心地

6后记



在整个金融界，对于这一场金融战争的结果，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就是港府险胜。对于索罗斯来说，这是他发动金融战争一来第一次吞下败果。虽然从经济利益上说，不见得是致命的打击，但索罗斯开始醒悟，一旦国家政权全力干预，他在自由市场上的那套战法，并不能完胜。

虽然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在争论香港政府当年做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有违背自由市场的原则。我个人的拙见是，自由市场当然重要，但是被恶意攻击和操作的市场，绝非自由市场。

中国政府曾经有过一段简短的表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金融自由，并且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是属於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中央人民政府一贯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联系汇率制所做的努力。

言下之意就是，大哥在这呢，别想太多了。

相比港币严重贬值，人民财富大量缩水，金融市场被大肆破坏，香港政府背负一些所谓的“入市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

成王败寇。功过是非，就留给后人去说。

这也许就是回归祖国之后的第一届港府，最后所抱有的觉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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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



2017年9月1日晚上，跟一位老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餐馆吃饭。遇到两件事情：第一，7点多厨师就下班了，无法加菜，连加点主食都有困难；第二，饭馆8点半就关门了，我们只好离开。


本人以为，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也可以推断中国经济的走向。以下是本人的分析和推断，欢迎批评讨论。


1、中国人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更多地追求精神享受（即用闲暇替代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着迷于物质利益。


2、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拐点。单个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开始减少，在劳动力供给中，工资的收入效应开始大于替代效应（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已经是竖直状态，随着工资的上涨，将开始向左上方延伸）。2006年左右，中国越过刘易斯拐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农民工工资增速超过名义GDP增速，这是中国劳动力从巨额过度供给到供不应求的转换，从此“民工荒”、“招工难”、工资成本上升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开始从劳动力密集向资金密集转换。现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劳动力供给的特点也越来越接近发达经济。


3、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格局将加剧，工资成本将加速上升。随着收入的增加，单个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减少，同时我国劳动力数量还在减少，二者叠加，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将越来越严重，中国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加速变化。


4、中国经济的重心将向二线城市扩散。一线城市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劳动者对闲暇的偏好在提高，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靠较不发达，且基础设施、经营环境良好的地区，因此二线城市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杭州、武汉、西安、成都、长沙等城市的追赶速度将加快，这些城市近来也开始抢人口，这也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形势的正常反应；与此相对，个别一线城市在驱赶人口尤其是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这些城市必将尝到这个政策的恶果。


5、随着一线城市劳动者对闲暇需求的增加，文化产业、娱乐产业、体育产业、旅游业等等满足闲暇消费的产业将迎来良好机遇。


6、对国家治理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价值观的变化，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更加向往自由自在、安逸闲适的生活，更加需要安全感，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开始淡化，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对这些做出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将逐步凸显，老百姓对这四个词对自己福利的重要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切身感受，相关诉求自然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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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金融圈，很多人就会觉得高大上，指尖滑过千千万，一分钟那都是几百万上下的。



我今就给你讲讲金融圈背后的那些土炮故事，很多你听着都想笑，因为当初我也是各种哭笑不得。

01 土炮之量化交易

先说第一件，是我刚开始做私募，那个时候阳光私募都还没有合法化，大家要发产品都是要借信托公司的通道，用他们的风控软件交易。


很多散户都以为自己用的交易软件很垃圾，大户用的软件一定各种高大上。


我告诉你们，真没有。你们用的是大众软件，因为用的人多，无论从操作舒适度还是美观度上都已经很成熟了，大户操作的软件那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我当时用的是铭创的操作系统，顺带说一句，光大乌龙指用的也是他们家的产品。我们问信托公司有没有批量交易功能，对方说有，在哪里哪里，该怎么怎么用。


结果我们第一天下单，买100只股票，本以为下完单后应该一瞬间就完成了，但实际上是隔20秒左右成交一只股，2点半下的单，一直到3点附近才买完。


我们马上电话问对面怎么回事，他说你们要买100只股票怎么不提前说一下，他们这边的审核员刚才都累死了，一个股一个股给操作过去，操作了半个小时才搞定。


厉害了我的哥，本来觉得量化交易还有点小高级，知道真相的我眼泪就流了下来。


……

2 土炮之基金解散划账

再说我们最近有两个基金到期解散，大概这星期二解散的，我本以为周三钱就会退到用户账户上，结果周三一天只退了20多个客户。



我当时就着急了，问怎么回事，托管券商说他们这边退款不是自动完成的，就是一个苦逼的财务员，坐电脑前，登录银行网银，一笔一笔的人肉划账。


每划一笔都要和我们公司核对姓名、开户行、数额，确保不能出错，所以第一天就划了不到30个。


我当时就炸了，这都2017年了，基金解散退钱还有这么划账的？对方说，是呀，请你忍耐一下。


之后两天每天都划了50人左右，大概还有70人左右要等到下周一、下周二才能转账，大家设想一下这事是不是挺操蛋的，万一基金客户有个1000人，划账退钱要退一个月，这排在最后一天退款的人也是曰了狗了。


……

3 土炮之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经常听说吧，但你们估计都不知道这背后的流程恶心到让人说不出话来。



证监会之前修改了大宗交易规则，因为是兔大爷拍脑袋临时改的，后台系统没跟上啊，但业务不能停，怎么办呢，人肉操作呗。


本来是电子系统报单，现在全部要手填表格，盖公司的章，再传真到交易所。


你想想啊，交易所就一台传真机能收发，那拥挤程度真是无fuck说....几十分钟发不过去是很正常的。而且传真显示有灰度问题，经常会印不出公司章，那样就作废，只能重新再来。


