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9,10日(周末 )上市公司与经济政策消息专贴，欢迎添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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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市场各方高度关注的交通银行香港上海两地上市正愈行愈近。

　　除９月２３日交行宣布的“Ａ＋Ｈ”上市计划及预计发行２０％新股外，记者从香港方面最新获悉，港交所可能已经批准交行在港上市计划，“国庆”前期，交行在香港的路演已经启动。


　　第一家香港、内地同时上市公司，第一家两地同时上市内地银行股——交行此行因为被赋予太多实验意义而非同一般。

　　500倍市盈率？

　　在交行此次“Ａ＋Ｈ”的发行计划中，最惹眼的莫过于汇丰将同时认购４％股权（在交行上市后购买，价格为１．８６元／股，作为发起人股），其余１６％股权将分别以８％比例在Ａ股和Ｈ股市场上流通。

　　对于汇丰此次再次增持交行的用意，一位上海银行业的内部人员透露，主要是为保证交行上市后，汇丰所持股权不被新股稀释，仍能保持原先１９．９％的比例。

　　而汇丰增持４％客观上增强了国际机构投资者对交行ＩＰＯ的信心。香港邦盟汇骏主席庐总表示：“我们比较相信汇丰，汇丰将给交行带来更先进的管理，我们看好交行未来的发展。”

　　庐认为，从现在香港机构投资者对交行ＩＰＯ的反应来看，对于交行ＩＰＯ的热情已经超过了当年的中银国际。“我们认为交行上市后的市盈率肯定会高于中银香港。因为中银香港的业务区域只局限于香港，增长前景有限。但交行业务覆盖到了整个中国地区，我们欢迎有规模的金融机构。”来自交行上市财务顾问处的消息称，到目前为止香港机构投资者的认购价格基本在２～３港元之间。交行年报显示，其去年实现每股收益０．００４８元，净资产收益率不足０．３％，每股净资产２．４元左右。如果按照２．５元的发行价计算，发行市盈率高达５００倍之多。与之相对比，中银香港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６日的收盘价为１４．３港元，市盈率只有１８．９９倍。

　　再同去年赴海外上市的几只金融类股票比较，中国人寿的市盈率为１９倍，中保财险的市盈率为１７．５倍，当时ＩＰＯ市盈率最高的平安保险也只有２３至２８倍。交行如果真能以５００多倍市盈率发行，表明国际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成长期望很大。

　　但另一位香港机构投资者认为，在看好交行的同时，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最大的担忧是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这可能成为交行以及其他国有银行上市后股价走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交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已降至３．４３％，资本充足率也提高到１１．６２％，这两大指标都已达到银监会规定的银行上市标准。

　　内地市场忧虑

　　与香港投资者相比，内地投资者对交行上市的态度却非常暧昧。

　　“预计交行两市共募集２００亿元，也就是说，要在Ａ股市场上圈走１００亿元，这令国内股市资金再次面临考验。”海通证券一分析师分析。

　　其次，交行上市将采取两地“同时同价”发行，也就是说现在香港投资机构报出的２至３元钱的价格很可能成为国内该股的发行价格。

　　中国证监会目前还没有批准交行上市，这只是时间问题。交行国内上市的焦点在于以什么方式发行。其国内承销商海通证券一内部人员分析，如果按照旧的发行办法，由证监会确定价格范围，则很可能证监会会参考香港机构投资者的报价；如果按照新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则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应采用向机构投资者累计投标询价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也必须考虑香港机构投资者的报价。不论以什么方式发行，在“同时同价”的原则下，香港机构投资者的报价无疑会对其国内Ａ股的发行价格产生影响。

　　前述海通证券分析师认为，如果定价真在２至３元之间的话，将对国内银行股板块产生巨大影响：“同类银行股的价格中枢将会被交行拉。”现在，国内几只银行股的价格分别为：浦发银行在７元左右、民生银行６元多、招商银行９元多，价格最低的华夏银行也有４元多。

　　交行模式

　　香港邦盟汇骏主席庐总介绍，交行此次ＩＰＯ的同时又向国外知名战略投资者增发新股的方式，很可能成为将来国内金融企业赴海外上市的一种通行模式。

　　上海市财经大学金融系陆世敏教授认同这一说法：引进国外著名战略投资者将成为今后国内其他大型银行上市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悉，由于建行已经同花旗银行谈妥，引入其作为战略投资者，故此能对外宣布明年上市；而中行由于战略投资者没有落实，原先明年年底上市的计划只能搁置。

　　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对国有银行上市的意义，陆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能够提升上市时股票价格；二是能够让上市审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海外资本市场对一家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股权构成非常重视，并把这作为股票定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海外投资者对于国内银行非常陌生，因此一些对它们来说熟悉的海外战略投资者能够增强他们持股的信心。”陆分析。

　　香港麦格理的温天络则认为，交行此次ＩＰＯ比较受香港投资者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汇丰的加入并不是单纯的入股。在入股完以后，汇丰立刻派出两名管理人士进入交行董事会参与经营。“如果战略投资者不直接参与经营的话，海外投资者可能也不会追捧。”温分析，“这也可能成为今后几家大银行上市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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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9月中旬以来，频频出台的政策利好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政府监管部门希望能止住中国股市的灾难性下跌。

    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经历了非理性下跌。虽然经济仍维持高速增长，但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形势却相当严峻。2001年，中国股市曾达到最高峰，上证指数摸高2200多点，但随后便开始了漫漫熊途，上证指数一路下跌到1307点。之

后，虽然出现了一波400点的反弹，但股指仍然没有改变下行的趋势，又一路跌出新低1259点。伴随着中国股市的连续下跌，股市财富效应已经尽失，投资者信心基本丧失，市场融资功能进一步衰竭，很难承担起支持国企改革的重任。有鉴于这种严峻的形势，政府监管部门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干预股市的政策措施与行动，目标就是为了确保股市稳定。

    从市场反映来看，各方对于此次的政府出手救市是非常欢迎的，认为救市之举不仅非常及时，而且非常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其根基就是非市场化的。70%的股份是非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30%的股份是流通的社会公众股，且这两种股份的定价方式截然不同。股权分置成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设计的一种特殊性制度安排，既反映出中国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中国股市赖以运行的一种非市场化的暂时性契约。其后，中国股市的其他制度性安排都是从这一暂时性契约中衍生出来的，而中国股市所特有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也都缘于此。例如，上市公司过度融资、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忽视流通股东权益等。当这些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时，其沉重的代价就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和失去投资吸引力。

    因此，当我们意识到中国股市的根基就是非市场化这一事实时，在股权分置这一核心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要想以市场化手段或者说不干预的手段来化解股市危局，就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对当初中国股市的非市场化设计，也注定了制度设计者要担负起历史责任。当中国股市走到危局边缘时，政府监管部门就有责任进行干预、进行拯救。从这个角度看，干预是正常和合理的，而不干预却是有悖于常理的。

    其实，当股市陷于危局时，各国政府都会理所当然地采取干预的行动。例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股市，中国也不例外。对于中国来说，股市下跌坏处不少。最显而易见的坏处是，目前国有银行正在改制上市，还有大量国有企业也要改制上市或整体上市，持续低迷和下跌的股市，将导致股市融资能力不断衰竭，最终影响到中国金融体制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能否成功。基于这一点，政府监管部门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干预股市。

    当政府干预股市受到市场广泛欢迎时，接下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这种干预会把中国股市引向何方?

    这里，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重塑中国股市的市场化根基。也就是说，在落实国九条时，应把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放在优先位置上。现在，已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及鼓励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市等政策，虽然可以极大地恢复投资者的信心，但关键还要看能否及时解决好股权分置这一问题。只有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了，中国股市的市场化根基才能建立起来，目前中国股市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也才能顺利化解，中国股市才能因此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以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控股市。所以，重塑中国股市的市场化根基，应成为此次干预股市的核心，这也是中国股市的一项革命性改革与创新。事实上，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日益推进，留给我们强身健体以应对开放冲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二种选择是暂时不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并将这一问题悬置起来，专门围绕如何稳定和发展股市来做足文章。这种选择可能形成的结果是，中国股市可以回暖，可以缓解当前所面临的巨大的融资压力，但仍然无法赋予中国股市一个市场化根基。也就是说，这种干预仅仅是一种改良，而不是改革，制约和影响中国股市的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目前中国股市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今后还会循环产生，政府监管部门也还会无休止地面临需要干预的股市困境。

    对中国股市进行彻底的改革，还是仅仅进行一些改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其结果当然也是截然不同的。也许，这两种选择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也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但市场似乎已形成一种共识：要改变目前中国股市的现状，更需要有一种政治上的智慧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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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盘在跌出1259点的新低后开始强劲反弹，在一举收复1300点和1400点的整数关卡后，于1500点大关前暂时停住了脚步。大家又开始争论起一个永恒的话题：大盘会下跌，还是会继续上涨？

