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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产融的横空出世来源于一群浙商的焦虑。

浙江民营经济位居全国前列，但在转型过程中依然遇到不少问题，比如投资行为分散、资本实力较弱等。这让浙商们集体产生了转型升级难的焦虑感。

这些焦虑催生出了一个自带“产融结合”DNA的公司——浙商产融控股有限公司，它是由30余家“浙商”自发搭建的投融资平台，出资人均为各行业龙头，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优势。还有深厚传统金融机构积累的操盘团队，以及高达千亿元的注册资本。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让浙商产融的决策链条更短，效率更高。

浙商产融2017年4月成立，注册资本1000亿元，截至2017年底已实际到位逾300亿元。收购原浙银资本之后，拥有布局于全国主要城市的60多个子公司。

1月8日，浙商产融董事长、总裁王卫华在接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2017年底公司合并管理资产超2000亿（包含控股子公司），当年净利润近7亿。

产融结合路径详解

浙商产融运行半年多，产和融结合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王卫华表示，最主要还是“金融与产业间信息不对称”。传统金融机构在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比如银行为企业授信，会做尽职调查、授信评估，但银行毕竟在行业外，对企业及整个产业了解相对间接，对风险评判和缓释能力也有局限，因此寻找抵押和保证等手段，不一定能紧跟时代发展、产业间融合节奏，很多新兴企业、科创型企业不一定符合传统银行授信准入条件。

浙商产融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基因”优势。毕竟，其股东绝大多数是行业龙头企业，身处行业第一线，因此，会把金融资本重点投向股东产业，帮助他们转型升级。同时，由公司高管和股东推荐的行业专家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对要投产业有更直接、更专业的了解和评判。

比如说华讯方舟，是一家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从事高速移动下宽带通信技术研发和应用。浙商产融做了10个亿股权投资，看中华讯方舟太赫兹器件芯片（安检）的应用前景和产业方向，既是新兴高科技产业，又属于军民融合发展范畴。浙商产融投资后不久，该项目也获得鲲鹏资本等跟进。同时，雄安新区还与华讯方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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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央行发布的2017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2月末，M2（广义货币）同比增长8.2%，创历史新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1月12日称，M2增速下滑主要反映了去杠杆和金融监管逐步加强背景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由此派生的存款减少。

全年来看，2017年信贷、社融保持合理增长。1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基本符合预期。全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7%，结构上消费贷出现爆发性增长，不过在下半年放缓，居民按揭贷平稳下降。

但就12月而言，新增贷款5844亿元，创下全年最低水平。“12月信贷投放非常少，基本没有规模投放，总行没有给额度。”1月12日，一位股份行华中地区支行行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2017年M2增速下滑与信贷、社融增速维持较高水平的组合，是经济稳增长和去杠杆双重目标的结果。在稳增长和去杠杆目标难有大变的2018年，预计M2低增速和社融高增长的组合仍将延续。”同日，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称。

企业贷款回升

伴随着全年金融数据披露，2017年信贷投放情况已清晰浮出水面。数据显示，12月新增信贷5844亿元，大幅低于11月新增1.12万亿水平。

“当月信贷规模较低有两方面原因，从银行来说，去年1-11月贷款较多，贷款额度可能相对用超了一些，特别是年底有一些监管要求，所以有些银行可能把部分需求平滑到了今年年初。另外从企业角度来看，中央提出降宏观杠杆，对某些省市过度举债提出批评，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可能在去年底信贷需求阶段性减弱。”明明称。

2017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3.53万亿元，同比多增8782亿元，再创历史新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近10年来新增信贷情况，整体呈现攀升态势，由2008年4.91万亿攀升至目前13.53万亿。

异动出现在2009年。当年，伴随着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出台，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新增信贷大幅攀升至9.59万亿，同比增长95.31%。此后，新增规模连续下滑至2011年的7.47万亿，2011年后新增信贷稳步增长，至2017年达到13.53万亿。

2017年，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是消费贷爆发，2017全年居民短期贷款增加1.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1.8%。1月12日，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消费贷火爆既有商业银行重视消费贷市场，推广力度较大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此外，消费贷爆发与房地产限贷有关，按揭贷款被限制之后，有居民将消费贷变相投入房市。

2007年8月有股份行支行负责人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消费贷款用途上很多都是去买房了。“资金用途可以包装，一般消费贷买房不会直接给房产公司，都会倒几手。”

此后，多地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分行先后发文，严查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分析人士认为，12月居民短期贷款较少也与监管清理整顿有关系。

2017年，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则为5.3万亿，同比小幅下滑7%，这一数据主要为居民按揭贷，其下滑反映出房产调控政策取得成效。另一佐证数据是，2017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86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增速比上一年回落14.5个百分点。

“房贷方面最大的影响因素是长效机制，包括长租房推出等，如果未来回归租房市场就不需要那么高负担去买房，长效机制的逐步推出或者落地可能减弱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速，也便于居民降杠杆。”明明称，“现在来看，2018年这一规模可能还会下降，但是幅度应该不明显，因为近期地产销售数据还是比较平稳，包括有些地方也在有限度放开限购的要求。”

全年企业短期、中长期贷款规模均出现回升。

鲁政委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企业贷款增加较快可能因为这与支持实体紧密联系，金融机构认为给企业贷款监管风险最小；同时也与企业利润改善也有一定关系，经济韧劲较强，企业需求也不弱。另有分析人士称，在去杠杆过程中信用债发行明显减少，很多融资需求回归贷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据阮健弘介绍，从贷款结构看，金融机构对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较大，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规模收缩。

具体而言，2017年末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7%，降幅比上年末扩大0.7个百分点。全年，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减少269亿元，同比多减55亿元。

此外，服务业中长期贷款新增4.67万亿元，同比多增2.05万亿元；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新增2.26万亿元，同比多增1.1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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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讲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与我们在社会上所看到的权钱交易、潜规则、商业欺诈、造假等手段不同，他用最干净的方法，取得了商业的巨大成功。

一

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在我同查理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离了解查理，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我在所阅读过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人。

查理就是如此独特的人，他的独特性既表现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他的人格上。比如说，查理思考问题总是从逆向开始。

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得到幸福，查理首先是研究人生如何才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强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大部分人更关心如何在股市投资上成功，查理最关心的是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大部分人都失败了。

他的这种思考方法来源于下面这句农夫谚语中所蕴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不去那儿了。

查理在他的一生中，持续不断地研究收集关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各业的企业以及政府管治、学术研究等各领域中的著名失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正确决策的检查清单，使他在人生、事业的决策上几乎从不犯重大错误。这点对巴菲特及巴郡（即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50年业绩的重要性是再强调也不为过的。

查理对于由于人类心理倾向引起的灾难性错误尤其情有独钟。最具贡献的是他预测：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会计审计制度的漏洞即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2008 年和 2009 年的金融海啸及全球经济大萧条不幸验证了查理的远见。

二

查理的头脑是原创性的。

他有儿童一样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的科学家所具备的研究素质和科学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任何一个问题在他看来，都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通过自学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

这点上他和自己的偶像富兰克林非常相似，类似于一位十八九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近代很多第一流的专家学者能够在自己狭小的研究领域内做到相对客观，一旦离开自己的领域不远，就开始变得主观、教条、僵化，或者干脆就失去了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大都免不了瞎子摸象的局限。

查理的脑子就从来没有任何学科的条条框框。他的思想辐射到事业、人生、知识的每一个角落。

在他看来，世间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一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并贯穿在一个思想框架中，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在所有学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普世智慧”，以此为利器去研究商业投资领域的重要问题。

查理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是基于对知识的诚实。他认为，这个世界复杂多变，人类的认知永远存在着限制，所以你必须要使用所有的工具，收集各种新的可以证否的证据，并随时修正。

三

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存在思想盲点。我们对自己的专业、旁人或是某一件事情或许能够做到客观，但是对于天下万事万物都秉持客观的态度却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违人之本性的。

但是查理却可以做到凡事客观。查理也讲到了通过后天的训练是可以培养客观的精神的。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养成将使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预测到别人预测不到的未来，从而过上更幸福、自由和成功的生活。

即使这样，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真正得到的真见卓识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一种不能够界定其边界的能力，当然不能称为真正的能力。

怎么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

查理说，如果我要拥有一种观点，如果我不能够比全世界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反驳这个观点的人更能够证否自己，我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所以当查理真正地持有某个观点时，他的想法既原创、独特又几乎从不犯错。

四

一次，邻座一位漂亮的女士坚持让查理用一个字来总结他的成功，查理说是“理性”。

然而查理讲的“理性”却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理性”。查理对“理性”有更苛刻的定义。正是这样的“理性”，让查理具有敏锐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对于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也能一眼看到事物的本质。

巴菲特就把查理的这个特点称作“两分钟效应”——他说，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一个复杂商业的本质说清楚。

巴郡投资比亚迪的经过就是一个例证。记得 2003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谈到比亚迪时，他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王传福本人，也从未参观过比亚迪的工厂，甚至对中国的市场和文化也相对陌生，可是他当时对比亚迪提出的问题和评论，今天看来仍然是投资比亚迪最实质的问题。

巴菲特说：“本杰明·格拉汉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汉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

五

查理的兴趣不仅限于思考，凡事也喜欢亲历亲为，并注重细节。

他有一艘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双体游艇，而这艘游艇就是他自己设计的。

他还是个出色的建筑师。他按自己的喜好建造房子，从最初的图纸设计到之后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全程参与。比如，他捐助的所有建筑物都是他自己亲自设计的，这包括了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宿舍楼、哈佛高中科学馆以及亨廷顿图书馆与园林的稀有图书研究馆。

六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

我认识查理是在 1996 年，那时他 72 岁。到今年查理 86岁，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查理的精力完全没有变化。他永远是很早起身，7:30 开始早餐会议。同时由于某些晚宴应酬的缘故，他的睡眠时间可能要比常人少，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旺盛的精力。

而且他记忆力惊人。我很多年前跟他讲的比亚迪的营运数字，我都已经记忆模糊了，他还记得。 86岁的他记忆比我这个年轻人还好。这些都是他天生的优势，但使他异常成功的特质却都是他后天努力获得的。

查理对我而言，不仅是合伙人，是长辈，是老师，是朋友，是事业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他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时机固然重要，但人的内在品质更重要。

七

查理喜欢与人早餐约会。

记得第一次与查理吃早餐时，我准时赶到，发现查理已经坐在那里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了。虽然离 7:30还差几分钟，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令我心里很不好受。

第二次约会，我大约提前了一刻钟到达，发现查理还是已经坐在那里看报纸了。

到第三次约会，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查理还是在那里看报纸，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座位，终年守候。

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个钟头到达，6:30 坐那里等候，到 6:45的时候，查理悠悠地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头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以后我逐渐了解，查理与人约会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费时间，会拿出准备好的报纸翻阅。自从知道查理的这个习惯后，以后我俩再约会，我都会提前到场，也拿一份报纸看，互不打扰，等7:30 之后再一起吃早饭聊天。

八

偶尔查理也会迟到。

有一次我带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创业者去见查理。查理因为从一个午餐会上赶来而迟到了半个小时。一到之后，查理先向我们两个年轻人郑重道歉，并详细解释他迟到的原因，甚至提出午餐会的代客泊车应如何改进才不会耽误客人45 分钟的等候时间。

那位中国青年既惊讶又感动，因为在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一位地位如查理一般的长者会因迟到向小辈反复道歉。

九

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参加了一个外地的聚会。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纽约，没想到却在机场的候机厅遇见查理。

他庞大的身体在过安检检测器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不断鸣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检，如此折腾半天，好不容易过了安检，他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可查理也不着急，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书籍坐下来阅读，静等下一班飞机。那天正好我的飞机也误点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问查理：“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巴郡也有专机，你为什么要到商用客机机场去经受这么多的麻烦呢？”

查理答：“第一，我一个人坐专机太浪费油了。第二，我觉得坐商用飞机更安全。”但查理想说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条：“我一辈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而不希望自己被孤立。”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为拥有了钱财而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单间，占地一层的巨型办公室里，见面要层层通报，过五关斩六将，谁都不能轻易接触到。这样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我手里只要有一本书，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查理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一本书，即使坐在经济舱的中间座位上，他只要拿着书，就安之若素。

有一次他去西雅图参加一个董事会，依旧按惯例坐经济舱，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国小女孩，飞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积分的功课。

他对这个中国小女孩印象深刻，因为他很难想象同龄的美国女孩能有这样的定力，在飞机的嘈杂声中专心学习。如果他乘坐私人飞机，他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十

查理虽然严于律己，却非常宽厚地对待他真正关心和爱的人，不吝金钱，总希望他人多受益。

他一个人的旅行，无论公务私务都搭乘经济舱，但与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时，查理便会搭乘自己的私人飞机。他解释说：“太太一辈子为我抚育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体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十一

查理一旦确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去做一辈子。

比如说，他在哈佛高中及洛杉矶一间慈善医院的董事会任职长达 40年之久。对于他所参与的慈善机构而言，查理是非常慷慨的赞助人。但查理投入的不只是钱，他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这些机构的成功运行。

查理一生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认为人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一生不断提高修养，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这种生活方式对查理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在外人看来，查理可能像个苦行僧，但在查理看来，这个过程却是既理性又愉快，能够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这么独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独特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一起在 50年间为巴郡创造了这样了不起的业绩。

