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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入境事务处网站数据显示，9月23日和24日两天，高铁九龙西管制站入境61775人，出境60432人。这个香港最新设立的出入境口岸，是专门为香港高铁成立的，9月23日上午刚刚启用。

这两日的数据亦显示，香港高铁在启用头两天旅客发送量就超过了12万人。

香港高铁即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国家高铁网络向南延伸的最新站点，即使只有短短26公里，却对接上了全国2.5万公里的高铁网。正因如此，“如今高铁通车，使香港无缝接上内地密集高铁网络，给我们未来开辟了更多高铁旅行的市场空间。”永安旅游行政总裁梁港兰笑道。

当天，作为香港高铁的始发站西九龙站第一天启用，各地旅行团蜂拥而至，争相抢食高铁旅行市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常务总监金泽培表示，将在未来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合作，共同挖掘高铁市场。

在这趟高铁开通之前，香港与内地之间还有一条百年老铁路在使用，即大家熟知的广九铁路。据广铁集团统计，香港回归祖国21年多来，连接粤港两地的铁路运客突破10亿人。如今双线合作，加之港珠澳大桥的启用，“可使香港经济腹地延伸至全国各地，对香港和内地来说都大有裨益。”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郑天祥认为。

融入内地高铁网
“高铁终于通到香港了。”9月23日G5711抵达西九龙站后，两位从深圳北站赶乘首班高铁抵达香港的内地游客按捺不住兴奋，出站出关路上一路畅聊，期许我国高铁网能不断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G5711是内地发往香港的首班高铁，从深圳北站始发，全程19分钟。“今天首班车几乎爆满。”同在这趟列车上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客运部主任黄欣介绍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车上看到，或是因为时值中秋小长假，首班车上的游客多为家庭组团赴港游玩，且多为深圳当地居民。游客罗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前她去香港多选择从皇岗口岸坐大巴车过去，到尖沙咀耗时一个多小时，车费三十多元。而选择坐高铁，其所购的二等座车资75元，虽然路程花费翻了一倍，但只需要十几分钟。

乘坐高铁减少的不仅仅是路上的时间，就连两边口岸的过关通道也因特别安排而大大缩减时间。

根据全国人大批准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旅客只需在香港西九龙车站采用“一地两检”方式办理出入境，整个办理过程大约只需几分钟，较以往“两地两检”的方式大大便利了旅客的出行。

这种方式对于深圳以外城市的居民更为友好。广州市民谢小英记得此前坐大巴去香港，途中要下车过两地的海关，由于口岸人数众多，不仅过检大排长龙，重新上车也是要排队，等到了香港市中心，全程至少需要三个半小时。若是乘坐广九直通车，也需要两个小时左右。但若是坐高铁去香港，从广州南站出发仅仅需要47分钟。

香港商家对此亦极为欢迎，据港铁工作人员透露，23日当天是西九龙站启用第一天，很多媒体和市民清晨五点就赶过来参观新高铁站。当天除了尝首班车“头啖汤”的市民，还有众多旅行团参与，整个候车大厅热闹不已。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仪式上表示，高铁香港段的开通标志着香港正式加入国家2.5万公里高铁网络，踏入高铁新时代。

“高铁开通后，将直达内地44个站点。”金泽培表示，香港和内地市民从西九龙站可通达北京、上海、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厦门、汕头、昆明等38个城市，将大大拉近香港与内地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其中，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至深圳福田站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14分钟，至广州南站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47分钟，至上海虹桥站的列车运行时间为8小时17分钟，至北京西站的列车运行时间为8小时56分钟。

香港旅游新方式
广深港高铁毕竟是国内第一条跨境高铁，其运营模式如何？黄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这条高铁采取的是协议模式，无论是运营管理、财务清算，包括运行图的调整和市场营销模式，还有应急体系和调度体系等，都将由中铁总与港铁方面共同协商确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搜查了一下票价信息，西九龙站至各个短途站点的二等座票价，至福田68元(人民币，下同)，至广州南为215元。而西九龙站至京广客运专线、杭福深客运专线、沪昆客运专线和贵广客运专线上的长途站点的直达列车二等座票价，最高票价分别为北京1077元、福州349元、上海1008元及贵阳538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西九龙站还有专门购买内地铁路客票的人工售票柜台和自助售票机，不少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乘客正在排队购票。其中一位打算回昆明的周女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原本她想乘飞机回去，机票价格2000多元，适逢高铁开通，她听说可以直通昆明，立即过来买票，其所购二等车票才750.5元，比机票便宜了三分之二，耗时7个半小时。“飞机虽然只飞三个小时，前后路程加过安检过海关等时间，加起来也要六个小时了，其实差不多，高铁挺合适，中午出发晚上就到了。”周女士道。

像周女士一样有如此考虑的乘客不在少数，尤其是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地游客发现坐高铁与坐飞机时间差不太多，但是在节假日高铁的价格却是很有竞争力。

梁港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香港融入全国高铁网后，对该公司开辟高铁旅游市场大有裨益。该公司此前已开辟了南宁、湖南、江西等地往返香港的高铁游，如今可以将业务范围延伸至更远。她估计今后该公司每个月至少有150-200个旅行团用高铁方式出行，“新旅行方式也会对香港旅游业的增长带来新高点。”

香港腹地延至全国

在广深港高铁之前，香港连接祖国内地的铁路大动脉始于广九铁路。这条铁路于1911年10月建成通车，在省港大罢工后期和日本侵华期间数度停运。1979年4月，广九直通车重新开行，当时每日仅1对。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广九直通车每日开行6对，到目前增至每日开行12对。据广铁集团统计，39年多来，广九直通车共运客8000万人次。

这条铁路大动脉虽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香港与内地经贸往来需求的增加，其已远远不能满足相关需求，因此急需开辟第二条铁路通道。

2011年12月26日，广深港高铁广深段通车运营。香港段的开通，意味着这条粤港新一代“超级直通车”全线完工通车，将使香港与内地联系日益紧密。铁路部门预测，到2020年左右，广深港高铁年均客流量将达8000万人次，相当于把高铁沿线广州、东莞、深圳和香港四大城市常住人口移动两次。

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使得粤港城市间“内循环”大大加速，也改写了粤港地区人们出行版图，跨区域“同城时代”即将到来。这无疑也让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实现。

华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殷宁宇认为，广深港高铁的开通，大幅度提高了三地的交通便利性，对促进三地基于自身独特优势的专业化分工和功能集聚，从而形成一个世界级的超大都市功能群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都市群所具有的创新和服务功能会对广东省经济发展产生巨大驱动，并对国内外，特别是泛珠江三角洲和东南亚地区发挥显著的辅射作用。”

郑天祥认为，38城不是终点，下一阶段通达全国所有省会城市或将是香港高铁的目标，而这也将使香港深度融入全国高铁网，借由高铁的便利性，将香港的腹地经济从泛珠三角延伸至全国各地，内地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都可借由高铁与港珠澳大桥通达香港，对香港经济尤其是金融业来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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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就是城市竞争力。

9月20日，《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公布，提出建设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这表明在当前扩大内需，以内需带动经济的大背景下，消费将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哪些城市有望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除城市人口、经济体量和消费体量等常规的经济衡量标准外，国际化程度亦是重要衡量指标。本报告以2017年全国城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排名基础，引入旅游业数据、外商投资数据、国际及地区航线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经济越好消费能力越强
上述《若干意见》提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因素，是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进一步提高，可待挖掘的消费潜力亦随之显现。

以广州市为例，2015年，广州市城市常住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35752.50元，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4676元，所占比重为13.0%。2016-2017年，广州市城市常住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分别为7.4%和5.8%，同期的城市常住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13.1%和13.3%。即使在2017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有所下滑的背景下，当地居民并未减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反映了消费升级的趋势性。

哪些城市有潜力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通过对2017年全国重点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梳理，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注意到，有11个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00亿元，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天津、杭州、南京和苏州。

结合上述城市2017年的GDP总量可以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5000亿元的城市，其GDP总量均超过1万亿元。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消费能力有着必然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越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衡量一座城市是否有资格成为国际性消费中心城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并非唯一标准。旅游总收入、入境旅游者人均消费、实际利用外资额度、国际及地区航线数量等，均是需要关注的指标。

在入境旅游者人均消费额度中，北京、天津、南京和苏州均超1000美元，尤其是南京和苏州在GDP并非十分靠前的背景下，入境旅游者人均消费额度却排名全国前列，表明当地可以提供给旅游者更国际化、更丰富的旅游消费产品。

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5000亿元的城市均有望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外，青岛、西安、厦门因其他数据突出，亦在有力竞争者之列。

其中，青岛市全市累计有130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投资255个项目，在全国排名前列。此外，青岛市早在2017年初便争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显示了当地政府的前瞻性。

西安市2017年GDP为7469.85亿元，虽然距迈入万亿元门槛还有一定差距，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4330亿元，与上述11个城市比较接近。可以看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消费潜力不凡。

厦门常住人口仅401万人，2017年入境旅游者的人均消费达到833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60亿美元，这两项数据均排名全国前列，显示了厦门市的旅游产业丰富度和对外开放度。

需提供多元化消费类型
一座城市是否能提供多元化的消费类型，将成为能否当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需求不再聚焦于传统的吃穿用品类，趋势开始向着发展型、现代性、服务型转变。

在2018年1月召开的成都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大会上，成都提出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方式包括发展商贸、旅游、文化、餐饮、康养5个5000亿元的产业，同时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打造国际音乐之都、会展之都。

这表明，就具体消费类型看，外贸经济、会展经济、文创经济、赛事经济和旅游经济，将是未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竞争中最重要的消费形态。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如下城市所具备的消费特点，是竞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优势因素。

一，成都、深圳的外贸经济特点。

成都一直是西部地区最重要的消费中心城市。该市不仅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随着跨国公司、外国领事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成都的国际影响力也逐年增长。截至2017年末，落户成都的世界 500 强企业 281 家，驻蓉外国领事机构 17 个，处于中西部地区首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随着成都的对外影响力持续扩大，这座有着消费、休闲、娱乐基因的城市，将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杭州、天津的会展经济特点。

杭州的旅游业一直享有盛誉。2017年全年旅游休闲产业增加值928亿元，占GDP的7.4%。旅游总收入3041.34亿元，上述数据均在全国排名前列。作为“前有G20，后有亚运会”的城市，杭州也将充分享受举办国际性重要会议和赛事所带来的巨大流量经济。

三，西安、苏州、重庆的文创经济特点。

苏州市被文化部评为全国文化消费试点城市。2017年末，全市共有文化馆12个、文化站85个、公共图书馆11个、博物馆44个，同时全市共有8个国家级、16个省级和51个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全年文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300亿元，比上年增长12%。

四，南京、武汉的赛事经济特点。

2017年，南京市举办了世界全项目轮滑锦标赛、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等多项品牌赛等赛事，同时成功申办2020年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这将进一步塑造城市国际化形象，提升南京城市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五，上海、广州的旅游经济特点。

部分城市的过夜旅游者人数逐年增长，这表明当地不再是旅游中转地，而向着目的地转变。以上海市为例，2015年上海市的国际游客中过夜旅游者人数为653.59万人次，增长2.2%；2016-2017年，过夜旅游者人数逐年提高，2016年过夜旅游者690.43万人次，增长5.6%；2017年过夜旅游者719.33万人次，增长4.2%。

2017年，上海市实现旅游产业增加值1888.24亿元，比2016年增长9.1%。至2017年末，上海市已有星级宾馆229家，旅行社1578家，A级旅游景区99个。其中，上海的星级宾馆数量、A级旅游景区数量均排名全国前列。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经济发展与消费能力有着必然的关系，通常意义而言，经济发展越高的城市，其国际影响力、消费能力越高。但是，一座城市是否具备与众不同的特色，能否提供多元化的消费类型，以及交通便利性等亦是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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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立场，全面反驳了美方在贸易摩擦期间一些颠倒黑白的谬论，有利于向外界澄清事实。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发动全面贸易战。其中，对中国输美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其根本出发点是“美国优先”，即以美国利益为上，为此不惜抛弃美国主导制定的一系列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国际规则，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