买方要发传真，卖方也要发传真，只要两边其中有一项填错了，当天就来不及成交了，改天再来。


我同事每次做大宗交易就如临大敌，从早上盯到下午，就这还好几次失败的，最后成功了都跟抢到涨停一样高兴。


……

4 土炮之限售股解禁

再说一件我这几天遇到的事，有一股票我去年参加定增，解禁了，复牌了，我想卖，告知不能卖。


我问怎么回事，答，这股票还处于限售状态。


我说这特么不已经超过一年了嘛，咋就不让卖？答，递交的申请还没批。


excuse me？股票解禁这事还要人肉审批？我一直以为是数据系统自动的。


答，是的，每一个限售股要流通，都要专门申报审批。之前停牌的时候公司申报过一回，被交易所退回来了，说复牌了再来，现在复牌后申请，3天了交易所还没批。


我听完就一肚子邪火，本来我昨天要卖的，因为卖不出去，今天跌了4%，这几百万的损失怎么办？答，要不你去找交易所赔钱。


我&**%&……%……￥%……




以上都是真事，金融圈也就人多的地方光鲜亮丽，人少的地方各种土炮，完全不讲究，没人性，各种流程繁琐低效到让人感到发指，有好几次我觉得制定规则的人可能上班太闲了，以折磨我们这些从业狗为乐，客户有时也不理解，觉得怎么可能这么ｌｏｗ，是不是我找借口搪塞。


我能说什么．．．

govyvy

近日，闰土股份发布公告称，包括副董事长阮加春、总理经徐万福、监事会主席张志峰在内的多位董监高人士，拟减持公司股份。

对于多名核心人员减持公司股份之事，闰土股份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

不过，野马财经却发现，围绕着这家染料企业，三十年来，发生了师徒分家、兄弟阋墙、董事长跳楼等诸多令人唏嘘的事情。

今天，我们有三个故事，你有酒吗。

师徒分家

——三十年纠葛，终握手言和

故事的一切，从一个地名开始：道墟镇。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这是鲁迅笔下闰土的故乡，提及此地，在更多人的印象中，浮现出的应该是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的碧绿西瓜，以及一位项带银圈的“刺猹少年”。



但其实，如今的道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闻名的染料之都，大大小小数百家染料及链条企业，沿着闰土大道、龙盛大道两条公路星罗棋布。

其中，规模最大、最为知名的，自然是闰土股份（002440.SZ）与浙江龙盛（600352.SH）两家上市公司。

而且，若论辈分，浙江龙盛的创始人、原董事长阮水龙算得上闰土股份创始人、原董事长阮加根的半个师傅。

阮水龙与阮加根，都是道墟镇汇联村人，且阮水龙，比阮加根年长25岁。

1970前后，阮水龙开始担任上虞县纺织印染助剂厂厂长，不久后更名为上虞县助剂总厂，而这，也是浙江龙盛的前身。

而当年，阮加根即在上虞县助剂总厂任职多年，一直做到副厂长，与阮水龙不仅出生同村，也可谓亦师亦友。

只是，变故很快发生。

1986年，阮加根离开阮水龙，而后组建上虞县染化助剂厂，即闰土股份前身。

从业务经营上来看，阮加根自立门户的染化助剂厂，与其之前任职的阮水龙旗下助剂总厂，业务高度重合，这其中的味道，自然不言而喻。

当然，种种原因，在之后的发展中，浙江龙盛还是更胜一筹，并于2003年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而闰土股份则到2010年，方才完成IPO。

而随着两家企业先后上市，矛盾也全面爆发。

2012年底，浙江龙盛一纸诉状将闰土股份告上法庭，称闰土股份自2003年以来一直未经授权许可，制造和销售涉嫌侵权染料制品，为此，浙江龙盛要求闰土股份停止生产、销售相关染料产品，并索赔1亿元。

受此影响，当时的闰土股份开盘后遭遇跌停，但令外人哭笑不得的是，涉诉的专利早在2006年便被宣布无效，而申请人正是浙江龙盛和闰土股份。

因此，随后不久，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浙江龙盛不仅撤回了诉讼，还宣布两家进行战略合作，干戈顿时化玉帛。

市场也给予了积极的反应，宣布和解后，两家股价齐齐大涨，闰土股份在和解后的三个交易日涨幅逾20%，浙江龙盛也大涨13%。

对于两者的关系，上虞一位主管金融的官员曾这样描述双方的关系：“龙盛和闰土的关系很微妙，他们既是竞争对手也在相互促进，可以说，没有龙盛不会有今天的闰土，没有闰土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龙盛。”

浙江龙盛与闰土股份这对“师徒”之间的爱恨纠葛，最后以握手言和落下帷幕。

然而，分别发生在两家公司身上的事情，结局则远没有那么美好。

兄弟阋墙

——家族企业，如何论功行赏

作为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浙江龙盛的经营状况一直不错，长期以来，营业收入、净利润基本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但问题，出在了继承人身上。

浙江龙盛的创始人阮水龙有三个儿子与两个女儿，其中，大儿子阮伟兴与二儿子阮伟祥与上市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中，大哥阮伟兴属于实业派，一直跟在父亲阮水龙身边，一路从技术员到龙盛副董事长、总经理；小五岁的弟弟阮伟祥不同，硕士学历，毕业于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并留校任教。

如果按此轨迹发展，一家人本可相安无事，互相扶持。然而，1993年，阮水龙要求二儿子阮伟祥辞职，一起创业，这就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种子。

2003年，从浙江龙盛的《招股书》里可以看到，阮伟兴担任总经理，阮伟祥担任副董事长，并且，后者的股权占比为13.76%，比大哥的13.03%要高上一些。

2004年，阮伟兴辞去总经理职务，阮伟祥接任。

2007年，72岁的阮水龙选择退居二线，卸任董事长一职，而接棒者，是二儿子阮伟祥。自此之后，阮伟兴不断抛售公司股份，截至2017年上半年，占比已经下降至1.32%。

阮水龙对于接班人的最终确定，《时代周报》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语，“当时一家人吵得不可开交，道墟镇上无人不知。真是豪门恩怨啊，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想不到就在我们道墟镇发生了。”