查理·芒格与“股神”巴菲特相伴50年

十二

有人问查理，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优秀的配偶？

查理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她/他，因为优秀配偶都不是傻瓜。

晚年的查理时常引用一句话来结束他的演讲：“我的剑留给能够挥舞它的人。”

十三

与查理交往的这些年，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

旅美 20 年期间，作为一个华人，我常常自问：中国文化的灵魂和精华到底是什么？

客观地讲，作为五四之后成长的中国人，我们对于中国的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的。

到了美国之后，我有幸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系统地学习了对西方文明史起到塑造性作用的 100多部原典著作，以希腊文明为起点，延伸到欧州，直至现代文明。

在整个阅读与思考的过程中，我愈发觉得，中国文明的灵魂其实就是士大夫文明，是一个如何提高自我修养、自我超越的过程。

孔子《大学》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古代中国，士大夫文明的载体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帮助儒家的追随者塑造自身的人格，而且还提供了他们发挥才能的平台，使得他们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政府为官，乃至社会的最上层，从而学有所用，实现自我价值。

科举制度结束后，在过去的上百年里，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体的现实依托，变得无所适从，尤其到了今天商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具有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个传统尽失的商业社会，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适用呢？

晚明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当时的商人曾经提出过“商才士魂”以彰显其理想。

从工业革命开始，市场和科技逐渐成为影响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两股力量。近几十年来，借由全球化的浪潮，市场与科技已经突破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在全世界范围同步塑造人类共同的命运。对于当代的儒家，“国”与“天下”的概念必然有了全新的含义，“治国”与“平天下”的当代解读早已远远超出政府的范畴。

在当代，市场与科技代替古老的科举考试制度，为怀有士大夫情怀的读书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可以说查理就是一个“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

十四

首先，查理在商业领域极为成功。然而在与查理的深度接触中，我却发现查理的灵魂本质却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学者。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查理对自身要求很严。他虽然十分富有，但过的却是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现在居住的房子还是几十年前买的一套普通房子，外出旅行时永远只坐经济舱，而约会总是早到45 分钟，还会为了偶尔的迟到而专门致歉。在取得事业与财富的巨大成功之后，查理又致力于慈善事业，造福天下人。

查理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讲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

他的成功完全靠投资，而投资的成功又完全靠自我修养和学习，这与我们在当今社会上所看到的权钱交易、潜规则、商业欺诈、造假等毫无关系。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用最干净的方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巨大成功。

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满怀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是否也可以通过学习与自身修养的锻炼，同样取得世俗社会的成功，并实现自身的价值及帮助他人的理想呢？

十五

2010 年初，与查理相濡以沫 50 年的太太南茜不幸病逝。几个月之后，一次意外事故又导致查理仅存的右眼丧失了 90%的视力，致使他一度几乎双目失明。对于一位 86 岁视读书思考胜于生命的老人而言，两件事情的连番打击可想而知。

然而我所看到的查理却依然是那样理性、客观、积极与睿智。他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消极放弃，在平静中积极地寻求应对方法。

他尝试过几种阅读机器，甚至一度考虑过学习盲文。后来奇迹般的，他的右眼又恢复了 70%的视力。我们大家都为之雀跃！然而我同时也坚信：即使查理丧失了全部的视力，他依然会找到方法让自己的生活既有意义又充满效率。

无论顺境、逆境，都保持客观积极的心态——这就是查理。

作者：李录

来源：《穷查理宝典》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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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盘中及时把握正确买点,在实际操作中非常重要,尤其是短线投资者。

介绍一种利用分时盘中即时换手率与股价即时涨幅来确定即时买点的办法。

一、确定买入条件：

1、当天的换手率要达到3%以上,介入点在该股上涨2%之后（如果大幅高开,

只要上涨1%就可介入）。

2、开盘后股价超过半小时上涨达2%,认为是稳步上涨；在10分钟内上涨幅度

超过3%,认为是放量大涨。　


二、盘面出现以下情况,可即时介入：


1、股价稳步上涨,分四种情况：

（1）股价在开盘半小时左右稳步上涨,换手率达到0.6%；

（2）股价在开盘一小时左右稳步上涨,换手率达到0.8%~1%；

（3）股价在开盘一个半小时左右稳步上涨,换手率达到1.2%~1.5%；

（4）股价在开盘二个小时左右稳步上涨,换手率达到1.7%~2%。　


2、早上放量大涨,分三种情况：

(1）股价在开盘半小时左右放量大涨换手率达到0.8%~1%；

（2）股价在开盘一小时左右放量大涨,换手率达到1.2%~1.5%；

（3）股价在开盘一个半时左右放量大涨,换手率达到1.7%~2%；


3、下午放量大涨,分三种情况：下午前半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

涨幅在2%以上,换手率分别达到1.8%~2.1%、2.2%~2.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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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新友老友大家见字好，我是一哥，欢迎来到“一哥干货”。

     成功的交易者必须战胜自己贪婪和恐惧，方法简单一些，不断学习，形成正确的交易理念，坚持原则就能在复杂的股市中取胜，昨天一哥跟大家聊了一些选股的技巧，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短线的交易原则，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１．短线操作是以快速盈利为目的，不能盈利和不能快速盈利，都是与目的相违背的，这就应尽快摆脱这笔交易。

　　２．短线操作绝对不能以预期其会大幅反弹，而以价位较低为买进条件，这点一定要切记！黑马不会在创新低的股票中产生。只有脱离低价区的股票才有快速上升的动力。

　　３．在个股已经到达循环低位后的第一根大阳线买进。不要因为价位相对较高而不敢买进，或不愿买进，只要股价在你操作的时间级别内创出新高，就表明你的买进是正确和安全的。在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情总会有利润。

　　４．每个人都会犯错，哪怕你遵守了以上所有规则。一旦你的操作和预期目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就表明你错了。既然错了就退出这笔交易，不要有什么金钱上的影响，尤其不能有低位加仓摊低成本的概念，这会导致你死不认错，泥足深陷，最终是心灵和资金受到折磨。

　　５．短线交易的资金分成三份为宜，信心足的可以二份投入一只股票，尤其是强势涨停的股票。涨停表示大家愿意以更高的价格去买进，本身就代表强烈的上涨欲望，股价在涨停的价位很自然的有强劲的支撑力量。

　　６．大势下跌时不要追逐强势股。不分时机不讲时宜，成天在市场进出的人不可能有大出息，知道有所放弃才能有所得，不要被贪心和欲望所左右。短线操作讲究动如狡兔，静如处子。一切交易都需要一贯性的原则，只遵循惟一的买进和卖出信号交易。

　　７．循变理论的短线交易原则如上所述，交易信号的确立只是将日线图交易信号，缩短为１５分钟图交易信号，关注的时间级别降低。个股的走势是涨跌互现，交替循环的，选择处于强劲的短期上升循环的个股并且转化为市场买盘，盈利就会成为很自然的，短线交易也就是如此简单。难的是一般人很难建立一贯性的态度，并遵循一贯性的策略。

    各位老铁，交易原则很非常重要，交易原则也跟自己的交易模式有关，要总结一下适合自己的原则，然后贯彻执行！一哥在这里祝愿各位老铁们股市一路长红！我们明天见。！还想说一句“点赞也是一种美德”你的鼓励是一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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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一坐s话投资



  投资中的教条主义，拿了律己，则容易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容易误导了别人。所以，对这种教条主义必须力求发现之、破除之。那么，在投资中有哪些教条主义需要破除掉呢？
    1、用格式体系去操作费式体系投资标的的教条。
    价值投资从诞生以来，在这个大家庭之中可以梳理出三派：一派是格雷厄姆体系，被巴菲特称之买“烟蒂股”。后来遵循得比较好的是施洛斯。二是费雪体系，更强调一家企业的显著经济特征，强调是买入伟大或优秀的公司。芒格更多的是属于这一体系，并且在很多方面的智慧表现得更高超。那么，巴菲特究竟属于哪个派的呢？显然，巴菲特是这些投资大师的集大成者。如果非要给他归类的话，我认为巴菲特早期更多的属于格派，而其中后期的投资更多的是倾向于费雪、芒格体系的。三是巴西的3G资本。与巴菲特、芒格的买企业连同“买入”管理层不同，他们不仅要买入符合价值投资的标的，而且还要派出自己的管理层，对公司进行内外科手术，进而让企业的价值得到最大化释放。如果对标一下，中国的复星系既向巴菲特学习（但不是机械学习），但同时也带着些3G资本的色彩。显然，这第三派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我为什么非要对价投的流派体系进行一下梳理呢？因为我发现，有些投资者似乎未对价值投资的各种流派作深入的全面理解，以致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比如以格式的眼光去买入费雪、芒格式的标的，或者以费雪、芒格式的策略去长持格式的标的等等。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表现在教条主义的话，那么后者则有些学虎不成反类犬啦！
    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按照格式体系的标准买入贵州茅台这样的标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你可能在300多、400多就认为已经实现了价值发现就卖出了。这本身并无厚非，因为按照格式体系的教导，投资就当这样，低估买入，高估了（或者自己认为价值发现高估了）卖出，然后再去找新的投资标的。特别是格式体系对投资的企业质地似乎并不太看重，更为主要是的图便宜、有折扣，便可以买入，以等待其价值回归。但问题是，茅台这样具有很强经济特许权的标的，究竟是符合格式的呢，还是更符合费雪式的呢？回答显然是后者。我想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所以，卖出了就不要再给自己找什么理由，因为在我看来，因为越找理由，越证明自己犯了这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即本来是买入费雪式的投资标的，却按照格式体系的理论给卖掉了。
    其实，这样的教条主义，大家彼此都容易犯，关键是要自省自己，检讨自己，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投资态度。
    2、买好的不如买得好的教条
    霍华德·马克斯在其《投资最重要的事》一书中说得明明白白，就是买好的不如买得好，即强调价格的重要性。这显然又更多地带有格式体系色彩。然而，对于个人投资者、业余投资者来讲，我发现如果你真的如此去遵守，又难免有些教条啦，因为从我的投资经验中，如果我们一开始出发点是买好的，哪怕当时买入的并不太便宜（当然不能说是疯狂），然而若干年下来，收益率要远远大于你当初买入的便宜的标的，再说了，这样的标的还要经常换，经常拿着探测镜去探测，个人投资者、业余投资者也没有那么大精力。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时间是优秀企业的朋友，而是平庸企业的敌人。此外，就资本市场的属性来讲，它天生就具有一个很强的市场功能即将资源不断地向优质资源进行配置，而作为优质资源代表的优秀企业自然就容易脱颖而出（哪怕一时得不到市场认可），而烂企业就容易被慢慢边缘化（哪怕它一时被炒上天）。所以，在我的那本电子小书中，我就专门提出来，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业余投资者选股的“第一思维”就是选好企业，最好是能够选择到世界上最会赚钱、最持久赚钱的超级印钞机式的公司。至今，我依然固执地秉持着这样的一个观点：不买则已，买就买好的，然后再等个好价钱。
    这是不是有些颠覆这些传统的价值投资理论呢？我觉得一点也不是，反而我认为，投资就是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建立起符合自己实际的一套投资体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住：投资并不是简单地去背诵几句价值投资的教条，更为重要的是运用。
    3、用PE去机械估值的教条
    用PE进行估值这是市场是最为普遍的。关于它的“有用”与“没用”，我们何时该运用它，何时又要注意它的失灵，自己以前的文章是不止一次论述过的，这里就不再总是重复了。但是，对于一家企业的估值真的是这么简单，即像郑人买履一样，拿着PE这把尺子一套就知道高估低估吗？显然不是，如果那么简单，那大家就都在股市会赚钱了。其实我前期文章《投资最简单的是什么》一篇小文中，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即科学的估值公式，就是一家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如此而已。但最难办的事情就是这个估值公式不好计算，如果真的要计算就有些书生气了，但是它可以给我们以很好的思维方式，即通过分析考虑时间周期、未来自由现金流的释放能力、贴现率、管理层的品德与才干等四个关键因子（这四个关键因子，可以让我们琢磨一辈子啊），去对一家企业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然后自己再得出是个胖子还是瘦子的结论。唯有在这种现金流折现模型理论思维指导之下，再从估值工具箱里找出PE、PB等工具去衡量一下，庶几才尽可能地达到接近事实真相的目的。这确实是一项既是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工作，远不是只拿着几把估值尺子一量，就能够得出高估与低估的结论的。
    那么请问：那些只会拿着这种简单的估值工具，不分投资对象、不分所投行业属性的去套一套，就得出估值高低结论的投资者，是不是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呢？回答又是肯定的。
    4、分散与集中的教条
    许多的教科书都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自己以前认为，这大抵是对的。然而，随着投资年限的渐长，自己越发地明白这种分散与集中的一些教诲也是有些教条的。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作为个人投资者，不投资则矣，投资就应该多做能够改变自己财富命运的大决策，而这种大决策的机会一旦来临应该重重地下注，竭尽全力将自己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这种机会上，甚至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完全是可以的，甚至还是十分有效的。不是吗？我们看到，在中国A股有些聪明的投资者将自己的资金就是集中在茅台或格力这样一支优秀的投资标的上，不同样收到了超出自己人生预期的财富收益吗？投资在知识上是不断做加法，而在投资标的上原来却是要不断做减法的，所谓艺高人胆大是也（这事当然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做，不可拘泥）。只可惜自己先前对这个道理明白得还是太晚，比如原先在某个具体投资标的上，还设什么上限不到30%比例等等，即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条条框框。或许作为机构投资者这样控制比例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小资金量的个人投资者、业余投资者有此必要吗？当机会来临之时你要重重下注，原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哎，还是那句话：我们总是老得太快，聪明得太迟啊！
    大文学家、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这话说的真是太绝妙了！想一想，读书多的人，特别是将书读呆了的人确实容易如此。那么，运用到我们投资上，我们又容易上哪些印刷品的当呢？这事还真得让我们自己常常思量思量啊！
   