但“美国优先”并不能成为贸易摩擦的借口，因此，追求所谓“公平贸易”成为一个替换的概念，美国所谓的公平贸易，就是指以前的“自由贸易”伤害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吃亏论”，所以，美国现在要公平，一切推倒重来。正是在这种强词夺理的怪论之下，北美自由贸易区、美日、美欧等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都要重新谈判，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美国以在美中贸易中出现巨大逆差为由，要求与中国进行公平贸易。比如要求“对等”开放，即各国在每个具体产品的关税水平和每个具体行业的市场准入上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寻求绝对对等。《白皮书》指出，在美国政府看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市场开放“不对等”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贸易地位，并导致双边贸易不平衡。事实上，这种对等概念，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互惠互利原则并不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则，考虑了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别。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发展中成员享有差别和更优惠待遇。这种制度安排是在尊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权的基础上，积极吸纳新的发展中成员加入，以扩大成员数量、增强多边体制的包容性，也体现了以当期优惠换取后期开放的互惠原则。或许特朗普总统意识到其绝对对等的要求不符合规则，近日他在演讲中表示，“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暗示美国不会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

中美贸易的确存在不对等的现象，即美国长期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导致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无法进入中国，变相扩大了其在双边贸易中的逆差规模，这是美国自身创造的“不公平”。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分析，美国若将对华出口管制放松至对巴西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24%；如果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35%。

在投资领域，美国更是光明正大的搞“不对等”。中国一直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支持相互开放市场，但美国却不肯接受，要求保留进行安全审查的权力。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依据模糊不清，大都是“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这是一个政治过程，而非法律程序。中国企业是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审查的主要受害者之一。2013－201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审查39个经济体的387起交易，被审查的中国企业投资交易共74起，占19%，连续三年位居被审查数量国别榜首。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推动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并主导建立了一系列的规则、机制与组织，现在又突然以“公平贸易”为诉求，推翻“自由贸易”的大旗，是因为十年前次贷危机后，美国发现自己经济过度脱实向虚，同时，中国经济则在快速追赶，因此，在焦虑中想要实现“再工业化”。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通过美元机制和贸易规则控制全球经济，让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廉价商品，同时通过庞大的债券市场回收这些贸易美元，从贸易和金融两方面双重占便宜，维护其经济霸权。

在这个循环中，美国最警惕的是其他国家利用贸易美元顺差进行“自主扩张”：一是利用贸易顺差盈余收购美国资产，尤其是科技等领域的企业，这些都是维持经济霸权的产业资本；其二，不允许利用美元进行全球战略投资，这会威胁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

也就是说，别的国家可以赚美元，但是必须回流到美国为美国使用，而不能利用来实施大规模的自主战略。所以，美国对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与并购进行严格限制，并试图阻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减少中国贸易顺差，降低中国对外投资的能力。所以，不管是“自由贸易”，还是“公平贸易”，都是维护美国自身霸权的借口，本质上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霸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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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再度升级之际，中国发布了一份数据翔实、立场鲜明的重磅文件。

9月24日，中美新一轮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当天，中国发布了一份约3.6万字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9月25日，国新办就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等七位部长级官员罕见同台出席，就此作出详尽的辨析和澄清。

在发布会上，傅自应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绝非零和博弈，“美国吃亏论”站不住脚，考虑到服务贸易以及本地销售等因素，美国表面上是贸易逆差，实际则获得了“利益顺差”。

此外，白皮书指出，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片面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源。

美方在双边贸易中获利更多
9月25日的发布会上，傅自应指出，美国一些人称，中国进行不公平竞争，导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出现巨额逆差，“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完全是一种误导。”

白皮书指出，货物贸易上，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1298.9亿美元，较2001年的191.8亿美元增长577%，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

结构上，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

傅自应表示，美国有没有吃亏，企业和消费者心里最清楚。从生产看，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更多是赚加工费；而美国企业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从消费看，质优价优的中国商品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福祉。

“总的看，美方在双边贸易中获利更大。美企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得的利润远超中国企业。可以说，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

白皮书显示，2015年美国自华进口提振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GDP贡献了2160亿美元，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率1.2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物价水平，如2015年降低其消费物价水平1-1.5个百分点。

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国内26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国46个州，为美国国内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而且大部分为制造业岗位。此外，2015年，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国家庭收入的1.5%。

白皮书指出，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更多是由于美国内储蓄不足、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调整、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等原因造成的，无视这些原因，而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美国指责对华贸易逆差只是片面选择货贸交易值做论据，却对不断增长的中美服贸逆差只字不提。

事实上，正如白皮书披露，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且逆差快速扩大。2007-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额由131.4亿美元扩大到576.3亿美元，增长了3.4倍，同期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年度顺差扩大30倍至402亿美元。

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5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256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占有4558亿美元的优势。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指出，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国家企业子公司的贡献等，2017年美国享有203亿美元的净利益。

技术转移基于自愿原则
白皮书指出，中美之间的技术转移完全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跨国公司在开发新技术的同时，需要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已落后或是标准化了的技术，以延长依靠旧技术获取利润的时间。事实上，美国在华企业以此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指出，不要把“强制技术转让”作为借口来发起贸易战，“中国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都没有‘强制’外企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的条款。”

他表示，中国确实有少部分行业要求中外合资，这是中国在入世谈判时美、欧、日和其他WTO成员都接受的。作为谈判结果，中国有权要求某些行业外资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不仅中国这么做，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要求。”

那么合资就是强制技术转让吗？王受文表示，并非如此。他表示，合资谈判中，拥有技术的外企都会要一个好价格，否则不会同意转让技术，技术已经体现在合资谈判的要价之中，而这种谈判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契约谈判，是企业的平等磋商与自由选择。

在华外商独资企业则不存在技术转让的问题。他表示，中国取消合资要求的力度正在越来越大，对于合资的要求需要在WTO框架内，或通过双边自贸谈判、投资协定谈判来解决。

补贴方面，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指出，补贴是政府用来应对市场失灵、纠正发展不平衡的一种政策工具，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使用。中国的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了WTO规则。

WTO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主要是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可诉补贴（成员国可诉诸WTO的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会引起扭曲和不公平的补贴，主要用于支持研发、生态环保等内容）。

“中国现在的补贴政策主要是以不可诉补贴为主，辅之以可诉补贴，全面取消禁止性补贴。”

邹加怡表示，未来中国补贴政策改革的总体方向是以不可诉补贴为主，尽可能少地采用可诉补贴。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指出，美方指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言论是毫无依据的，完全抹杀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与成效。

中国日益加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外国企业在华创新提供了有效保障，美国企业也因此获益丰厚。2016年中国向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79.6亿美元。

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风险
白皮书指出，美国大量监管政策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歧视他国产品，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美国通过立法直接或间接限制购买其他国家产品，使他国企业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美国还滥用“国家安全审查”，阻碍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活动。

非关税壁垒上，美国采用大量具有隐蔽性、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措施，对国内特定市场施以严格保护，根据WTO统计，美国当前已通报的卫生和植物检疫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分别有3004项和1574项，占全球的比重分别高达18%和6.6%。

美国还滥用贸易救济措施，2017年，全球共有837项新的保护主义干预措施，其中美国出台143项措施，占全球总数的17.1%。2018年1-7月底，美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33%。

此外，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对部分产业和企业提供了大量补贴、救助和优惠贷款，2000-20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税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获得的补贴占总额的67%。

同时，美国片面指责他国实施产业政策。事实上，美国政府实施了比官方说法多得多的产业政策，后者包括技术创新、政府采购、对特定部门和企业的补贴，关税保护、贸易协定等多方面内容。

为强化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导者地位，美国近年来研究制定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创新战略》等一大批产业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制造2025》正是借鉴了美国上述政策文件，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出台的，是一个引导性、愿景性的文件，也是一个坚持市场主导、开放包容的发展规划。

此外，美国以国内法“长臂管辖”制裁他国，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藐视国际协定的权威性，采取了一系列背信弃义的做法，扰乱了全球治理秩序。

工信部副部长罗文指出，美国上述措施割裂了各国产业之间的联系，使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的风险。

美国加征关税打乱了正常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使一些行业上下游脱节。此举也破坏了国际经贸规则，使全球的产业链陷入失序化状态。截至今年7月，除中国外，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相继加入了反制行列，全球贸易战的风险在明显上升。

无法进行“刀架脖子上”的谈判
白皮书发布之日，正是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落地时点。作为回击，中国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10%或5%关税。白皮书对中方的立场作了系统的阐述。

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但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中国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同时中方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

白皮书称，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将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前提下，与美国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适时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然而，关税落地使中美双方此前保持沟通的新一轮磋商希望渺茫。

王受文表示，何时能重启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完全取决于美方的意愿，要想让谈判磋商有效果，必须要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现在美方采取了如此大规模的关税措施，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这种情况下谈判怎么进行？它不是一个平等的谈判和磋商。”

白皮书指出，中方相信，美国的成熟政治家最终能够回归理性，客观全面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及时纠正不当行为，使中美经贸摩擦的处理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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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高位运行

上周末，受两大OPEC产油国沙特、俄罗斯排除了立即增加原油产量可能性的影响，国际油价迅速冲高。9月25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盘中创下2014年11月以来最高值81.48美元/桶。业内分析称，OPEC国家试图通过延续减产协议履行率，重新夺回全球原油定价权影响力。这就意味着OPEC与美国围绕全球原油定价权之争正进入新阶段。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再次上涨，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或将于9月30日24时启动。与此同时，中国石化行业也开始进入新的大规模扩张阶段。（包芳鸣）



随着美国制裁OPEC第三大产油国伊朗日益临近，原油市场买涨热情再度被迅速点燃。

截至9月25日21时，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徘徊在81.20美元/桶附近，盘中创下2014年11月以来最高值81.48美元/桶。

“随着美国将在11月对伊朗进行制裁，加之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利比亚等产油国因国内社会动荡导致原油产量持续下滑，目前对冲基金正再度重拾全球原油供应趋紧题材，押注布伦特原油期货快速突破80美元/桶，甚至年底前触及90美元/桶。”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大宗商品策略主管Bart Melek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不过，激发对冲基金如此积极买涨原油期货的最大驱动力，是上周末两大OPEC产油国沙特、俄罗斯先后回绝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OPEC增产以限制油价”的呼吁，让对冲基金意识到“全球原油供应趋紧正不断成为现实”。

“这意味着OPEC与美国围绕全球原油定价权之争，正进入新阶段。”一家美国大宗商品型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相比美国通过“左右”页岩油增产幅度对全球油价涨跌施加巨大影响力，如今OPEC主要产油国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同样通过有效减产重新夺回全球原油定价权。

特朗普“增产干预”失效

在RBC Capital Markets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Helima Croft看来，在沙特与俄罗斯回绝美国总统的增产呼吁前，对冲基金界买涨原油期货的热情并不高。

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当周，以对冲基金为主的资产管理机构减持了13218000桶NYMEX原油期货净多头头寸。

然而，上周末沙特、俄罗斯突然强硬回绝了特朗普关于OPEC增产以削减油价的呼吁，令原油期货市场的投资情绪骤然逆转。

“9月24日起，整个原油期货市场不断涌现对冲基金大额买盘。”一家美国券商经纪业务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过去两天经他手买入的原油期货净多头头寸逾6000万美元，主要是多家对冲基金临时增加原油期货多头持仓。在他看来，这背后，是对冲基金发现新的原油期货买涨套利机会来临。

“此前，有对冲基金打算炒作美国制裁伊朗引发全球原油供应减弱的题材，但鉴于当时美元强势上涨，只能半途而废。”这位美国券商经纪业务负责人透露，如今，整个市场氛围发生180度大转变，一是近期特朗普打压强势美元令美元一度从96跌破94，引发原油等大宗商品被动“涨价”；二是美国制裁伊朗日益临近，而俄罗斯与沙特此番表态显示OPEC不愿增加产量弥补伊朗原油出口减少的“缺口”，令市场看到伊朗原油供应缺口无法填补，纷纷加大买涨原油期货力度。