    撇开股市政策面的变化和影响不谈，近期全球经济所遭遇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石油价格的连续疯涨，将对中国企业的盈利预期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可能会改变中国股市的整体估值水平，引起股市的新一轮调整。

    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的价格已经突破每桶53美元，创出1983年开始原油期货交易以来的历史新高。不仅如此，原油价格在突破50美元整数关后，有加速上升的趋势。其上涨势头之迅猛可谓少见。照此速度涨下去的话，60美元一桶的价格可能很快就会见到，而这个价格在几个月前是大家想都不敢去想的。自1947年至今，全球曾经经历过三次石油危机，也就是三次油价疯涨。由于中国经济过去的封闭，我们对于石油危机的滋味还没有切身体会过。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和开放，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正在到来的第四次石油危机。那么，这一次石油价格的疯涨，将会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三次石油价格暴涨对于发达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吧。

    第一次石油危机是1973年中东战争，欧佩克(OPEC)国家为制裁西方，联手削减石油出口量，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每桶12美元。

    第二次石油危机是1979年，霍梅尼上台，伊朗为报复美国支持伊朗旧国王，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引起全球经济衰退。

    第三次石油危机是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在3个月时间内从每桶14美元上涨到40美元。由于战争很快结束，这次油价暴涨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要小得多。

    可以看出，过去这三次油价暴涨都和战争有关，主要是OPEC国家联手控制产量，限产造成短期石油供应短缺，引起油价暴涨。而实际的石油储量及开采能力都是供大于求的。但是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原因却有本质的不同。虽然最近一直有观点认为，此次油价暴涨存在着很大的投机因素，但是石油供求基本面因素发生了根本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绝对不容忽视。

    石油在经过上百年的开发后，从1970年至今的35年里，全球基本没有再发现大的油田储量。目前的高产量地区80%都是1972年以前发现的。现有的主产油田大部分或者已经处于开采高峰期，或者已经进入开采衰退期，如中国的大庆油田和英国的北海油田。由于北海油田的老化，英国今年第一次从石油输出国转为石油输入国。数据显示，全球石油的消费每年都在递增，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经济出现高速发展，石油消费有加大的迹象。预计2004年石油每年新增日消费量为200万桶。而据委内瑞拉石油部长Ramir称，欧佩克目前的原油日产量已高于该集团的官方配额达200万桶，欧佩克的大多数成员国原油产能已经达到极限，在短期内提高原油供应量已无多少调控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董事鲁宾逊也认为，由于产油国原油存量下降，加之中国内地等对石油需求激增，在供求不平衡下，预料油价将继续高企。如果伊拉克和俄罗斯能够稳定政局，那么石油的供应能力可能还可加大一点，但即使如此，相比日益庞大的石油需求增量，也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哪怕是一次飓风，一次工人罢工，石油价格就会出现暴涨的原因所在。这也就是说，全球石油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供需矛盾，而这一矛盾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调和的，因此可能会是长期的、持久的。这也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和地球能源储量有限的根本性矛盾。

    也许有人会说，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寻找石油的替代品，从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所以，油价上涨并不是那么可怕。果真如此吗？石油需求从1972年的平均每天5300万桶到2002年的7730万桶，年复合增长为1.26%。而石油供给从1972年的平均每天5400万桶到2002年的每天7660万桶，年复合增长为1.17%。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石油价格怎样波动，石油总的需求量总是在增长。即使是1973年石油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的时候，全球耗油量也只从1973年的5730万桶/日，轻微减少到1974年的5640万桶/日、1975年的5620万桶/日，1976年又大幅回升至5950万桶/日。在原油价格上涨幅度如此巨大的时候，原油消耗量并没有减少，这说明原油的消耗是刚性的，不容易取得替代品。其结论就是，当原油大幅上涨的时候，由于原油消费的无弹性，原油使用国将无条件接受原油输出国的财富转移，或者说财富剥削。1979年的数据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由此，我们认为，由于石油是不可再生以及不易替代的，所以，即使油价大幅上升，石油的消费也很难取代。这就意味着油价上涨将会引起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财富将会从石油消费国无条件地转移至石油生产国。根据预测，中国2004年全年将进口原油达到1.2万吨，折合约8.8亿桶。2003年全年实现油价31美元，假设2005年全球油价在50美元/桶以上，则中国将为此多付出外汇19×8.8＝167.2亿美元，即1382亿人民币。这就相当于石油组织对中国的征税。这也是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最直接和看得见的损失。

    那么，看不见的潜在的影响又是什么呢？1973年石油危机后，美国标准普尔指数从1972年的117.44点跌至1974年的69.72点，跌幅达40%；日经225指数也从1972年的5236点下跌到1974年的3764点，下跌了29%。这种情况会在今天的中国重演吗？

    中国经过26年的高速增长，开始全面进入重工业时代。今天的中国有点类似于1973年的日本。日本战后出现20多年的繁荣期，到1973年，日本经济开始进入重工业化。重工业使投资规模急剧增大。大型企业之间的合并催生了三菱重工、新日本制铁等超级企业。1973年的油价暴涨引起日本通胀恐慌。1974年日本批发物价上升了31.4%，消费物价上涨了24.3%。为了抑止高物价，日本政府采取了紧缩信用的金融政策，导致企业出现大量过剩生产，工业产值急剧下降。1974年日本工业产值下降20%，130万人失去工作，出现了经济滞胀。

    今天中国的投资规模也急剧膨胀。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也很大。7月份CPI同比上涨了5.30%，而反映工业半成品的工业指数(资讯 行情 论坛)上涨却达17.3%，上半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也有9.8%。这些数据说明，原材料上升过快，而企业无法有效将价格上涨转移到成品，企业毛利率在压缩，企业盈利趋于恶化。

    根据人行对5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7月份企业库存增长22%。这是因为油价上涨，带动原材料价格出现上涨预期，企业本能地开始囤积原材料。库存加大，使得企业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已接近30%。在流通领域，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这说明企业的流动性开始出现问题。

    最近由于石化价格急升，南方某市有两家化工企业已经停产。企业老板抱怨化工产品涨幅过大，企业订的原材料如果不生产直接卖出去还可以赚钱，而一旦生产出来，由于终端价格没有上去，企业还会亏损，对企业来说，只有停产。由于石油已成为现在工业社会的百业之母，如果类似的情况在各行业普遍出现的话，那么油价上涨所影响的就不仅仅是水、陆、空运输，燃油发电等个别直接相关行业，还将对整个中国企业的盈利预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股市投资的就是企业的盈利预期，因此，可以预计中国股市的整体估值将会出现调整。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近日，随着油价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久前公布的明年全球经济4.3%的增长预期，下调到了4%。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轻视或者忽略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股市的冲击。当然从长期看，随着中国生产力效率的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我们在完成产业转型后，经济仍会走好，股市仍然会走出一波大牛市，这一点，我们坚信。但是从中短期来看，对于正在到来的第四次石油危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尤其是对于投资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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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市场各方高度关注的交通银行香港上海两地上市正愈行愈近。

    除９月２３日交行宣布的“Ａ＋Ｈ”上市计划及预计发行２０％新股外，记者从香港方面最新获悉，港交所可能已经批准交行在港上市计划，“国庆”前期，交行在香港的路演已经启动。

    第一家香港、内地同时上市公司，第一家两地同时上市内地银行股——交行此行因为被赋予太多实验意义而非同一般。

    500倍市盈率？

    在交行此次“Ａ＋Ｈ”的发行计划中，最惹眼的莫过于汇丰将同时认购４％股权（在交行上市后购买，价格为１．８６元／股，作为发起人股），其余１６％股权将分别以８％比例在Ａ股和Ｈ股市场上流通。

    对于汇丰此次再次增持交行的用意，一位上海银行业的内部人员透露，主要是为保证交行上市后，汇丰所持股权不被新股稀释，仍能保持原先１９．９％的比例。

    而汇丰增持４％客观上增强了国际机构投资者对交行ＩＰＯ的信心。香港邦盟汇骏主席庐总表示：“我们比较相信汇丰，汇丰将给交行带来更先进的管理，我们看好交行未来的发展。”

    庐认为，从现在香港机构投资者对交行ＩＰＯ的反应来看，对于交行ＩＰＯ的热情已经超过了当年的中银国际。“我们认为交行上市后的市盈率肯定会高于中银香港。因为中银香港的业务区域只局限于香港，增长前景有限。但交行业务覆盖到了整个中国地区，我们欢迎有规模的金融机构。”来自交行上市财务顾问处的消息称，到目前为止香港机构投资者的认购价格基本在２～３港元之间。交行年报显示，其去年实现每股收益０．００４８元，净资产收益率不足０．３％，每股净资产２．４元左右。如果按照２．５元的发行价计算，发行市盈率高达５００倍之多。与之相对比，中银香港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６日的收盘价为１４．３港元，市盈率只有１８．９９倍。

    再同去年赴海外上市的几只金融类股票比较，中国人寿的市盈率为１９倍，中保财险的市盈率为１７．５倍，当时ＩＰＯ市盈率最高的平安保险也只有２３至２８倍。交行如果真能以５００多倍市盈率发行，表明国际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成长期望很大。

