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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隆董事长孙国华正面回应媒体质疑：资金链稳定 管理运营稳健
2018年01月19日14:05 来源：人民网-产经频道
日前，有媒体报道珠海银隆恶意拖欠供应商货款和魏银仓辞任银隆董事长管理权易主、河北银隆涉嫌通过“腾移术”获取补贴等问题，从而引起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多方猜想。对此，珠海银隆董事长兼总裁孙国华接受本报独家采访，从多个方面积极回应了媒体质疑。他表示银隆目前资金链良好，不存在恶意拖欠货款问题，银隆高管团队变动系企业发展需求。
资金链稳定 恶意欠款和骗补系误读
对于近日外界关注的银隆恶意拖欠思齐公司货款问题孙国华回应称，关于与思齐公司的货款纠纷银隆已于1月16日发布律师声明。实际情况是银隆旗下的银隆电器公司与思齐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纠纷，但该案的诉讼程序尚未终结，思齐公司所称的民事判决书未发生法律效力，目前银隆电器公司已提出上诉，案件正处于二审程序中。另外银隆电器公司与思齐公司之间的纠纷源于思齐公司向银隆电器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及售后服务缺失等问题，并且思齐公司存在侵犯银隆新能源商标权的违法行为，这也是银隆电器公司拒付思齐公司部分货款的根本原因。2017年以来银隆更加重注对产品品质提升，因此对不合格供应商和配件进行了全面排查，其中思齐公司属于排查出不合格供应商。目前，银隆不存在恶意拖欠供应商货款问题，除思齐公司一宗诉讼外，对其他供应商银隆均依法按照合约支付货款。
孙国华还表示，银隆目前的资金链非常稳定，各类应付款项公司均会按照正常的支付流程付款。我们认为有媒体称银隆拖欠12亿货款是媒体过度解读。2017年银隆营收80多亿，12亿元的应付款项对于珠海银隆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来说属于正常财务指标，银隆所有应付款项均会按照合约支付，也完全有能力支付，不会出现拖欠。
孙国华透漏，今年公司更加强调资金回流，银隆有非常充足的资金流来支撑运营。近几年银隆也引入了优秀的投资者，各股东对银隆新能源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银隆新能源还与各大金融机构、银行进行融资，全链条解决资金需求，目前获批银行授信额度为401.5亿元，实际用信82亿元，尚有可用授信额度超过300亿元。
还有媒体质疑河北银隆涉嫌利用“腾移术”来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问题，孙国华表示，政府相关部门在新能源汽车补贴申请和安全责任追溯上，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监管措施，其中行驶里程信息则是核发补贴的重要依据，当前监管政策之下不存在骗补漏洞。
2017年银隆累计向北京公交交付车辆907辆，但是按照客户要求，在交车后到车辆正式上线的三个月左右由厂家需做好车辆的停放、保管以及维护保养工作。北京停车场地紧张，要找到符合要求的停放区非常难。我们在蟹岛度假村找到了一片80多亩的场地，解决了大部分车辆停放问题，同时在房山也找到了停放场地，但是需要完成土地平整、硬化以及建造院墙等工作。因此银隆将173辆车返回石家庄停放和维保。媒体将此事解读为套取国家补贴纯属误解。
销售业绩增长迅速 积极推进产业布局
据悉，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均接近8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53%，也预示2018年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时间窗口，未来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产业集中度也将更高。
孙国华表示，经过一年的砥砺奋进，2017年银隆新能源汽车交付数量为6356辆，相比于2016年的4771辆，同比增长了33.2%，目前银隆位居全国新能源客车行业前五。在大环境不景气、新能源补贴退坡等背景之下，银隆新能源能逆势而上，保持年年增长的态势。2017年银隆新能源战略布局更加完善、闭路循环产业链更加完整、销售城市和覆盖面更加广泛、行业内份额继续扩大。能获得市场高度认可，主要得益于银隆新能源掌握核心技术，对外谋求市场发展，抢占先机，合理布局，对内苦练内功，加强管理，提升品质。
对于媒体网传的银隆新能源总投资700亿布局全国8大基地的报道，孙国华认为银隆新能源近年来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产业布局，这是支撑银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不断开疆扩土的基础。目前银隆8大产业基地中珠海、邯郸、石家庄三个产业基地已于2014年建成投产，天津和成都2个基地2017年10月也已建成投产，目前在建的3个基地中南京投资总额100亿、洛阳投资总额100亿，兰州属于参股项目银隆只占28%股份，投资总额是整个基地的计划投资，并且是分期实施，并非一次性投入。
管理团队唯才是用 人才优化意在长远
对于外界关注的银隆高层管理团队发生重大调整，公司创始人魏银仓辞任董事长、董明珠等重要股东在银隆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多名核心业务分管副总裁有格力背景等问题，孙国华也在采访中做了正面回应。他表示，原董事长魏银仓先生于2017年11月28日不再担任银隆董事长。自2017年5月份以来，魏总因身体原因多次入院治疗，不能够正常工作，不适合再履行董事长职责，为此，魏总向董事会提出辞任董事长职务，并提议由我接任董事长。据了解，孙国华与魏银仓同为银隆新能源创始人股东，也一直担任银隆总裁职务。孙国华也表示，魏总作为银隆新能源创始人，多年来呕心沥血，让银隆从0到1再到现在的发展壮大，他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今董事会任命我接任银隆董事长，相信在新的管理团队和银隆16000多名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能取得更长足的发展进步。
现在的银隆在不断的发展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人才需求和人才流动属于企业正常现象，优化人才和管理结构根本目的是为了企业健康长远发展，让银隆成为更大、更强的企业。一直以来银隆面向全球全国公开招聘人才，现有16200多名员工均是通过公开渠道招聘，2017年新招聘6000多名员工，在核心领导岗位上也不断引进在制造业领域有经验的高管，优化管理团队，希望借助管理团队的经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优化。目前银隆确实有几位高管曾有任职格力的经历，我们认为人才的流动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更有帮助，在格力的优秀管理经验能让我们更快的走向精细化管理。
通过多年的发展，银隆经历了3轮的股权融资，也新进了如董明珠、万达、京东等知名人士和企业作为战略股东。银隆的每位股东在不同行业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技术，在每次董事会上均为银隆的发展建言献策，提供不同资源支持银隆发展。孙国华最后还表示：“我坚信在所有股东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未来银隆会做得更好。”
为了响应节能减排，治理雾霾的国家战略，我国涌现了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的优秀新能源企业，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共同推动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责编：李昉、董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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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次蛟点时刻我们来聊四个女人，一个是贾跃亭的夫人甘薇；第二个是李小璐；第三个的合肥的女教师堵高铁门事件；第四个是格力的董明珠。为什么要把这四个不相关的女人放在一起来谈，因为这四个女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危机，要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

         先说贾乐亭的乐视系统崩塌，我们证监会喊话要他在元月1号之前回来，可是我们大家都在等待着贾跃亭回来的时候，没想到他没回来，而他老婆则回来了，我们谈谈贾跃亭在面对这个危机时，为什么让他夫人回来？我想他打的就是示弱牌，我们知道他回来了肯定是出不去了，让他老婆回来，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让夫人出面解决这就是老师经常讲的用示弱法来解决危机，这个危机最终能不能解决？我不敢下结论。但敢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哪怕只解决了一部分，也比不解决好。

         第二个女人就是李小璐，最近网上吵的火热的就是李小路和另外一个人一些事情被别人拍到以后发到网上，这对她的丈夫贾乃亮来说是个大难题，大家都在指责李小璐，同情贾乃亮，这个事情往下又挖出了马苏，那么李小璐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我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谈这个危机的解决方法也得用示弱法，让你们俩夫妻两个共同面对，让公众感觉我做丈夫的都对我的妻子原谅了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再加上李小路要低头认错，这是最好的方法，据说花了上千万去解决，实际上这个事情根本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钱，用老师讲的示弱法完全可以解决。

         第三个女人，是最近合肥的一个小学女教师罗某在上高铁的时候，等丈夫还没有赶来之前，居然阻碍高铁关门，致使高铁被迫晚点。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舆论旋涡，人民教师应给我们学生做表率的，这下就对我们人民教师的形象给玷污了，面对这个危机，也有人问我怎么解决？实际上这个问题解决最好的方法就是事发当天视频被发到网上以后，罗某马上站出来，向全国人民道歉，这个道歉越快越好，最好是哭，可是这位老师非但不道歉，还去做些解释，危机就更重了，甚至烧到了她所在的学校。

         第四个女人就是董明珠曾经在五年前给小米的雷军打赌，当时他们是在一个颁奖会场好像是开个玩笑，董明珠说如果五年之内小米销售额超过格力我给雷军10个亿，对赌今年就要兑现了，到去年小米销售额已经超过了一千亿元，今年很可能超过格力。对于董明珠来讲你在全国人面前表态说的话该要兑现了，如果不兑现那你不是在说假话吗？我认为解决这个危机的最好方法就是董明珠大大方方的给雷军10个亿，这个时候雷军如果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他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10亿再退回给董明珠，这场戏这样演下去就是双赢了。这就是我今天在2018年开年的第一次分享中对四个女人危机提供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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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港股“大时代”重返。

自2018年1月以来恒生指数涨势如虹，在十四个交易日内迅速上升超2000点，在1月19日再创下历史新高32254.89点；同时成交额迅速升温，令市场投资者振奋。

光大证券陈治中表示，在创下新高后，部分资金可能于急涨后回抽确认带来波动率的提升；但业绩依然是驱动香港市场的主线逻辑，虽然波动加大，恒生指数依然具有继续上行的潜力。

见证港股重新崛起的内地投资者，显然不会错过分享港股盛宴的机会。Wind沪深港股通数据显示，2018年1月（截至19日）共有537.55亿港元净买入港股，超过2017年四季度三个月单月的水平。港股正成为内地投资客愈加重视的投资品种。

港股大时代

在1月18日突破32000点后，1月19日恒生指数再度上涨，攀上历史新高——32254.89点位，涨幅0.41%，当天成交金额1625.84亿港元。

事实上，自进入2018年，恒生指数势如破竹，十四个交易日内连续突破30000点、31000点、32000点多个大关。历经十年浮沉，港股市场终告别低迷，迈入“大时代”。

从经济周期背景来看，此轮牛市与2007年的起因并不相同。一名历经十年前后港股市场的深圳私募基金合伙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2007年是周期性行业的整体繁荣，带来香港市场表现向好。而此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传统行业反弹。”

他以内房股举例，2007年无论大型或中小型房企，房地产行业整体向好，所以带动当时香港市场内房股的上行。目前内房股同样表现高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在地产‘去库存’和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房企集中度提高。”

光大证券分析师陈治中亦有相似表示，2007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正处于周期增长高点，各行业增长亦处于旺盛时期，多数行业的资产回报水平均高于当前。当时港股主板40%的增长主要源自金融板块，尤其是中资银行板块的高增长。

陈治中谈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转型期之后，外资对于中国经济以及中资资产的态度改善，而资产质量的见底回升亦将支持港股的长期估值修复。当前恒生指数和国企指数的估值水平，均大幅低于2007年高点。细究恒生指数以及国企指数成分，在十余年间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以本港企业为主转为内资企业占据绝大部分。恒生指数虽未改金融地产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但腾讯控股以及瑞声科技、舜宇光学的纳入提升了TMT板块的权重，改变了恒生指数的行业结构情况。

在2018年1月剧烈上行后，关于恒生指数的未来走向，多名业内人士表示上涨速度会渐慢，甚至出现回调；但向好的大势不变。

南华金融集团高级策略师岑智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预计恒生指数上升速度会放缓；同时，过去以权重股上涨为主，未来将出现板块轮动。“行情还会继续上升，毕竟目前普涨还未出现，还要慢慢发展。”

