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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有加不完的班，写不完的作业？

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大学中国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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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指出，2017年我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42.2%。其中制造业超时比重最大，接近60%。

在一般居民工作负担重的同时，中小学生的负担也很重，表现为做作业严重超时。如果不包含午睡时间，其睡眠不足率高达49.1%，即使包含午睡，睡眠不足率依然高达26.4%。学习成绩不是最好，且写作业时间长的学生最容易出现睡眠不足。

有意思的是，大学生有大量的时间用于休闲，花在游戏等方面的时间多，学习时间较少。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杜凤莲指出，当前学习成绩处于中上及以下水平的学生最容易出现睡眠不足，大多数学生时间花在做作业上。

制造业超时工作率近60%
上述报告指出，2017年我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42.2%。

其中，非正规部门、低收入者、低学历者、制造业从业者、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超时工作尤为严重。制造业从业者超时工作率为58.8%，职业为生产制造及相关人员超时工作比例为57.8%。

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居民就业比较充分，同时也表明居民的劳动强度高、生活压力大。

为了家庭，父母辈无酬工作时间增加，女性更为突出。虽然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缩小，但总体上与男性相比，女性一天的时间分配仍呈现“有酬劳动时间短、无酬劳动时间长”“总劳动时间长、休闲社交时间短”的特点。

报告表明，在中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现象中，超负荷工作量、经济压力、晋升压力等成为劳动者超时的主要原因。

“不管何种原因，过量的超时工作对劳动者身心健康有害，甚至导致过劳死”，在杜凤莲看来，常态化的超时工作需要引起社会重视。通过立法等制度安排确定有限制性的、合理科学的工作时间制度，以及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改善劳动者超时工作问题。

对某些合理的超时用工行为规范，对违法的不合理的超时用工行为而加以遏制。在合理的工作时间下，劳动者能更好地平衡家庭生活与工作。

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率高
报告也指出，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却远未达到要求。如不包含午睡时间，中国6-11岁学生睡眠平均时间8.79小时/天，12-14岁学生是9小时/天，15-17岁的学生睡眠时间平均8.29小时/天。

根据卫生部门发布的《中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要求》，小学生每日睡眠时间应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每日睡眠时间不应少于9小时，高中生每日睡眠不少于8小时。

从报告来看，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率居高，三个年龄段的学生睡眠不足率分别是54.7%、43.7%、41.7%。

为什么学生睡眠不足？

“学习成绩差需要强化，做更多作业，又导致睡眠时间不足，而睡眠时间不足又进一步影响了学习成绩。”杜凤莲指出，学生大量时间用于写作业，而学习成绩差、做作业时间长与睡眠不足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中小学生负担重的问题，甚至成为了中国政府报告提出要解决的问题，2018年政府报告就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此前也指出，教育部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组织开展系统调研，明确下一步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举措，以校外治理规范、校内提质增效为重点，着力从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杜绝炒作“高考状元”等方面来解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单一的教育体系评价标准，严格的行政评审，以分数为主要指标，划分普通中学、重点中学，以及不同的高等院校层级，让教育的权力不能下放。即使通过一些措施对中小学生减负，也是表面功夫，并不能起到真正的减负效果。

“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改变高考制度，综合制度改革是涉及减负的根本方式。”熊丙奇说。

应提高大学生学业要求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同时其父母辈也在超负荷地工作，但大学生负担却大幅下降。

上述报告指出，与高中生相比，大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减少了3.60小时，降幅高达37%。从学习释放出来的时间，一部分被用来睡觉，更大部分用于休闲娱乐，尤其是打游戏、体育锻炼和课外阅读。

为此报告建议，针对大学生提高其学业要求，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适当“增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智勇指出，问题还是考核机制出了问题。考核什么，教育就变成了什么。

上述报告指出，大学生除去上课时间，更大部分时间花在打游戏消遣上。相比高中生，本科生打游戏时间增加0.24小时/天，增幅超50%；专科生的打游戏时间则增加1.25小时/天。

不过，与美国大学生在时间分配上相比较，中国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多0.65小时/天，其中上课时间多1.69小时/天，课外学习时间少1.04小时/天。

2108年8月，教育部发布《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要求，全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各高校梳理各门课程，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增加课程难度，加强学习考核等。

杜凤莲指出，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的上课时间更长，课外学习时间不足，也表明中国大学生课外学习缺乏学习主动性。为此，要改革现有教育体制，给中小学生减负，大学生适当增负。

其中，大学生增负不在于增加课时，而是提高对学业的要求，促使大学生增加阅读、研究等课外学习的时间，强化自主学习能力。

报告指出，与高中相比，大学教育表现为课时明显减少，要求学生在课外完成大量阅读、研究等任务。但是大学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普遍不高，大学生并没有把减少的上课时间用于课外学习。

熊丙奇认为，计划招生制度让学生进入大学后无升学压力，让大学生对时间管理过于松散。而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下，学校对大学生的好奇心、创造力等个人培养并不是相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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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晚间，华夏银行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针对华夏银行此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事项，证监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不良资产、现金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票据等。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银行团队认为，银行业ROE下行导致资本内生增长速度下降，因此在保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变的情况下，其所能支撑的资产增速也会下降。所以，近几年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并没有明显提升，而总资产增速却在不断下滑。

此前，已有多家银行的优先股获得银保监会批复放行，但却遇到证监会的问询，关注焦点在于不良贷款、应收款项类投资及其他合规情况。

华夏银行：262亿不良争议
华夏银行三季报显示，该行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截至9月末，华夏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8.01%，在A股上市银行中垫底；资本充足率11.82%，位居A股上市银行倒数第三。

今年9月，华夏银行提出定增方案，拟向首钢集团、国网英大、京投公司三家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不超过25.65亿股，募资不超过292.36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据测算，定增将提升华夏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5个百分点。

但资本补充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1月22日，银保监会批准华夏银行定增方案和股东资格；12月10日，华夏银行发布《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对证监会提出的10项问题进行答复。

证监会对华夏银行定增方案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资产质量、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增长较快、票据业务、分红情况、股权结构变化、董监高团队情况、行政处罚及重大诉讼情况等。

证监会提出，华夏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逐年上升，且拨备覆盖率接近150%的监管标准。华夏银行回应称，贷款主要以对公贷款为主。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及去杠杆与去产能加速等因素影响，在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坚持服务中小企业的情况下，对公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

对于部分逾期90天以上未划入不良贷款的情况，华夏银行回复称，截至9月末，逾期90天以上贷款未划归不良贷款的金额共计261.57亿元，合计占贷款总额的1.66%。其中，抵押类和质押类贷款共计104.11亿元，抵质押物公允价值能够覆盖抵质押贷款余额，以上贷款抵质押物充足，预计不会产生损失；保证类贷款共计156.60亿元，此类贷款正在推进风险化解；信用贷款共计0.86亿元，虽企业债务发生逾期，但已要求此类贷款的借款人追加可用于抵质押的资产来增强担保。华夏银行称，基于以上原因，暂未计入不良贷款。

华泰证券发布报告称，华夏银行今年6月末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为198.74%，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剪刀差仍较大，当前环境下资产质量需持续观察。

宁波银行：调降定增规模
今年以来，宁波银行已通过多种方式补充资本。

12月7日，宁波银行调整定增预案，调整后定增发行数量为4.16亿股，定增规模由原先不超过100亿调整为不超过80亿。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调整后定增对象包括第二大股东华侨银行，认购定增数量20%；第三大股东雅戈尔，认购定增数量15%-30%；第一大股东宁波开发投资此前认购20%，但最终不参与此次定增认购。

根据公告，本次定增发行价格为发行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90%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BVPS的较高者。如果以12月7日的收盘价进行测算，本次发行价格为15.31元/股，募集资金规模约为64亿元。

根据宁波银行《中长期资本规划（2019年-2021年）》，该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2019年的目标是不低于12%、10%、9%，2020年和2021年的目标分别是不低于12%、10%、9%。

根据静态测算，此次定增若完成，宁波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将分别提升0.91个百分点，至9.88%、10.57%、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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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斗鱼666号”由成都国星宇航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国星宇航)设计研制，搭载长征二号丁型运载火箭成功升空，进入太空后，将在距离太阳轨道高度约 547km 的同步轨道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射成功的“斗鱼666号”卫星，是全直播平台首次冠名的商业航天卫星，而斗鱼则成为了首个冠名卫星的湖北企业。

搭载“最聪明大脑”

开拓行业领域探索“太空+直播”

当斗鱼“碰撞”国星宇航，开启了“太空+直播”的新纪元。此次“斗鱼666号”卫星不仅发射成功且亮点频频。

据悉，“斗鱼666号”采用“一星双核”结构，搭载了由国星宇航自行开发研制的第二代星上AI智能处理系统，具备全球目前同量级商业卫星星上图像处理的最强算力之一。它的图片处理能力是同重量卫星的1000倍以上，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聪明”的商业卫星之一。

“斗鱼666”成功发射，是斗鱼网络与国星宇航合作，共同探索“太空+直播”的新开端。未来，双方将通过“太空+直播”为用户传递科学探索正能量、传播航天科技类知识，利用“线上+线下”多方面开拓，树立新型直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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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斗鱼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斗鱼666号”卫星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发射成功，更在于通过卫星发射将直播领域拓展至太空，在未来网友或可直接与卫星进行互动或借助卫星相互沟通。“斗鱼也因此为直播观众们提供了更加优秀的直播内容。”该名负责人说，通过卫星将神秘不可测的太空以直播的方式呈现，这是具有开创性且独一无二的直播内容，既有趣又独特。

如“来自太空的‘神秘’漂流瓶”就是“太空+”周边衍生品之一。未来用户可以边看直播边与卫星进行互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待开发的太空虚拟礼物等。

直播领域拓展至太空，通过“太空+直播”实现直播太空、探索未知、链接人与星空，真正让先进的智能卫星技术走近和走进人们的生活。斗鱼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卫星直播去探索浩瀚宇宙，这是普通人在践行‘航天梦’，这也是让卫星资源实现军民融合共享的有益尝试。”

“平台+内容”双创新

践行“太空互联网”致力于传递正能量

“长远来看，‘斗鱼666号’卫星的发射成功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此次项目开发运营的负责人说，斗鱼冠名卫星在实现了直播平台的创新。

如何理解直播平台的创新?“让遥不可及的太空变得‘触手可及’。”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道，直播平台通过卫星这一载体实现从地球到太空的距离跨越，这也是践行“太空互联网”的举措和体现。