    但另一位香港机构投资者认为，在看好交行的同时，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最大的担忧是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这可能成为交行以及其他国有银行上市后股价走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交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已降至３．４３％，资本充足率也提高到１１．６２％，这两大指标都已达到银监会规定的银行上市标准。

    内地市场忧虑

    与香港投资者相比，内地投资者对交行上市的态度却非常暧昧。

    “预计交行两市共募集２００亿元，也就是说，要在Ａ股市场上圈走１００亿元，这令国内股市资金再次面临考验。”海通证券一分析师分析。

    其次，交行上市将采取两地“同时同价”发行，也就是说现在香港投资机构报出的２至３元钱的价格很可能成为国内该股的发行价格。

    中国证监会目前还没有批准交行上市，这只是时间问题。交行国内上市的焦点在于以什么方式发行。其国内承销商海通证券一内部人员分析，如果按照旧的发行办法，由证监会确定价格范围，则很可能证监会会参考香港机构投资者的报价；如果按照新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则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应采用向机构投资者累计投标询价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也必须考虑香港机构投资者的报价。不论以什么方式发行，在“同时同价”的原则下，香港机构投资者的报价无疑会对其国内Ａ股的发行价格产生影响。

    前述海通证券分析师认为，如果定价真在２至３元之间的话，将对国内银行股板块产生巨大影响：“同类银行股的价格中枢将会被交行拉。”现在，国内几只银行股的价格分别为：浦发银行在７元左右、民生银行６元多、招商银行９元多，价格最低的华夏银行也有４元多。

    交行模式

    香港邦盟汇骏主席庐总介绍，交行此次ＩＰＯ的同时又向国外知名战略投资者增发新股的方式，很可能成为将来国内金融企业赴海外上市的一种通行模式。

    上海市财经大学金融系陆世敏教授认同这一说法：引进国外著名战略投资者将成为今后国内其他大型银行上市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悉，由于建行已经同花旗银行谈妥，引入其作为战略投资者，故此能对外宣布明年上市；而中行由于战略投资者没有落实，原先明年年底上市的计划只能搁置。

    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对国有银行上市的意义，陆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能够提升上市时股票价格；二是能够让上市审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海外资本市场对一家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股权构成非常重视，并把这作为股票定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海外投资者对于国内银行非常陌生，因此一些对它们来说熟悉的海外战略投资者能够增强他们持股的信心。”陆分析。

    香港麦格理的温天络则认为，交行此次ＩＰＯ比较受香港投资者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汇丰的加入并不是单纯的入股。在入股完以后，汇丰立刻派出两名管理人士进入交行董事会参与经营。“如果战略投资者不直接参与经营的话，海外投资者可能也不会追捧。”温分析，“这也可能成为今后几家大银行上市的参照。”(黄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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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不好做量化评断，而是长期的、潜在的，公司法的重要作用是奠定资本市场的法律基础和建立市场主体制度，并通过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上市公司运行，促进和推动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公司法》修订起草小组专家组成员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赵旭东教授日前对记者表示。

    据透露，正在进行的《公司法》修订涉及上市公司内容有较大修改和补充，包括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上市条件、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等问题都将有重大调整。

    降低上市门槛？

    赵旭东介绍，重要的内容调整主要涉及股票上市条件和程序问题。目前草案反映出的基本倾向，一是考虑适当地降低上市条件和门槛，包括降低上市公司股本规模要求和公开发行比例要求，这与这次公司法修改降低一般公司设立门槛、促进投资和公司发展的立法态度一致。赵旭东介绍：“由于草案仍在内部讨论阶段，变化非常大，但建议放宽公司上市条件的声音一直存在，在立法中应该会有所考虑。”

    二是考虑改革上市公司监管方式，适当调整监管机关职能，股票上市的决定、暂停、终止等事项不再由行政机关或监管机关审批，而改由证券市场的提供者和组织者——证券交易所决定，这与这些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改革的实践和趋势也是基本一致的。

    其他意见集中的重要问题包括上市公司制度的立法安排，即上市公司问题应该由《证券法》还是由《公司法》规定。目前仍有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联系紧密，属于证券法律关系范畴，应该《证券法》统一规范；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两法都应有所规范，但侧重点应不同。《公司法》应该对上市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规定；而证券发行和交易等证券行为规则应该由《证券法》规定。目前看来，草案的雏形应该是第二种意见的变通，即在基本维持现行法律结构和内容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增补。

    另外，从目前草案内容看，《公司法》对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了重点规定，其中包括独立董事的设置、资格、职责、董事会秘书的职责，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对信息披露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等等。

    但赵强调，这些只是目前草案修订的考虑；最终怎样安排，也许需要到下一个立法程序即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中才能定夺。但值得强调的是，目前《证券法》也在修订过程中，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可以使二法很好的协调和衔接。因此，如何处理二法对上市公司中的规定，防止出现法律问题的冲突和断裂也是考虑的问题之一。

    理想和实际立法仍有距离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有若干“通知”和“规定”，但大量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依然层出不穷。由于１９９４年出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都因缺乏可诉性，法院受理无据或无法审理，当事人状告无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律师曲峰认为：《公司法》强化了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和诉讼权，将成为证券市场的“小宪法”。

    但是，由于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法律理论上的目标和立法现实之间仍有距离，据透露，草案讨论中，对于公司设立程序、合并、分立、出资制、组织方向等都存在分歧。一些意见被接受，比如上市公司的组织问题；而有专家提出将《外商投资企业法》融入《公司法》中等并法问题目前没有突破。

    至于在证券市场影响极大的关联交易问题，目前草案仅对关联交易本身进行了一些规范，但对企业集团的法律关系没有做出规范。曲峰指出，《公司法》目前草案对清算问题也没有解决。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先清算后终止和先终止后清算的两种程序。如上市公司违法经营，监管部门可以吊销公司营业执照、终止法人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小股东需要起诉则有法律障碍。他建议在清算中可以继续保留上市公司法人资格。此外，虚假出资、出资不到位、大股东抽逃资金等股市丑闻法条已经具备，但存在法定认定机构缺失问题，法院、中介仲裁机构、调查小组等都可以介入，但都没有明确法律地位，对此《公司法》应该有所规范。

    其他重要调整内容：适当调整监管机关职能，股票上市的决定、暂停、终止等事项不再由行政机关或监管机关审批，而改由证券市场的提供者和组织者——证券交易所决定。(杨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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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中旬的5天时间里，沪深股市爆发出久违的做多热情，让人恍如5.19重现。但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市场重归平静之后，投资者突然发现，尽管政策性做多机遇千载难逢，但这种机遇正受到来自于高扩容与高油价的挑战。

    政策将是决定性力量

    看多后市的投资者宁愿相信政策是决定后市走向的主导性力量，因为至少从目前来看，政策做多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9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紧落实国九条以来，政策性利好出台频率之高、强度之大为近年所罕见。像类别股东表决机制这种前几年想都不敢想的政策都出台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管理层激活股市的决心?有分析师这样提醒一些对当前行情还心存疑虑的投资者。确实，部分投资者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预期：在抓紧落实国九条的大背景下，目前出台的这些政策可能只是开了个头，后市利多政策同样值得期待；更为关键的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股市的政策力度会有多大，因此，与其未来踏空，不如现在持股。

    当然，对于一些更为理性的机构而言，它们宁愿在诸如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等更为实质性的股市政策出台后，才大举进场。这种心态表明，目前的股市政策尚没有完全改变它们对市场原先的判断。有券商自营部老总就这样对记者表示，他宁愿在他所认可的政策出台后追涨，也不愿现在冒险增仓。

    虽然对待股市政策的态度不同，但政策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经跃升至第一位。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未来股市走势更多将取决于国九条落实的程度。有机构甚至认为，如果相关政策能得到落实，那么股指年内就有突破前期高点1783点的机会。

    政策对股市的正向作用力：极大。

    扩容在多大程度上拖后腿

    扩容几乎可以看作是股市回暖的影子。股市价值中枢的提升也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了便利。政策性做多机遇受到的最大挑战，显然来自于扩容。

    最近几周，股市才刚刚有起色，再融资的阴影却已经弥漫开来。统计数据显示，算上宝钢股份在内，四季度光再融资额度就将超过400亿元。而且，证监会公开征集新股发行询价制度意见已有一个多月时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新股发行随时可能恢复，一些航母级融资大户将登陆A股市场的传言四起就是一个旁证。有机构甚至预测，四季度A股市场的融资压力将突破创记录的千亿大关。我们姑且不论这种预测是否准确，但融资压力对市场已经产生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有关中石油要上市的传闻重创了石化股，中国石化、齐鲁石化、扬子石化盘中都曾大幅走低。这也是当天股指击穿1400点的主要力量。

