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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一汽夏利”)(000927.SZ)发布公告称，由于旗下子公司一汽华利连续多年亏损，一汽夏利将以不低于1元的价格抛售其100%股权。

根据公告，一汽夏利转让的条件是受让方须承诺，保证归还华利汽车应付的不低于8亿元的欠款，在此基础上，华利汽车应付的其他欠款免除；华利汽车全部员工原则上由一汽夏利负责安置；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不含华利汽车的土地、房产；受让方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即便一汽华利转让的价格中不包含土地和厂房，但一汽华利拥有完整的乘用车生产资质，在业内人士看来，8亿元的价格也许会让一些融资能力强的新势力造车企业买单。

还有传言称，随着天津华利“僵尸”生产资质的转卖，造车新势力企业——拜腾主体公司南京知行汽车——将接盘，从而解决自身资质的问题。

7月20日，拜腾汽车高层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回应称：“就此事而言，我们现在不方便做任何评论。”

一汽华利等待接盘

一汽华利前身是天津华利汽车有限公司，2002年6月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股权转让方式联合重组，天津华利汽车有限公司更名为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并于2008年成为一汽夏利全资子公司，主要生产吉普车、130系列轻型货车、1010微型货车及6320系列微型客车等。

不过，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产品力的不足。2015年至2017年三年间，一汽华利的营业收入分别为9475万元、6535万元、4500万元，到2018年6月30日，一汽华利的营业收入仅1929万元，净利润亏损逐渐加大。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建立汽车行业退出机制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2〕349号）的规定，今年5月8日，曾经的行业翘楚一汽华利由于经营收入持续走低已进入工信部第三批特别公示名单，在特别公示期内，工信部不再受理该企业的新产品申报。

不单单一汽华利处在退市边缘，一汽夏利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7月14日，一汽夏利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公告显示，一汽夏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6亿至6.7亿元。

对此，有业内专家唏嘘不已，“雁牌，三峰，华利，夏利，当年这些知名汽车品牌陆续退市或雪藏，曾经令人骄傲的‘一二上天’，如今，天津汽车工业何以沦落至此。”

而且，按照工信部的规定，连续两年的年销量为零或极少，乘用车少于1000辆、大中型客车少于50辆、轻型客车少于100辆、中重型载货车少于50辆、轻微型载货车少于500辆，符合上述条件的车企被定性为“僵尸车企”。

不过，即便有些僵尸企业如一汽华利已经无力支撑经营，但仍然僵而不死，这其中的原因则在于：一些僵尸企业卖壳，将自家企业的生产资质转卖给其他企业，或是将企业卖身于其他企业，让其他企业进行并购；其次，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保税收和避免出现大量的失业；三是企业虽然不复存在，但并没有注销，因为它们仍存在于工信部的企业记录中。

“企业僵而不死，意味着还自带一定的债务和社会责任。一旦该企业被关停后，债权人压力陡增。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果让过去巨大的投入变成一种回报，‘僵而不死’或许也不是坏事。” 7月23日，中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出售“生产资质”有争议

对于一汽华利的股权收购一事，有专家认为，单纯购买一个生产资质，支付8亿人民币的价格并不低。“这家企业已经没有其它利益可图，恐怕之后会再拍卖土地厂房。”

事实上，一方面有人质疑“僵尸企业”抛售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购买“僵尸企业”壳资源的方式应该被鼓励。

“从国家管理而言，通过国家控制让这些空壳升值，或者让历史的包袱得到解决。8亿的价格并不贵。”崔东树认为，卖掉僵尸企业的壳是会被鼓励的。一方面，新势力造车企业需要生产资质，但国家资质审批则意味着无偿供给。

通过购壳的方式，如果可以解决一部分社会困难和压力，本身是一种好事。这也会使国有企业的社会包袱得到化解，新势力造车企业获得资质，实现双赢局面。

那么，怎样的空壳更会受到买方青睐？记者带着上述问题，询问一家新势力造车企业高层领导时，他的说法是：“谁便宜就会买谁。”

据了解，资产负债率是用于判断壳干净程度的指标。一般而言，“壳”比较干净、负债较少的公司更容易受到青睐。因为经营业绩过分差甚至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可能使买方要承担过重的债务负担，而使买方对其收购热情降低。

不过，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业内人士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汽车这种长周期、高风险、规模化的产业，本身跟资本的性格格格不入。资本这几年表现特别突出，所以它跟技术、产业结合起来之后，使得本来不太受金融资本影响的汽车产业，如今已经中毒。”

7月20日，一位汽车行业专家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国有资产无人负终极责任，下一个接盘者要么是国有资本要么有地方政府背书，若是民营企业拿自家的真金白银买此壳，说明它此前挣的钱没费劲。”

一个生产资质能否量化标价出售？崔东树给出的答案是，僵尸企业存在一定的社会债务，从国有企业的角度而言，需要合理化解这些债务，因此壳资源是否值钱并不重要。

“因为现在新势力造车企业动辄融资上百亿，他们肯定有足够的钱去购买一个壳。为什么新势力造车企业能获得数值较大的估值和融资金额？投资人是看到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巨大发展机会。”崔东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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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合并后，备受关注的“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或将于近期公布并开始执行。

多名接近银保监会系统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确认，几经讨论和修改，银保监会的内设部门将确定为27个，即26个职能和1个机关党委。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的部门中，既有撤销，也有合并和新设，负责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监管和功能的监管的部门，则大多数得到保留。

“改革方案媒体之前就已经传过了，大的改革方向是一直不变的，不过在和中编办的沟通中有些微调。在部门编制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新设了重大风险与案件处置办/局和股权与公司治理部两个部门，有点意外，不过也说明了今后对重大案件风险和公司治理的重视。”一位接近银保监会系统的人士如是表示。

不过，最终的方案还有待于中央编办和银保监会权威发布。

人员分流压力较大
在银保监会合并的过程中，部级领导确定下来以后，两个系统内最为关心的就是会机关的改革和地方分局的设立。

据一位接近银保监会系统的人士介绍，机构改革并未导致监管力量的削弱，原银监会保留了10个部门，分别是：政策银行部、大型银行部、股份制银行部、城市银行部、农村金融部、信托部、普惠金融部、创新部、非银部、处非办。原保监会保留不变的职能部门有4个：人身保险监管部、财产保险监管部、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保险中介监管部。

其他的中后台部门，因为职责和功能类似，进行了合并。比如机关党委、人事、办公厅、法规、政策研究、财会、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统计、国际等部门。不过，原银监会的外资银行监管部与国际部业务整合为一个部门，主要是外资行体量较小。

另一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部门整合后，人员安排和分流是压力最大的，特别是局级领导。”

原银监会官网显示，原银监会包括27个内设部门、36个银监局、306个银监分局、1730个监管办事处，另设北戴河、沈阳、顺德、廊坊4个培训中心。原保监会则有15个内设部门和2个直属事业单位，设有36个省级保监局，以及苏州、烟台、汕头、温州、唐山等五个地市级保监分局。

接近银保监会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前，相关负责人已经进行约谈，征询个人意向和建议。对于人员的安置和分流，将会妥善安排，比如会管单位承接、设置巡视员岗位等。

至于派出机构的合并，则可能参照会机关设置相关的处室。一名地方银监局局长表示，“地方派出机构也肯定是要合的，等机关部门设置确定后，就会按照会机关的设置设立相应处室。”

格外重视公司治理
银保监会将新设两个部门，重大风险与案件处置办/局和股权与公司治理部。这两个部门的设立也反映了现实的监管需求，其中公司治理领域出现了很多乱象，也是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最为关心的问题。

今年4月16日至17日，银保监会召开中小银行及保险公司公司治理培训座谈会。郭树清表示，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公司治理还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中小银行和保险机构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一些机构的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高管层职责定位存在偏差、监事会监督不到位、战略规划和绩效考核不科学、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等方面。

此外，一些重大案件的发生也暴露出公司治理的薄弱。原保监会发布公告称，自2018年2月23日起，原保监会决定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管期限暂定一年。目前，一些保险公司违规股权的处置仍在进行中，如昆仑健康等。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保险业出现的一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失效上，包括了个别机构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缺乏对大股东的有效制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通过关联交易，侵害小股东利益。还有，就是职业经理人履职不到位，治理不规范，水平不高等。

7月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一些金融机构治理不规范，与股权不规范有一定的关系。例如，股权结构复杂、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资本不实，自我注资、循环使用、虚增资本；违规代持、超比例持股等。”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监管部门限定清退违规股权时限，为了满足监管要求，违规股东承担一些损失，这种情形会具有市场惩戒效应。但如果出现延期情形，则违规股权清退延期的标准和时限如何设定是关键问题，如果弹性过大，则有可能损害到监管措施的强制力和这一举措对市场的惩戒影响。

此前不久，一行两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其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对投资者的甄别与分类管理，让动机不纯的陌生人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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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上午，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出了V型曲线，开盘后一度跳涨到0.090%，上周末收盘时为0.060%。 随后在当地时间10点10分日本央行发布通知称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将以0.110%的固定利率无限量购入10年期国债，此举为今年2月份以来的首次，消息过后，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至0.065%。

针对日本央行的上述操作，市场认为是为了打压上周五（7月20日）以来形成的该行即将微调政策以应对政策副作用，正是在这样的预期转变之下，出现了本文开头10年期国债遭到抛售的一幕。对于市场的揣测，日本央行金融市场局相关人士对于路透社等媒体表示，早上开始出现了长端收益率急涨的情况，为了抑制这种现象，继续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左右的水平为目标，实施了市场操作。

货币政策收紧预期再现

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出现市场转变对日本央行政策预期的情形，黑田东彦3月2日在日本众议院表示，尽管他重申为摆脱通缩将坚持大规模货币宽松路线，但该行或将于2019财年（即2019年4月起）左右开始考虑退出宽松的路径，条件是届时已达成通胀目标。当时受该消息影响，日元兑美元快速走高。

日本央行将于7月30日-31日召开议息会议，会后将宣布最新的利率决议，而就在上周开始传出为了应对超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尤其是对商业银行利润空间所造成的挤压，该行内部可能会在临近的议息会议上决定对政策进行微调，可能是采取更为灵活的资产购买力度，容忍长端利率自然上行，也有可能是维持现行政策但示意政策制定者正在考虑副作用的影响，但不太可能近期宣布大幅改变现行的控制长端利率或资产购买政策框架。

对于上述传闻，周末在阿根廷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回应称，对于7月的议息会议的结果做出任何预测是不合适的，他表示任何利率决议都要基于对经济状态等的充分讨论。

长期以来，日本央行可以说是全球货币宽松政策的大胆尝试者，该行在2013年4月推出了QQE（质化和量化的货币宽松政策），此后几度加码了宽松力度，但更令市场震惊的是2016年1月底该行开启了“负利率”时代，即以对银行的对超额准备金实施-0.1%利率为主，实施量化、质化和负利率三个维度的宽松政策。到了该年9月份，该行宣布放弃年增基础货币目标值的框架，调整为控制长短端收益率即维持短期利率-0.1%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0%附近的政策框架。

超宽松副作用频现

尽管反复“折腾”，但该行定下的2%的通胀目标迟迟没有达成，甚至在最近还出现了下跌的迹象。而在外部市场方面，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欧央行虽较为鸽派，但也于近期转为较为鹰派的表态。另一方面，长期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为外界所诟病。