据悉，目前斗鱼直播平台注册用户达2亿，每天3000万人逛斗鱼直播，平均每人耗时1.7小时。其用户集中在18至30岁，主要为在线大学生和互联网白领群体。

正是由于用户基数庞大，且以年轻人为主，斗鱼作为拥有庞大用户体系的传播载体，其传播内容对用户来说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通过关于卫星及更多的太空主题直播实现了直播内容的丰富和创新，进一步激发年轻网民探索太空的兴趣。”当观看卫星直播成为网民生活的一部分后，他们会萌发主动学习了解有关太空的积极性，因此这也是培养科学精神的有效方式。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卫星这一平台为主播展示正能量内容提供了渠道，借助主播现场直播和专家全程解说，将有关于太空和宇宙的知识以及航天精神传达感染到直播间的每一位观众，通过“网红”带动网民，并以互动的方式不断积累、传播，成为一种良性循环。“这也是斗鱼作为直播企业注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益性的体现。”

实际上，这并不是斗鱼第一次以其独特的方式，通过直播传递正能量。

近年来，斗鱼直播通过不断的内容创新展现出直播平台的社会责任，提倡和鼓励平台主播以正能量和公益责任为主要直播内容，引导观众的正能量精神和公益精神的塑造。

自2017年10月起，斗鱼专门针对正能量版块率先发起正能量的主播招募，就平台已涵盖的政务、警务、公益、非遗、三农、军事等若干方向内容，整体进程持续至今，同时在未来会进一步夯实强化正能量板块。

2018年，斗鱼先后推出了走进军营系列和温暖回家路系列内容。尤其是走进军营系列直播活动不仅呈现了铁骨铮铮的军人形象，更让大众通过直播深入了解军旅生活。

今年11月，斗鱼举办了首届文化节暨斗鱼国风日活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强有力的宣传及推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与此同时，斗鱼组织平台各版块主播，参观西柏坡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旧址，开启主播爱国主义教育培训的征程。

从直播小鱼到科技独角兽

助力光谷迈向互联网“第四级”

冠名卫星送入太空，斗鱼既是直播行业中的首家，也是光谷企业里的首个。

从一条“直播小鱼”成长为武汉首个独角兽，再到今天发射冠名卫星，斗鱼一路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背后，正是光谷愈加清晰明朗的“芯屏端网”产业布局。

然而，让人侧目称奇的除了“斗鱼666号”，还有斗鱼发展的“传奇之路。”斗鱼从2014年起步发展至今，目前占据市场份额70%，成为了国内互联网直播行业的龙头企业。

2016年，两岁的斗鱼完成了一亿美元的融资，成为了武汉的第一只“独角兽”，并被清科评为2016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风云榜第一名。斗鱼总部所在地——光谷，其互联网发展也因此向前迈进一大步。2017年，斗鱼对外宣布进入盈利状态，成为中国游戏直播领域首家盈利的平台。同时，斗鱼以过去三年70776%的增长率连夺德勤评选的光谷高科技高成长20强、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2017年亚太区高科技高成长500强三项第一。

在2017年5月于武汉举办了斗鱼嘉年华，创造了直播乃至互联网行业的诸多现象级数据，成为了中部地区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泛娱乐化盛会之一。

今年5月，人气爆棚的2018首届国际武汉斗鱼直播节暨斗鱼嘉年华如约而至，让光谷大放异彩。千余名中外网红主播汇聚，百余家顶尖互联网、泛娱乐企业同台，三天吸引52.18万人次入园，武汉和光谷递出了又一张全球性泛娱乐文化盛宴的“城市名片”，也向“中国互联网第四极”又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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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足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巨头中，有的已“阵亡”，也有的刚“新生”。死与生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金融科技下半场怎么打，不计试错成本的强推新业务似已不太可持续。没有互联网母体公司的用户、数据、技术、场景和品牌的基础，不可能有衍生金融业务。反过来，如果不能通过金融业务积累一定数量级的忠实用户并获得收入和盈利，在母公司无力继续投入的情况下，收缩战线成为明智的选择。

12月5日左右网易理财下线所有理财产品，网易理财官方公告称，下线后用户需要前往资产对应的基金公司/销售平台/保险公司赎回，网易理财官网不再支持赎回。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早在2017年9月网易理财就停止新理财产品销售，对存量产品设立一年多业务过渡期。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百度在11月29日拿到了证券期货的经营许可证，补齐其基金销售的牌照短板。这意味着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简称“BATJ”）四大互联网巨头均已拿到基金代销牌照。

积极申请牌照之外，互联网巨头们也在纷纷升级组织架构。

11月20日，京东金融宣布升级为京东数字科技。2018年4月，百度宣布拆分百度金融，启用新品牌“度小满金融”独立运营。

“双方都当惯了甲方”
在开放方面，度小满金融、蚂蚁金服、腾讯金融和京东金融等路线出奇一致，都在积极推进与传统金融机构深度合作以求共赢。

2018年11月1日，度小满金融CEO朱光在百度世界大会上透露，度小满已与50多家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合作放款超2500亿元，服务超700万小微企业主，不良率低于行业平均值。

度小满消费信贷平台“云帆2.0+”系统，通过“智能获客、大数据风控、客户经营、贷后管理”与金融机构合作提供消费信贷。度小满的资金合作方是超过500家的金融机构，包括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南京银行、济宁银行及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等。

以南京银行为例，其与度小满金融合作的业务2017年8月份正式上线，截至2018年10月底，贷款规模达56亿，利息收入3.7亿，不良率只有1%。济宁银行副行长张衍珍在百度世界大会上透露，与度小满金融联合贷款业务2017年12月才正式上线，2018年前9个月贷款余额55亿，利息收入逾2亿，不良率在0.5%左右。

在大数据风控方面，度小满金融在人行数据基础上，将风险区分度提升15%。度小满多头监控系统可提前1个月预警风险，动态监测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信用水平变化，防止过度共债等。度小满在百度世界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度小满金融资产M3+逾期率低于1%，某城商行与度小满金融合作一年后风险成本下降50%。

蚂蚁金服更是推进开放平台的先行者，在监管政策的变化下，其信贷业务从去年就开始加速平台化转型。微众银行也将自身定位为平台，其微粒贷产品放贷模式为微众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联合贷款。

谈到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与边界，一位BATJ系金融子公司的负责人在11月7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双方合作已经进入深水区，“不再像以前那种我帮银行放一个贷款或者给银行引流一个客户，已经不是那个逻辑了。所以我们今年实际上很少会讲我们又跟哪些银行合作了，可能更多是在产品上面跟金融机构联合定制。”

对于他的看法，银行界也颇为认同。

“银行过去希望拿到现成产品解决方案直接用，互联网公司过去也主要对内部的，市场化和外部化也需要过程，所以双方都要磨合。在风险管理能力上双方分歧大，诉求点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好的技术能否在银行业落地要看能否深度定制和结合银行实际情况的改造。”一位银行科技部门负责人12月4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双方合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当惯了甲方，导致摩擦不可避免。两个做惯甲方的行业都需要调整观念，总体而言，在金融科技方面转型比较好的金融机构都有“甘当配角”的心态，不能把对方看做供应商，要看做真正的合作伙伴。

只有真正实现深度定制才有可能发现此前隐藏的深层次的问题。金融业务复杂程度高，传统互联网业务更多是小额高频且较标准，因此在合作中会产生双方都没有想到的问题，前述部门负责表示，“有些系统如果不在银行里落地，互联网公司可能跑十年也发现不了有些问题。反过来也是，如果不与互联网企业合作，银行也可能摸索十年也发现不了一些问题。”

能力的边界
为什么要选择走合作共赢的道路？百度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够说明问题。

朱光介绍，目前度小满金融提供的信贷服务，只满足百度生态内不到1%的需求。也即，百度生态内还有99%的金融需求没有被满足。在百度生态的14款用户过亿的APP中，每天有60亿日搜索请求，这些用户在百度搜索旅游、装修、租房和教育等消费信息，以及大量小微企业经营查询信息，产生大量的金融需求。

这么巨量的金融需求，显然不是度小满一家之力能够满足的，开放生态显然是一个必然的理性选择。

对于不同的银行来讲，合作的路径也并不相同。

国有大行科技能力强，相对更倾向于自行研发，互联网企业相对而言只是配合的角色。一些小型的城商行农商行则在短期内都没有这方面的诉求。

因此目前银行与互联网合作比较好的多集中于全国性股份行和头部城商行，对他们而言，互联网巨大的流量优势和技术能力是迫切需要的，一方面提升自己技术能力，一方面通过合作来做客户引流和业务落地。

但过分依赖互联网机构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如果大家都走到了对客户资源的争夺上，如果银行没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核心风险管理能力，只提供资金，最后只能被管道化和边缘化。

比如一些规模小的银行自身能力不足，与互联网巨头的关系不是合作，而像是依附，更关注短期的盈利性，顺便提升自己的科技能力，有些业务规模不小盈利还是可观的，更多的还是观望和无从下手的阶段。

银行选用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也会碰到很多挑战，因为没有前例，包括监管机构也对云计算在金融机构应用持审慎态度，需要更多沟通，因此业务范围不能铺开太大，只能通过试点逐步落地。

比如说分布式架构在银行真正应用落地的案例不是很多，因为分布式架构需要有一定业务量的基础，但大部分金融机构平时碰不到“双十一”这种峰值情况，分布式架构反过来会给过去稳定的系统带来挑战。

“我们银行触网很早，业务量上升很快，的确带来峰值压力，所以采用了分布式架构，但并不是所有银行都适合采用分布式架构。”一位头部城商行相关负责人12月3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从科技引领到业务驱动
多家受访的银行均表示，未来双方的整体合作思路应该是科技可以引领，但归根到底还是业务来驱动，所以业务合作是科技合作的基础。

从科技能力整体来说，互联网企业的投入和储备都比大部分银行要高要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都很领先，银行也意识到互联网对新科技的运用能力值得学习，这是双方能够合作的基础共识。

具体的合作效果分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来看，基础的贷款、支付、理财业务合作上，互联网机构和银行合作已有深度，不论是从交易量还是收益分成上双方都能看到成效。

一位城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12月3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该行在金融科技方面走得比较早，与互联网行业头部大机构比如BATJ整体合作都进度不错。在未来的趋势是通过合作赚各自优势能力的钱，互联网靠流量和技术优势赚钱，银行靠资金和风险管理能力赚钱，这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合作之路。

“我们的合作更多是业务+科技，并非单纯技术合作。其中与蚂蚁金服的合作比较早，合作也更深入。整体而言蚂蚁业务线最全面体量最大，业务线太大市场冲击力较强，过去蚂蚁与银行合作的态度比较强势，但从去年开始整体方向在调头，阿里云总裁胡晓明回归蚂蚁金服任总裁是否会让阿里云和蚂蚁云的产品线有所整合尚待观察。”

从科技能力来讲互联网大佬们各有区别，从市场的反映来看，蚂蚁科技积淀最深厚，数据库、云、操作系统等中间件上很强。百度在大数据、搜索和人工智能等方面更突出，京东则胜在技术和业务结合上做得更好，风控技术也很强。