香港一家小型私募基金合伙人亦表示相似的观点，升势未完，现阶段主要是消化，接下来将是小盘股轮动表现。

而前述深圳私募基金合伙人则表示会有回调，主要根据美股与A股表现对港股进行综合判断。“美股近半年来股价冲得较快，大幅度上升容易诱发调整；A股银行板块也涨得太急。港股1月表现已经涨得过猛，再受到上述两者影响，港股接下来大概率会进行调整。”但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港股上行的大势是能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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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拍过三个电影，每个电影档期就像死了一回，磊哥你做了二十年，也是一样吗？”《前任3》上映前，导演田羽生问王中磊。

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作为华谊兄弟副董事长、CEO，王中磊的职业生涯里做了一百多部电影，但每次的情绪都是一样的感慨万千：纠结、煎熬、失望、喜悦……

“做电影特别刺激，因为直到上映的那一刻，你都不知道最终结果，这是特别有趣的挑战。”近日，王中磊在华谊兄弟集团总部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除非你不爱这事。每个电影都是有投入的，不止是钱，更是工作情感。”

过去两年，华谊的电影业务处在“低谷”期，几部电影票房不理想、利润下降，甚至被外界指责“不务正业”。2018年开年，华谊电影终于迎来了一次集中爆发。

《前任3》票房18.45亿元；《芳华》14.12亿元。这两部电影将为华谊兄弟2017年的业绩添上漂亮的一笔。对于电影的成功，王中磊坦言是意料之外。低成本、低流量、口碑两极分化的《前任3》，颠覆了“电影成功学”；《芳华》更是在上映前经历了一波三折，险些“夭折”。

意料之外也存在必然性。在王中磊看来，2017是电影质量、口碑的回归之年。一部电影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能打动的观众人群数量足够庞大，结合宣发手段，电影成功的概率就会很大。“《芳华》打动了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观众；《前任3》则触动了三四线城市青年、女性观众对情感的思考。”

如今，这家已有23年历史的“中国影视第一股”，在经历了电影市场的粗放发展、回归理性后，正在迎来丰收季：重新回到了电影江湖的中心，并向着综合性娱乐集团的方向继续纵深。

为了实现综合性娱乐集团的目标，王中磊也需要在各个身份和业务线之间不断切换。

管理者

王中磊的办公室内，挂着两幅巨大的油画，一幅兄长王中军创作的油画位于办公桌正对面；办公桌背后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顾长卫导演的作品。画中用艺术的手法呈现了整齐排码的百元纸币叠加在一起的侧面“风光”。

这也是华谊兄弟的核心理念，即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找到平衡。

1994年，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创立公司；1998年，华谊兄弟正式进入影视界开发、制作、发行业务；2009年，率先登陆创业板。其间，华谊电影成功打造了冯小刚、曹保平等一系列导演的优秀作品；华谊经纪捧红了李冰冰、范冰冰、张涵予等一线艺人；并在音乐领域打造出羽泉、杨坤、尚雯婕等歌手。

目前，其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影视娱乐（电影、剧、艺人经纪）、品牌授权与实景娱乐、互联网娱乐（游戏、新媒体、粉丝）、产业投资四大板块。

多年以来，王中磊活跃于影视圈，作为华谊兄弟总裁的他，掌管着公司整个影视娱乐板块。2016年开始，王中磊的职位变为副董事长、CEO，开始全面负责公司一切经营和管理工作。王中军则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和资本运营。

“这部分变化让我对集团理解更深刻，以前做内容的时候，还是会封闭在自己的环境中。”

同年，华谊兄弟引入几位核心高管，王中军的儿子王夫也进入华谊兄弟董事会，分管投资业务；叶宁出任华影天下总经理，分管电影业务。

王中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2014年华谊兄弟20周年之时，曾做过战略规划，即“去电影单一化”。

全面接手集团近两年来，王中磊想给华谊带来的改变，是打通华谊内部，他也曾在内部年会上传递过该信号，“这要从最细微的事情做起。”

《前任3》上映时，华谊兄弟开内部协调会，其收购的广告公司欢颜广告前来汇报工作。该公司主营业务覆盖高铁广告、地铁广告，其地铁载体覆盖国贸地铁等核心区域，但依然存在空刊的时候。

“我问他，空刊的时候都干吗，他说送客户或者延续合作。我立刻说不要送了，现在所有都给到我的电影宣传。”一周之内，整个国贸、大望路两个地铁站全是《前任》铺天盖地的宣传。

“团队的联动，会让资源最大化利用。”王中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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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拟将伦敦项目整体出售后仅3天，1月19日，香港上市公司万达酒店发展（0169.HK）就发布公告称，公司将短暂停牌，以待发布重大收购事项等公告。这一曾经被忽略的上市平台，最近却迎来频繁的资产腾挪。

万达酒店发展是目前万达商业集团旗下唯一的上市平台，此前该平台主要用于境外项目的并购。自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之后，其曝光率就快速上升。

2017年8月，万达决定将旗下两大轻资产公司——万达酒店管理公司和万达文旅集团，注入万达酒店发展。后者则将持有的5个项目全部股权售予万达商业，其中有4个海外项目，包括即将被整体出售的伦敦项目。12月，万达又通过股权变更，强化了王健林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这些步骤清晰地体现出这一上市平台的轻资产化倾向，以及万达高层的重视程度。

考虑到以万达广场为主的资产包正谋求在A股上市，万达商业的资产布局正在变得清晰：以文旅和酒店管理为主的轻资产业务在香港上市，以万达广场为主的轻重结合业务则谋求A股上市。经历过出售文旅和酒店项目而“断臂”的万达商业，正在重新实施资产布局。

注入轻资产

2013年6月，万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恒力房地产，实现在港上市。经过两次更名，上市公司名称在2014年10月正式变更为万达酒店发展。

在万达商业推进国际化的过程中，这一平台成为海外收购的主体。2013年9月至2015年3月，公司先后在伦敦、芝加哥、马德里、澳大利亚收购了5个项目。这些项目的股权结构十分一致：万达酒店发展持股60%，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万达香港持股40%。

由于在项目改造方案上与当地政府意见不一致，万达酒店发展于2016年12月启动对马德里项目的整体出售，并于2017年6月完成这笔交易。

转折也在此时发生。

2017年7月，万达商业集团将旗下13个文旅项目91%股权，以及76个酒店项目，分别售予融创和富力。638亿的交易价格（交易细节此后有小幅变动），也成为中国房地产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纪交易”。

但与此同时，万达保留文旅项目的品牌及运营管理权，从而继续实施其轻资产战略。负责这些项目运营管理的，是万达文化旅游创意集团有限公司（即“万达文旅”）。

相比之下，酒店项目的交易没有代管条款，但万达商业集团旗下的万达酒店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即“万达酒管”）仍然是中国本土最大的高级酒店管理公司，管理着万达旗下数十家酒店。

2017年8月，万达文旅和万达酒管被注入到万达酒店发展的上市平台上。同时，万达酒店发展将持有的5个项目全部股权售予万达商业，其中就包括伦敦、芝加哥项目和澳大利亚的两个项目。

这一动作的意图十分明显，将轻资产业务注入上市平台，从而明确其战略地位。

在“世纪交易”后不久，针对有关部门排查海外投资，关注高负债企业的传闻，王健林曾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随后，有媒体爆出万达拟出售澳洲的悉尼和黄金海岸项目，但被万达否认。

直到2018年1月16日，万达酒店发展发布公告称，拟出售伦敦项目60%股权，控股股东万达香港也将出售项目剩余40%的股权。

这是王健林做出上述表态后，万达首次出售海外项目。同时也说明，此前将海外项目售予万达商业的流程尚未完全落定，这些项目产权仍在上市公司。

但作为万达商业集团旗下唯一的上市平台，万达酒店发展的轻资产化趋势已十分明确。据悉，若以上交易全部完成，万达酒店发展平台上将仅剩福州恒力城一个项目（原壳公司恒力旗下项目），以及万达文旅和万达酒管两个轻资产公司。这将意味着该平台基本完成重资产的剥离。

万达对这一平台的重视，还体现在另一个动作上。2017年12月4日，万达酒店发展公告称，母公司万达海外拟将公司65.04%股权转让予王健林全资持有的新公司——万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每股作价1.2港元。此次交易后，王健林的持股比例不变，但对公司的控制层级缩短到两级，控制权被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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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原是一个边陲海岛，大时代把它推到了舞台中央。

2009年起，处在珠江西岸中心地带的横琴，在多项国家战略的推动下，成为珠三角耀眼的明星。横琴新区开发8年来，一方面承接澳门产业和资本扩散，另一方面，借助澳门这一“窗口”走向广阔的海外市场，经济获得飞跃发展。

而伴随着“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珠海历史性地站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连接点，横琴新区亦将迎来“大桥经济”和“湾区时代”的美好时光。

在南接澳门、东联香港的“大桥时代”，横琴将如何书写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本期国家经济地理将梳理横琴新区发展的主要脉络，并探讨其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吴红缨）

几乎每个工作日，许多像周运贤一样的澳门青年从对岸的家中出发，来到横琴。物理距离上的接近，加上横琴口岸的24小时通关，澳门青年跨境上班已十分便捷。


三十岁出头的周运贤，祖籍广东梅州，早些年在美国读大学，随后技术移民到了澳门，从事互联网行业。2015年9月，周运贤带着跨境电商项目“跨境说”来到横琴，进驻澳门青年创业谷。

横琴是中国离澳门最近的地方。这个原本是“蕉林绿野”的边陲海岛，为承接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而于2009年宣布开发，横琴新区于同年设立。之后的2014年，横琴新区晋升广东自贸试验区片区。而眼下的2018年，“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横琴从连接澳门时代，进入南接澳门、东联香港的“大桥时代”。

横琴提出的目标是，经过5-10年奋斗，打造成特色突出，功能带动明显的“大桥经济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发展成为珠海城市新中心 。

8年GDP翻55倍

横琴与澳门之间河道最窄处，直线距离仅仅有187米。

漫步在横琴岛宝兴路的河岸边，人们能够望见对岸澳门鳞次栉比的建筑群，甚至可以清楚看到葡京大酒店的金色外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横琴则以富有设计感的商业建筑，从全球汇聚而来的游客和创业者的繁荣景象，与对岸相互呼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分析，横琴岛紧紧挨着澳门，意味着贴近国际市场的商业机遇；而从地图上看，横琴岛又处在珠江口的西面的核心地带，这意味着以连接澳门的横琴为中心能够辐射珠江西岸的广阔腹地。

然而，将时间回拨到没那么久远的七八年前，繁荣的横琴岛却是另一幅景象。彼时的横琴岛，居住人口只有寥寥数千人，以粗放的种植业和渔业为生，全岛仅有一家农村信用社，一片“蕉林绿野、农庄寥落”。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横琴岛并没有收获多少“与澳门为邻”的红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在珠江西岸的顺德、南海、中山等地，依托香港、澳门的市场资讯和技术输入，民营经济开始名噪全国；而横琴岛所在的珠海市，也因经济特区的设立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但彼时的横琴岛，人口稀少，产业单一，还没有孕育出商业规则的土壤，而且并不在珠海经济特区的范围之内，因而难以在“村村点火”的民营经济浪潮中转变。