据日本央行公布的历史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在2013年初，该行的总资产规模为近158万亿日元，该行在7月12日公布的最新总资产规模数据则扩张到了超540万亿日元，达到了和该国的GDP相当的水平。一方面是该行长期的资产购买行为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该国的金融市场，据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6月末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度底的持股比例中，一般被视作反映日本央行购入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情况的信托银行占比上涨0.8%至20.4%，日本经济新闻对该数据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3735家上市公司中，日本央行通过购买ETF成为了其中40%的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国债是该行资产负债表上规模最大的资产类别，该行的持有占比超过了整个日本国债市场的45%。

另一大颇具争议的副作用是对于日本银行业利润空间造成的挤压，由此日本的银行业纷纷转而加大海外风险敞口，包括更多的外国国债和外币计价的债务资产来提高收益。此外，银行业还试图通过降低人力成本、上调对大型企业客户收费、开始对换汇交易和转账等个人业务收费等手段来应对。根据日本金融厅7月中下旬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3月的2017财年为止，日本106家地方性银行中有40%的银行出现了至少三财年的连续亏损。

不过有迹象显示，日本银行的资产购买力度在近一段时间以来有所放缓，自2017年12月以来，其间该行的总资产规模出现了三个月的环比下降，细分来看，该行持有的日本国债水平在近一段时间以来也几乎维持在450万亿-460万亿日元之间。

尽管市场广泛预期日本央行在下周的会议上并不会做出巨大调整，但存在微调的可能性，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分析师评论称，该行可能会采取以下几种微调举措，包括缩短购入国债的期限，对于利率采取更为灵活的操作等。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7月23日发布的季度经济与市场预测指出，日本央行希望在2019财年（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实现2.0%的通胀目标，但基于这方面的进度不大，我们预计日本央行将维持目前的政策立场不变，直到至少2019年底甚至更长时间。

截至发稿，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0.082%，上涨超5个基点。日元方面，继上周兑美元升值近1%后，7月23日早些时候日元继续升值，但截止到发稿美元兑日元已上升至111.11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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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66岁的马尔乔内，没能按计划坚持到2019年，而是提前一年谢幕。

“我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马尔乔内，最近接受了手术，不幸的是几个小时前他遭遇了恶化的并发症，这将阻止他重返FCA。”

当地时间7月21日，FCA（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约翰·埃尔坎在一封面向员工的公开信中写道。有报道称，马尔乔内在几周之前接受了右肩手术。

掌舵FCA集团14年期间，马尔乔内数次力挽狂澜，几乎拯救了菲亚特和克莱斯勒两个品牌，并最终使FCA成为拥有Jeep、Ram、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道奇等多个品牌的世界第七大汽车公司。他本人也以精于财务、敢说敢干的风格，成为了FCA一张传奇“名片”。

在他之后，现年54岁的麦明恺（Mike Manley）被任命为FCA新的首席执行官，在此之前他是公司盈利能力最强的两个品牌——Jeep和Ram的主政者。在他的任期内，Jeep品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和发展，全球年销量从2008年的50万辆增至2016年的140万辆；数据显示，2017年Jeep和Ram的销量占到了公司总销量的67%。

以这样成绩和贡献，在FCA的继任者竞争中，麦明恺战胜了欧洲区负责人阿尔弗雷多·阿尔塔维拉，以及财务总监理查德·帕尔默。

尽管这可能已经是目前最合适的继任者，但没有了马尔乔内的FCA，还是被外界认为“走到了十字路口上”。上个月刚刚公布的五年计划在前，要想带领FCA完成转型、实现盈利目标，麦明恺还需要克服不稳定的贸易环境，在电动化等关键领域有所作为。

“新五年”规划如何落地？

自2004年接手菲亚特公司起，马尔乔内“精心策划了菲亚特的复兴”。

他最大的功绩是策划了与克莱斯勒集团的合并。2009年，菲亚特入股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随后不断扩大股权，最终在2014年成功将两家企业合并为FCA，相当于最终以49亿美元的价格加上55亿美元的养老金责任，收购了美国“三巨头”中规模最小的汽车企业，包括其标志性的Jeep品牌。

随后，通过拆分卡车和拖拉机制造商凯斯纽荷兰工业公司、跑车品牌法拉利，FCA实现了市值的进一步增长。

同时，财务工作出身的马尔乔内不断推动公司减债、完成利润目标。从2014年开始，FCA消灭了125亿美元的债务负担，股价几乎翻了两番。目前，其6.4%的利润率高于福特的5.2%，接近通用的 7.2%。

一个多月前的6月1日，这位即将退休的CEO公布了公司的新五年规划。尽管此前外界将猜测的重点放在了菲亚特和克莱斯勒两个品牌的未来命运上，但新规划的重点显然是公司的电动化战略、各品牌的发展侧重，以及公司未来的盈利目标。

根据规划，FCA会在五年间投入90亿欧元，为旗下各品牌的车型配备一系列电动化解决方案。到2021年逐步停止在欧洲生产所有柴油乘用车，届时仅为轻型商用车型提供柴油发动机版本。

通过重点发展Jeep、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和Ram品牌，马尔乔内希望公司五年后的调整后息税前利润能够翻一番，达到130亿欧元至160亿欧元，利润率达到9%到11%。

马尔乔内同时为Jeep立下了2022年之前销量翻倍的目标，并表示，这一增长主要基于亚洲、欧洲和巴西市场的业务扩张。

在公布新五年规划的大会上，马尔乔内拒绝透露继任者的信息，因为按照他的设想，他还可以为公司工作到2019年4月。但随着他健康状况的恶化，麦明恺提前上台，这家汽车公司不得不面对首席执行官的突然转换。

继任者的挑战

资料显示，麦明恺在零售业方面经验丰富，擅长与经销商保持密切合作，并且重视新车型的推出。而与马尔乔内相比，他在财务与制造方面的经验相对较少。

有分析认为，电动化是这位新任CEO必须有所作为的领域。马尔乔内此前一直拒绝跟随电动化的潮流，FCA此时拥抱电动化已为时过晚。

不过，公司显然已经意识到，欧洲的监管环境正在不断缩紧，而中国的双积分政策也使车企面临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任务，必须加快电动化进程以跟上这一潮流，并提振外界对于FCA的信心。

当然，不稳定的贸易环境是麦明恺面临的另一挑战。目前，美国已经对出口欧盟的铝、钢进行增税，这势必会对FCA的欧洲生产基地产生影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放话称，可能会对欧洲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征收惩罚性关税，一旦这一威胁成真，对FCA而言将是更大的打击。

同时，FCA此前多次在资本市场上出现并购等传闻，对于它是否会出售部分甚至全部品牌，外界从未停止过猜测。此前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对于弱势品牌而言，FCA一直有出售的意愿，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而在麦明恺任内，情况又会如何发展？

但从短期而言，除了交接工作外，麦明恺的第一个工作目标是实现2018年的利润目标。按照此前的披露，FCA的2018年的息税前利润目标至少为87亿欧元，但第一季度尚未完成这一目标的20%。

麦明恺还未进行他的新职位首秀，目前也没有发表任何的个人声明。FC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及管理团队将着手实施2018 - 2022年的商业计划，将“进一步确保FCA强大而独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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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一则“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2018年第一期期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培训班上表态股指期货交易即将恢复常态”的消息在市场中广泛传开。

但是，股指期货常态化交易真的快要恢复了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的情况是，可能并非如传言所称的这样“乐观”。

据当日晚间证监会公布的新闻口径，方星海真实的表述是“抓紧恢复股指期货常态化交易，满足境内外投资者股票市场风险管理需求”。有当日与会人士亦向记者坦言，他所理解的“恢复常态”也是以合适的时机和成熟的条件为前提。

值得一提的是，与多年前“见期指如见空”的反应不同，A股市场此番表现是一派暖意融融。

盘面显示，当日，沪深两市继续反弹。至收盘时，上证综指报于2859.54点，上涨1.07%；深证成指报于9314.3点，上涨0.68%。不难发现，投资者并未受到股指期货松绑的惧空情绪影响，反而从部分期货概念股盘中直线拉升，不少权重股应势上行中可以窥见，不算意外的预期，甚至有一丝欢迎的气氛。

7月23日，一位接近中金所的相关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松绑股指期货，恢复常态化交易，是包括中金所在内的市场各方正在努力推进的事情，但目前时间表还没有确定。

究竟在等待怎样的条件与时机？股指期货2010年4月16日在中金所挂牌交易。2015年年中，由于A股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出于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措施，中金所对具有“做空”功能的股指期货发出“限制令”。自2017年开始，在市场人士多番呼吁下，股指期货有过两次松绑，一次松绑是2017年2月17日，另一次是2017年9月18日，但与挂牌时相比，仍未完全解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证金比例为15%，受限前为10%；二是平今仓手续费为30倍，受限前没有惩罚性收费；三是单日开仓量限制20手，而受限前没有限制。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持仓交易限额和降低保证金来看，对机构客户和对冲交易客户已经基本恢复到受限前的水平，但是开仓手数限制对正常交易仍有一定影响。按照他们的猜测，监管层对股指期货迟缓松绑主要是对市场下跌风险和诟病有所顾虑。

还有部分期货人士认为，虽然没有确切时间表，但是监管层此次对股指期货松绑的表态或带来实质性的进一步措施。

与以往大背景不同，除了市场不再畏惧股指期货的做空功能外，目前A股市场处于2800点低位，同时，今年6月A股加入MSCI指数，境外资金进入A股市场也要考虑套期保值交易，恢复常态化交易，不仅有利于投资者，也对A股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出于对股指期货恢复的正面预期，7月23日，A股市场上的期货概念股受到利好刺激，多只个股直线拉升，中国中期、美尔雅封住涨停，弘业股份、高新发展、厦门国贸等涨幅均超3%。权重股和小盘股又成了剪刀差，多位市场人士分析，主要原因就是沪深300指数是股指期货松绑的最大受益者。

股指期货不是牛市的“凶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7月23日采访多位市场人士都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散户投资者为主的A股市场，有多少人买股票的时候明白为什么买，卖股票的时候知道为什么卖，而不是人云亦云，跟风就走？

作为一位资深期货人士，杭州优华衍生品服务公司总经理胡晓辉认为，股指期货在中国所有期货中，交割基差最小，套期保值最优。此外，股指期货两两配对，有空必有多，只有在期货市场内部有多空对立，对外输出方向才是零和的，恢复正常交易状态，股指期货贴水幅度才会缩小。

不忘初心，股指期货推出的初衷就是有助于降低市场大幅波动；有助于投资者坚定持股信心，减少股票现货市场抛压；有助于吸引长期资金入市。放开股指期货不止对期货行业，对资本市场的利好还表现在市场多了一个套保工具，对投资来说更有把握，市场会逐步企稳，改善市场的流动性，更直接的影响是利好量化对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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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新华保险以9.53亿购入长沙绿地中心写字楼并获得大厦冠名权，创造了长沙商办市场成交纪录。

从全球范围来看，高端写字楼以稳定的投资年回报率和高增长率一直为保险资金偏好。近年来，我国保险类大宗购置资产形态中，大部分选择城市金融核心区写字楼物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举牌地产公司、关联交易亦是保险公司的参与途径，而近年来长租公寓的兴起则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

看好高端写字楼物业

城市金融核心区写字楼颇受保险公司欢迎。

7月5日，上海市土地市场交易网出让公告显示，中国太保旗下子公司太平洋人寿与香港瑞安房地产、上海永业集团组成的联合体成功竞得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123、124、132街坊地块。

7月23日，一位保险公司投资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城市金融核心区写字楼物业吸附着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保险业开展金融业务以及资产保值增值提供有利保障。

“优质的物业地产可以通过出售或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获得丰厚的租金以及物业升值等。保险公司既能拥有办公楼的所属权，又能通过所收购项目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另一位保险资管公司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2017年3月，SOHO中国香港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透露，将出售位于上海的SOHO世纪广场。最终国华人寿以32.2亿元购入SOHO世纪广场。