而2011年，浙江龙盛的一纸公告，更是将这一家门里的纷争，彻彻底底地曝光——根据公告称，（2011年）2月25日，公司收到阮水龙、阮伟祥、项志峰声明，三人自2008年8月1日起已与阮伟兴不存在共同控制公司的一致行动关系，并承诺今后也不可能再与阮伟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这意味着，父子决裂、兄弟阋墙。

纵观A股资本市场，夫妻离异、反目的例子倒是偶有发生，但父子、兄弟间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彻底分道扬镳，只手可数。



董事长跳楼

——一段永难揭开的生死谜团

2011年浙江龙盛的一纸公告，宣告了一个家族企业内部的四分五裂，而在2014年，闰土股份的一则停牌公告，带来的则是董事长阮加根坠楼死亡的消息。

当年9月29日，年仅55岁闰土股份董事长阮加根，自闰土大厦26楼坠落，当场身亡。

对于阮加根的死亡，三年来，各路媒体猜测纷纷，坊间传闻更是五花八门：

抑郁、资金链断裂、环保检查出问题......

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其在跳楼前不久，减持套现6.66亿元；以及跳楼当晚，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

与浙江龙盛不同的是，董事长意外去世的闰土股份，并没有因权力的真空发生动荡，阮加根之女阮静波很快当选公司董事长。

不过，此后的时间，阮加根的亲弟弟，阮加春，倒成了炒股的一把好手，近期的减持，也并非其第一次套现。

例如2015年6月，阮加春以33元/股的均价，减持1800万股，累计套现5.9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其减持之前，一季报预计2015年上半年净利润涨幅为20%-50%之间，但在减持之后的7月份，又修正业绩预告为比上年同期减少0-10%。

如此惊人的巧合引来了深交所的问询函，闰土股份称减持的高管并不知道业绩修正一事，减持是个人财务原因，并承诺阮加春会在6个月内增持1.2亿元。

的确，之后的阮加春的确进行了增持，但均价仅仅为18.278元/股。如此巧妙的高抛低吸，无疑令诸多股民汗颜。

并且，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6个月内，对公司进行两次反向操作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而阮加春当时利用资管计划，避开了这一规定。



且在今年8月22日，阮加春及其它多位股东，拟再度减持闰土股份，而在目前，受益于染料价格的暴涨，闰土股份近三个月来上涨幅度近40%。

对于减持原因，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与闰土股份取得了联系，不过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此外，在闰土股份上，作为同行的浙江龙盛，也在进行着投资。

相关财报显示，浙江龙盛于今年一季度通过旗下托管专户以1.59%持股比例成为闰土股份第六大股东，但在半年报时即已经退出。

对于这一行为，浙江龙盛证券部人士对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表示，“投资是资管计划主导的，更多地是出于财务投资的考虑”。

而联讯证券分析师则向野马财经（微信公号：ymcj8686）分析，这段时间染料价格水涨船高，作为投资手段，浙江龙盛看好行业发展前景以资管计划买入同行股票，龙盛和闰土之间本就有着很深的渊源。

一个行业，两家公司，三段往事，利益纠葛，冷暖自知。

两家公司都经历了控制人层面较大的变动，不过从如今来看，经营状况也都比较稳定。如何看待家族企业的利益交接问题，欢迎在文末留言。

govyvy

高科技公司不被淘汰的命运：创新、企业家精神和指数型组织

个人微信公众号：一只花蛤的价值投资

2017年7月2日  


彼得·德鲁克是一位杰出的管理学家、大学教授。他专注于写作有关管理学范畴的文章，催生了“管理”这个学科，因此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在他看来，企业家不等于就拥有企业家精神，只有不断的创新才是企业家精神。创新是企业增长的引擎，创新是展现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创新有许多来源，其中有一个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高科技产业就属于此列。德鲁克很早就看出，这种创新本质上就是动荡不安的。

基于知识的创新结合的两个特点——漫长的间隔时间和知识的融合——赋予它以特殊的节奏。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有一项创新即将发生，但它还没有发生，就突然进入临近爆发期，接着在短短几年内出现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现象、大量创业活动和大量媒体报道，然而，几年以后实力薄弱的企业会被淘汰，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1910年左右，单单在美国就有200家汽车制造公司，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缩减到20家，而到了1960年就剩下四家。在20世纪20年代，生产收音机的公司有好几百家，同时还有好几百家广播电台，但是到了1935年，广播业开始控制在三大广播网手中，制造收音机的厂商也只有几家存活下来。

■“窗口”一旦关闭，机会随之消失

每一次的幸存者，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在蓬勃发展的早期就已创建的公司。蓬勃发展期一过，要想进入这个产业实际上已不太可能了。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为期几年的窗口，一个新企业必须在这个窗口打开的时期，跻身基于知识的产业中。

1830年，在第一辆列车发明以后的几年里，英国成立了100多家铁路公司，但是到了1845年，这个窗口突然关闭了，铁路公司也缩减至五六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气设备产业、电话产业、汽车产业、化工产业、家电产业以及电子消费产业上。这种窗口从来不会开得很大，开放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这个事实有两个重大的含义：

首先，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者都会发现时间在与他们作对。在所有基于其他来源的创新中，时间总是站在创新者这一边。他们将有一段不受打扰、独自创新的时间。若他们犯错误，他们可能有时间有机会去改正。而基于知识的创新就不是这样，他们只有短暂的可能进入窗口开放的时间，而且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因为外部环境冷酷无情，窗口一旦关闭，机会也就随之消失。

计算机的第一个窗口开放时间从1949年持续到1955年左右。在此期间，世界上每一家电气设备公司都进入计算机行业，比如通用电气、西屋、美国无线电通讯公司、西门子、飞利浦等等。1970年，这些大公司却狼狈地退出了计算机行业。

