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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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传新书《我执掌格力的24年》的出版，格力电器（000651，SZ）创始人、前董事长朱江洪最近“很红”。

　　据了解，朱江洪在其自传中提及对董明珠的评价，认为“没有朱江洪就没有董明珠”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不符合格力史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接着又有消息爆出，朱江洪将在7月23日举行与格力老员工的见面会，一瞬间外界舆论到达顶峰。

　　朱江洪7月20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确认，老员工见面会是由老员工们发起的，后来他主动提出取消。对于外界关于他与董明珠矛盾的解读，他回应，“他们乱解读，我管不了那么多。”

　　●员工见面会已取消

　　2012年卸任格力电器董事长职务后，朱江洪作为格力创始人虽然一直被业内提及，但个人始终极少在公开场合亮相或者发声，一直保持低调。然而，近日朱江洪却成了新闻热点，关于他与董明珠的新闻报道持续刷屏。

　　6月28日上午，“格力之父”朱江洪在北京的中国企业联合会办公大楼举行《朱江洪自传：我执掌格力的24年》新书发布会。据了解，该书由朱江洪历时3年完成，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书中内容主要讲述了格力如何从一个“小舢板”变成“航空母舰”的全过程。

　　3周后的7月17日，《证券日报》报道称，格力将在珠海召开一次创始人朱江洪与格力老员工的见面会，主题为“格力缘”。

　　《每日经济新闻》获得的相关资料显示，这场见面会拟定于2017年7月23日举行，且在距离珠海格力电器公司总部不远的铂尔曼酒店进行。见面会活动的主办方是格力老员工俱乐部，内容是“聆听属于我们的故事”。

　　媒体并称，此次见面会是朱江洪2012年卸任后，5年来首次与格力电器老员工的“叙旧”。据《证券日报》报道，活动环节包括朱江洪新书签名、老员工代表致辞、朱总讲话、老领导讲话、朱总问答、拍照合影和晚宴等。

　　不过很快就有新消息传出称，格力老员工见面会已取消。7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与朱江洪取得联系，朱江洪向记者证实，格力老员工见面会的确已经取消。

　　“他们（格力员工）提议搞的，他们说要见我，说出钱请我吃饭，那我同意。同意了之后，后来这个事情完全变味了，变成我召集他们了。”对于此次老员工见面会的发起，朱江洪如是告诉记者。

　　格力老员工见面会的活动联系人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格力老员工俱乐部发起朱江洪见面会，初衷是因为“大家都想见朱总”。

　　“已经取消了，我个人取消的。没必要嘛，媒体乱炒作，炒它干嘛。”朱江洪向记者表示。

　　●称与董明珠的矛盾是乱解读

　　朱江洪所说的媒体乱炒作，所指何事？

　　记者注意到，此次格力老员工的见面会被一些媒体放大解读，格力创始人朱江洪与格力现“掌门人”董明珠的矛盾似日益激化。

　　原来，朱江洪在自己的自传中提到，“有媒体在炒作‘没有朱江洪就没有董明珠’，这句话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她走上了企业的各级领导岗位，站在格力这个大舞台上，才有了她大展拳脚的机会。当然，她个人也很努力，对工作尽职尽责，不断磨练，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全国知名的企业家。至于后面那一句‘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恐怕就值得商榷了。一个人能力再大终究是有限的，做企业不是一两个人所为，应该都是团队的力量，况且，这句话也不符合格力的史实。实际上，在格力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都离不开格力员工的努力，从质量的整改与提升，新产品的开发与制造，关键技术的攻关与突破，到企业重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等，都体现了公司领导层和格力员工特别是骨干员工的拼搏与奉献。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格力的今天。”

　　随后这段话在媒体报道中被缩减成，“‘没有朱江洪就没有董明珠’，这句话或许有一定道理。‘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不符合格力史实。”分析文字的丢失，让两者之间矛盾被推向公众。

　　7月20日，对于员工见面会被牵连到自己与董明珠之间矛盾的事情，朱江洪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应，“哎呀，他们（媒体）乱解读，我管不了那么多。”

　　对于朱江洪与董明珠私下关系到底如何，前述员工见面会活动联系人则表示，“这个我不太清楚。”她表示，不便多说。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朱江洪与董明珠不和的传闻此前就曾多次被捕风捉影地出现过。据多家媒体报道，2015年6月的“2015正和岛岛邻大会”上，董明珠出席并发表演讲，在介绍格力的制度变革时董明珠说到，“当时格力电器不是直接的裙带关系，但朋友关系、熟人关系特别多。首先以最高领导为代表，作为高管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他从广西带来的人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后台，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个演讲被一些人认为是“董明珠与朱江洪矛盾首度公开化”。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随后的2015年10月，朱江洪现身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恰逢格力电器2015年上半年业绩遭遇近年来首次下滑，朱江洪在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表示：“企业文化就是领导的文化，渗透着‘一把手’的气息。如果一把手变化，原来的企业文化也可能会随之变化。作为创立者，我不好评论，只能由市场、由消费者来评价，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了解到，在朱江洪的自传中最后一章节，回忆了他提拔董明珠的过程：董明珠1990年上半年在海利空调厂当推销员，1991年我到海利后才认识她。1994年董明珠在被提拔为经营部部长时遭受内部争议，朱江洪曾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最后大家同意董明珠出任经营部部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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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掌门人透露收购万达资产决策过程：花一星期决定

2017-07-19中国房地产报



导读

7月19日晚7点，富力地产联席董事长李思廉在与万达、融创的收购万达城和万达酒店签约发布会后接受中国房地产报独家专访。李思廉表示，这项决定的决策速度快，是因为几家公司的老板都是公司创始人，都挺爽快的。结果是三赢：万达加快了收钱的速度；对孙总来说，也不需要再专门组建管理酒店的团队了；对富力来说，一下子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酒店资产的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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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视频丨独家专访:李思廉透露大收购的决策过程。

中房报记者 陈青蓝 李红梅 北京报道

中国房地产报：刚刚的签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富力在这里面出现我们大家都感觉到很突然，不知道我们富力是怎样快速地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李思廉：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而且几家公司的负责人、老板都是创办人，都挺爽快的。构思了这个模式：一，万达方面加快了它收钱的速度，而且是整体上万达要负担的事情少了。对孙总来说，他们也不需要再组建管理酒店的团队，能让他们专心地做好自己的开发，理论上他们为了平衡这个交易多付了130多亿元，但是像王健林老总所说，他们也分到了接近50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也就是（花了）260亿左右。对富力来说，我们一下子成为全国甚至全球最大的酒店资产的业主，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在这方面做大做强，我们有信心在统筹酒店这些资源以后，我们的潜力可以发挥出来。所以王健林总、孙总也说了，这是三赢的局面。

中国房地产报：我们收购万达的酒店资产的话，之前万达与融创约定的“四不变”，在我们富力的收购中会不会继续执行？万达还要保持其品牌？

李思廉：这个在酒店的管理中，原来的合同还是要执行的，这个是必须的。这个也是传统的做法。原有的合同嘛，要按合同办事。

中国房地产报：接下来，我们对于酒店这一块，富力的长远规划是什么？最终要打造什么样的产品？

李思廉：酒店本身在资产方面潜力是很大的。我们其实也经营了17间酒店了，在建的也有十几家。总的来说，这些酒店盖好以后，其实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也是增强了不少。因为盖是一种成本，盖好以后，又是另外一个环节。这次我们一口气拿了77间酒店，对富力来说，我们是赢家来的。

中国房地产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决定是做得很快的。最开始是您去跟王建林董事长去沟通这个事情，还是孙宏斌董事长来找您沟通这个事情？

李思廉：我们没有谁主动沟通。就是一些聚会碰到，就聊起来。刚才一开场我就说了，因为大家都是公司的创办人嘛，创办人都挺爽快的。我们大家都是各自企业的创办人，还是有中国人的传统，就是都有我们的信用，大家一讲，一握手，就让团队去做文件的工作，所以效率挺高。我想我们这个交易前后决定都很快的。

中国房地产报：有一个星期吗？

李思廉：差不多吧。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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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话
6小时前
当前，中国经济早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二个GDP突破10万亿美元的国家。同时，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那么，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排名情况是如何的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2016年全球前20大经济体的GDP排名情况！

中美差距仍较大，比中国多了印度+日本

2016年全球20大经济体排名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2016年美国GDP依然遥遥领先，且与中国仍然有超过7万亿美元的差距。按各国的GDP数据来看，美国GDP比中国高出一个日本和印度。
中国位居第二，作为全球第二个GDP突破10万亿的国家，中国与第三位的日本的差距同样比较大。差不多是日本、德国和英国GDP的总和。