     注：作文本身就是在解剖别人的同时，更是解剖自己。老实说，上述这些教条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总是犯，或者说投资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纠偏，包括不断纠正这种教条主义之偏的过程。所以，切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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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监管层给出了“三类股东”在IPO审核中的明确口径。与此同时，随着“三类股东”企业IPO审核进度解冻，困扰拟IPO企业已久的“三类股东”问题成为历史。

2016年初，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报道了一则内容为“拟申报IPO的企业股东中有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的，按照证监会要求，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持有拟上市公司股票必须在申报前清理”的消息。

该消息也被认为是“三类股东”问题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拟IPO企业，尤其是来自于新三板市场的拟IPO企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IPO审核进度的冻结。在IPO发审常态化的背景下，这一情况体现得尤为明显，而监管层对“三类股东”问题则采用了不否认也不表态的处理方式。

监管层迟迟不明确审核口径，市场只能自发找寻适应新环境的方法，清理“三类股东”成为了众多拟IPO企业的必然选择。

尽管清理“三类股东”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仅有不多的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清理工作，因此市场仍在期待监管层能够明确“三类股东”问题的解决之道。

但新问题随之产生，有市场人士表示“三类股东”问题的主要矛盾将转移到核查的操作层面，化整为零。

需符合最新金融监管要求

1月12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讲道：“考虑到‘三类股东’问题不仅涉及IPO监管政策，还涉及新三板发展问题，证监会对‘三类股东’问题的处理非常慎重，经反复研究论证，近期明确了新三板挂牌企业申请IPO时存在‘三类股东’的监管政策。”




首先是基于拟IPO公司股权稳定性的考量。证监会表示，“为保证拟上市公司的稳定性、确保控股股东履行诚信义务，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不得为‘三类股东’”。

不过，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记者统计的情况显示，极少有拟 IPO 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第一大股东是“三类股东”的情形。

与此同时，证监会要求中介机构对发行人及其利益相关人是否直接或间接在“三类股东”中持有权益进行核查。

“‘三类股东’此前一项重要的问题便是可以隐藏一些代持或利益输送的关系，穿透过程中对此提出明确要求符合证监会的监管思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公司股权机构的稳定。”华泰证券一位资深保代1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证监会对“三类股东”审核的另一边界则是同最新金融监管方向的结合。

如证监会要求为从源头上防范利益输送行为，防控潜在风险，从严监管高杠杆结构化产品和层层嵌套的投资主体，要求存在上述情形的发行人提出符合监管要求的整改计划。另外证监会还提出了为确保三类股东“依法设立并规范运作，要求相关产品纳入金融监管部门有效监管。

事实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目前正在排队的企业处了解到发行部的要求实际上更为细致。

发行部在反馈给企业的要求中特别点出要求中介机构核查企业的“三类股东”是否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监管要求。

“这一点肯定是新要求，资管业务指导意见发布没有多久，证监会就将这一内容作为要求，可见该文件影响深远。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三类股东’的产品成立已有数年，是否能够满足资管业务指导意见的要求不好说。”前述华泰证券人士分析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证监会的要求中并未有包含对“三类股东”持股比例的要求。

“三类股东”持股比例问题是此前市场聚焦的话题，监管层在一些培训会或交流中也透露出会根据持股比例进行划断。如可能会将累计持股不超过5%或单一主体持股不超过5%都可能作为分化的判断标准。

有市场人士表示，不排除未来在实际审核的过程中，发行部会以窗口指导的形式补充明确对持股比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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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资跨境并购：转折与希望

多年后回望，人们会发现，对于中资跨境并购来说，2017年是一个特殊的转折年。首先从规模看，2017上半年从前一年创历史新高的火爆，降温急冻，下半年逐步缓慢升温，全年并购金额下降了35%。从目的地看，对美并购下降8成，对欧并购下降5成，对亚洲地区尤其“一带一路”相关则升幅明显。 更关键的是，政策基调从之前的鼓励变为要求理性、真实，市场氛围也随之转变。技术、资金等需求推动下，中资跨境并购的动力仍在。而目前处于草拟阶段、下一步将出台的《境外投资法条例》，将为业界指明更多方向。 （辛灵）

2016年是中国跨境并购创历史新高的一年，中国还超越了美国成为境外企业的最大收购国，并购大单频见媒体头条，不过在2016年底中国监管为海外投资定调要求理性、真实之后，2017年的境外并购相关的头条大多变成了监管政策的动态。

据汤森路透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中国境外并购额达到了1419.2亿美元，较2016年的2181.6亿美元下降了35%左右。不过，并购交易数量并未下降很多，2017年为866宗，2016年为918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的交易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对欧美并购大幅下降，亚太区域的并购则显著上升；标的行业分布也发生了不小变化，汤森路透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媒体娱乐行业的中国境外并购规模降至了34.1亿美元，而2016年的规模高达204.1亿美元。

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回落是境内外监管环境变化的双重体现。另外，上半年降温明显，下半年有所回暖。

“单看2017年对比2016年，是有比较大的下滑，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包括国内的外汇管制、对某些行业的限制等。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些，2016年是中国海外并购爆发性的一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不规范的一年，把时间拉长五年到十年的话，2017年仍然还是历史上的高位，中企出去并购的大趋势是不可扭转的。”瑞银亚太区投资银行部主管金弘毅在1月8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监管环境变化

2016年底，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四部门连续发布通告，监管层将限制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

“回落背后很重要一个原因还是国内监管环境的变化，就我的经验而言，2017年前半年真正成功的交易很少，后半年相对多一些，企业比较谨慎。”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中国区管理合伙人方健1月11日通过电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2017年8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境外投资项目分成了鼓励开展、限制开展和禁止开展三类情况，该指导意见显示，将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

一般而言，大额跨境并购都需要过发改委、商务部和外管局三道流程。2017年初出现了有公司因外管流程遇到问题，最终终止收购海外体育资产的案例。当时有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监管层以外汇审批为支点，在不改变监管放宽原则的前提下，试图截流那些不合理的对外投资，具体表现为监管部门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去证明投资的合理性，监管的不确定性上升。

“2016年年末出台的外汇管制，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到2017年4月份的半年间，许多企业处于观望态度。他们观望监管部门的ODI（境外直接投资）审批流程实际执行起来有何变化，也在摸索可行的外汇融资渠道等等。一个直观的体会是2017年4月初之前，企业来找我们大多是咨询，委托我们去境外并购投标的客户并不多。4月中下旬以后，我们收到的竞标邀请明显增加了，可以感受到市场的回暖；另一个回暖的重要因素是企业逐渐摸索出了外汇融资的方法。”美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川1月11日通过电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2017年年初，有跨境并购领域内的律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国内审批流程的不确定性变强。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是否发生了变化？

“有些企业按照规定去报批，投资的标的也在政府鼓励投资的行业范围内，同时不存在母小子大等受限制的情况，获批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孙川说。

“就我的体会而言，相关通知出台后，属于鼓励范畴内的境外投资，其监管的透明度和确定性还是相应地提升了，但从获批时间上来看，还是没法掌握的。”方健说。

在国内外汇管理收紧的同时，一些企业积极探索境外融资的渠道，“通过六个月左右的操作，大家摸索清楚了可行的方式，比如过桥贷款，还有内保外贷、内存外贷也有操作成功的案例。另外，有些企业将标的公司的资产做抵押在境外获得贷款（即传统的杠杆收购模式）；另一些企业则是通过抵押与标的公司无关的境外资产或子公司股权，再加上母公司担保在境外借款。”孙川说。

但境外融资也与境内监管的不确定性挂钩，“一些境外放款机构会根据相关项目境内审批通过可能性的高低决定是否放款，比如一些机构会看企业的投资标的是否属于政府鼓励范围内，再考虑要不要提供过桥贷。”孙川说。

在中国境内监管不确定性上升的同时，不仅仅是国内企业变得更为谨慎，境外卖方同样如此。

“对境外卖方来讲，交易的不确定性也出现上升，这也是为什么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规模降幅较大，发达国家卖方倾向于更保守一些，将交易的确定性看得更重，涉及金额也较大，容易触发审查。据我观察，他们能够避开中国投资者就避开。”方健说。

没有选择直接避开中国买家的境外卖家，则提高了交易的反向分手费。“从卖方来讲，交易的机会成本上升，与之相关的就是反向分手费的水涨船高。前几年常见的是交易金额的3%-5%，过去两年开始上升到6%、7%，我们还看到了10%的案例。”孙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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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除了国内监管政策动态不断之外，也传出了不少中资在并购目的地遇到监管阻碍的消息。最近一例受阻案例便是蚂蚁金服收购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双方在1月2日宣布终止该交易。“和近一年前我们刚宣布交易时相比，现在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很明显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仍不会批准这个交易。”速汇金的CEO Alex Holmes在声明中表示。

对美并购降8成

CFIUS是一个美国财政部、国防部等多个部门的跨部门间组织，审查对象是对美国公司构成外国控制权的外资并购交易，调查其是否会带来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但近期有迹象显示，CFIUS审查流程在审查时间和审查结果方面的不可预测性正显著增加，另外除了历来重点审查的半导体领域外，触发审查的行业有扩大的趋势。

在并购目的地当中，美国的情况较为突出。汤森路透向21世纪经济报道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资对美并购的规模为120.9亿美元，2016年的规模为625.8亿美元，降幅达8成。

“并购目的地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比较突出的是美国的监管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标的资产为高科技、个人数据、GPS等数据的外资并购。美国参众两院2017年11月初提交的扩大CFIUS权责范围的《外资安全审查现代化法案》草案，未来会不会获得通过？最后通过的版本和草案会不会有区别？对中国投资有何影响？2018年到美国投资，尤其是涉及敏感领域的交易，监管风险比较高，不确定性比较大，可能意味着潜在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等都要增加。比如前述草案一旦通过后，CFIUS备案费用最高可达30万美元，而10%的反向分手费也有可能成为常态。”美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川1月11日通过电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境外监管的风险正在上升，我认为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被阻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在境外持续会有类似的声音出现。不单是美国，欧洲大陆也有类似趋势。”瑞银亚太区投资银行部主管金弘毅1月8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

上述境外监管升级的另一表现是，一些热门的并购行业的大降，据汤森路透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高科技行业的中资境外并购额为47.8亿美元，而2016年该数字为420.3亿美元，降幅达9成左右；另外金融行业下降至了92.4亿美元，2016年的规模为123.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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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效应”似乎是一阵风潮。

也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对于A股的驱动效应，整个市场对于钢铁、有色和化工的关注度骤增，似无出其右者。

然而，“财富效应”向来很难成为普惠大众的故事。

即便只是在A股的K线图背后，我们亦发觉，分化丛生。（李新江）

“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中铝山东30.80%股权、中州铝业36.90%股权。”

如果放在3年前，很难想象1月11日晚间收购公告的主人，会是曾经巨亏162亿元的中国铝业（601600.SH）。

剔除央企改革的因素外，中国铝业这份加码主业的底气，或许便在于对未来行业和铝价的持续看好。

实际上，大到工程机械，小到日常使用的抽纸，几乎所有商品价格在2017年都在上涨，并催生方大炭素（600516.SH）、沧州大化（600230.SZ）等一系列牛股。

更典型的，2017年3月份上市的寒锐钴业（300618.SZ），仅用半年便上涨10倍。

二级市场的疯狂追捧，并非没有道理，由于成本端相对固定，涨价对业绩的拉动堪称恐怖，甚至还有上市公司“去年亏3亿，今年赚10亿”。

近期动辄数十亿的业绩预告，便足以说明一切。只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则，涨价对于每个人来说，并非都是好消息……

1月12日，广发基金前明星基金经理刘明月的形容更为贴切，“周期股一旦起来，其魅力可秒杀一切防御类型或者稳定增长类型的股票，其‘弹性之大、速度之快‘令稳定增长或消费类型股票显得‘丑陋无比’。”

化工界“王亚伟”翻车

“总以为心有成竹，结果却是意外翻车，天天看球，马上都能写球评了。”A股投资人周锦（化名）笑称。

由于大学专业就是化工，秉承只做最熟悉行业的原则，周锦的自选股里清一色都是化工股。虽然从2011年开始，化工品价格连续调整，但是凭借着“业绩反转”的选股思路，他每年都能保持10%至20%的稳定收益。

最让周锦得意的是，2015年股市波动后，他只用了半年，便将市值重新做到了5100点时的水平。经此一役，他更是将自己戏称为化工界的“王亚伟”。

可是，就在这几天，他算了下收益情况，却发现2017年整体亏损15%。

“仓位配置思路很清晰，一半做业绩反转的个股，赚取稳定收益，另一半配置存在重组预期的标的，博取超额收益。”周锦说。

与其他行业人士一样，周锦同样看到了2017年化工品涨价的机会，这成为他配置业绩反转类个股的主要逻辑。

对此周锦介绍道，“选这类标的，就要找产品跌的最惨的行业。要不不买，要买就买最惨的，这类公司利润基数低，未来增长幅度很恐怖。”

