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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放管服”正成为营商环境优化的重点之一。

近日，公安部公布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措施，并要求在9月1日起全面启动推行。不过，据广州交警部门最新透露，其中16项措施已在广州实现或大部分实现，剩下4项也将按时落地实施。

这源于近年广州优化营商环境带来的推动力，尤其是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运用。此番公安部20项新措施中，约一半直接或间接以此为实现路径。

受访专家指出，广州的一个重要城市定位是综合交通枢纽，这不仅要求广州要在交通建设上实现“硬件”升级，“软件”层面亦须配套优化，便利性的提升有助于直接有效优化营商环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近年，包括广州在内，广东推出的一系列有关营商环境改革、“降成本”举措中，交通始终是重要内容，如试行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八五折优惠等。不仅如此，目前广东正酝酿出台更多交通物流方面的改革创新举措，包括将推进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进一步优化运输服务管理流程等。

新技术“加持”交通“放管服”

公安部公布的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举措，集中在窗口服务、“互联网+交管服务”、延伸下放业务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四大方面，具体包括普通业务一窗通办、个性服务自助快办等。

据广州交警部门介绍，该市通过前期改革，目前已实现或大部分实现16项措施。只是，其中的“申请材料四个减免”、“18类简单业务一证即办”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将在9月1日全部完成。

除此之外，针对剩余推行跨省异地检验、便利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便利车辆异地转籍登记和推进交通事故网上处理4项改革新举措，广州亦将确保在9月1日前如期落地实施。

这将为当地居民、企业带来极大便利，如小型汽车、货车和中型客车可以实现跨省异地检验，有利于物流降本增效；非营运小型车实现档案电子化网上转递后，车辆异地转籍也无需两地间往返。

为何广州如此积极推动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城市规划管理专家、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分析，这与广州追求的综合交通枢纽的城市定位密不可分，近年广州显著加大交通上的“硬件”升级力度，但“软件”亦须同步配套提升，主要就是表现为交通管理优化。

此外，也受近年广州大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推动。胡刚认为，交通贯穿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政府交通管理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尤其是服务效能的提高，直接有助于带动整体营商环境明显优化。

同时，广州“领跑”也与当前诸多改革举措指向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运用有关。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公安部20项改革新举措中，约一半涉及新技术运用，除4项明确归类为“互联网+交管服务”外，便利车辆异地转籍、加强智慧监管建设等多项改革亦以新技术为依托。

广州的相关探索已启动多年。比如，早在2013年，广州就在全国首创“网上车管所”，目前可办事项已丰富到46小项，超过50%驾驶证业务和超过80%机动车业务均可通过该平台“一网式”办理，并且相关数据信息也已向其它政务服务平台开放共享。

2016年初，广州就率先全面推行车证业务档案的“电子化”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诸多凭证复印件“免提交”。

“‘互联网+政务服务’契合了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要求。”胡刚观察到，近年来，通过融合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广州的诸多社会公共服务的便捷性确有明显提升。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怡冰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这在整个营商环境改革中亦已是显著趋势，如构建数字政府等，“信息化等新技术的运用使得过去诸多难以实现的改革得到突破可能”。

“降成本”聚焦交通物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包括广州在内，广东在“放管服”和“降成本”两方面，有很多新举措推出。

据了解，2017年广东出台力度空前的“实体经济十条”中，降低企业运输成本便是主要举措之一，主要政策包括：省属高速公路路段对使用粤通卡支付通行费的合法装载货运车辆，试行通行费八五折优惠；停止审批新的普通公路收费项目，逐步取消普通公路收费。

广东省交通厅巡视员徐欣在近日一次被广东省人大代表约见的座谈会上透露，上述优惠实施以来，据统计，广东路桥通行费占单车运输成本比例已下降至30%-40%，占整个物流成本比例不到20%。

不过，他也坦言，通行费确实只占物流成本很小一块，物流成本降低不能单靠通行费的下降，更多还靠综合施策。

“高居不下的物流成本成为实体企业减负增效的一个难点。”广东省人大代表田中华在上述座谈会上说，由此所产生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实体经济，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效率。对此，她提出诸多建议，包括从优化运输服务管理流程方面，出台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新举措。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获悉，目前，针对交通方面，无论是“放管服”还是“降成本”，广东都将继续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或是正在酝酿出台相关改革举措。

比如，“放管服”方面，广东正优化运输服务管理和行政审批管理流程，依法委托一批许可事项给21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同时将进一步理清、精简审批流程，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此外，“降成本”方面，广东还将扩大省属高速公路优惠范围，以及将推动市属高速公路实施优惠或减免。据徐欣介绍，今年底前预计广东全省试行优惠政策高速公路路段里程将超过5500公里。

据悉，目前深圳已探索通过回购或补偿方式，对一些高速公路实施通行费免受政策，广东将鼓励其它城市对此学习借鉴。

同时，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蔡木灵在上述座谈会上还透露，广东还将研究推进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晚上降低费用以鼓励货车晚上通行，希望借此减少拥堵情况，为企业降低成本”。

“可能有一些效果距离大家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将加快推动交通工作符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广东的交通量占全国十分之一，量还是比较大。”徐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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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特朗普在出访欧洲之际告诉媒体，就贸易问题而言欧洲是美国的敌人。特朗普强调，欧盟在贸易问题上和中国一样坏，尽管是小坏。中国人对特朗普的“昏话”早已习以为常，但对美国最亲密盟友的这种定性还是让人大吃一惊。在贸易摩擦背景下，欧洲正寻求加强与亚洲的合作。



美欧经济关系分道扬镳？

在中国对国际关系的传统认知中，所谓西方世界主要就是美国和欧洲。二战后运行的国际经贸规则也是美国带领欧洲制定的，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二战后达到鼎盛阶段，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不仅带去了美国的财富，也将美国的一套规则注入欧洲。在很长时期内，美欧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规模都在70%以上。由于美欧合作，世界经济的规则总体上是稳定的。

西方世界仍然是美国国际经济最为重要的伙伴和盟友。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欧洲占美国总出口的26.9%，从欧洲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25.5%。2017年美国对欧出口总额为6327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4.9%。从欧洲进口7416亿美元，同比增长5.8%。由此，美方认为美国对欧贸易赤字为1089亿美元。美国出口至欧洲的第一大类货物是不包括汽车的资本品，2017年总出口额为1274亿美元，而在进口中这一类货物列第二位，总值却超过出口额88亿美元。美国对欧洲出口的消费品为679亿美元，但进口的消费品却高达1438亿美元。显然，美欧经济关系是一种高度融合性的产业内贸易关系，这与中美贸易结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短期内，美欧双方都难以找到替代者，因此也就不会分道扬镳。

更为基础的是美欧跨国公司之间的深层联系。据美国公布的最新数据，2015年，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销售额超过2.8万亿美元，欧洲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接近2.2万亿美元。从各自雇佣的就业数来看，美国公司雇用465万名欧洲人，欧洲公司在美国雇佣432万人。

但与美方强调总的贸易赤字不同，欧洲方面更加愿意区分货物和服务贸易，因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有强大的竞争力，对欧洲是盈余。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欧服务贸易盈余656亿美元。

强调货物贸易赤字，不提服务贸易盈余，这是特朗普在对外进行贸易战时的一个显著特点。显然，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服务贸易的盈余主要来自于其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数据以及医疗等，而这些行业领域通常与特朗普的支持者没太大关系。因此，与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发动一些贸易议题不同，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针对贸易赤字而来。为此，理解特朗普舞动贸易大棒的逻辑，不能忘记了贸易赤字背后的选民基础。

欧盟的反制措施针对特朗普的选民

同样作为选举政治的推行者，欧洲不会忘记贸易政治经济学这一点。针对特朗普6月初发起的钢铁铝制品关税战，欧洲很快做出回应，对美国出口至欧洲的28亿美元产品进行反制。欧盟委员会强调，这是符合WTO规则的。而且，还有大约36亿美元的货物正等待列入清单，欧盟强调这要取决于特朗普是否进一步升级贸易战。在现有反制清单上，包括了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波旁威士忌等针对性很强的产品。美国方面也很快知晓了欧盟的策略，就是要打压支持特朗普的选民。

7月初，欧盟委员会给美国贸易决策部门发信，告诫美国如果对欧洲出口货物征税，最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关税提升之后损失最大的还是美国自己。按照这份信件中提到的数据，将有约294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至欧洲商品会蒙受不同程度损失，大约是美国2017年总出口的19%。此外，该信件也提及，欧洲汽车公司对美国经济有很大贡献，在美国建有很多分支机构。2017年，欧洲汽车公司在美国共生产了290万辆汽车，大约是美国总生产量的26%。这些公司直接为美国创造了12万个工作岗位，主要分布在南卡罗纳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以及田纳西州，而这些南方州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所在地。显然，同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欧洲对特朗普贸易策略的政治逻辑看得很清楚。

西方盟友反制美国保护主义很坚决和果断。这与2002年针对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贸易反制有些不同，这次欧盟委员会绕过了WTO，不再等到国际多边贸易规则许可就出台了单边措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都类似，主要原因是这些重要伙伴和盟友都不敢相信特朗普能够遵守国际多边贸易规则。此前，特朗普已经阻挠WTO法官任命，事实上WTO争端解决机制暂时已停滞。

欧洲对特朗普的反感，也还不仅仅来自于贸易。事实上，追求“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已经显著削弱了大西洋两岸白人精英的影响力。在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尽管2014年时，在奥巴马时期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承诺，2024年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2%，但特朗普的要求却是每一个成员国都必须达到2%。对于欧盟国家而言，短期内无法满足美国的这一要求。德国等国之所以答应特朗普的要求，一是财政收支不错，经常账户盈余达到了GDP的8%，二是因为在伊朗的投资遭受到美国撕毁伊核协定的威胁。面对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欧洲等老牌国家实际上很无奈。

与中日共同应对特朗普保护主义

在分析美欧日经济时，有一个特点需要加以注意。尽管美国是制造业强国，但是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多数留在国内，这一点与德国日本不同。此外，以贸易占GDP的比重衡量，美国是所有大国中最低的。因此，美国经济的特色之一在于跨国公司控制的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很多时候并不见得能够显示在常规统计数据上。

欧洲要比美国更加依赖于对外贸易，因此很有兴趣捍卫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贸易体系。7月下旬，欧盟理事会主席纳德·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容克都将访问中日两国，并与日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欧盟方面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欧盟签署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欧盟还将与中国共同支持WTO的多边贸易机制，以对抗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

欧洲是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单一市场，经济规模比美国来得大，但其内部摩擦也远比美国来得纷繁。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几年中，全部欧洲国家都被德国所引导，大力推进出口、减少进口，以平衡赤字。当美国缩小进入国际的市场规模时，欧洲难以大幅度扩大对美出口，因此经济蓬勃发展的亚洲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项。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欧盟与中国也有经济纷争，欧洲对华贸易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赤字。尽管在应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上，双方的共同利益不言而喻，但是也要客观理性看待欧盟试图推动欧亚合作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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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房地产行业成绩单出炉。