印度GDP排名全球第七，2016年为2.25万亿美元，不足中国的1/4。韩国排名第11位，2016年GDP为1.4万亿美元。俄罗斯排名大幅度下滑至12位，落后于韩国。

2030年中国GDP大幅度领先美国
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30万亿美元，达到31.7万亿美元，大幅度领先美国的22.9万亿美元。
印度GDP将有2016年的全球第七位，上升到全球第三位。届时印度的GDP将达到7.97万亿美元，但是GDP总量认为中国的1/4。

2030年全球15大GDP国家，数据来源：高盛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到2030年日本将下滑至全球第五，陆续被印度和巴西超越，俄罗斯的GDP也将跃升至第六位，领先德国。

到了2030年，韩国的GDP将由现在的11位，下滑至15位，届时韩国的GDP为2.1万亿美元，仅仅为中国的1/15，不知道韩国网友看了高盛的预测会不会表示很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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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大盘再次暴跌，尽管随后几天出现了反弹，但结构性分裂继续加剧。

　　本周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后，证监会党委学习会内容的通稿透露出两大亮点：“证监会必须始终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保护好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监管工作人民性的体现”。

　　这是刘士余主席上任后，并且也是27年股市历史上，监管层首次自揭监管工作的“两大症结”即“本领恐慌”危机和未能体现“人民性”。在此，就这两大症结画画像。

　　一、监管层陷入“本领恐慌”危机
　　1、股市危机和股灾至今无解。在全球股市连续8年大牛情况下，作为全球“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下的中国股市，却连年熊冠全球。

　　体现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国之重器”——资本市场的功能，在中国失灵。并且至今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确实该让监管层产生“本领恐慌’的危机感。

　　2、误读了“加大直接融资比例”的含义。为了避免间接融资比例过大而导致银行贷款风险，国际金融界都强调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如美国直接融资比例占总融资的70%。

　　但问题是，监管层对“直接融资”的含义理解错了。美国的直接融资中，接近90%是发行债券，是要还本还息的，而通过股市直接融资的比例只有不到20%。哪怕是在美国连续8年的大牛市中，每年发新股也不到150家。

　　但是，中国的金融监管层，不仅害怕间接融资的风险，而且连直接融资中的发债券给企业融资的方式都不愿意，害怕要还本还息和造成坏账。于是就把风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既可以方便地圈钱、又不用还本还息、也很少给予红利回报的大量发新股，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午餐”。

　　试问，许多企业连发债权的资格都没有，却在“加大直接融资”的的口号下，把多发新股作为融资的主要形式，一年数百家新股涌向股市，这样的股市怎能不频频发生危机？

　　3、搞全世界股市都罕见的扩容大跃进。有200年历史的的美国股市，至今只有股票3700只，而只有27年历史的中国股市，却有了3200只。

　　照理，在发生了罕见股灾后，救灾是第一任务。在熊市中，理应休养生息一段时间，新股应该缓发、少发，让股市的制度和机制能够完善起来，机体能够逐步调理和修复。

　　然而，2015年和2016年，每年发行新股只是247家和227家，但2017年上半年，新股的数量就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为史上扩容速度之最。监管层全然不顾市场的承受力和投资者亏损累累的事实，用新股发行常态化，作为扩容大跃进的代名词，还违背起码的金融常识。

　　4、错误地提出“金融去杠杆”。今年4月，银监会主席新官上任，就急于建功立业，提出“金融去杠杆”。一周内就发了25个去杠杆文件，随后保监会、证监会也竞相展开“去杠杆”比赛，
　　限时限刻地清查委外投资、通道业务、理财产品、资管产品等，导致了股灾4.0版爆发。

　　幸亏政治局会议及时加以纠正，提出“要防止处置风险发生的风险”。上周末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不再提“金融去杠杆”，而以“经济去杠杆”代之。“金融去杠杆”的提法，本来就是十分荒唐。所谓金融从来就是要加杠杆的。尤其是当危机来临时，更要加杠杆。例如美国解救金融危机时，相继推出了QE1、QE2、QE3的量化宽松政策，同时营造股市的长期牛市，恢复人们的信心，才得以奏效。只是，在杠杆率过高时，要用稳妥的、渐进的方法适当降一点杠杆，而绝对不能去杠杆。

　　5、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严重失察、失责、失职。新股质量越来越差，粉饰造假上市不断，上市后业绩变脸频现。今年一季度，就有34只新股业绩亏损。

　　新股上市后，就迫不及待地高比例再融资、盲目投资，甚至通过向海外投资转移财产。

　　新股上市后，大量资金闲置，脱实向虚。如从2016年以来，270家上市公司购买高回报的理财产品，金额达1.07万亿之多，占新股筹资的56.6%。其中8家上市公司耗资100亿以上。

　　新股上市后，很多公司大股东不思进取，只想着制造题材、搞高送转、拉高股价、再融资。然后就是坐等解禁期一到，就顶格减持、清仓式减持。今年上半年就有781家上市公司、2278次减持股份，共抽取962.6亿元，占上半年IPO总额1253亿的76.8%。

　　二、27年中国股市从来没有体现“人民性”
　　在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大门内的铜牌上刻着：“美国证监会的宗旨，要像扶七八十岁老太太过马路那样，小心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中国的监管层，虽然每文、每会必提“要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结果往往成了空话。

　　不妨细数如下：
　　1、用史无前例地扩容大跃进和供大于求，使股价不断下跌。

　　新股上市后，流通的只是一小部分，股价必然高企，其3倍或9倍于流通股的大小非，在1年和3年后，就会毫不留情地抛向市场，让上亿散户越套越深，财富不断缩水。

　　2、拥有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的国家队，一再把中小投资者作为对手盘。

　　例如，去年创业板高峰时，国家队高位获利出清了中小创股票。随后在南车北车合并、中字头股票暴炒时，国家队在高位获利了结了中字头股票。今年4月，在雄安概念股连续6个涨停板的高位，国家队又获利了结了京津冀的股票。

　　于是，国家队在去年仅亏5%、今年一季度已经盈利的基础上，二季度又获利784亿。再加上网下巨量配售新股的丰厚利润，使以救市为使命的国家队，不仅早已解套，而且获利不菲，不断地割中小投资者的韭菜。

　　3、国家队救市仅流于形式，粉饰太平，而陷广大中小投资者于更大的苦难。

　　虽然现今上证指数已收复了3200点。但是，广大中小投资者持有的1800只创业板、中小板、以及中小盘股票，比2016年2月2638点时的价位还要低。

　　4、违背市场自由交易原则，违背裁判的公立立场。

　　对市场该炒什么、不该炒什么，应该体现自由交易原则，监管层不该做窗口指导。

　　实际却是：不断进行强大的舆论指导，反对中小投资者对小盘股、高科技股、高成长股、资产重组股的风险投资、投机的偏好，不准“炒小、炒新、炒差、炒题材、炒概念、炒重组”等，强调买大盘蓝筹股、买50指数成分股。

　　其结果，就导致了“漂亮50”和“要命3000”结构性分裂，使早已亏得惨不忍睹的广大中小投资者所持股票，一次又一次地被腰斩，跌幅70%—80%的中小创股票比比皆是。

　　5、市场强烈要求建立的集体诉讼制度，迟迟没有下文。

　　市场充斥着造假和信息欺诈的公司，其违规被查后，上市公司违规者最多罚款60万元，而吞进的巨额利润却不再吐出来。

　　由于没有集体诉讼制度和经济赔偿，致使上市公司违规越来越胆大妄为。即便宣布退市的公司，监管层也仅是一纸命令而已，而没有对如何让造假者、违规者去赔偿中小投资者作出制度安排，广大投资者始终是违规者任意宰杀的羔羊。

　　6、“驱逐散户”的口号及其恶劣。

　　当股灾跌到4.0版，广大投资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近期一些抱团取暖，炒上证50指数的人，却放出了新的论调：“今后，中国股市只有上证50指数（50只）和沪深300指数（300只），以及MSCI指数（222只）能涨，90%的股票都将被边缘化”；“中小盘题材股下跌才刚开始，今后要港股化，跌到只有几角几分”；“当前股市的调整，目的就是要教育散户、驱逐散户、消灭散户”。

　　对此，监管层应该有强烈的“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愧疚感。好在，本周终于听到了监管层提到，要保护散户的利益，体现股市监管的“人民性”！

　　三、“人民性”的新提法值得重视
　　证监会党委学习全国金融会议精神的统发稿，给市场带来了新的希望，其中有新意的是：“加快修复和净化资本市场生态”，意即要尽快修复股灾，走出中国股市连年熊冠全球的怪圈。