而举牌地产公司则是另一投资途径。7月10日，华夏幸福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华夏控股拟向平安资管转让公司总股本的19.7%，转让价款共计137.7亿元。

前述保险公司资管人士指出：“这些上市地产公司属于大盘蓝筹股，普遍具有良好的现金流，分红率较高。在偿二代下，房地产等大盘蓝筹股风险因子较小，保险公司为后者需要提取的最低资本要求就会比较低，所以在维持权益配置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大蓝筹股的投资比例来减少价格风险对偿付能力的影响。”

亦有为应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IFRS9金融工具而进行战略布局的考虑。“在新准则下会计利润的核算规则下（尤其是FVOCI权益金融工具的核算规则），保险公司会更多倾向于配置波动小、分红高、估值相对低的大盘股，甚至会导向更多举牌行为。”7月23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险公司财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鼓励参与长租市场

除上述两种途径外，关联交易亦不可忽略。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2017年，恒大人寿约有5次关于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涉及金额十多亿。其中，2017年2月27日，恒大人寿投资约1.2亿元购置武汉恒大中心写字楼，作为投资性不动产；同日，投资约3.5亿元购置武汉恒大滨江中心写字楼，亦为投资性不动产；3月30日，以6亿元认购“长安权·成都新北城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增资扩股持有成都恒大新北城置业有限公司19.41%的股权。

此前不久，银保监会起草了《保险和谐和谐联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保险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应符合三条比例要求。一是保险公司对全部关联方的投资余额，合计不得超过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30%与上一年度末净资产额二者中较高者；二是保险公司投资未上市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和境外投资的账面余额中，对关联方的投资金额不得超过上述各类资产投资限额的50%；三是保险公司对单一关联方的全部投资余额，合计不得超过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15%。

此外，保险资金参与长租市场的情况值得关注。6月1日，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保险资金参与长租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目前，为了解决收益差、结构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品发行不确定性等操作难题，已有长租公寓运营机构、房地产投资基金开始考虑引入保险资金。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保险资金成本高、保险公司缺乏相关专业人才，加之长租领域收益率偏低，保险公司对此多持观望态度。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和《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的规定，保险公司不得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不得投资开发或者销售商业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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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重要部署，要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并再次提出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要保持适度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将降准资金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并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等多重利好信号。

央行近期的操作显然完全符合这一思路。7月23日，央行开展5020亿元1年期MLF操作，操作利率维持3.3%不变。值得注意的是，当日并无MLF到期，央行也未开展逆回购操作，结合有170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净投放3320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Wind获得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7月以来，央行向公开市场累计净投放（含国库现金）14605亿元，而去年同期央行累计净投放（含国库现金）仅为3310亿元。年初以来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在流动性环境的逐步纾解过程中不断确认，市场多认为，央行货币政策确实由紧转松了。

市场反应看，伴随央行公开市场屡屡大手笔操作，shibor中长端利率连续下行。7月23日除隔夜利率上浮1.6个bp外，其他期限均继续保持下行，如1个月shibor下行2.1个bp报3.162％，3个月sihbor下行3.3个bp报3.503％，1年期shibor下行3个bp报3.923％。中长期限资金利率已经从年初近4.8%大幅回落至2016年末资金水平，最高跌幅逾100个bp。

三季度或将继续降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发现，市场基本已形成共识，央行货币政策已转向边际宽松。而今年已经出现了三次定向降准，未来是否继续降准，市场仍存分歧。

中信证券固收团队认为，在大额流动性投放下的货币政策转松、监管文件边际放宽下的监管政策配合，过去两年的去杠杆政策正逐步向稳杠杆过渡。而降准+MLF置换组合延续，本次MLF放量操作提升MLF存量，为下一次降准置换打开空间。参考今年4月份降准的经验，预计三季度有可能再次降准。

国盛宏观首席分析师熊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央行不会全面放水、也不会重走大搞房地产基建的“老路子”，但结构性放松可以确认；预计下半年可能还会降准1-2次。

IMI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曲强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可以确定的是央行对“水闸”不能太紧了，但是否继续降准还不能确定。他认为，三季度是否继续降准需要结合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情况，如果资产价格稳定，通胀指数合理，而社融和ppi持续不振，则有必要继续降准。

海通证券首席分析师姜超在报告中直言，从年初到现在，央行已经3次定向降准，累计释放2.3万亿基础货币，相比于央行35万亿的总资产，这一规模已经非常可观了。

引导资金流向实体
就在上周，央行窗口指导向一级交易商额外提供中期借贷便利（MLF）资金，用于支持贷款投放和信用债投资。几乎与此同时，银保监会召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做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座谈会。政策层面正在积极引导银行间流动性注入实体。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夏乐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政策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流动性流向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但政策的传导需要时间，以目前的信用状况看，银行的执行情况尚需观察。

熊园也告诉记者，虽然货币政策边际宽松，但“紧信用”的拐点还没来，强监管、去杠杆的大方向未变、“破刚兑、压同业、去嵌套、防套利”仍是监管主基调，但力度和节奏放缓可以确认。但鉴于资管新规细则对非标松绑，预示信用风险得到缓解、后续社融也有望好转。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发现，相较单方面的货币政策宽松，市场更呼唤财政政策的积极转向。而国常会上释放的积极财政政策信号，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也是极大的提振。

温莎资本执行合伙人简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入接下来的稳杠杆阶段，整体金融市场会有新的正向周期，主要是进行结构性调整。他认为，很多高杠杆企业在接下来一到两年依然会较为艰难。“紧信用”仍在持续，不给非优质客户贷款，不给次级债市场增加流动性，让次级债、垃圾债爆雷出清，同时隔离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行定点爆破。财政和货币都有较大空间，金融市场受利好因素影响短期可能会有几个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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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售并举”背景下，公租房成为改革城市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抓手。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公布的消息，截至6月底，北京市已启动公租房分配（含市场租房补贴）1.26万套（户），其中实物房源约1万套，新增市场租房补贴发放2600户。北京已完成全年政府实事任务分配公租房1.5万套（户）的8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不仅是北京，2017年确定的租赁住房试点城市，在2018年纷纷发力租赁市场。在加大供应的同时，如何通过项目选址、定价机制等政策手段的改善，实现缓解城市住房供需矛盾的目标，也成为北京等住房政策标杆城市的尝试重点。

公租房落地加速

公共租赁住房是指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社会各种主体通过新建或者其他方式筹集房源、专门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出租居住的保障性住房。与过去的廉租房不同，公租房的租金定价将结合市场化和住房保障的因素。

2017年7月，住建部确定了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厦门、武汉、成都、沈阳、合肥、郑州、佛山、肇庆等12个首批住房租赁试点城市。2017年8月住建部与自然资源部，共同确立了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试点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住房，这使北京、上海也纳入住房租赁试点。

7月23日，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这14个城市，也成为了2017年以来出台租赁政策的密度最为频繁、公租房推出力度最大的城市。其中，又以人口流入最多、住房供需矛盾最为紧张的一线城市，政策力度最大，工作推进最快。

2018年初，上海市市长应勇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2018年将加大租赁房建设力度，新建和转化租赁房源20万套，新增代理经租房源9万套。

据我爱我家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2017年下半年至今，上海以32块纯租赁用地，总建面204.2万平方米的供应高居全国榜首。

广州则按照不同租房群体，多批次推出房源。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广州已推出公租房超过1万套。其中，面向用人单位整体租赁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公租房4720套、面向个人及家庭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公租房1540套、面向符合条件户籍家庭的公租房4006套、面向来穗务工人员的公租房1021套。

而深圳则在其6月发布的“楼市新政”明确，2018-2020年建设筹集各类住房42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25万套；其中市场商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40%左右，人才住房、安居商品房占40%左右，租赁住房20%左右。具体到2018年，则提出力争供应的保障房5万套，其中公租房约2.26万套。

除了加紧供应，一些城市也在政策支持和规范的角度，不断完善公租房政策。

7月17日，杭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企业自持商品房屋租赁管理的通知》，强调企业自持商品房屋对外出租单次租期不得超过10年，单次收取租金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

此前，杭州曾提出，2018-2020年新增租赁住房占新增商品住房总量的30%。上述我爱我家报告也显示，杭州的公租房推出面积在全国排名前三。

郑州则对租金提出了新的要求。5月，郑州方面提出将在2018年实现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7000 套，并明确了人才公寓申请条件、分配方式、租金标准等。其中，租金标准原则上按照不高于同区域住房市场租金70%的标准确定。

服务城市人才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房价相对较高的热点城市而言，形成“高端有市场、中端有支持、低端有保障”的住房体系，对于留住人才、提升城市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其中，在购房年龄推迟、租房需求扩张的背景下，公租房的角色越发重要。严跃进认为，相比于过去的廉租房，公租房由于相对市场化的定价模式，在房价相对较高的这些城市，所能服务的受众群体更广。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严金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等政策的推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住房供给结构的调整，把过去通过购买商品房“一步到位”满足住房需求的方式细化，解决当前困扰人口净流入城市的住房供需矛盾。

这也让公租房等政策性住房，如何配合城市发展的人才需求，成为这些城市在加大供应的同时所探索的重点。

以北京为例，作为全国最早的试点城市之一，2017年，北京市实现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用地供应203.9公顷，此类土地也是北京增加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等公租房的主要来源。但从与市中心的绝对距离和通勤条件来看，一些项目被认为距离市中心较远，其实际效用受到质疑。

这也让如何因地制宜、真正满足住房需求，成为公租房等政策关注的焦点。7月20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要“以区为主、全市统筹”、结合 “三城一区”及其它国家或本市重点功能区建设，通过结合本市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政策规定，来服务保障在京就业创业的人才。

对此，我爱我家集团研究院院长胡景晖分析表示，去年北京发布了发展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政策，每个区各有重点发展方向，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因此，各区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人才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而严跃进则指出，由于公租房定价相对灵活，目标人群跨度较大，部分项目定价可以更高，要争取实现城市区域的、局部的职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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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哪个地方消费增速最高？不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省市，而是西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最高的地区是西藏，达到了15.1%。此外，福建、安徽、四川、湖北、云南、江西、贵州等地的这一数据也较高，增速在11%以上。

但是部分东部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表现平平，其中天津以4.3%的增速排名倒数第一，北京则以4.4%排名倒数第二。此外，宁夏、吉林、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增速分别为5%-7%不等。

分区域看，西北、华北、东北的增速较低，这些都位于北方地区。相对而言，南方地区普遍增速较高。

这与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居民收入增长快有关，也与部分地区相关产业活跃密切相关。以旅游业为例，今年以来西藏、贵州等地的旅游业收入和人数，都处于井喷的状态。

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副研究员魏翔指出，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快，居民收入预期较好，刺激了消费增速。“要注意的是，南方一些地方因为交通改善，通过发展全域旅游，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导致大量游客涌入，制造业也得到了发展。这种好的发展经验，值得其他的地方学习。”

居民消费增速南高北低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最高的是西藏，增速为15.1%，这一数据甚至比一季度的14.5%增速更快。另外福建和安徽的增速也分别达到了12.2%、12%。四川、湖北、云南、江西、贵州、河南、陕西、湖南、浙江、重庆的增速也在10%以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上述地区除西藏、陕西之外，均属于南方地区。

相比于南方地区的消费活跃，北方地区普遍出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放慢的情况。

比如，今年上半年增速最低的是天津，其次为北京。此外，宁夏和吉林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为5.2%，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增速在6%-7%之间。