正是秉承这一思路，周锦选择了草甘膦、TDI、尿素等细分子行业，其中也包括了2017年牛股之一的沧州大化。

“2016年上半年还是巨亏，公司曾停牌重组，结果重组又失败，基本上处于等着退市等死的状态。结果，三季度TDI突然从1万元涨到5万元，上演了惊天大逆转。”他表示。

看到2017年TDI行业利润仍十分丰厚，最终周锦买入了沧州大化，这给他带来了相当丰厚的收益。

而作为“进攻端”的选择，周锦押宝在了太化股份（600281.SH）、南风化工（000737.SZ）两只个股上，并认为两家公司经营不善，将大概率进行重组。

事实证明，无论是行业，还是个股的选择上，他的判断均十分到位，相关公司2017年业绩均十分亮眼。

“我太专注于行业了，没有注意二级市场风格的变化，大盘股都是机构配置的，个人投资者肯定是追求绝对收益，所以才会选择更容易拉抬的小盘股。”周锦说。

这次，他错了，虽然部分小盘股利润增长很好，但是股价却在不断下跌。

以周锦买入的某化工股为例，2017年前三季度利润增幅便接近20倍，全年股价却出现了10%以上的下跌。

这让他始终想不通，“大家都不炒概念了，凭啥大盘股涨，小盘股就下跌。要说业绩，增幅比大盘股还高。如果说小盘股估值高，凭借2017年那么高的利润，估值也降下来了。”

只是，如今A股的“一九”行情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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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初以来，印度人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商品和服务税（GST），这是莫迪系列改革的关键举措之一。虽然这项被誉为印度独立以来最大的税收改革在启动前后始终面临激烈的争论，甚至遭到许多商业人士的抵制，但在莫迪的强力推动下，这一早在瓦杰帕伊政府就开始酝酿的税制得以于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税制把中央和地方纳入了统一管理，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有利于提高纳税积极性，并减少逃税与黑市的现象。正因为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世界银行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将印度2018年营商环境排名大幅提升30名至第100位。这份报告认为，过去几年间印度取消了上千条限制性和冗余性法律法规来提升发展效率，开放多行业和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使得印度现有营商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在本专题中，记者试图探析这一系列改革给中国企业投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赵海建）










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获得投资者青睐。但近两年莫迪的改革却也让印度经济面临改革阵痛。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2014年上台以来主打改革牌，其不仅推出“印度制造”战略，还进行了包括“废钞令”、“GST税改”等在内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同时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期让这些制约印度引入外资的“短板”被补齐。

一系列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在对GDP计算方式、基准年份进行调整后，印度2014年GDP增速从4.7%修正到6.9%，2015年GDP增速更是一举达到7.6%，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名列增速榜首。

快速的经济增长让莫迪在2017年提出了一个“小目标”——要在2022年前打造一个“新印度”，并希望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让穷人和中产阶层从中获益。

这让越来越多的机构对印度的经济看好。世界银行在1月10日发布的《2018年全球经济展望》（以下简称“《展望》”）中表示，尽管在201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中，印度名列中国之后，但印度很可能在2018年重登增长速度第一，因为印度消费仍然强劲、出口复苏，而随着政策改革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投资也将复苏。

但也就在一周前，印度中央统计局（CSO）在1月5日将2017-2018年度的预计经济增速从7.1%降至6.5%，这是近四年来的最低增幅，原因是实施商品和服务税（GST）影响仍在持续，而制造业增长放缓。

印度国民大会党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1月6日通过社交媒体抨击称，莫迪政府忽视经济智慧，对印度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灾难性打击。《纽约时报》也在1月6日刊文称，数十年来支持莫迪的两条腿——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和他对印度经济复苏的强有力的承诺，如今看来有些摇摇晃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综合采访获悉，“废钞令”、GST等政策改革的确在短期内对印度经济产生了影响，但是随着莫迪政府的改革继续推进，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下，印度经济增长热度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从而维持其经济增长态势。

下一个第五大经济体

自莫迪上台以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政府的GDP从2014年的2.035万亿美元增长至2.264万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印度经济每年的增速均超过7%。印度GDP到2018年将比莫迪上任时增长三分之一。

在这样的飞速增长下，印度俨然成为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中的新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印度很可能在2018年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印度驻广州总领事唐施恩2017年12月26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提出的像“印度制造”计划（Make in India）、“印度创业，印度崛起”计划（Start-up India and Stand-up India）等一系列倡议让政策更宽松、更自由，能够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吸引外国资本。

根据印度商务部数据，2013-2014财年印度外商投资流入（FDI）总额还在360.5亿美元，到2014-2015财年、2015-2016财年时已分别达到451.5亿美元和554.6亿美元，2016-2017财年更是达到了600.8亿美元的新高。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1月12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道，从FDI的增长来看，目前印度2017-2018财年的FDI已经达到了400多亿美元，印度FDI流入增长的态势也符合莫迪的希望——在投资上寻求经济增长点。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拉贾莫汉日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摒弃了此前“刻意低调的内向政策”，而是“像邓小平当年打开国门，让中国和各个方面开始交往一样”，加强对外合作，引入国际资本。

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当问及为何看好印度经济的时候，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印度的潜力，“或许就是下一个中国”，尤其是目前印度的消费水平较低，随着经济发展，能源、电子商务、支付、教育等诸多领域将面临更多的需求。

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一个巨大优势——人口红利。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数据，印度截至2017年7月人口数约为12.82亿人，其中，0-14岁人口占27.34%，15-24岁人口占17.9%。而印度的生育率也是除非洲和中东地区外最高的国家，每个妇女在生育期间生育子女数量约2.43，这保障了印度未来十几年中的劳动力需求。

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在1月4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印度快速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良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会支撑印度的GDP增长，随着政府实施改革（如GST）的实施，惠誉认为，印度将会出现明显的全要素增长，从而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效率。

人口基础的庞大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需求让跨国企业，尤其是消费、科技领域的企业对印度市场满怀期待。波士顿咨询在报告中指出，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印度社会的发展，消费者行为和消费模式正在转变，印度进行线上消费的人群将在2020年时较2017年增长2.5倍，到2025年，印度的消费支出预计将达到4万亿美元，而印度在这一领域的12％的增长速度将超过预计的5％的全球增长率的两倍，也将使印度成为第三大消费市场。

这让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将印度视为下一个发展的前沿，中国的科技企业也纷纷在印度布局。

根据印度研究机构Venture Intelligence的数据，截至2017年9月，非印度公司在印度共投资176亿美元，打破了2015年创下的173亿美元的纪录，预计2017年全年投资总额可能高达200亿美元。

而投资额中将近90亿美元流入了网上零售商Flipkart、支付公司Paytm和打车软件Ola等十家企业中。此外，创业数据平台Tracxn数据显示，2017年创业投资交易数量为973笔，而2016年却将近1300起，这意味着投资者对创业公司的投资更加集中。

刘小雪认为，目前中国企业也偏好在印度通过股权投资来收购合适的企业，这相较直接在印度建设投资而言，减少了因不熟悉印度营商环境所带来的风险。

为引外资改革频出

印度近年来的FDI飞速增长，与莫迪为改善印度营商环境所做出的努力有关。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收购等问题为外商所诟病。

经合组织（OECD）在《2017印度经济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指出，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往往是掣肘其招商引资的主要因素，供电能力较弱、供水能力不足、公路和铁路运力较弱也增添了物流的成本。

在《调查报告》访问的2000名印度企业家中，约45%的企业家认为，自身公司和业务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便是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

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根据印度商务部数据，印度政府2017-2018年的财政预算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总支出达39613.3亿卢比（约合591.8亿美元），较2017财年修订预算增加了10%。印度政府预计，在2019年大选之前还将在高速公路、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部门中高度投资。印度财政部部长Arun Jaitley也曾表示，在2月1日即将出台的2018-2019财年预算中，重点将放在农村经济和基础设施上。

此外，莫迪还在2017年10月时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中建设超过83667公里（年均16735.4公里）的道路，从而让印度的人员流动、企业商品流动能够更加便捷。

但实际上，印度政府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5年间，印度建造了4410公里的国道，2015年至2016年的道路建设达6061公里，而2016-2017财年的建设量也只有8200公里，这离年均16735.4公里显然还有一定的距离。

为此，莫迪将公路行业开放为允许100％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此外，印度还开发了一种新的混合年金模式，其中前五年占项目成本的40％，而私人企业在项目完成后占60％。

而在土地收购方面，外资企业要大规模进入印度设厂建设也是一个难题，由于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度，修路、土地收购等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中会需要长时间的协商时间。刘小雪表示，像中国曾有开发商在印度投资便因为土地的问题而陷入僵局，“当然实际情况也更加复杂”。

而韩国十大财团之一的韩国浦项制铁公司（POSCO）更是曾耗时12年试图进入印度市场，但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其在2004年提出要在印度建设千万吨级别的钢厂，尽管印度政府多次介入，但2015年时还是暂停了120亿美元的钢厂项目，并最终在2016年时宣布放弃印度建厂计划。

在这个著名案例中，尽管浦项早已取得了铁矿石开采证和环境许可证，但到宣布放弃为止，建厂用地仍未完全移交，而环境许可证却在2017年7月便到期，建厂已没有充分时间，该公司在印度项目的员工也从80人减少至了6人，关键人员均回到了韩国，这反映出外资企业在印度设厂面临的“鸡肋”难题。

在印度想要直接复制企业在本国的经验是很难实现的，但刘小雪表示，印度也在为改善营商环境努力，“比如说莫迪政府每年会做一个投资环境排行表，对每个邦的情况进行评估，从而促进各个邦之间的开放、竞争，但这个政策也是刚刚实施。”

得益于一系列的改革，在世界银行2017年10月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印度的全球排名从2016年的130位提升至了100位。但世界银行同时指出，印度在执行合同、办理施工许可等方面改善仍然不是很大。

根据印度《经济时报》1月4日报道，印度政府还将采取90项改革措施，以期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跻身前50。

世界银行在《展望》中指出，印度政府基础设施支出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共服务和互联网连接，而在政府和印度储备银行（RBI）的帮助下，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弱点得到了缓解，预计印度2018年经济增长7.3%，并重获主要经济体增速最快的宝座。

经济繁荣下的隐忧

印度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的同时，琐碎的改革加剧了商业的不确定性，让投资者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对于印度而言，2017年是经济多元化的分水岭。”毕马威印度执行合伙人Nitin Atroley在2017年12月29日表示，包括GST、总规模达2.11万亿卢比的公共部门银行资本重组计划和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方面在内，印度2017年在经济领域中提出了诸多倡议，这让国际企业也会越来越重视印度市场，并增加投资。

印度也在逐渐打开大门迎接外国企业以及投资，但这个过程仍然比较缓慢，苹果、宜家、耐克等跨国零售商也是在最近才获得了“准入券”。

1月11日，莫迪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放宽外国资本在零售领域的限制，使得单一品牌跨国零售商将可以经由自动审批程序在印度开展零售业务。

这让苹果公司等未能在印度开展经营的外国企业可以在印度扩展其零售版图，印度政府表示，这一系列措施将带动“投资、收入和就业的增长”。

而在此前，单一品牌跨国零售商并且是外商独资的企业必须满足一个苛刻的条件，那便是印度本土的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价值必须占总价值的30%及以上，才能够在印度国内进行销售。苹果此前称，由于印度本土的电子工业企业产出零部件不能满足要求的质量和数量，要满足这项规定短期内无法实现。

“印度政府也在积极尝试将使更多的行业进入自动路径，而不是需要政府批准。”印度律师事务所Khaitan＆Co合伙人Atul Pandey在1月6日表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自动许可路径中。在印度外商投资制度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动许可路径，另一类则需要政府审批。

在Atul Pandey看来，2017年印度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进行了积极改革后，2016-2017财年印度外商投资流入总额本可以更高，但由于印度政府采取了重大的宏观经济改革，例如实行破产法、简化了外国投资制度的核准以及GST的实施等，加上投资制度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在短时间内，外国投资者对其印度投资计划犹豫不决。“GST和其他宏观经济改革的执行情况的不力也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一名来自市值超3万亿人民币的互联网公司不愿具名的印度市场调研人员1月8日表示，目前印度的经济还是过于落后，平均消费水平还是过低，无法在短期内获得相应回报，使得投资人的热情下降。

该人士表示，除了电商和新兴的短视频风口，互联网公司都转入严格的ROI（投资回报率）考核，“投资人投资也更加谨慎，不再抱有疯狂烧钱做大规模，然后轻松收割的念头”，这使得公司对于投资更加集中、谨慎。也便出现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前面提到的2017年印度创新企业投资总额提升但投资数量却大幅下降的情况。

在Nitin Atroley看来，目前印度的私人投资还未跟上预期，商界认为政府的政策不够友好，他们没有看到印度市场需求充足，反而是出口增长显著放缓，导致缺乏对新投资的信心，像GST等规则和条例的频繁变动更是增添了动荡的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但“法规的变化表明，政府希望走向更加规范和透明的商业生态系统，以提高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和商业强国的地位。”

刘小雪则认为，对印度而言，像对单一品牌跨国零售商的改革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莫迪抵抗住了重重阻碍将其推出。“莫迪近期的改革都非常扎实，这种趋势也表明莫迪将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印度不断提高自身的营商环境，尽管不是颠覆性的变化，但却是在一点点地积累起来，能够产生量变，这也是世界银行能够大幅度提高印度“营商环境指数”排名的原因。刘小雪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下，资本寻求增长最快的地区，印度会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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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竞争的磨砺下，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正在进行着一场振奋人心的赛跑。