投资仍在高位，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553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7%，增速比1-5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新开工面积增速有所加快，土地购置面积更是结束了2018年以来的持续零、负增长，重回7.2%的高位。

销售有所好转。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连续两月攀升。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销售均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而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销售面积则同比下降。

而资金则依旧相对吃紧。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79287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1-5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12292亿元，下降7.9%；而个人按揭贷款则下降4.0%，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

尽管数据向好，但房地产投资的结构引起疑虑。作为房地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土地购置费同比暴涨近70%，而建安成本则持续负增长。

对此，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悦仲在7月16日的国是论坛——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数据来看，上半年房地产的增长维持相对高位，最重要原因是高压调控下，楼市看涨预期仍在，同时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税费收入依然非常依赖。他表示，下半年房地产仍会保持增长态势，要用“慢撒气”的方法，真正建立长效机制，实现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

补库存周期将至？

2018年1-6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553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7%，增速相比上月有所回落，但仍保持着2018年以来的高位增长态势。

其中，住宅投资38990亿元，增长13.6%，增速回落0.6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70.2%。

“下半年，房地产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在就201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房屋新开工面积、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购置费在上半年增长加快，是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的先行指标。

数据显示，上半年，房屋新开工面积95817万平方米，增长11.8%，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108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2%，增速比1-5月份提高5.1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5265亿元，增长20.3%，增速提高4.3个百分点。

这被认为与楼市目前库存去化较快的大环境有关。7月16日，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2014年7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5230万平方米，2018年6月市场库存为55083万平方米。库存数据已经跌至48个月最低，连续4年下调，“整体来看，全国性的去库存周期已经完成”。

而从机构数据来看，补库存也有其必要性。易居研究院报告显示，2018年5月，受其监测的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即库存去化周期为9.8个月，处在历史相对低位。住建部曾在2017年4月发文，要求去化周期在12-6个月的地方，要增加供地。

因此，上半年房地产投资、新开工面积等数据的增速提升，被认为是一些地方和企业积极补库存的举动所导致。7月16日，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楼市正在进入补库存阶段”。

严跃进表示，从土地购置情况和新开工情况来看，增速均有所上涨，企业购地开工补库存的积极性很足。同时，销售方面，商品房销售额增长13.2%，销售面积增长3.3%，均好于市场预期，这为房企带来的销售资金的回笼，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开发企业补库存的热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将迎来全面的宽松，毛盛勇表示，在一些边远地区、人口外流压力比较大的地区还有一些库存，所以，要因城施策，精准调控。

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

尽管2018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仍保持相对高位，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其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正在下滑。

这集中体现在房地产投资的组成结构，在2018年发生急剧变化。

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由建安成本和土地购置费组成。其中，建安成本是企业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的投资额，与开工面积、施工面积关系较大。而土地购置费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费用。

建安成本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占到70%左右。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前5月，建安成本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例从2017年6月的74.23%下降到65.90%。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保持两位数左右的高位增长时，建筑投资和安装投资分别同比下滑2.5%和7%，降幅在2018年持续扩大。

与此同时，今年5月的土地购置费的增速却从2017年底的23.4%，飙升至69.3%，其在整个房地产投资的占比，也从去年末的21.1%，上升至27.52%。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建安成本的负增长，一方面有调控带来的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其持续走弱，对上下游水泥、建材、家具等产业的影响较大。

对于土地购置费的快速增长，严金明指出，这与地价上涨有关。同时，房价总体由建安成本、土地购置成本、房企利润组成，由于全国房价在调控下整体稳定，土地购置成本的大幅上升，将会对房企利润造成比较明显的挤压。

招商证券今年曾在报告中指出，土地购置费虽然属于地产投资完成额的一部分，却不计入GDP核算。在房地产投资构成部分中，对上游周期品需求和价格有影响的是建安工程部分。而随着建安工程对房地产投资的贡献率明显下降，地产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正在下降，即地产投资的乘数效应影响正在减弱。

这种情况，也让业界对房地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所反思。亿翰智库董事长陈啸天曾在某地产论坛上表示，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将从过去的助推器角色向稳定器转变。“今后将更多作为压舱石，解决一定的就业，对经济增长保证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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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大将出马：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是"大水漫灌"
　　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各种不确定性，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从不确定性的视角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应对不确定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什么？就是供给与需求不能很好地匹配，或者说还没有一个有效的供求响应机制。例如金融服务供给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抑或人力资本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这些不匹配会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后果，如果任由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就会变成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各类危机，而且这些危机之间会叠加放大，所以我们不能让这种不确定性继续放大，必须有效控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面对这种经济、社会的各类不确定性，财政政策该如何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蕴含着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深意。所谓"积极"，就是要积极主动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和预防性，而不是被动应付、见招拆招。所谓"有效"，就是要抓住关键环节、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对症下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期，财政政策更要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持续不断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深化中注入"确定性"，稳住大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创新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从总量为主的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今天面临的问题很显然不再是总量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所以财政政策，就应该从总量的政策转向结构的政策，那么结构的政策就是要去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分配结构等等。我们说的结构是整体的，不是单一的，不是某一个侧面的，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制度的。从当前来看，我们要推动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优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结构怎么去调整。这是改革的命题，也是创新的课题。　　
　　二是财政政策从过去单一的关注或者重点关注经济到综合领域。财政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除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外，还要体现在民生领域，例如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财政要怎么发挥作用，民生方面怎么样兜底，怎么促进社会公平，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财政政策正在从关注物到更加关注人。　　
　　三是从过去宏观调控转向面向公共风险的管理。为什么提出公共风险的管理呢？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事件越来越多，会带来各种眼前的、短期的风险，以及长期的、整体的风险。宏观调控本质是短期的相机抉择，注重的是对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怎么关注长期风险对中国的发展来讲至关重要，所以财政政策要关注短期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更要转向长期整体的战略层面化解风险，这就需要公共风险管理，这样财政政策既能短期有效也能长期有效，不至于造成风险的后移或者累积。　　
　　财政政策的创新并非易事，因为财政的事情不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涉及老百姓，涉及企业，涉及整个市场，也涉及国际社会。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入确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市场运行注入确定性，减少实体经济内部、虚拟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稳定国民经济；为社会运行注入确定性，降低消费、就业和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保障民生，稳定民心；为改革注入确定性，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定位，大力推动改革。同时要体现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财政政策可以助推高质量发展。　　
　　二是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良好社会预期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石。对市场和社会环境有良好预期，人们就会有动力、有耐心去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而悲观的预期则会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于投机炒作赚快钱。要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首先要保证财政政策信号清晰，各项政策措施越明确、落实越有力，社会预期就越好。其次要精准施策，政策措施一旦出台就不能"翻烧饼"，也不宜频频出招，防止政策多变、频出而扰乱预期。最后要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有预案、有底线，给经济社会主体吃下"定心丸"。　　
　　三是推动实现新的供求动态平衡。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资源错配、效率低下，产生大量无效供给，而优质供给不足。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施策、积极有效。一方面，积极支持"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落实，并着力做好职工分流、培训、安置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减税降费、鼓励研发创新、支持普惠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措施，为市场机制发挥自组织功能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力量来矫正结构性失衡。与传统的扩张性政策不同，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优质供给；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认识和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的系统联动关系，基于总体观出发来发挥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整体效能。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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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定向降准支持市场化债转股以后，资金问题解决，债转股的落地进度一直很受关注。

7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严鹏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市场化债转股工作开局良好，银行参与的意愿也越来越强。截至今年6月底，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达到了17220亿元，到位资金3469亿元，涉及109家具有发展前景的高负债优质企业。

至于降准资金到位情况，严鹏程表示，此次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定向支持市场化债转股，所释放的资金将按照不少于1:1的比例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尽管实施机构需要经过一定的内部决策程序，筹集社会资金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一政策举措，将有助于提高市场化债转股对股权性投资资金的吸引力，畅通储蓄有序转化为股权性投资的渠道。

数据显示，已签约的项目中，银行及所属实施机构签约的项目占比超过了80%，资金到位占比也超过了70%。

业内倾向于股权融资还债
严鹏程表示，自市场化债转股政策推出以来，越来越多的银行认识到，这一政策不仅有利于化解潜在系统性风险，优化银行经营环境，而且为银行拓展业务空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有银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债转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银行处置不良，而是为企业降杠杆，因此可以有多种模式。政策一出，有的银行把之前的夹层融资也大摇大摆地套上了债转股的壳，后来因为‘明股实债’的做法不被政策鼓励，也造成很多签约项目推动比较慢。”

此前，债转股业务签约多、落地少，原因常常被归咎于资金短缺和成本上升，以及监管对持股的资本占用政策不明。现在这些障碍均被新出台的政策和降准措施清除，因此落地有望加速。

至于降准的5000亿资金如何流向指定的债转股池子。有债转股实施机构负责人曾表示，具体可能还需要监管部门出台细则。不过目前业内普遍认为，实施机构虽为银行全资子公司，毕竟是独立法人，降准释放的资金将会以市场化的方式进入实施机构。

“实施机构可以发行债转股专项金融债，还有的机构在探索债转股专项资管计划，因此获得降准的银行可以购买这些实施机构的债券或者资管产品，已达到资金进入实施机构的目的。”前述银行业人士这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实施机构进行债转股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受让银行的债券，再转化为股权，即“先卖再转”。第二种是实施机构给予标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用获得的资金再偿还债权，即“先投再还”，以达到降低企业负债率的目的。

前述银行业人士表示，“目前大家的操作中更倾向于第二种，好处是操作更简便，实施机构不需要和多个原债权人去协商价格，只需要和企业谈好入股价格和退出方式即可。这种操作方式的关键是要加强企业的债务约束，否则就是增加了企业的股权投资，却没有相应地减少债务，与降杠杆背道而驰。”

市场自行判断“僵尸企业”
根据此前出台的政策安排，债转股标的企业不限于已经发生风险的，而是定义为遭遇短期流动性问题，但前景较好的企业。也有人担忧，债转股的输血，会让部分“僵尸企业”获得喘息机会，延缓退市步伐。

严鹏程在发布会上表示，关于债转股是否会输血“僵尸企业”，延缓部分企业的退出，这是我们在设计政策之初就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要从政策和机制两方面着力，严防债转股输血“僵尸企业”。

在政策方面，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僵尸企业”市场化债转股。近期人民银行发布的通知也明确要求，降准资金不能用于“僵尸企业”。

在机制方面，我们建立了以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确保“僵尸企业”和应退出企业无法通过债转股续命。也就是说，由市场来判断选择谁是有前景的企业、谁是僵尸企业，如果选错了就接受市场的惩罚，债转股实施机构和投资人必须承担损失，政府不予兜底。

有AMC人士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一轮债转股风险由银行自己判断，政府不兜底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这也是很多银行项目落地较为谨慎的原因。制度层面的设计不存在问题，需要防范的是操作中的道德风险。给僵尸企业债转股，可能的因素就是掩盖不良贷款，不过监管要求实施交叉转股，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一风险。”

前述银行人士也表示，这一轮债转股的一大问题是，转股企业多为大型国企和民企，银行债转股实施机构持有的股权占比都比较少，很难达到控股或者绝对控制的地位。因此，担心银行实施机构作为新的股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参与程度有限，除了给一定的资金，很难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实质性改变。