互联网巨头们近年纷纷表态从金融转型科技，一方面还是外部监管环境要求；一方面也是互联网机构在做过金融业务后发现风险控制并不好做，不如发挥自己优势能力互补合作。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大的互联网机构虽然都说要转型做科技，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金融。” 前述城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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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治理问题成为保险行业监管研究和行业实践的一个核心关注领域。为此，笔者基于对保险行业的观察与思考，分享如下若干观点。

一、公司治理是现代保险监管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

2014年1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发布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原则》（ICP），提出了对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及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重点与方法。

2005年，IAIS正式将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确立为与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并列的保险监管三大支柱之一。

2006年，原保监会及时跟进和积极借鉴IAIS关于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原则与思路，制定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这也是我国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总体指导性文件。这次指导意见的出台，也标志着正式引入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制度，与偿付能力、市场行为监管一起，组成了我国现代保险监管体系的三大支柱框架。

之后，保险行业公司治理的相关监管制度不断完善，尤其今年银保监会合并之后，单独成立了公司治理监管部，并重点针对公司治理密集出台监管规范文件（部分整理如下表），补充监管短板并强化公司治理在当前保险监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公司治理缺陷是之前保险行业诸多市场乱象的根源

近几年来，随着保险业的高速发展，也出现了诸多市场乱象。某种程度上，公司治理缺陷是诸多市场乱象的根源，而规范的公司治理则是防范风险的治本之策。

所以，针对公司治理加强监管，督促保险公司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是行业纠偏的重要举措，这一点从去年以来监管颁布的一系列公司治理相关的制度也可以得到印证。

三、公司治理是保险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因

公司治理实质上是保险公司的内在基因，因此，良好的公司治理必然就成为保险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因，可给公司打造如下能力：（1）股东资源与优势的整合能力；（2）有效的制衡机制；（3）科学的决策机制；（4）市场导向和社会监督机制。

例如，在股东资源与优势的整合能力上，股东具备合格资质和良好的资金或技术实力，对保险行业规律的正确认知，对回报周期、回报水平的合理预期，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和技术支持保险公司业务发展（尤其是在发展初期），是诸多优秀保险公司的普遍特征。而且，股东各方理念一致并相互理解，合法合规合理的行使权利，充分信任和尊重管理层和职业经理人团队，也更加有利于原有股东的退出和吸引新的投资者。

四、优化公司治理是当前保险行业战略转型的核心环节

在当前保险业回归本源的大趋势下，对坚守“保险本源”和坚持“价值导向”的标杆公司而言，是其被认可和模仿的过程；而对于行业而言，市场格局在分化，大浪淘沙，也是一种优胜劣汰的必然。

事实上，在资本约束机制方面，银行业和保险业处于不同阶段。保险业真正的资本约束是从2015年颁布的偿二代开始的，资本约束从规模导向转为风险导向，通过几年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保险行业风险管理体系可以基本达到“形似”，即根据监管要求以清单（Checklist）模式基本具备了相应的组织架构、制度、流程、模型工具以及系统等；但另一方面，风险管理离“神似”还有一定的差距，即董事会和高管层对风险的认识还不够科学，风险管理文化尚未完全普及，风险约束还未在公司的战略规划、产品设计与资产配置等核心管理决策环节发挥重大作用。

而这些工作的深化，必须首先要优化公司治理架构，加强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审计等专业委员会以及首席风险官（CRO）的职能，实现“嵌入式”的风险管理模式，追求风险可控与有品质的增长，引入市场化机制，从而推动行业的战略转型。

五、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保险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

2018年4月，中小银行及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培训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公司治理十大举措，除了进一步强调规范的股权管理，加强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职能定位等传统内容，更明确提出了多项有利于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举措，既给保险行业的公司治理建设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也反映了公司治理对于保险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作者系普华永道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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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年末行情，给基金公司推债券基金提供了最佳的时间窗口。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本月截至12月10日开始募集的41只基金中就有30只为债券基金，占比73%。

事实上，与上半年债券基金频频募集失败的情况相比，如今的市场情况已经明显有所改善。

“近期公司连续发了两只债基，基金销售情况也很不错，我们在宣传上也进行了着重突出。从认购情况来看，目前主要是机构，但是散单也在慢慢增加。”12月10日，北京某公募基金市场部人士告诉记者。

债基集体发售

Wind数据显示，本月开始募集的30只债券基金中包括华夏中短债、国泰丰盈纯债等25只中长期纯债基金、博时中债3-5进出口行、平安5-10年期国债活跃券ETF等4只被动指数型债券基金以及中银稳汇短债1只短期纯债基金。

而从全年数据来看，11月有46只债券基金成立，是今年以来单月债券基金成立数量最多的。

“其实年初的时候债券基金并不好发，上半年市场上也有很多债基募集失败，但是从三季度开始其实市场就有所改变，大家也就开始准备起来了。A股市场表现不好，债市整体来说则走出一波牛市。”某券商系基金公司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数据显示，可统计的2084只（分份额统计）债券基金年初至12月10日的平均回报为3.67%，其中年初至12月10日的回报在10%以上的债券基金有26只，诺安双利债券基金以今年以来35.52%的回报排名第一位。

市场行情自然催热了配置端的热情。从基金销售募集情况来看，爆款债券型基金亦相继涌现。譬如今年多家基金公司发力的债券指数基金，其中广发基金在11月推出的广发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在首发当日募集规模就超过了200亿。

事实上，目前不少机构对本轮债牛的趋势预计可以持续到明年一二季度内，对债市依然保持看好。

“当前货币政策与基本面仍利好债市。今年利率债市场的走牛，主要源于货币政策持续宽松与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两方面因素。预计未来1至2个季度的维度内，基本面进一步下行压力或仍在，维系经济韧性的企业盈利和房地产两大因素已在三季度出现边际变化，目前基建依旧在低位，考虑到地方债务扩张被显著抑制，基建力度即使回升，也无法对房地产下滑形成显著对冲。”博时中债3-5进出口行指数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张鹿指出。

热议市场配置

针对当前的市场情况，不少受访基金经理都在配置上提出依旧看好利率债和中高等级信用债，此外针对组合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已在提升重视度。

“与以往利率债和信用债齐上涨的牛市格局有所不同，今年债券市场更多表现为利率债持续走牛，信用债则呈现结构性行情。”张鹿表示。

“信用债分化的格局还会延续，短期内难以看到信用的大幅扩张，市场的风险偏好也难以大幅提升。对于有信用风险的债券，我们会坚决规避；但是也不会忽视一些因受到市场情绪影响、价值被错判的好企业。把握住信用债的投资机会，需要加强信用分析，提高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中融基金固收投资部基金经理王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而在具体品种上，政策性金融债、AAA和AA+等级的产业类优质国企和城投债，以及经营情况良好的行业龙头民企债等，都是被提及的优选品种。

不过，针对目前利率债市场的情况，亦有基金经理指出需要重视一致预期背后的潜在风险。

“越是一致预期时，越要小心，虽然自去年四季度开始就战略性看多债市，但是市场近期的疯狂已经让人感到略有担心，子弹还会飞一会，未来空间正在变小。从监控的多项指标来看，这轮牛市行情还将继续，市场还没有到极度疯狂、月满则亏的地步，但是2019年趋势性牛市或将结束，债券市场将在明年大概率进入横盘震荡阶段。”方正富邦基金固定收益基金投资部副总经理王健指出。

“其原因则是，一方面随着货币及财政政策的推进，明年基本面将大概率企稳；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利差的压缩，货币政策无限度边际宽松的概率会下降，明年年中之后，恐将进入政策观察期。明年债市的风险整体不大，操作层面上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过于贪婪，因为趋势性空间已小，震荡行情或将加剧。”王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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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工信部公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第四章第二十八条中明确指出，鼓励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之间开展研发和产能合作，允许符合规定条件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委托加工生产。

这意味着，工信部第一次正式明确了汽车“代工”生产的地位。

“显然，国家正在鼓励更多造车新势力以代工的生产方式进入市场，造车的门槛降低了，但也意味着真正由市场来决定一家新造车企业是否能够活下去。”12月7日，一位造车新势力CEO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代工模式被认可，各方资源将得到有效的整合利用，对受到资质约束的造车新势力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新《办法》是与时俱进的政策管理的调整，有利于造车新势力发展，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产能，也利于企业降低管理成本等等。”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距离今年5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已有半年，征求意见阶段早已结束，新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即将出台。《征求意见稿》指出，新建纯电动汽车企业生产门槛将提高，同时鼓励新旧合作、盘活传统车企产能、防止资本逐利。

“新《办法》允许代工，与《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是有承接性的，鼓励新旧企业的合作和盘活传统车企的产能，代工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上述CEO对记者表示。

有利于避免产能泛滥

此前，汽车代工的模式一直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

尽管蔚来、电咖、小鹏、奇点等造车新势力，走的就是代工生产的路线，不过在政策层面，代工从未被明确认可。因此，为规避风险并确保产品能够稳定落地，造车新势力往往以“合作生产”的名义与传统车企达成合作，进行新能源汽车生产。

一直以来，造车资质都是困扰造车新势力发展的一大难题。根据此前的规定，必须获得由发改委审批的新建纯电动汽车生产资质，并通过工信部的产品目录，才有资格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

2016年至今，仅有北汽新能源、前途汽车、云度汽车等15家车企获批发改委的生产资质，仅10家新建纯电动车企通过了工信部的产品准入，也是这10家获得了发改委和工信部的“双资质”。

“新《办法》将造车的审批流程简化了，允许了更多具有研发实力的企业进入到造车领域。同时，通过代工，也有利于控制新能源汽车的产能，避免投资的泛滥。”12月7日，一位造车新势力CEO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事实上，代工的模式已经被造车新势力广泛采纳。目前，由江淮代工的蔚来汽车ES8已经交付近万台；小鹏汽车由海马汽车代工的G3将于12月12日正式上市；由东南汽车代工的电咖汽车和由一汽代工的新特，旗下的首款车型均已量产；奇点汽车也宣布将在北汽新能源的工厂生产。而随着代工模式被官方认可，有分析认为，将有更多新造车企业通过代工的模式进入市场。

对造车新势力而言，通过代工，可以降低因为建厂所耗费的资金；同时，对互联网跨界造车的企业而言，传统车企也可以为其提供生产的经验，加快投产的速度。

“新势力造车企业由于产品设计创新和技术突破较快，但对传统车的生产制造能力相对偏弱，导致新产品设计到投放的速度被放缓。”崔东树表示。

他认为，新《办法》同时对传统车企的转型升级给予很好的线路机会。一些处境艰难的传统车企可以通过代工的模式，缓解经营上的压力。

新势力要“两条腿走路”

