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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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宣布将出售其持有的时装品牌Edun共49%的股份，并关停该品牌相关业务。约一周前，Gucci母公司开云集团刚刚抛售了持有的Christopher Kane 51%的股份，这已经是半年多来开云集团抛售的第四个品牌。

近几个月，全球三大奢侈品集团LVMH、开云和历峰纷纷变更商业策略，频繁抛售此前收购的设计师品牌。随着设计师品牌被奢侈品集团的并购市场持续渗透，这让业内人士对其行业生态和前景感到担忧。

LVMH抛售“败家”品牌

Edun由设计师Ali Hewson及其丈夫Bono于2004年高调推出，创立以来主打“非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但纳入LVMH旗下后，品牌多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据时装商业评论分析，自2009年Edun加入LVMH阵营后，由于缺乏统一的视觉特色和营销策略的混乱，Edun一直深陷业绩不振的泥潭。

据爱尔兰公司注册处提供的数据显示，Edun在2016年亏损了530万欧元，这意味着自品牌成立后，累计亏损金额高达6580万欧元。而其净负债也在最近一年从4340万欧元增至4790万欧元。显然，LVMH对收购后Edun的表现感到失望，不仅没有达到拓宽和占领市场的目的，甚至也未能从零售店或专卖店中赢回应有的订单。

在历经了近9年的磨合和亏损后，LVMH集团总裁Bernard Arnault认为，自己已经为收购另类时尚品牌这门课交够学费。据悉，LVMH将把持有的所有Edun股份转回创始人手中，而Edun会进行内部业务重组，为开启下一个新阶段做准备。目前暂不清楚未来Edun会以什么形式回归市场。

奢侈品巨头急求转型

为聚焦奢侈品业务与LVMH打硬仗，自今年以来，开云集团也正把经营重心从收购中小型时尚品牌转移，加速做起了减法。今年1月，开云集团分拆旗下德国运动服装品牌Puma的业务，将其持股比例从86%降至16%。随后在3月，开云集团证实Stella McCartney将回购其持有的同名品牌的全部50%股份。紧接着在4月，开云集团宣布旗下最后一个非奢侈品牌、户外运动品牌Volcom寻求出售，因其已不是核心资产。6月21日，开云集团又公开宣布正与Christopher Kane商谈将其持有的同名品牌51%的股份重新回售给设计师本人的事宜。据其英国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Christopher Kane 品牌盈利额为697万英镑。三年后其盈利额仅上升了11%，为780万英镑，该品牌业务未能展示出显著的增长。

“在经历了近30年的资产轮换和投资组合后，开云集团正打算重新塑造一个纯粹的奢侈品牌。”来自花旗银行的欧洲奢侈品股票研究主管Thomas Chauvet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开云集团意识到这些中小型品牌不仅需要集团给予大量帮助，还无法带来盈利。”据金融时报相关分析师分析，未来开云集团更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Gucci、Saint Laurent和Balenciaga等具有更大增长潜力的第一梯队品牌上。

比起大动作抛售设计师品牌的开云集团，拥有Cartier和Montblanc等17个高端品牌的瑞士历峰集团则酝酿着更大野心，先是出售了Shanghai Tang和Lancel等规模较小、表现不佳的品牌，后又宣布以28亿欧元完成了奢侈品电子商务网站Yoox Net-a-Porter的关键性战略收购，用以扩张其数字零售版图。

设计师品牌难独立

目前，奢侈品市场过于急躁。意图独力生存的设计师品牌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与时尚界有资本实力的奢侈品大牌并驾齐驱。

早前曾有消息传出，LV创意总监Nicolas Ghesquiere等设计师欲推出个人品牌，但都无疾而终。一方面，设计师要有强大的商业领导力管理品牌；另一方面，时尚奢侈品市场看重指数级的盈利增长，这对独立品牌来说通常是难以实现的。缺乏资本流入，项目难以启动，再加上巨头的倾轧，独立设计品牌可以发挥的业务空间极其有限。

在时尚界一直坚持“小而美”经营风格的设计师品牌Dries Van Noten在上周也不免走上了被商业界巨头收购的道路。Dries Van Noten在接受VOGUE采访时坦言，商业运作为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而在Dries Van Noten宣布消息后，意大利奢侈针织品牌Missoni也表示已将少数股权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所谓的“独立”时尚品牌纷纷走向了“不独立”，或许正是中小型设计师品牌难以独力维持长期稳定发展的侧面写照。

然而，向大品牌出售股权，对中小型设计师品牌而言往往是又一条看似坦途的“死胡同”。时尚头条的评论文章分析称，由于资源集中在头部核心奢侈品牌，即使设计师品牌被收购，当他们被放在奢侈品巨头的品牌矩阵时，未免还是显得平庸。为追求商业生存，奢侈品集团会用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可量产的设计对独立品牌进行改造。但如果仍然业绩不佳，就会在大集团急需转型时首先被抛售，而“忘记初心”后的独立品牌将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

诚然，有一些极具创意的独立设计师如Rick Owens和川久保玲在设计和零售方面都表现出色，多年来凭借忠实顾客保持了较好的独立发展。但对于大多数的独立设计师品牌而言，坚持独立则生存维艰，走向并购则失去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设计师品牌独立与否，当今时尚零售业正步入寡头垄断时代，在快时尚、轻奢和奢侈品的棋局博弈中，一个品牌的收购与抛售往往不过是奢侈品头部玩家下的一步棋。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站稳脚跟，正考验着每一个夹缝中求生的设计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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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力

作为一个在科技上的后发国家，我们对技术的崇拜由来已久，不但“技术驱动”深入人心产生了类似宗教的地位，而且从网络上流传的某位以教人如何实现财务自由的大V对客户的讲话中看，技术似乎已经成为“割韭菜”的标配。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广场舞大妈也会开始探讨区块链的未来，这与她们热衷于在各个微信群里不断警示转基因等技术的巨大危害形成魔幻般的强烈对比。与此同时，各种如出一辙的大批网贷公司将“互金”字样悄悄换成“金融科技”。技术专利对社会公平带来的伦理问题正持续引发讨论。

我们的确需要反思：技术除了驱动创新、财富和野心，还驱动了什么？

对于“弯道超车”这样一个关于“科技驱动”的流行说法，许小年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弯道翻车”。

事实上，与其说是科技驱动，不如说是技术驱动。且不说各种打着科技旗号的胡作非为，人们不顾伦理盲目冲向技术泥潭的现象正在愈演愈烈，这已经给人类带来诸多永久性伤害。对于这一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希拉·贾萨诺夫教授在《发明的伦理——技术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强调：“新涌现的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一系列无生命的工具，也不仅仅是相互联结、辅助完成任务的系统，而是重新划分了自我与他人、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技术发明已经渗入了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社会交往，改变了我们与其他人和非人的关系。”

他将技术带来的重大问题分为三类：一是诸如“疯牛病”、福岛核灾难、全球变暖、搭乘顺风车人身安全的风险问题；二是进一步加大的不平等问题；三是涉及自然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这不但诱惑人们将自然和人类本性转化为一架可操纵的机器，而且直接导致了社会的碎片化乃至消失。

所以，不仅是我们的各种发明改变了世界，重塑后的世界也改变了我们。

罗大佑在《未来的主人翁》中用先知般的低沉嗓音呼唤：“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其实当下不能自拔的岂止是儿童？各种控、各种瘾早已经全面开花、老少通吃。人们以为用手机控制住了整个世界，但其实在技术和商业面前，自己只是终端的流量、数据，甚至只是机器的载体或延伸。

在技术的诱惑和威力前面，人何在？

这正是贾萨诺夫教授提出的第三类问题，技术的发展事实上正破坏了生命的自然方式这一本质概念，尤其对人类本性和自然认同带来重大破坏。而且随着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加速兴起，它们对于人类的基本尊严和价值观的空前侵犯和挑战难以衡量。

空有道德激情和忧患意识于事无补，在《发明的伦理——技术与人类的未来》中，贾萨诺夫教授反思了技术决定论、技术专家治国论、结果意外论这三种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主流观点，提出了一个可供思考的框架，也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分析技术的伦理问题给出了正确的方向。

贾萨诺夫教授把技术也看做是一种权力——技术规定了社会秩序，分配利益和负担，重构权力。那么，在技术统治的世界，想要挽救它带来的破坏，也必须“把权力装进笼子里”。

既要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又要保有人类的基本尊严和自由，就需要让法律和政治的成熟随着技术一起演化。这就需要对技术的理性监管和治理，但这在现代国家的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晚期。

1972年是人类技术发展的里程碑，这一年成功出现了第一例实验室重组DNA，飞往月球的载人飞船“阿波罗17号”成功发射，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人类环境的联合国会议。但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美国国会在同年11月颁布了一项法律《技术评估法》，并且成立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从法律和技术决策民主化两方面为国家的技术未来提供了坚实基础，尤其是直接成功推动了美国在军备控制、生物技术和技术评估方法上的全球领先。

所以，作者指出：“科学持续书写生命的篇章，把许多新事实和发明机会引入人们的视野之中。法律的功能就是为了保证社会能够正确解读和使用这些新篇章的内容，能够符合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比如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的多样性和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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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雷暴”

金融监管风暴未平息，P2P平台“雷“声已此起彼伏。

在这轮雷暴中，浮出水面的不仅仅是逾期、自融、假标、恶意逃废债等以往司空见惯的违法违规行为，一条以自融方式收购网贷平台随后脱手的黑色产业链，也开始显露出冰山一角。（马春园）

近期，P2P网贷行业十分不平静，行业洗牌加剧。一方面，全国P2P平台“雷”声不断，网贷之家也卷入其中；另一方面，多家P2P平台宣布获得新一轮融资。

“P2P平台获得融资需客观看待，有些是真实的，比如投资方对头部平台比较看好；但也有假融资，或给投资者信心，或存在猫腻。”7月16日，一位金融律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近期，投之家涉嫌集资诈骗事件，网贷之家卷入其中，成为行业标志性事件，也反映出P2P网贷收购的乱象。即掌握大量壳公司的中介为收购方策划，利用多家壳公司在拟收购P2P平台上发布虚假借款标的，收购方以此实现“自融”，平台的待收规模进一步做大后再卖出脱手，这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收购P2P的连环局？
7月14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公告称，对投之家平台涉嫌集资诈骗案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消息一出，业内哗然。投之家为网贷之家兄弟公司，早期为P2P平台引流，后来转型P2P平台；2017年末引进新的大股东，即上市公司珈伟股份母公司阿拉山口市灏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网贷之家退出。

7月15日，投之家CEO黄诗樵回应媒体称，目前投之家的实际控制人是卢智建（并非珈伟股份董事长丁孔贤），爆雷源于对赌。

十分矛盾的是，记者查阅企查查发现，投之家大股东确实为阿拉山口市灏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并无卢智建相关信息。上市公司珈伟股份曾公告称，珈伟股份灏轩投资未对投之家进行投资。

黄诗樵自称，投之家原有的股东及运营团队和灏轩股权投资签订的是对赌式的股权交易。双方以“一年内将待收规模做到32亿元”为条件进行对赌。

不过，黄诗樵表示，由卢智建掌握的新股东方（企查查无法查询到卢智建相关信息）主要把控资产端，“新股东做法比较简单粗暴，不让原有团队介入，很多业务包括发标以及资金全部都在新股东手上。投之家实际逾期20亿元左右。”

网贷之家最新消息显示，网贷之家创始人徐红伟于7月15日早上已经主动到深圳经侦配合调查，尽全力追讨逾期标的的债务。此前，徐红伟表示，愿意用投之家被并购所获得的全部股权款、他在网贷之家的利润以及股权价值来尽量弥补投资者的损失。

7月16日晚间，投之家官方微博透露：“目前黄诗樵和徐红伟都是被警方拘禁（今天珈伟股份维权现场某警官口头描述）。具体请以警方官方信息为准。”

综合各方信息来看，有可能是卢智建向投之家等多家P2P平台提出了收购方案，并提供资产端募资，且资产端和风控掌握在卢智建手中，当把待收规模做到一定程度后，再转手卖给上市公司。

