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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公司境外发行美元债的“漏洞”或将终结。

6月28日，据媒体报道，发改委正考虑禁止企业发行364天期限的美元债，以防范风险。原因是，目前短期美元债的发行没有明确的事前监管机构，很多企业发行364天期美元债仅在外管局做备案，并没有向发改委进行事前备案。根据2003年的《外债管理暂行办法》，境内中资企业举借1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外债须经国家发改委审批，举借1年期以内的短期外债需由外管局备案。不过，外债业内人士表示尚未收到这一通知。

根据Bloomberg美元债券发行数据，2018年前6月，中资房地产公司总计发行364天期美元债16笔、总额113.5亿美元，超过2017年全年的104.7亿美元。发行的房企包括绿地、花样年、碧桂园、万科等。

除美元债，银行业人士反馈，自二季度开始，大部分银行对房地产类贷款发放比以往更严格，额度更加紧张，中小房企难以拿到资金。

利率倒挂的“漏洞”

“从2017年开始，364天期限美元债比较普遍出现。364天期限的美元债是一直存在的漏洞，因为可以直接发债，不一定要通过发改委审批。”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孔令仪说，这可以理解为监管上的缺口。需要短期资金的地产商，使用这一渠道“补血”，可以实现快速再融资，但是融资成本比较高，而且不够一年又要归还。

一般而言，债券融资期限越长，融资利率越高。但是由于这一“漏洞”的出现，364天期限的地产美元债与中长期限美元债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率“倒挂”。

例如，花样年今年6月5日发行1亿美元364天期美元债，利率8.5%；3月1日发行的3.5亿美元3年期美元债的利率为8.375%。6月27日，绿地公告将发行2.5亿美元三年期浮息债券，票面利率为3个月美元Libor+4.85%，而2018年二季度，随着美国加息，3个月美元Libor涨破2%，目前稳定在2.33%附近；而6月26日，绿地发行2亿美元364天美元债券，利率为7.875%。

发改委也明确表示引导规范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6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引导规范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资金投向，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务，避免产生债务违约，限制房地产企业外债资金投资境内外房地产项目、补充运营资金等，并要求企业提交资金用途承诺。

究其原因，“近两年，我们注意到，部分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企业外债发行规模有所增加。这些企业评级情况参差不齐，有的经营收入和利润不高，自身实力有限，但申请备案登记的外债规模偏大，动辄五六亿美元，甚至高达数十亿美元，申请发债规模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有的缺乏以项目本身收入偿还贷款的能力。部分企业由于没有外汇收入来源，抵御汇率波动风险能力较弱。”发改委发言人表示。

“在调控持续加码的趋势下，房企依然在非常明显的拿地加速过程中。拿地多，也推动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随着监管层严控银行信贷和信托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企融资难度越来越大。海外融资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前5月，房地产企业海外资本市场融资数据达到了71笔，293.72亿美元，同比上涨130%。其中5月单月发行金额达32.9亿美元。

二季度地产信贷更紧

“今年地产融资，从二季度开始已经很紧张了。大部分银行对房地产类贷款发放是控制的。”一位股份制银行房地产金融业务负责人表示。

从数据看，今年前5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6.2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增长部分主要来自地产销售。具体为，卖房所得的定金及预收款2.01万亿元，增长12.7%；自筹资金1.95万亿元，增长8.1%；但贷款1.02万亿元，下降2.8%。

多位地产行业人士反馈，今年地产融资尤其困难，中小房企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

监管对房地产开发融资持续高压。多地银监局近期发文要求，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分类授信管理，严格执行名单制管理，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公布的房地产企业资质动态考核及信用评价结论，强化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查和信用评估，严把信贷准入关，合理确定授信额度。6月14日，河南银监局对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罚款30万元，原因是违规向房地产项目贷款。

6月20日，审计署披露审计报告，9家大型国有银行违规向房地产行业提供融资360.87亿元。审计署金融审计司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指出，审计3家金融机构发现，业务经营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违规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实际承担融资平台功能的企业，向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以及向土地储备中心、“四证”不全的房地产企业提供新增融资等；违规向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贷款、办理票据贴现、黄金租赁等业务。

地产债券融资冷热不一，多家房企以偿还到期借款为用途的公司债近期获得放行。

6月26日，远洋地产获批发行20亿元公司债，所募资金用于偿还借款。6月22日，绿城地产获批发行30亿元公司债，借款用途全部用于偿还到期或行权公司债券及其他借款。景瑞地产也于6月22日申请发行35亿元公司债。

不过，5月房企发债遭遇“中止”。5月30日，合生创展拟发行31亿元公司债遭到“中止”，该公司正在申请发行100亿元住房租赁债券。5月28日，碧桂园拟发行的一笔200亿额度的小公募债，状态显示为“中止”。

去年末以来兴起的住房租赁债券方面，5月29日，广州富力地产60亿元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遭遇“中止”。5月25日，花样年拟发行50亿元住房租赁债券“中止”。保利置业、合生创展、龙光控股等正在排队等待交易所审批住房租赁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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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制中国投资上，美国并未启动备受各界担忧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而是计划基于CFIUS（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出台新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在6月28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表示，将密切关注美国这一法案的立法进展，并将评估对中国企业的潜在影响。

商务部表示，包括中企在内的一些跨国企业，对美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存在着担忧。资本会用脚投票，全球市场会对美国投资环境的变化给出答案。

近期，中欧加强经贸合作的意愿快速升温。商务部表示，中欧双方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欧投资协定将于近期举行第18轮谈判，争取在第20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出价。

限制投资将导致资本用脚投票

美国白宫6月19日发布的《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全球科技及知识产权》称，中国正在发动“系统性的经济侵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对此回应称，对于现代经济全球化史和经济体之间科技外溢效应原则稍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这份报告。报告作者罔顾中美企业之间基于商业原则的契约精神，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的历史事实，可谓煞费苦心。

高峰指出，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通过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政府治理和法治建设，为中国企业和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制度条件，这也是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目的地之一的根本原因。

美国白宫在5月底发表的声明中称，将加强对获取美国工业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并采取具体投资限制，拟于今年6月30日前公布相关措施。

美东时间6月27日，白宫声明显示，相较于运用引发普遍担忧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美国更倾向于推动《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立法。

高峰表示，中国将密切关注美国这一法案的立法进展情况，并将评估其对中国企业的潜在影响。中方始终认为，在国际投资领域应该持续推动投资便利化，不赞成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外国投资条件。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推动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其主要目标还是中国，如果其他国家是备选对象的话，中国几乎是必选对象。

荣鼎咨询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美国展开的并购和绿地投资等直接投资金额仅18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92%，创下近七年来的新低。算上今年中资在美退出的投资，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净值是-78亿美元。

高峰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报告，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一些跨国企业，对美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确实存在着担忧。美国向多个贸易伙伴采取单边贸易保护行为，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跨境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们也注意到，近日美国举行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上，美国部分州的代表表达了对中国投资的欢迎，同时也对美国吸引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表达了担忧。资本会用脚投票，全球市场会对美国投资环境变化给出答案。”高峰说。

关于美国拟对高技术实施出口管制，高峰表示，一直以来中美两国企业积极开展合法合规的技术合作，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增长，客观上也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使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美方希望扩大对华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在高技术产品和服务领域潜力是巨大的，限制出口的举措只能适得其反。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速

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形成对比的是，近期中欧正在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6月2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欧委会副主席卡泰宁在北京共同主持了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双方围绕“支持和推动全球化，深化和扩大中欧合作”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高峰表示，在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期间，中欧双方就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循环经济、防治白色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农业、金融业合作等达成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和共识。

他指出，中欧双方都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防止这种行为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冲击和衰退性影响。双方承诺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我们相信，在个别国家出现内顾倾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之下，中欧经贸合作将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和稳定发展带来一股‘暖流’。”高峰说。

商务部研究院欧洲与欧亚研究所所长刘华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向全球多国发起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与欧洲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诉求。在单边主义的冲击下，中欧都希望能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高峰介绍，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迄今已经举行了17轮，第18轮谈判将于近期举行。在刚刚结束的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双方表示，争取在第20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出价。随着双方完成清单出价的交换，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将进入新的阶段。