    四季度巨大的融资压力对包括券商、基金在内的机构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有基金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就直言不讳：目前券商与基金实际可以拿出来的资金加起来不会超过千亿元。如果一些融资传闻属实，而其他合规资金的进入又存在时滞，那么，这波政策性做多行情高度有限。

    不过，也有分析师对于融资的影响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在历史上，大扩容与大牛市相辅相成并不鲜见。而且，如果把这波行情定性为政策性做多行情的话，那么，扩容就不足为惧，因为其本身就是政策调控的对象。

    扩容对股市的反向作用力：较强。

    油价会让股市神经绷多久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财经信息中，没有什么比原油价格暴涨更牵动投资人的神经了。油价暴涨同样对沪深证券市场的政策性做多行情构成威胁。

    纽约市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27日收盘价每桶超过50美元、创21年来新高后，几乎以一天一个高点的速度向上攀升。至10月7日，该价格已一度突破53美元，收盘价达到创纪录的52.67美元。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到油价回落的任何迹象。国际大投行对油价的定位一个比一个高。摩根.斯坦利公司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坚称，美国市场油价最终将突破每桶61美元。看来，油价让股市神经绷紧的时间不会短。

    高油价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阴影。从大的资产配置角度来讲，股票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应适当降低。作为长期关注油价波动的资深分析师，国泰君安的侯继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对股市的担心。他认为，高油价将提升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降低其盈利预期，从而导致股指中枢水平出现下移，因此，调低股票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是恰当的。

    侯认为，油价高企对石化行业不同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将带来不同的影响。首先，石油开采类上市公司的利润会增加；其次，由于石化类公司有较强的成本转嫁能力，高油价对它们的影响将是良性的；最后，真正面临成本压力的是化纤、纺织等一些下游企业，它们的经营业绩将因成本高企而下滑。侯同时认为，油价上涨将带来一些间接受益板块。一方面，替代能源会被更多采用，煤炭、天然气等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相关上市公司会明显受益；另一方面，黄金等贵金属也将因经济增长预期下降而受到一部分避险资金的关注。

    油价对股市的反向作用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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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运行特征
2004-10-8 12:29:01      阅读104次
    行业运行特征

本轮行情的主要特征为政策预期下的超跌反弹，因此在行业表现方面，行业的表现同基本面变化的相关性联系不十分明显。表现较好的前三个行业金属制品、食品饮料以及有色金属中除有色金属行业同近期有色金属价格回升有关外，另外两个行业的突出表现无法找到相应的因行业景气变化而出现的有利因素来解释。
同时，石化、电力等前期下跌幅度较小的行业在本轮反弹中表现明显落后于大盘，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此次上涨行情的超跌反弹特征。银行业中的公司多为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同时受再融资影响而表现最差。
从市场表现最好的前５０家公司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家数最多的行业是医药及生物制品行业，共有７家公司上榜，期中有四家公司属于中小企业板块。在这５０家公司中，共有１２家中小企业板块的公司上榜，中小企业板块在经历了上市后的大幅下跌后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
同样，从市场表现后５０家公司的行业分布特征来看，股价结构性调整的特征要多于行业特征，跌幅居前的主要是庄股和业绩较差的公司。虽然从总体上看，Ａ股市场的市盈率水平已经到达了相对低估的位置，但Ａ股市场的股价结构仍存在较多的不合理，股价结构的调整将是Ａ股市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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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新重仓股：后市领头羊
2004-10-8 12:27:21    □ 新升资讯 黎职凯  阅读281次
    随着近期以来基金新重仓股的走俏，市场仿佛又有了些年初行情的味道，只不过物是人非，此重仓股已非彼重仓而已。０３年年底到０４年一季度中，基金重仓股是最受投资者欢迎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市场主流和发展方向。而后由于市场一路走低，上半年新成立基金又迟迟不肯入场，使得其重仓股一度有了补跌的含义，虽然老基金重仓股到底是熬到了最后才放手一跌，且跌出了市场底部，但也正式宣告了前期基金重仓股引领市场潮流的结束。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市场已经离不开基金行情，虽然市场机构众多，但基金的膨胀式发展已经在规模和专业性上，全面超越了惜日的伙伴，典型如券商近年来非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因其一再违规和制度上的制约出现了萎缩现象。
其实这里我们要说明的就是，如果真的期望行情能得到延续，最后还得看基金的脸色。如果把本轮行情的领头先锋看成是市场游资的话，那么基金就是军中帐的主帅了，且其中长期投资本性，也使其只能成为市场中后发而制胜的角色。
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认为基金已经丧失了市场的主导权，粗略一算，基金所具有的资金至少还在１０００亿左右，在目前退可守进可攻的点位上，本身就已经具有了优势。
实际上，就像上半年行情一样，基金新重仓股和其关注对象，肯定将是后期行情的领头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是市场运行规律和经济发展结合后的必然现象。
首先，近期走强的个股板块，从产业特性和行业分类上看，主要集中在消费产业和行业发展受经济调控影响较弱产业，如：科技、医药、纺织、农业等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产业将是拉动后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谓之二线蓝筹，而实际上，如果看看这些产业龙头股股东，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基金已经悄然进入。
其次，基金行情侧重板块，在钢铁、水泥等产业发展势头减弱后，进行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说一定程度上，近期以来基金新重仓股的活跃，是其投资重点转移后的必然反映。
最后，综合来说，目前基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代表了市场投资潮流和方向，庞大的资金流是其重仓对象股价走高的最大保障，而其重仓股的高成长预期，则保证了基金持有并获得最大回报。

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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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32.5 稳中有升

国家统计局 2004-10-09 08:50:10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9500家各种类型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32.5，分别比二季度和上年同期提高1.1和2.9点，多数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



　　1、多数行业企业家信心保持稳定。建筑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社会服务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25.3、139.1、152.7和129.6，与二季度基本持平；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33.3和130.1，分别比二季度提高1.8和1.6点；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30.7和124.0，分别比二季度下降1.8和2.9点。



　　2、多数登记注册类型企业的企业家信心小幅提升。国有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内资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30.2、122.8、123.2、133.2和123.1，分别比二季度提高1.3、5.9、3.7、3.3和2.9点；集体企业、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14.6、108.7、144.7和137.2，分别比二季度下降2.3、1.8、0.7和1.9点。



　　3、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信心较为平稳。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23.6和114.6，与二季度基本持平；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50.6，比二季度提升2.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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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9：市场经济地位：我国经济发展的近忧与远虑

2004-10-09 09:33:35
  



　　继美国于6月3日经过7个小时的听证会激辩、以中国与其《1930年关税法》中规定的六条标准不符为由、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6月28日欧盟也出具了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评估的“初步报告”，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同时，提出中国在政府干预、公司管理、产权和破产法以及金融领域等四个方面还难以满足欧盟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决定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至此，除新西兰、新加坡、南非、泰国、马来西亚等少数近期明确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外，我国入世3年来与其他世贸成员的市场经济地位之争以中国的暂时“失利”告一段落。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市场经济地位之争，对其对我国企业成长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的影响做出评估和反思，是目前学者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起源与影响



　　市场经济地位对大多数WTO的成员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其成员原来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在ＷＴＯ的条文里也没有市场经济、非市场经济这种区别。但作为法律技术用语，市场经济地位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这种概念本身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冷战时期在贸易法中处理诸如基本贸易待遇和反倾销问题时，对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



　　这种做法反映在WTO的《反倾销协议》中，就是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协议规定，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国的相应原始数据。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国参照。其理论依据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由政府控制，企业多属于政府或受政府干预，其产品的价格是扭曲的，不能反映真实价值。当这些产品流入市场经济国家，即构成对后者相关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尽管对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国家这种规定是歧视性的，从经济意义上讲，WTO协议中的这种规定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合理性在现实中被一些国家大量滥用。



　　就中国来讲，根据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的数据，截至2004年2月，中国遭受的外国反倾销已经超过600起，为全球之最。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产品，中国一直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欧盟及其它发达国家均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不合理的替代国选择，使得中国企业在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处境极为不利，不但败诉率高，而且被裁定的倾销税率也让很多企业难以承受。



　　入世并没有改变我国企业在反倾销中的被动局面。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中国同意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导致国内企业为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不得不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借助它们的品牌、销售渠道等“曲线进入”。我国企业为什么难以壮大，相信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由于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从美国等国进口高科技产品时，也会遭到种种限制。对方会以中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由，对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设置重重障碍。



　　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地位之争



　　关于市场经济，WTO并没有统一标准，学术界也存在较大分歧。各个国家都是通过国内法规制定相关标准，这就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判定显得模糊不清，也为各国以反倾销的名义谋取自身国家和行业利益创造了条件。



　　虽然不能绝对说发达国家不认可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就是一种歧视，但在现实的利益冲突中，这种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标准的确为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所利用，甚至有可能将纯粹的市场地位标准进行扩大，与其他不相干问题挂钩而成为一种体制或政治要挟。在美国按其修订的《1930年关税法》的六条标准的规定之中涉及的范围就相当广泛，并留有很大的模糊空间，为依其自身战略需要随时保持弹性提供了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认为，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单是经济问题，它很大程度上还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对中国的判定不是按照几个指标的衡量就能完成的。