对造车新势力而言，尽管代工生产具有不少优势，但是高水平的工厂非常稀缺。具有优质资源的传统车企，要么已经与头部的造车新势力达成合作，要么就根本不愿意为造车新势力代工生产。

并且，代工生产虽然可以让这些造车新势力实现轻资产运营，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但靠着别人的工厂来生产很被动，无法自己完全掌控生产的节奏，而受限于代工企业的制造水平，难以实现对工厂品质标准的管控。

与代工相比，自建工厂将利于新造车企业对于产业链的精准把控。实际上，无论是江淮蔚来工厂还是海马小鹏工厂，蔚来和小鹏均参与了工厂的相关建设，并投入了大量资金。此外，除了代工之外，蔚来和小鹏的自建工厂也都已经开始动工建设。

显然，在更多造车新势力眼中，代工模式只是早期的过渡阶段。

“新势力企业最好先找传统车企合作，在产品上市、打造出品牌影响力之后，基本上也就能判断出未来前景。现在很多造车新势力没必要去承担建厂的风险，也没有那个实力。也有可能工厂还没生产出产品，就已经先被淘汰了，造成资源的浪费。”有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

但也有观点认为，汽车制造与其他行业存在根本区别，自建工厂非常必要。威马汽车对于自建工厂的态度非常坚定。此前，威马汽车董事长沈晖曾经坦言：“如果选择代工生产，我会天天睡不着觉。”在他看来，只有自己建厂，才能对产品进行最好的把控。

然而，从去年年中开始，国家发改委便暂停了新建纯电动乘用车项目的审批。而《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新能源汽车投资项目核准的审批也将随即重启。不过根据《征求意见稿》，新建纯电动项目审批条件将更加严苛，同时，对于僵尸企业的资质转移也更严，一纸资质也变得更具价值。

为抢占时间窗口期，对未获得生产资质的造车新势力而言，除了代工之外，另一种加快产品推出的方式是，是通过收购或控股有资质的企业来获取资质。通过该方式能够较快获得资质，但需花费大量资金。此前，拜腾“1元收购华利”，拜腾除了支付1元费用以外，还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偿还华利汽车8亿元负债和5462万元的职工薪酬。

有观点认为，通过收购“僵尸车企”，曲线获得造车资质的方式或将不再被追捧。“资质变得不值钱了。”12月7日，一家造车新势力的CEO表示。

他认为，既然代工模式获得了认可，资质将不再是必备选项，造车新势力没有必要为了获得资质而花费大量资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工让汽车准入门槛降低，但不代表最后市场就会泛滥，这会让资本趋于理性，可以通过代工生产的产品，以及新创公司的企业风格，来衡量是否值得继续投资。

“新《办法》将抑制地方盲目拉项目投资扩产。地方政府发展汽车的热情极高，形成很多的无效新产能。随着传统产能的升级利用，给新势力机会，也使浪费土地等资源发展新能源车的机会减少，有利于产业的理性发展。”崔东树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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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羁押21天后，雷诺董事长兼CEO、日产前董事长（被捕时为董事长，目前该职位已被解除）卡洛斯·戈恩的拘留即将到期。12月10日，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对戈恩提起诉讼，一同被控告的还有涉嫌协助戈恩实行瞒报行为的董事会成员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

同时被检方起诉的还有指控戈恩不当行为的日产汽车。作为法人实体，日产汽车涉嫌与戈恩一起违反日本金融法规。

今年11月19日，戈恩因涉嫌财务违规在东京羽田机场被捕。被捕之后，该事件持续发酵，各界围绕戈恩是否有罪、日产与法方的矛盾以及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未来走向持续讨论。而随着日产也被起诉，戈恩被捕事件增添了新的火花。

日产也将被起诉

据日媒报道，检方认为，截至2014财年的5年里，戈恩的报酬总计约100亿日元，但其却少提交了约50亿日元，以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由起诉戈恩、凯利和日产。

此外在截至2017财年的3年里，戈恩还涉嫌在有价证券中少写总计约40亿日元的自身报酬，如此一来立案总额约达90亿日元（约5.5192亿人民币）。

11月19日，卡洛斯·戈恩因被怀疑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少记录了自己的报酬，以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嫌疑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逮捕。

特搜部认为，截至今年3月的八年时间里，戈恩薪资的虚假记载可能达到80亿日元。

11月26日，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刚在董事会上解除了戈恩的董事长职务，事情就迎来“反转”。有相关人士称，戈恩的报酬是每年20亿日元左右，这是由日产内部决定的，报告书中记录为每年10亿日元左右，差额是在他退任后应收取的。戈恩在离任后，与日产制定了以退休慰问金、离任顾问金等各种名义支付80多亿日元报酬的计划。

东京特搜部认为，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定，对于退任后领取的报酬也有必要在《有价证券报告书》登记。但Greg对此进行了说明，表示“退任后的报酬并没有正式决定，因此没有必要记录。”

根据日媒的最新采访，戈恩被捕事件中，记录了戈恩实际薪资金额的一些文件还留有他手写修改过内容的痕迹。面对调查，戈恩等人供述“退任后的报酬没有正式确定”，否认了犯罪嫌疑。对于瞒报的报酬，戈恩的辩方律师将以“涉嫌瞒报的退休金部分尚未落实”为由对戈恩进行无罪辩护。

因为戈恩辞职后的报酬等文件也有日产现任CEO西川广仁的签名，日本特搜部以“许可长期巨额虚假记载的责任重大”为由，起诉了日产公司。

“此次事态非常严重。有价证券报告书中虚假记载的内容对证券市场上公开信息的信用性有极大损害。相关人士给公众带来了麻烦，公司深表歉意。今后，会努力加强管理，企业信息适时适当进行公开，遵守法律法规经营企业。”日产方面表示。

此外，日产还表示将对之前的有价证券报告书和结算短信的内容进行仔细检查之后，迅速公开修正。

法日陷入舆论战

戈恩被捕背后的原因，至今尚未有定论。但东京特搜部逮捕戈恩事件，引起了海外媒体与国际舆论的持续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日方和法方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两国媒体掀起论战。

《朝日新闻》对戈恩事件进行了持续性追踪报道，它们认为戈恩存在“重大不正当行为”，阻碍了日产汽车和联盟的正常经营。

但法国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检方的解释不充分。法国《世界报》评论认为，日产可能担心会被雷诺完全吞并，所以决定发动“政变”，借机自立。法新社则认为，“审判和保释不清不楚”和“拘留所条件是否过于简陋”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复杂的是，因为法国政府是雷诺的最大股东，戈恩被捕事件，甚至被形容是日本政府与法国政府的一次较量，关于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控制权之争。

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比较刑事法专业教授王云海指出，关于经济事件的调查，日本和欧美存在着根本性的想法差异。

王云海称，在美国调查经济案件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市场秩序”，通过罚款和追缴等制裁获得效果，一鼓作气逮捕的情况很少。因此，他认为，“日本这样一下车就逮捕的方法，在海外感觉像‘奇袭’一样，被认为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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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二线商业地产是张嘴就可以吃到的肥肉的话，在三四线做商业地产，就是在剔骨吃肉。这需要很高的技巧，但能吃到的肉同样很香。”12月7日，恒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敏杰在宁波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小城市商业创新发展论坛上表示。

此次会议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研究会、华夏时报联合主办，恒太商业/宁波太平洋百货集团、杭州天际线设计研究院联合承办。多位权威专家、业内人士在会议上讨论了中小城市商业地产发展的机遇与风险。

论坛讨论指出，一方面，商业地产存量巨大、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顽疾依旧存在，另一方面，在经济环境越发复杂的背景下，用户消费方式和心态正在发生变化，消费分层与市场细分的趋势越发明显，这对商业地产的运营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二线城市步入存量时代
据统计，2018年1-10月份，全国商业地产开发投资额1.18万亿元，同比下降9.2%；商业地产新开工面积1.6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4.9%；全国商业地产待售面积达1.39亿平方米。

论坛指出，当前商业地产处在结构性调整的阶段。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涌现出一批优秀项目和品牌，但总体步入存量时代；另一方面，一些中小城市尽管存在消费升级蓝海，但也存在着分布不均、管理运营滞后等诸多问题，使得其行业发展速度较慢。

对此，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研究会会长王永平表示，在一二线城市，商业地产市场饱和度正在不断提高，但在三四线城市，商业地产的发展还不够好，目前没有头部品牌和企业出现，“招商难、运营难和退出难”的问题一直存在。

这被认为与当前区域经济形势进一步分化有关。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理事长乔润令表示，区域间的分化最近两三年出现了全新的情况，从过去的东中西差异，现在南北也开始分化，北部部分区域的经济新动能尚未形成，原有旧的动能正在衰退，人口持续净流出。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由大城市主导的城市群引领发展的新阶段，这也使得不同区域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更加严重，一些中小城市甚至进入收缩阶段。

对此，胡敏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商业地产在区域分布的失衡，在给行业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

胡敏杰介绍，全国有超过1000个县级市和县没有城市综合体和购物中心等商业地产业态，其中，据他考察测算，有超过600个都具备配置购物中心的人口和经济条件。

宏观风险层面，王永平则指出，商业地产，尤其是中小城市的商业地产，还面临这三个方面的约束。第一，经济形势越发复杂，零售等消费业态很难逆势增长；第二，居民近年来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投入加大，消费支出可能受影响；第三，相关企业在商业地产领域的商业模式和产品设计，都存在创新度不够的问题。

而在具体项目风险上，胡敏杰指出，中小城市项目有三种问题导致的风险。第一，政府对商业用地的规划设置时，没有参考城市的人口、人均收入、消费增长潜力等数据，导致企业“拿错地”；第二，开发商没有商业项目运营经验，在拿地后盲目建设，导致“盖错楼”；第三，运营商定位不精准，导致招商不成功，或者片面地以招商为导向的项目定位，导致的运营不善。

中小城市市场转型挑战
“我们正在寻求更专业的运营商帮助我们运营项目，前前后后已经与十余家公司谈过了”，在会议现场，有山东某县级市商业地产开发商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这并非个例，实际上，在库存压力下，商业地产的行业转型正在加速。

在此次会议上，多位与会专家和业界人士均指出，中小城市的商业地产运营，正在从过去的开发商自营为主的重资产模式，向开发商与专业运营商专业分工的轻资产模式转变；正在从过去百货零售为主，转向集消费、娱乐、教育等多种功能集合的综合体和购物中心为主。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小城市消费容量有限，商业项目经营收益较低，而传统开发商，尤其是中小开发商的运营管理水平较弱；而随着消费进一步分层，中小城市用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对商业项目定位、营销水平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所长任兴洲在论坛上表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在不断提升。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为58.8%，今年上半年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8.5%。另外，服务消费和虚拟消费还在加速增长，今年1-9月份我国的服务消费占到52%以上，但并未完全反映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任兴洲认为，改革开放40年以后，排浪式、从众化、集中式的消费趋势基本上已经过去了，而个性化、选择式、定制式、细分化的消费趋势来临。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消费分层和市场细分已经来临。商业地产企业也应该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消费结构分层，未来谋求精准的发展。