“中方将继续秉持开放、灵活、务实的态度，积极推动谈判取得更大进展。我们相信，早日达成一个全面、富有雄心的投资协定，符合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将向世界释放中欧双方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秩序、致力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积极信号。”高峰说。

白明表示，中欧BIT磕磕绊绊已谈判多轮，此前欧洲内部各国对于谈判缺少必要的共识，部分国家并不急于达成这一协定。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各国达成协议的迫切性显然增加。

刘华芹表示，中国正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近期已经下调了包括汽车在内的进口关税，未来中国将放松对外资控股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扩大金融行业的开放，这对欧洲非常具有吸引力。

不过，欧委会近日发布的2017年度贸易和投资壁垒报告指出，中国仍然是对欧洲市场准入限制和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之一。

高峰表示，中方注意到欧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正在进行详细地评估。“初步来看，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表述有失偏颇。在市场准入和消除壁垒方面，中欧是各有诉求的。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他强调，中国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希望中欧双方能够共同努力，不断扩大相互的开放，共同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白明表示，中欧BIT谈判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中国即将公布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一方面，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中国包括法律法规透明度、政府服务在内的营商环境也将获得极大的改善。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地，中国将以实际行动回应欧方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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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持续低迷之下，A股也急速分化。剔除近一年来上市的次新股后，上半年仅11.88%的股票上涨，87.51%的个股下跌，其中135只股（占比4.12%）股价惨遭腰斩。

尽管如此，A股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还是无碍于牛股频现。

截至6月28日收盘，剔除次新股后，今年上半年以来，沪深两市涨幅超过100%的个股有5只，分别是亚夏汽车（002607.SZ）、超频三（300647.SZ）、建新股份（300107.SZ）、平治信息（300571.SZ）、神马股份（600810.SZ），涨幅为160.30%、157.71%、150.30%、117.57%、104.13%。

相比于牛股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暴雷股”、“高风险股”则迎来了噩梦般的2018。

除了游走于退市边缘的*ST股和退市整理股外，顺威股份（002676.SZ）、顾地科技（002694.SZ）、奥瑞德（600666.SH）、乐视网（300104.SZ）、神雾环保（300156.SZ）、神雾节能（000820.SZ）“雷股”惨遭市场用脚投票，跌幅均超过七成，居于熊股榜单前六位。

牛股业绩为王

疾风知劲草。即便是在如此萎靡的市场环境下，仍有不少公司股价在2018年创出新高。

剔除2017年6月28日以来上市的次新股后，截至6月28日晚收盘，上半年有389只股票保持上涨态势，其中涨幅超过五成的股票有27只。

股票的涨幅离不开业绩支撑。涨幅前十大个股中，除了凭借中公教育借壳概念大火的亚夏汽车（002607.SZ）外，其余股票2018年一季度均实现超过16%的净利增长。

其中，建新股份（300107.SZ）、神马股份（600810.SH）和蓝晓科技（300487.SZ）三只化工股入围了牛股前十强，涨幅分别为150.30%、104.13%和95.59%。

“现在化工行业主要还是以业绩为主。比如神马股份，是国内尼龙66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产业链布局较为完善，最近海外原料厂家出现各种不可抗力，供给端收缩，而神马与英威达长期合作，原料端受益，公司毛利快速提升。”6月28日，北京一家基础化工行业证券分析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尽管化工业频出“牛股”，但医药生物股在数量上更胜一筹，有68只股票出现上涨行情，占涨幅榜比例超过17.48%，是今年以来股价上涨企业最多的行业。

其中正海生物（300653.SZ，涨81.99%）、海辰药业（300584.SZ，涨81.04%）、康泰生物（300601.SZ，涨79.28%）、片仔癀（600436.SH，涨72.98%）、泰格医药（300347.SZ，涨70.57%）、爱尔眼科（300015.SZ，涨54.90%）、一心堂（002727.SZ，涨54.43%）、智飞生物（300122.SZ，涨53.61%）合计8家医药生物类企业涨幅超过50%。

这些药企一季报业绩表现也尤为出色，净利润涨幅在34%-330%不等。与该趋势相吻合的是，在已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69家医药股中，50家业绩预增。

“医药股表现较好一方面是有业绩支撑；另外上半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推进，带来了政策利好，下半年也存在医保支付改革的预期。”上海一家中型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表示。

暴雷股“一熊到底”

与绩优股备受追捧相反的是，A股市场上大多数企业的股价均出现下跌，“暴雷股”股价更是一泻千里，其中出现股东违法违规、经营不善、资金链危机等现象的上市公司是“熊股集中营”的“中坚”力量。

剔除61只*ST股和3只退市股后，跌幅最大的熊股莫过于顺威股份，截至6月28日晚收盘，其上半年股价跌幅超过81.35%。

2018年1月16日，顺威股份曾公告，大股东文细棠因涉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时，公司业绩也每况愈下，2017年、2018年一季度净利润分别亏损4939.95万元和1695.29万元。

同样因“涉嫌违法违规”，遭证监会立案调查顾地科技和奥瑞德也未能摆脱暴跌命运，二者上半年股价分别累计下跌78.82%和78.28%。

值得注意的是，顾地科技和奥瑞德大股东均存在高比例质押，面临平仓风险。顾地科技大股东山西盛农，截至2018年4月25日，所持股份几乎全部质押。而奥瑞德控股股东左洪波、褚淑霞则因债务纠纷，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且早已触及平仓线。

乐视网则因前实控人“失诺”以及庞大的非上市公司体系债务问题举步维艰，2017年业绩亏损超过138.78亿元，一季度再现经营性亏损约3.07亿元，截至6月28日，上半年累计跌幅超过77.10%。

上半年跌幅前六榜单中还有触发债务危机的神雾环保和神雾节能，二者因资金链危机身陷囹圄，上半年股价累计下跌72.93%和71.69%。

3月14日，神雾环保公告，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4.86亿私募债无法如期兑付。两个月后，神雾科技集团又公告称，神雾环保因流动性趋紧，资金短缺，无法按时偿还与南京银行签署的一亿元人民币贷款，该笔款项目前已经逾期。

6月1日，神雾节能公告称，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五千万短期借款逾期，同时另有两笔合计一亿元贷款即将于7月11日到期，公司已积极与银行沟通，拟对上述两笔贷款申请展期。

“在充斥着利空的环境中，防风险必须放在首要位置，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主题投资、甚至是妖股往往会被深度套牢。”6月27日，山西证券行业分析师麻文宇在其研报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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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金融机构来企业洽谈业务，都是融资部门或CFO出面接待，最近就需要老板亲自出马了。”近日，某上市房企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该人士对今年企业的融资压力深有体会，以至于房企与金融机构接洽时，接待的级别和规格都在提升。

近期，审计署、央行、发改委密集释放房地产融资层面的利空消息，直指银行贷款和海外发债。这意味着，已持续收紧了两年的融资政策，将可能迎来新一轮加码。

在楼市调控中步步退让的房企，正面临“前后夹击”的局面。一方面，销售回款、海外发债、私募、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大大受限，令企业的资金压力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偿债高峰期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现，如何填补缺口将成为首要难题。

多重压力之下，房企正在展开自救。有分析认为，“老板亲自出马”代表了企业姿态的变化，这可能导致企业策略出现一系列调整，并将体现在投资、拿地、开发、销售等各个环节。

监管层释放从紧信号

近期，监管层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轮密集表态，其中不少内容直接指向房企融资。

6月2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报告指出，9家大型国有银行违规向房地产行业提供融资360.87亿元，抽查的个人消费贷款中也有部分实际流入楼市股市。

6月25日，央行发布报告指出，“一些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较高，偿债压力较大”。

6月27日，发改委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强调，“部分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企业外债发行规模有所增加。这些企业评级情况参差不齐，有的经营收入和利润不高，自身实力有限，但申请备案登记的外债规模偏大，动辄五六亿美元，甚至高达数十亿美元，申请发债规模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有的缺乏以项目本身收入偿还贷款的能力。部分企业由于没有外汇收入来源，抵御汇率波动风险能力较弱。”

在此之前，已有十多家房企发债遭遇中止，涉及碧桂园、龙湖、富力、合生等大型房企。

6月28日，住建部等七部委联合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虽未直接提及房地产融资，但整治内容中包括“违规销售”，被认为将对房企的定金和预售款来源产生影响。在长沙于6月25日出台的调控措施中，同样有着“严禁收取认筹金”的说法。