在他看来，这背后，是俄罗斯沙特等OPEC产油国与美国各自打着不同算盘。

对沙特与俄罗斯等OPEC产油国而言，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动荡加剧导致油价下跌压力增加，他们不得不提高减产协议履行率以提振油价，从而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抵御货币贬值压力避免经济剧烈动荡。

相比而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希望通过OPEC增产压低油价，以此缓解美国居民企业的生活开支，为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营造有利环境。

“相比此前市场传闻沙特受到特朗普干预，不得不将原油价格控制在80美元/桶下方，如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接连动荡令OPEC产油国感到自身难保，自然不再理会美国总统的干预压力。” 上述美国券商经纪业务负责人坦言，这也让对冲基金看到布伦特原油快速突破80美元/桶的买涨套利机会。

在他看来，这背后更大的意义，是OPEC国家正试图通过延续减产协议履行率，以此重新夺回全球原油定价权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两大原油贸易商托克（Trafigura）和 Mercuria似乎也看到沙特俄罗斯此番拒绝美国总统增产干预的深意，纷纷站出来力挺油价上涨。

其中Mercuria总裁Daniel Jaeggi明确表示，随着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加之OPEC产油国不愿增产弥补伊朗出口被禁所造成的200万桶供应缺口，明年初全球油价有望上涨至100美元/桶。

多位大宗商品对冲基金经理认为，这无形间激发更多对冲基金加入买涨原油期货阵营。

豪赌美联储12月加息

对冲基金之所以如此积极买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另一个算盘就是“迫使”美联储12月份加息，从而让他们在利率期货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FedWatch工具最新预测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几率高达93.8%，12月加息25个基点的几率正随着美国经济强劲增长涨至50%以上。

这吸引不少对冲基金在利率期货市场买入挂钩美联储12月加息的金融衍生品进行套利。

“不过，考虑到全球贸易冲突不断升级可能令美联储担心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并选择鸽派加息步伐，因此对冲基金计划买涨原油期货提振美国通胀压力，令美联储不得不在12月加息。”Helima Croft透露。究其原因，不少对冲基金发现，在当前美国经济保持加快增长的趋势下，最能影响美联储保持鹰派加息节奏的最大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就业与薪酬增长数据，二是美国通胀数据。目前美国就业数据始终处于强劲增长阶段，但通胀压力往往因油价低迷而有所减弱，令美联储部分官员有意暂缓加息步伐。因此他们只有持续推高油价与通胀压力，才能提升美联储12月加息几率。

上述商品投资型对冲基金经理透露，相比直接买涨油价，对冲基金在利率期货市场获得的套利收益将更加可观，若采取高杠杆投资，其实际投资回报率将高达两位数。

不过，对冲基金此举无形间破坏了特朗普围绕中期选举所开展的新经济政策。市场普遍认为，此前特朗普打压强势美元，旨在提振美国企业出口竞争力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由于美元疲软令油价与通胀压力双双上涨，因此他转而呼吁OPEC增产以削减油价，进而减轻美国居民生活开支压力以赢得更多选票。

“如今，对冲基金此举等于给特朗普出了一道难题。”他直言。这背后，是对冲基金在双面下注——若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获胜，势必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施构成较强制约，由此全球贸易冲突压力得以缓解，引发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提升，同样有助于油价与通胀压力双双上涨，确保他们押注美联储12月加息套利的策略顺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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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24日，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中国人寿（601628）、中国平安（601318）、中国太保（601601）、新华保险（601336）已经悉数披露2018年1-8月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其中，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寿险保费分别为4190亿元、3295亿元、1607亿元、841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4.05%、21%、14.77%、11.57%。整体而言，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寿险保费合计9933亿元，同比增长11.56%。

其中，除续期保费拉动外，健康险等保障类产品高增速是推动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寿险保费持续改善的主要原因。不过，其亦面临新业务价值率、营销员队伍增长承压等问题。

健康险竞争日趋激烈

事实上，寿险与财险公司的不同主要在持续发展能力上。从续期保费上看，寿险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主要业务增长不是依靠首年保费，而是续期保费，评判一家寿险公司是处于创业还是成熟阶段，主要看续期保费在总保费中的构成。

安信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赵湘怀对21世纪经济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8年1-8月，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累计保费增速呈现持续改善，除续期保费拉动外，健康险等保障类产品高增速是推动保费收入持续改善的主要原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进入今年三季度以来，各家保险公司通过进一步丰富保障产品线，升级保险产品等方式推动保障类产品销售，加大对于主力健康险推广力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其中，平安人寿主打“产品+”策略，8月上线多款产品，丰富产品线拓宽自身客群；新华人寿主打“以附促主、以附为先“策略，力推主打产品“多倍保”；太保寿险以“金诺人生”为主打产品，自由搭配三款附加险以高性价比的产品特点，吸引“金佑人生”客群升级产品。

赵湘怀预计，下半年健康险新单仍将维持稳步正增长，由于健康险新业务价值率较高，随着其新单占比的提升，将推动保险公司新业务价值率提升，推动死差益持续增长，并带动剩余边际释放。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剩余边际余额可以理解为寿险公司预期存量业务未来实现的利润现值，剩余边际摊销则是寿险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换句话说，寿险公司的剩余边际余额越大、摊销金额越高，说明价值越大，未来可以实现的利润越多。

此前，新华人寿董事长万峰在2018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强调，健康和养老是未来中国保险保障市场最大的增长点。

新业务价值率有望提升

不过，从长远看，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亦面临一些挑战，如新业务率价值下降。新业务价值下降是由于整个行业环境发生变化、理财产品收益维持高位、十年期及以上交费的储蓄型业务负增长等因素造成。不过业内普遍预计，随着业务加速转型，保障型产品成主流，个险队伍能力提升，未来新业务价值率将逐渐提升。2018年上半年，平安寿险及健康险新业务价值实现387.57亿元，同比增长0.2%

此外，庞大的营销员队伍发展问题不可忽视。2018年上半年，国寿股份个险渠道队伍规模达144.1万人，季均有效人力受总人力回落影响，较2017年年末的157.8万人小幅下降5.6%。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代理人规模达139.9万人，较2017年末的138.6万人，同比增长5.5%，第二季度环比增长9.9%。太保寿险代理人总人力达83.9万人，月均人力达89.4万人，其中月均健康人力和绩优人力分别为34.2万人和17.5万人。

新华人寿共计拥有33.4万名个险营销人员，月均举绩人力17.1万人，同比增长2.6%；月均举绩率53.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现在行业总体的人力，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高速增长。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劳动力需求紧张，就业渠道更多；另一方面，2017年以来，保险营销员队伍持续扩张，但业务发展放缓，新单增速不及代理人增速，营销员产能出现下滑，营销员收入受到影响。

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着眼未来二十年，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消费升级、医疗支出、政策利好等因素将持续释放保险需求，营销员仍将是保险销售的主力军。

不过，上述保险业资深人士强调，营销员队伍不仅在量，更在质，现在为人力增速回落焦虑，未来也可能为过于庞大烦恼。营销员队伍关键在于因势利导，要从社会公平和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视角考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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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万科创始人王石提出“拐点论”；十年后，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再提“大转折”。

9月22日，郁亮在万科南方区域的月度例会讲话纪要流出，将万科对于当前市场的判断真实呈现。

郁亮指出，房地产行业真正的转折点已来，楼市的需求急剧消失，开发商面临去化压力。

这是万科首次就当前楼市发表观点，郁亮提出要重新梳理开发业务，坚决完成6300亿的年度回款目标。

郁亮透露，6300亿回款目前完成不到一半，今年任务艰巨；而作为龙头房企，万科一向是行业的风向标。如果连财务稳健、资金充沛的万科也感受到了压力，其他房企的资金链问题将更为严峻。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受按揭贷款放慢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开发商的回款率普遍下滑，仅有万科、中海、龙湖等少数房企能达到85%以上，其他主流房企大多在85％以下。

接下来的四季度，将是开发商们加紧销售回款、回笼现金过冬的关键一季。

楼市突然转凉
高歌猛进的房地产销售在8月迎来拐点。“销售速度可能入秋。不仅热点城市二手房市场出现明显降温，新房开盘去化率也明显下降。”9月25日，中信证券分析师陈聪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8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开发投资增速均呈现明显下滑趋势，环比分别下降7.5、3.9个百分点。

据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单月商品房销售面积1.25亿平方米，较7月下降7.5个百分点；1-8月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10.25亿方，较1-7月下降0.2个百分点。

而兴业证券在调研中也感受到了楼市的“凉意”，北京、上海、深圳和部分三、四线城市7、8月成交均有所回落。

深圳具体表现是，开发商去化压力大，给中介的佣金费率提高，部分开发商降价。

广州量价均有所下降，月成交量不足正常年份的7成，开盘去化率从之前的5、6成降低为4成，增城、黄埔区有拿特价房做促销的现象，平均有500-1000元/平方米的降价。

作为布局全国的龙头，万科也感受到了市场的寒意。“当前房地产调控的限制非常多，已经超出了公司2012年的研究。”郁亮称，如果按照目前的销售情况，集团年末会有1000 亿的长期库存。

郁亮检讨反思了开发业务。他指出，万科很多人对最基本的市场信号没有反应，失去了发现客户的能力，产品力也在不断削弱。

包括万科在内，碧桂园、恒大、龙湖等大型房企8月份的销售增速均已放缓。

与此同时，二手房交易也面临下跌的压力。易居研究院监测了北京、深圳、杭州、成都、南京、厦门等10城，二手房成交共计6.1万套，环比下降5%；1-8月累计成交套数同比已连跌20多个月。

一线城市中，8月份上海二手房加速向下调整，月成交量处于较低水平，中介关店明显；一向坚挺的深圳二手房放盘量大幅增加，二手房价格下降了2%左右。

“房地产销售速度可能入秋。”中信证券认为，持续上升的按揭贷款利率，不断走弱的房价上涨预期，和各地陆续出台的调控政策，都是市场走冷的主要原因。未来几个月销售速度将继续下降，去化难度增加。

易居研究院研究员王瑾钊认为，购房者受持续性的政策打压和信贷政策影响，入市的积极性减弱。同时，部分城市新房供应有所增加，部分购房者或放弃二手房认购，而转向一手房市场，让此前的一二手倒挂有所拉平。

王瑾钊预计，随着中央对房地产的持续调控、全国整体信贷环境的收紧，下半年二手房成交量将重新回落至历史平均水平以下。

开发商对未来投资的预期也并不乐观。1-8月，在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增长6.9%、增速提高0.5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投资意愿却呈下降趋势。8月单月，开发投资同比增长9.3%，增幅环比下降3.9个百分点。

“现金为王”时代
在销售增速下行、融资收紧的压力下，销售回款及回款率作为考核房企现金流的重要指标，显得尤为重要。

广发证券表示，今年以来，随着信贷政策收紧、银行放款周期拉长，开发商的回款速度受到制约，回款率普遍下滑。

去年实现90%以上回款率的碧桂园，今年要求全年保持在80%以上；中海、龙湖、保利等过往回款率优秀的公司，今年也有所下滑，如中海上半年的销售回款率为89%。

根据万科历年财报，销售年景好时，公司的回款率往往在95%以上。而2018年上半年，万科的销售滚动回款率在93%以上；万科今年目标回款6300亿元，郁亮称目前完成不到一半。

这意味着，在剩余百天的日子里，万科还需要完成超3000亿元的回款任务，压力可想而知。当前，南方区域的回款压力比较大。

在检讨中，郁亮表示，公司的管理动作没有考虑如何应对政策调控，比如：不考虑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的区别，更没意识到回款延迟或没有回款带来的损失。

郁亮强调，6300亿的回款目标是所有业务的起点、基础和保障，“如果6300亿回款目标没有达成，万科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停，因为这说明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和能力做下去。”