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第二个窗口随着计算机芯片的发明而打开，这导致了文字处理机、微型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的问世，并使计算机与电话交换机融合。可是，在第一回合较量中已经失败的公司，并没有加入到第二回合的竞争中，即使在第一回合中得以幸存的公司，也没有加入第二回合的竞争。唯一的例外就是IBM，它不仅是第一回合中勿庸置疑的冠军，又在第二回合中大获全胜。这种情况也是早期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模式。

其次，由于如今的窗口相当拥挤，任何一个基于知识的创新者存活机会都会很小。在窗口开放期间，有大量的进入者，一旦结构稳定和成熟，其结构似乎就不会改变。当然，各不相同的产业之间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其差异取决于技术、资金需求和进入的难易程度等等。但是在任何一个点上，任何特定的产业都有一个典型的结构：在任何特定的市场里总会有许多公司加入，其中有的是大型公司，有的是中型公司，有的是小型公司，还有不少专家。

当一个产业成熟和稳定时，得以幸存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者人数并不会比传统创新来得多。在窗口开放时期进入者的人数肯定会大幅增加。但是当淘汰期来临时，企业的失败率也会比以往高得多。而淘汰期总是会来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大多数企业都无法熬过淘汰期

一旦窗口关闭，淘汰期就开始了。大多数企业在窗口开放时期开创的事业都不能熬过淘汰期，昔日的高科技产业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铁路、电气设备制造业和汽车业。

仅凭规模或许可以存活，但无法保证其能够在淘汰期中取得成功。不然的话，计算机巨人就应当是西门子或通用电气，而不是IBM。当年西门子或通用电气可是经验丰富的产业领袖。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周期通常有三步：兴奋期、投机狂热期和淘汰期。

①兴奋期时，高科技会吸引更多的加入者和更多的资金。而实际上高科技产业是一种“比大小游戏”，中间分子没有价值。这就使得高科技创新天生充满风险。

②投机狂热期时，高科技产业会在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利润。全球的计算机产业始于1947-1948年间，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30年后，整个产业才达到盈亏平衡点，确有几家公司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赚钱了，IBM在更早的时候就赚了大钱，但纵观整个产业，少数几家成功公司的盈利被其他公司的巨额亏损抵消了。例如，大型国际电气公司想成为计算机生产商，但它们的努力却付诸东流，并因此遭受巨大损失。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每一个早期的高科技热潮中：19世纪初的铁路热潮、1880-1914年间的电气设备和汽车热潮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电子仪器和收音机热潮等等。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司需要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才能参与竞赛。为了处于不败之地，高科技必须越跑越快。

③淘汰期时，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能坚持下来的也只有产业内少数几家财力雄厚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高科技企业比其他新企业更需要财务上的远见，以及为什么和其他新企业相比，具有财务远见的高科技总是凤毛麟角的原因。

在淘汰期只有一个存活之道，就是企业家的管理。但是企业家管理很可能是幸存的前提条件，却不是保证。在淘汰期中，可能只有局内人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在繁荣期成长迅速的基于知识的创新的公司是否实施了有效的管理，或者根本没有管理。但是，等到我们弄清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

在基于知识的创新中，没有办法可以消除风险因素，甚至连降低风险的办法都没有。市场调查也不奏效，因为没有人能够对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进行市场调查。意见调查可能不仅仅是毫无用处，也许还会带来坏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想要进行基于知识的创新，就必须赌它的市场接受度。由此可见基于科技新知识的创新风险最高，在热门领域从事创新风险会更高。与此相比，不太引人注目的领域，其风险也就低得多，因为会有更多的时间。

■高科技公司不被淘汰的命运

正因为高科技产业极具风险的不确定性，所以价值投资者通常并不将其列入投资标的。德鲁克许多重要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过，从那时起，高科技产业发展至今已经超过30年了。许多高科技产业基于知识的创新演化已经日臻完善。而巴菲特从不染指科技股，到而今也大规模进军高科技产业。

当前，在全球最大的十家市值的企业中，高科技公司就占了六家。这六家公司几乎是近十来年才进入高速发展期的，目前已经改变了产业的整体结构。微软、谷歌、苹果、腾讯等等已经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就像谷歌所说的“为10亿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巴菲特在投资苹果之前也曾投资了IBM，但是在IBM投资上截止目前却失败了。回到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上来，或许真的是现在的IBM并没有基于知识的创新进行有效的管理，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管理，这才导致其如此的结果。高科技产业的淘汰率极高，正如德鲁克所说的，大多数企业都无法熬过淘汰期。即使是雅虎这样大名鼎鼎的公司也不例外。

让人欣喜的是，如今许多高科技企业的品牌效应、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已经相当高了，拥有很高的可靠性。在这些领域中，完成创新所必须创造出的新知识，已经可以相当精确地加以界定。同时，高科技创新的风险，还可以通过把新知识与创新机遇的其他来源（如意外事件、不协调事件，特别是程序需要）相结合，从而大幅降低风险。

德鲁克逝世于2005年，他发表高科技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的论述至今也已超过30年了。但是，我认为他的思想没有过时，反而印证了他的高瞻远瞩，并指导那些愿意进入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者。

我大胆地构想，如果要对德鲁克的思想体系有所补充的话，那就是加上指数型组织。指数型组织是指运用高速发展技术的新型组织方法，让影响力或产出发生不成比例的大幅增长(至少10倍)的组织。指数型组织有两个关键词：①运用了高新技术，比传统公司更有技术优势。②其组织方法或者商业模式一定是创新的。最终带来的是指数级增长的效应，快速成为行业领头羊。指数型组织不仅在产出上带来颠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带来颠覆性变化。微软、谷歌、苹果、腾讯等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指数型组织。这样的组织在创造“伟大”的时间以令人咋舌的速度缩短，并且以蓬勃的生命力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商业力量。