这一轮表态是过去两年来融资政策不断收紧的延续。从2016年以来，在楼市调控政策收紧的大框架下，监管层分别对私募、发债、信托、银行等融资渠道做出限制，使得房企的资金来源不断收窄。

华创证券指出，2015年和2016年，房企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境内发债。到2017年，该渠道逐渐被ABS和中票所替代，发债也转向海外。进入2018年，海外融资也大大受限，前5月房企利用外资规模下降了76.2%。

在日趋严厉的监管下，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上升。根据公开融资信息综合统计，2016年，内地发债平均成本在4%-5%的水平，部分企业可低至4%以下。到2017年，成本普遍提升至5%以上，中小房企则提升至7%-9%。诉诸海外的部分，资金成本也因美国加息而抬升，且普遍不低于国内融资。

同策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宏伟指出，“到2018年，叠加银信业务、委托贷款、企业债、海外融资等渠道进一步收紧，房企面临融资困境，很难融到钱，甚至有的房企融资成本在12%-15%。”

未来或现“以价换量”

春江水暖鸭先知。房企对这种变化有着明确的感知。“中小企业的压力最大，前几天还有企业老板专门去拜会银行领导。”前述房企人士表示，这并不是寻常现象，因为这些工作通常由融资部或CFO来做。房地产市场比较好的时候，银行还会主动拜会房企。

如今情况已经反转。某国有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大型银行已基本不向50强以外的房企发放开发贷和信用额度，部分银行甚至将合作范围缩至30强和20强房企。

房企老板态度的变化，侧面反映出资金压力的存在。“仅仅现在我知道，TOP20房企当中，至少6家是比较紧张的，降准解决不了它们的问题。另外，其中有一家全国性品牌房企1-4月拿地投入800亿，5月份开始已经暂停拿地了！还有另外一家品牌房企，为了融资几乎质押了公司的全部股权，现在也面临比较大的偿债压力。”张宏伟说。

他还表示，从房企资金兑付压力来看，2018年房企面临的压力将真正体现（2016年房企集中加杠杆扩张，借贷资金平均周期2年）。

实际上，一些小型房企已经出现债务违约。有媒体报道称，云房集团持股51%的子公司京鹏地产，出现对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3亿元债务到期未偿付的情况。恒盛地产早在2017年的年报中就披露，“若干借款的本金还款及利息付款分别为32.73亿元及14.97亿元已逾期（逾期贷款）”。

大中型房企则积极开展自救。除老板亲自拜会金融机构外，很多企业的策略已经发生调整。

某闽系房企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企业应对资金压力的手段并不多，无非是“少举债、少拿地、快周转、薄利润”。他还表示，很多房企的销售目标增幅都已下调，今年整体的扩张速度肯定会放缓。

在拿地方面，企业的态度十分谨慎。该人士透露，过去两年诞生的很多高价地和“地王”项目，正悄然引入合作方，从而分担市场风险。

某大型房企西安公司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总部对区域公司的拿地预算收得很紧，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司还没有在西安拿地。由于该公司拥有一定的项目储备，“总部的要求是，先把项目卖一卖，做点回款”。

他同时说，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限价政策较为严厉，因此暂时还不会大规模推盘，对价格的让步也比较有限。但未来的销售策略如何，还要视政策的变化而定。

张宏伟则认为，以价换量将是必然。“2018年三季度为民营房企资金兑付压力最大的时间。出于回款目标压力、资金兑付压力与资本市场‘借新还旧’渠道收紧等因素，更多的房企会放弃自己的价格‘底线’，寻求主动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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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学家专访

“一些诺奖得主的最新研究，有望成长为年产值百亿千亿美元的科技产业，这些庞大产业的研发和应用都有待转化，尤其是在医疗应用方面。”罗杰·科恩伯格表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日前，诺贝尔奖科学家前沿研发和战略新型产业说明会在上海举行。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全球诺贝尔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科恩伯格和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瑞·夏普莱斯也前来出席，并分别发布病毒抗体产业和“点击化学”产业的项目说明。

罗杰·科恩伯格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透露，将借助“滴水湖”论坛，在上海打造诺贝尔奖科学家的实验室和孵化器，关注相关的产业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实现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这不仅能解决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后一公里”科技转化的难题，还能吸引全球科创精英来上海创业就业。“一些诺奖得主的最新研究，有望成长为年产值百亿千亿美元的科技产业，这些庞大产业的研发和应用都有待转化，尤其是在医疗应用方面。” 罗杰·科恩伯格表示。

对此，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首席规划师顾长石认为，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足等问题，阻滞了科技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要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发力，对接好科研和企业两端，疏通从科研产品到样品再到商品的转化链条与通道。”

聚焦生物医疗

近年来，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领域的原创突破，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源泉。诺贝尔奖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尤其是在化学、物理、医学等领域的基础性、原创成果。它们经过产业转化后，有望成为未来最具成长性、突破性的经济增长点。

罗杰·科恩伯格因研究“真核生物转录的分子基础”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博士和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目前，他主导的3D基因的技术被中国科学协会正式立项，被列入我国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对探索人类生命真谛具有重要意义。

据他介绍，DNA的损伤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有化学物质、射线、阳光等等。每一个人每天的DNA都会发生200亿万次损伤。这样的损伤必须要进行修复，否则就会导致一些疾病，比如癌症。这种修复是如何进行的呢？是由蛋白质，由酶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转录因子H以进行基因的转录。

因此，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去发明一些药物，以帮助人们修复他们的基因，并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这些基础研究，看上去好像没有关系，但最后会促成治疗完全不相关的一种病。这是一个很好的由研究向产业转移的例子。”罗杰·科恩伯格进一步解释。

目前，罗杰·科恩伯格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快速获取超高分辨率与病毒复制相关的酶蛋白晶体的技术平台，对丙肝、乙肝、流感、肠胃等病毒成效显著。

另一名诺贝尔科学家也将产学研结合的机会瞄准了上海。年过七旬的巴瑞·夏普莱斯因其在“受性催化氧化反应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他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教授。他的研究方向和产业化课题主要是针对核心生物技术和前沿产品进行开发和转化。包括基因DNA编码化学物组合库技术的国家一类创新药物研发。

“‘点击化学’的新方向就是重新发掘传统化学反应的新用途。”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在含水体系中，利用二氟亚砜作为磺酸化试剂，创建简便、快速有机分子磺酸化的新方法，可以为含磺酸基药物的制备提供高效、简便的途径，还可用于生物大分子的磺酸化结构修饰。

目前，这项研究在生物、医药、材料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他希望能拓展这项研究在生物材料、新药改造、制药及能源等行业的应用价值。

打通产研通路

临港地区作为上海科创中心的主体承载区，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关键主体，正在推动国际智能制造中心的建设。近年来，该区逐渐发展出了比较齐全的科技科学门类和产业分工，在对接诺贝尔科学家协会的全球优质资源，包括技术、人才、文化产业等要素后，将力图实现产学研用的互动。

顾长石介绍，临港的优势主要在产业，企业门类比较齐全，临港的土地、厂房等空间资源能够承载科研成果的孵化落地。希望借助该论坛导入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资源，把前沿科学成果带到临港，推动临港的产业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彻底打通关卡，破解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

除了举办论坛，诺贝尔科学家协会和临港还会有更深度的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包括成立产业基金、诺贝尔奖科学家全球实验室、诺贝尔奖科学家个人工作室等。业界期待，上海市可以进一步打开大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才的引进。

年轻人在科学研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罗杰·科恩伯格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靠一个单独国家能推动的，需要更多国家合作。科学发现的引擎，经常由年轻人驱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二三十岁时做出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是四五十岁时做的，但其实没有我20多岁时做的研究那么富有原创性。要解决更多科研难题，我们需要新知识，尤其需要年轻人的创造力。投资年轻人，就是投资未来。”