从1G的落后、2G的跟随、3G的突破到4G的并跑，中国移动通信一路追赶，时至今日已与美欧形成鼎足而立之势。而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中国在标准制定、频谱规划、技术试验、基建筹备等多方面正做出超前布局——中国将成为5G时代重要的领跑者。

从TD-SCDMA到TD-LTE，中国在参与通信标准制定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漂亮的逆袭之路。不同于此前两代移动通信，5G将打破不同标准和制式的藩篱，形成全球统一的标准。在制定5G标准过程中，中国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国人在通信标准组织担任关键职位的有30余个，投票权超过23%，文稿数量占比30%，牵头项目占比也达到40%。

由于应用场景多样化，5G需要更丰富的频谱资源，然而有限的频谱资源与不断增长的通信需求是难以解决的矛盾，这需要各国做好频谱规划。目前只有中美两国发布了各自的规划：去年11月，中国率先发布了5G系统在中频段的频谱使用规划，美国此前则率先公布了高频段的规划。

5G商用也进入了倒计时时刻，目前，美日韩等多国公布了商用的时间表，中国计划在2020年正式商用5G网络，但随着5G技术研发试验的快速推进，以及首版支持快速部署的标准的出炉，中国有望在2019年实现5G的大规模试商用。

中国率先发布中频段规划

2017年底，首版5G NR标准在国际电信标准组织3GPP RAN第78次全会代表们的掌声中正式冻结并发布。今年6月将完成5G的首版完整标准。5G将打破此前通讯网络不同标准制式的藩篱，在3GPP下形成全球统一的标准。

近日，工信部赛迪智库无线电管理研究所所长李宏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前两代通信标准、制式不统一，就像铁路分标准轨和窄轨一样，造成诸多不便，3G时代存在着WCDMA、CDMA2000、TD-SCDMA三种制式；4G时代则形成了TD-LTE和FDD-LTE两种制式，这对设备研发、用户使用造成很多障碍，“5G将实现全球统一的标准和制式，不仅能解决全球漫游的问题，也将大幅度降低终端设备的成本。”

近日，在中国信通院无线与移动领域副主席李珊看来，在3GPP的标准架构下共同完成5G的统一标准确实已经成为中美日韩等国的共识，“现在看，5G时代最大的问题可能不再是标准统一的问题，而是频谱统一的问题。”

频谱是研发、部署5G系统最关键的基础资源，如果将5G通信视作车流的话，频谱就是通行所必须的车道，频谱越宽，通信的效率就越高。

李宏伟指出，频谱是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某部门占用了一个频段后，其他部门就很难使用。不断增长的通信需求的与有限的频谱资源是难以解决的一对矛盾。

国际电信联盟曾预测，到2020年，国际移动通信频谱需求将达到1340MHz-1960MHz，届时中国移动通信频谱需求为1490MHz-1810MHz，频谱缺口达1000MHz。

李宏伟表示，无线电在不同的频率传输有不同的特性，5G需要各国做好统一规划。“频谱规划是引领性的，只有定下规划之后，产业界才能按照相应频段的要求和技术特性来设计产品。”

2017年11月，中国发布了5G系统在中频段的频谱使用规划，明确将3300－3600MHz和4800－5000MHz频段作为5G系统的工作频段。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国际上首个发布5G在中频段使用规划的国家。

5G在中频段能取得覆盖范围与传输速率的最佳平衡，是大多数国家公认的适于率先商业的频段。而在高频段（业内称为毫米波）方面，各国意见并不统一，毫米波成为频段之争的一个焦点。

工信部去年批复了24.75-27.5GHz和37-42.5GHz频段用于5G技术的研发试验，并公开征集在毫米波频段规划5G使用频率的意见，毫米波的研发逐渐提上日程，欧盟在5G高频段方面的考虑与中国相近。

另一方面，美国早在2016年已确定将27.5-28.35 GHz、37-40 GHz作为5G毫米波的授权频段，与此相近的是日本和韩国正在考虑的方案。

工信部赛迪智库无线电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彭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毫米波方面，中国是严格在ITU的框架下来试验的，ITU有望在2019年确定毫米波频段的指导性政策；相对而言，美国在提前发布毫米波频段是一种“抢跑”行为，美国可能希望借此抢占先发优势，并对ITU施加影响。

他表示，向高频发展是5G重要的发展方向，其主要原因在于中低频的黄金频段已经基本被占用完毕，缺少足够的物理带宽。

李宏伟则指出，此前国内的频谱分给一些部门之后就成了各自的自留地，使用效率不高。以后5G发展起来后，频谱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频谱的共享与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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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杭州在2017年打破当地房企长期占据杭州市场龙头份额格局的同时，产城模式也在加速布局。

据悉，2017年杭万实现产城运营管理总资产突破200亿元，长租公寓泊寓300天布局16个项目6000多间房间数、随园养老经营收入破亿元。

万科杭州副总经理张强在1月10日举办的万科“城市配套服务商”杭州实践交流会上透露，发展仅一年半时间的产城公司，目前已拥有4个万科中心、2个产业小镇、1个产业园、5个万科生活广场以及13条新街坊商街。

目前万科在杭州已布局产城、产办、商业、长租、养老、家装、教育、物流、“轨道+物业”等领域，“从1到N”复合多元生态格局已初步显现。

与城市同周期发展

张强分析道，万科杭州产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2017年杭州发生的众多大事件中，临安撤市设区影响巨大。”此后，杭州市区版图由4876平方公里扩大到8003平方公里。而深圳市总面积1996.85平方公里，杭州相当于4个深圳。

此外，2017年底政府先后出台《**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拥江发展”战略的意见》和《杭州市拥江发展四年行动计划（2018-2021年）》。张强向记者分析，这对于以精致著称、以西湖为代表的杭州来讲是一个巨大转变。当“拥江发展”成为杭州一个重要历史选择，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和亚运村为带动的“拥江发展”核心地段的发展空间成为整个城市构架格局拉开之后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

一个事实是，杭州2017年持有物业资产价值效率得到明显提升，估值超过25倍。张强认为，这些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可能代表了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和里程碑。万科在杭州的城市变化过程中，参与的城市建设与产业落地也将有迹可循。

据了解，万科杭州的产品与服务主张最早是在住宅业务中提出，经过2015年试点和2016年V8产品全面实践，住宅主张已成为万科杭州内部的共同工作标准。

万科已从内部协同、提供更好产品和服务角度，开始提炼和总结产品与服务2.0时代。

产城运营模式

据悉，随着一线以及强二线城市商业地产进入成熟周期，杭万产城的业务将以三种类型呈现：城市核心区的产办；产业集中度较高，城市功能完善的新区项目（产城）；社区商业。星商汇和大屋顶是万科杭州沉淀和输出产城服务能力的两大平台。

2018年，万科杭州也在关注城市核心区域做产业园的机会。其模式将是，吸引单一的龙头企业入驻，并做相关企业上下游产业的配合，强调整个园区的综合性和复合业态。万科产城还研发出公社系商办项目，主要以服务50人左右，基本处在创业或创业拓展期的企业为主。

在城市周边则是开拓小镇和新城，落地社区商业。张强特别指出，万科杭州做社区商业，包括新街坊、万科生活广场等产品线，会与印力或印象城这类项目区隔。运营的生活广场规模在一万到五万平方米左右面积；以邻里中心为表现的商业，强调为周边一到三公里的提供生活配套设施服务。

万科杭州在养老领域也收获颇丰。2009年，随园养老在杭州良渚落地首个项目。目前随园养老已形成长者公寓、康护医疗、养护照料、居家养老4大类产品系列，服务覆盖杭州、宁波、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近10万名长者。据介绍，居家养老业务随园之家正进入快速外拓和增值阶段。2018年3月，其“城市版”随园生活将在杭州奥体板块的海上明月项目亮相。

万科杭州养老业务负责人余芳在发布会现场介绍，2017年养老业务在医养领域取得了较大突破，与杭州钢铁集团、钱江新城投资集团分别建立合资平台，探索“医养业务”混合所有制，并与众安房产等单位合作，逐步落地医养项目。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郁亮曾指出：“如果一个城市仍然单纯追求发展经济指标，是不适应未来需要的。”对于企业更是如此。张强透露，目前万科集团城市配套服务商主要包括“美好生活场景师”“实体经济生力军”“和谐生态建设者”“创新探索试验田”四个角色。万科杭州也将逐步落地这些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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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或许从未想过，“横纹肌肉瘤”这一如此陌生的名词会在2017年闯入他的字典里，并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无意间接触到的一个互联网平台，会成为支撑他生活下去的希望。

2017年年初，王磊三岁的女儿小希鼻子一直不舒服，起初去医院检查都说是鼻炎。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小希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最后，小希在5月2日被确诊为“鼻咽部胚胎性横纹肌肉瘤”。

这对于王磊一家而言，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因为在医学领域，胚胎性横纹肌肉瘤是仅次于白血病的一种恶性肿瘤。医生甚至曾劝王磊放弃对孩子的治疗，因为治疗这病需要放疗，而孩子太小可能承受不住，最后很可能人财两空。

但王磊夫妻俩觉得，只要有一丝希望，都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后经过多方咨询，他们带着女儿来到天津某医院，开始了治疗。

“最初还觉得自己的钱够用，但开始治疗之后，才发现根本不够。”2018年元旦前夕，王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磊和妻子都来自山东农村家庭，结婚后两人一直生活在济南郊区。王磊从事销售工作，妻子是一名工厂工人，夫妻俩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之前的生活也算是过得去。

不过在女儿患病以后，王磊和妻子把精力都放到了照顾女儿上，收入来源基本断掉了。而他们的积蓄在数十万的治疗费前面，也只是杯水车薪。“亲戚朋友都借过了，借来10几万，但依然还差很多。”王磊表示。

去年8月份，王磊在医院中遇到了几位来推广水滴筹的业务人员，经过了解后，他试着在该平台为女儿筹款。出乎王磊意料的是，在短短一个月内，他获得174779元的捐款。“没想到能筹到这么多钱，这笔钱对小希的治疗帮助非常大。”王磊向记者表示。

实际上，这也是水滴公司创始人沈鹏在两年前没有想到的。彼时，沈鹏是美团的10号员工、美团外卖联合创始人，他没想到，自己的离职创业选择，会在后来给诸多类似王磊一样不幸的家庭，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六年美团“学习”

2016年3月19日，沈鹏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正式宣告自己将在4月份离开倾注了6年青春的美团。2010年1月，大学还未毕业的沈鹏加入了美团，那时，美团网站还没有上线，算上他总共只有10名员工。

沈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是一个喜欢不断挑战自我的人。大学期间，他就在不停地折腾创业，做过很多小生意，也搞过互联网项目，但都没有做大。因此，他决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去学习创业。

作为人人网和饭否网用户的沈鹏，当看到媒体报道王兴的饭否时代已结束，正在寻找下一个机会时，他就定下目标，要跟王兴一起创业。2009年11月，沈鹏给王兴投过一次简历，当时应聘的是产品经理，但这次面试在电话中就宣告结束，他甚至没有见到王兴。

一个月后，当沈鹏看到美团在招聘商务合作岗位时，他再次投出简历，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美团。从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沈鹏这一学就学了6年。

从最初的团购业务，到后来一手主导美团外卖的成立，沈鹏的职业生涯伴随着美团的成长，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一位接近沈鹏的人士告诉记者，美团的这些经历，给其后来的创业过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甚至把公司注册名定为“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而“既往不恋，纵情向前”是王兴最爱的一句话。

据沈鹏回忆，在其决定离职创业的时候，美团已经和大众点评完成整合工作，当时公司总共有3万多人，而他作为美团外卖全国业务负责人，手下管理着6500多名全职员工以及很多代理的配送员和工作人员。

此时的沈鹏，在美团虽已大权在握，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感到很痛苦，这个痛苦来自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当时，他处在美团管理岗位上，参与业务的时间少了很多，更多的是在处理人事、行政等事务的审批上，这与其爱折腾的性格极为不符。

“我想挑战自己，想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想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沈鹏说。于是，2016年4月15日，沈鹏正式离开美团，随后正式创立了水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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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18年，泉州金改五年期满。

2012年12月底，继浙江温州、广东珠三角金改后，福建泉州正式获批成为第三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剑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因在于，泉州民营经济发达，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尤为迫切。

根据总体方案，泉州金改主要目标是，五年左右基本形成与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分层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基本建成主体多元、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完善形式多样、功能完备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着力拓宽资金投入实体经济渠道，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着力支持薄弱领域发展，促进泉州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五年过去，对于泉州金改成效，2018年1月12日，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生导师杜朝运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评价称：“泉州是福建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的中心城市，民营经济发达，泉州金改根据泉州经济特点，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主要在‘实’上面做文章，这几年做的还是不错的，泉州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房价也保持稳定，一平米均价1.5万元左右，一定程度上说明资金进入了实体经济，也没有出现大的经济风险。”

最近，杜朝运曾参与评估泉州金改，他坦言，在创新创举方面，泉州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大胆的探索，同时及时总结提炼，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贡献泉州经验。另外，也有参与评估人士表示，泉州在金融科技方面探索不多，不过也有现实因素，毕竟不是一线城市。