如此，就基本上明瞭了：“基于知识的创新 企业家精神 指数型组织”，才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

govyvy

从分形几何理解金融市场，应对魔鬼巨浪

2017年8月10日  文/姚斌

塞思·卡拉曼在他的《安全边际》一书中曾经指出，成功的关键是理解规则背后的基本原理，但是许多人却往往无法真正理解市场，理解市场规则背后的原理，尤其在市场非理性占主导的时候。理解市场规则的方法有许多，但是我最欣赏查理·芒格先生的多学科思维的方法。芒格认为，如果我们使用了多学科思维，即“格栅思维”来考虑一些问题，那么许多难题将迎刃而解。以下，我将引入分形几何学这一数学分支，试图解释一些金融市场的问题。

分形几何学是一门以不规则几何形态为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为分数维数，如0.63、1.58、2.72。相对于传统几何学的研究对象为整数维数，比如零维的点、一维的线、二维的面、三维的立体乃至四维的时空。因为分形几何学研究对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所以它又被称为“大自然的几何学”。

分形几何学源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数学家本华·曼德勃罗的一个研究。那时他在探讨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问题。这个问题依赖于测量时所使用的尺度。若以公里作测量单位，从几米到几十米的一些曲折会被忽略；若改用米来做单位，测得的总长度会增加，但是一些厘米量级以下的就不能反映出来。由于涨潮落潮使海岸线的水陆分界线具有各种层次的不规则性。海岸线在大小两个方向都有自然的限制，取不列颠岛外缘上几个突出的点，用直线把它们连起来，得到海岸线长度的一种下界。使用比这更长的尺度是没有意义的。还有海沙石的最小尺度是原子和分子，使用更小的尺度也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两个自然限度之间，存在着可以变化许多个数量级的“无标度”区，长度不是海岸线的定量特征，就要用分维。

瑞典数学家赫尔吉·柯克从一个正方形的“岛屿”出发，始终保持面积不变，把它的“海岸线”变成无限曲线，其长度也不断增加，并趋向于无穷大。以后可以看到，分维才是“柯克岛屿”海岸线的确切特征量，即海岸线的分维均介于1到2之间。这些自然现象，特别是物理现象和分形有着密切的关系，银河系中的若断若续的星体分布，就具有分维的吸引子。多孔介质中的流体运动和它产生的渗流模型，都是分形的研究对象。这些促使数学家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产生了分形几何学。

曼德勃罗就是由此而开创了分形几何学的。简单的说，分形对象是由它们自身的很多缩小了的复制品组成的，所以它们在细节方面是自我重复的。分形对象可以是自然的产物，如树木、云彩和海岸线等。一个树枝看起来就大致如一颗缩小了的树木。再比如，生物体中动脉和静脉的分布形态本质上就是分形，它使得血液能够到达身体的每一处，同时避免动脉、静脉本身占据太多空间而使其他器官无容身之地。

在分形几何的世界里，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落入溶液中的一粒花粉，会看见它不间断地作无规则运动(布朗运动)，这是花粉在大量液体分子的无规则碰撞(每秒钟多达十亿亿次)下表现的平均行为。分形几何是自然界中普遍现象，小至静室中缭绕的轻烟，巨至木星大气中的涡流，都是十分紊乱的流体运动。流体宏观运动的能量，经过大、中、小、微等许多多度尺度上的漩涡，最后转化成分子尺度上的热运动，同时涉及大量不同尺度上的运动状态。

当我们将曼德勃罗理论引入金融市场的时候，可以说是对传统理论的一种颠覆。分形几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与我们熟悉的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图像：开始时是平静的、一切都在有序的轨道上运行的混乱系统，然后被混乱的事件和股价的突然爆发所打断。在曼德勃罗的世界里，金融市场是一个混沌、无序、不确定和大量的统计怪物的中心，是纯粹的混沌世界。混沌是指发生在确定性系统中的貌似随机的不规则运动，一个确定性理论描述的系统，其行为却表现为不确定性、不可重复、不可预测。

传统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是一个受正态分布法则制约的世界。在股市，尽管存在极端的股价波动，但很少发生，有些像统计上的奇怪现象，与其说是现实的威胁，不如说是理论上的怪人秀。大多数股价波动在我们看来都好像属于“正常”的范围内，金融市场也会出现一个类似的、统计学的的正态分布，即有很多小幅度的股价波动，以及很少大的股价波动。因此，在传统理论看来，情况十分正常，貌似可以预测，并且可以掌控。

但是在曼德勃罗分形几何学的眼里，金融市场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它们充满了涡流，其运动不是正态分布的，而是混乱和不可预测的。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金融市场就比常规理论承认的要更具风险，而对这种狂暴的、没有约束的波动进行预测或多或少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以往的数据也证实了他的看法。在很多事件中，价格波动比我们在统计学的正态分布下可期待的、典型的小的和平均的价格变动要大十倍。

如果像传统理论假设的那样，这种价格变动是正态分布，那么这种事件出现的概率是几百万分之一，实际上是永远不会出现的，然而出现了诸如1987年10月美股崩盘事件和2015年7月A股崩盘事件，它的价格波动甚至不是十倍，而是大于平均价格波动的二十倍。我们还发现了太多类似的事件，仅仅在21世纪的头十年，就发生了网络泡沫、房地产危机和欧元区危机三大事件。依据传统理论观点，他们的出现，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不太可能的，可是它们最终却发生了。

在传统理论和实际运用中，人们把金融市场的突然爆发视为异常，认为那是特殊情况，是不正常的，所以把这些点排除在模型之外，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所谓的“百年一遇”的说法事实上并不合实际。某年遇到了一个“百年一遇”并不意味着下一个年度不会再遇到。明年发生同样的概率和前一年没有发生所推估的概率是完全一样的。假如经过了这次“百年一遇”之后，下次要再经过一百年才会遇到，显然并不可靠。恰恰相反，在“百年一遇”之后，紧接着就很有可能出现“千年一遇”。这些所谓的“百年一遇”或“千年一遇”不可能的事件在金融市场的研究中才是最重要的。它比那些没有或者很少有危机事件发生的日子更多的显露出金融市场的真实性。