　　“更加注重上市公司质量”，包括新股质量和通过购并重组提高整个市场上市公司的质量。

　　“进一步疏通和规范各类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意即非但不再对股市去杠杆，清理各类通道业务资金，反而要打通渠道，引进新增资金。

　　“保护好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监管工作人民性的具体体现”。其中强调的的“人民性”，是27年股市，也是建国68年以来，中国舆论宣传中的第一次。

　　如果证监会学习会上的这些新内容能够真正落实的话，那么，中国股市走上长期慢牛轨道，则有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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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创业板指在开盘冲高后震荡下行，收报1690点。这个数字距离年初的1962点，已经跌去16%。

对600多家创业板公司来说，2017年上半年无疑是段艰难时光。宏观政策脱虚向实、金融去杠杆，资本市场上并购趋严，创业板龙头股或光环破灭或业绩下跌，似乎都在重创这个曾经承载中国新兴经济梦想的年轻板块。

具体到一个个创业板公司，它们也在经历着市场风格转换的阵痛。

据记者统计，剔除2017年以后上市的新股，创业板569只个股中，自年初以来股价下跌的有496只，占比达87%。但从中报业绩看，这496只个股，净利润同比增长的有338家，其中甚至不乏净利润同比增长10倍以上的公司。

围绕创业板的争议，也成了近期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创业板怎么了？市场对创业板的估值中枢是否会下调？权重股或明星股业绩下滑严重，能否说明创业板高成长性在被证伪？在板块大幅调整之际，身处风暴之中的创业板公司又如何认识这个现象？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9家创业板公司进行深度调研，这9家公司分属传媒、电子、计算机、医药、机械等不同行业，市值从几十亿到数百亿不等，对整个创业板具有一定代表性。

由于正值中报披露季，这些公司希望不具名接受采访，但其观点对于认识创业板有一定参考价值。

“市场风向在变”

这9家公司中，有3家公司明确表示对此轮创业板大幅调整有预期。

某公司董秘A对记者表示，过去几年，创业板由于“互联网+”及影视文化等板块带动，整体估值偏高。但2016年以来，这些明星公司如东方财富（300059.SZ）、华谊兄弟（300027.SZ）等遇到瓶颈，业绩增速下降，导致整个创业板没有新的龙头行业带动，估值会进行调整是必然的。

此外，董秘B告诉记者，自去年以来，不管从监管环境还是市场观点看，其对于创业板会向下波动已有足够的心理预期。

对于创业板此轮大幅调整的原因，宏观环境脱虚向实、金融去杠杆、龙头股业绩下跌、个别股票炒作过度、IPO提速扩容被多次提及。

如，董秘C对记者表示，首先资金层面去杠杆，其次曾带动创业板高估值的一批龙头股已经走过业绩爆发期，导致当前业绩已无法支撑高估值。

董秘D则补充道，乐视网危机爆发对创业板起到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其实市场一直有预期，但突然爆发出来，再加上宏观政策的调整，会将这种情绪放大。”

多个调研对象认为，创业板的调整代表当前市场风向在变。

“创业板当初起来主要也是资金偏好，现在市场风格则转向周期和消费股”，董秘E表示，“其实创业板也有好公司，只是市场风格在变而已。”

据记者统计，这9家公司中，年初以来股价下跌的有7只（有一只股停牌）。从披露的中期业绩预报看，这7家公司有5家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绝大部分公司都将股价下跌的原因归结于市场调整而并非其自身经营。仅有1家公司董秘对记者表示，其股价较去年高点跌去50%，除了市场原因外，还在于公司去年实施的资产重组方法未能达到预期，转型遇挫。

对于股价下跌对公司的资本运作是否会产生影响，绝大多数调研对象的态度是，“有影响，但实际没那么大。”

“其实监管政策往往对资本运作影响更大些，股价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在融资工具选择上可以有多种方式，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也不会受股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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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众多乐视网（300104.SZ）投资者来说，这是一次姗姗来迟的董事会。

7月21日，在“延期”两次之后，乐视网终于召开了董事会。根据当天晚间披露的公告显示，孙宏斌以全票通过的形式，成功当选为乐视网新一任董事长，同时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将变更为梁军。

这意味着，乐视网这艘曾经的千亿市值大船，在贾跃亭宣布辞去公司所有职务、仅保留控股股东位置后，未来将正式由孙宏斌来掌舵，从而迎来新时代。

而与孙宏斌将执掌乐视网相呼应的，是随着近日公募基金二季报的逐步披露，这一曾经最为支持这家上市公司的机构力量之一，所表示出的未来态度。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截稿前，仍有19家基金公司共33只产品持有乐视网，此前重仓的中邮基金也选择了继续坚守，较一季度仅减持了10万股。

针对媒体报道的贾跃亭已回国事宜，乐视控股媒体负责人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称，贾跃亭回国具体时间暂未确定。唯一能确定的是，当天乐视网的董事会，并未出现贾跃亭的身影。

预期中的结果

自7月6日，贾跃亭宣布辞去乐视网董事长及其它所有职务时，对于谁将会接手这一职务，就一直被外界所关注。而至乐视网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时，这一关注点的答案曾一度出现。

7月17日，乐视网在北京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就孙宏斌、梁军和张昭三人增补为公司董事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体现出的结果，如外界所预期的一样，三人均成功当选董事。

股东大会结束后，如果按照以往惯例，原应在当天晚间召开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及各项委员会委员，但最终却并未出现这一会议。乐视网有关人士对此的解释是，按照议案，并未对外公布董事会召开时间，因此“推迟”也正常，不属于延期。

不过彼时，乐视网董秘赵凯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外表示董事会将于三天后，也即7月20日召开。不过这一天来临后，却再度有乐视网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会议时间最终被确定为7月21日。

孙宏斌多次表示，只要贾跃亭退出乐视网，接盘者并不缺少，同时也曾提及自己对操盘乐视网并不感兴趣。不过，对于能否在未来操盘乐视网，孙宏斌亦从未公开否认过这一意图，实际上他也最终确定会参选董事长一职。

从最初以150亿元入股乐视网、乐视致新和乐视影业，并随后向这三家公司派驻董事、财务人员进入，再到自己加入乐视网董事会，以及最后当选为董事长，孙宏斌仅用了半年时间。

乐视网迎来的“孙宏斌”时代，后者首要解决的或许是一个“残局”。在此前披露的上半年业绩预告中，因受到非上市体系资金困局的影响，乐视网前六个月预期将亏损6.4亿元。

在此前的乐视网临时股东大会中，对这一问题，孙宏斌曾认为，目前“新乐视”仍是稳定的，资金不会是问题，最为影响的仍是其关联交易问题。

“每次开会我都说实话，我说了几年，我没想降负债率，负债率我们控制得挺好，我们现在账上有那么多现金，我们肯定要很务实，让这个公司站在地上，由激进向稳健转变，我们的战略是领先的，只是管理和经营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后我们将强化自制和大屏业务。”孙宏斌在股东大会中回答称。

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对乐视网新团队的构建，孙宏斌目前已基本布局完毕。上述提及，梁军和张昭目前已入局乐视网董事会，前者除将继续负责乐视致新销售大屏电视外，也将负责乐视网的整体经营；后者则在发展乐视影业的同时，孙宏斌也有意令其统管乐视上市公司内容，负责日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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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来证监会下发IPO批文的速度又回到此前节奏，连续两周维持了单批9家企业的节奏。

与此同时，在上周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将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在多重因素叠加下，部分市场观点认为IPO或进一步放宽。在7月21日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对此进行了回应。

常德鹏指出：“证监会继续按照依法监管、全面监管、从严监管的工作要求，严把上市公司入口关，坚持问题导向，完善IPO现场检查等工作机制，依法严格审核、严格监管，督促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归位尽责，防止企业带病上市。”

本月再有5家被否

日前，创业板发审委2017年第59次会议再否一家企业，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IPO申请未通过。

发审委委员对瑞芯微电子高毛利率的合理性，纳税等多个问题进行了询问后做出了不予通过的决定。这已经是7月以来在发审会被否的第5家企业。

截至7月21日，7月内有39家企业上会审核，其中5家企业被否，1家企业暂缓表决，发审通过率仅为84%。本月还有几场发审会，届时发审否决率可能会存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7月12日创业板发审会上，甚至出现了3家上会企业同时被否的情况。