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相关人士透露，下一步，将进一步推进泉州金改区建设，打造金融资源集聚区，包括争取设立民营银行，推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开展综合化经营管理试点等。同时，打造资本运作集中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在产融结合、民间融资等方面继续探索。

新设多类机构补短板

1月12日，泉州金改现有成果，首先体现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不难理解，地方会利用金改红利，加快金融资源集聚，补齐金融短板，同时通过充分竞争，降低融资成本。

譬如，泉州利用金改红利，加快发展金融新型业态，新设海西金融租赁公司、七匹狼集团财务公司、兴业消费金融公司，泉州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三类非银机构的地级市。

1月12日，七匹狼集团财务公司相关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是福建省首家民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也是中国首家服装行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财务公司作为企业集团的内部银行，可以实现提高集团资金使用效率，降低集团综合财务成本、拓宽和畅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是民营企业进入金融的有益尝试，是产业金融的突出代表，以融促产、以产带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其次，泉州民营经济发达，作为草根创业型城市，泉州金改以产业集群、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金融服务为重点。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相关人士透露，省、市两级财政共同设立金改专项资金，并逐年增长，累计投入金改资金超过10亿元。

2018年1月12日，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相关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泉州金改获批以来，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线，以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为重点，力求打通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两个通道”。

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相关人士透露，预计2017年全市金融业增加值314.72亿元，比2012年增加175.25亿元，增长80.24%，年均增长12.5%；2016年底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979.24亿元，比2012年底增加776.48亿元，增长64.56%，2017年11月底，这一数据达到2108.98亿元。

华东某地金融办负责人曾调研过泉州金改，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泉州金改很好，对于传统制造业，金融支持搞得那么好，不多见。现在，我要学习泉州金改。”

具体来说，包括“无间贷”产品、建立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平台、设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共担资金、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建档等一批创新举措。

比如“无间贷”产品，泉州银行方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泉州地区民营经济占比高达90%，区域内小微企业以家庭作坊式、家族企业为主，资金安排的不确定性大，在担保难融资难的背景下，对银行的续贷要求强烈。

泉州银行探索全新的贷款模式——无还本续贷，即对经营面正常 、征信良好的小微企业，在原贷款到期时无需归还贷款本金，重新签订合同即可完成续贷。

此外，建立“首贷”模式，通过“征信+政府担保+银行贷款”等联动，支持有一定成长性但缺乏抵押担保、未与银行建立信贷关系的小微企业与银行建立“首贷”关系。目前小微企业信贷覆盖率35.26%，比2012年底翻番。

设金融工作局监管类金融

泉州金改也致力探索地方金融监管体制，试图突破“管不到、管不好”问题。

首先，成立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小组，由市委书记担任第一责任人、市长担任第一组长，构筑形成政银保司企一体、市县乡联动的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格局，累计化解处置68个风险担保圈，协调帮助500家以上困难企业资金链问题，防范金融风险。

其次，整合分散在相关部门的地方金融工作职能，设立泉州市金融工作局，承担地方金融事务综合协调和服务职能。

“泉州市金融工作局整合了分散在金融办、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等部门单位的地方金融工作职能，并且是泉州市政府组成部门。”接近泉州市金融监管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比如，此前经信委负责小贷、典当、融资性担保等类金融机构监管，现由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监管。

华东某地金融办负责人认为，地方金改尤其需要有一支专业素养高的金改干部队伍，“在金改工作中，有些部门动作慢一点，不是不努力，而是对金融工作不了解”，金融专业人员非常关键。

他表示，各地在开展金融改革后，对金融办（局）的机构、编制等都进行了大幅强化。一是机构升格政府组成部门；二是大幅增加编制，以事业单位为主；三是增加金改处室；四是市场化解决，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

2012年前，泉州市金融办挂靠市政府办，共5名编制。2014年6月，泉州市金融工作局金融局正式运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之一，现在则是24名编制，还从外部抽调和借用了一些工作人员。

争取上级资源很重要

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相关人士坦言，泉州金改虽然取得一些实际成效，但泉州金改工作和金融业发展还很不足，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没有突破，与各方期盼相比还有不少差距。

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相关人士总结，主要不足是：首先，自主创新还不够多。产品服务创新多，体制机制创新少；在现行框架中运作多，打破思维定势的创新少，金改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其次，核心突破不够强。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地方法人银行存贷比仍然偏低，实体经济对金融的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根本和有效满足。

最后，创新环境不够优。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限制较多、基层金融机构创新空间较为狭小、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责不相匹配等问题比较难以突破。

接近泉州金融监管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更多在于中央层面，地方权限有限；加上近年来形势更趋复杂严峻，泉台金融合作优势减弱。

另一方面，有分析人士指出，从宏观层面来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是金融改革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在多位推进地方金改工作的政府人士看来，争取上级资源很重要，全国开展金改的地区很多，都没有建立部省共建机制，如果有需要解决的重点事项，点对点对接效果更好。

有政府人士表示，“泉州争取部委同志来挂职的效果很好，特别是争取到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来挂副秘书长。”

2014年期间，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处长李钢曾挂职泉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一年，李钢现任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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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始，印力联合万科、TRIWATER收购凯德20个购物中心，拉开了中国商业地产并购的序幕。

这宗交易的谈判、定价等细节，或将为之后的商业并购提供样本；对于存量巨大的商业地产而言，通过收并购，优秀的资产管理者接手将提升其价值。

作为万科旗下的商业运营平台，印力因此项收购也获得了极大关注度，收购完成后印力的管理面积将达到1000万平方米，跃居国内商业地产运营第二，仅次于万达。

1月8日，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印力商业董事长兼总裁丁力业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详述收购凯德资产包的过程，分享商业地产存量提升的机会，以及印力商业地产平台未来的规划。

他透露，印力计划在3年内实现2000万平方米管理面积，未来在租金收入、经营回报、品牌影响力等指标上也要达到业内“数一数二”。

收购凯德资产包细节

《21世纪》：本次印力收购凯德资产包，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丁力业：万科整合印力后，万科主航道做住宅，印力副航道（之一）做商业。然而，此前印力主要在20多个核心城市做商业地产，在万科布局了地产项目的很多城市，没有印力的商业地产项目，难以形成良好的协同。此次收购的凯德资产包，能弥补我们布局城市的缺漏，与万科、印力的战略相契合。

去年8月，我们与林明彦（凯德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接洽时，他们与之前已经谈得很深入的一家买方，因难以解决运营问题而搁浅。印力抓住契机，利用五个月时间完成了这笔包含多个项目的大额交易，包括尽职调查、资金安排等，速度很快。

《21世纪》：凯德为何最终选择了印力作为交易方？

丁力业：接手方必须具备运营能力，而不仅仅是资金实力。凯德资产包中的商业项目大多开业七八年以上，运营已相当成熟。此前，有中心平台负责管理各个项目公司的人力、财务等事项；收购后，中心平台与项目的联系被切断，项目公司缺少依靠。作为收购方，如果仅是财务投资人而没有运营能力，难以承接这些项目。

印力的优势是拥有相应的管理平台。这些购物中心位于印力六大城市公司管理半径内，印力可以很顺利地承接下来，收购后，原来项目上的人员都会被保留。

《21世纪》：收购的定价方案非常重要，但中国商业地产并购此前并无太多案例可循。本次并购中，印力、万科和TRIWATER分别出了多少份额？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丁力业：本次并购出资各三分之一，我们谁也不做老大，而是共赢。并购价格不同于一般的公司用成本法、评估法或市场的成交价参考，而是按照国际惯例的资本化率确定，就是现金流量法，将租金折成价值是多少。我们认为这是对商业地产最保守、也最稳健的定价方案，就看租金收入。商业地产的本质是靠运营，靠长期的收入。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增长，不是一次性买卖。跟地产开发是两个概念。

资本市场对一二三线城市商业地产的资本化率有一个评判标准。例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大概是3.5%到4.5%，二线城市在4.5%到6%之间，三四线城市是6%到7%。此次收购的20个项目是一个包含一二三线城市的资产包，最终资本化率取了6%到7%之间，得到了83.65亿这个价格。

在相同租金水平下，资本化率越高，价格越低，我们认为此次收购价格是非常合理的。这是国际通用的评估法，我们跟（黑石、万科、凯德等）大公司打交道都这样。

并购提升存量资产

《21世纪》：这项收购是否意味着，国内存量商业地产并购整合的开始？引发商业并购潮？

丁力业：确切地说并购是开启存量资产的提升。目前中国有很多的存量商业资产，按照人均面积来看，确实有些地方商业地产过剩，这部分存量如何进行提升是最大问题。在不拆掉重建的情况下，对外立面、室内等进行改造，变成一个崭新的购物中心，变得更有竞争力，这就是存量资产提升了。

以前许多人认为做商业地产很容易。拿个比较大的地，把住宅卖掉后“以售养租”，不仅得到了持有物业，还获得了税率优惠。这种模式并不可靠。商业地产还是要回归到运营本身。

商业地产有管理的基本要求，每年有固定的管理成本，比方说一年有几千万的费用，如果租金收入连基本的支出都难以覆盖，是很痛苦的。这对印力而言，意味着未来会有很多收购标的。

《21世纪》：从这次收购看，凯德在收缩战线回到核心的一二线，而印力是否要去到更多的二三线城市？

丁力业：这次收购实际上体现了印力和凯德不太一样的策略。中国老百姓不可能只在一线城市，广大的中产阶级更多在二三线城市。比如说四川地区的一些城市，宜宾、德阳、绵阳也是非常好的城市。中国的市场还很大，印力是中国公司，完全可以深入到二三四线，只要我们的购物中心能满足当地的消费，能够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可以去做。商场必须做到本土化，因为客户就是本地的。

《21世纪》：收购凯德这些项目后，印力会着手进行改造吗？

丁力业：这取决于市场。市场是在变化的，如果一个商场十几年不变，也难以生存。成熟运营商的改变都是在过程中，事实上此前凯德已经改过一轮。接下来希望能利用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做一些调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社区。

《21世纪》：接下来印力是否会有更多类似的收并购交易？

丁力业：传统的拿地开发模式不太符合万科对印力“尽快做到数一数二”的定位。将来，收并购会是印力加快速度的主要方式，我们会对收购标的定一个标准，跟战略吻合。

现在的问题在于（存量资产）打包的少，单个的多。一个一个项目谈很辛苦，所以我希望打包一起谈。因为既然做了一个包，一般来说对商业地产的认识、共同语言会多一点。

印力将走向凯德模式？

《21世纪》：万科成立两只基金收购旗下42个项目打包交给印力运营，后续还会有什么动作？

丁力业：方向的确是这样的，未来万科开发的项目优先交给印力运营。但万科内部有赛马机制，内部竞争。成为万科唯一的商业运营平台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做好。通过打造柔性组织，印力希望能跟上万科的节奏，同时在控制员工规模的前提下实现人均效益的提升。

《21世纪》：收购凯德资产包也是基金操作，印力是否会走向基金孵化+开发运营的“凯德模式”？

丁力业：可以说这个规律是绕不开的，商业地产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新加坡做商业地产比较早，发展比较快。国内以后的公司，商业地产一定是跟资本接轨，类似的私募基金方式在没有公募REITs之前，是非常好的模式。

这两年国内金融机构也看懂了租赁型业务的模式，以前他们觉得回报这么差，十年才拿回来，现在觉得商业地产每年都有非常好的现金回报，很稳定，就会支持。

商业地产的魅力还在于能与金融进行嫁接，利用金融工具促进商业发展。未来只要是有国家允许的金融工具推出，印力都会考虑采用，以此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21世纪》：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对印力有很大的期望，要在商业领域做到数一数二，那么印力现在有没有具体的目标？

丁力业：目前我们的管理面积是近1000万平方米，排在国内第二。未来三年，我们希望管理面积能做到2000万平方米。

《21世纪》：印力有商业平台租金收入百亿的目标吗？

丁力业：租金百亿，未来可能是这个方向，我们争取快一点。商业地产的魅力就在于，运营好的话每年都在增长。住宅每年销售额都清零，商业地产不用清零，是持续稳定的收入。

《21世纪》：印力还要“领先领跑”，如何衡量一家商业运营商的行业竞争力和领导力？

丁力业：管理面积并不能完全衡量运营能力，在内部管理和经营回报方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回报率指标，就是运营净收入除以项目总投资；还有商业模式，包括控制成本、项目选址、如何开发等一套体系，以后在中国一提起商业地产，就要想到印力的商业模式。

未来，印力希望从规模、产品、经营回报、商业模式、团队文化这几个维度，综合成为数一数二、领先领跑的商业地产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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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位于浙江省中部沿海，北临宁波，南接温州。“小微”，是台州的名片。这座常驻人口约600万的城市，有约50万经营主体，其中超40万家是小微企业。

2015年12月，台州市获批国家级小微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至今已逾两年。

事实上，台州的小微金改在此之前已经展开。台州作为金改试验区探索出多项经验，其中两项获得了多方关注：一是进一步完善当地信用环境，学习台湾经验，创新推出小微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帮助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已被复制推广；二是在自然资源禀赋不足的情况下，狠抓小微企业上市，借用资本力量，帮助企业规模化整合资源，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事实证明，以上经验为台州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近五年来，台州GDP增速在浙江全省保持前列。截至2017年11月末，台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02%，关注类贷款率为1.26%，远低于浙江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但除了金融服务之外，小微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依然有其内生焦虑。互联网冲击和企业龙头效应愈发明显趋势下，小微制造业何去何从，是摆在新一代台州人眼前的挑战。