导致南北消费增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这可能与经济增速相对较慢、居民收入增速相对低有关。

7月23日，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指出，今年上半年北方地区陕西经济增速在全国靠前，居民收入增长快，因此消费就增长较快。“但是陕西消费快，不只是因为有本地居民的贡献。来陕西旅游人多了，对餐饮住宿的需求增加，消费就留在本地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最高的是西藏，达到了12.1%，贵州、云南、安徽位居全国第二到第四名，海南、重庆等也靠前。而北方的天津、辽宁、黑龙江、青海、吉林、山西等，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排名全国后六位。

贵州省统计局副局长肖云慧在近期的数据发布会上指出，贵州今年上半年保持较快增长，印证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贵州消费市场保持繁荣活跃。

今年上半年贵州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2%。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中，不论是烟酒、日用品、石油及制品等重点消费商品，还是化妆品、家电等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速均超过17%。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通过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增长50.0%。

不过，从具体数据上看，今年上半年贵州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北京的1/4左右，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低，并不代表消费总额不高。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北京相比贵州而言，服务性消费占比更高。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庞江倩在7月18日发布数据时指出，北京服务性消费持续快于商品性的消费，服务型消费在全市总消费占比达到55%，这个比重也是同比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对市场总消费的贡献也超过七成。

旅游业发展带动消费增长

那么，如何促进本地的消费快速增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每个地区正在做不同的探索。

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最高的是西南和中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有大量的工业发展，其使得居民收入增加快，从而促进消费加快。而西南很多地方则得益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2018年上半年，西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115.6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6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6%和34.7%。贵州今年上半年旅游总人数4.71亿人次，同比增长34.1%，旅游总收入4382.06亿元，同比增长39.5%。云南省2018年上半年接待国内游客33596.97万人次，同比增长27.18%；实现旅游业总收入4201.35亿元，同比增长26.78%。

这三个地区的旅游业增速井喷，既能带动当地居民收入增加，又能带动当地产业升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指出，北方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条件不如南方。而西南地区最近多年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这对促进旅游业发展有利。

据悉，今年上半年北方旅游业发展较快的地区有陕西和青海。

上半年，青海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1567.17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26.2%；实现旅游总收入170.42亿元，增长28.2%。陕西接待境内外游客32826.05万人次，同比增长24.14%；旅游总收入3076.43亿元，同比增长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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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智库2017年《全球未来教育指数》白皮书显示，新西兰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富的教学资源、开放的社会环境等因素超越美国、英国等传统教育强国，成为了全球未来教育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

作为是新西兰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中国留学生受到格外的重视。新西兰教育部长克里斯·希普金斯（Hon Chris Hipkins）7月16至19日到访北京和广州，期待进一步加强两国教育机构的合作。



7月18日，就新西兰的教育概况与优势、中新两国之间学生与教师的合作现状与前景等问题，希普金斯接受了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他表示，除了教育质量本身，新西兰也非常注重留学生在新的生活品质，为规范国际教育服务的质量，政府还设立了一整套评估和监督体系。

“中新两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希望这样的势头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尤其是通过教育的交流继续带动学术与文化的交流，在各大领域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希普金斯表示。

2017年中国留学生超4万

从儿童学前教育到大学通识教育，甚至到行业职业进修，新西兰的教育机构都提供了非常高的教育标准。上述白皮书也指出，新西兰在国家教育政策、教育资源以及社会环境开放程度三个方面均排在世界前二。

具体而言，希普金斯表示，新西兰的教育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我们来说，实践和创新的能力更为关键，我们的教育将大部分重心放在培养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不论是科创领域还是艺术创造领域都是如此。”

同时，新西兰还非常注重留学生的福利保障。希普金斯认为，新西兰是一个绿色的、安全的国家，国际学生来到这里可以得到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体验。这使得新西兰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我想这也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学生赴新西兰留学人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西兰政府教育统计网站数据显示，从2012年开始至今，新西兰国际留学生人数稳步提升。2017年，新西兰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为12.5万人，同比增长约2.6%。其中，中国、印度和日本为最大的来源国。

在希普金斯看来，国际留学生在新西兰不仅应该得到高水准的教育，在生活上，留学生还应受到良好的照顾。2016年，新西兰出台了《关怀国际学生教育规范准则》，该准则详细列明了所有教育服务提供者在保证国际学生顺利在新西兰学习和生活的各项规定。如在健康方面，教育服务机构需提供或确认国际学生在新西兰生活时的各项保险和医疗服务，需指导学生按时进行医疗咨询。

记者获悉，2018年8月，新西兰即将发布《国际教育战略草案》，以进一步确保新西兰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留学体验。“我们制定了一些非常严格的要求，以确保各教育机构都为在新西兰留学的国际学生提供良好的照顾。对于任何不能兑现承诺的教育服务提供者，我们会采取严厉的措施。”希普金斯说道。

影视行业大有潜力

谈到与中国加强在教育上的联系时，希普金斯表示，新西兰非常重视扩大与中国的教育联系。“我很肯定，在教育上的交流是中新两国之间最密切的交流领域之一。中国学生赴新西兰留学的兴趣越来越大，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有利，但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新西兰学生来中国留学。”

据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馆向本报记者提供的数据，2017年，共有超过4万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留学，占在新西兰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约30%。不过，希普金斯坦言，他并没有对两国之间在教育上的联系建立定量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为来自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提供高水准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这比对学生数量制定一个数字目标更为重要。”

在谈到合作具体领域时，希普金斯指出，新西兰的电影和电视产业技术先进，尤其是在参与《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等电影的制作后，新西兰的影视产业在国际上名声大噪。“影视产业是一个全球化的行业，我们正在大力发展，并希望在这个领域中在国际上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让我们所有的技术和内容可以扩展到全球。”

目前，中国也成为了较受新西兰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之一。2013年，新西兰设立了新西兰总理亚洲奖学金（PMSA），旨在鼓励新西兰学生到亚洲国家留学或实习。据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馆提供数据，中国是PMSA申请者最青睐的留学目的地，48%的学生申请了到中国留学。目前，PMSA已支持了630名新西兰学生来中国留学与生活。

除了学生间的交流以外，新西兰也同样重视两国教师与研究学者间的合作。“新西兰的教师培训项目也广受认可，我了解到，一些中国的教师会在新西兰进行培训，这是非常好的势头。”希普金斯对记者表示。

其中，广东地区的高校是双方教师交流的主力军。据悉，广东工业大学与奥克兰理工大学从2003年开始就建立了伙伴关系，在工程和艺术设计等领域为双方的学者设立了合作研究和教师交换项目。2017年6月，广东白云学院和新西兰威灵顿理工学院也签署了工程技术联合研究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希普金斯表示，不管是从广东到新西兰的留学生数量，还是两地高校间的合作，双方在教育上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也是我此次首次访华就来到广州的原因之一。”此次访穗之行中，希普金斯还到访华南理工大学，以表明新西兰政府希望与广东地区进行更深入的教学与研究合作。

对于如何进一步促进两国在教育上的联系，希普金斯认为，鼓励双方学生加强语言能力是最直接的方式。“我认为，如果想要增加来中国的（新西兰）学生，我们需要从语言开始，鼓励他们学习中文。我们很欢迎中国老师来新西兰从事中文教学，现在我们对这些老师的需求正在上升。”

不过，希普金斯补充称，当新西兰的留学生结束在中国的学业后，他希望他们能带着在中国的所学所闻，回到新西兰工作。“我们现在如此支持新西兰学生来到中国留学，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期待他们能够加强中新两国之间的联系。中国是新西兰非常重要的伙伴之一，教育交流是促进人心相通的好办法，教育上的交流越紧密，两国间的关系也将越来越稳固。”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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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晚，宁波银行公告，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申请获得证监会通过。这是宁波银行今年再融资的最新一例。

就在7月20日，在港上市的广州农商银行公告：打造境内外融资平台，实现股东所持股票的流动性，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同日，广州农商银行公告，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亿股的境外优先股，募集资金不超过100亿元，用于补充该行其他一级资本。

此外，刚刚上市的九江银行就抛出发债计划，年内第二次发行二级资本债。

资管新规落地后，一方面银行表内面临资本金约束，使得非标难以回表；另外，对于不合规的老产品需要稳步压降，而合规的新产品发行规模非常少。这导致非标收缩速度呈现加快趋势，从1-4月平均每月减少364亿，至5-6月每月压缩5565亿。

“非标回表已是大趋势，而且表内的限制更多，也符合监管的方向。”一位城商行资管人士表示。

资产回表艰难

导致银行资产回表难，一方面是由于信用债100%风险占用。

“我们接到了央行的窗口指导，几十亿额度确实用掉了。”7月23日，一位银行资深资管人士表示，但其配置的不是所谓中低等级信用债，还是投到了城投居多。“不能因为窗口指导，就去买垃圾债，去买一个民营企业我们完全不认可的债务。”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源于信用风险，上述银行资深资管人士表示，“特别是AA以下等级的债，公开评级和我们内部的评级还是有差距。我们当然会看公开评级，但更多的是看内部评级，特别现在这种情况下则会更加的谨慎”。另一方面，则是多数金融机构对于信用债的风险计量都持一刀切的态度，一般与贷款都是100%的风险权重。

从央行数据看，银行表外资产回表也并不乐观。2018年6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5902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继续大降至9.8%。人民币贷款增加1.84万亿元，同比多增3054亿元。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继续减少了6900多亿，同比少增9100亿。大部分表外融资需求难以向表内转移，是拖累社融的主因。

另一方面，是由于存款难。

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万亿元，同比少增712亿元。6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2.1万亿元，同比少增5482亿元。

“一季度的时候，各大银行抢存款抢得非常严重，贷款规模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去支撑的。”一位股份行资管人士表示，特别是过去两年，很多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资管和自营都有大幅度的扩张，存贷比甚至接近红线，对于存款的饥渴，是所有银行的压力。两三年前，大行确实不愁存款，但是今年一季度，大行抢存款也很明显，二季度大行存款有所缓解，但是各家银行仍在抢存款。

“7月我们了解银行的信贷并没有起色，储蓄疲软成为无解难题。”7月23日，一位银行分析师表示。

监管鼓励银行回表

央行7月20日晚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显示，对于通过各种措施确实难以消化、需要回表的存量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在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时，合理调整有关参数，发挥其逆周期调节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表外资产回表。支持有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回表需求的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

上述股份行资深资管人士表示，该条款更多是为了让融资人受益，即不能因为资管新规的执行，导致相当部分融资的资金链断裂。支持有非标债权类资产回表需求的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表面上看它都是对于金融机构的放松，其实给了融资人更多的融资的可能。

“如果要严格地执行资管新规，银行更多的倾向于让不合规的非标项目提前还款，没有太多动力回表。如果MPA考核对银行网开一面了，并支持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那么很多银行会考虑用表内贷款去支持表外的非标资产回表。对于融资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

回表补充资本的措施，一是调整MPA相关参数，二是鼓励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

对于前者，有银行资管人士表示，监管尚未明确如何调整MPA考核方式支持资产回表，预期会有明确的措施。对于发行二级资本债，有可能审计上宽松一些，鼓励银行发行。

一般而言，IPO、定增和转股后的可转债均可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优先股则可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债可用于补充二级资本。有银行分析师表示，鼓励资产回表并暗示回表资产在资本占用、授信集中度等指标上可以做特殊处理，但一级资本这条监管生命线很难被规避，效果有限。

去年井喷的可转债在2018年开始沉寂。优先股发行也不乐观，目前仅有兴业银行拟发行不超过300亿元优先股。但在2017年，计划发行和已发行优先股的上市银行多达11家。2018年银行补充资本，主要依靠定增和二级资本债。