“一天内否决三家可能是偶发事件，不能因为一时的否决率而得出什么结论，但这也体现出目前对IPO的审核的确在日益趋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前发审委员李曙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在证监会不断强调从严审核，严防病从口入的大背景下，今年开始发审通过率就在持续走低，6月通过率更是降至69%，全月有12家企业未能通过发审会。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IPO发审常态化更加严格了监管层对于企业的要求。从近期监管层透露的信息来看，监管部门对企业IPO审核所执行的标准、流程均无变化。但随着IPO企业数量的增多，初审环节和发审环节的审核否决率也在同步上升，大大压缩了“带病闯关”的空间。

“今年能够明显感觉到更加严格了，这一点发审通过率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就我的经历来看，发审会上发审委员问的问题更有针对性了。”沪上一家大型券商投行部资深保代人士7月21日对记者表示。

而深圳一家中型律所从事IPO业务的律师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因为最近审核趋严，有一些拟上市公司担心过不了，在可控时间内刻意将申报时间放缓，避开近期，或者采用中止审查的方式。市场对于监管层严格审核的态度已经形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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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中国的季度杠杆率报告《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2017年一季度）》（以下简称《报告》）。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介绍，2017年一季度实体经济杠杆率有所上升，金融去杠杆初见成效。

张晓晶指出，从2015年只是一般性地提去杠杆，但2016年10月进一步提出企业去杠杆，再到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国企去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应该说问题抓得越来越准，越来越实。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去杠杆并非易事，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很难真正实施。原因是，在去杠杆和保持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矛盾——去杠杆要求减少债务，而稳增长则必须加杠杆。

居民及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

《报告》指出2017年第一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有所上升。

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6年末的234.2%增加到237.5%，上升了3.3个百分点；上升趋势较为平稳，主要是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所致。

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6年年末的44.8%上升到2017 年一季度的46.1%，上升1.3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居民部门贷款的同比增速达到25%，中长期贷款的增速更是达到了31%，是近两年以来的最快增速。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房地产交易量的上升，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快速增加。

报告认为，在政策趋紧、房贷限制趋严的情况下，一季度居民加杠杆态势应有所抑制，但并未在数据中反映出来，可能是由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调控政策对房贷的影响或存在滞后效应，前期高企的商品住房成交量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仍存在一定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居民部门加杠杆有可能从一二线城市转向三四线城市。

与此对应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趋势又有所抬头，从2016年末的155.1%上升到2017年一季度的157.7%，上涨2.7个百分点。

张晓晶指出，尽管2016 年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趋势已得到抑制，杠杆率全年仅上升了2.1个百分点，但从一季度数据来看，杠杆率的上升趋势又有所抬头。

具体来看，企业的传统贷款融资和以信托贷款及未贴现票据为代表的影子银行融资均有较大的上涨，其中影子银行融资上涨尤其迅速。

《报告》指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第一，由于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更为乐观，企业通过加杠杆扩大生产的意愿再次加强，使得资产负债率本身有所提高，从而带动企业杠杆率的上升。

第二，随着金融监管的强化，过去一些未能统计进来的企业债务融资表面化。

第三，在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动不大的情况下，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增速仍高于GDP增速，导致杠杆率进一步上升。

在实体经济杠杆率有所上升的同时，金融部门杠杆率出现回落。

从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来衡量，金融杠杆率从 2016年末的72.4%下降到2017 年一季度的71.2%。从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产端来衡量，金融杠杆率则从2016年末的78.1%下降到2017年一季度的77.3%。

张晓晶强调，从国际比较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与此同时，金融去杠杆非常显著，从2009年一季度的132%跌到2016年三季度的112%，持续了7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相比而言，中国金融部门的去杠杆才刚刚开始，因此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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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频炉能重新熔炼钢屑钢末，如今这些废钢进入正规的转炉或者电炉，因为密度较低，损耗率很高。”

河北一家钢厂负责人近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扫清中频炉之后，一部分废钢缺少能够消化的炉子。

与此相伴的是，尽管被征收40%的关税，以轻薄粉碎料为主的中国废钢出口，正在连连创下高点。海关数据显示，继今年4月首次“破万”后，5月份的中国废钢出口量再次激增至8.0345万吨，同比增长954倍，环比增长4.3倍。

而在此前的一季度，废钢总体出口量尚不足千吨，更早之前，中国废钢的年出口量也不过1000吨左右。

中国钢铁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折旧时代：2016年中国废钢资源量已达1.7亿吨。相对于铁矿石冶炼，废钢融化再利用是一种更为节能环保的绿色资源。然而当前中国的废钢炼钢比仅为11%左右，远远低于世界51.6%的平均值。

究其原因是中国钢铁工艺流程的结构性矛盾：作为废钢消化主力的短流程电炉，其钢产量在中国占比仅为7.3%，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高炉-转炉长流程（从铁矿石和焦炭到生铁再到钢材）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结构使中国进口了全球65%的铁矿石，却对更绿色的大量废钢利用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废钢资源的流失正在与国内炼钢工艺的结构调整进行着一场赛跑，在此过程中，转向电炉是废钢冶炼的大方向，而在去产能的背景下，允许电炉等量置换转炉产能成为业界共同的呼声。

国内外市场价格倒挂

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看来，近期废钢出口短期内激增是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结果。

他在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表示，废钢是生产“地条钢”的主要原材料，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全面取缔了“地条钢”的生产，国内废钢库存量随之大增，短期内供大于求，导致出口需求的增加。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共取缔、关停“地条钢”生产企业600多家，涉及产能1.2亿吨，由于地条钢被取缔，释放出6000多万吨废钢资源。

紧随其后的是，废钢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明显的供过于求，其中生活废钢、轻薄料等料型价格一落千丈。

全联冶金商会近日的调查显示，出口的废钢主要是质次的轻薄粉碎料，9.6万吨中占8.1万吨。这些废钢轻薄料价格从2013年1月的2400元/吨，暴跌到今年5月的500至600元，跌幅高达80%。

高峰表示，国内外市场价格倒挂是废钢出海的一个重要原因，出于对市场的预期，国内废钢价格持续下跌，品质良好的国产废钢更具有价格优势。

“以5月份为例，5月26日东亚市场废钢的价格为230美元/吨，印度市场的价格是267美元/吨，均高于国内的价格，同期国内废钢有代表性的广州价格是1160元人民币/吨，相当于171美元/吨。”他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废钢出口是在被课以重税的基础上实现快速增长的。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的优质资源，废钢大量出口是中国不愿看到的景象，为了鼓励回收再利用，中国对废钢出口征收40%的关税，然而，这依然未能阻遏近期废钢出口上涨的趋势。

这是否意味着优质的废钢资源正在大量流出中国？冶金商会指出，目前出口不足10万吨，预计全年为20多万吨，绝对量比较少，相对于中国一亿多吨的废钢年产生量，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冶炼原料处总设计师李晓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尽管近期废钢出口增速确实很快，但主要是此前基数非常低，而从总量上看，中国仍然是废钢净进口国。

“从数量上看，现在每月出口量刚刚超过万吨级别，但中国每月进口废钢都在20万吨左右，去年全年进口量是216万吨，前十来年，废钢每年的进口量更是高达上千万吨。”她表示。

不过，近年来中国废钢进口量在连连下降。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下称废钢协会）副秘书长王方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目前废钢进口要缴纳17%的增值税，出口要缴纳40%的关税，这导致国内废钢价格比进口废钢价格低很多，因此作为头号钢铁生产大国的中国，每年废钢进口量仅占全球贸易量的2%，且多为间接进口。

中国200万吨左右的废钢进口量已远远低于韩国的580万吨和中国台湾地区的320万吨。

废钢协会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和一定的条件下，有步骤、有计划地降低废钢进出口的关税和增值税，鼓励国内企业融入国际市场，保障国内钢铁行业的资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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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随着2017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不少创业板明星股表现不及预期，股价经历断崖式下跌。

除了众所周知的乐视网（300104.SZ）受困于资金链缺口，上半年预亏6.42亿元，7月13日，另一家创业板权重股温氏股份（300498.SZ）也因今年上半年预盈16亿-19亿元，但同比下降超七成而备受考验。至21日收盘，温氏股份市值缩水至1028亿元，而2015年底其上市首日，市值一度突破2700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家创业板公司董秘了解，相比于一些文化影视行业公司“如履薄冰”的心态，不少传统制造企业则保持“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的态度。在“业绩为王”的估值逻辑上，愈来愈多的上市公司正在达成共识。

当泡沫散去，估值回归，究竟谁将成为市场青睐的“幸运儿”？

一家明星股的哀愁

“2016年最高30倍PE，现在股价跌幅达50%。”一家曾备受市场追捧的创业板明星股董秘面露无奈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即使在7月上旬，该公司披露业绩预增达100%的利好消息，仍然止不住7月17日股价跌幅超7%的局面。