打通15部门信息 信保基金杠杆扩大至37.5倍

台州藏富于民，与民营经济发达关系密切。而这背后，又离不开民间信用体系的先天基因与后天完善。

台州小微金改一项领先全国的经验，就与信用建设有关。在人民银行台州中心支行牵头下，在央行征信基础上，台州打通政府15个相关部门建立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供金融机构使用，内容包括企业股权、缴税、担保等情况，共计已有7800万条信息，而且还在开发大数据系统，对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

此项创新的背景是，目前我国各政府部门的信息实为“孤岛”，各部门对分享信息及接口的顾虑也很现实，比如担心信息泄露引发追责。台州小微金改同时打通15个部门信息的魄力可见一斑。

与之相关，台州小微金改另一大成果是成立于2014年11月的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下简称“信保基金”），规模已从首期5亿元扩容至二期的15亿元（目前已到位近10亿元），资金来源主要依托政府和捐资银行（以政府为主）。自成立以来，台州市信保基金运作团队接受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相关调研，类似模式也已在温州和上海先后推广。

回顾信保基金的由来，信保基金运行中心总经理曹永辉表示主要有二：一是化解2010年前后浙江省范围内都较为常见的企业担保链风险，二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缺乏抵押物）、融资贵问题。

该基金借鉴台湾的财团信保基金经验，采用间接担保模式，即合作银行将合意小微客户推荐给信保基金。创新点之一在于保费费率和代偿机制。据曹永辉介绍，小微企业信保基金的保费费率仅为0.75%，而一般担保公司的费率在1.5%-3%之间。信保基金为单户企业的最高保额为800万元，公司股东及个体经营户最高保额为300万。在代偿机制上，针对捐资行推荐项目，信保基金以保额的80%进行赔付；针对非捐资行则以65%赔付。

“因为我们采取了间接担保模式，让银行来推荐企业，通过风险共担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对银行做了一点约束。”曹永辉还表示，银行与信保基金合作的贷款项目不得追加第三方担保，不收取保证金及其他费用，且对贷款利率上限进行了限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台州市金融办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信保基金对银行推荐项目的通过率为83%， 截至2017年12月末，已累计代偿3707万元，占在保余额约0.7%，尚低于台州市银行业整体不良率。

在谈到信保基金为非营利性组织时，曹永辉表示，信保基金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一个履行为小微企业增信服务的社会公共职能的一个组织，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制有本质上的差异。反映在保费上，0.75%的担保费率主要用于运营成本而非覆盖风险。保障信保基金的持续运作，除了整体制度设计外，实际上还和当地的经济结构（是否实业发展为主）以及信用环境非常相关。

近日，当地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该信保基金对于小微企业融资有实际帮助，但在其看来，如果规模扩张过快，特别是对风控门槛的把握上如有所松懈，也可能酝酿风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台州市金融办获悉，截至2017年12月末，该基金累计担保122.78亿元，在保金额约52.8亿元，累计服务企业6675家。信保基金的服务能力还通过再担保得以进一步放大。台州信保基金与浙江省担保集团合作，向其缴纳40%的保费收入，在再担保业务上限及代偿上限内出现的信保逾期代偿，省担保集团将为台州信保基金分担50%的风险。这意味着，10亿元的基金规模，在捐资合作银行风险共担（信保承担80%）及再担保风险分担（省担保分担实际代偿的50%）后，最多可以撬动37.5倍的小微贷款。

上市企业聚集制度化安排成型

台州金改的另一大经验是，力推企业上市。

在温台两地都有券商从业经历的金融从业者陈立新（化名）对两地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

在他看来，台州和温州在产业结构上非常相似，且支柱产业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多是前店后厂式的家族企业起家，但台州近些年GDP表现远超温州，且没有爆发温州那样严重的民间资金链断裂危机，就得益于台州较早布局推动当地企业上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台州金融办获得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台州上市企业共52家（含3家境外上市），在全国地级市中（A股上市企业数量）排名第四位。仅台州温岭的泵阀上市企业就有利欧股份（002131.SZ）、新界泵业（002532. SZ）、东音股份（002793.SZ）、大元泵业（603757.SH）4家

“一家上市公司就是一个龙头，无论是集聚效应还是上下游整合的力量都更强，可以带动形成聚集效应。金融机构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方式也很多，企业融资渠道通畅后，抵御风险能力也会增强。”近日，陈立新表示。

上市企业聚集，与台州当地培育多年的企业上市风气有关。台州市政府对企业上市的官方定位为“经济裂变扩张、赶超发展”。推动小微企业在境内外直接融资，也是台州小微金改的重要内容。

1月9日，台州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称，台州市有区县已形成先上市企业“帮扶带”后上市企业的制度化安排，包括已上市企业给拟上市企业介绍相关中介机构，派相关专业人士答疑解惑，甚至也可能入股拟上市公司。据介绍，2017年台州市新报上市辅导19家企业，数量超过前三年总和。

翻看台州市52家上市企业时间表，可以发现台州企业上市爆发于2010年，当年就有9家企业上市，而2017年总计上市了11家。

据台州市金融办相关人士介绍，多年来，从政府角度，台州市主要致力于解决企业“想不想上”和“会不会上”两个问题。因此在上市宣传之外，特别在政策方面，一是帮助企业缓解上市经济成本较高的问题；二是帮助企业对接中介机构，了解上市流程，实现尽快上市。

2017年台州市金融办分别就企业股改和上市挂牌出台了两个“新十条”。就推动企业上市挂牌，新设立三个基金，其中包括2017年10月成立的上市担保扶持基金，先期规模为5000万元，设立背景是企业上市过程中，企业及其股东可能因为涉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产权过户、股改、补交社保等事项需支付大量资金，在抵押物以及信用额度有限的情况下，上市担保扶持基金为拟上市企业或其股东提供融资信用担保，缓解资金压力。

事实上，整个浙江省都处于狠抓“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的氛围中。

2017年9月，浙江省推出了“凤凰计划”，要求2020年争取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达700家，重点拟上市企业达300家，实现上市公司数量倍增；获得资本市场服务的企业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数的12%以上。

而在上市进程中落后的温州，在2017年4月直接提出了“争取到2021年底上市公司累计超过100家”的目标（截至目前上市23家），相关上市风险共担基金甚至直接为拟上市企业垫付上市费用。

小微的焦虑

在台州金改尹始，官方就把金改定位为解决小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快台州产业升级。

2017年初，台州市层面对于传统制造业升级提出了“三强一制造”目标，其中，智能马桶、温岭童鞋、工业缝纫机、太阳镜等产业均被列为重点质量提升产业；“台州智能卫浴”、“台州小微金融”、“路桥清洗与植保机械”、“黄岩模具”等新兴集群品牌发展得到政府支持。

互联网冲击下，除了上市之外，小企业如何在龙头效应下分得一杯羹？摆在90后台州人王鑫面前的传统设备制造企业如何升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众多小微企业面临的挑战。

王鑫的家族企业，浙江斯贝乐制冷电器有限公司主营制冷、西厨餐饮、自助餐台等于商用设备，集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一体。面对传统制造业和新兴互联网比较之问，王鑫反诘：“谁说制造业就比较稳定？”

在他看来，当下制造业竞争之残酷完全不亚于互联网。电商对传统制造业造成的最大冲击将价格信息全部透明化，原来只要和自己熟悉的经销商打交道，现在是面临全市场竞争。

《中国企业电商化采购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7年，我国企业对消费型通用产品和服务的线上交易额增速超过70%。随着千亿级电商化企业采购市场规模的形成，近年来国内各大电商采购平台成长迅速。

“人力成本上升非常明显，企业要提高利润，一是推出产品，当然前提是卖得好；二是开拓新的渠道，都不容易。” 王鑫背负的危机感，是新一代小微企业主的缩影。

谈及企业经营压力，另一名90后铝塑板企业主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台州民营企业众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相对于金融服务，实际上对税收政策更加敏感。

“实话讲，铝塑板其实制造工艺上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基本都是自动化生产，门槛比较低，国内市场竞争很激烈，我们做外贸比较多，过去两年汇率波动大，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该铝塑板企业主表示。

王鑫在兼顾家族传统设备制造企业的同时，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主营AR、VR和新零售，用他自己的话说，“提供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实体”。在杭州、上海乃至世界各地奔忙的他，在危机感的驱使下，似乎还想抓住点什么时代浪潮的机遇。而这，是融资之前他要交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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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的大时代到了。”2017年底，源星资本董事长、管理合伙人卓福民在上海环贸广场的办公室中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

访谈中，卓福民讲到了青年时在弄堂里画巨幅毛主席像、聊到了数日前老友们在影院看《芳华》后共同追忆往昔的对话，更多的则是对近20年股权投资从业生涯的回顾和行业未来的观察思考。

从上实控股到祥峰中国，从纪源资本到源星资本，他说：“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所有孤立的事件串起来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卓福民早年的投资战绩是代表上海实业对上海家化、光明乳业、联华超市等多家企业的投资，后正式进入股权投资领域，投资了携程、中芯国际、微创医疗、展讯通信、冠昊生物、安科瑞电气、美年大健康等代表案例。

近年来，源星资本已经在新科技领域进行了多个项目投资，如，手术机器人项目天智航、AR项目亮风台、水下无人机项目深之蓝、无人船项目云洲智能等。

根据他的观察，中国的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行业出现了三大发展趋势：创业企业从一国闭门创新走向全球性联合创新，投资机构从小型、分散、单元，向大型、集中、多元的方向发展，政府政策将从分散的单兵出击转向顶层设计、组合布局。

2017年，源星资本在已有三期综合性基金的基础上，成立了规模为1.5亿元的早期投资基金、规模为10亿元的文体行业基金，并正在酝酿产业并购基金的机会。

迎接大时代：股权投资的四大驱动力

卓福民曾在1995年至2002年6月间先后担任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上实”）董事总经理、CEO、副董事长，主导了上实的一系列投资并购交易，代表案例包括上海家化、光明乳业、联华超市、中芯国际、青春宝药业、汇众汽车等。

为了找到更多的业务增长点，他在1998年经高盛、摩根大通的引荐赴硅谷考察。也是在这一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成思危提交了在中国创投行业颇有历史意义的“一号提案”。

正式结缘股权投资行业的卓福民，推动了上实内部成立团队、以类VC的方式、按照创投基金的决策流程进行对外投资。

1999年，上实内部VC性质的“盛基基金”正式成立，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投资了10余个项目，其中包括在线票务服务公司携程和高端医疗器械集团微创医疗。

“我之前的路都是组织安排的，唯独出来做创投、离开体制，这是我主动坚持的选择。”2002年，卓福民告别上实控股，加入了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旗下的祥峰投资基金，组建了祥峰中国投资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在这之后的15年间，他还创立了思格资本，与时名“寰慧资本”的GGV合作，合并组建了纪源资本，而后在纪源资本成立了第一只人民币基金。

时至今日，卓福民仍然活跃在投资一线，保持着和团队一起找创业者们聊天、研究着市场上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产品的那种年轻人才有的亢奋状态。

回顾从业的20年，他说：“现在之所以我这么有信心，还在干活儿，是觉得大时代、新时代来了。”

《21世纪》：源星资本现在的团队、基金管理、对外投资情况都是怎样的？

卓福民：我们现在投资团队是20多个人，管理着5只基金，目前已投资了55个项目。

源星资本前身是纪源资本的人民币基金，始建于2011年，2016年才分拆出来，所以看起来规模还不是很大。并购基金成立之后，资金规模很快会有快速的增长。

我们前面几只综合基金主要投资Expansion（“扩张期”），2017年成立了一只早期基金，主要是投资和人工智能、90后消费相关的项目。

另外还有一只专门的文体产业基金，主要投资扩张期的项目。所谓扩张期，是指以B轮投资为主，也包括少量A轮、C轮的项目。

《21世纪》：现在中国国内的股权投资环境和上世纪90年代末的市场有哪些特别明显的变化？

卓福民：早年做股权投资，只要手里有钱，就有很多企业追着你。现在市场上的资金足够多，企业家更关注的是投资方能给公司带来什么资金以外的价值。

这就要求我们有更优秀的投资团队。团队不再仅仅是一个有历史、能传承的品牌，更要是一支懂行业 、有资源，在战略思考等方面能够帮助到企业家的团队。

2017年，十九大召开之后，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已经非常清晰了。我们现在的基础也已经非常不错了。

首先，中国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为我们的大时代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017年6月，我们去了一趟美国，我们这些投资机构在硅谷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欢迎，很多人在交流中都表达了对中国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和创投市场资金充沛的羡慕。

第二个原因，中国已经有相当的股权投资资金体量，让我们可以干更多的一些事了。股权投资的资金规模从三年前的1万亿到现在的6万多亿，这种快速增长的态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国内各个方面也都非常重视股权投资，从政府引导基金到养老金、保险资金，随着长期资金纷纷配置在PE/VC领域，行业的未来会更好。

第三个原因，在基础设施不断发展、资金持续涌入的同时，中国正在迎来全球化的新技术拐点。

人工智能领域，算力、算法和基础设施的提升，加上5G网络的推广，都为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带来了巨大的机会。除此之外，生命密码解析方面也迎来了新的技术拐点，包括免疫细胞治疗、基因(组)编辑技术、液体活检。