　　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俄罗斯。虽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远远领先于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也好于俄罗斯，而且俄罗斯甚至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但美国和欧盟却于2002年先后正式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在世界两大权威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报告中，中国经济自由化指数排名均领先于俄罗斯。据有关专家指出，当时美国和欧盟承认俄“市场经济地位”，是基于3个考虑：反恐合作的需要；俄罗斯在能源方面做出让步，保证对欧盟的能源供应；俄罗斯出口产品对欧盟没有太大冲击力。因此，欧盟当时的决定完全是一个“政治决定”。



　　而对于中国，按照欧盟于1998年修改的相关法令，在不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视中国为转型经济国家，仅允许中国企业在个案中“抗辩”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可以提出申请，符合欧盟5条标准就可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对于这5条标准，来自布鲁塞尔的VWV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保罗.维尔认为，这些规定是很苛刻的，尤其是后4条和世贸组织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联系”。而且，有的标准连欧盟的企业都达不到。不但如此，中国企业的应诉实践表明，仅仅为了获取“市场经济地位”就要花去大量时间与费用，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我们强调美欧等发达国家将贸易政策政治化的同时，并不能否认我们自身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不足。在与发达国家的辩论中，中国强调的是国内市场调节的价格机制，以及私营经济的增长。但毋庸置疑我国在政府行为、国有企业治理、金融部门、对外贸易方面还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受商务部委托，由原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经济学家李晓西担纲的《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去年公开出版。按照五大市场标准（政府作用问题、企业权利与行为问题、投入要素的成本与价格问题、贸易问题、金融参数问题），这本多达40万字的实证性报告宣布，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已达到69%，超过世界60%的临界水平，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程度处于中等偏好状态，或说比较自由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状态。“中国已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与欧美等国比较还有较大差距。李教授还指出，发达国家一般是市场化程度在80%-90%以上，而不是绝对的满分。任何国家，包括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需要有非市场化的一部分经济，或是公益类的，或是国家管制类的。这一部分也是在31%中的，是必要的非市场化部分；当然也有应该市场化而没有市场化的部分，这是我们转轨中最需要完成的部分，这一部分，可能要占到31%的一半以上，这正是体制改革的任务所在。这样的评估与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评估基本相当。国际上，如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自由化指数测度结果肯定了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他们的指数分值是从0到10，越高越自由，而中国经济自由化指数从1980年的3.65上升到2000年的5.28。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再解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近忧就在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短期内没有解决的希望。毕竟作为一种入世承诺是授人以柄的，主动权在对方手里，装入口袋的好处是难以再拿出来的。4月份，美国国会开了一个小型论证会，不少保守派强烈反对给中国“松绑”，理由很简单：这是中国应该履行的WTO承诺。



　　而且市场经济地位只和反倾销有关，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专家张汉林认为，市场经济地位所能影响到的贸易量不过是中国贸易总额的1%左右，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影响不是很大。还有目前我国已经有20多家企业分别在欧盟、印度、泰国等国家（地区）的10余起反倾销案件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其中欧盟今年所立新案中，所有7家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全部如愿。我国挡风玻璃产业则在加拿大获得“市场导向型产业”。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在欧盟近几年对中国企业提起的反倾销调查中，中国企业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申请的成功率，由1999年的6%上升至2002年的62%。形势发展令人乐观。



　　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用反倾销之类手段的吸引力将会逐渐下降。因为经济活动的国际分工已经扩展到全球，一种产品的生产可能是全球很多国家的企业合作的结果，所以反倾销手段的合理性没有过去那么显著了，而且可能对使用这些措施的国家本身的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反倾销措施的过度使用。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市场的手段是多样的，如果中国通过让步短期内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则可能很快就会面对新的保护措施：反补贴、配额、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就这方面，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6月份在出席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37届国际大会时，以美国的“反补贴法案”为例解释说，根据有关法案，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但可以适用于市场经济导向的行业。也就是说，作为贸易救济手段之一的反补贴调查，对目前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并不适用。这对美国来说就意味着，针对中国可以合理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就只剩下了反倾销调查一种。一旦中国被认可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就不仅要面对欧美的反倾销法案，还要应对反补贴法案。



　　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因为利益的冲突，当一种保护措施受到世贸规则限制时大家就会很快转上另一种新的保护措施。日本和美国七八十年代的贸易冲突是最好的注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应从长远考虑，不应将过多资源用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取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放弃对市场经济地位的争取），毕竟市场经济地位对我国的束缚是有年限的。而且市场经济地位的取得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彼此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世贸成员之间每年的反倾销争端也不在少数；也不一定能保证我国企业在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发达国家之间企业反倾销案的胜诉率比我国企业高不了多少，或许在倾销幅度的确定上可能会有所下降。这是由双方的利益冲突导致的。再加上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冲突将会逐渐增多，远不是某一方面的改善所能避免的。



　　换个角度来看，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待遇在企业遭受反倾销投诉后产生的负面影响，将对我国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企业微观层面的市场机制的培育会有一定刺激作用。宏观上促使政府稳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逐渐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在微观经济层面，国内企业在商品价格、成本、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生产资料等要素）、劳工的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等方面，按照市场经济条件运作，将进一步改革企业的运作机制。这在长期是有利于我国企业成长和经济长远发展的。这种益处也许远较反倾销方面的收益为大。政府和企业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上、民族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的培育上以及企业有效技术创新机制的确立上。逐步使我国企业摆脱制造业中的低端地位，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这些措施都是我国企业发展壮大，减少国外的反倾销诉讼的根本方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附：美国和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



　　目前，美国商务部对市场经济有六个具体标准：一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二是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产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六是商业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针对国内某一行业是否是市场导向的行业（MOI），美国有专门的三条标准：（1）政府不能干预被调查商品的定价或产量；（2）被调查商品所属的行业应以私人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该行业可以有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将很不利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3）所有主要的投入，不论是实物或非实物（例如劳动力、企业管理费用）以及总投入中占重要比例的那部分投入，应该是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的。



　　欧盟有五条标准：1、公司有关成本、价格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工成本、产量、销售和投资方面的决定是依据市场信号做出的，反映了供应和需求，没有严重的国家干预，主要投入的成本很大程度地反映了市场价值。2、公司有一套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并适用于任何目的的清晰的会计审计报告。3、公司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没有因为以前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受到严重的扭曲，特别是在有关资产折旧、其他呆账、易货贸易和以抵偿债务方式实现的支付。4、有关公司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管辖，确保了公司营运的合法性和稳定性。5、汇率转换依据市场汇率确定。



（王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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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7：产能过剩：中国经济的潜在威胁

2004-10-09 09:23:35
  


　　今年2月，中国政府认定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投资过热，并开始实施紧缩政策。



　　2002年以来，中国国内钢铁价格大幅攀升，平均上涨20%以上，并出现了1994年度以来的首次全行业盈利。于是，大量资本急速涌入，新一轮“大炼钢铁”之风乍起。据了解，2003年国内在建和即将开工的钢业产能，达到1.5亿吨。而官方预测，2004年中期以后，钢价会出现高位震荡，产能过剩问题可能在2005年暴露。



　　而一个新的经济命题是：3―5年后，中国会否出现第一次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



　　产能空前扩张



　　2003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04年一开局，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这种高增长的惯性。但令人担忧的是，这其中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投资，而不是消费。



　　200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度超过35%，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8%。尽管在下半年央行调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一再示警，但是投资势头未见明显减缓。据中国政府官方估算，2003年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上升了26.7%，比2002年加快9.8个百分点。这不仅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而且投资占总需求的比例也高达47.2%。



　　今年首季，投资冲动丝毫未有减缓，并导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106亿元，同比增长9.7%，增幅远超中央拟定的7%左右的增长目标。



　　巨额投资使一些行业的产能成倍增长。今年首季增长最快的产品有：粗钢（26.4%）、钢材（29.5%）、水泥（23.8%）、平板玻璃（20%）、水泥设备（59.2%）、冶炼设备（51.5%）、矿山设备（43.7%）、轿车（36.9%）、移动电话机（42.1%）、数码相机（92.8%）、录像机（30.2%）、笔记本电脑（64.7%），电热水器、空调和电冰箱等（30.9%-38.2%）。



　　钢铁、房地产、水泥等行业的投资增长和产能膨胀尤其明显。以钢铁业为例，2002年，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约45%；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却比2002年增长1倍以上。2003年底，中国钢铁生产能力达到2.5亿吨，预计到2005年将达到3.3亿吨，大大超过市场预期需求。电解铝和水泥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低水平的扩张建设到时将导致严重的供大于求，降低全行业的盈利水平，不仅浪费资源，而且会污染环境。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迹象是，上海大众开始赊销！迫于1.8万辆、超过20亿元库存的压力（主要是两种车型：GOL和POLO三厢），上海大众采取了从未使用过的压库存手段。不仅上海大众与其参股子公司、一级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有赊销协议，上汽销售公司与代理商之间也有赊销协议。对于大型汽车集团而言，赊销可能是一时的救急办法，但由于高库存而引起的赊销开始像瘟疫一般蔓延并波及上下游产业的时候，轿车业是否快要进入恶性竞争时代了？中国经济最“亮”的一个行业都出现了这样令人不安的迹象，其他行业又将如何呢？