感受到资金和生存压力的开发商，不止万科一家。此前，部分房企已通过裁员“瘦身”，减少现金支出。

8月25日，泰禾集团各个区域公司的设计研发人员进行统一考试，员工的考试分数在60分以下属于不及格，将被集团裁员；8月23日，华夏幸福天津事业部因战略收缩已就地解散；另绿地、长江实业上海公司等均有此类动作。

不过，对开发商而言，下半年的销售回款率才是关键指标。

广发证券分析师乐加栋指出，2018年上半年样本房企开工明显前置，新开工同比增70.8%，将支撑下半年的供货能力。

为加大回款率，目前多个一线及热点城市的新房市场已出现降价促销，包括恒大、碧桂园、万科、金地等大型地产商都在加紧出货。

其中，恒大推出国内全部楼盘8.9折，而如果全部优惠进行叠加，最低可至7.4折，比今年2月份的8.8折促销力度再次升级。此外，碧桂园个别项目出现8折优惠。

从城市来看，此前火爆的厦门、杭州、南京、西安等地，均出现多个项目降价。

绿地首席营运官兼执行董事侯光军在中期业绩会上表示，今年绿地对回款的考核和把控是最严格的，签约只占30%，回款占到60%。据悉，这是当前开发商的普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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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在银保监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贾飙透露，从目前情况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基本稳定。截至今年7月末，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余额约774亿美元，折合约5100亿元人民币。

贾飙指出，下一步，银保监会在加强监管、严防风险的同时，也支持和鼓励保险机构投向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方向，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活动。

参与“一带一路”投资

贾飙表示，一方面，银保监会支持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活动；另一方面，也对少数企业开展的激进、盲目境外投资活动，进行严厉查处。

总体而言，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比较平稳。在具体的投资品种上，传统投资和另类投资基本保持平分秋色的状态，比较健康。其中，传统投资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存款、基金大约占到47%，另类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基金、不动产等大约占到52%。长期来看，境外投资是保险资金多元化配置的重要方向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保险资金积极参与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活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9月13日，中再集团与美国汉奥威保险集团签署股权购买协议，以8.65亿美元总对价收购全球特种险直保和再保险公司——桥社100%股权（包括桥社英国控股公司、桥社爱尔兰保险公司和澳大利亚管理代理公司三家公司100％的股权）。

中再集团明确表示，本交易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中再集团再保险主业竞争力，有利于提升中再集团的全球市场地位、国际影响力以及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立优先领域。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物质性与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滞后于发展的需要，不同程度面临融资的困难，迫切需要金融的支持。寿险资金期限较长，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提供者。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数据显示，从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提出到2018年8月底，保险资金以债权、股权计划形式，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规模达9907.15亿元，重点行业主要包括交通和能源。

新开放政策初见成效

与之对应的是，银行和保险领域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介绍，银行和保险领域的开放措施力度较大，体现在取消或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扩大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等方面。

肖远企表示，目前，这些政策已经初见成效。有的外资机构已经作为股东入股到银行、保险机构，有的已经设立了法人或分支机构，有的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量比过去有较大增长。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例如，在银行领域，银保监会相继批准了约旦阿拉伯银行筹建上海分行、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筹建深圳分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支行升格为分行，批准彰化商业银行在大陆的子行开业、国泰世华商业银行在大陆的子行开业。

在保险领域，4月27日，上海保监局为韦莱保险经纪办理了《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换证手续，韦莱保险经纪成为全国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又根据机构申请于5月9日完成了怡和保险经纪申请扩大经营范围的许可证换发事宜。

5月2日，银保监会批准合资保险公司工银安盛人寿在上海筹建保险资产管理子公司；7月19日，又批准合资保险公司交银康联人寿在上海筹建保险资产管理子公司。

肖远企进一步指出，当然，这些开放措施完全产生效果还需要一定时间，因为外资机构也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包括进行市场调研，寻找业务点和客户等。目前来看，新的开放措施已经有了较好开端，效果已经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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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2018年中国农业银行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的2018“财智私行•领袖峰会”济南站圆满落幕。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马景明在致辞中介绍，截止今年8月末，山东省分行各项存款达到9260亿元，居四大行的首位，各项贷款6052亿元，增量份额居四大行的领先位置。自2010年开办私人银行业务以来，目前私人银行客户近6000户，遍布全省各地、各行各业，客户金融资产达到545亿元。

在2017年活动基础上，2018“财智私行•领袖峰会”系列活动以“预见未来”为主题，在全国3+8个城市巡回开展。此次济南站围绕"新常态"下投资创富、配置守富、有道传富，邀请到了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分析对外对内经济形势和未来投资机遇。

邵宇表示，对外方面，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持续扩大，对两国的影响深远；对内，就流动性而言，邵宇判断在下半年会有一定好转。税负方面，增值税率从17%下降到16%，而且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再降3%，这是一个重大举措，但仍需要一些耐心和进一步的详细部署。

就刺激发展，邵宇表示“修再多路不如造更多科技”，建议全面推进对基础科技和硬科技的研究投入。

至于未来的机会在哪儿，企业如何转型升级，以达成新旧动能转换？邵宇认为要特别关注全球化由3.0升到4.0，“一带一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城市化从1.0升级到2.0，不断深度城市化的全新产能跟城市群结合的格局；工业化从2.0跳过3.0直接升到4.0，即中国制造2025里的重点行业和高端制造业；以及信息化的2.0，未来信息化由三类技术构成，分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

就城市发展而言，邵宇表示，未来中国只有四类城市群：一线的三个大湾区城市群，产业转移核心的二线城市群，区域或次级或特色的经济中心城市群，以及能源敏感地带。

山东在两大城市群中间，在过去十年基础设施进展较为缓慢，它的特点是城市分布比较均匀，但没有一个内核。未来很有可能在济（南）青（岛）之间形成一个城市群的结构，将周边城市融入，同时打通沿海通道城市带。

改革开放四十年，一代人富起来了，财富如何保值增值？特别是资管新规落地后，在资产配置时应特别注意哪些趋势和方法？活动现场，农行山东省分行私人银行部专家赵洪亮就资产配置做了详细介绍。

  赵洪亮表示，资管新规实施以后的产品市场，从收益率来看，会从纺锤型变成哑铃型，年化收益4%-6%的产品将大幅减少，市场流通存量较大的低风险、低收益的产品，高收益产品则必须对应着高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洪亮建议在选择投资管理方时，要注意“四选三看”，一个是选资产、机构、策略、时机，看投资管理人的历史业绩、看运作的产品达到的收益、看市场分析所在的市场情况。农行私人银行以定性和定量多维度指标体系为甄选依据，从市场上遴选了30余家优质机构合作，持续不断地推出自营、委外和代销产品，满足私人银行客户的多维度需求。就私人银行的产品体系而言，共有五大类，分别是固收类、混合类、贵金属类、现金类和保险类。其中，现金类含货币基金和T+0理财。

财富保值增值后，中国一代企业家也普遍面临财富传承的问题。中信信托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鲁玲在现场分享财富“攻守道”，特别是分享了家族信托的作用。

家族信托有三个特点，第一，委托人层面所有权的转移；第二家族信托财产是独立的，不得强制执行；第三家族信托资产不得偿债。鲁玲表示，资产在个人名下规避不了一些法律风险，建议客户把一小部分放到家族信托里，作为家里面压箱底的投资，做好法律上的隔离。

鲁玲在现场分享了一个家族信托的成功案例。有一对夫妻，家里打拼主要是女主人，男主人主要管金融资产，分散在各家机构，用钱时女主人不一定每次都知道，难免会引起内部纠纷。

这对夫妻希望设立家族信托主要有两个诉求，一是银行贷款时一般要求连带担保责任，当事人希望企业经营风险不要连带家人；二是兄弟姐妹在创业过程中帮助很多，也希望未来能够帮助到兄弟姐妹的子女。

因此，设立的家族信托有几个设计：第一，家族信托委托人是丈夫，但是还安排了监察人的身份，支出是必须委托人和监察人两个人同时签字。在收益顺位上，第一是夫妇两个人、双方的父母，第二顺位安排了子女和子女的直系血亲，第三是兄弟姐妹及其直系血亲，第四是公益目的。

对于后代，家族信托也承担了某种引导功能。比如，为避免子女成为挥霍的富二代，分配里的项目里有未来小孩结婚、生育礼金安排，创业基金，第三代的教育基金等。同时，若子女未来有犯罪行为，或有吸毒、不孝敬老人等行为出现，会暂停他的受益权，等转善之后再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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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上半年最赚钱的品种，但是货币基金的收益却连遭滑铁卢。

截至9月24日，最大的货币基金——天弘余额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已跌穿3%，最近的收益仅为2.883%，今年已经连续击穿4%、3%等重要关口，万份年化收益则跌至0.7696元。

不只是天弘余额宝，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11只接入余额宝的货币基金中，有7只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已跌破3%，最低收益率仅2.29%。另外4只货币基金收益都在3%边缘徘徊，最高收益率为中欧滚钱宝A，收益率也降至3.11%。

货基、银行理财收益齐齐下降

据Wind数据显示，上周货币基金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已经跌至2.97%，相比上期下跌0.08个百分点。可见，今年货币基金的收益持续下跌。

申万宏源分析师孟祥娟表示，现阶段货币政策整体较为宽松，流动性宽裕，导致利率不断下跌，从而货币基金的收益不断下行。未来，货基收益率将延续下行。

据融360数据显示，本月第二周（9月7日—9月13日）74只互联网“宝宝”类产品的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为3.25%，较上一周下降0.07个百分点，连续十周下降，并创去年2月以来的最低收益水平。

银行理财产品也同样出现收益率下滑的情况。

融360数据显示，上周（9月14日-9月20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共2422款，较前一周增加了20款；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57%，较前一周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连续3周下跌，创去年10月初以来最低收益水平。

普益标准研究员于康表示理财收益下滑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使得理财产品呈现收益下滑的趋势。今年以来，央行已经实施了三次定向降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下，产品收益自然会下滑；二是高收益非标资产的不断到期使得产品收益随之下滑。非标资产是理财产品资产配置主要收益贡献来源，伴随着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的相继出台，在非标投资方面虽并未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但监管意在有序压缩非标存量规模导向十分明确。虽然银行可在过渡期内发行老产品投资新资产，但受制于非标投资总体规模和期限的要求，非标资产投资的难度加大，原有主要收益来源难以得到保证，产品整体收益水平出现一定幅度下滑也是意料之中。

赎回现象开始出现

于康还表示，短期内，理财产品收益或难有较大幅度回升。预计下半年流动性继续保持合理充裕的状态，资金成本继续维持较低水平。此外资管新规落地实施，银行理财产品目前正处于转型过渡期，净值化转型要求下，为了控制产品净值的大幅波动，在风险与收益平衡方面，底层资产投向会更加谨慎选择保守类型资产，严控产品风险的同时就会舍弃一定收益空间。

不过，虽然收益持续下降，但是货币基金的规模在上半年出现了上升。

展恒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晓芳认为，今年下半年，股市、P2P等高收益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波动较大，导致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而货币基金正是避险资金的好去处。但随着收益持续走低，货币基金的规模增长难以持续。

“最近有赎回的情况，一是收益不断走低，投资者的兴趣大幅减弱；其次是货币基金T+0赎回受限之后，灵活性大不如前，因此不少投资者转投银行理财等产品，甚至大额理财。以前是存款搬家，现在则变成了货币基金搬家，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家华南基金市场部的负责人表示。

不过该负责人同时认为，基金公司肯定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客户流失，“我们也缩短了货币基金到账的时间，为T+0.5日，如交易日下午三点前赎回，第二日早上即可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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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即9月21日），证监会公布了对四起市场操纵案的处罚结果，分别是王凯操纵“中电电机”案，阜兴集团、李卫卫操纵“大连电瓷”案，马永威操纵“中水渔业”和“宝鼎科技”案，上述四起案件被证监会累计罚7700万。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起案件均有一项共同特点，这便是借助杠杆资金操纵市场，通过配资或者账户出借等手段短时间内聚拢大量资金和交易账户操纵市场是近两年以来这类案件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此前轰动市场的北八道市场操纵案和福达股份市场操纵案也都体现了类似的特点。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9月21日也透露：“近年来，借助杠杆资金操纵已成为市场操纵违法行为的新特点，部分违法行为人为获取更大的资金优势，放大非法收益，通过民间配资、资管计划、私募基金等方式“加杠杆”实施操纵，动用的巨额资金在二级市场兴风作浪，扭曲正常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影响个股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向市场释放虚假信号。”