海洋中有一种巨浪被称为“魔鬼巨浪”，这种巨浪高达20-30米，可以造成很多远洋巨轮的失踪。在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这种巨浪只是一种稀有现象，一万年才会出现一次，有人甚至声称它在物理学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魔鬼巨浪不是稀有的，而是真实存在的。魔鬼巨浪能够通过曼德勃罗的思想得到解释。魔鬼巨浪不是一个独有的异常值，而是更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船主相当于投资者，而魔鬼巨浪就是极端的股价偏离。如果这种极端情况经常出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不是必须应对股市上常规的股价偏离，而是必须应对金融市场的魔鬼巨浪，应对不可置信的股价灾难。

对金融市场波动的研究证实了上述的观点。比如道琼斯指数实际的大波动，比人们在正态分布期待的股价大波动出现的频率要高2000倍。如果它是正态分布的话，那么像1987年的暴跌的现象应该是7000年才会出现一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同样吃了这个亏。在一个对数正态分布中，偏离平均值5倍标准差的数据，在期望上需要7000年才能发生一次，然而却偏偏让LTCM赶上了。世界总是非线性的，分形无处不在。如果我们对此置若罔闻，系统性地低估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规模，对自己的资产组合没有任何危急的防备措施，那么可能就会如同没有防备魔鬼巨浪的船只一样，瞬间被汹涌的大海所吞没。

对于个人投资者，正确理解金融市场的分形几何显然很有意义。在一个模型世界里，波动通常表现得非常温和，因为它们被平均的分配在了很多年份上。而金融市场的波动，包括巨大的波动通常都是集中在少数几天里。因此，金融市场比模型世界更加不可预期和不友好。如果某一天股价疯狂波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动荡的概率就相当高了。如果认为股价波动在时间上是均匀分布的，那么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它们堆积在某些特定的日子，也就是增强的涡流时间，在这期间股价比正常的波动更剧烈。

正确的时机在股市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股价的波动不是系统性的分配在时间上的，而是堆积而来的。在某个期间发生重大事件，对股价波动真正非常重要的日子是相当有限的。这就是说，一个资产组合的价值成长的大部分是由很少的几天决定的。金融市场就是这样，有时堆积了很多的大事件，却只会引发很小的波动；有时只出现很少的小事件，却能够引发很大的波动。生物进化论研究也发现，因较小事件引发物种消失的数量是大灭绝中消失数量的两倍。并且整个过程震荡起伏相当随机，中间夹杂着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不需要一次重大的诱因，便能引发重大的事件。金融市场也是如此。比如，某个默默无闻的小市值股票发生崩盘，也能引发市场的大动荡，而许多人对此却无法理解。

盈利或损失并非均匀地分配在不同的年份，而是堆积在少数几天上的。如果错过了少数精选的日子，对投资者而言可能就是灾难的。富达基金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过去15年在德国的股票市场投资，那么会得到每年大约7%的回报，但如果错过了最佳的10个股市交易日，那么只能得到1.7%的回报；如果错过了最佳的40天，就会亏损8%以上。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投资，情况也没有变化。如果连续15年投资，那么可以得到6%的年回报；如果错过了最佳的10（40）天，那么只能得到2%（-4%）的年回报。

对此，可能只有两种办法：①相信自己能够在在几百个股市交易日中准确地找出那少数几个要进行投资或者必须远离股市的日子；②长期投资，保证在最重要的日子也投资，尽管由此付出的代价是本该远离股市的那些日子也在场。这两种办法无论哪一种实施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但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分形几何。

govyvy

林毅夫团队再谈《吉林报告》：不完美 但不必苛责






时间：2017年09月13日 07:05:39 中财网




　　林毅夫团队再谈《吉林报告》：不完美，但不必苛责
　　编者按
　　8月21日，林毅夫领衔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发布了《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称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吉林等东北老工业基地近些年经济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吉林报告》一经发布，即引起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9月1日，第一财经刊登《林毅夫团队称对争论“有些失望”：一些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一文，《吉林报告》主编、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付才辉认为，对破解东北困局这么大的问题，见仁见智是必然的，公布征求意见稿，目的是集思广益，以进一步完善。但对一些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来说则有些失望。

　　但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9月1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官方微信公号再次发文，分上下2篇对《吉林报告》引发全国讨论进行总结。上篇包括撰写《吉林报告》初衷、分析思路、诊断出的症结及其破解的方法；下篇包括《吉林报告》的主要评论及回复。

　　文章强调，《吉林报告》本身并不完美，对东北资源禀赋的分析未必都对，给出的产业发展建议也未必都正确。但不要忘记，《吉林报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完善。对这份报告，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必苛责。

　　两篇文章一共3万多字，本文节选部分刊登，个别词句有调整，主标题及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提交《吉林报告》的初衷，是经国家“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委托
　　作为全国首批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知成一体”的哲学观，破解东北困局是我们的责任，《吉林报告》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否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试金石。

　　事实上，目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吉林报告》只是我们最近公开的一项研究而已。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系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始于林毅夫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时。经国家“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委托，我们提交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南”的内部研究报告。

　　就地方层面而言，除了吉林省之外，我们也调查研究或正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包括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广东省中山市、河北省河间市、新疆和田、河南省漯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涵盖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西部、中部地区的省、市、县层面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有一种说法是：我国转型升级如果成功便迈入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便会陷入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看法绝非危言耸听，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除了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林毅夫及其团队也应邀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于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为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贝宁、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乌干达、吉布提、尼泊尔、巴基斯坦、波兰等国家提供政策咨询。