该人士表示，“目前几大行成立债转股实施机构，很多就是原来总行一个部门人马加上外部招聘一些员工，要管理几千亿的股权，精力和能力都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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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联动，确保稳住宏观经济基本面。”7月17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谈到下半年经济工作时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达6.8%，工业、服务业发展良好，但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不高。今年上半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8.5%、31.4%和-9.9%，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去年全年转正之后，在今年一、二季度再次转负。

面对“美方发起贸易战后，很多人担心对我国下半年经济造成冲击”的提问，严鹏程表示，经过这几年持续推进转变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我国经济已由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内需支撑，最终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已达到60%左右，外贸依存度正在不断下降。

“我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冲击。”他进一步表示。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较为亮眼的数据“答卷”，不过，也有少数指标出现放缓。

针对这一现象，严鹏程提出，不能只看增长数量，更要看发展质量。“相关指标增速回落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速下滑。从支出法看，GDP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构成，但固定资产投资并不等同于资本形成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不等同于最终消费。比如，近年来我国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服务性消费快速增长，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不断提高，按照现有的统计口径，这一变化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中体现得并不充分。”

同时，他表示，就目前来讲，我国投资、消费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从消费看，消费提质扩容积极推进，今年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了29.8%，信息、文化、旅游等消费旺盛。从投资看，民间投资、技改投资的增速持续高于整体投资水平，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农业等补短板领域的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的增速分别达到35.4%和15.4%。

“（我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说是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升级需求；过去五年我国的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近80%，目前已超过1亿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猛发展，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3。”他说。

在7月17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109期“经济每月谈”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也对个别指标下滑进行了解读。他表示，具体在一些微观层面上，投资增长速度回落，但结构出现了优化。“今年前6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创历史新低，去年是7.2%，前年是8.1%。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基建投资下滑过快，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的降杠杆还有PPP项目规范运作加强监管。另一方面民间投资总体上是稳定的，房地产投资也是相对稳定的，这个支撑了经济增长。”

徐洪才表示，制造业投资创历史新高，增长达到6.8%，过去几年在4%、5%之间徘徊。“说明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一定效果，我们低端制造业投资产能过剩，所以很难吸收过多资金。现在高端制造业加大了投资力度，传统的制造业也加快了技术转型升级，吸收了新的资本。”

释放内需潜力
那么，下半年中国经济会怎么走？

严鹏程表示，下半年，我国经济有望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总供求关系基本平衡，预计物价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不过，下半年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强，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

对此，严鹏程表示，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当前，我国财政赤字率、政府负债率较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较高，企业负债率趋于下降，宏观调控有足够的空间和政策工具可用。”

下半年，将坚持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具体来说，将以补短板为重点，适度扩大有效投资，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释放内需潜力；继续下大力气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切实解决制约创新发展的堵点、难点和痛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继续推进营商环境改善和结构性减税降费，让企业轻装上阵，切实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两个负面清单的作用，争取吸引更多的外资。

此外，严鹏程透露，下一步将加强对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涉企业的负面影响评估，有针对性地予以支持。

“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有条件，也有足够的能力，以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和持续健康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他说。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下半年经济也有不少有利条件。“中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增长空间较大。通过促进内需增长来消化和吸收外部冲击，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唐建伟进一步认为，在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调节空间更大一些。“货币政策方面，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利差的缩小会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所以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非常有限。”

而考虑到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及税收收入增速都超过GDP增速和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唐建伟指出，财政减税降费仍有一定空间。

徐洪才认为，中国经济有韧劲，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这包括结构性降杠杆节奏和力度如何把控好。“适当增加政策灵活性可能是需要的。就怕政策叠加产生的共震效应，内外因素影响交织在一起，我们还是要把控好节奏和力度。”他在7月17日的经济每月谈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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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优化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4.3%，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3个百分点。从服务业内部来看，其结构也在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低位运行，且增速低于GDP增速，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远高于GDP增速。在这一背景下，前两者增加值占服务业及GDP的比重有所下降，后者占比有所上升，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杨志锦）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6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继续保持稳定，二线城市因落户政策等因素影响，房价有所上涨，三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势头则得到抑制。

分析人士认为，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的收紧，致使近期三线楼市明显降温，并使房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

与此同时，部分二线城市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引发了广泛关注。新华社于7月17日发表题为《稳定房地产调控要从严》的文章，提出“房地产从紧调控、市场秩序整顿要双管齐下”。这被认为是房地产调控继续从严的重要信号。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房地产业增加值绝对额增速为4.2%，连续5个季度低于同期的GDP增速。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7月17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随着楼市调控的坚持和加码，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可能趋于稳定，这也表明经济增长正逐渐摆脱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

二线城市房价有所上涨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70个大中城市中，有63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价格出现环比上涨，3个持平，4个下降。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在增加，房价下降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同比来看，70城市房价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

平均而言，6月70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1.1%，涨幅创下最近一年多来的高点；同比上涨5.8%，连续两个月扩大。

上海易居研究院表示，全国房价指数环比增幅在连续10个月停留在“合理”区间之后，5月重新回到了“偏热”区间，6月进一步触及“偏热”区间。

二手房方面，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有所增多，有66个城市价格环比上涨。最高涨幅也有所扩大。

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院长胡景晖7月17日分析表示，6月全国新房、二手房上涨城市数量较多，一是上半年重点城市刚性需求回归，市场在2017年的低谷上有所“回温”；二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新政等政策频出，客观上提高了楼市的热度；三是上半年许多城市新房放量少、供应不足，供需失衡推动了价格的上涨。

成都某房企人士7月17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从4月开始，当地对价格的限制有所放松，不仅增加了市场供应，也使得新房价格有所回升。

分城市来看，海口、济南、丹东、三亚的新房价格环比涨幅都超过了3%。同比而言，丹东、海口、大连、三亚涨幅靠前，丹东的涨幅甚至达到15.0%。

这也反映出二线城市领涨的局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的解读为，6月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稳定，二线城市有所上涨，三线城市上涨势头得到抑制。他表示，6月二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分别上涨1.2%和0.7%，均高于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涨幅。

对于三线城市房价涨幅放缓的情况，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于近期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收紧所致，并可能对三四线楼市带来深远影响。

摆脱房地产过度依赖

尽管三线城市房价涨幅回落，但部分二线城市房价涨幅扩大，仍引发了调控加码的预期。

5月19日，住建部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并从住房发展规划、住房和土地供应、资金管控、市场监管、落实主体责任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要求。6月末，七部委又联手治理楼市乱象，不给楼市留下炒作空间。

7月17日下午，新华社发文称，“房地产从紧调控、市场秩序整顿要双管齐下，特别要密切关注‘去库存’后供需变动、‘以房引人’引发的市场异动、热点与非热点城市的地区互动。此外，要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在实践中坚决贯彻‘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

上海易居研究院指出，“预计部分二线城市尤其是此前房价上涨较大的城市，三季度政策或将继续收紧。”

胡景晖也认为，未来全国楼市调控只会更严，不会放松。在政策的平衡下，下半年全国楼市仍将趋于平稳，房价波动不会太大。而在供应上，下半年各城会加大供应，以满足刚需、平抑价格。

在市场出现反弹迹象时加码调控，既能够稳定市场，也将对房地产业增加值形成影响。数据显示，2017年3月加码调控以来，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持续走低。

统计局在7月17日发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房地产业增加值绝对额为14953亿元，同比增长4.2%，而同期的GDP增速为6.7%。自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房地产增加值增速已连续5个月低于同期的GDP增速。

从2004年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后算起，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较快（增速大于7%）的年份分别是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2016年。由于这些年份均为市场“大年”，说明行业增加值与市场热度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在其中的多数年份里，房地产业绝对额增速高于同期的GDP增速，说明当市场向好时，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较大。

严跃进指出，过去多年来，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较大，但部分城市也存在对房地产业过度依赖的问题。他表示，随着楼市调控的坚持和加码，房地产市场走势将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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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结构性去杠杆原则下，杠杆率较高的地方政府与国企成为主要目标。其中，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是去杠杆攻坚战中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复杂的工程。

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清楚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少隐性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70％以上是在区县一级，领域遍布工业、农业、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能源等，分属各职能部门管理，很难全面统计。国家对隐性债务也无统一标准，在过去多次摸排过程中，主要由各地上报数据，并不准确。

根据中国多个机构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大约在30万亿到50万亿之间。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若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计入中国政府债务杠杆，中国政府债务其实在2017年年中已经占GDP的65％左右，达到了较高水平。

近日，一轮由多部门参与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排查已启动，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文件。此前中国也进行过多轮排查，但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当下，出台地方隐性债务统一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摸清风险底数，可以为出台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措施提供决策依据。

早在2014年，中国政府就通过修改《预算法》和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此后历年加码控制政策，但依然无法阻挡地方隐性债务上升。去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在传统发展模式与行政结构中，地方政府受GDP政绩考核影响，既要提供基本民生服务，又要承担刺激经济增长任务，尤其是2008年后，保增长成为主要目标。但是，在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条件下，投资基础设施只能举债或者土地财政融资。在银行信贷受到限制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是通过影子银行实现。地方政府过高的债务压力，相当程度上也促使了2015年后新一轮全国性的房价上涨，即提高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降低地方政府杠杆。

但是，在过去一年，通过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定资管新规以及对违法违规PPP项目集中清理整顿，基本上堵住地方政府隐性融资的通道。与此同时，全国房地产市场也在进行检查与整顿，抑制楼市过热同时，必然影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因此，当前地方政府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偿付能力弱的地区已经到了违约临界点。

可以看到，有地方领导召集银行、银监局、融资平台公司开会要求各家银行下调贷款利率，允许借新还旧；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缓解债务压力，但均被发现和制止。当前，有关部门希望暂缓执行资管新规，为地方政府输血，但是，监管部门则希望地方政府自己处理，而不是赖账。

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中，有关地方政府债务有三个目标：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加强监管导致地方政府隐性融资渠道逐步收紧的趋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已被遏制，并会逐步暴露。那么，下一步应该对隐性债务进行彻底摸排，制定应对策略。

我们认为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实现财政硬约束是主要的，在处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过程中，绝不能将包袱甩给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信用责任，借机建立新的财政规则与纪律。

其次，今年是债务置换收官之年，截至2017年底累计降低地方政府利息负担1.2万亿元。但是，今年以及随后的几年，由于到期合法债务规模较大，应该继续安排它们“借新还旧”。

其三，对于存在违约风险的地方政府，应该优先处置国有资产偿付债务，在中央政府不兜底的前提下，探索和研究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制度，从而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安排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合理分配。

理念变化要求政府部门职能转变，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打赢防范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构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应该是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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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个城市再出“摇号”新政。

在陕西发布了商品房摇号细则后，7月13日，福州出台《关于福州市五城区商品住宅项目公证摇号销售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称即日起，福州市所辖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等五城区的三类商品住宅项目，按照“首套刚需优先”原则，实行公证摇号方式公开销售。这是福建省在泉州、莆田、宁德三地之后，推出摇号政策的第四个城市。