面对不断上演的“黑色星期一”，该董秘坦言，近期股价大跌“我们有所准备，总体上没有超出我们预料”。

从2015年开始，这家公司频繁向互联网金融、游戏、影视文化等泛娱乐产业进军，投资超22亿元，参股企业超过30家，其中包括影视制作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甚至还有电影院。

上述董秘表示，“股价大跌是市场因素和公司预期管理欠佳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公司转型的节奏和步伐，还是机构投资者和市场对公司的理解，都没有达到预期。”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今年该公司曾在一周内收到深交所的三份问询函，要求其说明是否利用相关概念炒作股价。

不过，在该董秘看来，这并非自家公司遭遇的哀愁，而是整个创业板经受的考验，“创业板整体估值是新兴行业带动的，以前估值太高了，2015年以来，带有影视文化、互联网+等概念的公司业绩增速都开始放缓，比如以乐视、东方财富网为代表的互联网龙头，还有一些影视文化龙头，到了2016年，这些企业的业绩都过了爆发期。”

上述董秘解释，“创业板里面的高成长性行业，可能指文化传媒行业，互联网+比较多，但真正代表创业板的应该是高科技类公司，但是这些真正有高成长性，有独特优势的公司，因为还没盈利无法上市。”其认为，“目前创业板，还没有成长出来一只真正的白马股。”

另一家华东创业板上市公司董秘就此评价，“如果是文化创意类公司，本身投入产出周期很长，你希望它马上盈利，这是不现实的，只是一种美好的预期。但当时大家把预期放大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也有浙江创业板公司的董秘认为，“高成长性的概念，更多是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券商和中介机构推出来的一些概念。”

这家创业板明星公司的董秘则提到，无论是借壳政策，还是重大资产重组政策都在趋严，“市场的估值逻辑将以实打实的业绩增长为主”。

而对于这轮行情是否影响公司后续资本运作，该董秘表示，“股价的影响有，但是没有那么大，公司将坚定转型定位，尽量排除市场噪音，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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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来频发的理财大案不难发现，萝卜章、办公室的背书作用，为犯罪嫌疑人得手提供了不小帮助。朋友的儿子就可以借用行长的办公室，资金掮客就能伪造全套银行印章，正是这些银行工作中的疏忽，最终被犯罪嫌疑人利用，张开了骗局的口袋。

在此前流动性过剩，监管存在漏洞，资金掮客络绎不绝的阶段，这些案件的频发给金融业敲响警钟。本文通过案例和业内人员的经验、意见归集，希望从中为银行从业人员提供防微杜渐的思路，共同维护金融环境的天朗气清。

近期，借用银行办公场地，冒充银行员工进行诈骗的大案要案时有发生。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上市公司美的10亿理财资金被骗案。犯罪嫌疑人冒充支行副行长，并且在真副行长办公室“履职”，签署担保协议，具有较强的欺骗性。此外，济南警方破获的一起涉案金额高达99亿元的票据诈骗案也显示，诈骗者冒充央企旗下的某石化销售公司员工，不少合同的签订也是在该石化公司的会议室进行的。

原中信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孙建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的金融诈骗手段不断升级，根据“人员”和“地点”的真假，有四种情况。按照识别风险的难易度，依次为：“真人员、真地点”，即内部员工在本单位场所参与骗贷;“真地点、假人员”，单位办公场所被外部犯罪分子利用骗贷;“假地点、真人员”，即真公司员工借用假场所骗贷;“假人员、假地点”，即一些皮包公司用假地址实施的诈骗。

当一些新型的诈骗方式出现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针对银行办公场所被利用的情况，孙建林也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做好营业场地管理，不允许随便出租、出借。对外人进出要有严格的管理和确认，保卫部门应加强巡逻和核查，防止被钻了空子。

副行长办公室上演骗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从多方获悉，早在2016年8月初，美的公司理财被诈骗一案暴露时，有地方银监局就向当地银行业通报到了情况，并要求加强办公和营业场所的管理，提示异地同业业务的风险，并加强员工的风险教育。

据四川当地金融界人士透露，2016年7月，某行四川分行武侯支行一副行长路某被安徽的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名义带走，一同被带走调查的还有陈某、王某、唐某等其他三人。而且这三个人之所以诈骗能得逞，均因具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历，其中两人都是银行的离职员工，一人还从事过投资银行业务，另外一个人来自小贷公司。

此前媒体报道称，美的的7亿元理财资金，由“某行成都武侯支行”出具兜底函，借道上海财通一款名为“财通资产-创赢1号单一客户专项资管计划”，通过渤海信托的通道，最终流向3家借款公司。直到放款后2个多月，美的方面核查时才发现，无论是银行出具的兜底函，还是资金流向的3家公司授信资料，均为伪造。

高达7亿元的资金之所以被骗，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真的副行长办公室上演的一出担保签约大戏。

据上述四川金融界人士透露，参与诈骗的陈某、王某是同学，其中王某的父母与该行武侯支行副行长路某有一定的交情。他们在伪造了该行武侯支行的公章以及其他担保文件后，想办法通过王某将路某支开。随后唐某便坐在路某的位置上冒充该行武侯支行行长，接待了来自美的方面的人员，并在办公室签订了担保协议。

此前媒体报道称，陈某领着美的方面的人从一层营业厅进入，坐上电梯进入办公区。全程并无任何人要求登记或出示证件，亦无人询问或阻拦。相比其他案件中银行员工直接伪造公章和合同参与诈骗，本案中银行员工参与程度不详。

一名银行业人士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现在的骗局可谓防不胜防，很多时候银行也是受害者，虽然不是银行的员工诈骗，但是在该行的办公场地，就给这家银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据了解，事发后当地银监局就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加强对办公和营业场所的管理。比如，严格的出入登记和身份确认管理，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需要离开办公室时，要做到人离门锁，避免办公室被他人利用。银行营业场所的监控要不留死角，做到全覆盖。银行的安全保卫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调阅监控，了解掌握办公和营业场所的有关情况，并定期通报。

熟手诈骗更须多方核查

除了借用银行办公室，冒充银行员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权力的外观。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精心设计骗局的人有银行业从业经验，不仅了解资金运作流程、产品组合以及银行账户管理相关知识，而且还具有一定客户资源以及金融产品撮合能力，这样导致了骗局难以被识破。

知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银行业仅仅“看好自己的门”还不够，还应“管好自己的人”。当利益的诱惑足够大时，总有人会铤而走险。在这个案件中，7亿元的资金分别转入四川三个企业账户，陈某等人获得了高达1.05亿元的手续费提成，其他参与者也有不同金额的提成。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已有银行对员工开展了此类风险教育，并表示会密切关注在职员工与调离、辞退、辞职人员之间的往来关系，以及已辞退、辞职人员和身着与银行工作服类似的社会人员在银行营业场所活动的情况。

孙建林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开展同业业务，特别是异地开展业务时，应从事前、事中、事后等多环节、多渠道进行防范诈骗风险。

比如事前做好调查，把交易对手的真实个人信息情况摸清楚。事中也就是签订合同时，可临时要求对方提供授权书、监管部门对该业务的许可文件，核实是否超越金额权限，或者突然要求见见其对方其他领导等，这样一些出其不意的要求，会让对方措手不及导致露馅。事后要及时做好“双线”复核，即短期内再次派人从另一条线去核实对方人员和业务背景的真实性。这样发现了骗贷风险也能及时追回资金，防止损失扩大。

美的集团也曾表示，2016年5月份，该公司通过内控日常核查，发现该委托理财事项存在诈骗风险并由公安机关及时采取资产冻结及控制相关人员等有效措施。

某城商行金融市场部人士也表示，本身异地开展业务就是一个风险加重因素，应通过多种渠道核实交易对手的真实性。其次，合法合规开展业务最为重要，同业业务中违规接受担保也会有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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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民企ABP击败竞争对手，与大伦敦市政府签约，成功拿下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开发权。当时，该码头是一块沉寂了30多年的废弃之地，甚至伦敦一些本地的开发商也不太看好。

按照ABP董事长许为平的规划，这个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的项目，将发展为继伦敦老金融城、金丝雀码头新金融城之后的伦敦第三大商务金融区，并成为亚洲企业进军欧洲的通道。ABP最终找到了中信集团作为搭档，共投资17亿英镑。首期工程预计2019年上半年即可完工，整个项目预计在十年内完工，将为当地创造3万个就业机会和60亿英镑经济产值。