对于这类案件，证监会展现了高压执法态势，重磅罚金已经成为了这类案件的标配，如北大道案和马永威案中均出现了“没一罚三”的顶格处罚。与此同时，交易所对于可能具有市场操纵情形的异常交易也会采取刨根问底的交易关注，并对交易账户进行穿透式监管。

配资杠杆搅动市场
不仅是上述四起市场操纵案，梳理近两年证监会查处的市场操纵案可以发现，在多起案例中出现了配资的身影。

在马永威操纵“中水渔业”案、“宝鼎科技”案以及此前已经被证监会严厉处罚过的“福达股份”案中，马永威所招聘的马某军、李某强、王某超、乔某等人便专门负责签署配资相关协议等事务。另外，马永威通过乔某、马某军、马某力、马某威、李某强等人的银行账户与配资中介林某芳、陈某等人及证券账户名义持有人进行资金往来。

“这几个案子中操纵市场的团伙借助投资管理公司和私募机构的招牌，通过配资中介，以打入保证金或盈利分成的方式租借江浙闽地区的个人账户，控制私募产品和个人账户操纵股票。”此前一位接近证监会稽查部门的知情人士透露。

事实上，2015年股市剧烈波动之后，在监管层的严厉查处之下，以HOMS系统为代表的线上配资市场迅速萎缩。但线下的民间配资却屡禁不止，这也为这类型的市场操纵提供了土壤。

“民间配资很难杜绝，因为他们是通过个人账户之间的民间借贷完成的，操纵市场多个账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任何单一个人线下沟通完成的。这种配资形式虽然效率低，但很难查得到，查得全。”9月25日，杭州泽浩投资投资总监曹刚对记者表示。

此前，被证监会处以天价罚单的北八道市场操纵案中，民间配资掮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记者获悉，北大道在操纵过程中大量使用了配资公司，在江浙地区配资中介的服务尤其活跃，资金提供方将股票账户和资金提供给配资中介，再由配资中介把账户和钱交给北八道集团使用。

当配资中介遇到类似马永威、北八道集团这样的大客户时，提供的服务就更加精准到位，通常北八道集团打一通电话，中介就会很快把账号和资金转到北八道集团中去。

另外，证监会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如今实体经济收益不及预期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家拿出企业的经营资金参与配资。

“操纵市场的团伙使用杠杆资金进行套利，风险很大但获利很高，这种利益对实体企业家诱惑很大，有些企业家自己不好好经营企业，就把钱交给了他们。”前述接近稽查部门的人士透露。

对于配资杠杆型操纵，证监会其中一项主要的担心是会加剧市场风险，这也是监管层对这类案件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因。

常德鹏指出：“‘杠杆型’操纵行为所借助的资金杠杆渠道往往风险承压能力较低，普遍存在强行平仓等风险控制机制，在市场行情下行或者个股风险释放过程中可能会触发股价下跌连锁反应，放大风险波及范围和影响深度，进一步加剧市场风险。”

就在阜兴集团、李卫卫操纵“大连电瓷”案中，市场操纵者便出现了股价大跌后爆仓的情况。

多马甲掩盖操纵痕迹
记者查询了证监会对上述案件的处罚决定书后发现，除了配资高杠杆外，这些案件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利用了少则数十个，多则数百个的账户来进行市场操纵。

例如，王凯操纵“中电电机”案中，王凯实际控制47个账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利用连续买卖、在自己控制的账户间交易等方式对“中电电机”实施了操纵行为；马永威案中，马永威通过配资借款实际控制了48个账户；在阜兴集团、李卫卫操纵“大连电瓷”案中，阜兴集团、李卫卫签订理财协议，先后控制使用25个机构账户和436个个人账户。

而在此前的北八道市场操纵案中，涉及账户更是多达上千个，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区。

这些市场操纵者利用多账户的目的显而易见，即通过大量使用表面上毫无关联的股票账户实施操纵行为，把这些违法行为隐藏在账户后面，使得其操作行为更具有隐蔽性，掩盖操纵的意图。

另一方面，多账户的使用也给证监会稽查带来了难题。

前述接近稽查的人士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因为账户持有者并不清楚账户和资金的去向，因此在面对稽查人员的询问时，账户持有者经常会出现不配合以及有情绪抵触的情况。发现账户异常后我们很难找到可以来回答和传话的人，没法了解具体情况，这给稽查带来了很大难度。”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市场操纵团伙使用的账户由于异常操作被交易所发现后会被提醒2-3次，而一旦被提醒，这些操纵者就会放弃账户，同时配资中介可以持续提供新账户以供操纵团伙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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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六零而言，回归A股主要是解决身份问题。”

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三六零（601360.SH）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鸿祎谈到公司从美股私有化回归A股的问题时，多次强调了这句话。

作为中概股私有化回归A股的典型代表，三六零在长达三年的“归途”中一度面临诸多争议，但最终顺利闯关，在今年2月28日以借壳上市的方式，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周鸿祎表示，作为网络安全行业龙头企业，三六零私有化从外资变成内资，将有利促进公司互联网安全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也便于公司参与到国家网络安全建设中来。

成功于A股上市后不久，三六零一份高达百亿元的定增方案，又一度令公司陷入舆论的质疑。对此周鸿祎在采访中解释，此次定增计划旨在构筑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在“大安全”时代增强和保持核心技术竞争力，提升企业长期盈利能力。

回归解决身份问题

2015年6月，已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4年之久的三六零接到了来自周鸿祎等人组成的财团的要约收购，一年后成功摘牌完成私有化退市，由此迈出了回归A股的第一步。

2017年11月，江南嘉捷（即三六零前身）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司将现有业务和资产置出，并以504亿元的评估值将三六零资产注入，从而构成后者的借壳上市。

2018年2月22日，三六零置入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六天后的28日，周鸿祎以一袭红衣完成了敲锣仪式，三六零正式完成A股重组上市。

由于私有化时的价格与登陆A股时市值的巨大差异，三六零回归A股的根本原因，一度被认为是为追求更高的估值。

对此，在近日的采访中，周鸿祎再度作出解释，三六零在A股上市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解决自身存在的身份问题。

周鸿祎表示，作为网络安全行业龙头企业，三六零私有化后从外资变成内资，将有利地促进公司互联网安全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也便于公司全面参与到国家网络安全建设中来，为建设我国自主可控的安全技术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支持网络安全产业链共同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形势，为国民网络安全及国家安全提供更强劲的安全保障。

而谈到从美股到A股的经历，周鸿祎认为，三六零很荣幸历经了这一过程，尤其是目前的国内市场，关键词已由“高速”逐步转变为“高质量”，也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说到回归的体验，我们认为美国资本市场可能对我们业务模式的理解程度稍逊于国内市场，但是由于机构占绝大多数，投资者从长期来看是比较理性和包容的，更看重公司的成长性，对公司股价波动的承受力更强。A股市场相对来说更传统一些，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性有一定的硬性要求，总体来讲，差异主要源于两个市场投资者的结构分布有所不同。”周鸿祎说。

登陆A股后的三六零，依然需要直面来自业绩的压力。在此前重组方案中，三六零曾作出2017-2020年四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亿元、29亿元、38亿元和41.5亿元的业绩承诺。其中，公司2017年该项数据为27.52亿元，超额完成了业绩承诺。

“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我们认为需要考虑内生增长和外延扩张的有效协同，才能在保持高效运营的同时快速拓展新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谈到三六零如何实现未来业绩承诺时，周鸿祎表示。

释疑百亿定增

在谈到如何实现三六零的内生增长和外延扩张时，周鸿祎表示，内生增长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广告及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和智能硬件业务三类，外延扩张则将根据战略规划，以投资并购的方式进行产业布局和生态链建设。

“中长期而言，公司是根据发展战略，以增强战略竞争力为目的，围绕自身核心业务，积极寻求在主业及战略新兴方向上的稳步扩张。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公司也考虑通过以内部孵化、对外赋能、资金投入、技术入股、合作开发、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去实现产业布局扩张及生态链建设，进而提升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力。”周鸿祎说。

今年5月中旬，三六零披露定增预案，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3.53亿股，以发行期的首日作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拟募资金额不超过107.93亿元。

根据有关公告，三六零将利用这笔百亿融资，投入安全研发及基础设施、商业化产品及服务两大类项目中，其中又以大数据中心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中心建设和智能搜索及商业化等为主要投资项目。

对于此次定增，彼时三六零即对外解释，此举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技术实力，提高在网络安全行业的技术优势，在智能硬件领域的布局则将利于公司提升商业化业务水平，增强公司竞争力，提升企业长期盈利能力。

周鸿祎则表示，上述定增计划的推出，实际是顺应了“大安全”行业总体发展的趋势，旨在把握行业蓬勃发展机遇，构筑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股东持续创造丰厚的回报。

“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资源储备和技术优势，推动全时段、全方位的主动安全防御体系全面发展，帮助三六零保持并进一步增强安全核心技术的竞争力，提升公司长期盈利能力。”周鸿祎补充道，“同时，虽然公司拥有相对较好的自有资金实力和财务弹性，但是由于募投项目资金总需求逾百亿元，难以通过自有资金实施，此外，金融去杠杆对债务融资的成本大幅提升、银行授信的额度使用也受到较多限制。”

最后，周鸿祎进一步表示，随着网络安全已经从“信息安全”时代进入到“大安全”时代，已经回归A股的三六零，仍将一如既往以“大安全”为核心，依托技术等优势，将企业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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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这次新一轮2000亿美元的主要征税对象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9月25日上午，在《关于中美贸易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指出。

事实的确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获悉，当前，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国内诸多民营中小企业一方面正在面临着汇率、关税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开始寻求务实的生存与发展路径，客观上推动了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尤其在外向型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这种趋势十分明显。贸易摩擦升级，使众多中小制造企业开始重新审视此前所过度依赖的代理出口模式。不少企业从推动自身加快创新升级的同时，也开始将企业的市场空间由“外”向“内”转变，挖潜国内市场。

有受访专家认为，在当前的贸易环境虽对中小企业形成一定冲击，但也客观上为此类中小企业提供了降低出口依赖，转向国内市场的契机。同时，也有益于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中小企业面临挑战
“这几年的外贸订单本来就很难做，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愈演愈烈。”杭州誉记服饰的创始人余月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投身外贸服装行业超过20年的她，经历过多次的市场起伏，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虽有预期，但“没有想到会形成这么大的挑战”。

余月云表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汇率和税收的变化，直接影响代加工模式下的制衣企业出口利润。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也让很多企业的美国客户抱有观望态度，纷纷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代加工工厂，从而使国内加工厂的市场订单量逐渐呈现明显下滑的趋势。

类似问题，今年以来也同样困扰着浙江桐乡志华服饰的创始人姚亚梅。在姚亚梅看来，贸易摩擦给民营中小制造企业带来的市场阵痛，传导至制衣行业的“末端神经”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大浪淘沙”。

“在桐乡，很多出口外贸型企业首当其冲。”姚亚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桐乡分布着大量的中小型制衣企业，其中大多数是整个供应链最末端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受到贸易摩擦影响后，成为最先被波及的对象。

在台州，汉威模具的总经理王金满对贸易战带来的影响体会也十分深刻。2012年开始进入滑雪板生产制造市场的王金满，企业的主要客户群是北美市场和北欧市场，其中北美市场更是重点。

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间点，给王金满遭遇了美国关税调整带来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进美货物关税调整之后成本的上涨，但市场的议价权却并不在王金满企业手中，相反还要面对北美市场客户的压价。