这被认为与部分城市限价令下，一二手房价格倒挂，楼市呈现出“买房好似打新股”的特征有关。

这在“倒挂”现象最为明显的二线城市尤为明显。有机构对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价数据做出测算，6月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6.3%，涨幅领跑各线城市。

有地产人士呼吁，地方政府在陆续推出摇号政策的同时，应当对限价政策的力度把控和措施组合做出新的调整，减少其对市场供求平衡的影响。

二线城市一二手房价倒挂突出

“摇号买房”正在走向全国。

为了避免由于抢购房源所引发的茶水费等乱象，保证售房过程公正，此前，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杭州、西安、武汉、深圳等8个城市出台了购房摇号政策。7月以来，也有部分地区，如福建的泉州、莆田、宁德、福州四地，就在近期集中开启“摇号买房”模式。

这些城市之所以需要摇号，被认为主要是由各地的新房市场普遍受到限购、限价、限贷等抑制性政策，一二手房价格“倒挂”严重所致。

7月17日，新城集团高级副总裁欧阳捷认为，导致摇号抢房的原因，是由于新房价格受限，但房价上涨预期无法改变，这让二手房价持续上涨，房价倒挂产生巨大利差。“这吸引有资格的购房者变身为投资者，放大了需求，摇号政策出台迫不得已。”

具体来看，二线城市的“倒挂”最为严重。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北京等以存量房交易为主的一线城市而言，新房位置一般较为偏远，价格较低，出现与改善需求为主的二手房价格倒挂现象比较正常。而对于三四线城市而言，城市住房供应量大，二手房价格相对偏低，一般也不会出现倒挂现象。

但二线城市和部分三线热点城市的，诸葛找房此前的一份报告称，在杭州、济南、上海、成都等一些热点城市的部分行政区，价格倒挂现象严重，倒挂区间在3000元到7000元左右不等。如杭州拱墅区，新房与二手房均价价差达到6900元，而在上海静安、广州黄埔等地区，价差也达到6000元左右。

记者采访了多位中西部二线城市有购房意愿和资格的购房者，他们均向记者表示，购房第一选择是新房。甚至有成都的购房者明确表示，“不会考虑二手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虽然二线城市在整体调控的情况下，楼市有所降温，但新房市场依旧保持着较高的活力。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7月前两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受其监测的10个重点城市，累计开盘77个项目，推出房源21795套，二线城市对这些楼盘的去化率分别达到91%和84%。

宏观来看，中指院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受其监测的25个二线代表城市，月均成交面积约7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但二线城市的新房成交却在攀升。易居研究院的一份数据显示，18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约9756.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

这在价格层面亦有体现，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根据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房价数据测算，6月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6.3%，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领跑各线城市。

欧阳捷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是住房供不应求。一二线城市住宅用地供应趋势性下降，而一些地方的政策却导致需求增加，同时又并未做好增加供应的准备。二是预期管理不足。面对供不应求、房价上涨承压的局面，政府强化调控，但正面引导不足。

限价政策边际效应递减

在二线城市新房火热的同时，二手房市场却呈现不同的局面。

链家近日发布报告称，6月链家监测的重点11城，二手房成交全面下滑，天津、成都、青岛的成交量环比下滑超过40%，而成都、青岛两城均价环比也下跌7.8%和4.1%。

“倒挂带来的新房对二手房的挤出效应，在近一年来一直存在。”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6月份重点城市二手房量价普遍回落主要原因在于前期价格上涨，购房者大量涌入新房市场后，购买力被持续耗散，且人才落户等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在严限购限贷叠加信贷收紧的环境下市场出现自发回落。

许小乐进一步分析，部分城市的限价严而限购松，是助推市场火热的重要因素，内在关系在于限价严带来套利的必然性，而限购松带来入市的可能性，两者叠加带来新房市场的“火热”，但是这种“火热”只存在于新房市场，更加“市场化”的二手房市场并未因此出现“火热”。

二线城市领涨楼市的现状，也让各方开始反思当下楼市调控策略的力度、组合是否有效。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限价应当充分考虑几个因素，包括当地的CPI走势、房价走势、当地宏观经济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另外在调控严厉的时候，也会有类似行政类的价格涨幅措施，类似不允许超过同期同类产品的定价等。而结合土地成本、造价成本、盈利目标等，也会在具体的预售价格审批上会有所体现。

“只要限价令不取消，一二手房价倒挂现象就不会改变。”在欧阳捷看来，“控房价、抑泡沫、防风险”的政策逻辑不会改变，在真正的长效机制形成并彻底改变目前的供求失衡与市场扭曲现象之前，限价令还将长期持续。

但多位分析人士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限价策略会退出，欧阳捷也承认，如果取消限价令，势必导致新房价格快速上涨并反超二手房价，从而加大泡沫破裂的风险。

但一些城市已经在调整。有的城市如成都，已经采取措施加大了限购力度，也被认为是其楼市近期降温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些城市则对限价政策作出调整和新的尝试。7月初，昆明，要求商品住房接受价格管理的6个月内，每月实际销售均价不得高于同项目、同品质、同类型最近一个月的商品住房合同网签备案均价；在预售价格6个月后方可申请调整，且每12个月内，商品住房合同网签备案均价上浮不得超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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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8年我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结果。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7%，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房地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7%。

这一数据说明，以互联网业务为主导的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远超同期GDP增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不过，其占比仍然低于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业，二季度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占比为3.85%。未来，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国内互联网、电商等行业发展态势良好。而互联网+等政策加速了国民经济中各个微观成分的数字化转型，这些都带动了信息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安永大中华区IT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唐宏霖7月17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互联网+等数字化转型政策的落地，中国的数字经济将迎来快速发展阶段。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数字化的冲击。数字经济正在颠覆性地改变传统行业。”

信息服务业的重要增长极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0%。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新消费也在蓬勃发展。

从贸易结构看，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40810亿元，同比增长30.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1277亿元，增长29.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7.4%，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533亿元，增长30.9%。

电商零售额的增长，源于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根据工信部的数据，2018年1-5月份，中国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了129.1%。而各项子数据中贡献最大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同比增加了196.3%。

尽管统计局并未公布城镇与农村用户的消费数据，但电子商务行业数据表明，农村电商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2448.8亿元，同比增长39.1%；预计2018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将突破1.6万亿，涨幅或有望超过35%。近年来，农村电商网络零售额占全网网络零售额的比例不断飙升，由2014年的6.45%，上升到2017年的17.35%。

但是，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等问题在农村市场仍然十分显著。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易购等巨头都在加速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渗透。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乡村事业部总经理王建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复制城市的新零售布局，落地并升级农村渠道，才能建成营销、销售、物流、服务四合一的“上下行渠道体系”，从而获取增量农村市场和消费者。

对此，唐宏霖也认为，电子商务行业依旧是信息服务业的重要增长极。电子商务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同时还未触及行业的天花板。除了传统业务外，跨境电商、农村电商也展现出了飞速的发展态势。

对服务业贡献提升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和消费升级加快，中国服务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市场预期继续向好。从主要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高速增长，是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董礼华7月17日解读数据时称，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0.4%领先于其他行业的增长，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

统计局数据还显示，在今年5月份，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新兴服务业拉动作用继续增强，对服务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8%，高于4月0.2个百分点，高于上年同期17.9个百分点，拉动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4.6个百分点。6月的数据尚未公布。

未来，信息服务业还有望进一步增长。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近日表示，要持之以恒、扎实推进我国关键软件技术和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补齐关键短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补齐关键基础软件等短板。二是实现换道超车。前瞻布局，加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关键软件技术和系统研发等。

唐宏霖认为，与金融业、房地产业相比，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还很低。但是，目前政府正在大力发展新经济。同时，传统的金融也正在与新兴产业加速融合。因此，随着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中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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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快递行业，普遍面临着内部沟通效率提升的瓶颈。

“在接入企业微信以前，公司一年要消耗上千万的短信通知资费，用于信息的上传下达。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德邦科技总裁钟智龙表示，作为快递企业，高效的信息沟通必不可少，而依靠传统的电话、短信等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行业的现实需求。

7月13日，企业微信与德邦快递达成战略合作。企业微信方面表示，作为企业专属内外部连接器。企业微信将从企业内部信息管理沟通，到外部与消费者、供应链、上下游连接。为德邦业务各环节与场景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案。

其实早在一年前，德邦快递就已使用企业微信。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德邦快递使用企业微信的员工数量已经达到14.8万，日活高达60%，日均消息发送达一千万级以上，每天进入应用的次数35万多次，整个在线部门达33000多个，实现企业内外部信息即时流转。

“企业微信不仅是用于提高企业内部沟通的效率。今年3月份，企业微信与微信已经实现互通，接入整个微信的生态系统。”企业微信产品部副总经理王宏岩表示，企业微信未来的愿景是成为企业的中枢大脑，神经元一样，连接企业内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业务和每一个设备。从而能够帮助企业可以实现智能管控、动态的应对市场环境和内部管理的变化。

效率提升

近年来，国内快递行业热火朝天。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快递行业市场前景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的91.9亿件增长至2016年的312.8亿件，涨幅达340.4%。按照我国快递业务不断增长态势，到2022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将达784亿件，快递收入将达9309亿元。

快递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信息管理的困境也逐渐显露出来。物流场景拥有庞杂的配送组织网络，高度依赖人力资源。目前，平均每个快递员日均配送量达到60~100件，大量的快件配送导致物流网络极端复杂化。物流公司的信息管理中经常遇到通知难、沟通难、找人难、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

“在快递场景中很多沟通是一次性的，比如说快递员与发货部门进行查单号的沟通。以前快递员需要寻找到相关部门人员的电话号码，拨打电话，记录单号，再进行查找。”钟智龙表示，在此过程中，容易出现拨打电话不通，内部信息交流不及时的现象。甚至于找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导致快递的效率下降。

去年8月，企业微信在德邦公司内部开始试点。首先在IT部门进行推广，而后普及到全体员工。截至目前，德邦快递使用企业微信的员工已达到14.8万，几乎实现了员工的全部覆盖。日活用户高达60%。

钟智龙透露，企业微信接入以后，信息管理的效率获得显著提升。以查单号为例，在公司部门群里找到相关人员。无需打电话，甚至不用加好友，就能直接沟通，发送单号进行查找。他认为，企业微信相比微信，突破了500人群的限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一个部门往往有几千人。企业微信中仅仅需要拉一个大群，对于公司通知事宜，相当便捷。现在，短信资费也已经变成了历史，一年节省了公司上千万的开支。

生态闭环

另一方面，国家的监管也在督促着物流行业的改革，这使得信息管理更具挑战性。5月1日，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规《快递暂行条例》开始施行。条例进一步提高了对物流公司的信息管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

快递业的隐私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根据亿欧网数据显示，快递业在所细分的八个领域中，风险值为512，与全国平均值800相比有巨大差距。风险趋势则达到136，为测评八个领域中最高。

“快递企业作为民生企业，国家邮政局对于信息安全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信息泄露问题尤其关注。”钟智龙透露，做好信息安全监管是一家快递企业的社会责任，选择企业微信也是基于对信息安全的考量。