2018年以来，有3家上市银行通过定增补充资本，且规模超过去年，合计1240亿元。目前，农行1000亿元定增已经落地实施，这是A股上市规模最大的定增。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定增预案公布不久，定增规模分别为100亿元和140亿元。

二级资本债则出现大幅增长。自2013年初《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实施以来，每年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总额都在千亿级，其中2017年共发行了4804.23亿元，同比2016年增长超一倍。全国性银行重新成为二级资本债发行主力军，合计有8家全国性银行完成3380亿元二级资本债发行，占比达七成。2018年以来，有28家银行发行超过800亿元二级资本债，同比增加将近200亿元，绝大部分仍以农商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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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新规下理财怎么走？

7月20日，资管新规细则落地。此次出台的细则仍坚持去杠杆的政策方向，核心则是统一监管。多数业内人士表示，理财新规放松的力度超出预期，但只是在过渡期内管控过程的放松，对过去监管没有明确的地方做出了明确。银行方面，理财产品购买门槛降低，有助于扩大银行理财客户范围、吸引资金流入理财资金池，将缓解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负债压力。私募基金方面，由于当前私募基金并没有认定为持牌金融机构，银行理财与私募基金的业务合作空间将大幅受限。（包芳鸣）

继4月27日央行等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后，落地配套政策终于出台。

7月20日晚，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执行通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理财新规”）；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私募新规”）。

资管机构如何看待过渡期政策变化，以及理财新规与资管新规？

7月23日，一位银行分析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4月底资管新规公布到细则公布，接近三个月的时间内，由于缺乏细则指导，多数银行都反映了没有细则正常的资管相关业务都停摆。相关细则落地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靴子落地，更重要的是会有序重启资管相关业务。

“意见总体上方向是不变的，只是细节上略有放松，不过放松的力度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7月23日，一位股份行资深资管人士表示，但这不仅是对金融机构的呵护，更多的是对融资人，也就是对地方政府或城投公司。

“监管检查以及资管新规从资金供给端束缚了商业银行的手脚，如果监管文件有所放松，会缓解供给端紧张的局面，”7月23日，一位城商行资管负责人说。不过，目前是在过渡期内管控过程的放松，对过去监管没有明确的地方做出了明确，资管新规发布后，对于重要的估值核算，非标投资、做成嵌套、打破刚兑、禁止资金池的问题其实都没有根本性的放松。

争议非标限制

根据执行通知，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可以适当投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但应当符合期限匹配、限额管理、信息披露等监管要求。理财新规提出，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于非标，有三条限制：全部理财产品投资于单一机构及其关联企业的非标余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10%；非标余额不得超过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也不得超过上一年度总资产的4%。

“征求意见的话，我们希望去掉非标占银行总资产4%这样一个计量标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不符合业务逻辑的。”前述股份行资管人士表示。一方面，资管新规把银行理财明确为表外业务，规模限制与银行表内资产规模挂钩，在业务逻辑上不一致。如果银行专注于资管业务，在自身业务又做得不太好的情况下，资管业务反而会被自身资产规模拖后腿。另一方面，监管标准应该统一，私募新规也是要求同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于非标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5%，但没有总资产4%的限制。

上述城商行资管负责人表示，定期开放式公募产品去投非标没有什么实际价值。非标期限不能超过半年或一年，其实更像一个短期融资券。真正限制社融增速的是投资端的委托贷款、银信合作和去通道约束。

此前常见的非标投资路径，要么已被限制，要么仍待明确，未来非标投资路径仍需新的创设。其中，一方面，由于信托通道受窗口指导受限，银行理财投资信托贷款，或理财投资信托计划再投放信托贷款，或通过券商资管计划投放信托贷款，这一路径已被限制。另一方面，对于“明股实债”，目前监管定位还不明确，可能被划归为权益类资产。

部分利于城投、平台融资

此外，执行通知要求，老产品投资新资产，优先满足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建设续建项目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前述股份行人士表示，“老产品”应指可以与非标资产，包括非标债券类资产和非标股权类资产进行期限错配的资产。“新资产”应指4月27日资管新规之后创设的资产。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层级是比较高的，目前急需用钱的地市级和区县级平台公司可能“靠不上边”，新资产到期日只剩下2年半的时间。“现金流无法全覆盖。一定程度上去解决了一部分的城投公司、平台公司融资的问题，但融资人还是需要发债等多种手段融资”。

“非标量今后不会放大，这次只是放松，而不是让非标再次激增。”该股份行人士表示，对于银登中心、北金所“非标转标”，资管新规出来之后，银行觉得这个可能是转标的一个途径，大规模去做了，但应该还是算非标。

结构性存款规模将压缩

结构性存款大部分是中小银行拿来做补充负债的一个方法。

根据理财新规，银行此后发行的理财产品将为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保证收益型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应当按照结构性存款或者其他存款管理。

前述股份行人士表示，结构性存款实际上利用了银监会2005年2号令的一项规定：理财计划中包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基础资产应按照储蓄存款业务管理，衍生交易部分应按照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监管方不愿意看到结构性存款大规模的发行，因此结构性存款的规模会压缩。实际上，部分大行的结构性存款也是“假结构”，小银行是通过通道去做结构性存款。

他表示，“真结构”不会受到影响，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真正的结构性存款，外资行多是真结构性存款。另一种是放到结构性理财里，目前多数大中型银行都在准备发行结构性理财了。去年底，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刚发布时，很多银行都在发布结构性存款，但是今年开始很多银行开始做大额存单，因为做结构性存款合规性是个大问题。未来大额存单利率将进一步有所提高，逐步突破利率上限。

理财销售渠道之变

理财代销亦出现非常大的变化。以前是本行代销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代销，现在理财新规只允许本行和其他银行代销。

另一股份行人士表示，征求意见稿中代销的范围过窄，至少放开到其他的金融机构可以代销，并配套制定一些细则和代销标准。

此外，理财新规仍坚持了投资者首次购买银行理财需面签、“双录”。

该股份行人士认为，在手机银行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仍要坚持面签、双录，已经是十年前就有的，可能太过于拘谨。可以考虑用远程面签方式进行的代替。类似于基金投资，投资者经过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适当性评估后可以购买，或者至少在现金管理类产品方面适当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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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1、尽管今日的国常会新闻稿的主要篇幅用于财政政策，但我们首先还是要提示投资者注意会议对货币政策尤为值得关注的两点提法：一是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二是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对于前者，这可能意味着社融余额增速持续回落的过程将阶段性结束，那么动力来自于哪儿？是进一步增加表内信贷投放还是表外融资负增长趋缓？结合上周五一行两会的最新监管政策取向，我们认为下半年表外融资对社融增速的拖累将有所减缓，剧烈去杠杆的风险下降，结构性去杠杆依然是当前去杠杆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于后者，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已经提示，下半年货币政策的主要矛盾焦点不是还有几次定向降准，而是如何提高政策传导机制。改变当前宽货币紧信用的割裂局面需要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措施的配合，货币政策孤军奋战难以解决此种困境。这正是本次国常会提出“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意义所在。

2、上半年财政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的财政政策并不积极，根据形势变化相机抉择是我国政策调整的传统逻辑，因此下半年财政政策有必要更加积极，投资依然是政府稳定经济的不二法门。从积极的方向看，加大针对小微企业和经济新动能的减税降费力度不出意外。财政支出力度也将较上半年扩大，会议明确指出，有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其中“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表明优质城投平台违约风险将明显下降，同时合规的PPP项目也将“重出江湖”。而1.35万亿地方专项债将是下半年财政支出扩张的重要资金来源。

3、货币和财政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是不是意味着去杠杆暂停呢？国常会继续强调“坚决出清“僵尸企业”，减少无效资金占用。继续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及活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表明去杠杆工作不会暂停。另一方面，针对小微企业被误伤的不利局面，会议提出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在定向降准的基础上再增加财政政策手段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4、这次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问题是政策又走上老路？我们认为不是，首先会议强调“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定向调控”，因此社融增速不会大幅反弹，而是与名义GDP增速保持合理关系，不会大幅超过名义增速。其次，推动有效投资的领域在于补短板、增后劲以及惠民生，房地产政策未见放松，政策受益于主体是新动能、小微企业和居民部门，这与以往财政刺激有明显区别。第三，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是减税降费而非扩大支出，而老路的重点显然在于扩大财政支出。

5、根据本次国常会的最新政策动向，我们预计下半年投资需求将有所改善，一方面新动能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投资在企业进一步减负后增速将继续回升，另一方面基建投资剧烈下滑的局面将结束，基建投资需求将边际改善，民间投资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配合消费的压仓石作用，年内经济失速下滑风险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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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牌和要约频频出现 产业资本加速入场
　　东百集团控股股东福建丰琪投资拟通过要约方式收购公司5%股份；新华百货股东物美控股拟以要约方式收购不高于6%的公司股份；此前，水井坊、宁波中百等近10家公司的股东已相继发出要约邀请……
　　“要约的频繁出现，表明以主要股东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正在加速入场据记者采访的券商研究员认为。

　　另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458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持股5%以上)增持自家股份，增持总金额超过336亿元。其中，股东增持比例达到“举牌线”的上市公司达到35家，新南洋等多家公司更是被举牌2次。“产业资本出手相当积极。”业界如此评价。

　　11家公司股东发出要约
　　受控股股东要约收购消息的刺激，东百集团股价昨日涨停。“大股东持股比例已经很高，这种情况下的要约，要么是真的对股价很认可，看好公司的未来；要么是为其他的运作做准备。”有券商研究员称。

　　据查询，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目前合计持有东百集团47.6%股份，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持股比例将达到52.6%。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6.80元/股，较要约发出当天公司收盘价高出近20%。公开信息显示，今年5月3日至7月10日，施章峰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792.6万股，占总股本的1.996%。

　　和东百集团相比，多数发起要约收购的股东用意则要明显得多。譬如新华百货，物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持股34.93%，宝银系合计持股32.19%，为巩固控股权，物美集团有进一步提升持股比例的需要。

　　据统计，今年以来沪深两市合计有11家公司的股东发起部分要约收购，剔除已经宣告失败的3例，有5家涉及控股权的争夺，包括汉商集团、爱建集团、钱江水利、宁波中百和新华百货。

　　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在目前市场环境不佳的背景下，部分上市公司存在价值低估的可能，同时小股东也有更大的出售意愿，通过发起部分要约，可以在付出较低溢价率的前提下，获得更多上市公司的股份。

　　35家公司被举牌47次
　　和要约收购相比，更多的股东还是倾向于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其中部分股东的买入量达到了举牌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35家公司被举牌，举牌总次数达到47次。

　　最近被举牌的一家热门公司是兆新股份。据披露，7月11日至7月17日，短短一周时间内，深圳宝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41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据查询，深圳宝信的股东是香港宝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金投资(集团)对交大昂立的连续举牌也颇具看点。据披露，至今年1月8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交大昂立5%股份；至今年5月4日，合计持股比例达到10%。据7月13日发布的增持计划完成公告，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14.97%。

　　格力电器对海立股份的持续举牌，则可以归结为谋求产业协同效应。据披露，至今年7月4日，格力电器对海立股份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10%。格力电器表示，增持旨在扩充产业链结构和整合产业优质资源，打造产业链更加齐全的国际化企业。据披露，格力电器与海立股份有紧密的业务关系。

　　还有一些举牌则来自大股东的增持，典型的如*ST友好。7月12日，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大商集团自5月8日至7月11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5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持股比例由20%提升至25%。大商集团表示，增持可以进一步巩固控股地位。对照大商集团当初入主时的价格来看，增持也有利于摊低成本。