中央政策的推动，使得2009年成为横琴蜕变新生的“元年”，横琴“与澳门为邻”的区位优势终于开始爆发。

200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澳门代表中央提出开发横琴岛。2009年6月，中央批准澳门大学在横琴岛上建设新校区，建成的新校区比澳门的老校区大20倍。2009年12月，横琴新区挂牌成立，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政策，横琴开发全面启动。

横琴岛的开发，其实是中央送给澳门的一份厚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旅游bocai业为支柱的澳门经济遭遇冲击。澳门bocai业一家独大的危机暴露出来，“多元”发展成为长远之计。开发毗邻澳门、面积相当于三个澳门的横琴岛，被中央寄望于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化提供新空间。

对于横琴岛的开发，另外两个年份与2009年一样有意义——第一个年份是2014年，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新区片区在这一年挂牌成立，“赋权”横琴探索对标港澳和国际先进的经贸准则；而第二个年份则是正在行进的2018年，市场预计港珠澳大桥在这一年正式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横琴新区将迎来“大桥经济”和“湾区时代”的美好时光。

而过去8年的经济实践，已经显示出横琴新区“+澳门”的成效。横琴新区管委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7年的8年间，横琴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翻了55倍，年均增长77%；固定资产投资翻了18倍，年均增长51%；吸收利用外资翻了760倍，年均增长158%；一般公共预算翻了125倍，年均增长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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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结果。数据显示，2017年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5.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26%。由于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兴起，数字经济在过去一年可谓成绩斐然。

2017年的前11个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3.3%，数字内容服务行业同比增长34.0%，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行业同比增长37.5%，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行业同比增长43.6%；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高达212.1亿GB，同比增长158.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司长许剑毅指出，新动能的加快成长极大推动了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在2017年，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新兴服务业，增速明显快于传统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的贡献逐季增强。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5G商用、云计算等信息服务的进一步落地，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也会持续增强。资深互联网行业观察人士方兴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数字经济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社会生产力和联网水平。随着消费者对于互联网的依赖越来越深，服务和消费都围绕互联网来进行，各行各业都在向数字经济转化，数字经济会不断发展。

信息服务业高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75万亿元，同比增长26%，2017年四季度增速更快，达到33.8%。

许剑毅指出，2017年，服务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驱动新动能发展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三大门类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8%，高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7.8个百分点，拉动第三产业增长2.3个百分点。

2017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三大门类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达到15.4%，较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8.0%，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7.2%，拉动全国GDP增长1.2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的前11个月，国内信息服务收入规模达5821亿元，同比增长27.9%，占互联网业务收入比重达90.8%。其中，网络游戏（包括客户端游戏、手机游戏、网页游戏等）业务收入1341亿元，同比增长22.1%。

尽管运营商传统的语音和短信业务收入在降低，但是基于企业类的信息服务收入占比在持续提高。去年的前11个月，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收入118亿元，连续第五个月保持正增长，同比增长8.2%；截至11月末，部署的服务器数量达到116万台，同比增长33.6%。

此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的固定数据，以及互联网业务收入1811亿元，同比增长9.2%。完成移动数据及移动互联网业务收入5023亿元，同比增长26.6%。移动电话用户达14.1亿，4G用户占比近七成。

毫无疑问，3G的启动直接迎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业内看来，5G的爆发也将催生新的热潮。除了高速率，5G低延时的特性将为AR、VR等带来更极致的体验，并给制造业、交通、医疗健康等行业带来巨大变革。

爱立信公司在2017年发布的报告预计，5G最先会在几个市场上进行商用，包括美国、韩国、日本、中国。2026年时，5G会给中国带来1589亿美元的市场。能源&工业、制造、公共安全、医疗、公共交通、媒体娱乐、汽车、金融服务、零售和农业十大行业都会因此而改变。

例如在无人驾驶领域，5G会使数据传输速度更快，驾驶人对车辆的控制几乎是零时延，在汽车行驶现场，有减速带，汽车会产生颠簸，远程驾驶人也能实时感受到。无人驾驶技术的安全性、精准性都将会因此提升。

爱立信东北亚区首席市场官张至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目前业界达成的共识，今年6月份Rel-15正式发布，这是第一个完整5G标准，这个时间点之后，所有的供应商和业界的网络产品就可以进行一些商用化量产，“2019年下半年或者第四季度会有小规模商用，2020年5G会大规模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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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朔

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国崛起》的时候，我写过一篇《20世纪看外商，21世纪看华商》的文章，提出从经济角度看，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必须拥有一批世界级企业，也即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并相信中国将出现世界级企业群和世界级企业家群。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造”的世界级企业已经不是梦。2017年的世界财富500强，中国占115席。财富50强，中国占12席，仅次于美国的21席，它们分别是：国家电网(2)、中石化(3)、中石油(4)、中国工商银行(22)、中国建筑(24)、鸿海(27)、中国建设银行(28)、中国农业银行(38)、中国平安(39)、上海汽车(42)、中国银行(42)、中国移动(47)。这些中国规模最大的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也在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舞台的竞争。

位居财富50强的这12家中国企业，从创立到今天，企业创始人仍在掌舵的，是中国平安的马明哲和鸿海的郭台铭。1988年，马明哲作为最早的倡议者和主要创办人，在蛇口催生了平安。同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富士康精密组件厂、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任正非在蛇口创立了华为，2017年华为位居财富500强第83位。如果说1984年是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那么1988年可以说是中国世界级企业的元年。

从1988年到2018年，这些世界级企业是怎样走过来的?他们的成功有什么秘诀?他们还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期待?本文将以中国最大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平安及其创始人马明哲为样本，探寻这家诞生在蛇口、最初只在一个区域经营单一产险的金融保险企业，如何能在创立30年后，市值和品牌位居全球同业前列。我和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张海濛交流时，他说，马明哲应邀在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大会演讲后，这些挑剔的专家们评价，平安的很多探索已经走在全世界最前沿，没有样板可以学习了，也未必都能成功，但平安的创新勇气令人鼓舞。

一个可资比较的事实是，2002年汇丰集团耗资6亿美元认购平安10%股份时，汇丰的利润、市值等指标是平安的大约15到20倍;2017年12月，平安通过旗下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累计买入汇丰控股5.01%股权，成为这家欧洲最大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此时平安的市值已超过汇丰，利润也相差不远。



|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平安是我在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研究中长期关注的案例。虽然马明哲本人不接受采访，只在财报发布会上回答问题，但通过查阅大量原始资料，采访相关部门和平安成长的亲历者、见证者以及业内专家，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描绘出平安和马明哲30年成功之路的大致轮廓。

平安姓什么?

创始人为何没有什么股份?

中国平安因有“中国”二字，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大国企甚或央企。确实，金融业几大国有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或者像中信、光大这样的混业集团，凡有“中国”字头，基本上都是国企，主要股东是国家财政部门。但平安的大股东，既不是财政部，也不是深圳市政府或其他国有资本。“中国平安”的“中国”二字，是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平安从地区性保险公司向全国性保险公司发展过程中，批复更名的。

那么，平安姓什么?偌大一个平安究竟属于谁?

有人说，平安不是国企，是由其董事长马明哲一手创立且长期管理经营的企业，应该算民营企业。

但纵观中国的民营企业，创始人在创业之初大都有大部分股份，至少能控股，即使后来融资稀释股份，也会保留相当比例的股权。而马明哲却是一个打工仔，仅持有非常少量的股份。这些微小的股份基本上还是在2015年，证监会为了维护市场稳定，鼓励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平安实施核心人员持股计划，马明哲和其他管理层一样，用自己的长期奖励从二级市场公开购买而来。在这一点上，马明哲和万科创始人王石、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有一定相似之处，就是作为创业者股份稀少。

中国平安目前单一最大股东是泰国正大集团，深圳市政府的持股平台深圳投资控股公司是第二大股东。这两家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别为9.3%和5.3%。中国平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表示：本公司没有控股股东，也没有实际控制人。

作为一家集团整体上市的企业，平安股权分散，且全流通，其中60%是内地市场流通的A股，股东有中央汇金、社保基金等，40%是香港市场流通的H股。可以说，平安是名符其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按国际资本市场的说法，是一家社会性的公众上市公司。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股东，30年来平安股东买进卖出，离开时几乎都带着盈利的微笑，而平安则一步一步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保险集团。

平安姓什么?这里蕴含着平安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脱颖而出的根本因素。

1988年，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创立，孵化平安的地方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蛇口。当时马明哲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的副经理，他最初提议创立平安的动因是蛇口的外资企业有保险需求，但发现市场上只有一家国有保险公司可以选择，相当于没有选择。

改革开放试验田要冲破很多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樊篱，第一个樊篱就是市场垄断。蛇口创业者们的创业冲动就是破垄断，建市场，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平安最初的两个股东是招商局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后来摩根斯坦利和高盛高价入股，也成为平安的重要股东，这也是中国金融业第一次引进外资。外资的引进，从体制、机制上使平安高度重视公司治理，注重经营管理行为的长期化。

在引资过程中双方有多轮谈判，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一开始谈判时提了一个中方从来没有想过的条件，要求平安创始人马明哲及其管理团队持有公司股份。他们说，外资进入中国处在试水时期，政策可能有变化，只有马明哲有较高股份，他们把钱交给平安才放心。



| 1988年5月27日上午，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招商路北六栋举行开业典礼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当时不少公司尝试通过员工合股基金持股的模式。马明哲考虑再三，将董事会批准的以其持股为主的员工合股基金，分配给了近2万员工，其本人在合股基金里仅持有极少的股权。这部分股份到2007年平安上市时，使一大批早年一起打拼的员工成为千万、百万富翁。

我在深圳采访时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平安、万科、华为的创始人在公司股权很少，和马明哲、王石、任正非的背景有很大关系。马明哲是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的，王石是广东省外经委派到深圳办公司的，任正非复员转业后在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他们都很有追求，但多多少少都有国有单位的痕迹，做事的第一目标不是个人要成为怎样的富豪，而是想找到一个大有作为的空间，事业成就是最大的驱动力。因此他们不太在意个人的股权问题。这对他们后来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因为在金融、通信这样的重要行业，又是龙头企业，如果私人拥有很高股权，政府在心态上就会掂量掂量。同时，对马明哲、任正非来说，正因为动力是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所以他们敢闯敢试，干起来心态也更加从容。”

如果问马明哲，平安姓什么?他曾不止一次说：平安姓社会，属于全体股东。管理层就是打工仔，我们不为某一单个股东服务，而是服务于全体股东。按照平安的董事会决议，股东无论大小，需要秉持“三不”原则，即不干涉具体业务经营，不派员参与平安经营管理，不与平安发生关联交易。这样形成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各司其职，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良好公司治理结构。

“体制优势确保了平安管理团队的稳定，确保了公司战略的延续性及经营的稳健性。”这是多年来多家中外投行的评价。一位国际投行高管说：“观察平安的业绩，会发现每年复合增长超过20%，除了金融海啸这样个别的年份，从来不会出现业绩大起大落。平安业绩增长是一根很难模拟的优美曲线。”

30年光阴，从零开始，平安发展到年收入近9000亿元，员工180万人，客户2亿人，每天交税3亿元，公司市值名列世界金融业前7，中国金融业前3。这些难有先例的成就背后，体现的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现代公司治理、以马明哲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和职业经理人群体专业能力的综合效应。

“孩子王”马明哲：闯劲和韧劲

2017年5月18日，马明哲以支教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平安援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安徽六安希望小学，在学校里分享了儿时的一段经历：小学时曾因家庭被打为“右派”遭受牵连，落选了班长，后来不甘心落后，严格要求自己，奋发学习，与同学良好相处，重新当上班长。他以此鼓励孩子们遭遇挫折时永不气馁。