“受贸易摩擦影响，企业的订单量下降了1/4左右，而利润则被压缩近一半。”王金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价格让步，成为当前不少中小制造企业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贸易摩擦，对很多出口依赖型的民营中小制造企业影响很大，尤其是加工贸易型企业，依赖出口程度高的同时，自身也缺乏创新技术与营销市场，更需要及时做出调整。

倒逼转型与升级
不过，在当前的外贸环境中，中小企业自身的灵活性特征，也让其具备着“小船易掉头”的优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浙江的诸多中小企业正在市场开拓和产品创新等方面积极调整：一方面，不少中小制造企业积极开拓美国之外的市场空间，同时更加注重对国内市场的挖掘；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在贸易摩擦下，对于企业自身的创新研发能力更加注重，推动产品研发的主动升级。此外，中美贸易摩擦也间接推动了海运物流价格的提升，不少出口企业选择通过转口贸易等方式和渠道，试图平衡生产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现在桐乡做外贸的制衣企业，都开始转向澳大利亚市场，特别是毛衫这类的市场转向很明显。”姚亚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同时国内市场也越来越成为企业转向关注的重点。

在杭州，余月云同样也将重心放在了发展“内销市场”。近年来国内兴起“网红经济”带动着网络预售模式的快速成熟，这与传统的外贸订单模式完全不同。

“淘宝店预购模式对企业生产的速度要求很高，通常只有7-10天的生产周期，而外贸则十分注重流程与质量把控。”余月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内销与外贸的模式截然不同，相较之下，国内市场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市场空间正快速扩大，且具有汇款快、灵活性高等特点。

据其介绍，今年8月份，余月云的工厂成功接到了一家网红店的订单，直接促使她将今年工厂的生产计划做了最新的调整：2018年-2019年的生产目标由原来外贸与内销8:2的比例，调整为5:5，各占一半。

此外，金祥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高创新能力更应该成为当前贸易环境下，中小制造企业需要攻克的关键环节。“外贸依赖程度很高的地区与企业，基本都是以代理出口模式为主，技术创新等要素也掌握在外商手中。”

王金满的模具工厂现在已经开始将生产的重心放在了向滑雪装备产品的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上，希望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抵消关税带来的成本上涨。

“前段时间我们和客户签订了合作协议，美国市场那边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制造商合作，也正在考虑将产品研发放到国内来，来抵消贸易战带来的供应商成本提升。”王金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相较美国本土的技术研发投入，国内研发成本更低，将研发搬到国内既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税成本，又能够促进自身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中小企业为走出困境所做的探路尝试，也正是政府接下来重点支持的政策内容。

9月25日，工信部副部长罗文在《白皮书》发布会上表示，接下来工信部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一是将继续扩大内需，发挥我国市场优势，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二是要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沿线国家市场；三是大力推进简政减税减费，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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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外贸经济发展一直是沿海城市的样本区域。在这汇率波动频繁的大背景下，其信贷结构的变化备受业界关注。

从融资总量来看，上半年，宁波全市社会融资规模新增1494亿元，同比多增168亿元。其中，本外币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4.7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的信贷增速为4.5%，2018年上半年的信贷增速翻倍。

“一方面是由于监管要求，很多表外回归到表内，另外一方面是去年的基数也较低。”对于这个增速，一位当地的银行业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

可以参考的是，今年上半年，浙江地区（不含宁波）信贷新增7561亿元，同比多增2862亿元，增量也为历年同期最高。

从融资成本来看，上半年宁波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84%，低于浙江省（不含宁波）0.38个百分点。

小微增速连续6个月偏低
从信贷结构来看，宁波的制造业贷款也开始企稳回升。上半年宁波制造业贷款余额达到3651.9亿元，同比增长3.4%，比全省高2.9个百分点，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9个百分点。去年同期的制造业贷款余额的增速为-4.5%。

但是，制造业贷款增长的势头并不稳固。今年1-4月，新增量有180亿，但5月和6月连续两个月出现净下降。

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年初宁波确定的制造业贷款增速目标为10%，实际与目标相差还较远。同时，整个制造业贷款在全部贷款中占比只有19.9%，较上年末还下降了0.4个百分点。“机构之间差异也很大，制造业贷款增速的龙头银行和队尾银行之间的差距超过了100个百分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工行、宁波银行、农行和浙商银行等上半年在宁波区域的制造业贷款增加较多。

同时，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仍显不足。宁波的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约有34万家，贡献了七成以上的GDP，八成的外贸出口和六成的税收，九成以上的社会就业。但是，宁波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只有27%左右，能够得到融资服务的只有4万家左右，覆盖面不到12%。

从今年1月份起，宁波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开始下降，已经连续6个月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截至6月末低了4.6个百分点，前6个月同比少增了120亿元。在额度下降的同时，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还在上升。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宁波人行将从3季度开始，按季度对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服务的“量”和“价”开展监测、考核和通报。对于成效不明显的银行，监管将采取“约谈、督查”等措施督促改进。

一位宁波的银行业人士表示，银行还是普遍认为大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小，管理成本低，个人住房贷款期限长，短期风险可控，所以在公司贷款上“垒大户”，零售转型则是“追房贷”。对小微企业贷款和制造业贷款形成了“挤出”效应。

不良率明显下降但信用风险仍不容忽视
在不良率趋势来看，虽然略有下降，但在信贷风险方面，宁波仍存在较大的压力。

上半年宁波核销不良贷款109亿元，截至6月底全市不良贷款余额为276.6亿元，较年初减少43亿元，不良率1.47%，较年初下降0.34个百分点。其中不良类和关注类贷款率之和为3.97%，低于浙江全省0.31个百分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宁波分支机构的不良率降幅较大。主要原因是推动企业破产重整程序较多，上半年累计推动23家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上半年宁波区域出现风险的企业有超过100家，涉及金额接近100亿元，潜在的信用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同时，宁波区域的村镇银行整体不良率达5.4%，仍然较高，个别农商行的风险也比较高。如果分区域来看，余姚的不良率达2%居全市之首。

同时，大企业风险隐患也不容忽视。据权威机构调查，宁波全市融资10亿元以上的252家企业中，超过30%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大于70%；在73家上市公司中，质押股权占其A股市值的比例大于30%的有15家，其中大股东质押股权占其持股超过80%的有8家。股市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针对大企业的流动性风险，监管部门要求各银行加大风险监测，并对大型有问题企业和出险企业要做好处置预案并按要求报送给监管部门。

同时，企业债券的兑付风险也需要高度关注。目前宁波市尚在存续期内的债务融资工具余额超过500亿元，其中今年8月到12月到期91.9亿元，2019年到期173.2亿元，今明两年兑付较为集中。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为此，宁波的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债券的承销机构已经提前3个月掌握债券到期兑付的资金安排，确保不发生违约事件。

两份加税清单影响宁波四成出口企业
需求端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和居民消费都存在问题，被形象地称为“三碰头”，经济运行依然存在较大下行压力。

上半年宁波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0.1%，比去年同期下降3.9个百分点，比全省低5.6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低位运行，同比增长2.1%，工业投资增速仅为1.2%，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下降了8.5%。

上半年宁波的出口增速也下滑，上半年同比增8%，比去年同期回落10.3个百分点，但是比全省还是高出了2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增速也较低，上半年宁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6%，比一季度要低2个百分点。

中美贸易摩擦是宁波面临的首要外部风险。宁波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接近80%，其中对美出口额占全市的24%左右，对美出口的企业约8500家。

如果按照2017年对美出口数据测算，已经落地的5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到宁波的对美出口25.1亿美元，占对美出口的14.5%，占全市出口的3.4%。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宁波涉税的出口规模达115亿美元，占对美出口的67%，占全市出口的16%。

两份清单共涉及出口企业7020家，占全市对美出口企业总数的82.4%，占全部出口企业的40%，而且大多数是年出口5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出口企业和外贸生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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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虽然有小赢科技（XYF.N）赴海外上市，提振市场情绪，但放眼海外上市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股价方面还是颇为惨淡。截至发稿，9家互金公司中有6家跌破发行价，5家都计划大手笔回购股权稳定股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了在美国上市的9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股价发现，截至美东时间9月24日，三分之二的公司至今处于破发状态。其中，趣店（QD.N）、信而富（XRF.N）、拍拍贷（PPDF.N）较发行价跌幅较大，分别是-79.2%、-57.2%、-53.9%。刚刚上市不久的小赢科技则是经历了一番惊涛骇浪，虽然“开门红”，上市当天开盘就涨62.95%，至15.48美元，奈何后程略显乏力，24日跌回8.87美元，较开盘价下滑6.6%。宜人贷则是因为2015年就早早上市，目前股价较发行价翻番，但已经较曾经的最高价53.08美元相去甚远。

在股价萎靡不振的情况下，美股5家互金公司展开了股价保卫战，开始大手笔回购股权。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不完全整理，趣店计划回购最高3亿美元，拍拍贷回购1.2亿美元，信而富、宜人贷分别回购2000万美元。相比于曾经刚刚上市的募资金额，不计算汇率损失的话，这些回购金额已经占到了1/9到近1/2不等。

而与公司的市值相比，这些回购金额也不是小数。比如趣店当前市值为16.41亿美元，而回购金额占到近20%。而拍拍贷市值为18.01亿美元，回购金额已经占到了总市值的6.7%。

而在港股市场，金融科技难再被股东看好的情况下，也有互金公司为稳定股价斥资回购，比如维信金科（02003.HK）日前公告，于2018年9月7日在香港交易所回购5.54万股，耗资58.71万港币，回购均价为10.60港币。而该公司于2018年度内累计购回股数为47.4万股，占于普通决议案通过时已发行股本0.095%。

互金公司的回购之旅其实一波三折，基本都随着政策和市场情绪而变。

就以回购金额最大的趣店为例，去年11月21日，监管部门下发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通知之后，美国律师事务所Faruqi & Faruqi, LLP宣称介入对趣店的调查，当日开盘后跌幅一度接近20%，股价最低下跌至16美元。随后，趣店当日晚间在盘前紧急宣布，公司将在未来12个月内回购至多价值1亿美元的在外流通美国存托股票（ADS）。趣店称，公司将通过公开市场、私下协议以及通过股东收购等方式完成此项股票回购。宣布之后，股价曾一度回升，但最终下跌3.83%至19.31美元。

仅在10天之后，去年12月1日，在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后，趣店宣布将未来12个月内股票回购规模扩大至不超过3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三季度末，该公司所持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总额约为14.83亿元人民币（约合2.229亿美元）。受回购消息影响，当日盘前下跌5%转为上涨超过4%。根据趣店日前公开的半年报，截至2018年6月27日，公司共执行了约1.5亿美元的股权回购。趣店表示，由于公司市值和基本面存在明显差异，公司会持续在公开市场回购股权。

在大形势不佳，部分美股投资人退场的情况下，互金公司的创始人们纷纷喊话提振信心。

趣店创始人兼CEO罗敏称：“该回购计划表明董事会对公司的未来有信心，公司将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目前，网贷行业正在合规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阵痛，但总体来说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拍拍贷首席执行官张俊表示，作为网贷行业的头部平台，拍拍贷将继续坚持合规运营。

而信而富CEO王征宇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目前的股票市场估值既不反映我们已建立的客户关系和我们建立的业务的未开发价值，也不反映我们未来增长的前景。”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金中心主任薛洪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2017年10月份以来，这几家美股互金公司股价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市值大幅缩水，启动股份回购计划，表明公司认为股价被严重低估，意在通过回购提升市场信心。不过站在投资者角度来看，担心的是强监管下中国互金公司的发展空间以及低迷的宏观经济走势下的信用风险暴露等问题，股份回购能释放一定的积极信号，不过可能效果有限。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以估值角度来看，可能并非好的时机。薛洪言表示，站在拟上市平台的角度，需要在市场信心和估值水平之间进行抉择，特定情况下，市场信心关系到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远比估值水平重要，所以也能看到，当前仍有不少平台在积极筹备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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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是，在领取报酬的时候，不需要再凭票报销了，换句话说，作为项目负责人可以直接向参与者发现金了。”9月25日，江苏某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的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这是国家级智库的制度优势之一。但对地方来说，怎样更进一步，落实中央精神，让区域内的科教资源更好转化为推动经济成长的动力。