中国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制造业与智能的结合。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果说过去几年的大机会在“互联网+”，接下来的新机会将在“智能＋”。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正迎来一个新的机会：所有的产业都值得重耕一遍。我们正在迎来“智能+”时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更大的机会来自于“智能+”时代的到来。

逐鹿“智能+”：三大赛道的投资逻辑

在2017年的硅谷之行，卓福民参加了几场演讲的同时，在五天内接触了27个项目。他说，最喜欢两类项目：一类是让自己幸福地能睡个安稳觉的，一类是让自己兴奋地睡不着觉的。

“所有的行业都值得深耕一遍。”卓福民这样描述他对“智能+”的期待。

《21世纪》：源星资本在看的三大方向，也是股权投资机构普遍关注的领域，选赛道、看项目的根本逻辑在哪儿？

卓福民：健康医疗是长青产业，物联网是爆发产业，泛娱乐是长尾产业。未来这三个赛道都有很大的机会，这三者都能用“智能+”链接起来。

中国VC行业每年都有非理性亢奋的情况出现，大家一波一波地在追风口。最近几年也有很多VC因为盲目追风口吃了不少亏，比如2014年的O2O、2015年的直播、2016年的共享经济、2017年的新零售，都出现了“盲目抱团砸钱”的情况。

我做投资的时间很长了，认为追风口的必要性不大。应该追什么？如果以风口的说法，那就要找到持续有风吹的地方。怎么找到？就是和实体经济结合，促进国内已经有优势的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取得更大的成功。

中国有8000多万家企业，即使其中的20%实现“智能+”，这也是1600万家企业。机会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未来五年，乃至10年，我最看好的是通过“智能+”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这里是有机会的，看到在这方面耕耘比较深的企业我就去投资。这也是和整个国家的长期转型升级、整个国家的新旧动能转化是直接挂钩的。

《21世纪》：具体看“智能+”主题，早期投资的机会在哪儿？

卓福民：大家都在探索。我们是比较喜欢两个方向：一是，技术创新；一是，投资于当前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尚未突破的的关键节点。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投资模式创新的风险比投资技术创新的风险大。虽然投资技术创新也是有风险的，项目也有可能因为很多原因最终没能取得成功，但VC投资去支持他们的探索过程也是有社会价值的。

很多新技术在产业当中都是有很好的应用的，这里是有早期投资的机会在的。比如我们投资了一家做图像视觉技术的公司，之前对外一直是“雪藏”他们的。还有一家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去分析消费者的企业，为商家提供建议怎么去吸引和留住目标消费者。

这类项目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多。一方面是技术门槛高，多数人做不了；一方面是很多有好技术的团队选择了赚快钱，没有去探索在传统行业应用的机会。

《21世纪》：技术创新有极大的社会意义，但太早期的项目却也是有很大风险的。怎么去评估和管理风险，保证基金出资人的回报？

卓福民：我们的策略是“守正出奇”。对于一个基金来说，守正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说，要保证LP投资我们的每一只基金都是赚钱的，这是我们安生立命的根本。另一方面，每一只基金都赚钱并不等同于每一个项目都赚钱，我们在保证良好回报的前提下，才会投资那些值得我们去冒险的项目，也就是“出奇”。

“守正”的项目是让我能幸福地睡个安稳觉的，“出奇”的项目是让我兴奋地睡不着觉的。有了这两类项目，一家基金才是能同时兼顾财务收益和社会意义的，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

《21世纪》：哪些项目是让你睡不着觉的？

卓福民：这种项目不少，只是对外我们都会把他们“雪藏”。我希望到他们在市场上发声的那一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现在的市场太残酷了、竞争太激烈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够，很多机会一经发现就很多人一拥而上。

聪明的VC通常在投资项目后，被投企业的业务布局基本完成、到爆发点的时候才出来讲。

结构创新：全产业链投资新思路

不久前，卓福民去参加了团队同事女儿的画展。在他的心里，这些和他共同奋斗多年的伙伴，不仅是工作上的拍档，更是生活中的挚友。

2016年时，当很多同龄人已经步入退休生活，他带着在纪源资本期间一手组建的人民币基金投资团队，开始了基金创业的生活。

这一众合作多年的拍档，正是源星资本不断拓展边界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源星资本“综合基金+行业基金”结构的推进，他开始寻找更为多元化背景的人才加入。

2017年12月的上海国际股权投资论坛上，卓福民邀请了吕厚军、唐葵、路林、邵俊等一众好友聊起了基金管理人数量井喷式增长的情况下，行业的制度和结构创新之路要如何走。

在这一次观点碰撞中，他第一次用“四化”讲述了源星资本的发展思路，并把“团队专业化”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21世纪》：刚讲了投资层面的不追风口和如何选择项目，在管理结构上，源星资本在做哪些探索？

卓福民：早年做投资的时候，太早期的项目是不看的，太晚的项目因为体量过大也不一定做得了。现在，时代变了，我们无论是做PE还是做VC的，都要全方位地去投资。对于一个优秀的GP来说，不能再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阶段的投资上。

我们认为未来股权投资会向“四化”发展：专业化，团队管理上是专业化的聚焦于某行业，如健康医疗、人工智能等；规模化，要有相当的管理资金规模；全产业链化，从早期到扩张期到Pre-IPO到并购都要去参与；多元化，多个行业领域投资，甚至跨界融合。

对于源星来说，过去我们的投资是很单一的，就是只在扩张期的投资，现在我们的战略是“一横一纵”。横，是指每一个行业都有专业的团队在做，包括大健康、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纵，是指从早期到扩张期到成熟期到大型并购的全产业链投资。这就是我正在谋划的资本帝国。

《21世纪》：“综合基金+行业基金”，对应的人才团队怎么搭，机制上怎么考虑？

卓福民：现在基金越做越大，但大了之后却未必好。如果基金的收益和投资团队每个人切身利益的连接减弱，可能会出现“大锅饭”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在规模化、多元化的同时，必须要做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就是把核算单位切小，不让投资团队的激励随着基金管理规模的增大而降低。

吸引人才方面，我们偏好两类：一类是，年轻但有一定投资经验的人。他们有一定的可塑性，可以和我们一起做新科技项目的判断。另一类是，有成功创业经验或者担任过高级管理职位的人士，在基金中参与到类似于“Operation Partner（运营合伙人）”的工作中来。

《21世纪》：基金层面的阶段成果是怎样的，后续正在推进的还有哪些？

卓福民：我们的早期基金已经设立了，2017年也投了四个项目。扩张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主业，已经做了三只基金，投资了几十亿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完善全产业链的布局。

《21世纪》：在中国做大型兼并收购基金，还有哪些主要挑战需要突破？

卓福民：做大型并购基金除了行业眼光、资源整合能力外，还有是用杠杆，现在银行业已经做出了一些突破，包括并购贷款和投贷联动。只是我们现在的并购贷款不是放给基金的，是给企业对外并购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突破这个杠杆的问题。

另一个挑战来自和上市公司的产业基金的合作方式。如果我们所有的并购都能够为上市公司的发展、为他们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好的抓手，我相信这个事情是有价值的。但这个过程中仍然有许多难关要攻克。

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少千亿市值的公司，也有万亿市值的公司出现。他们一定是有做大型并购的需求的，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到产业里去做并购。

现在市场上还没有出现一只由股权投资机构发起并独立管理、多个大型企业出资当LP、投资并实现完整退出的基金。需要时间让大家去探索，我们希望去尝试。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设想，还没有正式迈开步子。随着包括与杠杆相关的政策环境逐渐发生变化，鼓励相关杠杆的出现，加之上市公司的积极性，我相信在中国市场上做大型并购将成为一个通行做法。(编辑 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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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交部1月9日消息，中国经贸代表团本月将访印度，并参加第三届印度西孟邦全球商业峰会。该会议是印度西孟邦政府主办的年度性全球商务投资会议，旨在吸引外商投资。中国是会议的主角之一，30多家企业将随团到访。中国对印度投资近年来显著增长，据商务部亚洲司数据，截至2017年6月底，中国对印度累计直接投资达50.28亿美元，而在2014年，这一存量仅为29亿美元左右。

2017年12月26日，印度驻广州总领事唐施恩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印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现状远远不及双方真正拥有的潜力。他指出，在印度最重要的两大领域——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两国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也意味着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同时，印度的创投企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中国领先企业的入驻会为印度带来更多机会。此外，搭建沟通的桥梁将是提高双方经贸水平的关键。

“虽然两国在许多领域都有合作的意愿，但迟迟没有真正落地的计划。我认为，我们缺乏的是全面且充分的沟通，这也为中印探索合作机会带来了阻碍。双方应不断加深理解，才能实现合作共赢。”唐施恩说道。

中印合作潜力尚未爆发

《21世纪》：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印度的投资逐年上升，在你看来，印度的哪些行业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更具有潜力？

唐施恩：的确，近年来，中国资本对印度市场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而，现在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水平远远不及两国真正拥有的合作潜能，印度并不满足于此。首先，印度的通讯、IT产业仍然有很广阔的前景，其中，印度的手机市场已被中国企业全面占领，以华为为例，华为已在印度的班加罗尔投资设立了它在中国以外最大的研究中心，华为在印度的产品和软件开发大部分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其次，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印度非常关键的一个领域，印度政府也将其作为吸引投资的重点之一。我们要建设智慧城市，包括建设高速公路、铁路、火车站、机场、港口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企业有着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两国可以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合作。此外，在可再生能源、废物管理和利用、资源效率的提高、电动汽车等领域，印度同样也欢迎中国资本的加入。

《21世纪》：近日，Oppo继小米、华为等手机企业之后，宣布将在印度投资设厂。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科技企业进驻印度市场，是否会与本土企业形成竞争？双方有否合作的空间？

唐施恩：Oppo此次在印度设厂，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这将有助于他们在印度提高销量以及增加他们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也让中印双方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印度的消费者很务实，他们追求的是产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所以，哪个企业的产品更好，创新能力更强，哪个企业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另外，中国的优秀企业进驻印度市场，良性、健康的竞争会进一步推动整个市场的发展，而受惠的则是印度的消费者们。至于合作的空间，印度是高技能的劳动力市场，尤其在软件开发方面较有优势，被誉为“世界办公室”。但我们的制造业则不够发达，而中国是著名的“世界工厂”，有着先进的制造业的经验，两国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所以双方在软件开发和硬件制造应对接起来，互相取长补短。

电子支付发展势头正猛

《21世纪》：除了传统科技企业以外，中国资本对印度互联网初创企业也展现了很大的兴趣，你对这样的趋势有何看法？

唐施恩：对初创企业来说，印度确实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市场，许多年轻的企业家拥有非常好的创新构思和创新能力，吸引了许多外国资本。比如，自从2016年11月印度开始实施废钞政策后，电子支付逐渐开始普及，印度许多年轻的企业家便从中看到了商机，正大力研发支付平台，甚至还推广各个项目以提高移动支付在印度民众中的接受度。中国的阿里巴巴也已经向印度本土的电子支付平台企业投资，中国领先企业的入驻将会为印度的电子支付行业带来益处，双方在这个领域仍有许许多多合作的机会。

《21世纪》：对于在印度投资的初创企业，你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唐施恩：我们应该为两国年轻人提供更多交流和合作的空间，让他们发挥创新能力，设计和制造出更普惠的产品，以满足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就像刚刚提到的电子支付一样，惠及了两国人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还会推动整个世界的创新发展。政府间的合作和推动是政策上、宏观上的，一定要让两国人民能够面对面作出实质的交流，把想法和计划落到实处。想象一下，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两国25亿人的智慧，一定会迸发出更多创新的构想，也许那些本来双方分别需要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的目标，在通力合作之下，三到四年就可以达到。

打破沟通障碍增进贸易

《21世纪》：2017年1-6月，中印双边贸易额406.2亿美元，同比增长23.0%。你认为，中印双方应如何进一步提高贸易水平？

唐施恩：目前两国的贸易水平对比起我们真正拥有的潜力来说，实在是太低了，就算有一些提升或下降，也是无关痛痒的变化，如果两国能拓宽合作空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数字，将会只是冰山一角。两国的中产阶层人口共有6亿多，他们都有较高的可支配收入，消费需求也比较高，正不断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所以，市场非常广阔，但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把握它，我们缺乏的是把这两个市场连接起来的工具和渠道，这就是提高双方贸易水平的关键。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沟通的障碍，让双方企业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喜好，甚至生活习惯，才能制造出本土化的产品。我们也推广了一系列的项目和活动，以吸引中国的企业家和商人关注印度市场，不管是在电子、科技、制造，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我们都为两国的商人提供交流的平台，以让他们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如果真的能促成合作，将一定是双赢的局面。

《21世纪》：2016年，中国出境游达1.22亿人次，其中赴印度游客数量不到1%。未来，印度将有怎样的措施进一步吸引中国游客？

唐施恩：实际上，印度到中国的游客一样不多，每年印度大约有2000万的游客出国旅游，其中到中国的游客不达50万，这说明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真的太少了。其实，两国的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中国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风光，还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印度也有36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且大部分集中在相近的地区。近些年，中国赴印度旅游的游客数量也有所增加，但从数据上来说，显然远远不够理想，所以，双方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领域，也正在大力推进合作。作为总领事馆，我们也开设了许多研讨会，为双方旅行社等机构提供交流的机会，今年的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3月举行，我非常期待能借此机会进一步吸引中国的游客来到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