不过，事件真实情况有待警方调查。

详解P2P收购产业链
投之家事件反映出P2P网贷收购乱象。

有公司收购P2P平台本是正常现象，收购价格一般是平台待收规模25%-40%。在此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中介，为收购方提供全流程服务，由此形成产业链。

也有P2P平台担心风险，即使清盘，也不会“卖身”。上海一家P2P平台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们准备不做网贷业务了，也有收购方找到我们，但我们不接受。后面我们不掌握资产端，如果收购方提供的资产出了事，我们是有责任的，需要追溯。”

“卖方（指P2P平台原股东）主要想脱身，不赚钱风险又大，卖了可以寻求收益。但收购方的目的是什么？收购资金从哪来？都需要打上问号，很难甄别善意还是恶意。”一位金融律师称。

一位参与过P2P收购的金融律师介绍，收购方主要有几种心态，一是收购中西部平台，寻求获得备案，并不关注平台运营情况，更关心平台和当地政府关系；二是资产获取能力强的平台，受借款限额限制，收购多个平台，便于发标，突破限额；三是缺乏资产端的平台，收购资产获取能力强的平台；还有一种，就是收购方看中平台的抵押物资产，进行处置。

最坏的情况则是，卖方以为“上岸”，收购方却想着“捞一票”，或输血自身，或做大待收规模后卖出，涉嫌非法集资。

“中介参与进来，一种是掮客，利用信息不对称，低价收购平台，高价卖出；另一种胆子更大，中介洽谈很多平台的收购，自己手头掌握多家空壳公司，然后在平台上发标，一方面募集收购资金，另一方面给收购方输血，比如经营不善、缺乏资金的上市公司，把待收规模做大，把盘子做大，后期还可以转手给其他公司，实现脱身。”上述金融律师称。

之所以能从平台上募集收购资金，原因在于收购资金并非一次性给到平台。据上海一家P2P平台负责人描述：“比如我的平台待收规模10亿，跟收购方谈好了两亿收购，收购方先付五千万，之后在平台上发收购方提供的资产，比如每月1亿，并还给平台相应的资金，待收替换成了收购方的10亿，这时平台收到全部的收购款，实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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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在即，香港与澳门的官员加快踏出北上珠三角的脚步。

7月10日，澳门特首崔世安在惠州结束他近期对珠三角城市的访问。在过去约一个月时间，崔世安率领的澳门特区政府代表团，就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事宜，先后分三次赴珠三角城市交流，至惠州已完成珠三角九座城市全覆盖。

而在崔世安北上交流之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抢先一步。自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林郑月娥率领的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先后实地考察、访问了深圳、中山、珠海、惠州、广州等城市，其行程已覆盖珠三角过半区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两位特首在珠三角城市所考察的企业、项目不仅部分重合，而且在与珠三角城市官员会谈的议题上高度重合。在不同城市的访问行程中，港澳特首不约而同提及大湾区内部互联互通，港澳科创孵化与产业合作等议题。在去年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也是粤港澳三地政府达成共识的几个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近日落地的两个港资生物制药项目，即是林郑月娥数月前与中山市政府会谈的成果。

这显然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出台实施铺路。市场分析认为，香港、澳门与广东在产业结构上存在互补，香港、澳门的科研资源、现代服务业有望在制造能力和消费市场巨大的珠三角地区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

交通网络“打补丁”

尽管考察时间不一样，但香港与澳门的特首却如同有默契一般聚焦到相同的议题。

首先受到关注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互联互通问题。

在惠州考察时，林郑月娥在与当地官员会谈时多次问及交通问题，包括经惠州的厦深高铁延长接驳港铁，厦深高铁“一票难求”如何解决以及惠州开通至香港的游艇等问题。

在与东莞方面会谈时，崔世安关注的是澳门如何加强与隔珠江口相望的东莞的交通联系。他提到，珠三角很多城市与澳门都有海上航线，东莞与澳门开拓海上航线，有望减轻陆路交通压力，相关部门可以认真研究。

而行程中的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必看”点，更是显示港澳特区政府对“互联互通”的期待。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立体交通网络不断加密。目前，港珠澳大桥已具备通车条件。加上正在推进的虎门二桥和深中通道，珠江东西两岸被伶仃洋隔绝的局面，有望得到明显改善。而从南北走向看，外界翘首期盼的广深港高铁已经进入试运营阶段，一条高铁串起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大核心城市。

目前，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开通已只是时间的问题。根据已披露的计划，虎门二桥和深中通道，将分别在2019年上半年与2024年建成通车。港珠澳大桥运行后，人们从香港到珠海将从约4小时的陆路或1个多小时的海路，缩短为20到30分钟的车程；深中通道则使深圳到中山的车程从约2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广深港高铁的开通，更是将广州、深圳、香港三座“超级城市”纳入50分钟的通勤时间之内。

这四项堪称构成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骨干”的重磅工程。从设计的速度看，一旦这些工程全部投入运营，环绕珠江口的主要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佛山，将进入“一小时生活圈”。

香港经济学者、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港澳特首访问珠三角城市，对了解对方市场需求和合作空间很有助益，而交通的联通能够更好推动这种“兄弟”之间的“走动”。

不过，“一小时经济圈”某种程度只是理论上的想象。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接驳、主城区交通的拥堵、类似林郑月娥提及的“一票难求”难题，都将使得实际的通勤速度受到明显拖累。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城市区位与政策执行的差异，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座城市的交通通达程度参差不齐。目前，较为通达的是相互毗邻的两对城市——香港与深圳，澳门与珠海。其中，珠海的横琴新区还可以通行澳门的单牌车。但珠三角地区其余城市，尤其是惠州、江门、肇庆等距离更偏远的城市，与港澳之间的通勤并不容易。

在广州早前的一场大湾区主题论坛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就指出惠州与香港的通勤难题。他认为，与世界知名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差距在于市郊铁路。

这也意味着，在交通“骨架”搭建的同时，港澳与珠三角地区之间有就通勤问题“打补丁”的必要。两位特首在行程中关注的不只有港珠澳大桥的“大势”，还有解决拥堵、买票等“细节”问题。

林郑月娥关注的通勤问题已有初步解决方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日前透露，除厦深高铁网，未来有望建立另一条深惠汕高铁；同时，指出深港惠开通“水上穿梭巴士”。

“要注意粤港澳大湾区同样是推动区域内居民之间交流的战略，在交通硬件基础上要推动政策的突破，推动人员的便捷流动。”梁海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拓宽科创合作空间

港澳特首对“路通”的关注，自然有对“财通”的愿景。对香港和澳门来说，科创、产业的合作是“财通”的坦途。

在珠三角城市的考察路线图中，有两类“地标”似乎成了林郑月娥和崔世安的“必经之路”。这两类“地标”，一类是当地设立的粤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器，另外一类则是当地政府面向香港和澳门设立的产业合作园区。例如，林郑月娥考察了深圳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崔世安则考察了珠海的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这两座孵化器如今已是广东自贸试验区助推港澳青年北上创业的“王牌”。

甚至在中山的考察中，林郑月娥与崔世安的“意图”几乎惊人一致。两人不仅同时提到希望香港或澳门的科研资源能在中山“孵化”，而且都指向了同一领域——健康医药产业。不仅如此，林郑月娥和崔世安都考察了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的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香港、澳门均在健康医药领域拥有优势，其中澳门以中医药产业为特色。包括中山在内，珠三角地区的许多企业均保持着与香港、澳门的企业、实验室的联系。

这种联系主要呈现“香港研发-珠三角孵化”的方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源于如今港澳与珠三角互补的产业结构。

中山大学穗港澳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光南表示，香港、澳门强于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珠三角地区则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两者可以结合起来。

在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说，香港缺乏科技转化足够的市场需求。在香港做科技孵化的同时，珠三角地区目前经济发展很快，科技转化的需求强烈。这形成双方合作基础。

从近期访问的情况看，科研实力更胜一筹的香港能谈、能做的明显比澳门更多。其中的一个方向，便是推动香港的高校在珠三角地区落地，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在前述行程中，林郑月娥“一口气”谈定了多所香港高校在珠三角城市开设实验室乃至举办分校区的合作事宜。

这包括在惠州潼湖开建规模上千亩的香港城市大学校区；广东药科大学、香港大学与**建新型研发机构和生物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山分室。

值得注意的是，在林郑月娥考察仅两个多月后，7月6日，广东药科大学-香港大学创新平台、香港大学生物医药技术国家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广东药科大学分实验室即完成揭牌。

梁海明还指出，港澳特区政府与珠三角城市政府间的交流要注重具体的市场情况。粤港澳合作已有三四十年，港澳与珠三角之间知根知底，如果“青梅竹马”都没有“恋爱”，那么应该是有市场的原因，切忌强推“父母之命”，以免“强扭的瓜不甜”。港澳与珠三角的政府需要做的是把环境做好，给两方面的企业合作提供更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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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决定》(下称138号文)在一开始没有引起太多市场关注，但运行两个月之后，即6月初一则传闻却让市场突然意识到138号文对证券服务类中介机构产生的重大影响。

这一则传闻主要内容是：在138号实施后，因涉案尚未结案，证监会将暂时不受理相关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会所”）旗下首发和再融资项目。

涉事会所均是市场排名靠前机构，旗下服务客户众多，因此这则消息不仅影响会所生态，相关企业和投行等中介也要受牵连。

随后有会所就该事件发声表态称就138号文的具体实施情况和适用情形同监管部门仍有分歧，但已经沟通过程中，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上周五，证监会终于回应相关事件，并就138号文实施的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解释，发布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3号（下称138号文解释口径）。

证监会解释口径发布后，市场都认为在138号文的基础上，这一次的解释实际上加深了证监会对证券服务机构惩戒的严厉程度，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口径发布之后，此前被138号文困扰的部分会所却因此解绑。

会所暂时解绑

梳理138号文以及证监会针对138号文“同类业务”做出的解释口径不难发现，重点在于何为“同类业务”。

根据138号文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的内容，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侦查，尚未结案，且涉案行为与其为申请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属于同类业务”的情形下，证监会将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中止审查相关申请材料的决定。

此次发布的138号文解释口径中，证监会以是否属于为行政许可事项提供服务作为判断是否适用的重要依据。

具体来看，如果证券服务机构在非行政许可事项中提供服务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调整范围，不适用《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同类业务”的有关规定；证券服务机构在各类行政许可事项中提供服务的行为则将按照“同类业务”处理，适用《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同类业务”的有关规定。

正是这一解释，让此前受困的会所解绑。

7月15日，华南地区一家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之前涉事会所绝大部分受到立案的业务都是年审业务，并不属于行政许可业务的范围，因此在解释口径发布之后，他们行政许可事项的服务，例如IPO等的申报就不会受到牵连，证监会就可以接受材料了，实际这也可以理解为监管层放了各家会所一马。”

以立信所为例，此前市场认为立信所是因为超华科技（002288.SZ）被调查受到的影响。

据了解，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超华科技于2017年9月4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同年12月9日超华科技收到广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经查明，超华科技2014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违规事实。据超华科技已经取消的2014年年报显示，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为立信。

但立信所做的服务是为年审服务，并非行政许可事项内的服务，因此这一单案件的牵连也就止于此。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同时还了解到，上述涉事的部分会所最快已经在上周五口径发布之后将之前拒收的材料报进证监会，这次证监会受理了相关材料。

几家欢喜几家愁

尽管证监会发布的解释口径各家会所松了一口气，但解释口径的内容却让券商等中介机构面临的监管更严格。

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券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目录后发现，券商投行的核心业务几乎都包含在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例如IPO、再融资或增发、公司债、可转债、可转债等债券发行业务以及并购重组等都属于行政许可事项，因此一旦有一单业务触雷，那么业务势必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最严重的情况，投行业务整体都将停摆。

“相比之下，会所每年半年报和年报的年审工作是存量工作的重要构成，新增的IPO，并购重组业务单从数量上来说肯定不及存量的定期业务，因此解释口径的发布对于会所来说是绝对利好，但对券商来说就意味着更加严格的监管及惩罚机制。”一位中信证券投行部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但会所并非一劳永逸，证监会给138号打上了补丁。