在他看来，培养创新人才不要设置太多条条框框，要让年轻人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同时要耐心等待，一些科研项目可能需要坚持许多年才能有突破。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出乎意料的重要成果也许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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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青岛市李沧区白泥地公园内，一块占地面积12亩的土地被分割成多块小实验田，不同的水稻在不同环境的试验田内生长，有的刚育种埋在土壤里，有的已经冒出青芽，还有的稻苗已长到20公分左右。

“7号试验田里种植的是YC0045的耐盐碱水稻材料。”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牵头成立的青岛海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海水稻中心”）实验基地，技术人员王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这一材料在2017年的试种中创下了亩产620.95公斤的记录，而其他材料的试种亩产也基本都达到了400公斤以上。七号试验田土壤的含盐量为2.36‰，今年，实验基地已加大含盐量，进一步测试该材料的性状。

实际上，海水稻并非长在海水里，“它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传统的水稻在含有一定盐、碱成分的耕地上是无法正常生长和结实的，育种专家通过杂交育种技术、常规育种方法，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对耐盐、耐碱、抗病、优质、高产等多种优质性状进行聚合，选育出新型耐盐碱水稻，这些耐盐碱水稻可以广泛地种植到沿海滩涂、内陆盐碱地和咸水湖周边，在缓解耕地压力的同时，增加了粮食产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在青岛海水稻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海水稻中心执行主任刘佳音介绍。

据悉，全世界有150亿亩盐碱地，中国约有15亿亩。其中，约2.8亿亩盐碱地经过简单处理可用于开发种植海水稻，海水稻中心的目标是为中国新增1亿亩良田，解决8千万人的粮食问题。目前，海水稻中心研发的耐盐碱水稻正在国内6个基地进行区域测试，再经过1年的生产性实验后，预计最快2019年我国第一批海水稻品种就将获批，稻种可在2020年上市销售。

而在迪拜，一种可生长在沙漠化土壤中的抗逆性水稻也已试种成功。“包括杂交水稻、海水稻的研发和育种，中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初遇“海水稻”

在农业的育种过程中，农作物品种在没有被审定之前被称为材料，从材料转化成品种必须经过育种、杂交配组、区试、审定等过程，一般需要5到8年才能出一个品种。

这个过程中最少要进行八代的杂交和繁育，刘佳音解释，具体来看，科学家发现一种材料后，需要先通过对材料的抗性、产量等指标进行田间试验筛选，随后再进行2年的区域种植试验，再进行1年的生产性试验后才能向国家农业部申请品种审定；通过审定，才能进行量化生产。

实际上，海水稻应被称为耐盐碱水稻。这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水稻材料，有一定的耐盐碱性，主要生长在海边滩涂及盐碱地。早在1939年，斯里兰卡曾选育出抗盐的水稻品种进行推广。1975年，国际水稻所（IRRI）曾实施“国际水稻耐盐碱观察圃计划”。而在80年代，全球已有上百份耐盐碱材料，中国也有类似的耐盐碱水稻材料被发现。

在担任海水稻中心执行主任前，刘佳音是一位资深的投行人士，在2008年的时候，刘佳音结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并于2012年开展合作，成立袁策公司。2014年，袁策集团在山东省东营市成立北方超级稻产业化中心，中心成立的方向为杂交水稻在北纬35度以上区域的优质稻品种推广，而因东营市大部分是盐碱地，北方超级稻产业化中心将另一个方向确定为研究耐盐碱水稻。

“起初我们只是想着把土地利用起来。”刘佳音回忆，与其他科研人员育种不同，袁隆平团队的海水稻是在多种材料中，结合杂交水稻技术进行育种的，它的父本就是国际水稻所的一个抗盐性材料，母本是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选育从技术方法上跟其他水稻选育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材料的选择上不同，别的水稻选育过程中需要的性状是高产，而耐盐碱水稻需要的性状是耐盐，但其配组方式等基本一样的。

但在2012年到2014年期间，北方超级稻产业化中心并没有获得性状很好的耐盐碱材料。刘佳音说，“在2015年底，我们发现配组的水稻有较强的耐盐性，就此向袁隆平院士作了汇报认可其价值后，中心开始进行全面的选育工作，并于2016年取得阶段性进展，即初步配组筛选出一批具有较高耐盐碱特性的水稻种植品系。”

在此基础上，2016年10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和袁隆平团队在青岛国际院士港共同建立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袁隆平院士任研发中心主任。该中心成立的目的是，整合国内外在水稻遗传育种研究领域顶尖科技人才，打造世界领先的科研和产业化应用平台。

产业化提速

事实上，耐盐碱水稻的品种繁多，每位科学家选择的材料各不相同，而在海水稻中心成立前，已有不少农业科学家对耐盐碱水稻进行长期的研究。

2016年，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举办第一届海水稻国际论坛，并成立了国家海水稻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国家耐盐碱水稻区试标准。而国内的海水稻材料也进一步丰富，科学界对海水稻的研究也逐步重视。

2017年3月，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联合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与国内18家研究机构或企业联合成立耐盐碱水稻区试联合体，建立区试工作组，确定中早粳晚熟组、黄淮粳稻组和南方沿海籼稻组三大区试试验组别，开展耐盐碱水稻品种审定试验工作。“今年，海水稻中心在全国五大类型盐碱地和南泥湾次生盐碱和退化耕地6个地区进行试种试验。如果一切顺利，到2019年完成生产性试验后，通过国家审定就可以大面积生产推广，2020年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刘佳音认为这一计划顺利实施难度并不大。这对中国耐盐碱水稻产业来说将是巨大的突破。

这是耐盐碱水稻产业化质变的突破，但对科学家们来说却并不容易。

“育种很艰难，材料成功育种的概率并不大。”刘佳音坦言，2017年，海水稻中心一共种了174份耐盐碱水稻材料，但最终只有4份材料表现优异，产量达到400公斤以上。也有很多科学家一辈子也没有培育出一个品种。

刘佳音进一步解释，育种过程需要3到5年经过最少8代选育，“我们也通过三年才选育出来174份材料，但最后有价值进行区试只有34份材料。”

即便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在研究杂交水稻的第一年也曾将材料的性状转移到叶子上。当时有人嘲笑称，“可惜人不吃草，人若吃草的话，那么杂交水稻就很成功”。刘佳音微笑的背后，道出了科学家选育的困难。她表示，其实用杂交的方式选育品种是最科学、最安全、天然的方式，但它有很高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运气成分也很大。

为何如此难将材料转化为品种？刘佳音表示，“此前，农业部并没有关于耐盐碱水稻的鉴定标准。”刘佳音回忆，常用的主粮作物会有产量的要求、抗性要求，比如说抗虫性抗病性等，当时的耕地足以养活所有中国人，不需要额外开发其他类型的土地。且为了让农民便于种植，我们只能确定常规水稻、杂交稻的鉴定标准。对科学家来说，若没有审定标准，研究出来品种就无法审定，也无法进行该品种的商业推广，因此科学家就对包括海水稻在内的非常规水稻投入的精力比较少。

此外，若水稻具有特殊的性状，比如耐盐、抗旱，可能会损失产量或其他特性，也无法通过普通水稻的审定标准。耐盐碱水稻种植在内陆盐碱地，但盐碱地一般都比较贫瘠、土地缺水。而水稻本身是水生的植物，若要大田种植必须改造土壤，这涉及到植物学、土壤学等领域，是个系统工程，在推广过程中相对比较复杂。“若没有国家层面推动力，行业难以迅速发展。”刘佳音总结，“因此过去我国耐盐碱水稻产业化推进较慢，但如今，随着更多的科学家介入到耐盐碱水稻的研究，和诸多的资本介入到这个领域，未来耐盐碱水稻的产业化发展将会提速。”

智慧农业助力

育种的成功并非大面积推广的开始，还需要与种植技术结合起来，而海水稻繁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结合土壤、水、气候等因素。刘佳音说，我国盐碱地有五大类型，包括东北的苏打冻土盐碱地、新疆干旱半干旱地区盐碱地、小流域的滨海盐碱地、黄河三角洲的盐碱地和南泥湾的次生化的盐碱地。

经过2017年的区域测试，目前海水稻中心研发的品种稳定,测产结果显示4个品种的亩产都在400公斤以上，其中一个已达到620.95公斤（理论产量），后期采用大田生产时，辅之一些植保措施后，亩产基本能控制在500公斤左右（预估产量），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