眼下，这片曾经的废弃之地正逐渐焕发勃勃生机，意味着无限潜力。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兼伦敦部长格雷格·汉兹（Greg Hands）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ABP项目是中企对英国投出的信心之票，必将有助推动英国与中国及新兴市场间的经贸关系，并巩固伦敦作为世界一流商业投资地的地位。（辛灵）

中国商人许为平终于可以用事实一步步证明自己信誉可靠，让过去几年来在伦敦所有萦绕于他真实商业能力的质疑声彻底消失。

6月28日，他担任董事长的总部基地全球控股集团（ABP）为其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亚洲商务港”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包括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兼伦敦部长格雷格·汉兹（Greg Hands）、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以及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商务公参金旭等悉数前来捧场。十几把金灿灿的铁锨共同挖向脚下土地的那一刻，意味着这块沉寂了三十多年的废墟之地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从此将彻底改观。

按照许为平的规划，这个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的商业、住宅、零售综合体将发展为继伦敦老金融城、金丝雀码头新金融城之后的伦敦第三大商务金融区，并成为亚洲企业进军欧洲的通道。现在，在香港举行的面向亚洲投资者的推介活动已取得非常好的反响，所需建设资金17亿英镑也完全无需发愁。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看来，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是中英“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项目，他希望总部基地和中信建设集团与英国企业通力合作，抓住机遇，搭乘中英“一带一路”合作的东风，把皇家阿尔伯特码头打造成高标准、高质量的项目，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贡献更多“黄金成果”。

而许为平的野心恐怕还不止于此，“老金融城的模式已过时，我要搭建能为未来新型金融模式提供服务的优质资源共享平台。”他在最近一次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这样强调。

好事多磨

自从2013年ABP与大伦敦市政府签约拿到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开发权之后，围绕该项目的合伙人变更和开工期一再推迟，导致外界对ABP项目前景曾多有质疑。

如今，随着各种手续申办齐备，建设资金、人员、设备一切就绪，许为平的大胆梦想也变得触手可及。

实际上，早在正式动工典礼前数月，ABP与合作伙伴已着手土地平整等建设前期工作。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3月28日前往ABP位于皇家阿尔伯特码头的总部探访时，正巧碰上许为平与项目各方合作伙伴代表签署正式动工总协议。如此重大的一刻，却既无镁光灯、也没有宾客见证，低调得完全不像其以往风格。

当被问到这一点时，许为平笑称，在英国开发绿地项目的前期工作非常复杂，必须按法规一步步来，急不得，早先基于中国经验过于乐观，以致预计的开工期不得不一再延迟，现在终于可以正式动工了，还是低调点好。

他隔着玻璃幕墙指向窗外那片被围起来的35英亩工地，说：“你看这块地上现在还什么也没有，只是基本搞平整了而已，但其实已经几个亿（英镑）进去了。”

当时，一辆扫雷车正在工地上缓缓行进探测。码头曾是二战中德军的重点轰炸区，必须确保每一寸土地下面都没有当年二战时期留下的炸弹隐患。这也是按政府的要求来做，当然，所需费用要ABP来承担。土地平整和地基测试从2016年就已展开，直到6月底的正式动工典礼上，可以看到扫雷车还在工地上一点点挪动探测。

皇家阿尔伯特码头是1880年建成的，见证了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这里曾是英国、恐怕也是当时全世界最现代化的码头，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码头因吃水太浅无法承纳大型货船而日渐式微，最终于1981年关闭，沦为东伦敦令政府头疼的一块废弃之地。

2007年，许为平第一次在朋友的推荐下考察了这个项目，念念不忘。2010年，他终于等到机会，果断向大伦敦市政府递交了资格认定，开始参与竞标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地块的开发权。

根据ABP提供的资料，2011年，大伦敦市政府正式对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地块进行全球招标，招标过程根据欧洲公开竞标标准（OJEU）开展，按竞标机构背景、团队构成、资产、财务架构、竞标项目收益等数十个细项打分，12家竞标机构进入最后阶段角逐。

最终ABP拔得头筹。2013年5月29日，许为平与前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伦敦市政厅正式签约，宣布将把荒废已久的皇家阿尔伯特码头打造成“亚洲商务港”，ABP作为该项目的独立开发商，总投资10亿英镑。

一个10亿英镑巨资的项目，竟然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且无海外项目开发经验”的中国商人？这在当地商界和新闻界引起轰动和担忧。2014年，一度还有英国媒体猜测许为平和某英方官员存在私下交易，一时舆论汹汹，但最终议会听证会显示，前述猜测纯属无凭据的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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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动画电影《大护法》在结尾留下了这样的问题。这个提问是导演不思凡三年创作的缩影。“影片本身就是我的思考。这个问题是给观众的，回头思考可以变得自由，现在我的状态很自由。”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出品方光线传媒同样希望借《大护法》打破束缚。“《大护法》是彩条屋和我自己的一个革命，希望打破成功和束缚，做出不一样的作品。”光线传媒彩条屋影业（下称“彩条屋”）总经理易巧说。

暑期档上映的《大护法》的确有点不同。作为首部自主分级PG-13的动画（建议13岁以上观众观看），它运用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风格、同时结合西部片的手法，兼具暴力与美学。

这似乎是现阶段的国产动画所期待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事不过三，《大圣归来》、《大鱼海棠》之后，市场一定在期待新的动画电影。如果一味的模仿，那中国动画又将失去生机”，易巧认为。

上映两天，该片便得到8.1分的豆瓣评分，一周后依然保持12%的上座率。但高口碑对应的是算不上理想的票房，截至记者发稿前，该片票房为5552万，距离出品方光线“票房过亿”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不一样的不思凡

7月19日晚9点，不思凡走进光线传媒的办公室，简单的T恤短裤、平头，看起来似乎与“鬼才”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的才华在《大护法》里显露无遗，而这还是他第一次担任院线电影的导演。

虽是“首次”，不思凡实际已从业10多年。2004年，一部Flash神片《黑鸟》让曾用名“悠无一品”的不思凡被奉为大神，并在小众群体中吸引了一批粉丝。十几年间，他在日常工作与创作间来回游走。

在离开电信局的工作后，不思凡陆续创作了《小米的森林》、《妙先生》等作品，在豆瓣网上均保持8分以上的成绩。2014年夏天，正在做一部院线电影的他，由于作品夭折等原因，陷入了一段低谷。

下着雨的一天，不思凡与好传动画的创始人尚游在杭州见了面。“其实那时候一点都不想做电影了。”不思凡说。

“做一部动画长片。”尚游对不思凡抛出了橄榄枝。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尚游早已是不思凡的粉丝。出于对导演的欣赏和能力信任，他决定跟不思凡一起，“赌”一把。

与其他作品不同，不思凡的作品没有剧本，《大护法》也不例外。第二次见面后，不思凡开始了《大护法》的创作，那时的团队只有3个人。在只看到几个人物的人格和角色关系后，尚游便做出了投资决策。

“任何一个制作人，都应该是导演的脑残粉。”尚游说。

接下来是一年的闭关创作。对于不思凡来说，难的不是创作故事本身，而是找回自己。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的自己被太多东西所束缚，似乎忘记了初心。

“抛开所有杂念，回想自己在创作《黑鸟》的状态。”但找回自己不是简单的事，不思凡也没有方法论。最终，《大护法》有了一个与《黑鸟》非常相似的开篇——一个人带着一只“鸟”，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另一个人……

整个创作的过程，便是他找回自己的过程。不思凡做了一个梦，梦到鬼子进村，这是他在成长时期电视里常看到的故事，也是他幼儿时的恐惧。直面自己的恐惧，找回人格建设的原点，这是不思凡通过《大护法》想传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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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创新版图中，源头创新早已不再是一个新词。

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增强创新驱动源头供给。

在近日举办的源头创新百人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表示，过去十多年，处在追赶期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内企业在模仿跟踪中努力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虽然也出现了像华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但源头创新能力尚未建立起来。

这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缺乏原创性技术和产品的情况下，产业规模不断扩张，造成了一些产能过剩，大而不强；另一方面，当企业走过了跟踪模仿阶段之后，再往前走却找不到方向。

华为称得上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去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华为总裁任正非提出，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教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不管是从必要性还是迫切性来看，源头创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科技发展亟待重视和突破的方向。

在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周路明看来，当前，中国的需求端在快速进步，部分应用场景已经超越发达国家，如果能有效地连结中国的需求端和海外的源头技术，将形成国际协同创新的新棋局，中国人将以新的创造性角色参与其中。