在解释口径中，证监会表示，即使涉案行为与其为申请人提供服务的行为不属于同类业务，但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证监会也将依法不予受理或中止审查其出具的行政许可申请文件。

“‘对市场有重大影响’这一表述是定性而非定量表述，相关解释权在证监会手中，这意味着如果涉案情节严重，即便是年审类的服务，也可能影响到该机构其他行政许可事项内的服务，会所还是应该重视监管风险所带来的执业成本。”前述华南地区会所的合伙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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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打算无法回答，但肯定是按照正常程序推进，解禁后立刻恢复生产经营。但是今年的具体情况还不好说，5G行业比较不确定，而且半年报静默期有一些限制，我这边所有的回答口径都是以公告为准。”7月16日，中兴通讯董秘办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

7月16日，中兴通讯AH股双双高开高走，其中A股在开盘后半个小时内即触及涨停，报收于15.51元。H股则大涨16.45%，报收于16港元。

前一晚，中兴通讯公告称，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已终止2018年4月15日拒绝令，并将中兴通讯从《禁止出口人员清单》中移除。

长达三个月的“中兴通讯”拒绝令风波，终于在中兴通讯管理层大换血、设立独立特别合规协调员、支付14亿美元民事罚款等“替代和解协议”内容达成后基本平息，中兴通讯也火速恢复正常经营。

中兴恢复经营

对于中兴通讯而言，刚刚度过的三日无疑是紧张而又忙碌的三天。

美国时间7月13日，美商务部官网发布了一则名为《收到中兴通讯14亿美元罚款，商务部取消禁令》的文章。内容表明美国商务部已经收到中兴通讯缴纳的托管于美国账户的4亿美元保证金，此前一个月，也已收到中兴通讯缴纳的10亿美元罚金。此后，美国商务部仍将密切关注中兴通讯的行动，根据新的协议内容，中兴需保留由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挑选并负责的特别合规协调员团队，任期10年。

7月14日一早，中兴通讯官博就发布了一则“满怀信心再出发”的微博，疑似回应拒绝令解除一事。

随即，中兴通讯开始了忙碌的恢复经营工作。上周六一早，中兴通讯员工便纷纷赶赴办公地点加班，总部停车场停满了车，不少员工表示凌晨就收到公司的通知前来上班。

同时，一封中兴通讯向合作伙伴、供应商等发送的《合作伙伴信函》开始在网上流传，信函内容表示：“中兴公司将会全面恢复之前在拒绝令期间暂停或未能被实施的合作活动”、“因拒绝令而导致延期的合作活动，中兴将调集所有资源，全力追赶进度”。

7月15日，中兴通讯正式启动了之前早已预备的业务重建计划，开始全面恢复全球业务。有媒体称，中兴通讯首个订单来自中兴墨西哥的终端业务线。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7月16日向中兴通讯董秘办求证该业务信息，接线人员表示所有口径均以公告为准。

记者再度联系中兴通讯西北地区公共关系总监黄鑫福。其表示：“我现在所有的信息也是从网上获得，内部没有通报，而且我本人只负责西安的业务，无法核实，不过西安这边的业务已在公司安排下正常开展了。”

中兴通讯如此紧迫的追赶步伐与其业绩预告不无关系。

7月13日晚，中兴通讯在2018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中表示，今年上半年预亏70亿元至90亿元，上年同期盈利22.93亿元，同比由盈转亏，下降了405.29%-492.52%。

对于业绩下降的原因，中兴通讯表示受美商务部签发的“拒绝令”影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导致的经营损失、预提损失以及对美商务部缴纳了10亿美元罚款。

同时，由于无法开展正常经营，且需要支付罚款，中兴通讯现金流也日趋紧张，6月29日，中兴通讯向中国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分别申请了300亿元人民币和60亿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3.77亿主力资金流入

不过，中报业绩走低并未阻挡投资者对中兴通讯的热情，满血复活的中兴迅速受到了二级市场的大幅追捧。

7月16日，中兴通讯AH股大幅拉升，wind数据显示，当日中兴通讯A股吸引了3.77亿元主力资金流入，机构净买卖9789.44万元，净买入金额占当日成交额比例达3.11%。

交易所盘后数据显示，一机构席位买入1.00亿元，中信证券上海分公司买入7755万元并卖出2398.91万元，华泰证券厦门厦禾路、银河证券杭州庆春路分别买入7711.89万元和7690.47万元，国泰君安深圳深南大道京基一百营业部卖出4780.85万元。

“虽然中报预告是实际损失，而且中兴还丢了很多订单，但中兴有很多高价值的专利，目前的600亿估值是比较低的。”7月16日，广州一家中型券商投行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此前，该投行部人士曾向记者表示，市场对中兴通讯的中报业绩期望并不高。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则在其研报中指出：“中兴通讯作为全球四大通信设备商之一，一直致力于5G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专利积累深厚且价值量高。我们认为禁令取消之后，一方面公司生产和经营可以快速恢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5G板块压力的释放。”

股价反弹的同时，中兴通讯也带动了通信板块估值一同走高。

7月16日，申万通信行业指数一改往日颓势，上涨1.74%，5G指数上涨1.84%。其中与中兴通讯上下游产业链相关公司纷纷飘红，作为中兴通讯上游供应商的光迅科技大涨2.48%、同属于通信设备商的烽火通信则上涨3.05%。

“中兴通讯获得美国出口限制解禁后，其相关业务能够顺利开展。我们预计2018年下半年运营商相关停滞的集采将会顺利进行，通信产业链上游相关公司有望率先受益，例如光模块的光迅科技等。”方正证券分析师马军在其研报中指出。

不过，在中兴通讯二级市场行情逐步升温之际，也有部分私募机构表示仍对中兴后续进展持观望态度。深圳一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毕竟亏损额较大，中兴后续的经营进展是否顺利，仍需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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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早上，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680.SZ）紧急发布关于国家药监局在飞检中查出其狂犬疫苗存在记录造假等相关事宜公告，并就此事表示致歉，开盘后该股便一字跌停，直至收盘未曾打开跌停板。

对于此次事件的损失多大，需要多久整改时间才能重新获得GMP证书，监管机构对其的处罚力度如何？就此，7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次致电长生生物，但无人接听。

同一天，北京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奚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违反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这一行政法规的规定，药品生产企业需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违法结果特别严重，触犯刑法的，则会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等刑事犯罪。

为此，对于如何处罚成为此次事件关注的焦点。“从以往案例看，基本套路是相关部门收回GMP证书，企业整改后又重新获得，处罚的力度也比较小，对于企业的警示作用并不大，也因为没有典型案例，相关执法部门也无例可循。”鼎臣医药咨询创始人史立臣于当天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狂犬疫苗记录造假

“关于记录等方面造假，这个事情内部人举报的可能性比较大，此前也有这样的案例。从国家药监局的消息也可以看到，是根据线索举报的。记录作假并不代表药物是假药，中国药企在做记录方面存在很多不规范操作，另外也确实存在记录造假的事情，比如日期、工艺等方面。”7月15日，一位药企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据了解，根据检查结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责成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长春长生（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药品GMP证书》，责令长春长生停止狂犬疫苗生产。此次飞行检查所有涉事批次产品，尚未出厂和上市销售，全部产品已得到有效控制。

而在7月15日网络流传出的一份紧急通知显示，长生生物发布通知要求各省份推广团队立即通知辖区内的区县疾控机构及接种单位，立即停止使用该公司的狂犬疫苗，立即就地封存该公司狂犬疫苗，并强调，立即启动召回程序，要求各单位按召回规定给予配合。并要求各推广团队采用传真、电话、网络等形式，通知到辖区各区县及接种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疫苗全部得到控制，为什么要召回呢？

据媒体报道，长生生物内部工作人员表示，发出上述召回紧急通知，主要是企业的自查，并不是药监部门查出有问题，“可能对于我们以往的质量指标怕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召回，检测一下市场上现有指标的情况。”

事实真相如何或有待于进一步了解。

资料显示，2016年1月，长春长生借壳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根据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公司的业绩几乎全部来源于长春长生。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长春长生营业收入约15.53亿人民币，二类疫苗营收14.24亿，占比91.68%，其中主要产品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和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的批签发数量分别为355万人和360万人，均位居国内第二。

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适用于被狂犬或其他疯动物咬伤、抓伤或有接触狂犬病病毒危险的人员、林业从业人员、屠宰场工人等。长春长生曾称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的培养工艺，可以有效保证疫苗成品的效价，采用独特的冻干稳定剂，保证产品外观成型和疫苗的质量稳定。

事发当天，长生生物董秘赵春志回应媒体表示，“冻干人用狂犬疫苗销售收入约占长春长生总收入的一半左右，此次事件不涉及公司其他疫苗产品，现在冻干人用狂犬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具体原因还不知道，等待相关部门调查结果。”

惩罚力度待加大

对于此次狂犬疫苗记录造假等问题，长生生物公告中称，根据长春长生近几年对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不良反应的监测，未发现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不良反应。长春长生将严格落实监管部门要求，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对生产、质控体系开展全面自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清除生产质量隐患，认真强化质量管控。

长生生物在公告中坦言，因暂时无法预计准确的复产时间，此次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停产将对长春长生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对本报告期具体影响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长春长生将利用多品种优势，将本次停产的经营损失努力降低到最小程度。

实际上，疫苗作为特殊药品存在一定的季节性、行业性、政策性等风险。在2017年年报中，长生生物指出，疫苗作为一种特殊药品，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其整体安全性高于治疗性药品。但公众对疫苗风险的认知不足和情绪效应，倾向于放大疫苗实际风险，涉及疫苗产品任何确诊或者疑似事故都可能引发行业监管部门叫停销售或者接种者的排斥，从而给产品需求带来不确定性。

事实上，此次并非长生生物疫苗首次出事。2017年11月3日，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信息称：总局近日接到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报告，在药品抽样检验中检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0-2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

“要想有效地让药企对质量问题重视，不再违规造假，就必须要加大惩罚力度，像很多国外企业一样，一旦发现造假就永久性不允许进入这个行业，并处罚几乎所有财产。”史立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对于造假等行为一定要严惩。

据悉，针对此次飞行检查发现长春长生在生产质量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国家药监局专项督查组明确表示，“绝不姑息，坚决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予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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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互金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主题为贯彻落实全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和要求，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近日，人民银行在互金整治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动员会上提到，再用1-2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在互金协会组织的上述专题座谈会上提出，广大从业机构要深刻认识专项整治工作再动员再部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积极主动整改，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为整改合格机构顺利纳入规范管理创造条件，并对整改不合格机构实现无风险退出和有效处置。

会议上提到，近期一些地区网贷行业出现项目逾期增加、平台退出增多、部分借款人恶意逃废债，一些不实传言或不当报道误导社会舆论，造成投资人信心不足，加剧恐慌情绪等情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行业人士处了解到，由于近期部分平台出现风险事件，网贷领域投资人信心不足，出现密集提前赎回等现象。“有人专门散布关于平台的不利消息，引发恐慌，趁机低价收购平台债权，产业链已经很成熟了。”一位江南地区平台CEO介绍，也有一些借款人此时趁机加大通过P2P平台借款力度，意图平台出现风险后不用还款。“平台自身难保，催讨的力度难免受影响，这更影响借款人的还款意愿。”

“原本爆雷的是高返、自融、假标类平台，但现在投资者情绪不佳，一些规范经营的大平台改为也受到影响，流动性压力很大，对于行业来说是十分艰难的时刻。”北京地区一位网贷平台负责人表示。

会议针对上述问题作出建议。提出“牢记发展是以规范为前提，整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引导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关注相关官方网站和专业人士的正确解读，勿被外界不实报道误导，更不要信谣、传谣，伤害平台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会议还建议有关部门对社会释放正确理性信号，避免因对一些事件的过度渲染和错误解读影响市场正常秩序。对于恶意逃废债等行为进一步加大打击，维护规范合同的存续效力。同时，进一步发挥司法协作、资金存管、信息披露、信用信息共享等基础设施手段作用，形成失信联合惩戒。