此外，也有曾尝试多个项目转型的运营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除了自身通过改造等方式再开发以外，商业地产还有多种渠道的去库存方式。2016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指出，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此外，还有部分项目，在结合自身城市特色的基础上，将消费零售为主的业态，转变为文旅为主，同样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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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晚间，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戴姆勒已有增持其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北京奔驰所占股比的意愿，计划从现在的49%提升到65%以上。不过，戴姆勒与北汽的协商尚处于探索阶段，不能确保最终达成一致。

戴姆勒增持北京奔驰的消息传出之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第一时间向分别两家车企求证。

北汽对此事明确表示否认，并称双方对现在的合作关系满意。“北汽集团和戴姆勒已知悉有关报道，确认没有此事。我们对目前的合作关系表示满意，请理解我们无法对猜测性信息进行评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开辟高端汽车市场。”北汽方面回应称。

不过，事情已经过去数日，戴姆勒中国至今未对此事作出明确回复。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戴姆勒没有增持的意愿，可以直接否认，但一直保持沉默，或许意味着戴姆勒真的有增持诉求，但目前还不适合就此事公开讨论。

然而，与华晨不同的是，此前北汽在与戴姆勒谈判时态度较为强势。当然，对于处在上升期的北京奔驰而言，稳定的合作关系，显然更加重要。今年前11月，梅赛德斯-奔驰及smart品牌在华累计销量为622391辆，同比增长11%，梅赛德斯-奔驰在华销量首次超过60万辆。

无论戴姆勒和北汽能否达成一致，这都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谈判与博弈的过程。

戴姆勒增持的难度更大

“奔驰的这件事情来得比估计快了一些。”12月5日，一位熟悉北汽的业内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自今年7月宝马创下外方控股合资车企的先河之后，业内普遍认为，华晨宝马绝不会是唯一一家外资控股的合资车企，后续肯定会有其他企业跟进。“不想增股乃至控股的外企，是不真实的。”一位行业资深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早在华晨宝马调整之后，业界就曾猜测，北京奔驰会否成为第二家。华晨宝马和北京奔驰的确有着很多相同点：豪华品牌产生的利润更高，外方控股之后的收益也较其他合资企业更大；与华晨宝马类似，北京奔驰的中方实力较弱。

然而，戴姆勒谈判的难度要比宝马大得多。

北汽与华晨都是国企，受地方国资委管理。华晨宝马是辽宁省最大的税收贡献单位，因为地理位置占优势，辽宁省地方政府希望将宝马留在沈阳，通过增资，给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和税收。但北汽是北京市国企，北京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其中国总部位于北京是戴姆勒的一大优势。

与华晨相比，北汽实力更强，话语权也更大。实际上，奔驰这几年在中国市场突飞猛进，开始向奥迪的冠军宝座发起挑战，离不开北汽所提供的支持。

此外，北汽掌门人徐和谊今年已经61岁，不出意外北汽将是他职场的最后一站，应该不会轻易允许在退休前让北京奔驰的控股权失守。同时，戴姆勒掌门人蔡澈也将在明年离任。今年中国汽车市场出现的市场下滑，在这样的变动期内，双方需要全面权衡各自利弊。

不过，戴姆勒率先抛出增持的意愿，也说明在股比的博弈之中，目前外方是主动的一方。

“外方占主动的原因：第一是政策导向，国家政府支持放开，并不是他们片面的要求；第二是毕竟产品也是他们的，虽然两家相处比较好，但如果戴姆勒坚持，北汽也不会太好处理。”熟悉北汽的业内专家表示。

但是，他认为，戴姆勒也需要权衡利弊。作为外方，也需要考虑在北京如何得到政府更大的支持、如何得到中方更大的支持。此外，尽管这些年奔驰发展得很好，与北汽合作也很好，但是下一步奔驰在中国发展面临着哪些挑战，充满未知，都需要仔细研究。

“戴姆勒的思路和做法肯定是非常强硬的，但是强硬之后他们也会听取中方意见，最后理性地达成协定。奔驰这几年在华发展迅速，蔡澈起到了很多作用，奔驰也有各种势力，但是往往会冷静考虑中方意见。”上述专家对记者进一步表示。

北汽需加速转型

尽管增持的消息没有确认，但资本市场很快就表现出担忧，12月5日收盘，北汽股份（01958.HK）的股价大跌11.31%。

北汽股份2018年半年报显示，北汽股份上半年实现了营收769.02亿元，净利润80.45亿元。但是，其中与北京奔驰相关的收入高达702.19亿元，占比高达91.3%。毛利方面，北汽股份实现毛利润204.37亿元，其中北京奔驰贡献毛利达219.88亿，而北汽自主板块亏损加大至15.51亿。毫无疑问，北京奔驰是北汽股份最大的“利润奶牛”。

因为北汽持有北京奔驰51%的股权，所以，北汽股份的财报是直接将北京奔驰的营收利润合并到报表当中的。一旦由戴姆勒控股，按《权益法》计算财务报表，北汽股份的财报会变得不再漂亮。

此外，从2013年开始，北汽集团已经连续六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且，北汽集团的排名逐年提升，从2013年的336位攀升至2018年的124位。如果失去了对北京奔驰的控股权，排名势必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这是北汽不愿见到的。

不过，即便戴姆勒最后实现增持，对北汽的发展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北京奔驰不会因为奔驰占大股就不发展了。现在架势都摆开了，中方也不会因为股份小就起反作用，肯定还会合作。股比变化会再统计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方的话语权就不如占大股的时候高了。”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当然，这两年，北汽自主也在开始寻找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在绅宝遭遇打击后，徐和谊提出了全面新能源化的战略，北汽新能源也在今年9月通过资产重组正式登陆A股。

对北汽而言，戴姆勒增持股比的意愿的意义在于，能否让北汽加大转型的决心，不再过度依赖合资的利润，进一步改变自主的业务的现状，尤其是在新能源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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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在深圳，“买下一片海”将成为可能。

12月10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深圳经济特区海域保护与使用条例（草案）》（简称《条例草案》），其中的一大亮点是，提出将建立海域使用权公开出让制度。

《条例草案》提出，深圳将制定申请批准使用海域目录，对于目录内项目，可通过申请批准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而对于目录外项目，则应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同时，还明确了海域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等程序和要求，完善了海域使用权流转的二级市场。

这一探索具有一定的领先性和突破性。深圳一个不可忽视的身份是，它正被国家赋予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使命，近年该市在探索发展“蓝色经济”方面力度逐渐增强。

不过，深圳并非是唯一重视海洋的城市。仅从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范围来看，近期不少城市也都有动作，如珠海、澳门同时均在酝酿出台有关海域使用、开发和保护的法律；广东刚刚启动建设的第二批省实验室中，由广州、珠海和湛江同步建设的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也位列其中。

受访专家分析，深圳意欲发展海洋经济，必须在海域使用权获得上畅通市场化渠道，从而吸引更多投资，促进海域资源高效配置和使用。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也更接轨国际做法。

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受访专家进一步分析，湾区经济本身就是海洋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而大湾区基础和条件都较佳，也自然承担着重要的探索使命。同时，海洋经济的开放属性和不断丰富的内涵，也将直接为大湾区提供更多方向指引并创造增长点。

把海域资源纳入市场配置

作为滨海城市，1145平方公里海域和260公里海岸线是深圳的一笔宝贵财富。如何保护并利用好，成为不得不考虑的事。一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深圳“向海发展”的意识日渐强烈，此番寻求通过立法加强海域保护与使用，被视为是进一步推动“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12月10日，暨南大学教授胡刚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分析道，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当前也正在变革，方向是限制低端产业和破坏性开发利用，这要求必须从法律层面加强和规范海域保护与使用，尤其对深圳而言，过去该市包括填海在内的海洋开发利用行为较多。“从《条例草案》看，深圳还是拿捏得较合理。”

胡刚所说的“合理”，是指“建立海域使用权公开出让制度”。《条例草案》明确，海域使用权可以在海域的水面、水体、海床或者底土分别设立，单位或者个人持续排他性使用特定海域三个月以上的，应当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如何取得？《条例草案》提供了两个渠道。

首先，深圳市海洋主管部门将制定申请批准使用海域目录，并且在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基于此，对用海域项目属于目录所列情形的，可通过申请批准的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

另一种情况是，对用海域项目不属于目录所列情形，则单位或者个人提出用海申请后，先按相关程序和要求公示，公示期内如有其他符合条件的用海意向人提出申请的，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如无其他用海意向人的，则以原用海意向人作为申请人办理用海审批。

单位或个人受让海域使用权后可获相应权属证书。同时，深圳还拟明确海域使用权可转让、抵押、出租和继承，以及相应程序要求，相当于规范和完善了海域使用权流转的二级市场。

“招拍挂”常见于土地资源的出让过程中，从《条例草案》看，深圳意在海域使用权中复刻这一方式和体系。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申请审批和“招拍挂”其实均为海域使用权出让方式，但这一规定未作进一步细化，因此后者并不多见。《条例草案》的起草说明亦披露，当前深圳的经营性用海仍以审批为主，鲜有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

深圳为何要畅通“招拍挂”渠道，并完善二级市场？深圳市法制办在《条例草案》最早的立法说明中曾指出，面对海洋资源开发需求不断增长，过去以申请审批方式获取海域使用权的模式已难以满足多元化用海需求，引入市场手段、保障海域资源配置公平公正因此成为一个必然选择。

受访专家也表示，市场化是落脚点，这对推动深圳海洋经济发展作用巨大。胡刚就表示，深圳立法目的之一是促进海洋经济发展，通过市场化方式促进开放，方能吸引更多投资参与。

12月10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安然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也表示，建立市场化机制拥有诸多好处，首先是能真实反映海域价值，并基于此引导科学合理的海域开放利用。“过去没有市场化，竞争就少，取得海域使用权成本极低，因此容易造成冲动开发、低效低端开发，甚至破坏。”

安然说，通过市场化机制，未来海域使用权获取成本将明显提高，这将倒逼用海项目的高端化和优质化，等于鼓励发展好项目，如海洋科技、海洋装备等，并挤出低端项目，符合海洋经济发展趋势。

大湾区多市瞄准海洋经济

《条例草案》对海域的用途也有严格规定，突出海洋保护。比如，《条例草案》规定，未经批准或者弄虚作假骗取批准进行填海的，要退还非法占用海域并恢复海域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处以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当缴纳的海域使用金二十倍罚款；造成生态破坏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安然表示，一方面，深圳正致力于发展的海洋经济，需要有相对完善的海域保护和利用的法律体系进行支撑；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圳探索“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