马明哲生在“抗美援朝”后，长在自然灾害年代，读书时正值“文革”，下乡当过知青和水电工人，身上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



| 2017年5月18日，马明哲前往安徽六安平安希望小学支教

社会上有个传言，说马明哲幼年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所以磨砺了坚强的性格。其实，马明哲父亲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去世。马明哲虽然经历曲折，但幼年时期的家境是不错的，算是“红二代”。他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四野”的干部，吉林蛟河人，祖籍山东龙口，随“四野”征战一路南下，直至打下海南岛后，转业到广东省公安厅，再到湛江地区公安系统担任领导职务。马明哲的外祖父是马来西亚华侨，祖籍广东汕头澄海，早年移居海外经商，在东南亚一带打拼数十年。据汕头市委统战部的有关资料记载，1938年开始，这位商业成功后的老人家一直捐资家乡修学，架桥修路，被誉为乐善好施的潮商侨领之一。

马明哲的母亲早年曾在南洋大学接受教育，在她父亲的鼓励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身上有浓厚的传统潮汕人持家教子的气质。

马明哲继承了父亲坚毅不服输的军人性格，和母亲热爱学习、善于内省的性格，从小便是个天性爱闯的“孩子王”。“孩子王”的气质，一方面奠定了他日后敢闯敢干、引领潮流的企业家风格，一方面也使他后来面对巨额平安股份诱惑时，选择和团队及全体员工共同分享。如今的平安既是庞大的金融集团，又是矢志推进创新的科技新锐。但30年成长过程中，马明哲也经历太多曲折和艰辛。

创业伊始，平安保险的业务被局限在深圳一地，承保的船舶或者货物在异地出险，需要同业帮助查勘理赔。同业当了没多久“雷锋”，就全面取消了合作，这意味平安有可能死在摇篮里。马明哲苦苦思索一宿，突然开了脑洞，认为同业不合作了，自己反而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申请将业务开到深圳以外。

1994年，平安的寿险业务开始破局，证券、信托业务也逐步开始组建和营运。但中国金融业开始进入分业改革阶段。马明哲认为综合金融是未来趋势，为此顶住无数压力，到处找人沟通，也忍受了被停止开设机构的巨大压力，苦熬8年，终于等来了综合金融的尝试机会。

2008年，是平安和马明哲最为悲情的一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5.12”汶川大地震死亡及失踪人数近10万人，受伤人数近40万，举国悲痛。中国平安也流年不利。先是在股市上提出巨额再融资，被认为是压垮A股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市场一泻千里;此后，马明哲在上一年按照董事会制定的计划所领的奖金被认为是“天价薪酬”，即使其后连续两年放弃薪酬，口水讨伐也无法平息;到了10月，平安投资比利时富通集团，由于比利时政府处置金融海啸时惊慌失措，导致公司整体肢解，令投资损失200亿元，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利润。

一浪又一浪，似乎灭顶之灾随时而至，马明哲晚上要靠三片安眠药才能入睡，那是他精神上最受打击的时候。但他咬牙坚持，扛了下来，不仅没有丝毫的退缩，而且从2008年后，平安的经营发展得更快、更扎实。不到一年时间，他利用难得的市场机会，启动了对深发展的收购兼并，从美国新桥集团手中收购了深发展的控股权，历时三年完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产重组，真正完善了平安的综合金融版图。

马明哲超强的抗压能力来自哪里?也许，不服输的特质在童年时就铭刻在成长基因里：有父亲带给他的闯劲，有母亲带给他的韧劲，也有他自己永不停止的学习修炼。

马明哲在给公司管理层的一封邮件中曾说：人活着，必须有追求。有了追求，成功的欲望越强烈，承受成功过程中的痛苦的能力就越强。

从0到1：永远在创业

有段时间，坊间传闻马明哲早年给袁庚当过司机。作为当时蛇口改革开放的当家人，袁庚像蛇口的“神”，而马明哲从湛江调动到工业区劳动人事处，从一名普通干部做起，基本上只能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



| 马明哲和袁庚

2016年1月31日，享年99岁的袁庚逝世，马明哲撰文深切悼念，也难得借此机会回应了传闻，“坊间一直有传说，我曾是袁董的司机，可惜我无此荣幸”。他曾对同事开玩笑说，如果大家认为“我从当司机到董事长”是草根逆袭，是大众奋斗的榜样，我很乐意“被当司机”。其实，在马明哲当知青的“文革”年代，司机、理发员是很好的职业。

虽然无缘给袁庚当司机，但袁庚却对马明哲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支持创立平安保险公司，为此还给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领导写信促成，他也是对马明哲影响至今的精神导师。

退休后曾担任平安名誉董事长的袁庚说，“我不参与平安的任何经营管理，我的唯一使命，就是要支持像马明哲这样有理想、有追求、敢想敢做的年轻人，为他们营造一个好的干事业的环境”。马明哲日后多次回味，这句话一直激励着他历经艰难坎坷，走到今天。

袁庚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上，帮马明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做官，还是创业?

1994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市长李子彬计划为市政府配备一个金融专业较强的副市长，配合发展深圳的金融产业。他们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劝说马明哲，连深圳老书记李灏也加入说服之列。当时马明哲还不满40岁，事业初成，也拥有中南财大的博士学位，综合条件可谓一时之选。面临诱惑，他陷入长考，并去请教袁庚。老人家说：“小马，你的性格还是更适合做企业。”

也许马明哲自己本就有答案，但袁庚的话，无疑更加坚定了他未来的职业方向感：要做中国最好的企业，跟随中国的崛起，进入世界顶级企业前列。此后当更高级别的职务向他招手时，他很释然：从政是为国服务，做企业、尤其是做一个伟大的企业，一样是为国服务。

一心一意的马明哲，领导平安从保险开始，一路前行，几乎跨越了所有金融领域。今天的平安集团直接管辖着超过20个在行业内都很有影响的各类子公司。对马明哲而言，每个业务子公司的设立，都是一个创业过程。

“我主要负责从0到1的创新，从1到N就交给团队去做。平安从无到有，从产险到寿险，到信托、证券，到陆金所、好医生、金融壹账通等30多家子公司，每一个新模式出来，想明白后就开始找团队，推一把、扶上马，然后我再开始下一个0到1。”马明哲说。曾有一位金融业领导问他，平安有20多家公司，你只有一双手，可以管的过来吗?他说，我两手是空的，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团队去做，我负责的是平安2到3年后的事情。

在业内关于马明哲的说法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

第一个是另一家大型寿险公司董事长告诉我的，“马明哲这个人爱学习，他到保监会开会，听领导讲话，别人觉得司空见惯，不怎么记录，他坐第一排，用iPad一张张拍，弄得比他年轻的人不记都不好意思。”

第二个是业内流传很久的，“马明哲求才若渴，谁在行业里冒尖了就会被他盯上，他可以让猎头公司的高管在你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店上班，一两个星期天天找你说喝杯咖啡，从来不怕被拒绝。”

第三个是关于创新的，马明哲时刻洞察全世界的商业创新，在亚马逊刚刚起步不久就在研究为什么线下连锁书店的业务规模远大于亚马逊、但市值远低于亚马逊。很多金融机构的一把手总是说，要创新跟着平安走就好了。北京一家保险集团董事长曾说，“以前做保险是左眼看平安，右眼看友邦，现在是左眼看平安，右眼也看平安”。

正是秉承着强烈的事业心、学习心、聚才心和创新精神，马明哲领导平安走上了一条“没有最远，只有更远”的路。

平安历史上的第一个从0到1，是从无到有打破旧的思维和体制的束缚，从高度垄断的体制中突围，成立一家市场化的保险企业。初创时，马明哲带着仅有的13名员工，白天头顶烈日、冒着暴雨四处展业，晚上用最原始的铅字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印保单。开业时的办公室只有426平方米，包括楼梯和厕所，生产工具是3台电脑，外加唯一的展业工具自行车。马明哲对大家说，“生于抗美援朝，长身体时自然灾害，读书时是‘文革’，参加工作遇到上山下乡，经历过这四部曲的磨练，现在的辛苦不算什么”。

产险做起来后发展寿险，尤其是真正意义的个人寿险，对马明哲和整个寿险市场都是从0到1的过程。当时马明哲考察了台湾地区华人寿险公司和产险公司的差异，看到了寿险业的发展前景，坚定投入寿险，大批台湾寿险业精英人才被挖角到平安。

2002年，平安开始经营银行，来自花旗亚洲区的顶级团队陆续加盟平安，直至2012年完成对深发展的收购、兼并及重组。

如果是在一个领域的产业链其他环节做延伸，还比较容易理解，马明哲的不同之处是他总想放眼全球，追踪最新潮流，在看起来完全是年轻人天下的互联网创业领域，也要发起从0到1的工程，而且是同时展开多个创业创新。这在很多人眼里不可思议，美国最大的全球投资基金公司的创始人说，马明哲是全世界极其罕见，可以从保守的传统金融走到现代科技前沿的领导人。

2011年，创办陆金所，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线上财富管理平台;

2014年，创办平安好医生，如今1.8亿注册用户，成为中国最大的移动医疗健康咨询服务平台;

2015年，创办金融壹账通，如今成为服务超过450家银行、2100家非银金融机构的云服务平台;

2015年，平安医疗健康管理公司成立，这个从平安养老险孵化出来的医保云服务平台，已经覆盖全国250个城市，服务人口超5亿……

今天，人工智能、生物识别、云计算、大数据成为马明哲最关心的话题。他永在创业，创最新的业，不断迸发新的火花，然后快速尝试，孵化出“1”。



要在如此多领域完成从0到1，如何能确保成功呢?马明哲曾将平安成功之道概括为“三多一执行”，“三多”就是同时下多盘棋，比对手看多几步棋，多平台，多团队，“三多”之后是找人执行。有体制和机制的优势，只要想好业务方向，马明哲就舍得花大代价将这个方向顶尖的人才网罗过来。平安的管理团队堪称“八国联军”，无论什么国籍、背景、履历、学历，只要愿意做大事，做新事，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大施拳脚的空间。

心怀家国，融入家国

马明哲有广东人特有的商业头脑，但在平安，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平安不是一个赚钱机器，而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

平安脱胎于招商局集团在内地开办的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创立于1872年的招商局浓缩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现代化的足迹，其“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李鸿章语)的理念也深深融入了平安的血脉。

招商局最早创立时，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启事说明设局宗旨，“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招商局要谋利，但不仅是谋一企一时之利，而是谋一国万世可行之利。李鸿章说，创办招商局，“乃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冀为中土开风气”，“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国家)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在那个年代，一批先觉醒起来的中国商人已经意识到“国运即商运”，“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清政府驻欧洲四国公使薛福成语)。

百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袁庚在蛇口创造了招商局的二次辉煌，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闯禁区，全面改革，缔造出激情燃烧的蛇口“试管”，给仅处香港一隅、实力薄弱的招商局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1986年袁庚提出引入竞争机制，不要国家投资，创立一个商业银行，1987年在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

1986年马明哲最早倡议办保险公司，后来得到袁庚的肯定，认为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道路。1987年12月6日，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1988年5月27日，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

有这样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探索，让马明哲从创办平安开始，就“脑子装着生意，心里装着情怀”。平安三十而立之际，他宣布投入100亿元启动“三村建设工程”，面向“村官、村医、村教”的三个方向，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助力中国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和美丽乡村的建设。“面向未来30年，我们要更加铭记初心，更加懂得责任之重，更期待为民生改善尽绵薄之力。”