座谈会上还提出，持续开展统计监测和风险预警，促进从业机构按专项整治要求进一步规范发展，为达到整改验收要求做好相应准备。对确已不具备继续营运条件、拟退出市场的机构，应警示和督促其制定清退计划，增强退出全过程透明度。

会议提出，互联网金融行业要着眼于长远长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开展合规审慎经营，要始终坚持“有利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普惠水平、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从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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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贷行业密集“暴雷”，甚至是过往一些品牌知名度比较高的平台也出现了问题，让很多投资人对网贷感到恐慌，心中对该选什么样的平台充满了困惑。

不过，事情总有两面性，消极的一面是“暴雷”让许多投资人遭受了损失，对网贷行业信心下降;积极的一面则是加快了行业的洗牌，让运营稳定、资产状况优良的平台更加凸显。

未来能够存活于市场的平台，将以合规为前提，以风控为核心，以金融科技为动力，以用户为本，通过低成本运营推动普惠金融的进步。

只有能够真正持续创造价值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才会继续生存下去。

相信，经过教育的投资人相对更加理性，会对所投平台的整体实力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盲目投资。最近，友金所旗下网贷平台友金服刚刚发布半年运营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友金服累计成交额为349亿1147万元，已安全运营将近4年时间。今天就以友金所为例，来分析到底该如何选择一家平台。

看平台

首先看股东背景

股东是谁?真的假的?股东自身发展的怎么样?股东能给平台哪些方面的支持?这是关系平台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

用友网络(600588.SH)是友金所的第一大股东，是成立30年的老牌上市企业。首先，它自身目前的发展是健康良好的。过去30年，用友服务了中国和东南亚数百万家企业与公共组织的电算化、信息化;根据计世资讯《2018年中国财政行业信息化建设与IT应用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用友政务财政解决方案市场占有率第一;亚太本土ERP(企业管理软件)行业领先;建成了企业与公共组织信息化应用与服务规模领先的专业团队与伙伴;建设和运营同业中领先的产业基地;目前市值约在450亿元左右，在中国软件类上市公司中市值排名第一;是少数80年代创办还存活并且继续保持发展的民营科技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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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用友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云服务、软件、金融服务三大核心战略布局。2014年，因看好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前景以及以李昌国为代表的银行高管团队的专业能力，用友网络成为了友金所的第一大股东，随后不仅给予了友金所资金投入，在渠道、IT技术、营销等各个环节均大力支持，深化融合。
用友云服务企业和公共组织超过409万家，而且30年来积累了庞大的软件销售渠道，这样深厚的实体产业积累是异常珍贵也非常稀少的。在这一点上，友金所相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和其他网贷平台对比，这是得天独厚的资源。

看平台

一定要看高管团队

过去投资人看平台，可能不是非常关注高管团队，或者看了高管团队，却没有去对比高管团队过去积累的经验和现在平台所做的业务是否匹配。

友金服的高管团队基本都是银行高管出身，总裁李昌国有12年平安银行总分支行工作经验，曾任平安银行总行副行长业务助理，总行产品中心个贷产品部副总经理，总行消费金融中心客户管理部副总经理，主导了平安银行和深发展两行零售整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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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位联合创始人过去也都是银行高管，副总裁张居花有7年平安银行总行信用卡中心工作经验;副总裁熊伟拥有8年平安银行总行信贷管理经验;副总裁丁琳拥有9年平安银行小额信贷工作经验;副总裁黄成拥有8年平安银行总行系统研发工作经验。
目前大多数网贷平台的高管团队，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友金服这样银行高管团队;第二类也是金融业出身，但是过去主要是在证券、基金领域有积累;第三类是纯粹的互联网人出身。

和纯粹互联网出身的创业者相比，金融行业出身的高管团队对金融风险控制相对更有优势。因为风控要求具备长期而且大规模放款的经验。只有时间周期够长，放的款都基本能正常回款，才能确定团队掌握的风控模型是真的有效;也只有放款的规模够大，才能说明风控模型的有效性不是小概率存在，而是普遍行之有效。

这点上，友金服的团队是做到了。

2013年当时还在平安银行工作的李昌国，开始负责平安银行零售个贷产品工作，主推“平安新一贷”。其实平安新一贷早在2009年就推出了，友金所副总裁熊伟就是最早“新一贷”风控负责人之一。李昌国加入后，“新一贷”产品、营销得到革新，市场反应良好。在李昌国管理下，“新一贷”在2012年发放100亿元贷款的基础上，2013年新发放300亿元，2014年新发放400多亿元。

也就是说，在成立友金所之前，这支高管团队已经具备了长达6年、累计总额达800亿元的放款经验。截至2018年，加上在友金所成立后4年的放款，这支团队实际掌握了1000亿元银行级别的风控经验。

高管团队的专业度、能力和经验，对平台安稳运营有着直接的影响。

看平台，一定要看资产

即资金去向

前面有提到，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业务要匹配，否则经验的价值就要打折。所以，看完高管团队过去的经验，就要进一步观察当下平台所从事的具体业务，是不是和过去的经验相一致。

友金所资产端是通过友金普惠运营，友金普惠目前做的业务和平安“新一贷”是非常接近的，都是个人信用贷款，因此高管团队过去积累的经验是完全适用于当下的业务需求。

友金普惠走的是“小额分散”模式。和大额标相比，小额不仅更加符合网贷政策导向，更加合规，其实也更易于风险控制，某一借款人出现逾期，对整体安全不构成威胁。分散，换句话说就是“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也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要求，不会因为一个行业或一个区域经济下行就受到大的影响。

目前来友金普惠借款的客户分布在全国不同城市，25家线下门店既有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有东莞、佛山、石家庄、南昌、长沙、重庆、贵阳这样的二线城市，既有位于沿海也有位于中西部。这样分散化的分布，对于平衡风险是有利的。

小额分散是友金所风控的大方向，而聚焦到单个借款人，还要通过风控模型来判断。友金普惠会根据借款客户的征信报告、薪资情况、社保缴纳情况、保险费缴纳情况、公司营收状况等多个维度进行信用评分，以此判断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友金所风控模型是基于1000亿元放款经验和长达10年放款周期，在网贷行业非常少有。

看平台

多关注它的盈利水平

一般而言，一个平台要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实现自我造血，就是要能够盈利，创造利润，财务状况良好。即使目前亏损，按照它的发展计划、节奏，应该也会有比较明确的盈利计划。

今年1月份，李昌国在用友集团举办的一次大会上谈到，公司在用友强大的体系支援下，同时得益于2014年到2016年的积累，2017年实现了全面盈利，2018年预计会有更大的发展。


根据用友网络2017年度报告，友金所提供专业的全流程投融资信息服务，打造安全、便捷、丰富的互联网投融资信息服务平台;通过系统监测和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优化风险监控手段，在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跟踪各个环节有效降低了风险。2017年，友金所业务持续稳定发展，整体营收达到7.17亿元，净利润达到2.34亿元。

能够自我造血，意味着平台可以为长远发展做更多投入，可以招聘更加优秀的IT人才、金融人才，金融科技得到更快地发展，让运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竞争力得到强化。越早开启这样的正向循环，平台的稳定性、成长能力就越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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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2年，第二十八届中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将于7月1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展。深圳由此成为继北京、成都之后全国第三个两次举办书博会的城市。这也是继1991年在广州、1996年在深圳举办后，书博会第三次来到广东。

书博会是我国图书业界三大国家级展会之一，始于1980年，迄今成功举办了27届，已逐渐由早期的“全国书市”发展为集出版物展销、信息交流、行业研讨和推动全民阅读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盛会。

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出现很多新亮点：近年来首次实现整个展会期间均面向市民读者进行销售，并且不设门票，市民凭免费发放的入场券“零门槛”进场。此外，7月18日，深圳书城龙岗城的阿布e“无人书店”将开业。

一位即将参展的广东出版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往的书博会主要面向图书供应商，参展注重多带不同的图书以丰富参展数量，但今年会更加兼顾与普通读者的交流。

大湾区城市联动

本届书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7月19日持续至22日，主题为“新时代 新阅读”，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依托1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以及多处专项活动点展销图书100余万册、组织活动400多场。

其中，主会场共规划有2352个展位，吸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国家级行业协会、出版集团、中央部委、部队高校出版机构等41个展团的800余家出版单位参展。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书博会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出后首次落地湾区，对加强湾区联动、推进内地与港澳的互利合作有着积极意义。7月18日至24日，恰逢香港书展同期举办，书博会推动展会联动，开设深港穿梭巴士，鼓励两地市民读者相互借鉴、增进交流。

此外，展会还主动走进周边城市，在澳门进行推广宣传，并依托东莞、珠海、惠州图书馆以及书城书吧邀请读者参与。

书博会新闻发言人、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曹宇介绍，展会在议程设置上充分融入大湾区概念，策划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全球定位主题演讲”、“首届大湾区劳动者文学发展高峰论坛”等互动交流活动，为推动湾区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共建创造合作基础，力争办出一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共享的书香盛会、阅读盛会。

数字时代的图书业机遇

在书博会期间，7月18日，深圳将再添一座新书城——深圳书城龙岗城。位于该书城的深圳首家无人书店——阿布e“无人书店”也将同时亮相。

据了解，阿布e是全国面积最大的无人书店，其建筑面积为350平方米，目前书籍品种约3000种，包含了全智能无人购书系统、智能广告机、智能水吧、门禁识别系统、商品展示管理系统等全套智能购物和营销设备。

据了解，书博会展会期间，深圳书城龙岗城也将展现大数据应用、移动支付、人脸识别等最新科技手段，打造属于深圳东部的书博会盛典。

记者了解到，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启，网上购书平台迅速发展，电子阅读日益普及，实体书店模式式微。2014年，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的一份调查显示，过去10年有近五成实体书店倒闭。近日，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传统书业剧烈转型的今天，实体书店如何获得更大的效益，是整个行业面临的问题。

其中一种常见的应对方法是，将“图书销售空间”转变为“文化生活空间”，探索多元化经营。如今，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技术的赋权有望给实体书店及图书出版业带来又一个“春天”。

本届书博会也将重点关注新时代下图书行业变革的话题，举办“实体书店的融合发展”交流会、“智能化与书业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以及“AI赋能出版-探索与创新”交流会等。

从另一个更直接的角度来看，智能化技术带来了数字阅读的快速发展。《2017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52亿，较上年增长26.7%。

一位出版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中一个原因是新书的“kindle化”（电子化）在加速，一旦纸质书畅销，很快会被开发成为电子书。

上述白皮书还显示，2017年中国人均阅读图书数量大幅提升，其中电子书达到10.1本。用户愿意为电子书付费的意愿从2016年的60.3%上升到2017年的63.8%，其中2017年愿意为单本电子书支付的平均金额为13.6元，相较于2016年的8.9元增长了52.8%。

电子书之外，有声阅读技术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中坚力量。深圳一家中文有声阅读APP懒人听书参加了上一届书博会，其品牌运营总监贾影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有声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方式，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契合了现代人时间碎片化的特点。有声阅读与传统阅读并非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相反，前者常常会激发年轻人寻找纸质书籍来阅读的兴趣，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的发展将带动传统书籍市场的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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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的焦虑在拿到小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刻就来了，几天前，陈阳（化名）拿到了女儿的小学入学通知，“要不要给她报幼小衔接班”的问题立刻提上心头。

陈阳的女儿目前还没从幼儿园毕业，但一年前从中班升入大班时，原本的同学就所剩寥寥。她就读于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大型连锁幼儿园，中班时全园共有6个班，每班30多人，但到了大班，留在幼儿园的孩子只勉强凑够了两个班。

“除了因为搬家而转园，离开的孩子大多数去上了学前班。”陈阳说。她选择让孩子留在幼儿园，“但在小学入学前，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短期的幼小衔接班？”在陈阳看来，这或许是女儿整个学习生涯辅导班、兴趣班焦虑的开始。

正在这个当口，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严禁幼儿园、社会机构教授小学课程内容，要求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

“我们的幼小衔接班是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管是小学一年级还是今后上到几年级都是需要的。”一家幼小衔接机构工作人员7月16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学前班存“小学化”倾向

《通知》指出，一些幼儿园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强化知识技能训练，“小学化”倾向比较严重，这不仅剥夺了幼儿童年的快乐，更挫伤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影响了身心健康发展。