据了解，企业微信与德邦后台每天进行两次同步，把不相关的人群进行清理。防止了微信群中存在的客户个人信息，营业数据泄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企业微信还为德邦定制了扫码登录系统。一旦登录工作系统，企业微信能收到登录的地址与信息，杜绝了盗用他人的账号进行操作的可能。

“还有一个小细节，企业微信可以把所有的聊天背景打上一个水印。这能够有效的制止商业数据的泄露。”钟智龙表示。

企业微信产品部副总经理王宏岩则表示，企业微信未来的愿景是成为企业的中枢大脑，为企业搭建连接人、连接企业、连接系统、连接商业的桥梁，从而帮助企业可以实现智能、动态的应对市场环境和内部管理的变化。此外，随着企业微信与微信以及腾讯生态系统的打通，企业微信能够释放更多的生态连接能力，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业内人士指出，连接微信生态后，企业微信上的企业和用户将与微信10亿用户紧密连接。企业将有机会连接到更多的客户、合作方与供应链条，彻底打破沟通鸿沟，打造出完美的内外部信息闭环。另一方面，逐渐实现与公众号、小程序、卡包、微信支付等产品模块的全面打通，企业微信也将进一步拓宽企业在营销领域的商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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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调整，让银行板块很“受伤”。

截至7月17日收盘，已经有17只银行股“破净”，破净的在上市银行中占比达到65.4%。天风证券测算，银行板块估值仅0.88倍市净率，距离历史最低不到5%。

面对股价的节节走低，股东和高管纷纷祭出增持大招，不过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收效甚微。

银行板块平均市净率不足1倍

进入7月，P2P行业是“爆爆爆”，银行则是“破破破”。随着市场的重心下移，银行板块的破净家数不断增加，26家A股上市银行中，已经有17家目前股价在净资产下方。其中“破净”最为严重的个股是华夏银行，目前的市净率仅有0.61倍。华夏银行的股价自今年2月5日达到阶段性高点10.27元之后，便开始一路下跌，截至7月17日收盘，股价已经跌至7.25元，相较高点几乎跌去三成。

除了华夏银行之外，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和光大银行的市净率也都在0.7倍之下。四大行也全面破净，四家银行中，目前市净率最高的是建设银行，最新的市净率为0.9倍，最低的为中国银行仅有0.73倍。

目前市净率最高的三家银行是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和张家港行，市净率均在1.2倍之上，分别是1.47倍、1.38倍和1.21倍。不过相比高峰时也打折不少，2017年时，张家港行最为风光时，市净率一度达到6倍，市盈率更是超过50倍。

面对多家上市银行连续破净的现象，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近期银行股的疲软表现主要是受整个市场环境的影响，在当前金融行业去杠杆、金融监管趋严，尤其是资管新规落地后，短期内影响了资本市场资金供求，对资本市场产生了一定冲击。不过市场显然夸大了这些影响，目前银行业显然没有那么糟糕。

天风证券的分析师廖志明表示：当前银行板块回调幅度已很大。因贸易摩擦加剧及去杠杆等引发市场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加上资管新规等落地对股市之影响，银行（中信）指数自2月5日高点以来回调已达24%。银行板块调整幅度很大，调整已相对充分。板块已经具有投资价值。

散户在这波银行股的调整中很受伤。“去年包括今年年初，机构还在看好银行板块，有机构甚至撰文表示会消灭破净银行股，而且分析得面面俱到。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不仅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多了。我去年的盈利已经全部回吐。”广州投资人林荣表示。

高管耗资已超3000万

股价节节败退，触及“保价”红线，上市银行启动自救计划。7月16日晚，杭州银行公告称，自2018年6月19日起至2018年7月16日，该行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

根据杭州银行稳定股价预案，该行上市后三年内，若该行股票每年首次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该行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该行将通过公司回购股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其实在触发股价稳定预案之前，杭州银行大股东已经出手增持。6月26日，杭州银行发布公告，该行大股东红狮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增持计划，已累计增持该行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1002.6万股，增持股份数占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的0.27%，红狮集团的持股比例也从5.81%上升至6.09%。

杭州银行已经是第三家进行“保价”的银行，今年5月，上海银行、江苏银行也相继发布了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公告，均因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而触发了稳定股价措施。

除了股东之外，高管也积极增持“保价”，根据同花顺统计，今年以来已经7家银行的50名高管对自家股票进行了增持，耗资超过3000万。

浦发银行12日晚间公告称，行长刘信义等六名高管分别于2018年7月11日至12日期间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浦发银行34.85万股，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9.35元至9.58元。据推算，本次增持耗资约330万，六名高管表示自愿承诺锁仓两年。

招商银行出手最为阔绰，今年5月8日-10日，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田惠宇等10名高管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合计买入公司股票85.5万股，并自愿承诺锁定三年。从增持金额看，成交价格区间为29.52元-29.97元，共计耗资超过2500万元，平均每位高管耗资逾250万元。

“面对几万亿的市值，增持几千万就想要把市值提起来，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更多是一种表态。近期银行的负面消息较多，除了严监管之外，实体经济疲弱，农商行的坏账率飙升，也让投资者对银行的资产质量打上问号，从目前来看银行股还会继续磨底。”华南一家私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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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国敏一度想要逃离这个生养了他20多年的乡村——上金瓯松塘村地处珠三角最偏远的佛山南海区西樵镇，从市区乘车也要近1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

2009年大学毕业时，曾是他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彼时，区国敏在广州大学城的英语培训团队已初具规模，正准备大干一场。事与愿违的是，这个想法一冒头就被父亲扼杀在了摇篮里。

“有想法、有能力的年轻人都离开了，松塘村的建设靠谁？”尽管极不情愿，区国敏还是遵从了父亲的想法，成了上金瓯第一个大学生村官。“当时，我们父子吵得不可开交。”如今已是上金瓯社区文化专干的区国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是回忆。

在经历过“村村点火、镇镇冒烟”的工业化发展后，珠三角原本美丽的水乡面貌越来越遭受工业化、城镇化的侵蚀：人口外迁，乡村老龄、低幼化明显；乡村与城镇化界限模糊，特色古村落被边缘；工业园星罗棋布，污染严重。

庆幸的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拯救了珠三角的美丽乡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探访了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和南海区西樵镇松塘村，发现此前的“问题村”“落后村”已经变身佛山美丽乡村的代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观察到，从一开始的极不情愿到慢慢接受，再到主动融入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越来越多的区国敏们加入到珠三角美丽乡村建设大军。

重新找到“幸福感”

“南海衣冠推望族，西樵灵秀萃吾门”。说起松塘村的历史，区国敏对每个人都滔滔不绝。

坐落于南粤名山西樵山脚下，自南宋开村已有800多年历史，因村中数棵古松与连片水塘而得名“松塘村”，又因村中文风兴盛，明清期间培养出20多位进士、举人，4人被钦点翰林，而被誉为“翰林村”。

“尽管数百年来科甲蝉联、儒绅显赫，依然改变不了松塘村落后的现实。”松塘村所属的西樵镇上金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陆祖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早些年村民的分红情况看，村民人均分红1734元，最低的仅有500元。

而来自工业和城镇化的冲击令村民更显“不幸福”：传统建筑越拆越少，年轻村民迁往城镇，只剩老人和孩子留守村中。

松塘村最大的优势在于文脉，村中建筑倚岗列建、百巷朝塘，最盛时期，这条仅有1800人的村落有超过20座学堂、宗祠。其宗祠家庙、书舍家塾、功名石碑、文武圣庙，记录了一个崇文善学的岭南宗族，一度被外界称为研究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活化石。

区振作、区子广等老一辈村民下决心重拾松塘村文脉，自2008年起以重修孔圣庙为契机，自发成立了翰林文化协会，修葺石碑文庙、修撰历史族谱。

区国敏曾给老一辈修撰族谱打下手，时间一久他发觉，“实际上，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一部分，年轻一代逃离背后凸显的还是对松塘村历史和文化认同感的缺失。”

陆祖桥也认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村里一直苦于没有可行性思路进行文化开发。“农村基层干部虽然有较强的发展热情，但因受资金、人才、土地、观念等制约，发展并不容易。”他说。

村民的文化自觉形成了推动古村活化保育的强大动力，老一辈带动年轻一辈重拾对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2009年修撰历史族谱，2010年修葺文庙古物，2011年恢复“孔子诞”。松塘村“趁热打铁”，订立了《村规民约》，委托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编制了《松塘翰林文化村旅游开发规划》和《西樵镇松塘村名村建设规划》。

“经表决，有98%的村民都赞成对古村落进行保育。”区国敏介绍，如今的松塘村又恢复了岭南特色的镬耳大屋、水泥路重新铺上了青石板，翰林门等老建筑也一一复建。每年正月初四“出色”巡游、六月廿四关帝诞等民俗回来了，孔子诞也升级为“翰林文化节”。

按照区国敏的形容，松塘村的活化保育让松塘村焕发出岭南古村落的韵味，更让村民找到了文化自信，重新找到了“辛福感”。

“问题村”的新名片

如果说松塘村“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自信失落后导致村民出走、乡村凋敝，那紫南村的“问题”则更具珠三角特色。

紫南村所属的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曾是一个陶瓷重镇，也是一个污染大镇。一份2008年的数据表明，在76.6平方公里的南庄集聚了75家陶瓷企业。

“以环境换GDP”的粗放发展方式曾令紫南村吃尽“恶果”：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村务管理混乱、卫生环境差，紫南一度成了出名的“落后村”、“脏乱村”。潘柱升接手紫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岗位时，全村有200多户人家空置数层的村屋，只因村里的人居环境太差，空气混浊、河涌发臭、街道脏乱、没有绿化。

如此乡村发展模式，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之痛，更让村民对这片曾经生养的热土心生嫌隙。紫南村委会文宣办主任卢新勤回忆，当时很多村民因为对环境的不满多次到佛山市上访，紫南一度成为远近闻名的“上访村”。

“2007年，紫南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936万元，人均分红846元，在全镇处于末位。不少村民在这里找不到发展，流入周边市区打工。”她说。

这些都深深刺痛了潘柱升，痛定思痛，他在2009年提出对旧村级工业园区进行大刀阔斧改造。紫南村关停搬迁了22家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和小作坊。

环境要好，村民也要富。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环境优势，紫南村已经与东方好莱坞共同推出了旅游项目，把每个村的河涌打通，打造小船悠悠的岭南特色，与电影部落、紫南电影节等形成独有的区域文化品牌。

美丽乡村建设还带动了旧村级工业园的升级。如今，这里集聚了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50多家企业落户紫南，村域范围内有民营二甲绿康医院、3家较高档次酒店，24家酒楼饭店。

“2017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1亿元，比10年前增长了近11倍，每亩地的租金由2007年的8000元上升到4万元以上。而紫南村的村民也由十年前的人均分红846元上升到去年的10800元，增长了12倍。”潘柱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依靠“村村点火、镇镇冒烟”的乡镇企业模式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重镇的珠三角，终于在新发展阶段探索出了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以松塘村、紫南村为代表的美丽乡村崛起，意味着发达地区的乡村要发展、要致富并非只有工业化、城镇化这一座“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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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等，一定能进一步增强企业投资活力，促进投资平稳增长。但是对于超前的投资仍需要严控。