根据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提出的“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形成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等精神，在经过江苏省委十三届三次、四次全会研究讨论后，江苏于今年8月召开了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暨科技创新工作会议，这是该省自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同类型会议。

此后，由江苏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牵头，实地走访了省内100多家重点高校院所、科技型企业、高新园区和基层科技管理部门，召开了40多场调研座谈会，用系统化思维分析科技创新面临的瓶颈制约和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起草了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江苏省包括上述《通知》在内的3个系列文件将从10月1日起贯彻落实，以深化全省科技创新工作，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

从三个文件可以看出，江苏这一轮科技创新的关键，仍是人财物权限的下放。

建立容错机制
从2018年起，综合衡量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江苏正在对生产力布局进行新一轮调整。

按照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要求，江苏先后出台“科技创新40条”、“人才新政26条”、“知识产权18条”等含金量比较高的政策举措，发挥改革对创新发展的“深刺激”“强刺激”作用。

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乐夫指出，从全省的产业集聚和人才引进看，最大的问题在于“有高原少高峰”。

因此，改革第一步的着力点在于“科研管理体制”，以“实现从重过程向重结果的转变”为导向，重点对科研项目资金管理进行改革优化。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这一领域的改革包括在经费预算环节大幅简化科目数量，省级项目可自主调剂全部预算科目，不受比例限制等。

特别是在经费的使用环节上，扩大了直接费用列支范围，允许劳务费中发放退休返聘、编外人员相关费用支出；作为计提，省级自然科学类项目间接费比例提高到30%。如上文所述，这意味着可以采用直接“发现金”的方式。

而从管理角度出发，采取同行评议方式，注重中长期创新绩效，放松了“年检”，实行项目年度执行情况报告备案制，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项目和实施周期三年以下的项目，一般不开展过程检查；三年以上的，原则上只开展一次。

另一个着力点在于扩大高校院所的科研自主权，进一步简政放权。其中，在业绩考核、职称评定时，将横向项目与纵向项目同等对待，而横向经费，则允许高校院所自主确定使用范围和标准，不纳入单位预算。并且，可以统筹使用事业编制，允许高校院所采取直接考核方式公开招聘急需的顶尖人才。这极大释放了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纵向课题主要来自国家级，横向主要来自地方和企业，过去高校评职称等特别强调纵向项目的占比，这让很多从事横向项目研究的科研人员比较吃亏。”上述国家级智库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江苏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金永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权限下放后，赋予了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组建团队、调整技术路线方案、安排经费开支、自主调整直接费用全部科目的经费支出。这些事项不需要省级部门审批，并且，上述安排和调整均可作为项目验收（结题）、评估评审或审计检查等依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考虑到目前国内出现的一些科研创新中的“司法案例”，江苏规定，对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失误，尽到职责的，不作负面评价并免除相关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通过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免除因后续价值变化产生的决策责任；作价入股转移转化科技成果发生投资损失的，不纳入资产增值保值考核范围。

“过去的一些案例多发生在成果转移中，因为市场化，很多人的行为处于可松可紧的状态，但实践过于严格，带来了一些制约创新的负面影响。”独立税务师赵泽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释放人的创造性
所有的创新要素中，最为关键的是“人”。

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不久前的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江苏人才“有高原缺高峰”现象比较突出。反映到产业上，则是企业数量较多，但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特别是具有全产业链控制力的龙头企业不多。

“对顶尖人才执行顶级支持计划。”江苏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干部一处处长黄楚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充分赋予顶尖人才团队创新创业自主权，顶尖人才可自主组建团队、自主支配经费、自主使用设备、自主决定技术路线。

为此，将全面实施科技企业家支持计划，组织科技企业家赴海内外学习考察、对接合作、投资并购等，着力培育一批既通科技、又懂市场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

人的创造性要“释放”，首先要向用人主体放权。根据规定，支持事业单位设立一定比例的动态岗位，建立人才编制“周转池”，三年周转期内享受事业身份待遇，期满后采取双向选择的“非进即走”机制。

再者，则是为人才“松绑”。省级宏观指导，建立人才、科技项目申报查重及处理机制，推进评审结果互认、信息共享，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申报，逐步实现人才、产业、科技等项目集中评审、集成支持。同时，通过补贴人才的“以奖代补”方式，为企业减负。

总体上，一是培育扶持企业家成长，二是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发挥企业示范带动作用，鼓励领军型企业围绕产业链发展，建立平台型公司，提供科技服务、创业孵化、产业集聚、风险投资等方面服务，带动更多人才创新创业，助推上下游企业发展。推动公共检测检验、专利信息数据等政府资源，向平台型公司开放，为平台型公司发挥带动作用提供便利。

保障成果转化
从发展角度看，科技体制的改革创新，最后都指向了科技成果转化，促使产业与科技的融合。

根据江苏的方案，为保障成果创造和转化，建立健全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明确2019–2021年，省本级财政科技拨款保持年均10%以上增幅，苏南国家自创区内的设区市保持年均12%以上增幅，到2020年，省、市、县三级财政科技总投入达500亿元，年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30000项以上。

从方法论上看，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段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突破点集中在重大成果创造、转化，遴选顶尖领衔科学家，尤其自主确定研究方向、团队和经费使用，对企业研发转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由省成果转化资金给予同等力度支持。

在激励措施上，大幅增加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允许省属高校提取20%作为奖励经费，将在省内转化成果的收益奖励比例提高到70%，同时规定2年内未转化的，在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采取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实施转化。

目前，江苏省已明确了22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创新平台的名单，其中，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集群最多，有4个；前沿新材料集群和核心信息技术集群各3个；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集群和汽车及零部件（含新能源汽车）集群各2个。

段雄指出，重点创新平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项目，而是围绕每个产业集群创新发展布局建设的创新链和服务链中的一批功能平台组合。

根据纲领性文件的明确规定，江苏省有关部门在2018年年底前制定实施细则，省属高校院所在六个月内建立完善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各地也要因地制宜制定配套政策措施，目的就是要做到政策可操作、可考核、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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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意见》，其中提到，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

对于农村消费市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地方官员、学者以及相关农村电商业务负责人发现，资本方对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预期乐观，随着乡镇消费增速持续超越一二线城市，农村消费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线上企业如何更快更准地渗透进乡镇市场成为电商企业布局重点。

地方官员和学者则认为，目前农村的消费大多停留在刚需消费的阶段，要实现消费升级还需要提高农民收入。

农村消费增速超过城市

上述《若干意见》称，加快农村吃穿用住行等一般消费提质扩容，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增加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汽车等消费。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61元，比2013年增长49.1%，年均增长10.5%。由于农村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之比由2013年的5.4∶1，降低到2017年的5.1∶1。

除了城乡差距，中西部地区农村和东部地区农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还有不小的距离。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显示，2014年，上海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1192元，甘肃的这一数据是6277元，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甘肃的3.38倍。

不过，近年中西部地区农村消费增速迅猛，特别是电商消费。21世纪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一份农村电商报告显示，甘肃农村地区下单人数增长最快，全国整体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区农村成了电商消费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市场增长空间巨大。

从宏观数据来看，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8.6%，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0.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市场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1.8%，增速高出城镇市场1.8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2%，比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

上述《若干意见》称，将推动电子商务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覆盖，畅通城乡双向联动销售渠道，促进线下产业发展平台和线上电商交易平台结合，鼓励和支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向农村市场拓展。推动具备条件的乡镇将商贸物流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品加工等有机结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许召元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将成为今后的政策方向和政策重点。其中也包括鼓励引导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消费市场。

农村电商市场已被激活？

城乡差距也意味着农村庞大的市场消费空间。如何刺激农村消费？21世纪经报道记者分别采访地方分管农业农村的官员以及电商企业发现，资本相对乐观，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巨头加速布局农村市场，互联网公司下乡竞争厮杀激烈，农村市场的增长也成为电商平台增长的亮点。

在四川和云南做农村电商业务推广的京东业务人员张峰（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电商消费数据来看，西部地区电商消费从2014年到2017年呈现几何式倍增，地方政府也在鼓励电商下乡，乡村流通渠道日益完善。至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特点，张峰特别提到了刚需消费，农村居民在京东上买的多是大件，比如家电、手机等，而扫地机器人、智能家居等消费升级类的产品需求还不算旺盛。

对于农村电商，湖北某地级市副厅级官员也表示，电商平台上的家电、手机消费品是居民的刚需消费品，购买意愿强烈。只要快递物流配送到村，电商店建设到村，配合假冒伪劣产品治理，农民自然会去网点上网买东西。不过目前湖北的部分农村地区，快递还只能送到镇，还没进入村，如何打通农村电商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政府下功夫。

上述湖北地级市副厅级官员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刺激农村消费市场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集中供应自来水，通村组公路黑色化，宽带网络户户通，集中居住区集中供气，快递物流配送到村；其次，农产品安全绿色生产，带动整个食品消费提档升级，一方面满足城市人群健康饮食需求，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其三，除了供应食品以外，因地制宜开发农业农村多功能产品，满足城市人群旅游、康养、体验、认领等方面需求。

对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刺激和升级，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农村社会的副教授吕德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地方都在推进城镇化，农村消费相对过去高了很多，吃穿用方面都不存在问题，农村的刚需消费还包括盖房、结婚、就医、读书消费，都是农村消费的大头，刚需消费增长很快。

吕德文认为目前要提高农村消费，关键还是要提高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目前多数农民进入了城镇化的进程中，消费种类繁多，但如果保障不足，农村消费升级的愿望将难以释放。

相对来说，资本方对农村市场的乐观，体现在真金白银的投入上。2017年4月京东宣布，未来五年将在全国开设超过100万家京东便利店。而且当中将有一半在农村，要做到每个村都有。和京东的新通路类似的业务，是阿里巴巴旗下的B2B订货平台“零售通”，双方早已在农村铺开了战场。零售通的目标是2018年内覆盖100万家零售小店，强化货源、物流、产品等方面的优势。

京东家电专卖店相关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瞄准乡镇市场，一方面让京东的电商业务下沉到农村市场，同时也为大多数农村消费者购买家电提供了一个渠道，解决以往农村购买家电面临的价格高、品类少、退换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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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晚10点半，某直播平台上一场关于个税改革和社保合规的分享课讨论正酣，尽管分享已经比预定结束的时间晚了1个小时，但大家仍没有结束的意思。16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HR接连向社保专家发问，问题集中在“社保合规思路与策略”上。

作为佛山一家服装厂的人力资源部主管，李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参加了3场相关主题的培训课。“据我所知，很多此前未按照规定缴费基数足额缴纳社保费的中小企业，都在积极主动地制定社保筹划方案进行应对。”李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一份来自中金公司的报告称，李娟所在的纺织服装领域受“社保转税”影响较大，对盈利冲击或超过30%。同样受冲击的行业还有建筑装饰、地产、物流、餐饮、轻工等劳动密集型、偏小型、低利润率类别的中小企业。

在此次“社保转税”改革下，广东中小企业是否受到影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广东餐饮、服装等部分中小企业后发现，尽管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为13％-14％，但此轮改革仍会一定程度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

但在51社保创始人、国内资深社保专家余清泉看来，未来在社保收入水平总体稳定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征管面、做实基数后，社保费率有望降低，极有可能是降低社保费率和做实基数同步进行。

中小企业的社保账本

对此前合规企业而言，“社保转税”并未带来太大变化。那广东中小企业负担是否有加重？

李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佛山除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外，大部分机构特别是私营中小企业几乎都是按照社平工资或社平工资的60%作为员工的社保缴纳基数。

李娟以占据大头的基本养老保险为例算了一笔账。2018年7月起，佛山市企业按照职工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确定缴费基数。其中，缴费基数上限按照2017年广东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668元的300%（20004元/月）确定，下限按照3100元确定。