幼儿园应该学到什么程度？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了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标准，以科学方面的“感知和理解数、量及数量关系”目标为例，5-6岁的孩子要求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它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

“但孩子早就会做百以内的加减法了”，陈阳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她的女儿升入大班后，学校发了两种辅导书，一种是《入学准备一本通》，分为数学和拼音两本，一种是《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

“老师在幼儿园并不会给孩子讲太多《入学准备一本通》里的题目，但会每天布置作业，家长就陪着一起做，然后给孩子订正。”陈阳说。

“我觉得女儿的幼儿园基本上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没有提前灌输太多小学知识。”陈阳认为，这也可能是其他孩子放弃幼儿园大班，去读学前班的原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马延伟2013年对北京市3所小学一年级的抽样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学生入小学前上过学前班，而学前班的教育方式小学化明显。

马延伟的调查中，85.9%的家长称学前班的学习方式以上课为主，87%的家长称学习内容以读写算为主，68%的家长称学前班留有读写算方面的家庭作业。

“5月份时，我们3个幼小衔接班就招满了。”7月16日，北京一家幼小衔接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机构网站信息显示，成立于2009年，号称国内首所幼小衔接专业学校。

网站信息显示，该机构在北京设有6个校区，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一家网站上没有出现的校区称还有名额。

据介绍，这所机构开设15门课程，孩子在这里学习11个月，按照小学作息时间安排全天的活动。“基本上上半年，孩子就可以借助拼音读故事书，写出行计划”，该机构工作人员说，“我们也会布置一定的家庭作业，这样两三个月以后，孩子能养成回到家先写作业再吃饭的习惯”。

而《通知》要求，对于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的，要坚决予以禁止。对于幼儿园布置幼儿完成小学内容家庭作业、组织小学内容有关考试测验的，要坚决予以纠正。社会培训机构也不得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各地要结合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予以规范。

“三年级现象”受关注

陈阳顶着焦虑，让孩子在幼儿园大班“玩了一年”。今年6月17日，是北京市小学入学审核材料的日子，陈阳带女儿到小学审核完材料后发现，还有一个面访环节。

先是女儿一个人进入教室，被考了几道语文、数学、英语题目。具体来说，老师让她的女儿通过拼音读出汉字、说出几个英文动物单词的中文意思，以及计算10以内的加减法。随后是老师对家长和孩子的面访，陈阳回忆，老师先问了孩子上过哪些兴趣班，又问了孩子幼儿园毕业后小学入学前的时间安排。

“我回答可能带孩子去旅游，老师说，有没有考虑报一个学前班？然后面访就结束了。”陈阳回忆。出了校门，陈阳一边琢磨老师话里的意思，一边随手领了附近一所新东方培训学校幼小衔接班的广告。

7月16日，记者致电这所培训学校了解到，针对幼小衔接的培训班分为培优班和尖子班，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每天6小时，连续9天。

“培优班针对的是在幼儿园上大班，没上过学前班的孩子，而尖子班针对的是上了学前班的孩子，讲的知识更深一些。”这所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两个班都会教小学一年级的知识，“比如数学里的倍数等”。

2015年时，北京市就曾开展纠正幼儿园“小学化”现象专项督查，督查内容包括幼儿园不得给幼儿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不得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和实验班为名，提前教授拼音、写字、笔算等小学教育内容等。

“幼儿园‘小学化’光靠检查是没法杜绝的，根源在于义务教育学校间发展的不均衡，和靠考试分数评价学校，一直到高考，都是依据总分排队，招生考试没有分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储朝晖介绍，“三年级现象”近年来不断引起关注。该现象是指，在幼儿园阶段学了一些知识、进小学时测试分数很高的孩子，到三年级成绩开始下滑；而另外一部分在幼儿园游戏玩得很充分、各方面个性能力发展很充分的孩子，到了三年级，成绩开始超过一年级时表现更亮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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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各地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法也呼之欲出。

据媒体7月16日报道称，乡村振兴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启动了立法相关程序，预计到2020年前有望正式发布。

现阶段，各有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乡村振兴制度框架的建立。其中，审议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全文已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也即将形成初稿，并在今年出台。

受访专家表示，乡村振兴法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实施的重要路径或手段。通过立法将乡村振兴战略法定化，一为提高地方推行战略的积极性，二为确保政策的长久，切实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所需的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落实到位。

乡村振兴战略法定化

实际上，在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早已为乡村振兴立法埋下伏笔。

《意见》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尤其是在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上，《意见》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的有关工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7月16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刘义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此前农村发展一直是受政策驱动，而非法律保障。“‘一号文件’实际是政策，而非法律。农村治理与城市治理的最大区别就是农村法治化治理太低，导致农村社会基本框架弹性太大。”

这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资本、人才、土地等要素很多情况下在农村都无法可依。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当前大多数法律基本属应用于城市或社区，着力于推进城市法治建设和城市政府法治规范，涉及乡村法治建设的相关法律和规章相对较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刘义强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曾对此分析称，乡村法治一直是我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短板，制定乡村振兴法实际上是针对乡村法治建设专门制定的一部法律，恰好是将发展的红利从城市扩展到农村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乡村振兴的投入和组织动员等确实需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否则很难确保地方的积极性。而通过立法强化，恰可以更好地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落实到位。

推动乡村要素自由流动

很多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法最大的价值就是产生了一个基本框架，把很多问题确定下来，日后有关农村问题的处理，可以纳入一个法治政府框架当中去思考。

刘义强曾走访全国多地研究乡村振兴状况，他发现影响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障碍，即是涉及振兴乡村的资金、土地与人才难以落地。“在资源要素的吸引方面，乡村之于城市有天然的劣势。”他说。

“因为缺乏稳定性，很多资本不敢流向农村，这极不利于农村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城乡市场格局。”刘义强认为，“资本、人才不落地，乡村振兴就没办法实现。”

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言，上述问题无疑都是乡村振兴法需要解决的。

李国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次启动乡村振兴法相关程序，会涵盖《意见》中提出的多个方面。包括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

在他看来，乡村振兴法并不会出现新增的具体法律条文，而是将四个优先（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化，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当然，制度的建构、程序的完善、标准的明确也都非常重要。”

也有学者指出，法律具有长期性，尤其是一项重大决策的法定化花费的时间更久。或许，这个立法过程要数年后才能结束，乡村振兴法不会在短期内出台，乡村振兴法出台前应该会有一个乡村振兴促进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方面的法律规则等先行形成。

在刘义强看来，乡村振兴法的形成路径未必如此。他参考日本乡村法律举例，日本的有先例是设立一个法律整体框架，而后再根据地方实际增设一些条例。

“未来乡村振兴法应该是一个涵盖包括财政、环保、城乡规划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法律框架，而细节需要我们在随后的实践中去填充。”他说，这也避免了由某个部门主导造成的“割裂”。

实际上，在《意见》中就有专门的表述，要及时修改和废止不适应的法律法规；各地可以从本地乡村发展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但上述专家都强调，无论乡村振兴法最终选择何种形成路径，都是为了推动乡村要素自由流动。

以往，“一号文件”政策发布，各省各市县对其理解和投入都不相同，而设立乡村振兴法即规范了这种不同，至少会规定一个标准。

“类似财政对于农村的补贴占比统一了，各地就必须按照这种法律去执行。”刘义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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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一位接近比亚迪的人士明确表示，和阿森纳合作金额确实是5000万，但是李娟给比亚迪的报价是120万。

一个历时3年、总金额或达11亿元的离奇广告代理事件，将比亚迪推向风口浪尖。

尽管目前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关键人物李娟也已被警方控制，但同时声称为受害方的比亚迪和广告供应商们，各执一词，事件的真相仍旧扑朔迷离。

7月16日上午，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002594.SZ）发布澄清公告，对近日引发广泛关注的巨额广告代理事件发表回应。

比亚迪表示，李娟及网传的“陈振宇”非比亚迪在职或离职员工，也不是比亚迪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李娟以比亚迪及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名义对外签署的合同所用印章系伪造。李娟冒用比亚迪员工身份、使用伪造印章对外签署合同，已涉嫌犯罪，比亚迪已就上述事项向警方报案，警方已介入调查，目前李娟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这是比亚迪官方近期第四次为该事件发声，与前三次在微博或官网发布相关声明时强调“比亚迪均不知情，与比亚迪无关”不同的是，比亚迪此次发布的公告并未出现“不知情”相关表述。比亚迪表示，作为受害方将与各方积极配合警方调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同时，比亚迪官方微博告知函称，愿意与相关公司保持积极沟通，将根据警方对于相关事实和金额的核查认定，与相关公司共同商讨合理的解决方案，并由该集团采购处总经理负责预约接待。

尽管如此，广告供应商们坚持认为，比亚迪不可能完全“不知情”。7月16日下午1点，比亚迪“广告门”涉事方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雨鸿）、上海竞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竞智）等4家供应商联合召开媒体发布会，对比亚迪与广告商合作纠纷事件情况进行说明。

几位供应商联合表示，据他们所知，目前涉及款项差不多11亿，主要分为垫资和做活动两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雨鸿文化负责人汪晓婷也出现在了现场，并出示了一些雨鸿文化与比亚迪展开合作的证据。

竞智广告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李娟是自首的，并非比亚迪所说的报警并采取强制措施带走。

7月15日，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关于比亚迪广告门事件的声明”表示，由李娟以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名义发包给雨鸿公司的广告业务均属比亚迪旗下真实业务，事中有比亚迪广告部门及大区相关人员对接，事后有大量业务确认。

至此，该事件仍在持续发酵。

事件陷入“罗生门”

案件的核心人物李娟究竟是什么身份，是解开重重谜团答案之关键。

7月15日，比亚迪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可以肯定，李娟绝对不是比亚迪员工，李娟向广告供应商称其代表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不是事实。

但在过去三年合作过的广告供应商眼里看来，李娟是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的高层，代表比亚迪与供应商们商谈广告业务。

“她的真实名字叫李娟，但每次来比亚迪总部，都自称是雨鸿广告的汪晓婷，而对其他的供应商，她的身份则是上海比亚迪市场部总经理李娟。”7月16日下午，一位接近比亚迪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三年来，在李娟的协助下，广告供应商组织了多项活动，并有媒体对相关活动进行报道。这让他们对李娟的身份深信不疑，在上海雨鸿的策划下“比亚迪赞助阿森纳”一事，则更让广告供应商们相信了李娟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李娟如何被警方抓捕，双方也各执一词。按照比亚迪声明的说法是合同诈骗涉嫌犯罪被警方关押。但竞智广告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李娟是自首的。有媒体报道称，李娟因与上线陈振宇失联，不堪被供应商追债而选择报案，但报案未遂，最终以自己1200万元房子来源不明为由自首。

但目前从各方得到的消息来看，李娟确实并非比亚迪员工。而按照李娟自己的说法，她只是在台前负责操作的“傀儡”，背后隐藏的操刀人是陈振宇。

根据此前有媒体公开的从匿名人士处得到了一份李娟所写的《上海比亚迪情况说明》，陈振宇自称为比亚迪集团隐形股东，并向集团副总裁李柯汇报。7月16日，李柯向该媒体回应称自己“遭骗子陷害”，并希望警方将李娟、陈振宇及部分背后有猫腻的广告公司抓起来。

至此，该事件再度陷入罗生门。但究竟谁在说谎，仍难以分辨。简单来看，三方的关系是，比亚迪被李娟盗用公司高管身份，伪造文件和公章并完全不知情；李娟被自称为比亚迪隐形董事的陈振宇欺骗；而广告供应商则被李娟欺骗，自掏腰包为比亚迪办活动。

不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李娟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此外，如果李娟真的进行了诈骗行为，这一诈骗行为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她如何从中牟利？

有质疑认为，供应商给李娟提供了相应的回扣。但几位广告供应商负责人在7月16日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几个供应商都没有给过李娟一分钱回扣，合同都是招标竞标得来的，李娟的所谓诈骗是不存在的。

“在汽车圈，主机厂拖欠公关款很常见。这时候需要乙方先行垫资，有的甚至拖欠一两年。”有公关公司高层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但这也无法解释李娟能够从中获利。