“对要开展新一轮（地铁）建设规划的城市，必须在本轮建设规划实施到最后1年、或者规划项目总投资完成70%以上，才能报批。”他在7月17日的上半年宏观数据发布会上说。

根据此前一天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1-6月全国基建投资增速为7.3%，相对去年同期的21.1%增速，回落幅度明显。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制造业和民间投资是加快的。中国放慢基础建设投资，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也就是主动而为，这是投资结构改善的表现，目的是促进未来经济增长更加稳健。

从21.1%减速到7.3%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7.3%，增速比1-5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的21.1%大幅下降。

具体而言，2018年上半年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0.9%，比去年同期的23.2%降低了一半；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10.3%，比去年同期的增长1.9%更是降幅明显。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0.4%，也低于去年同期的17.5%增速。另外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业投资增速也只有5.8%，低于上一年同期的25.4%。

为什么出现铁路、公路、水利、公共设施投资的大幅放慢？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指出，一方面，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高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基础设施人均存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当前基建需求释放的节奏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有所放缓。另一方面，本着有必要、有条件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一些地方清理、停建、缓建了一批项目，客观上也造成了投资增速的放缓。

他指出，2018年上半年有些投资实在转好的，比如制造业投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7316亿元，同比增长6%，略低于去年同期的8.6%的水平。而基建投资增速的下降与国家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有关。

7月17日，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所运输经济研究室原主任李群仁接受采访时指出，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资金短缺，过去很多地方投资靠的是借债，现在这个风险问题得到了重视。“有的地方修地铁，不只是投资的钱没有，以后修好了维护地铁运行的费用都拿不出来。”他说。

以某省会城市为例，该市GDP总量不到3000亿，每年地方财政收入不到300亿，而建设一个地铁线路需要上百亿。目前这些修建地铁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存在不小隐患。

地铁项目新政提升门槛

严鹏程指出，下半年将以补短板为重点，适度扩大有效投资。但是他也指出，仍要防范好风险。

以地铁为例，要严格落实资金保障。对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没有落实偿债资金来源的项目，以及列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范围的城市，不批准或暂缓批准新开工项目。严格事中事后监管。下一步将加强监管能力建设，进一步明确国家、省级政府部门和相关城市的责任，提出了追责问责的相关措施。

他指出，部分城市也存在地铁规划过度超前、建设规模过于集中、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提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总投资中，财政资金投入不得低于40%。

另一方面，强化了城市政府对轨道交通项目全寿命周期的支出责任，即要按照国家批复建设规划明确的资本金比例和来源等要求，按期推进在建项目，不能出现“半拉子”工程。这就需要城市政府统筹考虑财政预算，优化调整支出结构，落实项目资金，确保按时足额到位。

此前上述意见指出，修建地铁，地方城市每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应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上，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这相比2003年的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城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标准大幅提高。

7月17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接受采访时认为，今年基础投资放慢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降杠杆、以及PPP项目规范运作加强监管。民间投资总体上是稳定的，房地产投资也是相对稳定的，这个支撑了经济增长。

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4%，增速比1-5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1.2个百分点，高于全部投资2.4个百分点。“2015、2016年的时候（民间投资）低迷，（目前的情况）说明改善营商环境确实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总体看，投资是有点乏力，下半年要引起高度关注。” 徐洪才说。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随着PPP项目清理工作收尾，预计未来项目库金额和数量将趋于稳定甚至回升，有助于今年下半年基建投资企稳。加快财政资金拨付和支出进度，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改善基建投资资金来源。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可能探底回升，预计全年增速在12%左右，低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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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戏称为“史上最穷”上市公司后，*ST华泽（000693.SZ）的未来并没有出现一丝曙光，相反在现有的乱局中更愈陷愈深。

7月16日晚间，*ST华泽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包括公司董事长刘腾在内的一众董事、监事遭到证监会立案调查。

7月17日，接近*ST华泽核心层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此次立案调查的主要原因系2017年年报未如期披露导致。上个月底，*ST华泽才披露去年年报，且2015-2017年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并在近两年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从而自上周五开始被暂停上市。

与业绩的萎靡相比，*ST华泽目前还存在严重的股东分歧。数日前，即有股东提请罢免2位董事与1位监事，并拟计划再对大股东进行诉讼，理由便是大股东高达13亿元占用情况难以解决。

正因此，多家基金史无前例地对*ST华泽估值下调至0，上述接近*ST华泽核心层人士亦对公司能否继续维持上市地位，持悲观态度。

乱局难解

*ST华泽一众董监事遭到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一定程度可以从年报的未如期披露窥探一二。

今年4月中旬，即在A股上市公司披露2017年年报即将截止的时间，*ST华泽却公告称，公司年报将出现“难产”的情况。不过与过往其它上市公司出现类似的情况不同，*ST华泽年报无法如期披露的原因，是大股东未按时支付审计费，由此审计机构不予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ST华泽一度被冠以“史上最穷”上市公司的称号。

这并非*ST华泽第一次出现财报方面的问题。去年中报虽然如期披露，但却遭到董事会多位成员的集体反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无论是去年年报还是去年中报，出现披露波折的背后仍是*ST华泽各方股东存在分歧，而分歧的根源又是公司大股东兼实控人王辉、王涛旗下的企业对上市公司高达13.29亿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资金占用。

不过，虽然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早被监管层发现，并在去年年中对有关方做出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决定，但目前*ST华泽仍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也正因此，*ST华泽其他股东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多次采取措施予以应对，最新一次则是提请罢免了公司2位董事和1位监事。

7月13日，由*ST华泽第三大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康博恒智”）提请，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包括罢免刘腾等四位董事和朱小卫监事在内的共5项议案，最终只有刘腾等两人留任。

对于最终结果，接近康博恒智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罢免有关董监事，是这些人员对公司目前的法人治理结构整改、大股东清欠等问题没有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认为最终的结果是中小股东的“胜利”。

不过，对于为何未同时罢免刘腾等二人，上述人士表示，若均将董事罢免，则人数不符合规定，且刘腾在公司治理上并未完全失职。

去年年底，虽然被冠以“史上最穷”上市公司称号，*ST华泽仍给多位高管进行了涨薪，且幅度颇高，如被罢免的董事齐中平年薪由62.05万元上调至360万元等。对于此举，刘腾曾表示，在大股东占款得以全额归还、保壳工作计划有明确可行性的情况下，可以适度控制成本。

退市或成定局

对于罢免相关董监事职务后的下一步安排，上文提及的接近康博恒智人士表示，会首先考虑增补*ST华泽的董事会席位，其次要求王辉等人偿还资金占用款，并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仍是防止公司退市。

但已陷入暂停上市境地的*ST华泽想要成功“保壳”，仍有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其中之一便是屡次被外界提及的大股东资金占用款的收回。

根据*ST华泽最新披露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整改进展情况公告显示，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已先后通过诉讼等形式对王辉及其关联方进行了“追债”，而关联方也在3月曾致函公司，表示将全力配合通过仲裁依法解决侵占工作。

除去上述问题外，目前*ST华泽仍面临极大的经营持续性难题。

“因大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问题，公司没有正常的现金流维持正常运转，已经发生严重的现金支付困难，造成拖欠员工工资和财务支付困难，欠缴巨额国家税金等问题。公司长期大面积欠薪、欠缴基本社会保险金导致员工流失严重，职能部门配备员工严重不足，公司运转困难。”面对因大股东资金占用产生的后果，*ST华泽如此表态。

根据*ST华泽去年年报显示，公司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22.88亿元，同比下滑469.66%；今年第一季度，该项数据为亏损107万元。

自2015年开始，*ST华泽已连续三年出现业绩亏损，而在最近两年中，审计报告也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给出这一审计意见的基础，亦是*ST华泽难以为继的经营。

这意味着如果参照今年的退市标准，*ST华泽2018年无法扭亏，或者即使扭亏但审计报告仍是“非标”，均有可能在明年遭到强制退市。

*ST华泽亦多次表态，2018年公司将积极通过多种措施保障持续经营能力，如积极引入中央金融机构与其他战略投资者，设立产业并购与重组基金，为公司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恢复公司盈利能力，争取2018年度实现扭亏为盈，达到恢复上市的条件。

不过，无论是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还是公司在今年实现扭亏，这一情况实现的前提，恐怕也需要*ST华泽的股东解决目前存在的矛盾纠纷。

7月17日，一位接近*ST华泽核心层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股东矛盾难解的情况下，公司想要实现保壳难度颇大。

“股东首先要有共识，公司管理层才能有办法解决经营上的问题。”上述接近上市公司核心层人士说。

出于对*ST华泽前景的悲观，景顺长城等基金公司已先后下调其估值，最新则将其按照0.00元的价格进行估值，这在A股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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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宇信科技”）等5家企业上会受审。与其它四家相比，才过会的宇信科技年内先后经历暂缓表决、取消审核，此次上会已是“三进宫”。

实际上，“临门取消”已逐渐成为当下A股IPO进程中一个常见的名词。

Wind资讯数据统计，自去年10月新一届发审委履职后，先后已有26家次首发企业临上会前遭暂缓表决或取消审核，若再加上临时取消审核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小米集团，则数量达到27家次。

21世纪资本研究院认为，A股IPO“临门取消”现象频繁出现的背后，一方面源于大发审委的从严审核。数据显示，截至最新，自其履职以来，已有79家企业遭到否决，通过审核的仅为114家。以此计算，大发审委任内的IPO通过率仅为59.07%。

另一方面具体至不同的公司，原因又各有差异，甚至一些特定行业出现了相同的情况。7月3日和10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青岛农商行”）和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瑞丰农商行”）先后因“尚有相关事项需进一步核查”，宣布取消审核。

“自大发审委成立履职以来，不仅提高了对业绩标准、持续性等方面的关注度，更对规范性问题、内控、信披乃至环保等各方面进行了严格审核，这不仅使当下IPO过会率偏低，出现多起‘临门取消’现象也可以预见。”北京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说。

27家次“临门撤退”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能够在A股成功上市不仅是对企业自身实力的肯定，也将有利于企业日后的发展，因此即使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IPO排队也在所不惜。然而随着IPO审核趋严，“临门撤退”的现象却越来越多。

Wind资讯数据显示，自去年新一届发审委上任以来，A股已先后有27家次（宇信科技等2家为多次上会，剔除重合企业则为25家）企业在首发上市或发行CDR时取消审核或遭到暂缓表决的结果。

具体来看，27家次“临门撤退”的首发企业中，有12家次遭到暂缓表决，其中半数拟在沪市主板上市，另分别有2家次和4家次的首发企业拟分别在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15家企业遭到取消审核，其中除小米集团原拟发行CDR外，其余14家次中，有8家次拟在沪市主板上市，拟在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分别为2家次和4家次。

以证监会行业来看，以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业，成为“临门撤退”次数最多的行业，达到11家次；排名第二的则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有5家次，涉及企业包括博拉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