按照规定的2018年佛山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公司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13%，个人承担8%。李娟所在公司流水线上月收入7000元的员工，此前按照最低缴纳基数，每月需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为403元，而按照“社保转税”改革后计算，员工的实际缴存基数变为7000元，每月公司需为其缴纳910元，多出了507元。

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社保转税”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影响较为突出，一是大多数中小企业未足额缴纳社保，二是人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较大。

李娟所在的服装厂印证了这一分析。“在服装加工行业，人工成本要占到总成本的40%-50%之间，如果再加上社保合规带来的成本，我们一个服装厂100名工人，每月仅在养老保险一项上就比先前多支出了近5万元。”李娟表示，明年或许会优化人员结构，“如果企业订单不增，一个人要顶两个人用”。

但同为劳动密集型的餐饮行业似乎昭示出中小企业处境的另外一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调研广州市餐饮行业后发现，广州的餐饮行业一面担忧“社保转税”改革带来的人力成本上升，一面更为担忧原材料涨价、租金攀升。

某酒楼集团是一家拥有800余名员工的餐饮企业，见证了广州餐饮行业30年的发展。其董事长潘龙（化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其酒楼租金较去年增加了20多万元。他拿酒楼消耗量较大的乳鸽和青菜为例，“一只乳鸽进价从16元一路涨至21元，而菜心的价格也在一年中上涨了60%左右。”潘龙说。

对于原材料、租金带来的成本压力，酒楼一方面依靠部分提高菜品价格，一方面通过压缩成本实现。在“社保转税”改革前，餐饮行业大多通过与员工签署“放弃购买社保”协议来压缩成本。但改革之后，“购买社保”必须合规。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外地员工与年轻员工大多倾向于放弃购买社保，以换取企业多发几百元工资收入。

提早精算合规成本

“社保转税”后，上述这些中小企业开始积极制定“应对法则”。

在前述提到的直播分享课中，社保专家提供了几项避免企业成本明显增加的合规解决方案。该社保专家称，“核心在于降低应计缴基数”。

例如，很多企业在原来都采取降低企业的社保、公积金等方式降低计缴基数，其中缴纳公积金不足额现象较为普遍，在“社保转税”后，企业可以通过从个人工资基数中扣除为员工多缴（补实）的公积金等方式降低工资基数，实现合法降低计缴基数的目的。

另外的方法则包括把雇佣转化成合伙，把工资转化成小微企业内部的分红的概念，如此解决企业社保入税带来的影响。

“实际上，按照传统雇佣模式，公司为员工发工资，现在政策是发多少工资缴纳多少比例的社保。企业可以将某个门店或部门的团队注册成小微企业、合伙企业。届时企业只需支付服务费给合伙企业，把雇佣关系变成了一种承包、合作合伙关系。而小微企业可选择部分收入按照工资发放、部分收入按照合伙分红发放，按照新个税法规定，经营所得的税率是从5%-35%。”该社保专家在分享中称，这既合法又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

但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看来，“社保转税”对于企业的影响要从长远角度看。“原有的社保征管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合规缴纳的企业反而吃亏，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而‘社保转税’以后有利于市场的公平，改革方向肯定是积极正确的。”他说。

余清泉也认为，中小企业在这当下不应该把降低社保税费作为挽救企业的“稻草”，而是应该把提升盈利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

“尽管降低社保费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为企业减负、激发市场活力的作用，但企业是激烈竞争的市场主体，与其抱怨不如积极面对，企业应当要提前精算合规成本，全社会一起努力逐步消化合规压力。”余清泉说。

在林江看来，“社保转税”或许需要给中小企业一定的缓冲空间去适应，对于专家提出的分阶段推行，他较为认同。

9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给了企业一颗“定心丸”。同时，会议还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降低社保费率方案，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

林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实际上，广东在降低企业社会保险成本上做得就比较好。在日前公布的“实体经济十条”修订版中，就制定了包括“执行全省统一的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4%的按14%执行”等一系列降低社保费率的举措。

余清泉则认为，未来在社保收入水平总体稳定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征管面、做实基数后，社保费率有望降低，极有可能是降低社保费率和做实基数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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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以来，“以房养老保险”这个曾经备受关注，之后又突然沉寂的“养老保险方式”再次粉墨亮相。报载：自2014年原保监会试点以房养老保险至今已有4年时间。近日，银保监会一纸文件，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即以房养老保险）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展开。这使得以房养老保险再度被和谐和谐注。

在公众视野，“以房养老保险”应该是个新名词。在坊间被形象地称为“倒按揭”。当然，在保险公司的产品目录上，其大名一直是“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但平心而论，“以房养老”，即使加上“保险”二字，其内涵应该要比“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或“倒按揭”大得多。

据记者报道，有关专家评论说：这些政策（指银保监会的文件）其实很不接地气，以房养老保险是一个商业行为，只要有利可图，保险公司才愿意去干，从而倒逼相关政策的落实。现在情况反过来了，是监管部门先出台政策，但由于房价市场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做以房养老业务盈利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积极性也不高。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对保险公司而言这个产品有多大的承保风险。我们还是称它为“倒按揭”比较形象，它与贷款买房、按揭还贷的“正按揭”不同，是被保险人倒过来以房换钱。即房主把住房抵押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每月向房主给付生活费。但房主仍然拥有居住权，直到去世。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特点就是住房价值与其使用价值严重分离。如果现在要把住房的价值与使用权挂钩作为保险产品的前提的话，“倒按揭”对保险公司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能够拿到的仅是一纸房产证，但使用权却仍然在老人那里。因此，“倒按揭”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房地产市场是稳定发展的、价格是可预测的。但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人为干预太多，从理论上说，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一个不确定的市场，怎么做精算，怎么做保险？

有人常常以发达国家为例来证明“以房养老保险”或“倒按揭”可行。但是，我们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土地政策是不同的。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购买私房，是连带土地一起买下的。也就是说，买下后，房主对房屋土地都拥有财产权。保险公司愿意作交易，看中的不是房屋，而是房屋所在的地块。据日本的朋友告知：他们购买的房屋，经过20年折旧，最后地面建筑的价值归零。

我们的政策不同：首先，居民住房，业主只能租用土地的使用权，最长年限是70年。因此，假设老人60岁时将住房抵押了，但仍在原地居住。如果老人85岁离世，在此25年间，实际上不可分割但又被人为分割的住房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实际上都在一天天地折旧。到保险公司最终接手时，住房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格肯定都已大打折扣。其次，房地产业内还有个说法，现在的居民住宅寿命实际是不足70年的。加上老人肯定不会买来新房就抵押出去，这么两头一掐，老人身后留下的那个破旧的房子究竟还能值几何？所以，我曾经评论说：当年的“应者寥寥”、“惨淡收官”，更主要的原因是保险公司根本不愿意开展这项业务。

在本文的开头，用了“粉墨亮相”一词，此次媒体的报道，确实经过粉饰，比较以前已经大大降低了调门。两年前的报道，大多是被保险者可以得到每月1万-3万不等的生活费。而此次，都已降低到下限，1万。这说明，保险公司已经在试点后比较充分地考虑到本身的利益，把折旧率提高了数倍；也就是说，给付率降低了不少。

据媒体报道：杭州一对老夫妻成为浙江省内第一对吃“以房养老保险”这只螃蟹的老年人，至于他们得到多少保险费媒体没有披露。但媒体做了个问卷，问“60岁时拿100万房子投保，每个月领2000多元养老金，你愿意吗”， 但即便如此，回答愿意的还是不到13%。如果拿这个数字推算，要获得10000元养老金，房子的价值必须在500万及以上。回答愿意的又有多少呢？恐怕仍然是数以百计的“小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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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A股二级市场持续低迷，众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价格已经处在了近几年以来的低位，价格要素的剧烈变化给市场带来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其中要约收购便是其中被影响的一个环节。

在此之前，由于设定的触发条件较高，要约收购的案例在A股市场中并不常见，每年仅有十数家企业会出现要约收购的情形。而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出现要约收购的案例大幅增加，由2017年全年的15起大幅增加至目前25起。

使要约收购频繁出现的背景是价格因素的变化，但从今年多起触发要约收购的案例来看，控制权转让，大股东增持，国资抄底上市公司股权等多种情形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热闹景象。

“很多优质上市公司的估值在今年已经非常低了，甚至比熔断期间还要低，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喊出了价值错杀，这种时候无论是大股东还是产业资本，甚至是国资的投资公司或者产业基金都是出手的好时机。”一位太平洋证券投行部的人士9月25日对记者表示。

要约收购爆发

根据规则， 以要约方式收购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其预定收购的股份比例均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也就是说要约收购一般的交易规模都不会太小，因此往年类似的案例并不多见。

根据记者统计，2016年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情形有9起，2017年则有15期，而截至9月25日，2018年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情形已经达到了25起，并且还有一些潜在的要约收购即将发生。

从今年的要约收购价格来看，普遍存在溢价的情况，根据记者统计，25例要约收购中仅有4起没有溢价。

“以溢价来推动要约收购顺利进行可以理解，另外今年上市公司价格很低，即便有一定溢价估值还是很低。”前述太平洋证券人士讲道。

案例数量增多后，要约收购背后的故事相较于往年也丰富了不少，根据记者梳理，今年要约收购集中在“大股东要约增持”，“股东爆仓上市公司转让控制权”以及“国资抄底买入上市公司股权”几种情形上。其中，股东爆仓后转让公司控制权与上市公司抄底都是今年A股显著的几个特点。

神州高铁（000008.SZ）在近期收到的一笔要约收购便来自于国资扫货，根据公告：国投高新看好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神州高铁的发展潜力，拟通过本次要约收购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要约价格为5.30元/股。较公司最新股价4.73元，溢价12%。

另外，海外上市公司也在今年通过要约收购持续加大对A股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身披国内“唯一外资控股白酒上市公司”外衣的水井坊，其实际控制人帝亚吉欧通过要约收购方式，将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从目前的39.71%提高至60%，以获取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不仅是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大年，也是上市公司在海外发起要约收购的重要年份。根据记者梳理，紫金矿业（601899.SH）、曲美家居（603818.SH）、华天科技（002185.SZ）以及华东医药都发起了对海外公司的要约收购。

其中紫金矿业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设立的子公司要约收购NevsunResources Ltd.（简称“Nevsun”）的交易金额更是达到了18.39亿加元，约合人民币95.30亿元。

协同股权回购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今年以来要约收购出现最多的情形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实控人的增持，在二级市场股价低迷之时，这也同上市公司股权回购一起为公司股价筑底。

例如近期，冀东水泥（000401.SZ）便收到了其实控人金隅集团发来的要约收购。金隅集团目前持有冀东发展集团 55%的股份，冀东发展集团控股冀东水泥持有 32%股份； 此次要约收购拟收购冀东水泥股份67376，146股，占冀东水泥总股本的5.00%。收购完成后，金隅集团直接和间接最多合计持有冀东水泥37.00%的股份。

“我们认为此次要约收购，出于金隅集团对于冀东水泥未来发展的看好，从2018上半年业绩看，冀东金隅整合步入正轨，冀东二季度单季度盈利约10亿元，我们看好金隅冀东整合走向正轨叠加环保限产等供给侧改革措施，金隅冀东对于市场控制力的持续增强。另外，此次要约收购价格为 11.68元/股，相较上一个交易日9月6日收盘价9.87元/股溢价18%，彰显大股东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国泰君安分析师鲍雁辛分析道。

另外，如东百集团（600693.SH），其实际控制人施章峰也发起了要约收购，收购了东百集团总股本比例的5%，收购完成后，施章峰与其控制的丰琪投资合计持有东百集团总股本比例的52.61%，进一步扩大了控制权。

从股价上来看，东百集团已经处在了近2年多的最低点，对于大股东来说以较低价格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同时，还有稳定公司股价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的作用。

“今年A股持续低迷，部分上市公司存在价值低估的可能，因此，部分股东愿意在付出较低溢价率的前提下，通过发起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这和上市公司股权回购有一定的协同作用，不同的是上市公司是以自有资金，而实控人则利用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杭州泽浩投资投资总监曹刚9月2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