一般来说，若甲方与乙方广告公司签订广告合同，甲方需付给广告公司相关费用。该事件中，目前看起来更像是李娟作为中间人，广告供应商为比亚迪办活动，但垫付钱款的是广告公司，按理说来这些钱款有广告供应商直接支付给相关事宜处理者，并不会到李娟手上。

李娟如何通过诈骗谋财，有待警方进一步侦查结果。

比亚迪完全不知情？

事件迅速发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比亚迪坚决表示“完全不知情”。

7月12日，比亚迪官方微博发布一则《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称，自2017年5月起，李娟使用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名义，以自有资源（广告及活动）试用及免费使用为切入点，主动与比亚迪联系并开展免费广告宣传。

比亚迪表示，李娟冒用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身份，伪造比亚迪多枚印章，以比亚迪名义，与多家单位及机构展开广告宣传类合作。比亚迪表示，对于上述事情比亚迪均不知情，事件也与比亚迪无关。

比亚迪强调，对李娟等人用伪造印章与相关公司签署的合同等事宜，概不知情，也与该公司无关。

这一纸声明，引起涉事另一方——广告供应商们的强烈不满。7月12日，上海竞智发表一篇名为《人BY脸，天下无D》的微信文章将比亚迪形容为“一个老赖的诞生”。并表示，涉及此事件的广告供应商多达数十家，被拖欠的广告费用高达11亿元，且至今已有3年，如此漫长的时间加上如此庞大的广告费用，比亚迪方面不可能不知情。

广告供应商们表示，今年5月比亚迪宣布赞助英超足球俱乐部阿森纳的活动，比亚迪不可能不知情。当时，针对与英超豪门阿森纳的合作，比亚迪官方做了不少的宣传。并且，比亚迪集团公关部部长李巍出席签约并为活动站台。

但比亚迪在7月12日发表的公告中表示，2018年4月，李娟使用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名义，以资源赠送及优惠价格的方式，推进比亚迪与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之间的广告宣传。

7月13日晚间，英超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发表声明称，根据比亚迪告知阿森纳的信息，比亚迪相信其本身已成为一桩涉及诸多广告协议的诈骗行为的受害方。

阿森纳表示，今年5月8日，俱乐部与比亚迪曾在阿联酋航空足球场举行仪式，共同宣告双方正式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而此次事件亦涉及已启动的这项合作。我们正在调查事件现况，并与此前参与启动这项合作的比亚迪高层代表们共同商讨此事。针对此次事件，俱乐部将不再发表更多评论。

负责推进该事件的正是上海雨鸿，其在7月15日晚间发表的声明表示，据阿森纳官方声明称，比亚迪相信其已经成为一桩涉及诸多广告协议的诈骗行为的受害方。但据悉，比亚迪截至目前仅仅以伪造公司印章罪向上海警方报案，并非其所称诈骗罪。而且比亚迪报案系李娟在高压之下自首以后。在警方尚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即向阿森纳做出带有武断推断的通告，且通告内容与其报案内容并不相符，存在误导公众之嫌疑。

7月16日，上海雨鸿的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公司有比亚迪阿森纳项目的代理授权文件。”并且，比亚迪签约阿森纳的往来邮件，其中qq邮箱为李娟操作，回复她的是比亚迪使用的byd.com邮箱，这是比亚迪官方承认的邮箱域名。

7月15日，一位比亚迪内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比亚迪与阿森纳合作的项目确实存在，并且，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巍确实出席了比亚迪与阿森纳的签约活动。我参与过该项目的评估，但项目的前期是如何导入的、和李娟有什么关系，这些完全不知情。”

值得注意的是，比亚迪就诈骗一事发表第一份声明则是在今年6月13日。不过，在7月12日事件爆发之后，比亚迪才删除了所有微博中关于阿森纳的相关内容。

另外，有广告供应商质疑，比亚迪在5月底发现端倪，为何不采取任何行动，6月20日李娟仍继续以上海比亚迪总经理的身份与广告商开展合作。

比亚迪是否知情、具体知情到什么程度，将影响事件的下一步走向。并且，比亚迪作为上市公司，将影响投资人对比亚迪的判断。7月16日，比亚迪收盘价43.95元，下跌4.35%。

尽管在比亚迪官方微博告知函称，将根据警方对于相关事实和金额的核查认定，与相关公司共同商讨合理的解决方案，并由该集团采购处总经理负责预约接待。但截至目前，记者了解到，对于相关事件孰真孰假，广告供应商与比亚迪仍未达成认同。

签约阿森纳的“连环局”

问题的关键是，比亚迪和阿森纳的签约金额究竟是多少？而在此前，出现了120万和5000万两个数字。

7月16日，一位接近比亚迪的人士在接受21世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和阿森纳合作金额确实是5000万，但是李娟给比亚迪的报价是120万。

如此大的落差的确让人大跌眼镜。“实际情况是，李娟和上海雨鸿花了5000万跟阿森纳签了合同，盖的章是假的比亚迪公司的章。同时，李娟和上海雨鸿跟比亚迪签的是120万的合同。真实的比亚迪只对接上海雨鸿，比亚迪给上海雨鸿钱，上海雨鸿给阿森纳钱。但后来比亚迪了解到，李娟用假的比亚迪股份的公章，和阿森纳签的合同，而且金额是5000万。”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

但与一个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两个赛季120万的合同费用，明显和市场行情不符，但比亚迪选择相信并派公司高管李巍出席签约，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120万就能够搞定与顶级足球俱乐部两个赛季的合作，比亚迪难道对此没有怀疑吗？

对此，上述接近比亚迪的人士进一步告诉记者，“李娟这样解释，原来的合作方临时退出，所以位置空出来了，有一个临时的漏。因此价格是60万一个赛季，两个赛季120万。”

该人士同时透露，比亚迪察觉到“骗局”大概是在今年5月左右。那么，“双面”李娟到底是如何做局的，又如何挣钱？为什么这样一个“骗局”可以越做越大，直到高达11亿才被发现？

“她拿比亚迪背书，去融资，承诺高利息和居间费用，最后钱都流向雨鸿。”上述知情人士说出了李娟做局的核心。按照这位知情人士的说法，心思缜密、“胆大包天”、甚至干了一票大的就想“跑路”的李娟布下的是一个连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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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晚，《中国新说唱》如期上线，并斩获1.3亿次点击。百度搜索风云榜中搜索指数超265万，位列综艺榜第一。

在去年的《中国有嘻哈》烧热暑假后，由爱奇艺打造的华语说唱音乐真人秀《中国新说唱》重新出发，意在用中文说唱打造青年潮流文化符号。

说唱文化的大众化，得益于去年的网综爆款《中国有嘻哈》，截至决赛播放量超27亿，将说唱带入大众视野，成为全民话题。

新节目上线之前，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7月3日表示，“《中国有嘻哈》在去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今年我们继续创新，在原来积累的基础上，迈上更高的台阶，《中国新说唱》将变成中国青年华语的说唱新节目。”

作为华语青年说唱节目，受众年轻化是节目的特点，这种趋势在今年更加明显。艺恩数据显示，《中国新说唱》受众群中，18-24岁年龄群占比为39%；而《中国有嘻哈》观看主力集中在30-39岁人群，占比达54.35%。

同时，说唱市场逐渐回归理性。

“当大家回归于理性之后，我们在想，说唱出圈之后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作为平台的使命是什么？”7月3日，爱奇艺高级副总裁、《中国新说唱》总制片人陈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第一期的《中国新说唱》，学霸、厨师、律师、辣妈等非职业说唱选手进入到节目中，选手多元背景的背后，是国内说唱文化出圈的表现。“我们做校园说唱，就是用说唱讲述自己的生活。”清华大学“学霸”说唱歌手多雷作为首个出场选手，这样表达。

作为今年爱奇艺推出的第四档“S+级”超级网综，《中国新说唱》此次在全球范围内选拔青年说唱力量。更高的目标下，《中国新说唱》面临更多课题，内容的创新、IP的立体化开发、可持续运作都需要被思考。

回归理性市场

回归理性，这是陈伟对于国内说唱市场变化最直观的感受。

“对于说唱文化，整个市场更为理性，当大家回归于理性之后，我们要给大家的是什么？并不只是很潮很感性的内容，还需要品质，这种品质也包含了有导向的价值观。”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中国新说唱》总导演车澈在开播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去年《中国有嘻哈》打开了国内嘻哈市场后，市场的工业标准在不断提高。“选手的范围更广，基础水平更好，他们自行生产音乐的工业标准更高。”

看到这些变化，《中国新说唱》自身迎来了一些新的形式和内容。

赛制上，最大的改变在于“多点海选”模式。据了解，去年《中国有嘻哈》海选报名人数为775人，《中国新说唱》猛增至10725人。在全球设置马来西亚、墨尔本、美国、北京、上海、成都等25个海选场地，多场海选同时进行。除60s晋级赛、1V1 battle、制作人公演、选手&制作人互选等常规赛制外，还增加了制作人篮球赛等环节。

赛制的改变是外壳，在内核上，如何融入文化价值观是节目组思考的重点。车澈表示，“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现实问题，与说唱这类艺术载体结合起来。”

这在节目的音乐作品中集中体现。由吴亦凡创作的节目主题曲《天地》将说唱与中国曲风结合，融入中国元素。节目开播前两天，《中国新说唱》再度发布了吴亦凡创作的节目推广曲《中国魂》。

此外，多元的选手背景也将带来更多样的价值取向。“结合他们的职业、生活，把更好的态度、价值观融入到了他们的说唱里面，这是今年《中国新说唱》新的点，是一种新的面貌，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车澈告诉记者。

说唱市场趋于理性的同时，节目的制作也更加理性。据悉，《中国新说唱》首次在节目里加入了AI智能的角色，包括AI选角、AI语音识别、AI看点推荐、AI焦点图制作等在内的技术已应用于节目开发。

据悉，《中国新说唱》运用AI语音识别技术，在后期制作处理庞大素材量的工作上，将效率提升5倍，原本4个速记员一周的语音素材整理工作，运用AI技术，可以压缩至一天内。

邓紫棋的加入便是AI选角的结果。

陈伟表示，“AI算法可以通过对明星的人气、热度、专业程度、音乐类型、粉丝画像、音乐特征等各类维度的数据来进行学习和计算，最终得到的匹配度最高的是邓紫棋，她和潘玮柏的匹配度在90%左右。”

IP系列化开发

除《中国新说唱》外，暑期各平台头部网综都蓄势待发。腾讯《明日之子2》已于近日上线，优酷以《这就是对唱》为代表的“这就是”系列也将在暑期全面上线。面对暑期档头部网综间的竞争，上述新变化能否提升《中国新说唱》的竞争力还不得而知。不过，《中国新说唱》的对手并不只是网综。

“我们的竞争对手永远不是另外一档网综，而是用户娱乐时间。”车澈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无论是线上短视频、长视频，还是线下娱乐，都在抢占全民娱乐总时间，都是《中国新说唱》的对手。

跳出网综、放眼全民娱乐时间，《中国新说唱》要做的也不只是一档节目，更是对于IP的系列化开发。

IP授权方面，爱奇艺将延续以往营销策略，为内容合作伙伴提供包含节目内权益、定制产品、渠道主题营销等在内的营销服务。

在打造节目IP的基础上，爱奇艺将推动独立授权业务的合作，通过与品牌合作伙伴建立商品联合开发、营销合作，加深节目品牌与用户的联系，进一步提升IP价值影响力。

“《中国新说唱》还将与爱奇艺线上渠道一起开发多项活动与产品，包括线上短视频、垂直类衍生节目，线下打卡，拉票会、品牌音乐节。”陈伟说。

此外，爱奇艺与一格传媒合资成立了艺人经纪公司——北京刺猬兄弟文化传媒（下称“刺猬兄弟”）。

这是《中国新说唱》首次试水艺人经纪。“通过刺猬兄弟，市场将会比较规范，整个管理、价格体系会比较统一，生产方式、质量标准都会比较规范和统一。”陈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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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A股市场的大幅回调，拖累可转债市场的表现。