　　和大商集团类似，一批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在今年采取了增持行动。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市合计有458家公司的主要股东实施了增持，合计增持金额达到336亿元。如东阿阿胶，去年11月底至今年2月，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投资累计增持1.87%公司股份，耗资6.9亿元；另如三安光电，今年5月以来公司控股股东三安集团已累计增持0.75%的公司股份，增持金额6.22亿元。

　　产业资本看重中长期价值
　　如何看待产业资本的增持？“通常意义上来说，产业资本对于行业、公司股票价值的理解，比普通投资者更加深刻，他们的行动有较强的参考意义。”有券商研究员认为，对于处于弱势行情或者持续下跌的公司股票而言，产业资本出手增持，有利于公司股价的企稳。

　　“最大的意义，我认为是产业资本对A股投资价值的认可。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目前A股的整体估值比较低，适合进行中长期布局。”该研究员认为，产业资本的增持价格可以作为投资者作决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有一种说法叫跟着产业资本抄底，个人觉得这种认识还是有偏差的。”长江证券一位投资顾问表示，产业资本出手往往会比较谨慎，但此时是否就是市场的底部则很难说，“产业资本浮亏严重的案例也不少。”

　　“如果要跟随产业资本进行投资，需要做好长期投资的准备，因为产业资本的投资周期往往比较长，不是特别在乎短期内股价的波动。”该投资顾问提醒，由于风格不一样，普通投资者很难做到长期坚守，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跟随策略能否成功。（上.证.覃.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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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宋女士就个税法修正草案提交了两条意见，分别针对起征点和税率。

　　“5000元的起征点略低，应该提高些，以后应该随着CPI定期上浮；现在七档超额累进税率，每档税率都可以降低些，最高边际税率可以降至30%。虽然我本人达不到最高边际税率，建议降低税率，希望能解决中等收入群体税负高的问题。”宋女士对21媒体记者直言。

　　截至7月24日，正在征求意见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已经汇集了超12万条意见，距离征求意见结束（7月28日）还有四天时间。21媒体记者了解到，超12万条意见反映个税法修订的关注度很高，因为同期征求意见的另外三部法律草案提交意见数量大致在1000条左右。

　　自6月19日个税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6月29日个税法修订草案全文对外公开征求意见，个税综合改革方案内容得以充分释放。

　　21媒体记者通过采访、专家研讨会等信息获悉，各方讨论的焦点高度集中在四个方面——起征点、累进税率、专项附加扣除、综合收入是否扣除成本费用。

　　起征点众说纷纭
　　个税法修订草案将起征点从3500元/月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基本费用减除标准有提升的空间，至于提升多少，意见不完全一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近期参加了多场个税法的研讨会，以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集体名义向全国人大预工委、法工委提交的修改意见中，同样提议提高起征点标准。

　　“以2011年的3500元负担水平为基准，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应至少提高到8000元，这样才可以回应公众对长达7年没有提高的免征额的期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也提出集体建言。至于为何定在8000元，该小组指出居民收入和支出在7年间翻了一番，起征点应该相应提高。

　　从网友公开评论来看，一二线城市综合生活成本较高，直观感受上建议将起征点提高至7000-10000元，也是较为普遍的提议。不过，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分组审议个税法修订草案时指出的，由于缺乏收入、纳税等基础数据，起征点提高对不同人群影响难以评估。

　　专项附加扣除期待高
　　“我现在要养娃，还背着房贷，希望专项扣除的水平能高一些。但是，我猜测专项扣除可能就是国家统一的标准，比如房贷利息、子女教育允许一个月扣1000元，因为如果规定太过细致，税收征管上可能压力比较大。”宋女士直言。

　　这次个税法修订，引入四类专项附加扣除，分别是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但修订草案中也指出，“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确定。”

　　由于专项扣除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宋女士本来还想提议增加赡养老人的专项扣除，但并未付诸行动。

　　有相应支出的公众，期待专项附加扣除能切实减轻自身负担，但围绕专项扣除的讨论不少。比如，新增四类专项附加扣除，对于没有相应扣除项目的人群，减税获得感上差异较大。有评论戏称个税改后颇有点“单身税”的意味——对于无房、无孩的单身人群无法享受到此类专项扣除。

　　“与其引入很复杂的专项扣除项目导致征纳成本很高且漏洞很多，还不如简化税制，照顾特定群体的目标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实现可能更有效率。”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表示。

　　7级累进税率是否合理？
　　“在我国，多数人的感觉指向一个事实，劳动形成的收入增长赶不上资本创造的财富增长。与此不相协调的是，从税法规则或者征管层面，资本的税负都低于劳动所得。”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指出。

　　这次个税法修订草案迈出综合税制第一步，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四项收入综合纳税，适用3%到45%的七档超额累进税率。在税率设计上已经为中低收入人群做出减税安排，草案扩大了3%到20%三档低税率级距，从原来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8万元的部分”，扩大到“低于30万元的部分”；较高的三档税率（30%、35%、45%）级距保持不变。

　　针对劳动所得税负是否偏高，在围绕个税法修订案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到。因为个税中的经营所得最高边际税率为35%，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适用20%比例税率，均低于综合收入最高边际税率。

　　“国内高收入人群其收入和财富的来源早已从劳动所得转向了与资本性财产相关的所得，但这类所得的实际税负低于劳动所得，个税对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调节作用被大大弱化。”叶永青表示。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冬生指出，劳动所得不应成为个税调节的重点，应适当降低综合收入的最高税率。综合考虑个税的调节重点，结合周边国家最高税率，可以考虑降低到40%或35%。

　　“可以考虑将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35%，真正高收入群体更多是靠投资所得。”刘剑文表示。

　　综合收入是否扣除成本？
　　“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的应纳税所得，应该是收入扣除成本费用后，有必要允许扣除。”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指出。

　　在分类征税模式下，同样收入适用不同税率和计税方式，存在不公平；将四项收入综合后，适用统一的计征模式，却导致部分人群税负可能会提高。

　　在现行分类计征模式下，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大体适用20%比例税率，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为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费用为收入的20%。

　　“4000元以上的，减除费用为收入的20%，因为像劳务报酬、稿酬、特许经营权使用费等收入，需要有劳动付出，这些劳动付出的成本允许在收入中进行抵扣，类似经营收入允许扣除经营成本。”刘剑文指出。

　　现在个税法修订案中并没有允许比例扣除的规定，四类收入综合之后每年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六万元（即5000元/月）。

　　叶永青指出，特许经营权是人的智力劳动成果，有劳动所得的属性，但基于无形资产权利所得又类似资本所得，将特许经营权所得完全纳入劳动所得适用综合税率，他认为有些武断。特别是税率提高后，又没有匹配合理的费用扣除和优惠，可能会对个人知识产权创造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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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如果每年给予股东5%的红利，但是没有成长，40年下来复利只有6倍左右；另外一个企业，如果每年保持15%的增长，但是没有红利，40年下来的复利则达到267倍，所以说离开了成长，复利意义也就比较有限。

       邵健：非常高兴在美丽的杭州与大家进行交流。去年以来，A股投资风格出现了非常大的转变，价值风格在过去一年表现非常好，成长风格却出现了较大的调整，尤其是一些估值较高的成长股下跌的幅度较大，部分个股甚至达到70%、80%，而以美的、格力、万华、招行等为代表的价值型蓝筹涨幅较大。

       如果在两年多以前，2015年上半年，你要说自己是价值投资者，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到了2017年你说做成长投资，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从较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成长投资是有非常有魅力的投资方法。作为最坚定的成长投资者之一，我们未来还会继续帮助投资人从成长中去寻找最深度的价值。

       为了避免歧义，我们先对今天所探讨的成长投资做一个简单的界定。

       我们这里说的成长投资，主要是侧重于“寻找未来盈利增长较快，内在价值迅速提升、动态投资价值显著的证券”的投资方法,这种方法对静态估值的高低并不是特别关注。和成长投资相对的是狭义的价值投资，狭义的价值投资“侧重寻找价格低估的证券，不同于成长型投资，价值型投资者偏好PE、PB或其他价值衡量基准偏低的股票。”

       当然，这两种投资方法也有相通之处：第一，他们都是受基本面驱动的投资；第二，他们都追求以低于企业内在价值的价格去进行投资。只不过价值投资要求企业静态估值也较低，而成长投资不太在意企业静态估值，主要关注动态的价值。所以，成长投资与价值投资都属于基本面投资或广义的价值投资。我们今天这里的讨论里不涉及对广义价值投资的评判，对于广义的投资或价值投资我们是高度肯定的。

       好的，前面绕了个小圈，现在回到成长投资。关于成长投资，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成长投资是长期最有魅力的投资方法之一

       第一，成长投资是长期最有魅力的投资方法之一。在A股市场，如果你想买一个成长性相对好一点的企业，假如未来3年30%左右的增长，通常要15-20倍的市盈率，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估值不是很高的企业，比如说5、6倍市盈率、1倍PB的企业，但他们的成长性多数较低或者未来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说买股票想要又好又便宜很难。但是通过成长投资，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又便宜又好的股票。

       2000年初，当时的白药的静态市盈率接近70倍，市净率接近7倍，估值并不低。但是在过去的17年中，白药盈利增长了140倍左右，所以，如果从长期动态估值来看，当时的白药只有0.5倍PE、0.1倍PB。其它很多大家非常关心、非常喜欢的企业，像茅台、伊利等企业，历史上远期动态估值也都曾经有1、2倍PE甚至更低的阶段，这就是成长与成长投资的魅力。当然，不光是在A股，在海外市场也是一样，像腾讯、网易、Amazon、Netflix等很多优秀企业，都曾经长时间处于静态估值较高，但是动态估值存在较强吸引力的阶段。

       如果我们每十年回顾一下证券市场，可以发现，无论是美国证券市场，还是中国证券市场，十年下来表现最佳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收入或盈利实现高增长的企业。

       巴菲特先生最强调投资的要素之一就是复利。实际上对复利的重视就是对成长的重视，因为如果没有成长，复利的意义就会很小。一个企业，如果每年给予股东5%的红利，但是没有成长，40年下来复利只有6倍左右；另外一个企业，如果每年保持15%的增长，但是没有红利，40年下来的复利则达到267倍，所以说离开了成长，复利意义也就比较有限。从实践角度来看，巴菲特喜欢的股票，大多具有非常好的成长性，比如可口可乐、运通等。

       所以，从较长时间维度来说，成长投资是最有魅力的投资方法之一。

       不光在回报方面，在其他方面成长投资也有很好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可以使投资机构长期支持、陪伴一些优秀企业的成长，更好地通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长投资的投资者心态比较稳定，不用天天在市场上寻找机会，买进卖出，有利于长期投资理念的形成等。

成长投资是挑战性较高的一种投资方式

       尽管说成长投资的方法非常有魅力，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方法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对于成长投资者而言，你需要对企业未来若干年的收入、盈利、现金流、资本开支等进行预测，为了做好这些预测，投资人需要对宏观、产业、企业、项目等很多方面去做前瞻性的分析与预测。

       例如，在产业方面，投资人需要预测产业未来的成长空间、成长速度，产业更迭的可能性、产业的内部结构变迁、产业集中度的变迁、产业的上下游的关系转变等等；在企业的层面，投资人需要去研究这个企业团队方面的能力与稳定性，研发与技术的储备、市场的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内部的激励等等方面。