袁隆平团队则将耐盐碱水稻与盐碱地工程改良技术相结合，建立了用于盐碱地稻作改良的“四维改良法”，即整合要素物联网系统、土壤定向调节剂、植物生长调节素及抗逆性水稻四大农业生产要素，分别针对淡水资源少、土地盐碱度高、肥力低、土壤结构差及品种缺乏等问题，根据不同类型盐碱地，四大要素技术因地制宜，自由搭配，量身定做最优解决方案。这一技术应用于沿海、内陆盐碱地、重金属及农残污染土地的改良。

刘佳音介绍，该技术以海水稻为核心，并以综合排灌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系统、大数据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为基础，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盐碱地稻作改良技术，可实现全要素、全链条、全产业和全区域的智能化农业，可归类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智慧农业4.0技术。

海水稻及四维改良技术所带动的我国万亿级盐碱地改良土地数字化项目，是我国利用农业数字化转型，实现智慧农业弯道超车的重大系统工程，能有效地对盐碱地、未利用地、闲置中低产田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与利用，建设成数字化高标准农田。

2018年，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在新疆干旱半干旱盐碱地、东北苏打冻土盐碱地、东营黄河三角洲盐碱地、青岛城阳区滨海盐碱地、温州东南沿海新生盐碱地等5个盐碱地类型，以及延安次生盐碱地与退化耕地、迪拜沙漠绿洲等开始5+1试验示范。“5月28日起各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同时开始插秧，目前已基本完成插秧工作。”

与海水稻结合的四维改良法对中国农业来说，将是一次革新。刘佳音表示，此前，我国盐碱地里荒无人烟，缺乏劳动力和大型机械设备，四维改良法结合信息化手段、AI手段改造成高标准农田，实现自动供给调测。它利用智慧农业中搜集的气象数据、风数据、病虫数据反复抓取提供最合理、经济效益最大的措施，为后期农业生产应用方面提供更方便、更准确、更科学的种植指引。“此前，中国农业一直落后于全球农业，希望通过此次产业革命，让中国农业弯道超车。”

不过，这种新型农业的成本投入在外界看来并不低。“做这么高标准的建设，每亩地成本约1万元左右。”刘佳音说，但经过改造后的土地可使用30年到40年，按此折算下来，每亩地的投入平均其实只有两三百元。如今农民租一亩好用的地一般成本也需要600-1000元，两相对比，四维改良法的投入成本并不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四维改良法改造后的土地除种植水稻外，还可种植瓜果蔬菜、中药等作物。“除了水稻自身的经济价值，土壤改良也可成为袁策集团的一项业务。”刘佳音说，当前海水稻中心在推进4个品种的生产试验同时已将四维改良法进行技术输出，“我们刚跟潍坊签了1000亩的盐碱地改造业务，改造每亩地的收入可过万元。”

从育种到种植，海水稻项目进展总体顺利，但也引发一些争议。有质疑的声音将海水稻归为转基因食品，还有声音认为海水稻的推广会占用盐碱地实改造湿地的指标，另有声音怀疑海水稻大米会有比普通大米营养差。

从育种到种植，海水稻项目进展总体顺利，但也引发一些争议。有质疑的声音认为海水稻的推广会占用盐碱地改造湿地的指标，另有声音怀疑海水稻大米会有比普通大米营养差。

“这些质疑都没有必要。”刘佳音表示，从大米方面来看，我们对水稻品种的鉴定必须符合几大标准：包括抗盐性（耐盐碱水稻独特）、产量、抗稻瘟病、抗倒伏性、稻曲病等。当前选育出来的4个品种从产量、抗性、性状等指标上看，我们认为在推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老百姓可安全种植且有经济产能。此外，耐盐碱水稻抗虫性强，“生产出来的大米是绿色、无污染、健康的优质大米。”刘佳音说，而在土地方面，海水稻中心的改造良田的范围是针对内陆地区的盐碱地，不会占用待改造为湿地保护区的盐碱地的范围，二者之间也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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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再提“公转铁”。

6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调整运输结构提高运输效率，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决定更好发挥铁路在大宗物资运输、长距离运输中的骨干作用。

铁路运输已成为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近两年来，国家多部委出台了物流降本增效的文件，从指导性到逐步细化，其中，铁路运输由于成本相对较低，成为政策力推的方向。

今年，随着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配套措施相继落地，“公转铁”的成效也是立竿见影。近期，国家铁路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达3.38亿吨，同比增长11.8%，增速创今年以来新高。

不过，从目前来看，铁路运输的货物种类仍主要集中在大宗商品领域，尚未真正在物流领域占领较为强势的地位，未来如何突破这一限制，将铁路运输的应用场景“放大”，将是下一阶段的铁路运输经营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公转铁”力度空前

近日的国常会为铁路运输进一步制定了发展“绩效”目标：力争到2020年，大宗货物年货运量在150万吨以上的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接入铁路专用线比例、沿海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分别达80%、60%以上。

除了国务院外，2018年以来，已有多部委接连表态推进公转铁。有分析师认为，今年“公转铁”政策力度已经达到空前水平，有利于货运量进一步向铁路转移。

除交通运输部将于7月1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外，生态环境部也将印发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将提升铁路货运占比作为重点任务。

生态环境部提出，2018年9月底前山东、长三角地区沿海港口煤炭集疏港运输全部改由铁路，2019年底京津冀、长三角地区沿海港口矿石、钢铁、煤炭全部改由铁路，禁止汽运集疏港。

生态环境部制定计划道出了“公转铁”的第一层逻辑：控制污染。该部认为，中国货运体系中，公路运输比例过高，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1980-2017年，中国铁路货运占比由20.4%下降到7.7%，生态环境部的目标是，2020提升至10.7%。

基于这个逻辑，事实上，环渤海港口禁止接收公路运输的集疏港煤炭工作已经实施了一年多。2017年，原环保部开始推“公转铁”，4月，天津港禁止汽运煤集港，9月底，环渤海港口跟进。

而上述消息则意味着，今年9月底前，这一规定将扩至山东、长三角地区。

除生态环境部之外，交通部也在积极推动“公转铁”。今年5月，交通部召开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组会议，提出以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货物运输“公转铁”。

与此同时，交通部加大了对公路运输的监管力度。根据交通部与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通知，6月30日前要完成所有不合规车辆运输车的更新退出，2018年7月1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

该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对整车物流企业的监督检查，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不合规车辆的查处惩戒力度。

与生态环境部不同，交通部调整运输结构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物流成本。天风证券一位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物流成本较高的原因之一在于结构：大量本应由铁路与水路运输的商品都由公路运输了。

数据显示，在客运方面，今年前5个月，铁路、公路、水路比例分别是17.9%、77.2%、1.47%，但在货运方面，铁路比例只有8.6%，公路、水路分别为77.3%、14%。由此看出，水运和铁路运输在货运方面，占比远不如公路运输。

我国的铁路运输量尽管在近两年有一定的提升，但占比仍相对较低，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差距。2015年，美国及欧盟铁路货运周转量占比分别为33%、18%，同期我国铁路货运占比仅为14%。

铁路货运量攀升

在政策大力推动铁路运输的背景下，铁路货运量已经有明显上升。

数据显示，2017年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达29.18亿吨，较上年增长10.1%，不仅是6年来首次取得增长，更超额完成年运输量27.5亿吨的目标。

而近期发布的5月份铁路货运增速也再次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据悉，2018年中铁总货运工作目标为30.2亿吨，前5个月已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3.91%。

从上市公司标的来看，拥有大秦线路段的大秦铁路（601006.SH）在2018上半年屡次突破日运量历史纪录，5月下旬实现了136.6万吨/日，“西煤东运”使得该条线路需求不断增长；而以货运及临港业务为主的铁龙物流（600125.SH）直接受益“公转铁”，铁路集疏港占比提升，沙鲅线2017年运量达501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29.7%。

这些上市公司在业务量不断突破的同时，盈利能力也得到提升。数据显示，大秦铁路2017年全年和2018年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分别达到133.5亿元、40.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6.24%、29.61%。铁龙物流同期的归母净利润也分别达到3.31亿元、1.29亿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公司业绩在多年来首次实现增长。