二级市场出现大面积破发，根据wind统计，截至7月16日有37只可转债跌到面值以下，占比达到51%。“股性”也正在消失，转股溢价率高于20%的共有40只，占比达到49%。

二级市场的低迷状态亦传导至一级市场。7月16日海蓝转债公告的中签率创下今年新高，达到1.0198%。尽管近期可转债中签率居高，但弃购者也不少，承销商包销已经成为新常态。

有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表示，在经历深度回调以后，可转债估值已经较为便宜，具备配置价值，市场有望回暖，不需要再过度悲观。

申购者寥寥

可转债一级市场正在“遇冷”。

时隔17天，可转债“打新”中签率就被二刷纪录。7月16日海澜之家（600398.SH）发布可转债的中签公告，称此次海澜转债网上中签率为1.0198%。根据东方财富统计，该数据创下今年以来可转债中签率新高。

上一次发生在6月29日，湖北广电（000665.SZ）网上中签率为1.0128%，与海澜转债接近。

事实上，可转债网上中签率走高已有迹象可循。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发现，自6月以来，中签率持续上升。比如广电网络（600831。SH）6月28日公布中签率为0.4139%，博世科（300422.SZ）7月6日公布为0.3607%。以上四只可转债中签率在今年以来排名前五内。

早在2017年第三、第四季度，雨虹转债、金禾转债、兄弟转债的网上中签率仅为0.0013%。从网上申购户数亦能看出“今非昔比”，雨虹转债彼时网上有效申购户数为261.65万户，海澜转债仅有17.21万户。

即使“打新”打中，弃购者也不少，券商包销成为“新常态”。

在6月至今已披露发行结果的可转债项目中，承销商无一例外需要包销。其中湖北广电的转债弃购规模较大，达到5.82亿元，承销商中泰证券包销比例33.55%。另一家广电网络包销比例亦达到15.93%，承销商为中信建投。其余可转债的包销比例均在10%以下。

对此，深圳一家大型券商营业部人士在16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散户参与积极性低主要因为没有赚钱效应。“去年可转债很受欢迎，对投资者来说是新鲜品种，但是随着散户陆续参与后，发现收益不高，兴趣已经下滑；今年A股二级市场行情不好，拖累可转债，更影响散户积极性。可转债不会是我们今年力推的投资品种。”

在网下，机构投资者亦表现冷淡。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6月至今计划发行的可转债中，有84%项目不再向机构投资者设网下申购环节。

仅有湖北广电和广电网络提供网下发行，但“门可罗雀”。

其中湖北广电的可转债网下“零”认购。6月29日公司表示，“本次网下发行规定时间内，未收到投资者提交《网下申购表》等相关文件，且未收到投资者缴纳保证金，无有效申购。”

广电网络6月28日称，“本次网下发行期间共收到1笔申购，共1个账户”。

深圳一家券商投行人士16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谈到，今年可转债承销不好做。“市场环境太差了，没有机构来认购。券商基本要做好包销的准备。”

下半年，仍有一大批新券等待上市。根据证监会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在会可转债项目共有83家，其中已经通过发审会的项目有11家。

近期或收复失地

一级市场认购低迷与二级市场交易表现有密切关系，大面积破发、股性消失等特点导致可转债吸引力骤减。有分析师表示，市场将出现反弹需求，可不再悲观。

从今年上半年走势来看，中证转债指数出现震荡滑坡，与A股大盘走势接近，并在6月底到达低位水平272.35点，随后小幅回暖。

但截至7月16日，可转债市场破发持续，仍有37只可转债跌到面值以下，占比达到51%。

作为投资者最关心的指标——股性，在经历A股大幅调整以后，正受到大幅削弱。

据了解，转股溢价率是衡量可转债“股性”高低的重要指标。根据东方财富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转股溢价率高于20%的共有40只，占比达到49%；在10%－20%区间的共有26只，占比32%；0-10%区间有8只，占比接近10%。可见大多数可转债“股性”走低，除非下修转股价，否则对投资者而言难有吸引力。转股溢价率仅有7只为负，占比为8.6%。

对于未来可转债投资策略，深圳一名私募基金合伙人16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正股回调后，可转债估值已经比较合理，有较好的投资价值。“目前可转债肯定有反弹空间，可以适当配置，但也要关注公司基本面，毕竟中期业绩将陆续出来，另外要关注信用风险。”

中金公司固收团队7月15日表示，近期随着市场调整、风险释放，近两周反而不再悲观，建议关注左侧埋伏的机会。其指出，短期情绪已经相对稳定，市场也存在反弹的需求。而其他基本条件仍没有太大变化，投资者此时更需要“宠辱不惊”。基本判断仍是，第一转债估值调整充分，已经能体现一定保护性；第二股市存在反弹需求，但此前的支撑位变成阻力位，最顺畅的反弹空间是跌出来的，此后势必面临消磨阻力的挑战，投资者也应有一定心理准备；第三供给逐步恢复，近期不缺增持新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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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监管下上半年保险公司连连补充资本。

7月11日，银保监会发布公告称，交银康联人寿变更注册资本获批，增资30亿元，从21亿元增至51亿元。7月12日，国寿财险发布公告称，拟以2017年未分配利润增资38亿元，注册资本金从150亿元增至188亿元。

2018年上半年，共有11家保险公司增资获批，合计增资181.2亿元，同比增长90.1%。与此同时，上半年有7家保险公司获批发行10年期资本补充债券，总计不超过445亿元，而2017年上半年几乎一家都没有。

在资本补充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在严监管环境下，保险公司提高偿付能力、抵御风险、谋求转型发展的诉求。

获批增资额同比增90%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2018年上半年，共有11家保险公司增资获批，合计增资181.2亿元。2017年上半年，共有8家保险公司增资获批，合计增资95.32亿元。201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90.1%。

保险公司提高偿付能力、抵御风险，谋求转型发展对资金越发渴求。此外，自偿二代试运行以来，不同风险的业务对资本消耗不同，尤其是业务风格激进的保险公司，补充资本金压力明显。

2018年上半年，增资获批的保险公司包括交银康联人寿、长江养老、泰康养老、大地财险、太保安联健康、信利保险、中邮人寿、众安在线、泰康在线、华泰人寿、瑞泰人寿11家。

其中，中邮人寿增资金额最高，从100亿元增至150亿元，增资50亿元；大地财险从104.3亿元增至151.2亿元，增资46.9亿元；交银康联人寿从21亿元增至51亿元，增资30亿元，其余8家保险公司增资额度合计54.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上半年，中邮人寿也曾增资20亿元。在2009年成立之初，中邮人寿初始注册资本仅5亿元；2012年其首轮增资，注册资本金增至20亿元；2013年和2014年，先后获得20亿元、25亿元的增资，注册资本金增至65亿元；2016年和2017年，再次获得15亿元、20亿元的增资，注册资本金增至100亿元。究其原因，与中邮人寿长期销售短期趸缴理财产品所带来的现金流、偿付能力不无关系。

今年上半年的增资是交银康联人寿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此前，交银康联人寿曾有过3次增资。2010年，交银康联人寿注册资本金由2亿元增至5亿元；2012年，增资10亿元；2015年，增资6亿元，注册资本金增至21亿元。此此增资后，交银康联人寿注册资本金增加至51亿元。

不过，并非所有增资都能获批。7月4日，银保监会下发了不予许可国联人寿变更股东的批复。此次涉及股权变更的是国联人寿第四大股东、持股12%的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其拟将全部股权转让，受让方为宁波市金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其一是宁波金润资产未按要求提供2017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二是宁波金润资产存在利用同一笔资金循环出资的可能。

而个别保险公司由于无法增资，只能长期借钱度日。7月2日，中法人寿发布公告称，鉴于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并已出现流动性风险，大股东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中法人寿提供借款。此次借款交易金额为540万元，借款资金主要用于应对中法人寿出现的流动性风险，用于支付存量保单到期、退保等与客户相关的利益支出，满足维持日常运营的基本需要。中法人寿两年内已向鸿商集团借款14次，总额超过1亿元。

中法人寿曾于2017年4月发布公告称，拟增资13亿元，注册资本金将提高至15亿元，原股东鸿商集团、人济九鼎参与增资，法国人寿不参与增资，将引入新股东。但截至目前仍未得到监管批复。

获批发行资本补充债445亿

保险公司补充实际资本的方式众多，包括股东投入、上市和再融资、盈利积累、发行债务性资本工具和保单责任证券化产品等。其中，债务性资本工具包括次级债券（次级定期债务）、资本补充债券等。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2018年上半年，共有7家保险公司获批发行10年期资本补充债券，总计不超过445亿元。具体而言，农银人寿获批发行不超过35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人保寿险获批发行不超过120亿元；人保集团获批发行不超过180亿元；英大泰和财险获批发行不超过15亿元；中英人寿获批发行不超过25亿元；中再财险获批发行不超过40亿元；幸福人寿获批发行不超过30亿元。

根据央行和原保监会联合下发的《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有关事宜》，其中规定“申请公开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保险公司必须满足5项明确的要求，包括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连续经营超过3年；上年末和最近一季度净资产不低于10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最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2015、2016年，原保监会共计批复了17家保险公司发行10年期资本补充债券，总计不超过1096亿元。具体而言，2015年，共有13家保险公司获批，总计不超过801亿元，其中平安人寿、安邦人寿问鼎，均为不超过150亿元；2016年，共有4家保险公司获批，总计不超过295亿元，其中人保财险数量最大，不超过150亿元。

2017年，共有4家保险公司获批发行10年期资本补充债券，分别是人保健康、天安财险、平安产险和太平洋产险，总计不超过290亿元。其中，天安财险获批发行的规模最大，不超过120亿元。不过，天安财险获批发行的不超过120亿元资本补充债“中途生变”。因为根据西水股份后来的公告，天安财险获得原保监会和央行的批准，可发行不超过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这与120亿元相比打了“对折”。

7月16日一位保险资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条件相比发行次级定期债券更严格一些，门槛更高，但与次级债券不同的是，资本补充债可在央行的监督管理下，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保险公司无需付出流动性溢价，融资成本较低。再加上可以进行二级市场交易，交易灵活，投资者认购更加活跃。”

从理论上讲，保险公司具有充沛的发债空间。根据《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有关事宜》，保险公司持有其他保险公司的资本补充债券和次级债券的余额，不得超过该公司净资产的20%，而保险公司发行的资本补充债券及次级债券之和，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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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

7月13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关系着800万保险代理人的前途，引发高度关注。

其中，“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下称“独立代理人”）首度获得监管部门明确。不过，监管部门所认可的独立代理人只能代理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仍是专属代理人的概念。

公开数据显示，2014-2017年，我国寿险公司平均增员率（当年新增人力/年初规模人力）约为80%，同时脱落率（当年脱落人力/年初规模人力）约为60%，增员率高于脱落率，因此行业规模人力大幅增加。自2015年8月保险营销员资格考试取消以来，从业人数增长迅速。2017年，我国保险代理人（主要是寿险营销员）约为807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约0.58%。对比国际市场，这一比例已经不低，未来保险代理人数量扩张的速度将趋缓。

仍是专属代理人概念

《征求意见稿》显示， 个人保险代理人包括团队型个人保险代理人和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

近年来，独立代理人呼声渐起，但《征求意见稿》似乎与预想存在差异。《征求意见稿》显示，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只限于通过一家机构进行执业登记。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变更所属机构的，新所属机构应当为其进行执业登记，原所属机构应当及时注销执业登记。即独立代理人只能代理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仍是专属代理人的概念。

7月16日，一位具有外资背景的保险公司高层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不难发现，监管部门谈的独立代理人与西方成熟保险市场的概念不同。目前，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代理人。未来，独立代理人前景良好，但不知行业是否有足够耐心。

目前，我国专属代理人制度已有实践，华泰保险EA模式颇为典型。所谓EA模式，即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相对成熟的专属代理保险门店模式。华泰保险的EA模式在我国保险市场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目前仍在探索之中。华泰保险年报显示，2017年，华泰财险净增EA门店1322家，2017年底存量门店达到4527家，EA渠道累计保费收入42.33亿元，同比增长26.29%，EA渠道业务在业务中占比达51.26%。