胡刚认为，深圳此番探索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对自身而言，面对海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并未“一刀切”，而是尝试通过规范促进更好发展；二是从立法层面推进，这有利于产生更有效的约束力，并给市场更为稳定的预期，也接轨国际；三是深圳的先行先试将为全国带来经验意义。

确实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受发展趋势牵引和国家有关政策引导，当前正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瞄准”海洋经济，这其中，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便有着突出表现。

比如，与深圳类似，今年3月，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就将《珠海经济特区海域海岛保护与利用条例》列入该市今年的立法计划；今年7月，澳门特区立法会也细则性通过了《海域管理纲要法》法案。

不仅如此，科技型、高端性产业成为海洋经济的追求方向。11月14日，广东启动第二批省实验室建设，其中就包括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该实验室由广州、珠海和湛江市同步建设。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广州的海洋发展“路径图”其实也早已公布。2017年出台的《广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年）》提出，该市到2020年海洋生产总值要力争突破39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层面也将目光投向此处，除赋予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目标，12月3日，国家公布14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名单，深圳和位于粤西地区的港口城市湛江位列其中。

尽管湛江并非位于珠三角，但该市依靠强大的资源禀赋，以及在发展海洋经济上的探索积累，正备受重视。事实上，按照广东省的区域发展格局，湛江位于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上，未来发展方向亦是将与珠三角地区产生联动，进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接受辐射带动，协同发展。

胡刚指出，湾区经济本身就是海洋经济一部分，并且近年海洋经济的内涵正不断延伸，往高技术、高端化方向发展，如海洋科技产业等，这也契合大湾区的产业追求。由此，各城市的认识也在深化，思维迅速调整，“过去地方对项目更多可能聚焦在‘落地’，但现在观念不再局限。”胡刚还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海域资源、开放基础，以及科研能力、产业优势等方面具有较好条件，这都有利于探索海洋经济。

安然表示，大湾区本身就有向海发展的冲动，但在发展海洋经济上，仍需更配套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支撑，避免陷入过去的粗放式发展。不过，这很难一步到位，所以需要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些城市先行先试，取得一定突破和经验后再复制推广完善，最终构建一个整体的大湾区海洋经济发展范式。“各市要先实现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而整个大湾区也需要构建一套秩序来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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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机构登记环节的监管进一步从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获悉，日前其新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下称《登记须知》）已于日前下发，进一步对私募机构的股权结构、关联方业务、集团化倾向等问题提出新的约束。

一方面，《登记须知》对拟登记机构的股权代持、交叉持股等问题均被明令禁止；另一方面，同一实控人增设同类机构需要对合理性及同业竞争问题进行说明，并出具相应书面承诺。

12月10日，一位接近中基协人士的私募机构人士表示，此次登记监管升级将对部分不满足登记条件并涉嫌从事非法资金募集的线下财富公司形成遏制作用。

同时《登记须知》也要求，同一实控人登记多家同类私募机构倾向将被遏制，而这一现象在以第三方销售公司为主的渠道类机构较多存在。另据记者12月10日获悉，部分第三方财富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自查和应对。

防范“借私募增信”

“登记监管的升级更多是在细化之前的要求，但市场化的自律监管形式并没有变。”12月10日，上述接近中基协的私募机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和鼓励私募机构做好主动投资的监管方向是一致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自私募机构开展登记备案监管以来，部分机构存在并不满足登记备案条件而试图借助私募登记备案形式来为其他非法金融活动增新的情形。

“比如一些依靠线下门店涉嫌非法发行、销售理财产品的机构，卖的产品没有登记备案，而且含有预期收益率并暗示保兑本息或者做成假股真债。”北京一家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这种活动和传统的非法集资区别不大，唯一不同就是借了‘私募’这个形式来做，但实际上它的业务和私募基金没有一点关系。”

而此次《登记须知》则将通过股权结构等环节或将对上述活动形成更加严格的审查。例如其对股权结构提出禁止代持、简明清晰、稳定性等多项要求。

“一些线下财富通常都不会进行长期的真实注资，很多时候都是花钱买一个已登记的私募机构，因为去年要求变更实控人要重新提交法律意见书，有的则直接让卖方来代持，然后募资业务则正常开展。”上述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登记须知》还明确了10种负面情形，而申请机构一旦满足2项，则将终止办理登记申请6个月，其中就包括申请机构名称不突出私募主业并与知名机构重名或相近。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亦是监管层防范部分机构借私募形式或知名机构来进行增信的举措。

“经常能看到部分线下财富机构起这样的名字，来进行虚假‘增信’的误导投资者。”前述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如此约束还是希望私募市场留下来扎扎实实做主动投资的，而进一步‘出清’那些利用私募形式来做非私募金融活动的。”

事实上，部分疑似失联机构就多存在此类情形。例如在今年8月中基协宣布注销的第七批失联机构名单中，不少机构名称中带有华夏、国信、中鑫等字样。

三方机构受冲击

另一个受到影响的则是部分第三方财富销售公司为代表的渠道类机构。

《登记须知》规定，同一实控人旗下新申请私募机构登记的，需要说明设置多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目的与合理性、业务方向区别、如何避免同业化竞争等问题。《登记须知》同时要求，上述新申请机构一旦完成登记，实控人继续持有申请机构股权或实际控制不得少于三年。

事实上，不少第三方财富销售公司存在旗下拥有多家同类型私募管理机构的情形。例如某总部位于上海的第三方财富公司旗下拥有6家私募机构，且多家机构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我们正在研究应对策略，其实不少三方也存在这个问题。”12月10日，上海一家第三方财富公司人士表示。

记者了解到，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股权激励。

“内部激励的确可以通过产品的形式进行明确，不一定需要架设新的公司，但三方财富机构比较重视销售激励，而股权激励就成为一种方式。”前述第三方财富公司人士坦言，“通常形式是以公司名义申请新机构，当完成相应激励后，再将管理层股权加入进来。”

“公司可能会考虑新的方法，比如做一些看不出来的非关联方化处理，但同样又满足登记备案要求的举措。”前述第三方财富公司人士称。

然而，这一动作或亦将受到中基协的传统核查。

“申请机构存在为规避关联方相关规定而进行特殊股权设计的情形，协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慎核查。”《登记须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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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权公司纳入沪深港通投资标的讨论已持续数月，争议终于在12月9日晚间消除。

沪深港三家交易所表示，已就同股不同权公司纳入港股通股票方案达成共识。

“沪深港交易所就同股不同权纳入港股通达成共识是一项正面的发展，详情正在规划，会在明年年中公布。”10日，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

三家交易所一同推动沪深港通纳入同股不同权，被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是同股不同权制度有进一步发展的前置性事件，这或也为科创板纳入同股不同权制度埋下伏笔。

争议消除

7月9日，小米集团（1810.HK）在港股上市，这也是香港市场首家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公司。但7月14日，沪深交易所做出了暂不将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纳入沪港通和深港通下港股通股票范围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彼时监管层对于同股不同权制度的看法。

“通过调研咨询，多数投资者表示对这些新的证券品种缺乏了解，有的表示对外国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制度难以掌握，有的对合订证券完全不理解，还有的希望在内地市场先推出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并熟悉后再做判断。”彼时上交所相关负责人指出。

“今年境内资本市场也在尝试推进同股不同权制度，但始终没有出台，因此对提前纳入相关标的有疑虑也很正常。”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券商投行部人士12月10日讲道。

时隔5个月后，沪深交易所和港交所达成共识推动同股不同权股票纳入标的，预示着监管层对于同股不同权制度的态度有所变化。

“推动这类突破原有制度的创新制度需要结合当下市场大环境，近期科创板设立的大背景下，推动同股不同权或到了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杭州泽浩投资投资总监曹刚10日表示。

此前同样对同股不同权公司产生疑问的全球第一大指数公司MSCI（明晟公司）也在近期公告称，将在2019年2月纳入同股不同权的公司。

MSCI指数政策委员会主席Remy Briand表示，“投票权方面的偏好和约束，以及其他治理方面的考虑，不应影响可投资领域的界定。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同股不同权的股票依然是可投资的。”

科创板或承担改革使命

沪深港通接纳同股不同权公司是重要的市场适应前置事件，但一直以来在境内哪个市场实施同股不同权制度监管层也持续摇摆，但这项选择有了新进展。

今年两会期间，深交所就积极表态称，希望可以推进同股不同权制度改革。

随后CDR制度横空出世，其中也包含了同股不同权制度，但截至目前，尚未有一家企业通过该通道登陆资本市场。

就在CDR按下暂停键的同时，新三板市场也因其“实验田”的身份开启同股不同权制度的探讨，甚至已经形成了基础制度的雏形，但也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未落地。

如今科创板推出，其被赋予了突破现有制度枷锁服务科创企业的使命，而近期上交所领导的发言中也侧面印证了同股不同权制度最先的落脚点或就在科创板。

上交所副总经理阙波5日公开透露：“上交所正在积极稳妥推进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上交所将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针对科创企业的特点和需求，提高对企业盈利情况、协议控制和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包容度，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的能力。”

记者同数位长期关注同股不同权制度的市场研究人士交流后了解到，市场大部分观点认为在科创板实践推进同股不同权制度是一种优选。

“科创板的制度创新预期很高，在注册制和服务科技创新企业两大核心要素下，接受红筹架构、推动实施同股不同权以及弱化传统以盈利为核心的估值体系都是市场期待科创板可以做的事情。”前述北京地区券商人士分析表示。

事实上，9月底在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下称“《意见》”)，在第七章第二十六条“拓宽创新创业直接融资渠道”中也专门指出，要推动完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资本市场相关规则，允许科技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治理结构，这也同科创板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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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脱欧一波三折与法国社会动荡的共振下，欧洲投资者迅速涌向黄金市场避险。

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显示，11月份全球黄金ETF及其类似产品持有量增加21.2吨，至2365吨，当月资金流入量达8.04亿美元。其中，当月欧洲地区黄金ETF持有量增加10.5吨，相当于全球增加量的50%左右，资金流入量达3.72亿美元。

“这是欧洲投资者的操作惯例，一旦风险事件迭起，就迅速涌入黄金市场避险。”12月10日，Trade bulls Group贵金属分析师Aasif Hirani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此前欧债危机爆发期间，欧洲投资者的黄金ETF加仓幅度同样领跑全球。

而另一批欧洲投资机构则不走寻常路，悄悄抄底另一贵金属品种——铂金。

“在过去30-40年间，多数时间铂金价格都比黄金贵约1000美元，但如今铂金价格仅有黄金的70%左右，很多投资者判断铂金被低估。”世界铂金投资协会（WPIC）研究总监Trevor Raymond近日向记者表示。尽管今年以来铂金一度创下过去15年最低点755.7美元/盎司，全球14个铂金ETF持有量却基本稳定在250万盎司（即20亿美元投资额），显示不少投资者押注铂金价格低迷仅是短期现象。