　　林毅夫领导下的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倡导“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认识论，提供政策咨询、参与政策实践，便是为了践行“知成一体”的哲学观，将所学贡献于祖国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的共同繁荣。

　　2，《吉林报告》旨在打破历史轮回的分析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迅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以宏观扭曲、计划配置、微观干预的“三位一体”计划体制，举全国之力，推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三省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也是这种体制烙印最深的地区。

　　大规模的中央政府的投资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居于全国的前列。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我国当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大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社会性负担，使东三省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这个分析逻辑早就见诸于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以及1997年所著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

　　与这些著作的论述一以贯之，林毅夫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振兴东北，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主张的改革便是：振兴东三省和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包括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性负担和承担冗员和养老的社会性负担，让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一方面消除国有企业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二方面，让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这样预算软约束和“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安排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经济才能蓬勃、可持续发展。

　　一语成谶！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主要基调还是强化原有的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而非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振兴政策。董香书和肖翔2017年7月在《管理世界》上发表关于东北振兴学术论文，他们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2003年发起的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该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

　　这个怪圈的宏观表象宛如历史轮回：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重工业赶超的投资拉动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仅次于三大直辖市，而改革开放之后问题暴露无遗、发展相对滞后；在第一轮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振兴政策的投资刺激之下，造就了媒体上报道的东北“黄金十年”，而今媒体又铺天盖地报道“东北塌陷”。数据反差非常刺眼：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经济年均增速比全国平均增速足足高出2个百分点；然而，2013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尤其是辽宁省出现了大幅下滑。

　　对于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赴辽宁回访调研组报告上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批示，深刻指出，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错位”， “产业错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和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如何打破历史轮回，有人士如此评论：“林毅夫的方案的最核心一条是抛开历史，轻装上阵，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塑造优势产业，大家看明白了吗？”

　　3，热议的缘起：关于现代轻纺的争论是误读
　　《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让我们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人对各国发展经验毫无所知，居然没有看到报告就第一时间言辞激烈地抨击。

　　例如，孙建波只是在网上看到我们建议吉林应该发展纺织服装、消费电子、食品加工、医药健康等等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我们的建议会把吉林带到坑里，他所用的理由是吉林和北欧一样纬度高，半年天寒地冻，因此他认为吉林和北欧一样不能发展轻工业，并且说他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在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工业，那么，吉林为何要补轻工业的短板？抨击“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

　　我们在回复他的评论中指出，芬兰的诺基亚最早从事的是木材和造纸，后来转型为替荷兰的菲利普代工生产家电，转而生产自主品牌的电视，最后才发展电信设备和手机，瑞典、瑞士在早期的工业化时期也发展纺织、成衣、制鞋等轻工业，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半年天寒地冻没有发展轻工业，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更是在二战后先发展劳动密集的轻加工出口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才逐步升级到现在的资本密集先进产业。

　　孙建波主张吉林应该发展旅游健康产业，并以此作为课题组缺乏常识的证据，但是，这些产业也都包含在课题组提出的报告之中。他居然没有看报告就指责“明明说的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可是，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

　　鉴于此，课题组做了简短澄清并公布了报告征求意见稿。在这种状况下，他在第二篇评论中又以吉林不是一个国家，如果吉林需补轻工业的短板，那么，西藏是不是也要补轻工业的短板作为反驳的依据。可是，西藏人口才300万，生活在祖国四分之一的国土上，并没有发展劳动密集轻工业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和有2700万人口、有发展轻工产业基础的吉林怎么可以类比？他以这些不符合常识的理由一而再抨击，不知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根本不顾事实？

　　事实上，《吉林报告》中交待得清清楚楚，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根据2016年最新的数据，纺织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47.36亿元，增长16.1%，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包括吉林辽源袜业产业集群（棉袜产量近30亿双），吉林延边服装业集群（服装产量近2亿件）等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38.97亿，增长8%；医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572.15亿元，增长11.8%；食品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021.49亿，增长7.7%。这些轻纺产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能源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22.08亿元，而食品工业在吉林也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产业。在东北经济下降非常严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轻工业分别增长7.8%、6.7%、9.2%；重工业分别增长6.0%、-0.2%、4.9%；轻工业的增速比重工业依次高出1.8、6.9、4.3个百分点。长期趋势来看，吉林省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

　　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轻工业短板的快速提升，吉林省才在东三省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势头表现相对最好。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些事实面前，首先，不能说吉林省由于自然原因不能搞轻工业；其次，不能说“吉林省在进一步发展原来有优势的产业之外还应该发展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这样歪曲事实的做法，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而言则只能说令人失望！

　　正如8月29日盘和林博士在《中国财经》上撰文批评这些极端观点所认为的：“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林的药方‘完全不可理喻’。这言过其实。实际上，林毅夫的‘药方’中还有‘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这些“主药方”，这些都是基于吉林现有主导产业升级的战略性举措。如果只看到‘轻纺’二字，显然是犯了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错误。”当然，像吉林省体量这么大的省级区域，“只顾其一，不及其二”就会犯这种错误。

　　也有很多评论值得深入思考并分析背后的根本原因。

　　（一）轻工业是否太低端？事实上，现代轻工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产业间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传统纺织业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消费电子就有很长的地带，产业内从低廉的组装代工到高端的品牌设计也是很长的价值链条。

　　（二）东北历史上轻纺行业曾经为何发达，为何衰落，而今为何又日渐复兴？9月4日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原主任张国宝先生在演讲中发问：“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都垮了，为什么？营口在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当时友谊牌洗衣机是第一大品牌，还有沈努西冰箱，现在与南方的家电厂相比，早已名落孙山了。为什么？是东北这块土地不适合轻纺、家电工业发展吗？”