上述外资背景保险公司高层人士指出，独立代理人和专属代理人各有价值。从保险公司角度看，专属保险代理人更好；从消费者和保险代理人角度看，独立代理人更好。独立代理人短时间内会对保险公司业绩造成一定冲击，但长远看会增加保险市场的活力。

对此，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7月16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保险公司的专属代理人容易带有一定主观立场，不排除“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可能性，剥夺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过度重视销售，而轻视理赔服务，销售误导现象在这种制度下难以消除。

未来，保险公司或可考虑实行双轨制，即发展独立代理人的同时也发展专属代理人。对此，大童保险董事长兼总裁蒋铭表示认同。他认为，专属代理人由保险公司提供底薪和福利保障，进行严格的选择、培训，走专、精、深的道路；独立代理人拥有更多选择权，发挥客观中立的优势。两条路径通过提高代理人的收入、专业水平，从而改善代理人的形象，这将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保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

从国外经验看，美国的独立代理人机制推行已有30年，目前一半以上保险代理人为独立代理人。英国精算师协会（IFoA）主席威尔林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英国，当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类保险产品时，会向独立财务顾问寻求帮助，后者必须对消费者提供最合适的咨询建议和保险产品，并告知消费者购买不同保险产品时，独立财务顾问将获得多少代理费。

不过，监管是一大难题。威尔林透露，独立财务顾问受到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监管，并且政府会定期回顾其收费方式和执业行为是否合适。目前，英国政府正在建议，对独立财务顾问的服务征收统一的佣金。

寿险营销“毁誉参半”

关于保险代理人的讨论和争议由来已久。1992年，保险代理人由友邦保险引入中国大陆地区，从此成为保险业多年高速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对此，7月16日平安人寿董事长兼CEO丁当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二十年，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消费升级、医疗支出、政策利好等因素将持续释放保险需求，驱动寿险业持续高速高质量增长。保险代理人仍将是寿险销售的主要渠道，个人寿险代理人制度仍将发挥巨大作用。

不过，也留下了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7月16日保险学者王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庞大的、为行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与行业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一直在探索的司员制改革能否成为出路？代理人，尤其是独立代理人的社会保障如何保障？还有，佣金制度与销售误导是否有关系？保险业需要从社会公平和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视角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

7月16日某保险公司高层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从1992年引进保险代理人模式，至今保险代理人身份仍不明确，不是保险公司员工却必须进行考勤、业绩考核，与保险公司没有议价能力。

16日慧择创始人兼CEO马存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是代理合同而非劳动合同，以佣金收入为主，且绝大多数无底薪和社保福利，这使得保险代理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管理考核严苛、培训培养缺乏，代理人生存压力巨大，更难言职业安全感。这两个方面的挤压，使很多保险代理人难有长远的职业规划和发展空间，仅把保险行业作为维持生计的权宜之法，因此在面临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甚至与客户利益冲突时，可能给公司和客户利益造成损害。

目前，保险代理人仍然采取“大进大出”的模式，招人时并不太看重人才的素质，而是聚焦其社会关系能带来多少客户，销售误导现象屡禁不止。对此，《征求意见稿》列出6条红线，并强调4类人不能成为保险代理人。例如，保险代理人不得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保险产品作为招聘从业人员的条件，不得承诺不合理的高额回报，不得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从业人员计酬的主要依据。

市场上也始终存在呼吁保险公司建立劳动用工制度的声音，主张为保险代理人提供底薪和福利保障，承担更多责任。如此一来，保险公司便不会盲目扩充代理人队伍。不过，这种模式下投入和产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距。

此前，恒安标准人寿已做出探索。恒安标准人寿在成立之初采取了职员制，但后来在经济模型上朝着更加可持续的角度进行了修正，即一方面保留职员制，另一方面采取代理制和职员制综合的方式。

保险代理人的加减乘除是一道难题。7月16日太平洋人寿董事长徐敬惠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寿险营销“毁誉参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营销人员没有通过长期、专业服务与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而信任关系的背后就是消费者对保险公司品牌、营销员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的高度认同。在目前的变更中，寿险公司需要在产品、队伍和营销支持等多个方面久久为功；营销人员要专业技能过硬；保险服务要贯穿消费者整个生命周期。

对此，《征求意见稿》强调，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加强对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后续教育。培训内容至少应当包括业务知识、法律知识及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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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投资者叶先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其于2016年7月份所投资的一款名为“首誉光控黔东南州凯宏资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3号”的资管计划，本期最后一次到期未能收到本金和利息。

据记者了解，首誉光控黔东南州凯宏资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借款人，是黔东南州凯宏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凯宏资产），是当地国有独资公司。该计划共有3期，总募资金额6亿，以委托贷款形式投向当地的棚户区改造建设工程项目。风控上，由当地政府所属平台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当地政府出具承诺函。

7月9日，该资管计划中的1号计划被曝出违约，是为城投棚改项目首度暴雷。但随后警报解除，1号产品尾款于7月12日成功兑付。如今看来，短期警报解除并未解决长期资金压力，3号计划继续曝出违约。记者获得的公告显示，3号资管计划对应委托贷款本金8060万及相应利息，截至合同约定的收益分配截止日期2018年7月13日，借款人凯宏资产未按合同约定足额偿还，构成该笔贷款的逾期。

叶先生提供的投资合同显示，3号计划各期计划份额存续期为24个月，按投资人持有的份额分为A类和B类，A类对应认购金额为100万~300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5%，B类对应认购金额为300万以上，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8%。

“分配方式是存续的两年里每半年分配一次利息，最后一次本金和利息一起偿还，这次就是最后一次分配，我投资了200万本金和这一期的8万多利息到期都没有收到。”叶先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愈发受到关注，市场公开消息显示，新一轮由多部门联合参与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排查已启动，重点针对PPP等重大项目负债、资金流情况等。事实上，早在年初各地政府就已经现开始对当地的隐性债务进行摸底。

一位政府平台融资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多地政府压力确实颇大，，目前的风险点在于，资管新规等一系列严格的新的监管规定阻断了地方政府原来的主要融资渠道，新债募集难以续上到期旧债。

不过，目前来看尚无地方政府债务实质违约案例，逾期情形最终都顺利还上。以该款计划为例，一位熟悉该产品的人士对记者透露，主要可能还是在安排资金衔接上出的问题，后续应该会还上。“这些地方牵涉到的信托公司起码占信托行业一半，很容易引发交叉违约风险，政府不会轻易放任违约的。”

即使逾期违约风险不在少数，在目前金融市场环境下，政府平台和国企仍是银行“最后的信仰”。有银行业人士对记者讲述了其目前的心态，借钱给政府违约那是系统性风险，说白了也是给国家的；但如果给民营企业违约，那就有利益往来的嫌疑，还有一点，至少不用担心地方政府跑路或者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

除了所投资的上述资管计划目前出现逾期违约外，叶先生还踩雷了其他如上市公司债券等理财产品。相比之下，尽管这款城投平台计划的违约让叶先生感觉最难以沟通，除了客服“一切以公告为准”的官方答复外没有任何解释和安抚，但他对这款产品的担忧仍是最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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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17 永泰能源 CP004”持有人会议将召开，讨论的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增加担保措施，调整本期短期融资券偿还方案的议案”。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一期短融“17 永泰能源 CP004”违约后，该公司开启了“瘦身”偿债模式。

7月8日，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团召开媒体说明会，宣布将出售150亿元的资产用于偿债。不过7月14日，永泰能源最新的公告却显示，董事会同意该公司拟出售的第一批资产中，包括一些电厂、煤矿、化工、金融股权等，这些资产的初始项目出资额高达238亿元，较之前的150亿增加了更多待出售资产。

永泰能源有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是可以理解为出售的资产增加了，不过是不同的层面。之前宣布的150亿资产是母公司永泰集团层面，现在给出清单的238亿资产是上市公司永泰能源层面。由于永泰能源是永泰集团的主体，清单中有部分项目是重合的。

该人士还表示，238亿资产是按照初始出资额计算的，未包括投资收益和增值溢价，实际卖出回款应远高于238亿。与此同时，这些待出售资产上大多设有抵质押担保，属于受限资产，变卖的价款还需要优先偿还抵质押权利人的债权。目前该公司待偿还债权总额约270亿元，意图是通过这些资产变卖的价款覆盖所有的债券本息。

与此同时，作为债券发行人的永泰能源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加剧。有投资人表示， 多只债券即将召开持有人会议，对于一些触发交叉违约的债券，永泰能源方面期待获得豁免和宽限期，避免债券的集中提前到期，加大其偿债压力。而很多投资者则对该公司表现出不信任，要求其为债券增加担保措施，比如要求实际控制人王广西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

公布238亿待售资产清单

7月14日，永泰能源发布公告称，为偿还公司债务，降低资产负债率，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第一批资产出售计划。

在永泰能源公布的出售资产清单中，包括几个较为优质的发电项目，徐州沛县发电项目、周口发电项目、南阳发电项目、延安发电项目和英国核电项目。资源方面，该公司还将出售蕴含11.45亿吨优质动力煤资源的陕西亿华矿业项目。最大的资产当属惠州石化项目，该项目初始出资额为102亿元，拥有1000万吨油品加工调和项目、1座30万吨级原油码头和3座2万吨级成品油码头项目。

此外，永泰能源还出售一些金融项目股权，这也是该公司此前偏离主业做的一些多元化投资。其中包括上海润良泰投资33.33%基金份额、珠海东方金桥一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众惠财险项目、三峡金石（深圳）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以及晋城银行4.07% 的股权。前几个基金份额主要是通过子公司华晨电力持有。

以上海润良泰投资为例，2015年3月，永泰能源所属子公司北京润泰与深圳中裕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起设立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良泰基金”），主要从事对物联网科技企业的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投资管理、资产托管、投资咨询。各合伙人共计认缴出资90亿元，其中：北京润泰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30亿元，实缴出资20.3亿元。后经该公司内部股权划转调整后，润良泰基金份额由华晨电力股份公司全部持有。主要投资项目包括日海智能（002313.SZ）、爱奇艺、感知科技、中清龙图、SOFI、快手等项目。

这些资产的出售回款意在偿还所有债券本息。截至目前，永泰能源合计发行各类债券275.59亿元，其中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发行债券54.39亿元。本次拟出售资产原始出资额为238.01亿元，加上资金成本或溢价，资产出售完成后基本可以覆盖全部债券融资金额。该公司强调，出售该批资产收入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各类债券。

尝试其他渠道融资

在出售资产实现回款的同时，永泰能源也尝试通过其他外部融资方式获得资金。

在7月8日的媒体见面会上，该公司表示拟与包括政策性银行、大型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在内的5家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5家银行承诺不抽贷、不断贷、给予一定的流动性支持。不过至今并未有相关的公告发布，永泰能源相关负责人称，“不存在变数，有一家银行还没盖完章”。

除了依赖银行的继续支持，该公司还尝试通过其他渠道融资。永泰能源7月10日召开董事会同意了两项融资方案。分别以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和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向江苏开金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简称开金中心）申请新增备案发行金额不超过2亿元和1亿元的定向融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开金中心P2P平台“开鑫贷”是于2016年8月设立的主要开展中小企业债权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而“开鑫贷”大股东正是国家开发银行。在永泰能源的债权中，国开行也占了“大头”，并牵头设立了债委会。永泰能源最近一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也显示，截至2018年3月份，国开行给予授信174亿元，实际使用118亿元，其次是中信银行，授信50亿元，实际使用48.6亿元。

此前的7月8日董事会还同意了向华澳国际信托申请金额不超过 5 亿元借款的议案，该笔借款以永泰能源对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的初始运营资金债权提供追加质押。

7月5日，永泰能源发行的15亿元“17永泰能源CP004”出现违约，还触发了其他“18永泰能源CP003”、“18永泰能源CP002”、“18永泰能源CP001”、“17永泰能源CP007”等13只债券的“交叉保护条款”。

近期，多只债券均召开持有人会议，投资者普遍的要求是增加债券的担保。比如将于7月17日召开“17永泰能源CP004”持有人会议中，讨论的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增加担保措施，调整本期短期融资券偿还方案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