时间上，今年1月是“临门撤退”次数发生最多的月份，共发生8家次类似的情况，包括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遭取消审核或暂缓表决。排名其次的是去年10月下半月和去年12月，均有3家次。

这一规律似乎也与大发审委履职以来，IPO过会率的变化情况相吻合。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今年1月，证监会共安排50家次企业首发上会，但最终仅18家企业成功过会，过会率仅有36%。去年12月过会率则为60%，与今年2-6月的过会率相近。数据显示，今年2月-4月，IPO过会率均为58%，5月为63%，6月则为56%。

“首发企业无论是被否决还是遭暂缓表决、取消审核，涉及的问题都可能包括经营能力的持续性、企业会计及财务问题、信息披露、内控体系、合规性等，首发办法的定量标准很少，定性标准很多，这一点需保荐人综合判断，对一系列因素进行综合考量。”7月17日，上述北京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说。

21世纪资本研究院梳理统计发现，自大发审委成立履职以来，在发审会上常存在超纲问题，即在固有的“业绩为王”基础上，发审委委员也更将目光投向了企业未来业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财务指标的合理性、募投项目、内控、信披等多个层面。

“对IPO企业的经营能力将不仅聚焦于‘现在’，也将投向‘未来’，对公司上市后出现的业绩‘变脸’情况，将对中介机构进行追责。”7月17日，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

具体原因各不相同
尽管首发企业“临门撤退”的大背景是一样的，即大发审委履职后的从严监管，但具体至不同行业的企业，各自原因却并不完全相同。

以连续取消审核的两家银行——青岛农商行和瑞丰农商行为例，二者分别在7月3日和7月10日宣布，因“尚有相关事项需进一步核查”为由，取消了原本定于当天上会受审的事项。

21世纪资本研究院注意到，上述两家农商行均无控股股东和实控人，且两家银行先后取消审核，也打破了去年以来银行股上会100%过会率的纪录。

7月17日，瑞丰农商行有关负责人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当天作出取消审核的决定，原因在于目前正处于半年度的时间节点，需要进一步补充材料，待材料补充完整后，将再度申请IPO上会。

“正如证监会官方披露的，会补充一些财务数据方面的材料。”上述瑞丰农商行人士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补充完后就会继续谋求上市。”

不过，瑞丰农商行上述解释并不能释疑外界的疑虑，原因在于近日一份有关贵阳农商行的评级报告。稍早前，中诚信国际公布的一份对贵阳农商行的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末的4.13%大幅提升至19.54%；拨备覆盖率锐减至34.15%，远低于监管要求。

“目前还不清楚贵阳农商行的事情是否影响到此次两家银行取消IPO审核。”深圳一家中型券商金融行业分析师表示，“据说监管层对农商行的整体监管思路将有大的调整，这也许是取消此次农商行IPO审核的原因之一。”

证监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除上述两家外，目前在A股IPO排队的农商行还有其余7家。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农商行IPO潮掀起的背后，是国家对“三农”政策的倾斜，也是监管部门的积极态度，但能否成功上市，依然在于其如何解决好客户的信用风险高企、公司治理是否完善优化等多个方面。

与上述两家农商行相比，今年5月21日宣布撤回材料，从而取消次日上会审核的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则更多归因于自身。其内部人士表示，取消审核的目的是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而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一方面净利润规模较小、利润较低，另一方面存在应收账款较高的问题，因此对上会的前景并不乐观。

此外，小米集团取消CDR发行审核的原因，更多在于其与监管层之间就公司估值问题产生的分歧。

21世纪资本研究院了解到，作为首家申请发行CDR的企业，监管层在满足企业自身高融资需求前提下，也表态出高定价则可能出现“破发”的考虑，从而将影响A股市场情绪的情况发生。

但也正因此，小米集团最终选择暂缓发行CDR，先于H股IPO上市。不过截至目前，小米集团表示发行CDR未有具体时间表。

多家“二次上会”成功
正如瑞丰农商行有关负责人表态，在公司将有关材料补充完整后，会再度谋求IPO上市一样，自大发审委履职以来，已有多家企业经历多次上会后成功登陆A股。

根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自去年10月中旬至今，加上刚过会的宇信科技，已先后有10家首发企业在遭遇“取消审核”和“暂缓表决”后，成功登陆A股。

具体而言，多次上会并成功通过IPO的10家企业中，最终有7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包括东方环宇（603706.SH）、伯特利（603596.SH）等；另各自有2家在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挂牌交易，分别为宇信科技、明德生物（002932.SZ）和奥飞数据（300738.SZ）。

与之相对应的是，也有2家企业在“二次上会”中遭到发审委否决，分别为博拉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博拉网络”）和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纪资本研究院梳理发现，首发企业“二次上会”的背后，为发审委所关注问题的焦点，依然是业绩背后的成长性以及诸多细节性问题。

以奥飞数据和博拉网络为例。二者具有颇多相似性，同为新三板挂牌公司、在去年10月25日大发审委履职后的首场发审会中同时上会，也同时被暂缓表决。但最终奥飞数据成功在去年12月第二次上会时过会，博拉网络则不幸在11月时遭到否决。

对于博拉网络被否的原因，发审委主要将问题聚焦在了公司业绩的可持续性上，其中包括公司业务模式和技术两个方面，以及存在的净资产收益率显著下滑现象。

博拉网络人士则指出，上市被否在于公司在一些问题上未解释清楚。但公司盈利能力并不会有太大问题，因此也将在条件成熟时再度启动IPO申报程序。

与博拉网络类似，奥飞数据在发审会会议中，同样被问及业绩发展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数据显示，奥飞数据2013年仍属亏损，2014年盈利后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但被发审委质疑“营业收入持续大幅增长的真实性及合理性，与净利润增速存在明显不匹配的原因”。

同时，在博拉网络与奥飞数据的发审会中，发审委同样关注到了两家公司员工薪酬的问题，希望二者能够结合行业平均水平，分析存在的合理性。

上文提及的北京投行人士称，从最新透露出的监管层向券商投行部门下发的“最新IPO审核51条问答指引”来看，IPO审核标准更加量化和细化，涉及范围更加宽泛，将首发企业各个方面均纳入审核框架，覆盖了IPO企业存在的方方面面。

“总体而言，对于‘二次上会’的企业来说，第二次上会过会的概率要远大于一次上会的企业，因为如果存在大问题，在首次上会时就会遭到否决。当然，细化来看就是如何在监管范围内充分沟通，满足相应的要求。”上述投行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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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借壳并非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新概念，最早有类借壳的定义出现在创业板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中。

此前，部分非上市公司为了绕开创业板不得“借壳”上市的监管规定，使直接注入上市公司资产达不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借壳”标准，但通过设计并购重组交易结构等办法取得对上市公司控股权，从而实现在创业板市场借壳上市的目的。

但随着监管层对借壳的监管逐渐趋严，“类借壳”的设计也被中介机构逐渐运用在了更多的适用场景下。

2016年9月，证监会发布被称为“史上最严借壳新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措施，从此，“类借壳”走进新时代，玩法随之升级。

随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新规生效以来多个“类借壳”案例的动向，彼时有多个案例仍在进行中，近日记者也对这些案例的最终结果进行了追踪，通过整理这些成功或失败案例可以向市场最大程度上勾勒出了“类借壳”监管的变化趋势。

“类借壳”的高失败率

《重组管理办法》出台之后，意味着即便是“类借壳”，其操作难度也将加大不少，为了真正规避借壳需要多个会计科目同时不触线，财务上操作难度明显加大。与此同时，“类借壳”发展至今呈现出了借壳意图越发隐蔽、交易结构越发复杂的特点。

基于此，近两年今年以来，监管层尤其是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中对“类借壳”有着密切关注。而监管层对于“类借壳”态度监管层一直是从严监管。监管层最近一次对“类借壳”的发声中，上交所表示，要严厉打击养壳、炒壳等不良之风，从严监管“类借壳”行为，让市场“壳公司”的估值普遍下降。

在交易所密集的跟踪式问询下，多起“类借壳”在交易所问询阶段便悄然终止，而即便是执着上发审会也将面临并购重组委严厉的审核。

根据记者粗略统计显示，从2017年以来众多“类借壳”案例在预案阶段因交易所问询知难而退的比例接就超过50%。

例如，2018年年初深交所向中国天楹（000035.SZ）下发问询函，就其向华禹并购基金、中平投资等26名股东购买江苏德展100%股权，从而收购海外城市环卫服务龙头Urbaser一事予以问询，其中是否规避借壳被重点关注。

另外，“类借壳”本身就带有绕开监管的潜在含义，因此从严审核的趋势下，失败率是这类案例的常态。

“从采取‘类借壳’的目的上来看，之所以采用借壳或者‘类借壳’的方法登陆资本市场来看，标的资产在某些方面就具有瑕疵，或是行业因素，或是标的资产实控人的身份问题等，因此大量的‘类借壳’案例一开始就具有挑战监管的特点，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成功率较低的特点。”一位中金公司人士7月16日对记者表示。

解密成功要素

一直以来，监管层都表态要从严监管“类借壳”，但从严监管并非彻底不放行，相比打击“养壳、炒壳”的表述，监管层对“类借壳”始终抱有辩证的看法。

因此，通过发审会的“类借壳”案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监管层的审核底线，这些成功的案例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

记者梳理，在一众成功案例中，与监管层有积极互动，并且落实反馈意见是重要的成功要素。

以昆百大A为例，其在上会前夕仍对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记者查阅了监管层的问询函和反馈后方向，监管层重点关注的问题即交易中标的资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配套融资的金额，昆百大都做出了修改，因此最终该“类借壳”案例顺利通过也无可厚非。

“从近两年的案例看，如果公司方面能够就监管层在此前的反馈问题中均有提及的问题迅速反馈和修改可以看作是同监管层有良好的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过会的几率。”一位中信证券投行部的人士7月15日和记者的交流时表示。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多个成功过会的案例中，几乎所有“类借壳”的案例与最初的版本相比都有了不止一次的修改。

另外，“类借壳”标的交易资产的质量也是最终影响案例能否顺利通过审核的高权重因素。

前述中金公司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审核趋势里，监管层更加看重注入资产本身是否优质。即对于是否形成重组上市或以何种形式这并非首要因素，更加看重的是标的的盈利性是否持续、是否给上市公司带来业务上的本质提升，并非仅仅是规避借壳。如果交易标的出现盈利性问题的硬伤，哪怕交易方案设计得再精巧，可能也难以通过，案例有南通锻压、准油股份等。”

前述上交所“从严监管”表态的后半段也可以看出监管层支持优质资产的意图。

上交所指出“支持传统行业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出清落后产能，特别是因周期性因素暂时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支持其通过并购重组、重整等市场化方式，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尽快走出经营困境。”

回溯众多成功的案例，大多都是这样的模式，“类借壳”是手段，而目的是使得上市公司重新恢复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助力国企改革