100亿元总公益投入、1000亿元免息贷款、1000家乡村诊所、10000名乡村医生、1000所乡村小学、10000名乡村教师，这些百千万的数字构成了平安“三村建设工程”的内涵，也诠释了马明哲的立业初心。

“三村”工程只是平安投身扶贫公益数十载的缩影。从1994年起，马明哲就扎根教育公益，他没有时间抛头露面，接受采访，却多次下沉到平安希望小学。在他带领下，如今已有114所平安希望小学在全国30个省市的农村开花结果。他还带动家人出资成立“明园慈善基金”，致力扶贫帮困，十年来，马明哲及家人已累计捐赠超过亿元，用于乡村教育公益。



马明哲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观深刻影响着平安人。除了投身精准扶贫、教育公益，马明哲还要求平安要不断开放自身的核心技术，为社会、政务与行业赋能。9年前，平安“智慧医保云平台”在厦门开始试点，目前智慧医保的控费成果在200多个城市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体现。

去年5月11日，平安联合深圳市人社局，推出养老金领取“刷脸”在线认证服务。离退休老人由于身体不便或异地养老等原因，无法认证导致暂停发放养老金的情况得到了解决。

一个多月后，6月30日，平安研发的首个“智慧财政”平台在南宁正式上线运行，这意味着南宁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政府对公共资产负债“摸得清、来去明、管得住、利用好”的全面动态预警、管控和监测。

12月27日，作为首个“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疾病防控的结合，平安研发的重庆智能疾病预测与筛查两大模型，可以提前一周，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传染病发生情况，指导民众进行疾病预防，助力政府部门在相关疾病的防控工作中提升效率，降低疾病预防和控制成本。

平安而立，蔚为大观。中国古语说：“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意思是大概每三十年会有一次巨大的变化。在马明哲看来，平安所处的时代，是呼唤那些有着伟大理想和格局的企业涌现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批量化地创造出好企业”，平安和很多企业一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不断创新的产物，“一家企业，只有把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命运、民族复兴，才能基业长青”。

如今，平安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技术的“云平台”已经延伸到财政、社保、医院管理、公共健康、交通、社区、房产、教育、养老等多个公共服务领域。不仅帮助当地政府提高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也为百姓创造简单便捷的生活体验。

袁庚在蛇口有诸多探索，他的初心是，“看看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愿意接受实践法庭的审判!”以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集集团为代表的一批源自蛇口优秀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下，完全可以造就出利民利国、对利益相关者高度负责的企业公民。站在新时代起点上的马明哲，饮水思源，无愧初心。

三十年，从河东走向河西

创业难，守业更难。从蛇口出发，危机感已经宛如基因一样的马明哲，不敢有丝毫懈怠。

平安集团资深副董事长孙建一在接受采访时说，马明哲三十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工作13到15个小时，而且永远带着强烈的危机感推动创新，平安从1988年创立、当年保费收入522万元，到2017年集团收入可能接近9000亿元，是当年的16万倍，但马明哲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平安要向科技驱动转型，新的三十年刚刚开始”。孙建一说，像马明哲这样的企业家，是用灵魂入股了企业，一息尚存，就永不停止拼搏奋斗。

这就是马明哲这一代企业家的襟怀，他们在企业的股份何其微小，但却融入了整个灵魂。

2017年11月，马明哲在公司执委会全体大会上，作了一份题为《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的报告。与会的Jonathan Larsen(中文名罗中恒)是2017年加盟平安的著名银行家、前花旗全球零售银行总裁，他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感受——Shocked!(震惊)

Jonathan的诧异在于，他原以为花旗的科技布局在金融领域很领先，但马明哲这次讲到的科技规划和平安的发展步伐颠覆了他的认知。平安在科技领域的动作让人惊叹连连。

从刷脸进入平安金融中心，到手机上传图片实现受损车辆秒级定损，平安已将人脸识别与图片识别技术等AI技术应用于集团内外数百个场景当中。作为金融集团的平安，依靠一系列的前瞻性布局和探索，正在成为AI时代的领跑者。

过去20多年，马明哲一直将汇丰、花旗等国际金融机构作为参照系。近几年，他则将亚马逊、谷歌等互联网公司作为重点对标对象。在他的超前战略部署下，目前平安拥有中国金融机构中规模最大的数据平台和云平台，大数据科学家超过500人，科技研发人员超过2万名，拥有金融、医疗专利申请超过3000项，多项技术全球领先。

马明哲在报告中提到，如果说过去30年，平安打造的国际领先综合金融集团这个孤品是“河东”，那么，站在新起点上，平安要走向“河西”——一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

面对下一个未知的三十年，马明哲的愿景很清晰，“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平安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必须先成为科技的领导者，而非追随者”。



| 2017年10月31日，平安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全球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全球医疗与健康研究中心

按照他的设想，未来30年平安将成为“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综合金融集团”，并聚焦于“大金融资产”和“大医疗健康”两大领域。

马明哲多次谈到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案例，从30年的长度来看，从小做到大的企业80%都不见了，从单元到多元进行跨界发展的企业99%都不见了。“公司发展大了容易冲动，而扩张到不同行业的管理方法完全不一样，所以聚焦是非常重要的，平安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像一棵树要长成参天大树，必须不断修剪枝叶，在做加法的同时也要不断地做减法。”马明哲说，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平安更为“聚焦”，这样才会更加有力。

从单一产险到综合金融，平安的上半场精彩不断。从综合金融到金融科技，平安的下半场让人期待。

对“未来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这个目标，马明哲底气十足。他认为，过去30年间，平安的综合金融模式在人才储备、资金累积、数据深度和场景维度等方面为自身积累了大量科技优势，已拥有五大核心技术，包括生物识别、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云平台等。

平安的生物识别技术水平全球领先，覆盖多元场景，包括金融、医疗、生活/服务、安防等;平安大数据已建立起“1+N”生态圈合作伙伴关系，全集团数据量覆盖8.8亿+人群;“平安AI+脑”贯穿人工智能所有环节，其中疾病预测技术实现健康、控费用两大诉求;平安区块链可提供安全、可追溯、高效的交易记录方式，在金融及医疗健康、房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已经深入运用;平安的云服务则在社会公共服务、智慧城市、智慧政务等多个领域被广泛运用。

有时想不明白，为什么马明哲拼搏30年后，思想还如此新鲜。也许他说的一段话可以解答：“我的司龄是30岁，30岁算是正当年吧。我还要继续努力，让平安创立100年时的CEO说，我们最早那个叫马明哲的CEO干的不错。”

晚清时代的思想家、实业家、招商局创始人之一的郑观应尝言：“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可叹当时，如同龚自珍所说的，“衰世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衰败的朝代没有能人，没有贤能的文官，没有清醒的史官，没有聪颖的将军，学馆里没有饱学的才子，民间没有智慧的百姓，街巷没有聪慧的商人，山野丛泽连机智的小偷都没有。一个呼唤振兴工商业、富民强国的时代，却没有条件让有智慧的企业家发展，这是时代的悲哀。



今天当我们看到无数才工才商遍布中国商界，创造出几十年前不可想象的伟业，不能不感慨生逢盛世。正是改革开放，天公抖擞，亿万中国人民的才华才如磅礴之雨倾盆而下，如浩瀚星空熠熠生辉。以马明哲为代表的世界级中国企业家的涌现，以及他们所展示的胸怀国家民族未来、奋力拼搏、兢兢业业、永葆创新锐气的精神，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呼唤伟大企业同时也能够造就伟大企业的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有更多世界顶尖企业的绽放。

三十年芳华如此壮美，明日，是你更加动人的新的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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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麦当劳中国业务正式易主，公司与中信股份、中信资本控股、凯雷投资集团的战略合作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并顺利完成交割。

凯雷在新合资公司中持有28%的股份、2个董事会席位，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以及亚太区主席杨向东出任新麦当劳中国董事会副主席。

2017年11月，阅文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份和管理层信息上出现了：Luxun持股6.45%、Laoshe持股5.76%。

两家音译为“鲁迅”和“老舍”的股东背后，也正是成立于1987年的凯雷投资集团。

“大的规模经济，大量的消费者、顾客；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文化；加上政府的支持。这些是我们将会继续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的三个主要原因。”1月18日，凯雷投资集团（“凯雷”）联席执行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内的中国媒体采访时说。

截至2017年9月30日，凯雷的资产管理规模为1740亿美元，拥有306个投资基金。其中，凯雷的亚洲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在区内的股本投资规模超过147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达116亿美元。

凯雷投资集团于1998年进入亚洲市场，亚洲团队从事并购、私有化及战略性少数股权投资。同时作为最早进入中国、投资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全球性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凯雷已经在中国内地进行了90多笔投资，股本投资金额逾75亿美元。

启动新基金募集

近年来，凯雷平均每年在中国市场的股本投资规模在5亿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凯雷集团董事总经理兼全球外部事务部主管马鼎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一规模将在未来几年得到持续、甚至进一步增加。

“我们正在募集的亚洲基金，规模将是凯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只。这将有望加大我们的在华投资步伐。”马鼎文称，新基金规模将远大于此前一期亚洲基金。

2014年9月，凯雷宣布旗下的并购基金凯雷亚洲基金IV完成募集，总额为39亿美元，比前一期凯雷亚洲基金III高出50%多。这只基金以控股或重要少数股权方式进行投资，目标是亚洲地区（不包括日本）的成熟企业。




马鼎文未能回应关于人民币基金募集规模和封闭期的提问，但介绍：“新的人民币基金将保持（和上一期基金）相似的策略，主要投资规模相对较小的交易和投资。”

2010年1月，凯雷与北京市金融工作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北京设立目标规模为5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北京凯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Carlyle Beijing Partners Fund）。到2011年完成发改委备案时，已完成第二轮融资，融资额达32亿元。

根据凯雷的官网信息，这只基金的投资组合包括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美年大健康”）、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北京友宝科贸有限公司（“友宝”）等，其中美年大健康、友宝两个项目已经实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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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客车进入中国市场三十三年来，第一次迎来本土化最彻底的新掌舵人——中国籍的首席执行官徐岗。

徐岗加入空客前是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并曾任天津保税区管委会党组成员。此番脱离公务员体系“下海”，并成为一家世界五百强外企的高管，徐岗面临着多重挑战。

入职仅仅两周后，1月19日中午，徐岗第一次以空客CEO身份在中国媒体面前亮相，坦承自己的角色之变与心路变化。徐岗直言自己面临着众多挑战，其一是如何在新时期把空客在中国的业务与发展做好，毕竟在空客中国前两任CEO博龙与陈菊民任内，中国与空客的合作不仅越来越紧密，订单量也惊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无疑要求徐岗做得更加出色。而中国市场之变，恰恰是徐岗即将面临的重大挑战。

“空客绝不是仅仅把中国看成一个市场，而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创新中心，一个可以携手同行的合作伙伴。”徐岗表示，他加入空客后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在中国诸多重大战略中发挥空客的作用，比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空客能做些什么？

这种积极融入的姿态，或是空客集团总部选择徐岗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官员变高管

徐岗，1972年出生于苏州，年幼时父母参与援藏建设，自己跟随父母在西藏、青海等地生活过很长时间。长大后到天津读大学，就读于天津大学信息管理系统工学，1995年毕业后留在天津，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开始其职业生涯。2003年，徐岗调任天津港保税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并于2005年升任局长。就是从2005年开始，因为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项目，徐岗开始与空客公司结缘。

作为时任天津保税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徐岗直接经手了该项目的选址、组建团队、谈判和签署合资备忘录等所有环节。因此待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项目正式成立并运作起来后，徐岗成了该项目合资企业的中方代表，出任该合资公司副总经理一职。但他主要是做些协调工作，并不具体管理工厂的运营，当时徐岗的身份更多是公职，并步步升迁至天津保税区管委会党组成员。