　　资本逐利而来



　　从2002年底以来这一年多时间内，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先后涨价，行业内各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幅上升，在追逐利润心理的驱动下，企业扩大产能、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欲望空前高涨。据标准普尔估计，中国2003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超过10%，远超过中国官方预计。经济增幅这样大，但没有带来通胀压力，这主要反映了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在上一个投资周期积累了过剩的产能。



　　但这轮钢价飙升从2002年露出苗头，起初对产能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它主要消耗了以往几年来的过剩。而从2003年8、9月开始，汽车、房地产、机电出口、路桥架设等钢材需求量最大的领域全面启动，钢铁总需求集中爆发，不仅拉动钢价上涨了约10%，而且开始强力拉动产能的扩张。2003年以来，矛盾并没有缓和，目前钢价已累计上涨了20%。



　　而先人一步介入钢铁行业者，已成功掘金。如宁波建龙是一家中外合资钢铁企业，国外资金来自香港和美国，公司中方的股东是河北省钢铁大户唐山建龙集团和上海复星集团。其中，唐山建龙从1999年涉足钢铁业，已经成为河北省民营企业第一纳税大户，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宁波建龙占地面积3000多亩（约合2.5平方公里），计划生产规模600万吨，总投资160亿元人民币，预计2004年5月开始陆续投产。据了解，宁波建龙预算的吨钢投入为1800元/吨，同行业当前平均水准是在2000元以上：实现人均年产钢1300吨，这个数字高于亚洲钢铁三强中的韩国浦项制铁的1000吨。



　　与之相关的另一组数字是：中国当前年人均消耗钢铁170公斤，而美国最高峰数字为650公斤，中国的170公斤再翻一番是可能的。从抛物线上看，中国是处于上升期的初始阶段，因此增长空间也非常大。2003年中国消耗了2.4亿吨钢，按照翻一番来测算，就是5亿吨。2004年国内产能预计是3亿吨，但扣除淘汰的产能部分，应该不足3亿吨；2005年可能出现轻微的产能过剩，但长远一点看，产能并不过剩。



　　目前的资本进入，着眼的也许就是这些预测中的赢利机会。而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大量的投资可能在未来几年后造成产能过剩，形成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据预测，中国的汽车、铝、铜、铁、手机、乙烯、纺织等产品产量在未来3年可能翻一番，将对中国甚至全球市场形成另一波通缩压力。



　　经济学家樊纲也认为，如果今年中国GDP增长超过10%，那么，2005年后中国有可能再次陷入深度通货紧缩。具体而言，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一轮的投资增长主要是在重化工业领域，而重化工业投资生产链条比较长，投资者如果过高估计消费需求，拼命投资，拼命生产，第一轮是投资需求，第二轮就可能形成投资供给，从而形成紧缩。他的预计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那么在2005年到2006年，生产过剩的局面就会出现。



　　同时，高速增长的投资带动了能源和原材料全面紧张：2003年，中国进口铁矿石所炼成的生铁占全年生铁产量的54%。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铁矿石2002年世界贸易量5.12亿吨，可是供自由贸易部分除了长期合同以外只有2.4亿吨，而我国进口1.1亿吨，基本占一半，2004年的进口量预计将接近1.5亿吨。国际市场上，氧化铝价格在过去1年中上涨了近300%；而且，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拉闸限电情况，而今年缺电形势无法缓解，预计仍将有超过一半的地区采取拉闸限电措施。



　　企业获利艰难



　　进入2004年，尽管经济仍可以保持高速增长，国内需求依然强劲，但企业的生存压力将大增。首先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将使中下游企业生产成本大增，而由于最终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消费品价格上涨空间极为有限。2004年5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5.2%，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7.1%，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1.7%。2003年以来，上游原材料价格与下游产品价格背离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一个日益突出的现象。这已经导致一些地区部分下游产品生产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和利润的明显减少，个别企业不敢满负荷生产，甚至出现半停产、停产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企业利润大增的同时，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应收账款迅速上升。2004年4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比上年同期增长18.9%，应收账款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7.7%。这表明工业企业利润未来的增长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库存和应收账款的增加最终将会反映到2004年的企业利润上面。



　　此外，2004年上游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凸显。毫无疑问，上游产业是2003年的大赢家。2003年工业企业新增利润的一半以上都来自石化、黑色金属、交通运输、电力等产业。不过，近两年大量新上的汽车、钢铁、石化等项目将在2004年下半年陆续投产，届时，相关产业的产能将迅速放大，产能扩张速度将超过需求增长速度。在供求格局逆转的情况下，上游产业的处境也将恶化。



　　因此，无论从上游产业，还是中下游产业来看，2004年企业的生存环境将更为恶劣，成本压力和激烈竞争将使企业利润大幅减少，企业破产倒闭现象可能在2004年下半年出现。



　　好在针对投资过热的苗头，中央政府动手较早，而且比较实事求是。一旦看准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对通过前瞻性的宏观政策，将经济推回可持续的轨道发展至关重要。



　　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去年12月11日警告说，在中国炽热的经济发展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对中国企业信用质量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来自制造行业的生产能力的过剩。”标准普尔董事总经理顾国麟说，“中国企业在上一个投资周期出现了不理性的投资和低价值产品过度生产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而得不到适当的控制，企业的利润将会受损，进而导致银行出现新一轮的不良贷款。”眼下佐证标准普尔说法的例子可以是手机，或许明年就是汽车了。



　　信贷调控不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2月10日举行的央行工作会议上宣布了2004年的货币政策预期调控目标：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分别增长17%左右，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6万亿元左右。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温和的货币政策信号。即使如此，控制信贷对于银行也是一本难念的经。银行的为难之处在于，既要控制规模，又要保证企业活下去，也要保证放出去的贷款不至于变成新的不良贷款。而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朱明说：“如果第一笔放、第二笔不放的话，企业死掉了，钱也死掉了。”



　　就紧缩信贷而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所长陈东琪认为，控制要适当，要掌握好力度，注意针对性，不能“踩急刹车”，不能下药太猛；在刚刚走出通货紧缩不久的时候“踩急刹车”、下猛药，可能会促使经济“硬着陆”，造成激烈的市场震荡，损害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增长的持续性，加大调整成本，最终可能引发生产过剩危机。



　　周小川也在央行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表明，央行不大可能在短期内采取进一步的紧缩政策。他表示，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又要支持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即使如此，中国继去年8月份以来央行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采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中国国务院2月初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坚决遏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27日，国务院适当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资本金比例；接着常州的“铁本”钢铁项目受到严肃查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显示出了加强宏观调控、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的坚定决心。



　　是容忍暂时的产能过剩，还是坐待



　　将来的供需失衡？或许在调控的方式上有某一个点，可以巧妙地解决这两个问题。那就是在加强宏观信贷调控的同时，运用市场调节来给局部过热的经济降温。而强调运用市场化调节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热行业的投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如果通过限制银行贷款来降温，那么目前的在建项目将使银行无法收回贷款，2003、2004年的投资高峰期极有可能形成2006-2009年的不良资产高峰期。



　　有迹象表明，中国日益重视发挥市场调节在投资降温中的作用。中央日前批准了发改委起草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决定扩大企业在投资方面的决策权。这显示了当局使企业成为市场投资主体的决心。



　　与此同时，正确把握经济周期的内在特性对于出台利于协调短期经济目标和长期经济发展之间的政策尤为重要。同样，正确认识经济的惯性增长和政策的时滞效应也非常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左右政策时滞效应的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如目前出现的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国家与地方预期判断之间的反差现象，部分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在预期紧缩政策的前提下，大干快上，造成了越调越热的局面，这其实反过来影响了国家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从而导致更大力度紧缩政策的出台。这实在是中国特色。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今天中国的过度投资，从本质上看，和90年代初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并无区别。两者都是在投资回报下降的情况下，通过信贷扩张加速经济和投资增长。重读克鲁格曼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书，令人汗颜。确实，高投资低回报，房地产泡沫，固定汇率，外资涌入，货币发行与信贷失控，许多方面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如果说防范金融风险，这就是最大的金融风险！



　　当然，两者之间也有不同。首先，东南亚当年的信贷扩张基本建立在外债之上。当外国银行撤资，本国经济便出现“猝死”。中国今天的投资以国内银行贷款为主。即使是外资贷款，也大多是直接投资。这就给政府在调控时机及力度上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度。其次，中国这轮投资热，除了房地产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可贸易产品（指当本国市场无法容纳时，可以出口海外市场的产品）。这有别于东南亚当年的纯房地产投资。韩国当年复苏较快，靠的就是可贸易产品。