在Trevor Raymond看来，不少铂金ETF用南非兰特、欧元进行计价交易，但这些ETF买卖铂金则以美元计价，由此投资机构可以规避欧元、南非兰特兑美元的汇率下跌压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随着投资机构对铂金的避险配置需求增加，上海黄金交易所正酝酿在明年推出带有杠杆性质、集中结算的铂金钯金OTC交易品种。

“这让很多欧洲投资机构对配置铂金避险的兴趣更高。”Price金融集团资深市场分析师Phil Flynn直言。

欧洲投资者大幅加仓
在Aasif Hirani看来，上周全球黄金价格上涨2.2%，创下8月以来单周最大涨幅，欧洲投资者避险买盘功不可没。

“美股动荡下跌引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担忧。11月份全球各地区投资者都在加仓黄金，但欧洲投资者的加仓力度最大。”Aasif Hirani指出。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月度数据显示，11月份英国黄金ETF——Gold Bullion Securities 的黄金持有量增加2.1吨，相当于同期全亚洲黄金ETF的增加量。

“欧洲投资者普遍认为，地缘风险事件迭起、美国经济周期见顶等，或使欧元、美元、英镑都面临大幅下跌风险。”Aasif Hirani直言。

高盛经济学家Jan Hatzius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近期经济数据显示美国GDP增速从“异常强劲”转向“相对强劲”，高盛预期美联储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达到90%，但明年3月加息几率则降至50%以下。

“但一些激进的投资机构认为，美联储在12月份未必会加息，金价因此获得更大的上涨动能。”一家美国对冲基金交易员向记者透露。如此判断的原因在于，近日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James Bullard表示，由于美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美联储可能会考虑推迟12月份加息。

此外，投资机构加仓黄金ETF的另一个原因是，未来一段时间黄金投资收益率或高于美股美债。具体而言，当前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息回报率仅1.9%，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则跌至2.857%，因此金价只需有3%的反弹幅度，就能轻松跑赢美股、美债。

瑞银发布最新报告认为，随着2019年美元可能走低、美股波动性加剧，以及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金价在未来12个月内将涨至1300美元/盎司，这意味着未来金价至少还有4%以上的涨幅。

铂金的套利机会
今年以来，钯金一度刷新历史新高1251美元/盎司，黄金在沉寂一段时间后被众多投资机构看涨，铂金则始终在低谷徘徊，甚至在8月份创下过去15年以来最低点755.7美元/盎司。

Trevor Raymond坦言，铂金价格之所以跌跌不休，在于此前欧洲爆出柴油车尾气排放丑闻导致柴油车销量下滑，而铂金在柴油车制造环节作为一种催化剂的使用量约占铂金每年需求量的40%，市场担心铂金工业需求骤降而导致价格走低。

“近年铂金的工业需求量已开始触底反弹。”Trevor Raymond指出，今年铂金在石油行业、玻璃行业的需求明显上升，同比分别增长85%与19%，推动工业需求增长8%。

Trevor Raymond调研发现，随着价格走低，越来越多的铂金开采商在减少铂金的开采供应，改善铂金供需过剩的局面。

“铂金价格迭创新低，投资者判断其下跌空间已相当有限，因此成为不错的避险资产。”Aasif Hirani分析，但若要继续加仓铂金，还需供需关系进一步趋紧。

目前，WPIC预计明年铂金供需过剩量将比今年下降10%，即从今年的50.5万盎司下降至45.5万盎司。

德意志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相比于黄金和钯金，铂金的绝对价格处于历史低位，这意味着铂金将迎来上涨行情。但鉴于明年铂金市场仍将呈现较高的供应过剩局面，导致其复苏潜力受到限制。因此明年铂金涨幅将低于黄金，截至2019年底，铂金价格可能从今年底的800美元/盎司，上涨到900美元/盎司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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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国际化水平低、企业融资问题突出、社会诚信与法治环境不完善、政府主动服务意识不足。”12月10日上午，面对海南当前存在的问题，海南发改委主任符宣朝在《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2019年）》（下称《行动计划》）的新闻发布会上毫不避讳。

问题被摆上桌面后，解决方案也已提出。据符宣朝介绍，《行动计划》对标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极具操作性，突出解决的恰恰是如何加快推动海南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建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在《行动计划》提出的40项改革措施中，囊括了开办企业、获得施工许可、跨境贸易、保护投资者、执行合同等11个方面。诸如，海南在第一批全国推开的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扩大24项“证照分离”改革事项；建立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等方面，迅速被外界解读为“突破”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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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表示，本次海南在《行动计划》中的“突破”，实质上反映的是其在全面开放领域的一种先行先试探索。海南要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对境内外投资者进一步开放，接轨国际规则至关重要，而营商环境“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急需建立自由贸易账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行动计划》中提到，要建立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推动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贸易投融资汇兑便利化。

按照符宣朝的解读，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的建立，是为进一步发展海南区域性离岸贸易，加紧建立能够体现海南全域性优势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减少政策阻力和障碍。

在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世杰看来，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的建立是一种必然。他曾在5月份撰文指出，海南未来一定要建成一个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否则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没有意义，“这是中央的意图”。

实际上，在10月16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就已明确提出，海南要在金融创新方面，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开放，为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为此，海南省政府将建立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作为自贸区先导性项目建设工作，在11月28日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据当时会议披露，人民银行总行早在9月15日就已批复同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预计体系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上线。

12月10日，李世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要探索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金融市场的开放创新是第一位的，开发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因此自由贸易账户成了重中之重。

自由贸易账户是一个本外币合一的账户。一般情况下，企业开外币账户时，流程比较繁琐——美元、欧元开支的企业需要开对应账户，如果一家企业跟多国有业务往来，那就要开一堆不同的账户。

“自由贸易账户形成了一个类似‘U型’概念，‘敞口’就是境外，理论上与境外是完全打通的，而在境内，则是有限渗透。在这个规则之下，两种账户之间可以以人民币方式进行一定形式穿透。”李世杰说，这意味着，海南岛内主体以及境外机构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办理经常和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资金结算。

按照李世杰的猜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其回流机制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海南放宽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准入限制，重点应该在于探索如何实现双向跨境人民币放开。“这也是中国特色自贸港担负的责任。”

改革突出“海南特色”
实际上，自由贸易账户早在2014年就已在上海自贸区落地了。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看来，海南的自由贸易账户实际上是复制上海自贸区的经验。

“但复制并非简单的复制，一定是突出海南特色的复制。”白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尽管同为自由贸易账户，但上海因其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础，侧重点是以物的贸易为本，而海南则应该以旅游的人为本，侧重旅游服务业。

在他看来，“海南特色”还体现在《行动计划》中的很多方面。诸如，海南省全面扩大“证照分离”改革事项，在第一批全国推开的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将旅游、农业、医疗健康三大产业领域的24个事项纳入“证照分离”改革事项范围。

“这表明，海南的营商环境改革还是从海南省情出发，考虑到了如何开放最具含金量和最迫切需要的领域。”他认为，海南扩大的24个事项集中在旅游、农业、医疗健康三大产业，正是建立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上的“海南特色”。

以允许外商投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放宽人身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至51%等措施为例，恰恰是考虑到了海南建立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特殊性。

而李世杰认为，最具“海南特色”的措施还体现在如何接轨国际规则方面。

《行动计划》特意提出，要对接国际通行的投资贸易规则，围绕种业、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文化、维修、金融、航运等重点领域，制定海南省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海南要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对境内外投资者进一步开放，接轨国际规则至关重要。”李世杰说。

但他同时认为，此次《行动计划》的某些措施还可以更具“含金量”。

“以证照分离为例，海南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证’太多。”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海南当前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将来势必出现很多创新业态，但由政府颁发许可证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创新业态的发展壮大。

因此，他建议海南在重视“证照分离”的同时，一定要率先探索如何“照后减证”。“按照负面清单的思维，在需要颁发许可证的重点领域外，原则上不再实施许可证制，才能吸引创新业态来海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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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后的40年中，英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3.8%增长到5.9%；在美国内战后的40年中，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7.9增长到17.3%。与它们相比，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的GDP占比从4.9%增长到18.2%，从规模和速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我们的计算，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1600年达到34.6%的顶峰，在此之后就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才又止跌上涨，这是500年来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

12月9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北京发布《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时做出上述论述，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极其特殊。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经验，现代经济学可以进一步发展完善对“政府与经济学”的研究。

报告从新企业的进入与发展、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金融深化、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和审慎的宏观调控五个方面总结了政府的改革措施。李稻葵称，他并非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各个方面都尽善尽美，相反，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当天的活动上也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市场的力量，正是政府的设计和管理放大了中国市场的力量。“中国的经验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应该尽量用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务实性的、实验性的角度，而不是一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中国的发展经验。”

“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实际上不能一刀切，中国的经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国家也看到了类似的经验，那就是只有市场加政府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罗德里克说道。

直接动力是企业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李稻葵说，“在各种激励措施之下，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地帮助企业创立和壮大。”

李稻葵指出，这主要分成两个阶段：在1978至2012年期间，各地政府以各类经济园区为载体进行招商引资，到2000年中国已有各类经济园区约5，000个；从2013年开始，各地政府大力推动“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围绕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进行改进，过去一年中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从78位跃升到46位。

但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地方政府也会对经济增长过度热心，早期出现过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如上世纪90年代的棉花大战，现在仍存在干预司法的问题。

因此，李稻葵指出，一方面，赋予政府帮助企业发展的激励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政府帮助企业的行为必须得到一定的约束。

“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房地产市场和制造业，其背后是土地使用权的快速转换。”李稻葵指出，政府在土地使用方式转换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协助降低了土地转换谈判中的交易成本。

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也并不完美。“尽管土地使用方式转换提高了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但也引发了高房价的问题。”李稻葵说。如今，中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高达27，成为世界第二高，北京、上海、深圳分别达到44.34、44、39.9，超过纽约、巴黎和东京的三倍以上。

对于高房价的成因，李稻葵认为，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土地供应给工业园而非住宅区，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住房资源分配不均，推高了商品房房价。

开放放缓态势在今年逆转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金融危机。同时，金融深化不断推进，到2017年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近400%。”李稻葵指出，金融深化改革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对金融稳定高度重视。

但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金融投资收益率高度波动，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在1991至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股市的年化持有受益率高达32.2%，远远高于美国的13.8%；而在2001至2018年期间，中国大陆的年化持有收益率仅为1.3%，低于美国的3.2%。

“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稻葵指出，如今，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从0.79%提升到12.8%，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中间品供应国。同时，中国也为外国跨国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在2001-2016年期间，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利润超过15.57万亿元，美国通用汽车在华产量占其全球的40%，宝马在华销售占其全球的24%。