2014年，徐岗暂别空客与航空，就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不曾想，三年之后，他选择离开体制内岗位，加入了空客中国，接替陈菊民出任空客中国的首席执行官。陈菊民则像原本的博龙角色一样，转任空客中国董事长。

从公职下海，不算新鲜，难得的是中国人在空客走到了这么高的职位。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空客历年在华高管多为外国人，前CEO陈菊民是第一个华裔，不过其出任空客中国CEO时，已经入籍法国。而在波音、霍尼韦尔、泰雷兹等一众航空制造业巨头的中国区CEO至今无中国人出任过。

因此，当徐岗被宣布为空客中国新任CEO，外界好奇这一选择的背后原因。在国际航协北亚地区副总裁、国际航协驻中国首席代表张保建看来，外资公司选人并不会因曾在政府工作过这一个背景选项而做出选择，尤其是在中国区总裁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肯定要挑选对其企业发展有利，符合战略考虑的人才。

空客中国公司内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徐岗年轻有为，好学又有丰富的航空工作经历，当年曾多次去法国空客总部谈项目合作事宜，后来也多次与空客方面进行各种交涉交往，对空客的情况颇为熟悉。徐岗的风格平易近人，各层级人士对其印象良好。且因为其曾在美国芝加哥罗斯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还获得了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外语水平很好，与空客集团内部沟通交流顺畅。因此空客是考察了方方面面的因素才选择了徐岗作为新掌舵人。

徐岗与空客究竟是谁先属意谁？徐岗笑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在过去十年中的接触交往，双方互相有感觉才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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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金融业增加值为16302亿元，同比增长4%，仅高于建筑业增速。

2017年全年，金融业增加值为65749亿元，同比增长4.5%，处于多年来低位。多位受访分析师均认为，金融业低增速与金融去杠杆有关。

“2016年同比增速较低可能有基数方面原因，因为2015年增速较高，2017年受基数影响较小，可能主要与金融监管有关。”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表示。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金融业增加值主要指银行、证券、保险产生的增加值。在金融去杠杆，同业、理财、非标强监管下，有些业务不能做，有些业务增速放缓，会对金融业增加值增速带来影响。

由于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其对GDP的贡献率也明显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末金融业增加值对GDP的占比为7.95%，相比去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

“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说明脱虚向实已起到一定的成效，实体经济将逐渐成为支撑GDP增长的主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经济与区域金融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虹含称。

增速为何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金融业增长高点出现在2014~2015年。2014年四季度至2015年四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各季度同比增速均超过14%，其中2015年二季度增速达到18.8%。不过此后金融业增加值季度同比增速出现下滑，至2016年四季度达到3.8%的低点。

分析人士认为，2015年增速较高可能与股市成交活跃有关，而2016年的低增速则与2015年的高基数存在较大关系。那么2017年的低增长该如何解释？数据显示，2017年一、二、三、四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4.4%、3.2%、5.6%、4%。全年增速为4.5%。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增加值是指整个金融业的产值增长情况，现在金融业增加值增长较慢与金融去杠杆有关。

“增加值增速降低可能与金融监管致同业收缩有关，包括银行同业业务、发债等都受影响。毕竟有业务才有增加值，金融活动减少，肯定会影响增加值。”前述不愿具名的分析师称。

李虹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金融严监管不断持续，对银行业、影子银行的监管与控制，特别是对三套利、四不当、三违规等行为的持续关注，使中国金融业发展速度不断降低。同时M2增速中银行业创造部分的信用货币也在不断减少。

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显示，金融业由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以及其他金融活动四个子行业组成。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不同于年度核算以具体数值为基础的核算方式，季度金融业增加值主要依据相关指标进行推算。具体而言，统计核算时将金融业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活动四类，前三类分别以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及营业税增长速度、证券交易额和保费收入为相关指标对季度金融业增加值进行推算。

整体来看，上述三组数据增长态势低迷。央行数据显示，2017年人民币贷款余额12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存款余额164.1万亿元，同比增长9%；而2016年贷款同比增长13.5%，存款同比增长11%。

同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1-11月，原保险保费收入34397.58亿元，同比增长19.17%。而2016年1-11月，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达28.88%。此外，证券交易额也并未明显上升，以上交所A股交易总金额为例，2016年为49.69万亿元，2017年为50.7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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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这一事物可以说是我国不健全的财政体制下的特有产物，随着财政体制不断改革，城投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尴尬。银监会融资平台名单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11734家城投平台。自财政部开始收回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后，平台以市场化转型的名义退出名单就成为常态，2010年以来共有2500家左右融资平台退出名单。

43号文之后，2017年是对地方融资监管最为严格的一年。据记者了解，在从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不同的方面对地方融资予以限制之后，地方平台尤其是中小平台以及相关的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压力颇大。高压之下，地方平台确实有不少转型动作，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整合当地的基础设施资产，宣称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商’或‘地方金控平台’等大型控股公司，但不少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把资产装进去，实际上还是为了将报表做得符合审批要求，换汤不换药。

“监管上的总体思路一直没有变化，即剥离城投的政府性质，转型为公司法人市场化运作，但这么多年下来很难说实际效果有多大，地方融资平台存在的根本就是为地方政府投融资，这与市场化转型本身就是相悖的。根源上的解决途径还是要推进地方国企改革，引进外资、民营股东。”上海地区一位财政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此表示。

城投平台的“前世今生”

城投平台这一事物源自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使得地方政府陷入了“事权大、财权小”的局面，为了解决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缺口，只好借助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公司名义向银行等市场主体筹资，当时城镇化正迈开步子，各地急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财税体制改革加上旧《预算法》下，地方政府不列赤字、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城投公司作为投融资平台承担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出台的4万亿刺激方案中，地方政府承担了其中的2.82万亿，刺激方案没有立马见效，中央继续鼓励投资建设。2009年，央行和银监会明确发文鼓励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扶持政策之下，融资平台遍地开花，银监会数据显示，2009年一年全国新增融资平台2000多家，而此前的17年（第一家城投平台成立于1992年）全国新成立的融资平台总数才6000多家。与此相应，城投债发行规模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据wind数据统计，2008年还只有546.3亿元的城投债净融资额到2009年飙升至2804.6亿元。

2010年以前可以说是城投公司的辉煌时光，随着中央政府对城投平台的监管态度由“鼓励扶持”演变为“规范限制”，尤其是2014年43号文和随后的新《预算法》实施，城投公司由此走上了漫漫转型路。

据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城投平台的转型无非两个方向，即“商业类”和“公益类”，具体而言，一个是通过改革和重组使其成为一个市场化的企业进行运行，绝大部分的城投平台属于这类情形；另外一个模式是成为一个特殊目的实体，专门做政府公益项目，和政府财政百分之百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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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疑云

云南资本债务逾期事件将地方债务风险再度推上舆论“风口”，这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热点话题，也是一个多年来很难说清的话题，比如真实的地方债务规模几何？严监管态势下，潜在的风险又有多大？在“政府信用”隐形“加持”之后，各类地方融资主体又有几分真实的“市场”成色？疑虑难解。（周鹏峰）

年底时节往往是多事之秋，地方政府“自曝家丑”，风险事件频出，这些零星事件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暗潮涌动。2017年是金融强监管大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地方债务风险正是重要风险点之一。

财政部近日首次公布了2017年全年地方债余额16.5万亿，审计署在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个别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风险不容忽视”。多位地方财政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一个重大风险是隐性债务过高。

“虽无法估计隐性债务的量有多少，但是从不少地方发生的风险事件里还是能看出来压力很大的，类似前几天云南国资逾期的事其实不少，只是这件被曝出来才引起关注。”一位承接政府项目的机构地方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当市场普遍感知到的时候，风险其实已经酝酿多时，监管者则更是早已知晓，早在2010年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出台针对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文件，其间受累经济下行压力也历经曲折反复。而2016年10月以来的这一波重拳，从出文节奏到惩罚力度，从多部门联合整治到约束政府、限制机构、问责官员多角度出手，对整个地方政府举债生态链条形成一股高压。

隐瞒债务地方压力大风险事件趋频繁

按目前市场通行的理解，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由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构成，前者的发行主体是地方政府，后者的发行主体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从一级发行市场来看，2017年全年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同比2016年均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据Choice金融终端显示，去年全年地方政府债发行量为4.36万亿元，同比2016年的6.46万亿下滑33%。另外，中债口径的城投债去年全年发行1.93万亿，同比减少23%，同时总偿还量环比增33%，由此去年城投债的净融资额自2016年的1.44万亿下降68%至0.52万亿。

上述机构地方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回过头来看，2014年全国统计债务进行债务置换的时候，那些如实上报了当地债务的地区现在压力比较小，中央基本都给了额度进行置换，但是很多地方上报的时候其实隐瞒了不少债务，现在又赶上严打乱融资，这些地方的压力很大。

“像云南、贵州等西部一些偏远的地区现在融资的成本都到了11%-12%左右，一些特殊的项目甚至还有15%的，债务压力可想而知。”有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

债务置换是中央政府推出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其意图是以低成本的地方政府债去置换高成本的非标、贷款和城投债等。不过，对于债务置换对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效果，一位信托机构人士用“杯水车薪”一词对记者进行形容。

另一方面，风险事件似乎比较频繁地出现。一位金融机构投行人士对记者透露，现在行业内知道的融资平台逾期行为可以说不少，其所在机构承做的东北某市平台项目就曾逾期一年。“这些是资本市场的项目，出了问题容易公开，其实银行有更多问题项目。”

中央早已在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43号文）和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的《预算法》是个分水岭，也是目前地方政府举债的纲领性文件。43号文剥离了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这一职能逐步被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券所代替。随后，针对融资平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最近一轮规范整治行为始自2016年10月，之后财政部陆续出台多项文件，从文件脉络上，业内将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监管思路概括为“开正门、堵偏门”或“修明道、堵暗舱”。具体而言，一手强调融资平台与政府划清界限，同时严打违规举债行为，如财预50号文、87号文以及一系列针对违规举债行为的惩罚公告等；另一手则在细化债务限额管理，拓宽地方政府债融资渠道，如89号文、62号文、97号文等鼓励发行专项债，试点土储债、公路债等品种。

监管限制的对象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受到直接冲击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同时也被视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的“温床”，中央政府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在出文对此予以规范，规定金融机构为平台融资不得要求政府出具担保函等形式的担保，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以土地储备为名义为非土地储备项目举债，不得以地方政府债以外的任何方式举借土地储备债、严禁将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类公司的融资行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等。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对记者表示，现在看来，2015年以后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务都有风险，“可以两个维度来看，一个是财力比较弱、对举债依赖比较大的地区，比如内蒙古、山西、云南和贵州等，另一个是当地融资平台特别多的地区，比如江苏，叠加符合这两点的地区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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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当多数房企拿地开始趋于保守，绿城却一改此前的谨慎态度，在土地市场攻城略地，大举进行反周期投资。仅四季度，就集中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一二线城市近20幅地块收入囊中。2018年1月18日，绿城以29.3亿元拿下福州地块，这是其首度进入福建地区开辟版图。

这只是绿城变化的冰山一角。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取的一份绿城中国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曹舟南内部会议讲话，披露了绿城中国在2017年杭州市场变化中的应对与2018年的总体计划。

2018年，绿城中国计划实现合同销售1370亿元，资金回笼1178亿元，利润总额32亿元。并为2019年度合同销售跃上2000亿元、利润总额超百亿元奠定基础：新增土地总货值超1000亿元，整体费用预算控制在72亿元以内，新开工1176万平方米，交付785万平方米。