（阿铭）

titanw

李保民：国有股改革要让市场说话 推动全流通

www.hexun.com  【2004.10.09 08:31】瞭望新闻周刊/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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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改革：方向绝对不会变 制度决定后发优势

　　国资委回应国企改革争论 坚定推进股份制改革

　　国资委彻查国有资产流失 MBO被列入检查重点

　　股市中不能流通的庞大国有股一直被形容成高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事实上，它的持久存在的确割裂了市场的整体性，不但阻碍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其处置方式的纷争和不确定性更在市场中造成了一种“草木皆兵”式的惊恐气氛。

　　近日，被打穿1300点“铁底”的上证综合指数虽然重新反弹，但国有股处置中许多问题的不明朗，依然令市场心理难以稳定。与此同时，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改革的迅速推进和国有企业大面积改制的展开，也使国有资产中的国有股问题逐渐成为国资改革的重心。

　　如何解决资本市场股权分置问题?如何继续推进国有股权的改革，提高国有资产的市场效率?面对国有股这个国资领域和资本市场领域共同关心的焦点，针对其中最被市场关心的问题，《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一直站在国资改革政策研究最前沿的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

　　国资改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已经明确，国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实质性操作阶段”，李保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的工作重点就是将已经明确的改革思路贯彻进具体每一步的国资改革中。他指出，从制度安排上讲，还是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但不同的是，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将是以“归属清晰”、“流转顺畅”和“一企一策”为核心的改革深化。

　　在他看来，这三个方面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所谓归属清晰就是指要在出资到位上下工夫。重点要落实到机构，不论是集团总公司、国资委，还是原来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必须将国资的归属落实到具体的机构，这是一个出资的概念。然后在这个机构里头，一定要有具体的人来负责，将职责落实清楚。

　　李保民告诉记者，这个出资人到位的概念简单地说，一落实到机构，二落实到人。“你承担资产收益的工作到底承担什么职责?我管理这个经营管理者到底承担什么职责?必须落实清楚，这就是我们改革阶段性的目标和重点。”

　　流转顺畅主要指国有资产一定要流动起来，在流动中增值保值。李保民强调要按照资本的客观属性和运行规律办事，“资本的属性是什么呢?在流动中保值增值。按照马克思讲的，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能够钱挣钱的那些钱，而不是消费掉的钱。那么，无论是钱要挣钱也好，能带来保值增值也好，前提就是要不断地流动。”按照这个道理，李保民认为国资一定要考虑流动，或者说考核其资本周转次数和资本流转速度，“我要考核你的速度，就是看你的钱赚得快不快，是不是钱生钱了?”

　　至于“一企一策”，李保民说这是国资改革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集中体现。目前的国有资产内容和形式都非常复杂，不可能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具体模式或办法。因此，必须在遵循国有经济有进有退、和“两国两重”（关系国家和国民经济命脉、重要企业和重要行业）战略性调整思路的前提下，对国有经济中具体的资产和企业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

　　“我觉得我们说的改革攻坚阶段要攻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那么产权制度改革的关攻什么呢?重中之重，攻归属清晰，流转顺畅，这是大的市场概念。再一个就是一厂一策、一企一策，就是具体实施企业的改制改组，通过改制改组加快国有资产的流动和收益”，李保民强调说，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和重要关口，在这个新阶段，国资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具体操作，重中之重就是产权突破。

　　让国有股在流动中保值增值

　　现阶段国资改革重点和方向的清晰，同样为资本市场中的国有股改革指明了道路。李保民指出，当前和未来资本市场中的国有股问题也将遵循“归属清晰”、“流转顺畅”和“一企一策”的原则，进行实质性的具体操作。

　　李保民介绍，目前资本市场中的1300家上市公司，有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但不是国资委直接当股东，而是由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集团总公司。这些上市公司大部分是这些集团总公司所投资形成的企业。据国资委测算，目前其管理的189家国有企业下面多数都有子公司上市，比如宝钢的宝钢国际，中化公司的中化国际<行情资讯 论坛 点评>。

　　公司制企业里面的资产哪些要进?哪些要退?李保民认为这需要具体研究，“现在说某一个企业要进、某一个企业要退，这不是负责任的态度。上市公司这一块里的国有资产，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清晰归属，哪些是国有?哪些是非国有?哪些是实行什么政策?需要分类、分行业去排。具体到某一个企业，再做具体的方案了。不能再是喊口号、找‘万能钥匙’。”他特别指出，必须坚持成熟一家做一家，最忌搞运动。

　　“我觉得现在大政方针政策都很清楚，任何一家公司只要遵循这些方针，都可以进行包括国有股减持在内的各种改革。但必须坚持‘一厂一策、一企一策’，针对具体情况一家一家去做方案。”多年的研究和具体调研使李保民深刻感受到具体改革操作的复杂性，“关键是我们要考虑到底改革怎么改?某一个企业到底怎么改才算成功。”

　　他建议发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胆地试、大胆地创新。比如这家企业需要全流通就全流通；不需要也可以搞“金股”，像德国、英国国资管理中的一票否决制。再比如一家酒厂大多情况下会全流通，但航空航天、飞机制造在目前情况下就不能全流通。

　　而且这个流通的概念远远不能像市场上讲的那样狭窄。例如国有资产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铁道行业转让给煤炭行业，交通行业转让给文化行业，只要国有资产是在产生效益、保值增值，就不能否认这也是全流通。李保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从更大的原则上灵活考虑，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国有资产的流动再流动、改制再改制、重组再重组都是没有止境的。

　　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保值增值。李保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无论怎样，国有股肯定是要流动起来。而且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做到保值增值，才能做到产权清晰。”他为记者举例说，“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说得好，‘一混就清’，你说国有股不清楚，一混到一块，你拥有股份30%，我拥有股份50%，他拥有股份20%，再加上在此基础上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出资人和出资份额就清楚了，所以关键是让国有资产顺畅地流转起来。”

　　“国资改革20多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努力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就是为了推动国有产权的充分流动和市场微观基础的完善。”李保民告诉记者，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和国资改革的前进方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国有股改革要让市场说话

　　虽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已经清楚，但却不代表它们能被市场正确地的理解。李保民认为，目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使许多人对国有股的改革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国有股减持的净资产底线。

　　资产或者股权的转让价格一般都以评估价作底线，而这个评估价一般也是净资产价格。国有资产和国有股也不例外。李保民指出，国有股的这个净资产评估价格事实上只是交易前的开价，绝非交易定价，“就像买苹果，我说两块钱一斤，你说两块钱贵了，可不可以一块五?但事先得开个价，这就是评估价的意义。所以改制上市、清产核资、界定产权、进行评估，就是估完以后开个价，然后让市场去评判。”他说，如果仔细看了产权转让办法，就清楚这个底价评估，评估的就是净资产。至于最后交易是高于净资产还是低于净资产，谁说了算?市场说了算。

　　另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就是改革中国有资产或国有股的流失。李保民认为，国有资产肯定要流动，但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加上有些个人、小团体千方百计往自己腰包里装，流动中肯定有流失。“但这种流失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流失完后，我们的国有资产到底是壮大了呢?还是减少了呢?到底是结构调整中提高了质量，提高了影响力、控制力呢?还是像某些人讲的，国有资产减少了?”他认为，恰恰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增加了，“这是流动还是流失?”他反对用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的大帽子压人。他认为，“如果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对资本的属性把握不住，确切地讲对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这些意识形态的障碍不破除，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

　　李保民强调，目前整个国企改制所走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实践证明，中央提出来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尽快地实现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符合我们的实际的。”

　　反过来，他认为必须重视企业经营者经营管理中的人力资本价值问题，“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实物资本一样，都是生产要素。既然是资本就要讲求回报，就存在价格问题。对此许多人认识不够，好像经营者多拿一点，就又是国有股流失又是私有化。”

　　在李保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很好地坐下来通过资产评估、界定产权说清楚，而决不能把经营者特殊的脑力劳动、复杂劳动和过去特殊贡献的所得，简单说成是私有化、国资流失。事实上，正是由于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上，还没有把十六大讲的劳动、知识、专利、技术、管理等作为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58、59现象”。这些都需要我们尽快地从实际操作上落实十六大的精神。

　　谈到此处，李保民提到了目前处在争议“漩涡”的海尔和TCL，“它们可以算是非国有制企业。我认为这两家企业的收益、回报都比我们自己搞得要好。这恰恰证明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谁有本事谁来做，有意见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说。最终目的是大家都赚钱，形成共赢局面。”

titanw

国庆期间武钢生产经营态势良好

　　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生产部门获悉，由于节前各项工作准备充分，1至7日，预计铁产量189362吨、钢产量194875吨、钢材产量207786吨，均创历史同期新纪录。出口钢材3.1万吨，创汇1550余万美元。合同兑现率100%，实现产销两旺。安全生产无事故。