      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性工作的挑战，成长的投资人还会面临很多长期投资过程中心境上的挑战。每一个成长投资的过程，投资人都经常受到煎熬，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发展过程都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不断面临巨大的挑战，这需要投资人多次作出再判断并面临是否要调整组合的拷问。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还面临如何管理风险、管理集中度、克服市场阶段性机会的诱惑等挑战。

       关于这两年成长投资在A股市场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投资者把成长投资和投资成长给混淆了。

      在我们这个市场上，历史上90%以上的所谓成长投资，实际上只是投资成长或者说是成长博弈。因为在这些过程多，大多缺少对产业、企业未来若干年相对深入的分析，同时这样一些购买成长股的行为，大多很难符合投资的标准。既然不符合投资的标准，也就谈不上成长投资了。

       所以这两年A股市场所谓成长投资的挑战，实际上只是投资成长或成长博奕所面临的挑战。如果这两年坚持成长投资，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去把握，也能够有不错的收益。

       像A股的索非亚、山西汾酒、海康卫视等优质成长股在过去的两年中都有很好的表现，在港股和美股中，腾迅、比亚迪电子、瑞声科技、吉利汽车等的涨幅也很惊人。我们一直坚持成长投资为主，在16年以来所谓风格挑战的这个阶段组合回报依然是比较理想。

成长投资关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国家长远竞争力

       除了对于资产管理业和投资人来说，成长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投资方式之外，其实成长投资的力量是否存在、是否强大，对于国家长远的竞争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国家的竞争力，尤其是大国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生命科技、军工、半导体、航天航空、先进制造等等行业的企业，大多估值较高，风险较高，资本需求较大，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大的波动，他们的发展都需要成长投资力量支持。

       如果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如果缺少成长投资的支持，这些代表未来的产业发展通常相对困难。如果有了长期成长投资力量支持，则会对这些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除资本的支持，这些企业在战略，资源的匹配、人才的激励、商业模式的优化、阶段性困难的克服等很多方面都能得到帮助。

乐观看待未来的成长投资

        最后，我表达一下现在对于成长投资的观点，我对于成长投资在这个阶段是相对乐观的。

       第一是技术和产业。从现在向将来展望，很多领域都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无论是IT的一些新兴领域，还是生命科技的前沿方向，还是新材料、高端制造、生产性服务等很多产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是企业发展的生态。现在到了比较好的阶段，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涌现了大批的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他们引领更多的企业家与企业快速成长。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也日益改善，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成长性企业快速发展。

       第三就是估值。经过过去两年多调整，大量成长型企业的估值已回到了30倍以下，看到明年和后年，部分企业的估值已变的有吸引力。

       第四是人们的心态。2015年大家不太关心价值股的时候，恰恰是投资价值股较好的时机，现在多数投资者不怎么关心成长股，也许一些优质成长投资机遇就快临近了。巴菲特说过，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需要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贪婪，现在大部分投资者对成长投资比较恐惧的，也许正是我们应该关心优质成长股的阶段。最后我还是强调一下，投资成长并非成长投资，成长投资所选择的应当是少数预期成长性较好，动态估值较低的优质成长企业。

       以上是我对成长投资的一点简单看法，不当之处，大家多多指正！

govyvy

“今年上半年的工资收入还可以，虽然比2017年略低，但还是最近几年里很好的。”首钢集团下属一家矿业公司的职工张兴（化名）7月24日告诉记者。

“去年开始，公司开始改革。几个车间减掉了一些员工，他们又被安排进了创业中心，目前在各个车间找活干。听说开始两年会有保底工资，现在效益好，据说每个月能拿到4000多元。”张兴说。

财政部网站7月24日公布了1-6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利润增幅高于收入10.9个百分点，钢铁、有色、石油石化等行业利润大幅增长。

“国有企业一些主要运行数据都达到或接近了两位数增长，应该说超出了预期，尤其是资产回报率比较弱势的有色、石油石化等重化工行业利润增长明显。”7月24日，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说。

据了解，上面那家矿业公司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这里同时也是钢铁行业集聚区。“今年已经没听说哪家企业有大规模的转岗分流了，目前的形势是招工困难，都需要去外地招人。”当地一名民营钢铁企业负责人李志军（化名）告诉记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资产负债率仍然较高，“去杠杆仍需深入。”丛屹认为。

利润增长有周期性因素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6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27.75万亿余元，同比增长10.2%。同期，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7万亿余元，同比增长21.1%。截至6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已超过171万亿元，同比增长9.4%。

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略有回落，但上述数据仍然称得上亮眼。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力度有所加强，推出了一些提质增效的措施，包括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可以说改革带来了业绩的提升。”丛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山西省属企业今年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创五年来最好水平，七大煤炭国企在2017年集体扭亏为盈，且利润较大幅度增长的态势延续到了今年一季度。

“山西省在2016年和2017年退出了4590万吨煤炭产能，与此同时，到2018年增加了大量先进产能。此外，伴随着前两年的去产能，大量职工被转岗分流，到2018年，这个安置负担也轻了不少。”鑫鼎盛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俊华说。

今年前6个月中，被财政部“点名”的利润大幅增长行业集中在石油石化、钢铁、电力、煤炭、有色，其中石油石化、钢铁更是次次“上榜”，有色行业则波动较大，前4个月还是利润降幅较大，后两个月则掉头向上。

马俊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说，“山西七大国有煤企的利润增长也有分化，山西焦煤集团和潞安集团利润较多，同煤集团、阳煤集团则较少。这与其主营产品有关，山西焦煤集团主要生产炼焦煤，潞安集团则主要生产喷吹煤，这两个煤种价格高，而同煤集团主要生产动力煤，价格较低，阳煤集团生产的无烟煤虽然价格也较高，但产量没有优势。”

“当然，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无法相提并论，目前每吨钢材的利润在1000元左右，而每吨动力煤的利润不到200元，即使是炼焦煤也只有300-400元。”他说。

丛屹则分析表示，“数据显示，上半年国企利润增幅较大的行业集中在重化工业，除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有关外，这些行业利润增长更多是周期性的，也就是说得益于价格大幅上涨。”

他提醒说，“应该注意到，想要在重化工业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增长是比较难的。”

国企去杠杆仍需深入

张兴正拿着工作以来较高的工资，李志军的工资却比平时少了约一半，这是因为他所在的企业目前正因环保停产。

“对于焦化、钢铁等行业来说，环保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京津冀地区，比如唐山市一些钢铁厂要搬离市区，可能就得把这两年赚的钱投入新厂基建中。”马俊华说。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严格环保检查下，“一家民营钢铁厂最近新上了一套脱硫除尘设备，就花了一个多亿。”李志军说，“国企比民营企业的环保设备更先进，使用时间更长，管理也更加严格，相应受到的停产影响也更小”。

“但另一方面，加强环保检查可以严控产量，这样即使过剩产能还在化解过程之中，但由于停产造成产量受限，钢铁、煤炭等行业的效益还是能够保障的。”马俊华认为。

在营收、利润继续大幅增长的同时，国企负债也在持续减少。6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111万亿余元，同比增长8.8%，增幅小于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增幅，且回落至个位数。在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国企负债增幅分别为17.8%、11.4%。这意味着国企的资产负债表正在改善、偿债能力有所提升。

“但国有企业去杠杆仍然不容乐观，总体上国有企业负债率仍然较高。”丛屹说。尤其是央企负债总额已达约52.9万亿元，与资产总额比率为67.78%。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6月，地方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同比增长18.4%，是央企增幅的近3倍。分地区来看，山西省国企上半年上交税费490.7亿元，同比增长19.7%，是利润总额的4倍。河北省国企已交税金269.9亿元，同比增长17.9%，而利润同比下降1.7%。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过程中，要注意央企和地方国企在税收、金融方面的待遇公平性。”丛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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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次界龙实业董事长的高尔夫球友吴永根被证监会处罚之后，又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高尔夫球友被罚了。

故事是这样的：某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某地产公司董事长是长江商学院同班同学，还都参加了高尔夫球队，两人平时经常相约打球、聚会吃饭。后来打着打着，地产公司董事长就因为进行该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被证监会处罚了……

此前，有媒体报道2013年威华股份内幕交易中，也有长江商学院的校友或同学关系。

今日，证监会网站挂出三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一张显示，安徽华都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边炯因内幕交易摩恩电气股票，被证监会没收违法所得104.20万元，并罚款312.6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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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恩电气4年前转型重组雷尚科技
事情还得从摩恩电气4年前的一次并购重组说起。

2013年10月，摩恩电气因电缆制造主业发展不好，其实际控制人问某鸿提出寻找其他行业资产装入上市公司。2014年四五月的一次股东大会上，在问某鸿的提议下，最终确定公司战略转型方向为重大资产重组手游公司。

2014年7月8日，问某鸿和雷尚科技CEO王某B第一次见面，初步沟通收购情况。随后，长城证券开始为摩恩电气设计收购方案、准备尽调清单，并多次向摩恩电气相关人员邮件发送收购相关文件资料。

2014年7月28日，问某鸿与王某B在摩恩电气公司草签了框架协议。2014年7月31日，双方中介机构长城证券和天信资本开始就并购重组事项进行现场尽调。

2014年8月13日，问某鸿赴雷尚科技商谈并购重组条件，双方就交易价格、方式等达成口头意向，并准备意向书草案。次日摩恩电气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开市停牌。停牌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瑛明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也陆续进场尽调。

2014年10月18日，长城证券结束现场尽调工作，由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雷尚科技报表收入确认等方面存在疑问，摩恩电气决定终止并购重组雷尚科技项目。10月20日，摩恩电气公告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即日复牌。

根据上述情况，证监会认定摩恩电气拟战略转型重大资产重组手游公司事项构成内幕信息。而此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4年7月8日至2014年8月14日，摩恩电气实际控制人问某鸿、董事长问某鑫、长城证券保荐代表人田某华、雷尚科技王某B等19人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被罚者与摩恩电气董事长为高尔夫球友
说道这里，并没有发现边炯与摩恩电气重组雷尚科技有半毛钱关系。别急，继续往下看。

处罚书显示，边炯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问某鸿关系密切，了解摩恩电气经营现状和经营想法，知悉摩恩电气电缆主营业务发展不佳，打算战略转型环保、文化、手游板块等方向。2013年，问某鸿跟同学打球时，曾提到电缆行业也不好做，让同学推荐些医药、军工、环保、文化、手游板块的重组项目。

重点来了：边炯和问某鸿两人为长江商学院同班同学，都参加了飞雁高尔夫球队，经常相约各地一起打球，有共同的长江商学院同学圈与微信群。平时经常聚会吃饭，两人联系频繁。

更绝的是，边炯熟悉问某鸿出差习惯和个性特点。基于其熟悉问某鸿“除了看项目一般不出差”的工作习惯，凭借电话、见面联系，可以判断出问某鸿所在地点、战略转型工作的阶段性方向和进展节奏。

此外，边炯与问某鸿还存在资金借贷关系。根据摩恩租赁财务账：2014年5月至10月，摩恩租赁与华都苑置业共发生1890万元借还款；2014年4月至8月，边炯内幕交易摩恩电气股票的资金来源“寿某苹”账户前后三次向摩恩租赁转出共1048万元；2014年5月，摩恩租赁打款2000万元到华都苑置业“郑某耀”账户，其中1000万后转入“赵某萱”账户，最终又转入“寿某苹”账户。经查，摩恩电气、摩恩租赁与华都苑置业并无业务往来。

边炯控制两个账户内幕交易摩恩电气
边炯内幕交易摩恩电气使用的是“刘某”账户和“边某洪”账户，均于2014年6月18日开立。据调查，两个账户的资金全部为边炯个人资金，资金调拨指令也由他本人下达。