相对应的便是公路货运的下降。“（公转铁相关政策）前几年执行力度一般，但是最近从货车的流量来看，影响确实很大。”上述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不过，目前来看，铁路运输主要承担的还是大宗商品的运输。从铁路货运的传统种类来看，煤、金属矿石、钢铁有色占据80%以上的比例，其他种类也多是石油、焦炭、矿建材料等。因此，“公转铁”后，南方地区影响较小，因为南方的货物以制成品为主。

从这个层面上看，铁路运输承担的货运体量还不够大。以上述数据为例，尽管铁路本身运输量有所提升，但在很多地区的货运量占比仍然很低，目前在全国的水平为8%左右，而在北京仅为3%。

天风证券的一份研报认为，过去的铁路货运占比之所以逐年降低，除了市场化因素外，铁路本身产能上限也始终未能打开，但站在眼下，铁路货运产能的释放空间较大。

该研报指出，铁路本身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随着高铁成为铁路旅客运输的主要形式，铁路普客运输量预计维持平稳，客货混跑的普速线路上，过去客运对货运的挤压将会得到缓解。

另外一方面，铁路货运结构也将迎来调整，过去铁路货运主要服务于大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带来了铁路货运量在2017年之前五年的负增长，但在合适的政策引导下，这些产能有望服务于更多高附加值产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白货、冷链、特货和快递等类运输也在进行铁路运输的尝试，不过据说其物流成本并未得到显著下降，其试验意义更多在于环保层面。

有物流行业人士对记者指出，尽管铁路运输有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灵活程度不高，不一定能满足普通商品流通的需求；另外，铁路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使运能满足货物运输需求，这也是当前“公转铁”加速推进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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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即将收官，股市的低迷下挫拖累权益类基金纷纷陷入亏损泥潭，相对来说，固定收益类基金的日子就好过一些。至目前，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公募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年内平均收益率均超过1%，而同期偏股型基金的整体收益则下跌逾6%。

有券商固收研究员表示，在实体经济融资压力仍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难改，以及定向降准之后，继续看多债市和固收类基金的投资机会。但也有基金分析人士认为，下半年，固收类基金规模、业绩能否延续增长仍需观察。

艰难的收益

6月28日，A股市场下跌继续，上证综指再破2800点，年内累计跌幅已近16%，特别是近一个月，逾10%的杀跌给权益类基金也带来了比较严重的伤害，当月录得正收益的基金寥寥无几。

目前来看，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整体业绩告负已成定局。来自同花顺iFinD的分类基金业绩显示，截至6月27日，只有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是正收益，前者平均上涨1.33%，后者平均上涨1.98%。权益类基金八成下跌，平均跌幅超过6%，连存续的保本基金都没能逃过亏损，整体下跌0.8%，指数基金和主动管理股票型基金最为受挫，平均跌幅超过10%。

“其实货币基金这一收益率尚可，但债券基金半年收益刚过1%，只能说在目前股市下跌行情下与权益类产品相比差强人意”，一位资深基金分析人士表示。在他看来，债券基金的收益率还有“水分”，收益居前的基金不少是由于大额赎回所致。如金信民兴债券A，年内涨幅超过100%，令人震惊。究其原因，6月20日、21日两天，该基金骤涨了93.55%，不难推测期间遭遇了大额赎回。此外，诺安双利、景顺长城景泰丰利等年内涨幅10%以上的债基也曾出现过单日净值骤涨的情况，疑与大额赎回有关。

“而领跌的债基则多与踩雷违约债有关，基金突然调低估值，叠加之前赎回确认、被迫抛券等其他因素，引起了净值大幅向下波动，由于违约的债券可能已经停牌，因此这个净值也或不准确”，该人士称，下半年仍然存在的债券违约风险是目前很多固收类投资者最担忧的地方。

规模续增加剧分化

固收基金规模下半年会否延续增长，也是目前很多市场人士所关注的，目前来看，货币基金与债券基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强弱分化。

6月28日晚间，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了今年5月的公募基金市场数据。截至5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3.41万亿元，环比增加了4781.23亿元。需要指出的是，货币基金在3月份出现了一次规模“刹车”后，四、五月规模继续大幅攀升，两个月时间份额增加了9709.13亿份，增幅13.27%；净值规模增加了9711.08亿元，增幅13.26%。

而同期，债券型基金份额增加544.91亿份，增幅3.26%；净值规模增加608.31亿元，增幅3.51%。虽然也好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QDII基金，但与货币基金相比明显弱了一头，且与其自身历史数据对比，份额和规模增速也在放缓。

事实上，在该项数据公布前，市场已有迹象反映这一点。4月底落地的资管新规对单一机构持有比例做出限制，以机构投资者为绝对主力的债基受到不小影响。进入5月份后，债券违约又接踵发生，使得投资者对债券基金的认购热情大降。统计显示，5月里债券型基金的发行尤为低迷，当月新成立债基22只，募资82.6亿份，平均规模不到4亿元。

有上海的基金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受资管新规影响，现在发行债基一方面是设计“定开”形式；另一方面，降低手续费以吸引个人投资者。从最近一段时间新发债基情况看，管理费普遍是每年0.3%或者0.4%，托管费是每年0.1%，总费率低于老牌债基0.4%-0.5%，且都不是针对机构客户的定制产品。“但即使这样，个人投资者买的也不多，他们更倾向于货币基金”，他说。

在资金面稳定、债市收益率短升长降、同存收益率反弹的情况下，5月份以来货币基金收益情况有所改善，但不少互联网货币基金收益率仍处下跌趋势。“可以预见，虽然货币基金规模仍在增长，但收益率会比前些年平缓。随着年中考核压力的出现，货币基金收益率可能会短暂提升，但下半年快速赎回受到限制，可能制约货币基金规模和收益”，该人士认为。

金鹰添瑞中短债基金经理龙悦芳还指出，在目前市况下，中短债基金正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未来短期理财品种是净值化转型趋势下银行理财主要切入点和发力点，短久期资产将持续有需求支撑；另一方面，在紧信用环境下，信用风险事件频发导致需求集中在高评级，机会集中于中短久期的利率债、存单和高评级信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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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半年成绩单

2018年赛程即将过半，公募基金上半年的成绩将浮出水面。在这不同寻常的半年中，沪指跌去16%、信用违约风险如影随形、货币基金管理新规如约而至，股基、债基、货基表现如何？（杨颖桦）

2018年赛程即将过半，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上半年的成绩即将浮出水面。

受2月以来市场不断下挫的影响，今年上半年权益类公募整体表现低迷，一扫去年大幅盈利的盛况。据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7日，今年上半年超过八成公募主动权益产品（包括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灵活配置型基金及平衡混合型基金）收益告负，首尾业绩差幅高达58%。

从具体基金的表现来看，尽管医药板块近期有所调整，但前5月涨幅的积累使医药主题基金仍然成为绝对的领先者，霸屏收益领先榜单。其中，富国精准医疗以24.52%的收益暂列第一。

跌幅最深的是中银新经济和中银主题策略，今年以来分别亏损了33.36%和32.65%，这两只基金一季末前十大重仓股中均有中兴通讯（000063）在列。

平均亏损6.82%

A股仍在持续下跌。6月28日，沪指冲高回落，尾盘跳水，最终下跌0.93%报2786.9点，这已经是沪指连续第4个交易日收跌。

较2017年末相比，今年以来沪指跌去520.27点，跌幅高达15.73%；若以年内高点3587.03点来测算，最新的市场点位较之已跌去800.13点，回撤幅度高达22.3%。

市场低迷之下，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大面积亏损。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6月27日，2955只（分份额统计）可录得年内收益的主动权益基金中，取得负收益的多达2384只，占比高达80.68%，平均亏损幅度为9.07%。若以2955只基金来统计，主动权益基金年内平均亏损幅度为6.82%。

其中，2月和6月是沪指调整最剧烈的两个月份，分别下跌了6.3%和9.66%。在这两个月中，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跌幅为2.35%和5.31%。