近两年来，“类借壳”案例中涌现了一类过会成功率颇高的案例，这便是央国企改革利用“类借壳”的手法。

去年以来的多个著名案例都有相似的情况，如中粮系中粮资本注入中原特钢（002423.SZ），湖南广电以快乐购（300413.SZ）的平台打通旗下资产产业延伸，以及北京国资委主导的北汽新能源与SST前锋（600733.SH）的资产重组等都是相关的案例。

快乐购（300413.SZ）便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此前快乐购拟发行股份购买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芒果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芒果互娱”）等五家公司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115.51亿元。

实际上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快乐购控股股东为芒果传媒，持股比例为43.12%， 实际控制人为湖南台。而快乐阳光等5个标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湖南台，因此这是一次控股股东的资产注入。

因此本次交易后，芒果传媒持股比例预计将达到 67.88%（暂不考虑配套融资），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台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这一笔“类借壳”的影视文化并购重组案过会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其国企资产证券化的背景。

“欢乐购此次收购湖南广电旗下优质资产过会有多重的案例意义，首先这是一起‘类借壳’的案例，另外欢乐购的背后实际上是湖南广电一次成功的资产注入，是国企改革利用类借壳方式整合旗下资产并且资产证券化的样本。”一位海通证券投行部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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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平安投资华夏幸福之际， 天安人寿举牌奥马电器（002668）上周也尘埃落定。在天安人寿举牌奥马电器过程中，受让标的股份的证券账户为万能险、一季度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占上季度末总资产比例较高等问题引人关注。

事实上，自一季度以来，天安人寿已经新进8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大手笔“买买买”外，天安人寿公布的数据显示，其业务发展承压。

新进8家上市公司

天安人寿出手奥马电器， 源于两月之前。5月7日，奥马电器发布公告称，持股10%的股东西藏金梅花拟将其持有的公司3763万股协议转让给天安人寿，占公司总股本的5.90%，转让价格为19.89元/股，转让价款合计7.48亿元。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西藏金梅花持有公司4.10%股份，天安人寿持有5.9%股份。

这次交易过程中，受让标的股份的证券账户为“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由天安人寿设计开发，并经原保监会审批、备案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的单独核算账户。

事实上，自一季度以来，天安人寿已经新进8家上市公司，分别是再升科技（603601）、皖新传媒（601801）、恒力股份（600346）、永利股份（300230）、江南化工（002226）、太阳能（000591）、东方财富（300059）和东方国信（300166）8家上市公司，涉及电子信息、新能源、文化传媒、汽车、银行、互联网金融、环保等多个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6月28日，天安人寿投资奥马电器的账面余额为7.56亿元，占上季度末总资产比例为0.48%。截至6月28日，天安人寿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占上季度末总资产比例为23.1%。

而根据相关监管规定，保险机构投资权益类资产的账面余额合计不得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30%。从行业的平均比例看，这一比例多在百分之十几。天安人寿的投资风格可见一斑。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1月、1-2月、1-3月、1-4月、1-5月，保险资金在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余额分别是2.01万亿、1.93万亿、1.9万亿元、1.88万亿元、1.92万亿元，占比分别是13.38%、12.85%、12.46%、12.19%、12.38%。不难发现，前4个月呈现连续下降趋势，第5个月虽然有所上升，但仍处于低位。

某保险公司资管部门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资本市场波动对保险资金收益率影响较大，综合收益率明显承压，权益资产可能不仅无法提供正贡献，还可能负收益。不过，一些举牌后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保险公司情况相对较好，因为股价下跌不用反映在收益率上。

安信证券最新研报显示，股票市场波动是上半年保险公司总投资收益率承压的主要原因。展望今年下半年，预计权益市场波动将拖累保险公司总投资收益率，2018年上市保险公司总投资收益率将下滑至5%以下。

此外，6月8日，天安人寿披露的信息表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江淮汽车2814.78万股无限售流通股。截至信息发布当日，天安人寿本年度与关联方江淮汽车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1.95亿元。

根据江淮汽车2017年年报，截至报告期末，天安人寿持股比例为2.73%，位列第四；2016年10月27 日，江淮汽车第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天安人寿副总经理陈颀当选为江淮汽车董事。

一季度亏损

事实上，天安人寿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天安人寿2017年年报数据显示，2017年，天安人寿营业收入587.79亿元，相较于2016年的388.57亿元，同比增长51.27%。其中，保险业务收入481.1亿元，相较于2016年的335.24亿元，同比增长43.51%。

与此同时，2017年，天安人寿营业支出达到605.99亿元，相较于2016年的387.64亿元，同比增长56.33%。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达到63.23亿元，相较于2016年的27.89亿元，同比增长126.71%。这意味着，天安人寿营业收入提高的同时，支出也是前一年的两倍多。

2017年，天安人寿投资收益66.38亿元，相较于2016年的71.29亿元，同比下降6.9%。2017年，天安人寿净利润1.4亿元，相较于2016年的0.89亿元，同比增加57.3%，但天安人寿母公司净利润－8.81亿元。

不过，天安人寿2018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2018年一季度，天安人寿保险收入达到153.58亿元，相较于上季度末的66.4亿元同比增长131.3%；总资产1568.2亿元、净资产为115.21亿元；净利润由上季度末的1.4亿元变为-6.85亿元，当季亏损严重。

事实上，2010年至2014年，天安人寿净利润始终处于亏损状态，2015年扭亏为盈，但好景不长，随着对万能险等业务的从严监管，天安人寿净利润如今再度承压。

此外，2018年一季度，天安人寿核心偿付能力、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由105.97%、130.86%降至91.26%、112.59%。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要求，保险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标准为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标准为100％、风险综合评级达标标准为B类以上，三个指标同时达标的为偿付能力达标公司；任意一项指标不达标的，为偿付能力不达标公司。虽然《规定》尚未落地，但却具有参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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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银行副行长王业芳表示，过往银行总认为客户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不愿意共享。而现在，通过和京东金融、摩拜、今日头条等流量平台合作，用户一样为银行创造价值。

“现在不投入金融科技，明天就没饭吃。”7月17日，华北某城商行中层领导张磊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交流时如此表示。

“中小银行现在的竞争对手，不只有银行同业，还有来自互联网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P2P、网络小贷等。”蓝海银行副行长王业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言必称金融科技的当下，体量有限、科技投入严重不足、难以吸引科技人才的中小金融机构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感。

国际分析机构IDC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的整体规模达到277.23亿元人民币，其预测该市场2017到2021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35%，预计到2021年达到736.99亿元。这个数百亿量级的市场，除IBM、神州信息、长亮科技等传统IT服务商之外，以兴业数金、平安金融壹账通、建信金融科技以及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为代表的新型机构也入场分羹。

中小金融机构如何构筑自身的科技能力？在外部合作中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自建系统PK分工协作

今年以来，张磊和许多中小银行同业见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在京东金融所在的亦庄大厦，也有在蚂蚁金服杭州的Z空间。

张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希望为中小金融机构做科技输出，而现在许多城商行、农商行传统业务受到挤压，有了求变的念头，不过更多还在观望。“原本业务中地方大中型企业、政府机构占比就很高，即便维持原有的系统，在3-5年里经营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5年后，可能很多客户都在线上了，我们必须现在加速布局。”

近年来，由于企业经营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大行、股份行服务渠道下沉，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和金融监管加强同业萎缩等多重影响，中小银行纷纷喊出零售转型，科技提升效率成为中小银行在发力小微企业、零售用户的突破口。

“许多传统银行的IT技术能力都比较弱，因为其见效慢，投入产出比低，以至于现在没办法支撑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金融机构的核心资源从资产规模、支行门店变成了数据，过往的优势成了劣势。”一位金融机构技术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城商行受到的挤压最为严重。”

但相较于大行动辄每年50亿-100亿的技术投入，中小银行的技术投入颇有些捉襟见肘，从千万到亿元不等。在核心系统、信贷系统和信用卡系统等方面，大行以自建系统为主，而中小金融机构多以外包、托管和租赁等形式为主，辅以运维和一些本地化功能的开发。

神州数码融信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刘盛蕤介绍，由于科技一次性投入大，收效慢，中小金融机构一般比较难以承受相关成本或在决策中犹豫不决。即便进行了投入，由于运营能力和产品等不足，业务开展并不理想。典型案例即多家银行花费数百万上线的直销银行和银行电子商城。

也正是看中为中小银行服务这一市场空间，包括兴业数金、平安金融壹账通、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众多机构相继入场分羹。

“传统金融机构进行零售金融转型，必须对架构、流程和文化等三方面进行大改造。”马上消费金融CTO蒋宁介绍，这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将金融科技开发比喻为造车，买到发动机、悬架等系统组装一台车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在互联网迭代很快，对场景金融需要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和风险。如果没有自己相应的组件开发能力，更换零部件就要把系统大卸八块再重新组装，这样会严重影响新产品上线，难以快速获取市场红利。传统金融机构一个新产品时间成本至少三个月以上，但是马上消费金融可以缩至2-4周。

“不坐以待毙，也不能拔苗助长。就是科技发展、投入要和业务形态相适应，但也不能等到别人都做好了失去市场先发红利。在金融科技领域，商业银行、新型机构相互竞争和合作，在获客、风控、客服以及账户等许多领域都可以合作。”蒋宁表示。

张磊也对记者介绍，目前以南京银行、新网银行等为代表的机构在金融科技系统领域投入巨大，定位于中小银行与行业平台的连接角色。“一些当下资产规模太小、科技投入有限的中小银行机构，可以先参与此类平台的合作，锻炼自己的科技能力，待实力和需求都满足条件时再自行开发。”

防范银行丧失创新能力

从线下走到线上，金融机构产品遇到的最大挑战便是身份欺诈。

张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首要便是他们的活体识别技术较为领先。此外，金融科技公司在网络黑产、欺诈方面的数据库更新更快，且不同公司的数据库各有特点。

“银行要把握的是核心风控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并搭建相应的系统，一定要自己的人员。但社会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精细。”王业芳表示，银行可以在管理好风险的前提下加大与外部科技公司的合作，享受技术红利，降低试错成本。过往银行总认为客户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不愿意共享。但银行App不同于生活类App的活跃度，用户只有在转账汇款时才会登陆，也并没有给银行创造价值。而现在，通过和京东、今日头条等流量平台合作，用户一样为银行创造价值。

原银监会也就信息科技外包活动出台风险监管指引，明确指出“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导致失去科技控制及创新能力，影响业务创新与发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外包时“以不妨碍核心能力建设、积极掌握关键技术为导向”。

即便与新型金融科技公司有较多合作，张磊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风控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就像相亲一样，父母、亲友推荐过来的对象，能否在一起也要看本人是否愿意。银行必须把好最后的风控关。如果单纯依赖金融科技公司的风控，银行将沦为资金通道。”

多位受访人不约而同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到，最看重以蚂蚁金服、京东金融以及度小满等机构的流量优势，而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更懂银行需求。此外，张磊还提到，上述机构开发了大量缺少征信数据基础的白户用户，通过他们对于白户用户的数据积累，使得银行机构为白户用户提供服务成为可能。此外，这些机构的大数据处理能力也相对更强。

“其实在技术、流量的合作之外，最重要的是银行机构在合作中学习互联网企业的组织架构和理念。”一位华北地区城商行网络金融部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