据披露，“刘某”账户于2014年7月22日开始买入“摩恩电气”，当日累计买入52.21万股，累计买入金额362.16万元；10月20日，复牌首日卖出全部股票，卖出金额406.48万元，累计获利42.07万元。

“边某洪”账户则在2014年7月21日至22日，累计买入摩恩电气62.19万股，累计买入金额428.96万元。8月11日至10月20日，累计卖出全部股票，卖出金额493.80万元，累计获利62.14万元。

上述两个账户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寿某苹”账户。2014年7月17日，寿某苹分别向刘某、边某洪三方银行存管账户转入370万元、430万元，当天这些资金全部转入证券端。2014年10月21日，两个账户分别通过银证转账将证券端412.08万元、492.16万元转入对应三方银行存管账户，并于当天分别转入“赵某永”账户。

证监会认定，“刘某”和“边某洪”账户都是边炯在摩恩电气内幕交易敏感期内借用他人名义，集中突击开户，交易品种单一，由“从未交易”到“大量单一”买入，与平时交易习惯不同。

而资金进出时间、买卖时点与边炯和问某鸿联络接触时间、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据披露，7月18日，问某鸿和边炯在深圳见过面，打过一场高尔夫球。而摩恩电气正是7月17日与雷尚科技商谈，7月21日长城证券便向雷尚科技发送了尽调清单。

巧合的是，两个账户在7月17日完成资金调拨后，在7月21日和22日就首次买入“摩恩电气”。据问某鸿通讯记录显示，边炯在买入股票期间也与其存在通话和短信联系。10月20日摩恩电气复牌当日，两个账户全部清仓所持摩恩电气股票。

在2014年7月21日和22日边炯首次买入当天，摩恩电气的开盘价分别为6.86元/股和6.79元/股；在8月13日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摩恩电气涨至8.41元/股（当日收盘价）；此后并购重组失败复牌当日，其收盘价为8.02元/股，较边炯买入时上涨约18%。而边炯合计买入约114万股，耗资790万元左右，获利超百万元。



最终证监会决定，没收边炯违法所得104.20万元，罚款312.61万元，罚没合计416.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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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雷的P2P平台中，永利宝的规模并不显眼，只是，过程颇具戏剧性。

7月16日下午5点，官方微博出现“请各位投资人报警维权”的信息，“官微让客户报警抓老板”的情节，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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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宝微博及手机APP推送消息

永利宝创建于2013年9月，在上海一度规模排名第六。截止事发，平台累计交易额76.06亿，赚取收益2.07亿，用户89.16万人。

公司创始人余刚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中国平安投资副总裁；高管张玉丰曾供职于新浪微博、百度等公司，暴雷前的7月5日，张本人参加了“正前方黎明——网贷行业正发声”的行业自律发展倡议活动，宣称“拥抱合规，践行普惠”。

16日一早，永利宝员工发现，创始人余刚、张玉丰、关联平台火理财CEO刘玉成、总经理吴华消失，至今保持失联状态，据称，最后一次曾在香港出现。当日下午，所有员工遭遣散，高管前往派出所报警，当晚发布清盘公告，迄今未有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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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宝官方微博

宣布清盘后，《21CBR》采访了永利宝的内部员工，还原了暴雷前公司内部状态，特别是事发前72小时的情况。以下为员工自述：

奇怪的融资（6月初-7月13日）
回想起来，我们最初感觉苗头不对，是6月的融资。

6月初，接到即将融资的消息，听说投资方是做农业的，老板进了201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在200多名，官网内容很清楚，我们挺高兴，开始做筹备工作。

当时说，6月15日要办签约发布会。

几天后，我们准备好材料交给领导，领导却说，投资方不是这家公司，是“聚富智胜”。后来传言，公司内部的一位高管牵线的，该高管在金融办没有备案，在火理财内部充当CFO的角色。我们查不到聚富智胜的官网，新闻也检索不到，感觉有点奇怪。（天眼查显示，聚富智胜位于杭州市，从事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实缴资本322.782万，法人杨一江。）

原定15号的发布会也延期了，一直延到7月2日，领导说，不要公布融资信息。融资后，永利宝的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更，听说聚富智胜持股70%（据天眼查，股权变更后，聚富智胜实际持股51%，上海系圣持股29%）。我们认为，信息披露后，一定会有人来问，还是通过一些渠道发布了消息。

签约仪式7月2日举行，在公司内的活动室，15分钟草草了事，仪式不对外，没有邀请媒体参加。领导没说具体融资金额，只告诉我们是数千万级。7月3日，官微推送了融资消息，很多同事事前都不知道，看了微信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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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提到的永利宝融资发布会，图为永利宝董事长余刚

为什么不对外宣传？我们在民营企业，老板一言堂，不让宣传，也就服从了。

融资后，感觉事情开始不太对。有一次，和一些同事聊天，怀疑会有发假标的事，大概意思是，以前公司没发过假标，那时起可能有了变化。

6月26日，张玉丰主持开了一场全员大会，暴雷的平台已经很多了，召集全员开会，有稳定军心的感觉。开会主要“画饼”，没有实质内容，张玉丰说，金融办表扬我们做得好，运营合规，如果拿到备案，永利宝就是互联网银行了。

我听着感觉挺假，跟实际情况不一样，当时没想太多，以为他要鼓舞士气，说些假大空的话。

同事们没想到永利宝会暴雷，想到“火理财”可能会暴，就考虑自己的投资撤出来，但是，火理财高管分析说，不会暴，平台不大，最差就是良性清盘，回想起来是有迷惑性的。

可疑的合并（7月13日-7月15日）

暴雷前的上个周五（7月13日），张玉丰一早就召集高管开会，宣布我们要和“火理财”合并运营。他讲了两个理由：一是火理财已在崇明区确定备案，永利宝需要备案的资质；二是火理财没有银行存款，永利宝有，合并可以补充资源。

我们听了很担心。

2017年刚把火理财卖出去，一直强调两个平台独立运营，没有股权关系，现在要合并，容易引起投资人的怀疑，没有存款的理由也会造成恐慌。何况，6月初，火理财刚刚接受名天汽车投资，6月底永利宝又获聚富智胜投资，合并后股权怎么解决？这些都满是疑惑。

当然，合并运营的决定由CEO和董事长决定，当天上午召集永利宝开会，下午召集火理财的高管开会，商讨合并运营的方案。

周五当天还有两个细节。

永利宝原定下周二（7月17日）举办企业开放日，为稳定民心，选了40位投资者前来参观，张玉丰亲自接待，客服准备好了所有工作，包括酒店、餐厅的桌位都已订好，公告也已发出。结果周五晚上，他临时通知我们，不出席企业开放日了。

星期六（7月14日），火理财在深圳有个用户见面会，董事长刘玉成和总经理吴华本没有说要去，当天临时通知，二人会去深圳参加见面会，但是不用员工帮忙订酒店，有朋友安排好了。后来，永利宝和火理财董事长、CEO先后失联后，传言说是余刚和张玉丰是先去了香港，我们也怀疑，周六刘玉成和吴华直接从深圳去了香港。

因为合并运营的事，我们周六加了班，那天余刚和张玉丰都在上海，在办公室开会，后来，为聚富智胜牵线的那名火理财高管也来了，一起开会到很晚，现他也失联了。

周六晚上，有人给余刚发邮件，询问第二天发布合并运营公告的事情，他在19:55用手机回说：“收到，我先看一下”。后来，有员工发现18:20左右，已有火理财的高管通知“合并的事儿暂缓”。这意味着，余刚回邮件时，合并的事已暂停了，他还在遮掩。

周日，我们正式接到通知，合并运营的事暂缓，当天没有见到张玉丰和余刚。

突发的跑路（10:00-17:00，7月16日）
周一早上10点，张玉丰没来公司参加固定的例会。

火理财的吴华也没到公司，当天上午，他的助理说要辞职，我们就怀疑公司出事了。有高管还安慰说，刚刚签好名天汽车和其他两家股东的增资协议，不会有问题。

临近中午，同事间传消息说，余刚和张玉丰跑路了，打电话回来问几个高管，要不要一起跑？我们看到高管们召集各部门总监，开紧急会议，几个总监进进出出，都很紧张，脸比包公还黑，同事看着，猜到事态可能严重了。

有名年轻同事的工位离会议室很近，大家撺掇他，说气氛不对，你去听听会议室有什么动静。

后来，人事总监也进去开会，说明很糟糕了，因为只是运营出问题的话，人事总监不用出现，他开会大体两个可能性：一是公司挺不住了，要缩编减员；二是平台暴雷，所有员工要离职。

中午1点左右，运营总监召集运营部全体开会，5分钟以后，消息出来了：所有人去办离职，然后回家，公司会去报案的，马上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这时，大家才确定，永利宝真的暴雷了，余刚和张玉丰也真跑了。

“马上走”有一个原因。之前，为让投资者放心，永利宝和火理财的办公区都有“天眼”监控摄像头，从App上，可实时看到公司的办公状态。开完会以后，“天眼”摄像头关了，投资人第一时间就会发现，可能要冲到公司来。为避免员工直接受冲击，就让尽快走。

大家去人事办公室领取离职证明，来不及一个个写名字，人力资源的同事就复印了多份模板，盖了章，叫我们自己带走回去填。

2点左右，大家开始大批离开办公室，时间很快，接近3点时，已有投资人冲到办公室了，员工差不多都走了，有些高管在，直接被骂得狗血喷头，但没听说有肢体冲突。后来，高管和投资人一起去报警了。

5点时分，负责微博的小编发了“请各位投资人报警维权”，影响很广，运营部同事在App推送了董事长跑路的消息。开个玩笑，我们微博从来没收过这么多的评论。

之后的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因为离职，一些权限上交了。后来，官网发布《永利宝平台主动清盘&良性退出公告》，不知道是谁发的，从文笔上看，“近五年来，永利宝平台呱呱坠地……风云突变、五雷轰顶”这种风格，像张玉丰本人写的。

公告后来又从官网撤销了，谁上传、谁撤销的，我都不知道。

被坑的员工

我自己没有买公司的产品，很多同事买了，运营部的员工几乎都买了，因为要熟悉业务，自己多少买一些。周一参加紧急会议一位中高层，也没有预知暴雷，自己80万投在永利宝，没想到也被坑了。

身边有名年轻的小同事，90后，大概投了40万左右，一半是自己的积蓄，一半是家里人，她5月初买了3个月期限的产品，8月初就到期，网贷平台开始暴雷时，我劝她取出来，她不愿意，说马上就到期了。

40万本金，到期大概上万的利息，结果全没了，后来看她给朋友打电话，一直哭。

永利宝员工投的钱，大部分没提出来，真没想到这么快暴雷；火理财那边很奇怪，高管的钱听说几乎都提前取了，员工也撤了一部分，不过，我不知道详情。

当初决定来永利宝工作，董事长余刚给我很大信心，他是上海人，学历背景好、家庭稳定，感觉是个低调且踏实做事的人，在公司里，余刚也是这样一个“人设”。有人不满张玉丰，对余刚印象很好，没想到他也会跑路。

7月16日，我们撤离办公室的时候，有一名客服的小姑娘一直哭，说“对不起投资人”。她们直接面对投资者，并没想骗人，可间接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我也一样，回想起来，有帮人做坏事的感觉。我们曾经说相信公司、相信运营能力，现在都没用，其实只取决于老板，而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老板。

至于个人的打算，应该会歇一歇，肯定不会再进P2P行业，可能去传统金融机构，也许彻底转行。P2P看不透、风险大，这一轮暴雷后，我认为，民间对于行业的信心很难再恢复，个人不太看好行业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