具体到单只基金而言，今年业绩排名前50的主动权益基金基本是医疗健康相关主题基金或重仓了医药板块个股的基金。

其中，年内收益在10%以上的主动权益基金有25只，收益排在前十位的基金依次是：富国精准医疗、富国新动力A、中欧医疗健康C、富国新动力C、汇添富医疗服务、中欧医疗健康A、融通医疗保健行业A、富国医疗保健行业、上投摩根医疗健康和中邮尊享一年定期，这10只基金今年以来的涨幅都在15%以上，平均涨幅为19.06%。此外，富国精准医疗是仅有的一只涨幅在20%以上的主动权益基金，今年以来的收益率达到24.52%。

从上述10只基金的业绩走势来看，这些基金在2月市场的大跌中几乎未受到影响，该月平均跌幅仅为0.31%；但在6月市场的调整中，医药板块也出现了动摇，这10只基金业绩出现明显回撤，该月平均跌幅达到5.99%。不过，由于这些基金在前五个月已经积累了较大的领先优势，因此即便净值回调也依然占据领先地位。

取得负收益的基金中，跌幅超过30%的有4只，分别是中银新经济、中银主题策略、银华消费B和富国城镇发展；跌幅在20%-30%之间的多达87只。从持仓风格上来看，这些基金以成长风格基金居多。

下半程之争

对于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不少基金经理颇感无奈。

6月28日，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其实我们年初时对今年的收益预期本来也不高，因为在经历了去年的普涨后，市场普遍认为今年是比较难赚钱的年头，所以年初时我们觉得全年能有10%左右的收益就是不错的水平。但市场的波动情况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6月份形势愈发显得被动，现在也只能看下半年的情况了。”目前该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年内亏损达到9%。

在一九极端分化的市场行情中，取得正收益却非易事。今年以来仅有极少数基金逆市取得正收益的分化格局，与今年市场行情正相吻合。

进入下半程，公募基金普遍负收益的局面能否扭转？医药基金能否继续领跑？这些问题充满未知。

有观点认为，医药主题基金将延续上半年的大势。北京一位公募基金经理认为，医药板块调整已有大半个月，已基本消化掉之前快速上涨积累的风险，从估值和基本面来看，医药板块整体仍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当然从个股来看，部分前期涨幅较大的医药股票可能有滞涨或进一步调整的风险。

从月线来看，医药（中信）板块在3月至5月分别上涨了11.46%、0.42%、6.63%，而6月以来下跌了11.81%，确实消化了部分风险；从年内涨跌幅来看，医药（中信）板块今年以来的涨幅为0.72%，是全市场仅有的取得正收益的两个行业之一，次于餐饮旅游（中信）7.69%的涨幅之后。

不过，亦有机构人士认为，市场脆弱的当下，这一轮医药行情究竟已经终结还是短暂休整后继续走牛，需要观望。

深圳一位私募人士向记者指出，“目前市场的情况就是谁还没有跌够就要轮一遍，在市场没有企稳之下，很难判断说下一波引领市场行情的在哪个方向。尤其在市场跌破2800点关口之后，接下来到底要怎么走都很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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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新规破刚兑、金融去杠杆、信用收缩的影响面正逐步扩大。

以恒天财富、诺亚财富、钜派集团为代表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在过去数年中规模突飞猛涨，如今，增长势头正放缓脚步。具体表现为，近期相继到期的产品由于市场、监管以及自身模式等各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出现巨额亏损、不断延长甚至无法退出等多种问题。

不过，大量产品集中爆雷只是将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些并非导致爆雷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市场本身处于下行周期，很多前几年启动的项目其回报无法达到当时的预期，产品出现亏损也是投资中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新的监管政策频繁出台，对资管产品的运行带来很多实质影响，比如定增基金就受到减持新规的影响。

从募资规模上看，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前期高速增长的趋势已开始反转，根据上市公司一季报，诺亚财富一季度分销金融产品总募集量较去年同期减少14.9%，钜派集团同比减少23.2%。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产品出问题后，目前还很难找到有效的处理方式，主要由投资人与销售方或管理人沟通协商，投资人往往也会向监管部门投诉，也有部分投资人起诉至法院。

产品集中爆雷募资额大降

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销售的产品（包括自己管理的和代销产品）屡现风险，也是近期市场的一大关注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不完全统计，目前，恒天财富、钜派集团、诺亚财富、宜信财富等均有产品暴露风险，并且不止一只。

据公开信息显示，宜信财富联合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喆颢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合作发行了喆颢定增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定增项目，宜信财富作为主推销售方，总募资近5亿，目前亏损约1.8亿，锁定期已过产品仍未退出。

诺亚财富方面，2017年先是踩雷辉山乳业信用债，随后又卷入乐视钱荒危机，涉及金额达30多亿。

恒天财富方面，其与ST天马合作推出的项目目前尚在存续期内，但合作方ST天马已深陷泥潭，股票戴帽。一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双方合作推出的并购基金，恒天募资作为优先级，但ST天马的劣后资金或并未到账，对比投资报告与公开信息，其所投项目出资额涉嫌虚报。

产品频频爆雷，市场监管趋严，对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业务增长带来直接影响。

财报显示，钜派集团2017年实现净收入17.06亿，同比增速为51.3%；管理资产规模上，2017年全年募资金额543亿，同比增长近20%，至去年底总资产管理规模达575亿，同比增长59%。诺亚财富2017年实现净收入28亿，同比增长12.5%，2017年全年募集规模达到1174亿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5.8%。

然而到了今年一季度，情况已有所转变。一季报中，钜派和诺亚产品募资规模均有下降，分别减少23.2%和14.9%。

第三方模式风险显现

多位产品投资人、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尽管投资人往往是在产品出现问题后才发现前期募集和运作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合规之处，但这些做法在行业内非常普遍。

最典型的问题为销售期夸大甚至承诺收益、忽视风险甚至隐瞒一些关键信息。一位爆雷定增基金的投资人对记者表示，出问题后，才知道自己购买的基金产品是结构化设计投入到一款信托产品中的，销售人员隐瞒了这一信息，导致风险误判。

一位第三方财富离职内部人士向记者举例，在另一款出现风险问题的私募基金产品中，其实合作方存在明显的道德风险，有过多次失信行为，但销售方仍然承接了该项目，而且没有告知投资者和提示风险。投资者也是在事后才得知相关情况。

上海地区一位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人士对记者指出，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尤其是一些激进公司的销售人员，在宣传和销售产品的过程中明确保本、夸大收益、无视风险提示是较为普遍的行为，甚至在公司层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在项目合作方面，由于早期跑马圈地、管理粗放，确实还未形成一套筛选和风控机制。

不同于银行等渠道代销，即使是为其他管理人募集资金，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所扮演的也不仅仅是“销售”的角色。多家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在宣传中自身定位为“财富管理者”，强调自身的风控能力。

一位财富管理行业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掌握着庞大的客户资源，他们并不愿意投资人和管理人直接接触，避免客户流失，一旦产品出现风险问题，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多以不是基金管理人、无法控制基金管理人和项目方为由，免除自身责任。“如此增加了风险，销售方面对投资人掌握了项目信息，面对管理人、项目方掌握着客户资源，而经济上不承担亏损后果，法律上不承担产品风险后果。”

记者梳理这些问题产品的基金合同及宣传材料发现，投资人反映的销售人员承诺收益、不提示风险等行为，在最具法律效力的合同层面，均未体现。一位私募领域律师告诉记者，从其经历的类似案件来看，通常这种情况下合同都没有问题，而投资者提供的聊天记录、非正式的宣传材料等，只能作为辅助性证据，很难在法律上追究管理人、销售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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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财富风控拷问

一位私募基金领域的律师表示，如果合同约定了投资期限，严格来说在投资期外进行投资的行为确实不合规，但这种做法在行业内非常普遍。

潮水退去，一大批裸泳者现身。

宏观经济下行叠加金融监管趋严，私募基金等资管产品频频爆雷。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多位投资者于2016年购买的由钜派销售的私募基金产品，在经历两次延期后约定本应于6月17日到期，然至今仍未能拿到回款，而是收到继续延期六个月的公告。

据记者多方了解，这已经不是钜派第一次出现产品到期无法退出的情况，近期多家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均有问题产品被爆出。其背后，除了宏观环境的影响，国内第三方财富管理模式的隐忧也逐渐暴露，作为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中介”，销售误导、风控缺失是突出的违规现象。