促成连结，也是源头创新百人会致力于推动的事情。源头创新百人会成立于2015年，其任务之一正是整合国际创新资源，链接行业创新需求。

陈清泰提出，“过往人们所熟悉的是开发式创新，如今连结式创新却显得更加重要。”

周路明解释，在早期的任正非时代，行业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企业越是在某一个领域深度挖掘，就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但最近这些年，能够产生机会的反而是不同行业的交叉地带。

“像无人驾驶，既属于交通又属于互联网，同时还是智能终端，在人工智能这个新业态中，出现了很多行业融合的趋势。”周路明说。

国际协同创新：“以用为本”

今年6月，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连同“源创力波士顿创新中心”的数家会员企业赴美国交流，深度考察波士顿地区创新生态，还走访了美国东部和中部的5所大学、12位教授和3个创新机构。“源创力波士顿创新中心”，是源头创新百人会在美国东岸创设挂牌的海外创新中心，也是深圳第一个在美国东海岸设立的创新中心。作为海外源头创新资源与中国产业需求的连接者，波士顿创新中心目标是通过在国际创新链重大节点布局、构建国际化源头创新生态圈。

创新中心高级经理徐杰是全程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个总体的印象是，70后、80后的美国教授们，大多掌握着前沿的专业技术，他们也普遍对与中国的产业合作充满兴趣。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新中心项目主管Colin “Topper” Carew，正是对中国充满兴趣的美国教授之一。

Colin “Topper” Carew当前的研究方向是体验式空间社区，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拥有知识资本、科技驱动力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与中国的合作将会形成多方共赢的结果。未来，中美两国也应该在更多的领域找到合作的方式。

不止是美国，牛津大学计算机系原主任Bill Roscoe已经把他对中国的兴趣变为了行动。不久前，他在深圳指导成立了和信中欧金融科技研究院，从事与产业紧密相关的金融技术研究工作，6月5日研究院已正式投入使用。该研究院聚焦在区块链技术、身份识别与认证技术、安全支付技术以及金融相关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领域的产业化，已经成功结合深圳本土的需求孵化两家公司。

“过去西方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是比较割裂的，我们希望促进中西方的交流，从‘以应用为本’来做创新。” Bill Roscoe表示。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对接国外的先进技术也成为了越来越主流的选择。

周路明说，20年前，中国的企业需求还处于在很低端的位置，与国外实验室的研究差距几乎称得上遥不可及。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企业往上爬得很快，他们开始需要国外实验室的一些前沿、概念性的技术。

中外双方诉求的互补，让源创力波士顿创新中心会员企业此次美国之行收获颇丰。据徐杰介绍，有做OLED服务的深圳公司对接上了从麻省理工学院拆分出来的创业公司Kateeva；有做通讯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投资了美国一家智能硬件企业，并希望未来能寻求产业层面的合作机会；还有做生物医药的企业家，在美国的实验室找到了感兴趣的技术。

徐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内的很多公司正面临着两大痛点，一是技术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需要新技术或产品；二是年轻一代的企业继承人上位，希望为传统的公司注入新的活力。

但从海外的源头创新到中国的产业化，如何跨越中间的鸿沟？陈清泰主张，源头创新必须关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由它们通过技术转化，把源头创新变成可应用的产品。中小企业的特点是市场敏感度高，对需求端把握能力强，但是需要技术创新能力的补充。

“我不主张每一个科技型中小企业都要做成IBM、谷歌，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在之前的产业追赶期造成了大企业崇拜的后遗症，相反对中小企业很忽视，甚至是歧视，未来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应该加强。”陈清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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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毕业季，许多城市都会通过给予落户优惠等政策来为本地吸引人才。据悉，今年各地的动作比以前更明显，二线城市的优惠政策尤其多，武汉、成都、长沙、西安等地出台吸引高校毕业生落户措施的力度都比往年更大。

这些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吸引人才的措施主要还是从房子与户口两方面着手，流入本地的人才解决了“安居”问题才能图“乐业”。例如，武汉市提出了“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明确毕业3年内的大学生凭**即可申请登记为武汉常住户口；毕业超过3年的大学生，只要在武汉工作，缴纳了社保，也可申请落户。长沙市除对毕业生实行落户零门槛以外，对新落户并在长沙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等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两年内每年分别发放1.5万元、1万元、0.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博士、硕士毕业生在长沙工作并首次购房，分别给予6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

目前，也正是这些城市吸引人才的好时机，因为一线城市的用人需求有所放缓。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用工需求量同比增长分别为16%、51%及50%。经济发展正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创新依托的就是人才，如果二线城市不抓紧人才布局，那么将来就有可能在地域竞争中落后。近日广州宣布的“租购同权”都被解读为一种吸引人才的举措。一线城市的人才紧迫感丝毫不输二线城市。

坦率地说，无论是新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如果想进一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那么，除了帮助解决房子和落户问题，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随着中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各个城市对房价的抑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来打造住房长效机制，平抑房价。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要求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对住房租赁市场的扶持与重视，也是长效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全国范围来说，对房价的打压、对租赁市场的扶持都是为了使过高的城市房价有效降下来，通过租房制度的完善让人们的居住需求得到满足。

可见，城市对人才的吸引不能完全遵循老的思路，即解决房子和户口，还应该不断打造“软环境”，提高政府的开放程度、尊重市场规则、提高社会服务能力、降低政策门槛，加快人口集聚。比如成都市近日公布的“产业新政50条”明确提出，对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成都创新创业，最高给予1亿元综合资助。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等来蓉创新创业或做出重大贡献的本土创新型企业家、科技人才，成都将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资金资助。成都还对毕业5年内在蓉创业的大学生，给予最高50万元、最长3年贷款期限和全额贴息支持。在华高校外国留学生来蓉创新创业，可以申请最长5年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还可以为境外高校外籍毕业生来蓉实习提供实习签证。这些举措旨在形成创新氛围，吸引年轻人才的集聚，使得城市的研发人员数量保持增长的势头。

另外，上半年的多项数据表明，我国也正在经历着消费升级的转变，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发生了转变。这预示着一些新的行业有增长空间。同时，服务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基于这些新的经济形势，不同的城市需要找到自己的功能定位、支柱产业，而不是盲目地吸引人才。当人才集聚之后，城市的服务业水平也将“水涨船高”，这又将反过来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当然，这都需要城市政府不断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与效率，充分尊重市场与规则，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与应急能力，为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做好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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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威海的海参不比辽参差，往前数还是贡品，就是开发得晚了点，外边的都只知道辽参。”土生土长的威海当地人王军（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

在他看来，威海作为全国海产品产量最大的地级市，拥有最好的海参养殖自然条件，同时也拥有着一批优秀的海产品加工企业，却被辽参“抢了风头”，让他颇有些不平。

王军玩笑地将此归结为山东人的“实在”，不懂得包装。

与企业不擅包装品牌类似，威海这座经济总量超300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高达11万元的城市，由于一直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过去城市品牌也一度模糊。

不过，随着威海这座城市整体品质的提升，和当地传统外向型经济不断“向内发展”，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城市运营，威海的品牌意识都在加强。

就在2016年2月，一家隶属于当地国资委的城市品牌运营公司，在威海悄然成立。这是一家专门负责“包装”威海形象、打造城市名片的公司。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成立一年多来，他们承担了过去由威海市委市政府各部门承办的“国际食品博览会”、年度“国际铁人三项赛”、年度“国际帆船系列赛”和威海市“人居节”等威海市重点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展会运作工作，对这些活动进行市场化的运营。

远期来看，这家公司还准备整合威海物产、人文和旅居三大资源优势，打造威海城市生态化的商务平台，对外展示威海形象。这在当地实属创举。

跨境电商出口年增4倍

靠海吃海，过去数十年间，威海以旅游和外贸闻名全国。

与其他所有沿海开放城市一样，威海发展早期，存在经济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层次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通病。

仅以贸易方式为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过去威海的外贸以来料加工贸易为主，最高时占整个出口比重的70%左右。

低端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使得威海经济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遭受严重挑战。

威海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09年，威海市进出口总额为106.13亿美元，比上一年的118.05亿美元下滑超过10%。机械制造、食品加工、运输设备、纺织服装四大传统优势产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这倒逼着威海开始反思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在2008年威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威海市提出大力支持企业振兴，推动支柱产业发展。继续在骨干企业、优势产业扶持上下功夫，努力提升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其中，现代海洋经济的相关产业，被放置到所有扶持产业的首位。

2009年7月，威海市印发《关于建设威海高端产业聚集区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打造蓝色经济区的实施意见》，同年底，威海印发了《威海蓝色经济区建设总体规划》。