　　针对目前材大于钢、钢大于铁的状况，在铁水有限的情况下，武钢在生产组织上保证了二炼钢厂和三炼钢厂对铁水的需求，为下工序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6号高炉根据原燃料、设备运行情况，制订出6号高炉操作方针：稳定炉温和高炉参数；出铁前设备点检到位；铁口维护责任到个人。措施的落实保证了炉况稳定顺行。节日7天，6号高炉产铁5.7万吨，平均日产8135吨，利用系数2.542，创造了投产以来最高纪录。为确保节日期间和近期的均衡生产，二热轧重点对设备的检修、调整作出布置，并逐一落实到位，使设备始终处在稳定运行和受控状况。二热轧将厚薄材、难轧易轧材均衡分配到每天每个班，形成稳定均衡生产模式，轧制稳定顺行。统筹组织好6条物流线的生产与发货，使库存一直处在正常的控制水平。7天中，二热轧产量达7.85万吨，平均日产1.12万吨，超公司目标计划。其中2日日产高达1.29万吨。7天中，二热轧共轧制国家重点工程用钢6.4万吨，专用钢占81.6%，质量合格率98.2%，如生产管线钢1.55万吨，杭州湾大桥用钢1.59万吨，集装箱用钢0.38万吨。目前，二热轧继续保持均衡稳产良好势头。

　　为实现下半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的目标，节日期间武钢进一步加大出口材生产优先、运输优先的力度，仅安排二热轧重点生产出口材就达2.87万元。节前与多家航运部门取得联系，深舱驳、甲板驳全部落实到位，出口韩国、泰国等国家的钢材做到了随到即发。 　

　　国庆期间，在武钢重点工程建设工地上， 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建设者放弃节假日，在各自岗位上“用安全优质工程为国庆献礼”。9号、10号焦炉新建技改工程，将为武钢年增产焦炭110万吨。节日期间，9号、10号焦炉中控室土建、皮带运输机安装已完成。9号焦炉燃烧室部位耐材砌筑1600多吨，完成钢结构400余吨，煤气鼓风机顺利安装完毕。10号焦炉目前烘炉温度已达210度，已按计划进行升温。该工程负责人表示，全体参建人员团结协作，力保10号焦炉11月8日竣工投产出焦。在五氧工地上，节日期间，经过四次试车，3日，武钢第二大电机空压机带负荷运转取得成功。这一重要节点的完成，为向空分塔送气，进行多项压力实验、气密试验及制氧机联动试车及今年年底出氧打下坚实基础。德国林德公司总代表格勒先生高兴地说，短短的一周内，空压机经过4次试车就取得成功，是没有先例的，武钢人了不起。3日下午，五氧氮压机也一次启动成功，电机已通过性能考核。

　　节前，武钢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10月1日至5日，武钢成立了由职工代表参加的两个安全生产巡查小组，分别到炼铁厂、三炼钢厂、焦化公司、能动公司等10多个单位，重点对安全防火、生产要害部位进行抽查。为保证6号高炉正常生产，在高炉现场建设公司在炼铁厂配合下认真做好安全保护工作，为6号高炉新铺设控制电缆线600根，实现了安全生产、安全施工两不误。在5日的安全巡查中，检查组发现个别外来施工单位人员高空作业未系安全带，施工现场没有安全通道，物件乱摆乱放。武钢对有关单位负责人进行及时通报，及时制止了违章行为，并要求对安全通道限制整改，同时，还将按外委工程安全管理规定进行考核。

来源：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真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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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razy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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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04年10月9,10日(周末 )上市公司与经济政策消息专贴，欢迎添加,讨论!


感谢兄带来的消息~~

titanw

李肇星：中国愿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2004年10月09日 19:56

  

据新华社河内１０月９日电（记者李诗佳）陪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外交部长李肇星９日会见了日本外相町村信孝。


李肇星祝贺町村就任外相。他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我们愿与日方一道，在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町村说，他本人曾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副会长，始终认为日中友好符合两国人民利益，有利于整个亚洲和世界。他将为此而积极努力。


此前，李肇星还会见了卢森堡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塞尔博恩和塞浦路斯外长亚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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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专报：传台湾金门两岛将于明年元旦撤军
2004年10月09日 19:07

  





凤凰卫视台北10月9日消息（记者 杨明哲）根据台湾传媒9日报导指出，台湾军方将在明年的元旦，从金门的大胆、二胆岛撤军，改交由金门县政府接管。而这项消息，目前还没有获得军方或金门县政府的证实，不过预期将有助于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发展。


原本被台湾官方视为军事最前哨的金门大胆和二胆岛，传出将在明年的1月1日撤军，并改由金门县政府接管。


这项消息主要是来自台湾传媒的一篇报导，内容还指出，金门县政府有很高的意愿接管大胆、二胆岛，而未来在撤军后，县政府也将两个岛作为观光旅游的景点。不过这项讯息，目前还没有获得军方或金门县政府方面的证实。


大胆岛距离厦门只有三公里，如今在岛上驻军，只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据了解，军方之所以同意从大胆、二胆岛撤军，是为了因应福建省副省长王美香，在上个月24日宣布，将开放福建居民到金门、马祖观光，而开放的时间，外界预料应该是明年1月。如果这两项说法一旦实现，将有助于两岸关系更进一步的良性互动。

尖尖小荷

随着１０月１５日的逐渐临近，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的征求意见工作也接近尾声。
　　为解决股权分置这一股市顽疾，市场各界人士曾设计了各种“全流通”方案，然而证监会一直未明确表态。但《若干规定》的发布，意味着证监会首次向股权分置问题开刀。对此，证监会的解释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九条’），完善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
　　但是有业内人士对此分析说，《若干规定》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完善了社会公众股股东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制度；二是通过制度安排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借机破解全流通难题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股票市场中一直存在着“股权分置”的问题，即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同股不同权”现象。业内人士测算，为了获得同样的股权，流通股股东所付出的价格大约是非流通股股东的１０倍左右。目前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约占三分之二的比重。长期以来，由于股权分置和“一股独大”，上市公司往往被非流通股股东控制，流通股股东在重大事项表决等方面“人微言轻”。股东大会最终演变成了大股东会。同时，非流通股比重过大也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乱担保、侵占公司资金等现象屡屡发生。
　　因此，实现股份全流通一直被视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必然选择，但是实行“全流通”就意味着股市的流通股本将增加两倍左右，面对国有股减持曾带给市场的冲击，管理层不得不慎重考虑。尽管此前曾有业内人士披露多个“全流通”方案，但管理层始终是三缄其口。
　　“相比之下，管理层更倾向于在市场广泛认可的基础上通过某种‘全流通’方案，以免为此承担政策风险。”一位据称跟管理层有过实质接触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说。
　　事实上，《若干规定》的出台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若干规定》中指出：“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时，需经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
　　业内人士分析，这实际已经包括了“全流通”方案的表决，即在未来上市公司推出所谓的“全流通”方案时，必须经过包括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通过。如此一来，不仅把“全流通”方案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社会公众股股东，而且管理层也可籍此避免沦为众矢之的尴尬处境。
　　类别表决应对“一股独大”
　　９月１３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抓紧落实“国九条”，而“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是“国九条”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在“全流通”方案尚无法在短期内出台的背景下，为了解决股权分置带来的问题，证监会只能求助于制度安排。《若干规定》中，要求上市公司就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以股抵债、境外分拆上市等关系社会公众股股东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表决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即实行所谓的“类别表决机制”。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该制度有助于恢复股权平等原则的真意，提升在经济实力、持股比例、表决力和信息占有等方面处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制约大股东的行为，切实保护以中小股东为代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若干规定》中还指出，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维护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的知情权；推动和鼓励上市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等等。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周到表示，从现实角度看，解决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问题并不能一蹴而就。他同时说，在现有的市场条件下，要更好地发挥股东大会的作用，使其成为中小股东自我保护的有力武器，合理的制度创新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若干规定》仍属权宜之计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尽管大多数被访者对《若干规定》给予了肯定，但是也有业内人士对此并不以为然。
　　“严格地讲，这些规定只是对股权分置带来的问题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而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某业内人士对此分析说。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若干规定》一旦实施，还可能带来其他问题。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要警惕流通股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还要当心某些主力机构利用赋于流通股股东的权力，加大炒作力度影响股价。例如当某机构持有的流通股达到相当比例时，它可能以此挟迫上市公司推出更优厚的分配方案，来配合其二级市场的炒作和出货。
　　面对种种疑问，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理事长王连洲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如果一步到位地解决股权分置还较为困难的话，那么以一个个较小的突破逐步趋近总目标，也不失为较为稳妥、现实、为市场所能接受的办法。
　　小资料
　　所谓类别表决机制，是指一项涉及不同类别股东权益的议案，需由各个类别股东分别审议，并获得各自的绝对多数同意才能通过的机制。实施《若干规定》，证监会把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社会公众股股东，同时也可成功地把自己从“全流通”的泥淖中抽身而出。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