　　（三）为何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增长势头远超重化工业呢？这些重要的问题，见仁见智。张国宝先生认为：“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我们则认为，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的缓慢兴起，是市场自发的选择结果，其中道没落的根源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厚此薄彼的结果。如果当年不是采取错误的赶超战略，而是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给予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必要的因势利导，东北轻工业的发展轨迹不会是“兴盛—抑制—兴起”这样一波三折，而会是像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经历的“兴起—鼎盛—消退”这种正常的产业生命周期。

　　4，热议的深化：新结构经济学VS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为什么《吉林报告》引起大讨论又在预料之中呢？正如8月30日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国际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赵刚博士在讨论《吉林报告》时讲到的：“长期以来，大家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就是东北适合发展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而不适合发展轻纺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这次你们的报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为然。”

　　《第一财经日报》与《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日的报道也称，在东北经济发展局势严峻以及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际，《吉林报告》颠覆性地触及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与理念，与过去国家振兴东北战略与改革思路有所不同，引发大讨论在所难免。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的确，那些参与这场争鸣的人，甚至发动这场争鸣的人，就讨论的问题看，给我的印象是真的没有认真看过‘吉林报告’全文，选择与自身既有观念相冲突的内容，进行质疑。换言之，真正引发此次学术争鸣的诱因，并非‘吉林报告’，而是学术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次大辩论，‘吉林报告’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新结构经济学是‘吉林报告’引发争议的关键点。在此意义上，对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的否定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是对隐藏在这一政策建议背后的理论的否定。争鸣的实质是经济学理论范式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一次大碰撞，因为新结构经济学依然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相距甚远，存在理论根源上的冲突与紧张。”

　　9月7日《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说产业政策之争还只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争夺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吉林报告》则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实践上证明产业政策的正确性。对于国内被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众多经济学家而言，这完全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激愤而责之，群起而攻之，自然难免。因而《吉林报告》所引发的争议也要甚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吉林报告》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发展五大产业集群是不可行的，东北经济破局必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从‘体制’上找原因，并且变革‘体制’。最极端，也最为荒谬的观点是，‘东北只有华山一条道，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给老百姓，最好把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事业单位也私有化，并且大幅减公务员、减税，彻底放松管制。’ ……这种‘一私就灵、一放就成’的观点不止陈旧，而且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当年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全面私有化带来了什么？经济下滑，民生艰辛。当年意气风发‘芝加哥男孩’不过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熊孩子。”

　　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质疑《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将其歪曲为“政府主导”并扣上“计划经济”的帽子。他们明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主张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帮助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家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反对需要政府扭曲市场、提供保护补贴来扶持违反比较优势的目标产业的做法。

　　遗憾的是，一些学界人士依然将“有为政府”曲解为“乱为政府”，甚至污蔑新结构经济学是主张计划经济！一些评论者对此也存在误解，新结构经济学采取的是不同于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不改革。《财新周刊》第35期社评也指出：“批评者认为，《吉林报告》零星提及‘商业环境’‘市场竞争’，可惜淹没在鸿篇巨制之中。其实，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无为而治’。以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体制变革，是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路径，二者并非截然对立。”

　　事实上，《吉林报告》正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梳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并聚焦五大产业集群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并非只是零星提及。

　　5，《吉林报告》之争：共识在旧观念与新思维中碰撞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总结到：“知识界关于理论的争鸣，在讲究人情、面子的中国，非常罕见。纵观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大鸣大放大争论，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政治学中，都屈指可数。大家都在圈子里给彼此面子，混自己日子。其实，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真问题的凝练，真知识的形成。当知识分子都有面子的时候，知识却丢掉了里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此次关于‘吉林报告’的争鸣，是知识分子的不幸，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幸…．．．理论上的争鸣，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慢慢悠悠地进行，然而，实践却是时不我待，需要只争朝夕。对于陷入增长与发展困境的吉林，甚至东北来说，更是如此。故，我们需要暂时悬置理论上的分歧，回归到吉林甚至东北现实问题上来……如果仔细研读报告的话，可以发现，争鸣双方的分歧，要远远少于共识。无论是谁，都认识到了吉林，乃至东北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同样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如，‘吉林报告’同样主张，要‘遵循比较优势’。我们知道，‘比较优势’，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理念。如，‘吉林报告’主张，针对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和省外投资；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要素供给，破局体制机制上的制约；……纵观之，其实异议者提出的很多主张，在‘吉林报告’里面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要摒弃偏见，坚持理性，争鸣还是有大量的交集，双方存在范围广阔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抛去那些基于个人理念而非现实世界的极端观点，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便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同时硬，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6，《吉林报告》不完美
　　9月7日《经济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这样评价报告：“《吉林报告》充分体现出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之用。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者，除了用乏味的术语堆砌无用而苍白的怨言，对于经济发展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也没有足以利用的工具来分析问题。林毅夫的团队至少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和’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方法，找出了吉林要发展的产业。而那些批评者呢？除了吵架和旧调重提，似乎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议。《吉林报告》本身并不完美，对东北资源禀赋的分析未必都对，给出的产业发展建议也未必都正确。但不要忘记，《吉林报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完善。对这份报告，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必苛责。至少，《吉林报告》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政策建议值得肯定的地方颇多，要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学’积极得多、实用得多、高明得多。”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也给予了批评：“文本的语言表达，是有问题的。作为堂堂北京大学、国字号智库，包括语言冗长、拖沓、累赘，甚至不客气地说，连基本的语法要求都没有达到。能用短句，就不要用长句，是行文，甚至决策咨询的基本常识，因为长句不仅增加阅读难度，而且容易引起歧义。”另外，张可云教授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了报告的诸多笔误，很多热心的读者也发来信息指出报告的笔误和改进建议。

　　对这些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衷心表示感谢，并将在定稿中吸纳，以进一步完善《吉林报告》。同时，本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唯成乃真知”的哲学观，课题组也将在提交报告以后，时时跟踪吉林的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给吉林省及各地政府适时提出新的建议，一方面从实践中来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一.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