由于这份内部会议讲话是在去年12月写就，根据绿城相关人士解读，计划合同销售额还没有把四季度以来的土地储备可转换货值算进去；而在计划中新增的千亿货值里，也包含了合作方的权益，并非绿城权益货值。根据最新披露，2017年绿城获取优质项目38个，土地款总投入797亿元，其中绿城权益占比近60%，预计新增可售货值逾2300亿元。

2017年的整体市场变化，加上杭州楼市需求和市场的积累，令外来房企在当年进步尤快，使得绿城要面对的竞争环境非常不稳定。以绿城为代表的杭州本土房企如何迎战2018年？

三年内加快周转

2017年的市场变换对绿城而言，是经受磨砺和反思的一年。

在公司总部杭州，绿城头一次掉落销售榜首，但与此同时，绿城也在进行积极的内部变革。

2015年第一大股东成为中交的绿城中国，2017年一头扎入了“一体五翼”（绿城中国，绿城房产集团、绿城管理集团、绿城资产集团、绿城小镇集团、绿城生活集团）的架构搭建中，并有序推进“四个全面管理”（全面人才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预算管理、全面服务管理）。

上述两项工作的背后，是绿城中国三年战略分步实施、经营成果整体呈现。将绿城中国三年战略放到2017年的杭州市场来看，也有其内在逻辑。

2017年，杭州由于人口流动与城市拆迁、投资生发出来的内生型需求和外向型需求同时爆发，这也导致刚需楼盘在这一年销售表现特别好。而彼时绿城正处于如何走出高负债、低周转的被动处境中。在竞争激烈的杭州，绿城中国实现248亿元销售，占全年1457亿元的17%。绿城中国预计当年毛利率达到27%，位居行业前列。

全国范围内，绿城中国在调整战略步伐，各项财务指标也在重构。在这一年，绿城提出“理想生活综合服务商”转型发展，并将运营效率、经营效益提升，强化高周转运营。如杭州桂语江南等一批新项目，已满足4个月开工、8个月开盘条件；南京雨花区、重庆冉家坝等新项目冲刺18个月现房销售，开发周期（拿地到交付）由78个月减少到48个月，缩短38%，销售周期（拿地到清盘）由102个月缩短至48个月，缩短53%。

在2017年，绿城中国综合融资成本降至5.3%，营销服务费率降至2.36%，净资产负债率降至48%。目前绿城中国银行存款余额还有489亿元，创下公司历史峰值，这也是曹舟南在绿城中国2017年中期业绩报告会中引以为傲的一点。曹舟南认为，2018年只有手握大量现金的企业，才有机会发力土地储备与市场收并购。

相应地，绿城中国在2017年预计利润总额提到4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25%以上。总资产规模与净资产规模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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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迎来了一个小小的milestone（‘里程碑’），完成自如的首次融资，金额是这样的。”自如CEO熊林微微转身，以便参加战略沟通会的所有人都能看到身后PPT上大大的数字——40亿元。

他说自己是个“有问必答”的人，但在过去几个月中每每有朋友问及融资的进展，却不得不三缄其口。

过去的12个月中，长租公寓领域融资不断，这笔规模40亿元的投资，却还是刷新了中国长租公寓行业最高单次融资的纪录。

华兴新经济基金合伙人杜永波用“四最”描述这笔投资：“追”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案子、“追”的最辛苦的一个案子，从业以来接触到的A轮融资额最高的项目、投资方抢夺最厉害的项目。

杜早在2014年的时候曾带着团队去拜访熊林，希望能够说服他启动项目融资。直到四年后，投资终于得以成行。

“大家的竞争很激烈。”投资方们说，大家不仅要比决策速度、比可投资规模，还要比谁的姿态更低。据了解，自如这轮融资的估值已经超过200亿元。

查看投资方名单：由华平投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腾讯3家机构领投，华晟、融创中国、泛大西洋投资、源码资本、海峡、新希望等机构跟投。

“自如的现金流不错，融资主要是需要更多的伙伴来支持我们。”链家集团董事长、自如董事长左晖把自如的这次融资当作是公司的成人礼。

服务“新市民”

自如成立于2011年5月，最早是链家旗下的资产管理业务“链家自如”，在2016年正式开始独立运营。

截至2017年底，自如已进入了9座城市，为超过20万业主委托管理50万间房源，累计服务120万租客，管理资产价值超过6000亿元。

本次融资完成后，自如将在继续深耕北京、上海、深圳三城的同时，开拓新进入城市，包括杭州、南京、广州、武汉，成都、天津。

“这个经济模型在成熟市场已经完全得到验证。”华平合伙人、中国高科技组投资负责人丁毅透露，公司在北京市场已经实现盈利。

根据华平投资的调研，在中国一二线城市中，与大约30%的存量可供出租房产对应的，是城市新人群中高达70%的租房比例。

未来几年，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房源仍然集中在个人业主手里。也就是说，市场趋势更可能是，各路玩家通过机构化管理的方式，以存量房源来满足消费群体的分散式租房需求。

“真正机构化的玩家才刚刚进入市场，集中式和分散式加在一起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到10%。”丁毅告诉记者。

在投资方看来，租赁服务只是一个抓手，在服务场景中可以与用户产生大量的“接触点”，进而为用户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是能够把用户的整体生命周期服务好的公司。”华平投资中国区联席总裁程章伦认为。

所谓“覆盖全生命周期”，是指自如通过居住和相关产品能够满足用户从求学到毕业、从单身到结婚、从二人世界到为人父母的各个人生阶段的与居住相关的需求。

从经济价值和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用户租约更长是很有价值的。从以高频打掉低频的角度，自如可以在占领长租的高低之后，实现向短租等品类的进一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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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中最容易产出爆款的季节。

贺岁档《芳华》、《前任3》均破10亿后，即将到来的春节档也是竞争空前激烈。《捉妖记2》、《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西游记女儿国》等大片的角逐，谁将胜出？在春节档来临之前，对过去一年和贺岁档爆款电影的总结，是有必要的。

从电影艺术而言，每个电影都有自己的命格，电影也是无法被计算的。但从过去一年的爆款电影来看，的确存在一些共性。

爆款，并非票房绝对值高。如《冈仁波齐》、《二十二》票房破亿，其意义上与《前任3》的18亿并无差别。而是按照成本、片子受众来定义其可能的市场走势，最终远超预期，便是绝对的爆款。

分众在当下的市场中已是主流逻辑。在保证电影品质的前提下，做好分众运营是一个通俗电影获得高票房的必要工作。在制定宣发策略时，需判断其受众范围及数量，并通过宣发手段精准送达至核心用户区域。

王中磊在接受采访时毫不避讳地说，如果《芳华》没有从十一撤档，它会是一个口碑爆棚，但票房表现一般的电影；由于撤档，给了华谊时间做分众工作，最终成功渗透至“银发观众”及更广阔人群。

1月12日上映的几部电影中，在2017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大世界》却马失前蹄，票房至今仅有241万。虽然电影气质独特，并非通俗点映，辐射人群不广，但仅以深度影迷的维度为判断依据，这个成绩远没有覆盖到核心用户群。

将电影当做产品，则观众为用户，这其中，深度影迷为核心用户，大众则为随机用户。高口碑和品质是触达核心用户的敲门砖，分众化的营销和发行手段，则为打开随机用户的钥匙。

有的公司为此选择只取悦核心用户，即只做高口碑电影和引进片；但大部分公司还是选择赌博，对风险不可控的电影进行投入。

这是大部分导演、制片人对电影着迷的一个原因，“做电影就是这么刺激，永远有出人意料的成功，也有意料之外的失败。”一位制片人表示。

尽管如此，如果将电影从制片到宣发的所有环节都做对了，总体结果就不会差。

除了上述分众的宣发逻辑，一部电影表达的是否是普适意义上的精神和价值观，是最基本逻辑，情感营销只是手段。

无论是《摔跤吧爸爸》、《冈仁波齐》、《芳华》，还是票房56亿的《战狼2》，每部电影传递的精神都是易与观众产生共鸣的。这不仅在中国市场，即使是商业片的最高殿堂奥斯卡，精神和价值观也是评判一部电影的核心要素。

“一部电影，如果能做到在精神上让大众产生共鸣，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一位制片人如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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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深圳住宅成交陷入低迷的另一面，是深圳的写字楼和办公物业市场日益活跃。

新近公布的机构数据显示，2017年深圳一手写字楼成交面积、商办大宗成交额同比均大幅上升，呈现出供需两旺格局。由于有真实需求支撑，写字楼的空置率则出现下降，租金微涨。

繁荣的办公物业交易，反映出深圳对第三产业的吸引力。有统计显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两项产业的写字楼租赁面积占比超过60%。

展望后市，随着行业对办公楼升级扩张需求的增加，供需两旺格局可能会延续。

深圳中原投资部总经理杨创慧指出，在住房市场继续受控、深圳企业环境不断向好等多因素影响下，大宗交易将持续活跃，特别是商办市场，作为资产配置将深受市场青睐。

办公物业成交活跃

据深圳中原统计，2017年深圳一手写字楼共成交53万平方米，同比大幅上升73%。

成交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市场对写字楼供应的消化良好。据戴德梁行监测，截至2017年末，在供应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仅12.57%，同比下降了0.69个百分点。

戴德梁行指出，虽然年末租金出现环比小幅回落，但较去年同期仍上涨8.5个百分点，达268.74元/平方米/月。

这与大宗交易的增加有关。深圳中原统计，深圳2017年的商办大宗交易成交金额达到约514亿元，相比2015年的306亿元、2016年的428亿元大幅增加。

“写字楼在大宗交易中的成交量明显增加”，杨创慧指出，目前购买商办物业的买家主要为自用实业公司及基金；随着严厉的住宅调控持续，投资方也将目光转向关注商办，使得商办大宗交易日益频繁。

过去一年，深圳有多家企业通过拿地自建或整栋购买写字楼作为企业总部。

“深圳大部分写字楼是以总部物业的形式入市的”，戴德梁行深圳公司高级董事罗进良指出，以平安金融中心为例，项目可容纳3万人办公，总供应量达32万平方米。

他表示，此前业内预计，这么大体量入市可能对市场造成一定压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消化。但该项目入市短短三个月，出租率达到80%，消化速度非常惊人，最新租赁价格达到550元/平方米，创下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价格的新高。

种种迹象表明，写字楼和办公物业正成为深圳楼市新的投资风口。

“商业地产的投资价值正在被重新审视”，深圳中原董事总经理郑叔伦表示，未来住宅将会是楼市产品中价值最低的，而投资写字楼等商业的比例高，租金回报更理想。

杨创慧进一步指出，住宅严调控，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商办物业成为良好资产配置，加上一线城市“类住宅”受严控，深圳物业成为交易标的，各地的基金纷纷投资其中。

深圳市的土地出让也迎合了这一趋势。目前，重大产业及总部经济等项目用地供应，已成为深圳新增土地供应的主流。

在深圳2017年成交的43宗土地中，住宅用地仅1宗，商办用地则达到20宗，规划建筑面积达384.65万平方米，占总规划建面的63.36%。

其中，2017年深圳湾总部基地共成交7宗土地，出让金额合计227亿元，是年内土地出让最多、出让金额最高的区域，规划建筑面积占到全市商办规划建筑面积的32.2%。

去年12月19日，挂牌总价86.89亿元的深圳湾两宗地块被恒大和万科分别收入囊中，两家龙头房企也将在此建设总部。

此前，已有神州数码、中兴通讯等多家企业拿地入驻深圳湾总部基地。按照规划，深圳湾总部基地总用地面积达117.4公顷，未来总建筑面积规模将高达450万至550万平方米。