《规划》指出，要在威海打造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金融密集、服务密集的高端产业聚集区。

由此，威海市出台系列扶持政策，以远洋捕捞业、海产品精深加工业为代表的现代海洋渔业，以船舶修造业、新材料产业、新医药产业为代表的临海先进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

高端产业的发展，使得威海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方式迅速优化。“十二五”期间，威海市一般贸易出口比重由33.9%提高到58.7%。

实际上，不仅是传统进出口贸易，在发展蓝色经济的过程中，威海还发掘了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众多新形势下的新增长点。

数据显示，2016年，威海跨境电商出口货值7304万美元，是上年的4.1倍，规模居山东全省首位。同年2月，威海市被确立为全国唯一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经过两年试点，实现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30%以上，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达到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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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银监会印发了《关于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在监管履职中严格实行公私分开的意见》和《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履职回避办法（试行）》，从制度上预防监管履职中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和道德风险，筑牢公私分开“防火墙”，打好公正履职“防疫针”。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实行公私分开和履职回避，能够使公权与私利间的界限明晰化、制度化，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简单化、纯粹化，可以让监管者解除思想羁绊，摆脱关系困扰，廉洁履职、公正履职，做到抓落实令行禁止、不瞻前顾后，管风险较真碰硬、不缩手缩脚，查违规敢于亮剑、不投鼠忌器，更好地严监管、强监管，维护良好的监管形象。

根据《关于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在监管履职中严格实行公私分开的意见》，从坚持“公权运用的廉洁性”、“公务处理的规范性”、“公财使用的合规性”三个方面，列出九类负面清单。在坚持公权运用的廉洁性方面，要求不得利用监管权力设租寻租，不得超越监管权力干预插手，不得借助监管权力获取私利；在坚持公务处理的规范性方面，要求不得利用监管工作渠道办私事，不得利用监管工作信息办私事，不得违反监管工作纪律办私事；在坚持公财使用的合规性方面，要求不得违规使用监管保障设备设施，不得让被监管机构承担无关费用，不得占用监管资源供个人支配。

履职回避办法，针对原有制度执行中存在的模糊地带进行明确。新办法从地域回避、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三方面进行了规范。在地域回避方面，规定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不得在本人成长地直接提任派出机构正职或纪委正职。在任职回避方面，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的，或者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本人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持有银行业金融机构5%以上（含）股份的，不得在直接监管该机构的岗位工作，并规定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辞去公职或退休后到直接监管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任职或兼职的限制期限。

在公务回避方面，重点对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监管评级、现场检查、行政处罚和其他重要监管活动中存在亲情及利害关系的情况进行了规范。另外，对长期在同一关键岗位及同一部门任职时间较长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也作出了交流任职或岗位轮换的规定。      （编辑：马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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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伦敦皇家阿尔伯头（Royal Albert Dock）也将迎来新的生机。

6月28日，由中国企业总部基地（ABP）投资17亿英镑开发的皇家阿尔伯头项目在伦敦正式开工，这块荒废了30余年的土地有望成为伦敦继金融城、金丝雀码头之后的第三个金融中心。这也是中资民营企业迄今为止在英国最大规模的投资之一。

“当时整个招标过程历经两年时间，项目共有12个参与竞标的企业，只有我们一家是中资背景，其它竞争者包括金丝雀码头的发展商等实力背景都非常强劲，但最终我们凭借在北京的成功案例，以及将项目打造成为亚洲商务港的构思而脱颖而出。” ABP伦敦公司CEO许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透露。

据悉，皇家阿尔伯头项目主要针对有兴趣购买、租用全层或整栋写字楼的企业及投资者。目前，第一期项目已经有大约60%已经销售，一期已售面积中80%左右来自英国以外的公司，其中包括四家来自中国内地的公司。

中信三重角色

事实上，ABP作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资发展商，皇家阿尔伯头项目亦历经曲折，初期计划引入中民投作为投资方，但最终双方由于股权分配分歧而导致合作搁浅。其后，ABP成功邀得央企中信集团作为合作方，并与旗下中信建设签署协议共同开发。

“我们的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中信建设加入后，在项目中主要扮演三个角色，一是投资股东方，二是购买了二期项目的一栋标志性建筑，三是作为工程的总承包，这也是中信建设进入欧洲市场的第一个总承包项目。”许颖坦言。

她透露，由于央企中信建设的加盟，该项目顺利获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工程买方信贷保单，“可以为这个项目提供工程开发方面成本80％额度的保单，通过这个保单，可以进行银团贷款。”据悉，银团贷款以中信银行牵头，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均有参与。

“中信建设在项目中的股权大约在10%左右，正大集团也表示有意投资，但目前仍在协商过程中。”她指出，并表示未来亦会考虑引入其它“合拍”的投资者。

2013年5月29日，伦敦市长办公室正式宣布伦敦总部基地（ABP London）中标成为皇家阿尔伯头开发项目的开发商，该项目占地35英亩，将成为“亚洲商务港——伦敦新的金融城”，号称要构建亚洲和英国乃至欧洲之间的投资和经济交流发展的平台。

伦敦皇家阿尔伯头地产项目是位于伦敦东部的一片待开发土地，与伦敦城市机场隔河相望，毗邻伦敦城市机场及三个轻轨车站，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9.76万平方米，由写字楼、住宅和店铺组成，主要吸引中国及亚洲金融机构等大型企业进驻。整个项目将分三期开发，第一期将于2019年完成。

此前，作为伦敦皇家船坞（Royal Docks）的一部分，皇家阿尔伯头曾见证了上个世纪英国与东方贸易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皇家船坞区有大量往返于中国等东亚各国的大型贸易商船，运送丝绸、茶叶、瓷器等。但却在19世纪80年代逐渐没落，并最终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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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


乐视网公告称，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7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全票赞成孙宏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总经理梁军。

财经要闻

1、22日0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75元，为年内第五次上调。

2、近日，财政部、审计署等部门陆续公布2016年度部门决算，一年一度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拉开序幕，将有超过百家中央部门集中“晒账本”。



3、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6月份全国50个城市超七成房租相对收入较高，其中北京、深圳、三亚、上海四个城市的房租收入比高于45%，属于租金严重过高城市。

投资风向

1、证监会核发9家IPO批文，筹资总金额不超过44亿元。周五证监会再次核发9家IPO批文，上交所主板5家，深交所创业板4家，筹资总金额不超过44亿元。近日市场转好，IPO批文数量也在动态调整，已经连续3周保持9家的发行规模。

2、中国基金报：因风控措施缺位导致专户产品的证券账户任性“砸盘”，中信建投基金不止品牌受损这么简单，在接到上交所处罚之后，近期再领北京证监局罚单，专户产品备案被暂停6个月。

3、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二季度公募基金对重仓行业的进一步集中投资十分明显，对电子及非银金融的仓位调配值得关注。

有6家上市公司被严重“抱团”,分别是中国平安(+285家)、格力电器(+148家)、中兴通讯(+136家)、中国太保(+132家)、招商银行(+110家)和五粮液(+109家)，增持基金家数均达到3位数，它们二季度涨幅也在20%以上。



社会热点

1、今年全国征兵从8月1日开始，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征集比例，并首次统一使用网络版征兵体检信息化管理系统。

2、截至目前，已有河南、北京、山西、山东、内蒙古和天津六个省份公布了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各地基准线平均在8%左右，这一水平相比往年有所下降。

国际要闻

1、隔夜外盘行情：

企业财报疲软施压，美股高位回落微幅收跌，纳指终结十日连涨积极走势，本周标普累涨0.5%，道指累跌0.3%，纳指累涨1.2%;

白宫混乱形势和美元汇率下跌刺激投资者对安全避风港资产需求，黄金连续六日上涨，纽约黄金上涨0.8%报收1254.90美元，创一个月以来最高收盘，本周累计上涨2.2%;

原油期货因欧佩克成员国原油产量预期上涨施压，纽约原油下跌2.5%报收45.77美元，创一个星期以来最低收盘，本周累计下跌2.1%;

欧洲股市同样因欧元汇率上涨及企业财报疲软施压，泛欧斯托克600下跌1%报收380.16点，创三周以来最大日跌幅，本周累计下跌1.9%。

2、美国斯坦福大学华人科学家张首晟等人称，他们首次发现被称为“天使粒子”的马约拉纳费米子存在的证据。这一重大发现解决了困扰量子物理学80年的难题，对量子计算也具有重要意义。

3、洛杉矶警方证实，著名摇滚乐团林肯公园(Linkin Park)的主唱查斯特·贝宁顿当地时间20日被发现在南加州家中身亡，享年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