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过阵痛。李稻葵指出，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96至2000年期间，沈阳有近60万工人下岗，相当于全市人口的20%。沈阳政府为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培训与再就业帮扶，把市中心的工业迁至郊区的开发区，通过土地价差收益进行补贴，还吸引到宝马建厂投资。”

李稻葵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无论是企业家、劳动者还是政府官员都获得了向外界学习的机会。“与发挥比较优势相比，学习的作用更加重要。中国有许多成功的产业升级不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包括汽车产业、电子产业等。比如，大众到中国后不断提高本地化率，使得中国本土汽车行业可以不断地跟大众学习。”

“2008至2017年，由于利益关系复杂，一些领域的开放步伐放缓，如汽车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但李稻葵认为，2018年起，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这一趋势得到逆转。

有的宏观调控伤害了民企
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持续了40年较为稳定的高速增长。在1961至2017年期间，中国的实际GDP增速波动仅为0.19，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0.43和中等收入国家的0.25。与此同时，中国还成功抑制了高通胀，在1978至2017年期间年均CPI增速为4.90%。

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往往过于简单粗暴，对民营企业造成了不公平的伤害，当经济过热时，宏观调控限制政策往往最先针对民营企业。

因此，李稻葵建议，政府需要运用市场、改革、行政命令等综合手段去稳定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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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政府迎来一轮密集的人事变动。最近宣布辞职的，是被称为 “军人幕僚长”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John Kelly）。

当地时间12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宣布：“凯利将在今年年底离开。”对于这位军人出身纪律严明的白宫幕僚长，特朗普评价称，“我不知道能否说是‘退休’，但他真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至于离职缘由，无论白宫还是凯利本人都未明确说明。美国媒体援引华盛顿消息人士的话指出，自从就职白宫幕僚长后，凯利与特朗普的关系逐渐出现恶化。事实上，过去半年来，有关凯利辞职的各种猜测，就一直存在。

虽然凯利任职时间看起来只有16个月左右，但已经有望超过理查德·尼克松时期的幕僚长亚历山大·黑格，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军人背景幕僚长。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特朗普执政早期，军人出身的凯利帮助整顿了白宫乱象，树立了严格的纪律，但正因管理过于严格，导致部分与特朗普亲近的人士非常不满。

12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向记者指出，传统上来讲，白宫办公厅负责管理白宫“信息流”和“人员流”，尽管制度上职权不大，实际过程中却拥有很大权力。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对这两方面的管理存在“形同虚设”的现象。无论继任者是谁，对于特朗普内外政策决策的顺畅度、一致性预计不会有太大影响。

“军人幕僚长”将卸任

2017年7月，特朗普宣布由当时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取代普利巴斯，出任新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即“白宫幕僚长”。作为美国总统办事机构最高级别官员，该职位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须国会批准，除了负责总统所有日程安排，还负责白宫人事任命等事务。

在取代首任幕僚长后，外界对军人出身的凯利寄予希望，希望其为充满政治斗争和泄密乱象的白宫树立严明纪律。凯利上任后也确实出台了相关举措，包括取消总统办公室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任何与总统的会见要求执行严格程序。但是，今年以来，凯利与特朗普在国务卿蒂勒森、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等重要人事任命中出现较大矛盾。

12月10日，熟悉美国政治的华人律师张军向记者指出，特朗普任期之初完全依赖竞选团队，经验上的缺失导致白宫较为混乱，而第一位幕僚长又太弱势。军人出身的凯利调到白宫以后，很快就稳定了一些局面。比如说，规定白宫所有人士与总统会见都要经过批准，重要人事任命也要他参与，总统不能越权也不要干预。在稳定白宫和整顿秩序上，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外，张军指出，凯利是共和党建制派比较喜欢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帮助特朗普逐渐改善了与建制派人士的关系。另外，尽管各部门对其管理风格评价不一，但外界对其本人的操守很尊重。

谁是热门接班人？

目前，传闻中的热门继任人选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尼克·艾尔斯、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姆努钦、白宫预算负责人米克·穆尔瓦尼、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等等。对于谁将成为下一任“白宫看门人”的猜测甚嚣尘上。

据CNBC报道，尽管姆努钦已向核心圈子表明，他觉得自己最适合作为财政部负责人，但特朗普的一些家庭成员正在推动姆努钦成为凯利的继任者。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本人是否已与姆努钦谈论相关事件。姆努钦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白宫新闻秘书Sarah Huckabee Sanders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作为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也被列入候选名单。但莱特希泽上周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没有被要求接替凯利的职位。

至于近期呼声最高的副总统彭斯幕僚长艾尔斯，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周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艾尔斯和特朗普未能就其服务期限达成一致。艾尔斯自己则在推特上表示，他将离开华盛顿，但表示会继续推进总统的政策目标。CNBC援引接近艾尔斯的人表示，他可能回去领导彭斯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12月10日，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陈达飞向记者分析指出，目前来看，可能性最高的是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艾尔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的可能性不大，莱特希泽可能性最低。

通过这个职位的变动，“特朗普是希望巩固来自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白宫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传统上来讲，是管理‘信息流’和‘人员流’，总统每天得到什么信息、要获取什么信息、对什么信息进行决策，和总统每天的日程安排，要见什么人都是白宫办公厅负责。”刁大明向记者指出，但因为特朗普的亲信，包括特朗普女儿及其女婿的存在，目前这两块的控制实际上“形同虚设”的。

因此，刁大明认为，无论谁是继任者，对于特朗普内外政策决策的顺畅度、一致性不会有太大的积极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最后引进共和党内一些极端派，比如有茶党色彩的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梅多斯，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变化，甚至会造成一些混乱。

“在特朗普政府下，这个职位难以实现以往应该有的影响，对于特朗普来说，更像是一个政治安排。如果是由一个像梅多斯这样的人，或是任何一个共和党的议员担任，其作用就是一个保持共和党团结的环节。”刁大明说。

新一轮人事变动潮

事实上，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政府又迎来了一轮人事变动潮。除了传闻多时的凯利，还有美国司法部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一系列重要职位都将出现变动。

刁大明向记者指出，单纯从变动频率来讲，这些人事变动并不算意外。他认为，尽管这两年的特朗普政府人事变动稍多，但与往届政府相比，目前也只是数量上的区别，并不是质上的区别。而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是，出于与特朗普不和、所谓的“失宠”、“政治内斗”等较随意的原因出现的人事变动，与以往是有所不同的。

刁大明分析，近期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比如凯利走人，新任驻联合国代表、新的司法部长、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等，甚至国防部长未来可能要走等，是基本符合总统政治周期的变动。因为中期选举之后，总统需要寻找内政外交政策新重点，进行下一步人事布局。

在与中国进行重要的贸易谈判期间，白宫出现人事变动，会不会对谈判有所影响？陈达飞向记者分析表示，不会有太大影响，主导本次谈判的是莱特希泽，最后决策仍是特朗普，同时，姆努钦、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和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是重要参与者，而幕僚长相当于是白宫的管家，有点类似于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职，基本不负责具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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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啊?太贵了!很少买。”

　　北京丰台一家菜市场里，70多岁的王玲径直从羊肉摊前走过，朝另一边的猪肉摊望去，最后在蔬菜摊前停下了脚步。

　　羊肉摊前由于无一人驻足，羊肉摊老板百无聊赖地用手机看起了剧。

　　这一年的时间里，羊肉的价格加足了“马力”往上冲，价格屡屡创出新高，多地超30%的上涨幅度，让不少人望“羊”却步，不少人戏称：“羊贵妃”又来了?
　　羊肉价格坐上了“火箭”

　　“从去年开始，羊肉就开始上涨，去年是每斤20多元，上个月涨到36元，12月已经涨到了38元了。”在北京西城一家菜市场卖羊肉的王强说，“羊肉价格涨得很快，一斤羊肉的钱都能买两三斤猪肉了。”

　　对他来说，羊肉价格上涨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来买羊肉的顾客明显减少。“一天下来都没多少人过来买。”

　　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家菜市场里，清真肉店卖的羊肉一斤只要37元，仍不见人购买的身影。

　　老板似乎已经习惯了顾客的询问，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价格比之前贵了很多。”

　　超市里的羊肉更贵。在丰台一家超市，羊肉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台子上，价格牌上的价格最高达到48.8元。

　　从全国范围看，羊肉价格就是一个字：涨。

　　据媒体报道，在山东、甘肃、内蒙古等地，羊肉的价格相比去年上涨幅度超过30%，创5年来新高。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显示，11月23日—11月29日，羊肉价格为每公斤59.92元，同比上涨16.4%，去年同期羊肉价格每公斤仅为51.47元。

　　另据商务部监测，11月份羊肉价格继续走高，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54.56元，同比上涨15.6%。

　　为什么涨得这么快?
　　因羊肉具有御寒补身的功效，在秋冬季节，喝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吃一顿热腾腾的羊肉火锅是很多人的习惯。

　　因此，每到秋冬季节，羊肉就到了传统的销售旺季，需求大幅增长，自然会推高羊肉价格。

　　这段时间羊肉价格持续增长，与进入旺季不无关系。

　　季节性因素影响是一方面，但这轮羊肉涨价是从去年持续到现在，“羊周期”导致羊肉供不应求，是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2011年到2013年曾出现过“羊贵妃”现象，带动了农户养羊的积极性，羊肉产量大幅提高。2014年后，肉羊价格开始增长乏力，进入下行通道，农户减栏意愿强烈。

　　由于肉羊养殖周期较长，再加上饲料、运输等成本上升较快，一些养殖户放弃了养羊。从2017年开始，羊价开始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

　　今年1月17日，原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珂在发布会上表示，据监测，2017年1-11月主产区肉羊平均存栏同比下降1.8%，累计肉羊出栏同比下降6.7%。据对240个县集贸市场定点监测，11月羊肉累计交易量同比增加8.6%。

　　另外，今年8月份开始，多地蔓延的猪瘟疫情也影响了人们对猪肉的消费热情。

　　“受猪瘟影响，羊肉作为替代品，需求量有所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羊肉价格的上涨。”中国肉类协会牛羊业分会秘书长高观分析。

　　羊肉价格还会继续涨吗?
　　随着元旦、春节临近，马上就要到人们过年大采购的日子。在商贩王强看来，从往年来看，每到过年期间，羊肉消费量会增加。

　　需求增加，这会不会带动羊肉价格进一步上涨?
　　分析认为，目前市场供给不足会使得未来一段时间羊肉价格继续上行的概率较大。

　　“从目前情况来看，接下来羊肉价格还将维持在高位。”高观说。

　　高观分析，随着羊肉价格上涨，养殖企业会增加生产，羊肉供应也会有所增加。再加上羊肉进口量增长较快，价格应该会向下波动，但下降幅度不会太大，还是会在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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