深圳中原工商铺部写字楼部总经理范进佳认为，未来将有更多外地企业进入深圳，整栋写字楼的大宗交易也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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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颗落错位置的棋子，虽然未全盘皆输，但“出棋者”已失去对局面的掌控。

1月18日晚间，尤夫股份（002427.SZ）、富控互动（600634.SH）、宏达矿业（600532.SH）均公告称，公司实控人颜静刚“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此外，尤夫股份和富控互动也收到了针对公司的一纸调查通知书。

颜静刚和其掌控的“三驾马车”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市场似乎早有预兆。

1月15日开始，尤夫股份连续三日下跌，17日以跌停收场；宏达矿业也在15日跌幅2.95%； 2017年11月15日停牌筹划重组的富控互动，则躲过一劫。

立案调查疑云

1月19日下午，富控互动证券事务部人士回应称，“我们是昨天晚上收到的消息，调查通知书上没有写详细的调查原因，也在等待决策层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富控互动正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2017年12月16日，富控互动公告称，拟以13.67亿元收购百搭网络51%股权。

不过，该交易遭受市场广泛质疑，相比百搭网络7812万元的净资产（截至2017年9月30日），其收益法评估值26.54亿元，评估增值26.02亿元，增值率高达3330.64%。

工商注册信息显示，百搭网络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三个月的新公司， 2017年6月13日，百搭网络原股东才将所持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尚游网络和自然人沈乐。

上述人士并未证实立案调查与该重组是否有关，对于该重组是否继续，其也未正面回答。

“公司被立案调查，重组可能得中止，等立案调查有了结果再看，当然，公司也有可能直接终止重组”，上海某中型券商投行部负责人就此分析。

耐人寻味的是，2017年11月16日停牌前的一个交易日，富控互动大涨5.14%，收盘价19.42元，揽下2017年8月以来历史最高股价。

因为“筹划对外投资事项”19日上午临停的尤夫股份，也对立案调查一事讳莫如深。

“可能和颜总之前的事有关，我们也不清楚具体情况，还在核查中”，尤夫股份董事长翁中华19日下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对于尤夫股份和富控互动双双陷入调查是否存在关联，翁中华未作出回应。

“陈述不实、擅自担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财务作假，都有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实控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19日下午，上海公义律师事务所於炯律师据此推测，上述主体被调查“可能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或内幕交易有关”，他指出，“不正常的关联交易往往涉及侵占公司财产，还可能构成虚假陈述和信披失实。”

上海某会计师事务所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立案调查前，监管层肯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违法事实已经有初步的认定、”。

其强调，立案调查是为了进一步取证，“监管层可能拿到一些材料，也可能找公司的相关方谈过了，但是如果不进行立案调查的话，取证不完整”。

上海某中型券商投行部负责人也认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司或多或少有问题”，不过其强调，“上市公司也可能被调查后没问题，但总归是市场的少数情况”。

唯一没有被立案调查的宏达矿业，则面临易主的局面。

宏达矿业16日晚间公告称，“间接控股股东上海中技集团正筹划调整其持有的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可能导致公司实控人变更”，言下之意，颜静刚或将转手宏达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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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A股“逾界者”

包括“炮制慧球科技奇葩公告”的鲜言案、涉及境外运作的雅百特财务造假案等在内，A股市场，信披违规、减持违规、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虚假信息编造传播等花样百出，但是监管环境已然不同。（李新江）

连续跌停15天后，1月18日，ST信通（600289.SH）的跌幅终于有所收敛。

这一天，ST信通尾盘突然拉升至5.54元每股，上涨2.98%。虽然此后又出现了新的一波下跌，最终收报5.21元，跌幅2.98%。

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好结果。

1月19日，ST信通继续收跌，当日跌幅2.88%。

从2017年12月27日ST信通复牌，至1月19日期间，其股价累计跌幅达到了56.34%，市值也较2017年内最高点84.05亿骤减至31.93亿，缩水了62.01%。

“目前的股价水平，剔除掉‘壳’价格，已经所剩无几”。这是1月19日，申万宏源一位投行人士受访时的评价。

自2017年9月26日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随后的三个月中，ST信通先后出现了涉及诉讼、银行账户被冻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等一连串危机。似乎逐步由一个去年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的优等生，发展成现在股价腰斩的狼狈模样。

风暴15天

复牌前一日，2017年12月26日，ST信通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戴上“ST”帽子。

2017年12月27日，ST信通复牌的首个交易日毫无悬念跌停。

2017年12月29日，ST信通登上龙虎榜。当日净卖出16万元，卖出前五位出现知名游资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的身影，但大跌当前依然有营业部抄底入场，当日国金证券成都双元街营业部、申万宏源证券宁夏分公司就分别买入了10万元、8万元。

故事显然还没有结束。1月4日、1月9日、1月12日和1月17日，ST信通均因连续三个交易日内，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5%登上龙虎榜，这4日的数据均为净卖出，累计共卖出927万元。

出逃的机构并不在少数。

1月17日，有机构席位当日卖出153万，是卖出席位的第三位。如果以9月25日停牌时的收盘价11.59元计算，该机构浮亏了177万。

虽然撤离的机构不在少数，但风暴中的ST信通仍然不乏看好者“火中取栗”。

譬如有机构席位在1月4日当天买入了4.36万元。

“这个买盘意味深长，如果通过了投资决策流程，意味着交易员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加仓，可能加仓数量并不会太小。”1月19日，北京某基金经理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坦言。事实上，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一般基金公司对ST股票的投资都有禁令。

如果以1月19日收盘价5.06元计算，其11个交易日仅浮亏了1.77万元，似乎无足轻重。

尴尬的机构局

“没有听说大股东有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1月19日，ST信通一位证券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最近的交易日，频繁有“大股东增持”的信息在股吧等平台，被一些投资人频繁抛出。

焦急解套的不只是在“股吧”发帖的普通投资人。2017年三季报数据显示，其前十大流通股东中，证金公司和中央汇金分列第三位和第四位，持股占流通股比例分别为1.63%和1.37%。

而从基金持仓情况来看，2017年二季度末，国投瑞银新价值混合基金、南方策略优化混合基金、前海开源嘉鑫混合基金等多只主动管理型基金持有ST信通。其中仅有前海开源嘉鑫混合基金披露2017年四季报，季末持有ST信通1100股，与2017年二季度的数据相比已经减仓，当时的持股总数为1.04万股。

实际上，ST信通带给机构投资人的“难堪”不止是在A股市场。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ST信通的这场变动起源控股股东亿阳集团的一场债务危机。因与大同证券发生债权本金5700万的债权转让纠纷，2017年9月21日，亿阳集团持有的亿阳信通全部2.08亿股的股票被法院宣布司法冻结三年。

由于亿阳集团多只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提及，该期债券违约的情形包括，“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任何一笔债券违约；或没有清偿到期应付的任何金融机构贷款、承兑汇票等其他债务融资等”，因此相关债券触及了交叉违约条款。

由此，债务风波开始蔓延。

根据记者查阅公开信息，亿阳集团有6只债券存续，其中包括“16亿阳01”、“16亿阳03”、“16亿阳04”、“16亿阳05”4只公募债和“16亿阳06”、“16亿阳07”2只私募债，债券余额共计40亿元。

2017年11月8日，中山证券曾组织召开了4只债券的持有人会议。

本报记者亲历了“16亿阳03”的持有人会议，该场会议仅用时1小时就宣告结束，其中，亿阳集团董事、副总裁肖阳作为发行人代表参会，但其在会上仅作了约3分钟的情况说明。而到场的20多位持有人基本都是机构投资者，涵盖了西安、成都、北京、天津多个地区。

“当时考虑到这家公司经营还可以，而且旗下也有控股一家上市公司，股东方面也比较重量级，就配置了一点他们的债。”1月19日，一位在“16亿阳03”暴跌前、价格还是90元以上时买入的私募机构持有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另外一位在“16亿阳03”暴跌后买入的私募机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时是因为我的投资模型覆盖了这只债券所以程序自动进行了买入操作。”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目前中山证券已经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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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证监会2017年案件办理成绩单出炉。数据反馈同市场的预期一致，在严监管的大背景下，证监会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覆盖范围都有明显的提升。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稽查部门受理各类违法违规有效线索625件，新启动调查478起，立案调查312起；全年新增重大案件90起，同比增长一倍；全年办结立案案件335起，同比增长43%。

另外，证监会全年集中部署4个批次专项执法行动共54起典型案件，重点打击财务造假、爆炒次新股、利用高送转非法交易、私募乱象等市场典型违法行为。

但“严监管”的表述并不能全面总结2017年稽查执法工作，在新市场，新业态和新传播环境之下，证监会正在加大对各类垂直领域的稽查执法力度。

“不能简单的用从严监管来总结，从行业的角度看，在技术手段升级的背景下，证监会稽查执法工作正在覆盖此前的监管死角，各垂直领域明显能够感受到稽查的压力。”一位北京地区大型私募基金的人士讲到。

两大监管垂直领域

近年来，有两个细分领域成为证监会重点覆盖和监管的方向，分别是私募基金领域和新三板领域。

这两个市场具有共同的时代发展背景，近几年来，无论是新三板市场还是私募基金市场均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市场体量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

以新三板市场为例，2013年12月13日扩容以来，短短3年时间挂牌企业数量从数百家快速膨胀到超过一万家。

但市场快速扩容，监管执法却没有同步跟上，因此近年来两个市场也集中爆发了各种乱象和风险事件。

1月19日的证监会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莉指出：“随着新三板市场规模扩大，有些挂牌企业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市场交易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新三板规范发展。”

在私募基金领域，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也逐渐增多，备案信息失真、违规募集资金、挪用基金财产等管理失范问题突出，甚至滋生操纵市场、利益输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违法行为，扰乱市场秩序。

“2017年以来私募基金领域出现了违法金额巨大，多种违规行为叠加，市场危害加深加重的趋势。”

因此，2017年证监会对这两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稽查执法覆盖。

“市场发展的速度超乎预期，乱象和风险出现的速度也非常快，如果监管跟不上，对这两个处于发展中的市场将会有严重的影响。这两年曝出的一些问题已经给这两个市场的参与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观智投资投资总监姜玉蕴指出。

私募基金领域，2017年上半年证监会组织对328家私募机构开展了专项检查，包括私募债券基金20家、跨区域私募股权基金88家、其他私募证券和股权等各类基金220家，共涉及基金2651只，最终处罚了近100家的私募机构。

另外，2017年下半年，证监会专门部署了2017年专项执法行动第四批案件，意在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至于新三板领域，证监会在2017年立案19件，立案数量同比增长14%，其中挂牌企业及其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做市商等中介机构涉案较多。

全国股转系统也扮演了重要的监管角色。记者获悉，证监会在日常监管检查的基础上与全国股转公司建立违法线索会商机制，目前有超过一半的违法线索来自全国股转公司。

同私募基金领域一样，证监会也专门部署了专项行动，集中办理多起重大典型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向市场释放了严监管的信号。

但稽查执法力度仍有限，两个市场均缺乏完善的监管框架体系，而这也是下一步证监会推动的重点。1月19日证监会副主席张慎峰出席活动时公开表态，证监会2018年会继续推动私募基金条例出台。

高莉则在发布会上透露：“一方面，证监会将持续加大稽查执法力度，对专门领域的违法乱象集中打击，另一方面证监会也将继续积极推动新三板市场监管条例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