产品爆出问题后，投资者多向证监会或基金业协会等监管部门投诉，从监管部门的反馈文件看，通常对相关问题予以受理，但提出的解决方式多是协商沟通，要求被投诉机构自行化解风险。

产品延期矛盾

一名投资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近期收到钜派理财师的通知，其所投资的一只名为“中恒合A的演唱会基金”再次延期六个月，原因是该基金所投资的部分项仍未实现回款。该投资人表示，这已经是这只基金第三次延期了，该基金原定一年内就可结束，至今已运行两年，还要延期半年，仍只收回约一半的本金。

根据记者获得的基金合同、产品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材料，“中恒合A演唱会基金”成立于2016年6月18日，存续期1.5年（0.5年投资期+0.5年退出期+0.5年延长期）。钜派为该产品进行宣传募资，在产品招募说明书中该基金原名“钜影演唱会基金”，管理人是深圳中恒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恒合”），后在管理人与投资者签订的基金合同中，产品名称变更为“中恒合A演唱会基金”。基金规模为1.5亿。

招募说明书中将基金的基准收益率定为6%，相比同时期发行的其他产品并不算高。上述投资者对记者表示，当时钜派宣称这是一款“快进快出”的产品，每个演唱会项目的投资周期仅4-5个月，按照0.5年投资期、0.5年退出期估算，一年之内就能收回本金和收益。

不过，退出期结束后产品直接进入了6个月的延长期，这是第一次延长，不过仍属产品约定的1.5年存续期内。然而在距首次延长结束仅1个月时，2017年12月20日，投资者再收到延期公告，称由于三个项目的投资款无法收回，该基金再次延长半年，至2018年6月17日，此为第二次延长；到期时逢端午，投资人又被钜派理财师口头告知要再度延期三个月。随后管理人中恒合出具书面延期报告，延长时间由3个月变为6个月。

关于基金延期问题，钜派方面对记者回应称，“中恒合A号演唱会投资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存续期限为0.5（投资期）+0.5（退出期）+0.5（延长期）+1（延长期），一共2.5年。此基金成立日为2016年6月17日，根据合同约定，存续期可延长至 2018年12月16日，此基金目前尚未到合同约定的存续期满。

钜派的说法和投资者人的说法明显矛盾。记者发现，基金合同中有一条规定：若延长期满仍需延期的，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可以再行延期不超过1年。不过在销售阶段，上述投资人对记者表示，销售人员的说法一直是期限“最长一年半”。

资金去哪儿了？

产品到期却迟迟无法退出，这只基金的管理运营及所投的项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根据管理人中恒合出具的投资报告，截至2017年3月31日，在1.5亿基金规模中，已投资8912万，剩余可投资金额5660万。截至2017年6月31日，基金总投资1.45亿。

首批8912万资金是根据合同约定于投资期内投出，主要项目包括多位当红明星的演唱会，这批投资已基本完成回款。

第二批5660万资金是在2017年第二季度才投出，此时已经进入基金合同约定的“退出期”。这笔资金主要投向三大项目，布兰妮演唱会、“太阳之星”和“愚公移山音乐节”。其中“愚公移山音乐节”为整只基金所投最大项目，项目总投资6000万，该基金出资4400万，占比73.3%，占基金总规模的29%。根据管理人出具的公告，对该项目的出资时间为2017年6月13日，距第一次延长期结束仅两天。

正是这三个在“退出期”进行投资的项目将这只基金拖入迟迟无法退出的处境。根据管理人中恒合在延期报告以及与投资人的沟通文件中的说法，这三大项目均出现问题：布兰妮演唱会取消，“太阳之星”延期播出，“愚公移山”项目未拿到文化部立项批文。

一位私募基金领域的律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如果合同约定了投资期限，严格来说在投资期外进行投资的行为确实不合规，但这种做法在行业内非常普遍。

在2017年11月20日的延期报告中，管理人称该项目处于“回购”阶段，不过投资始终没有收到回购款，在随后的沟通中；管理人又称，由于艺人选择问题导致项目没有完成文化部门的申报。

“如果这个项目根本没有在文化部立项，那么资金的运用最多限于付给艺人的定金，绝大部分的资金就应该还在账户上，但却一再延期，钱究竟去了哪里？”一位投资人提出疑问。

风控责任难界定

此外，钜派后续发行的“中恒合B号基金”也面临着类似问题。据记者多方了解，钜派销售的产品近期有多只爆雷，包括“钜洲麒麟影视基金”、“钜增宝璀璨稳盈”等。后两者由钜派集团自己发行，管理人是其旗下子公司钜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记者发现，这些产品在基金合同中均标明为高收益高风险特性。“钜增宝璀璨稳盈”产品的一位投资人反映，钜派内部宣传资料以及销售人员的沟通中，涉嫌有明确“保本保收益”的承诺。

对此，钜派方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按公司要求，员工在基金推介宣传时应充分向客户揭示风险、产品形式、特点、非保本保收益，严格禁止夸大收益、隐匿风险等违规销售行为。据核实，在该基金的销售过程中，个别员工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投资人的行为，公司已对此严肃处理，并于2018年4月17日对相关部门进行了问责。

前述“中恒合A号演唱会基金”，投资人认为钜派在风控上失责。钜派的招募说明书显示，全流程管控保证资金流向安全，向项目公司委派财务与项目经理实时跟进；出款控制，针对单个演唱会项目，合作方讲演出合同提供给管理人审核无误后方可划款；设立共管账户，保证资金流向的安全。

与此矛盾的是，管理人投资报告显示，基金成立后，完成一次性出资到项目方深圳容德。公开信息显示，项目方深圳容德是管理人中恒合的母公司。

“一次性划款到项目方，就意味着在基金运作的开始钜派就失去了对资金的把控权，更提不上招募说明书中所提的针对单一演唱会项目进行审核了。而基金管理人中恒合和项目方深圳容德，是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关系，子公司对母公司进行监督，如何做到公平公正？”投资人提出质疑。

面对诸多疑问，钜派方面给记者的回应是，钜派对该有限合伙托管户进行着严格的管控，在每笔投资款项出款前，钜派会要求管理人提供投资协议、管理公司出具的投决会决议等相关证明材料，才会同意其出款，不存在项目尚未立项即进行划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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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个人征信市场正在进一步完善。

6月28日，百行征信与15家互联网金融机构、消费金融机构在深圳签署了信用信息共享合作协议。

首批接入的机构网络小贷包括：重庆百度小贷、重庆三快小贷、重庆苏宁小贷、吉安市分期乐小贷；消费金融公司包括：捷信、中银、招联、马上、苏宁、中原；汽车金融公司包括：一汽汽车金融、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金融；信息中介包括：宜人贷、拍拍贷。

百行征信董事长兼总裁朱焕启表示，这标志着百行征信按照监管要求率先向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基本征信服务的开端。

“百行征信将坚持市场化，不追逐商业化，坚持财务可持续，承担既定和明确的社会责任。”朱焕启说，截至目前，百行征信已与120余家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机构签订了信用信息合作共享协议，与50余家机构达成了合作意向。

“百行征信与央行征信定位的区别是‘错位发展、功能互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市场司副处长、百行征信顾问唐磊表示，期待未来实现与央行征信的互联互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

目前在新兴金融业态中，消费金融机构、部分持有网络小贷牌照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可接入央行征信系统，P2P网贷尚未接入央行征信。

3个月内上线个人征信系统

目前，百行征信正在统筹研发、有序推出基础征信服务，建设数据库系统，设计产品序列，研究提出行业标准。

唐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百行征信将争取尽快开发完成个人征信系统，为互联网金融和消费金融机构提供基本征信服务。

在接入机构上，一是，要求接入机构全面、准确报送数据。二是，对接入百行征信的机构建立考核机制。对于恶意瞒报、错报个人征信数据的接入机构，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直至停止其征信服务。三是，采用技术手段，在数据清洗、核查阶段进行数据互相验证是否存在错报问题。

度小满金融技术负责人许冬亮表示，这将促进“信用白户”向“有信户”转变，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范畴将拓展至长尾人群；也将完善传统“有信户”的信贷记录。金融机构可通过整合央行征信与百行征信的报告信息，优化现有模型，降低违约风险，利用差异化定价实现信贷效益增长。另外，帮助信贷机构合理设定放贷利率。

规范征信数据报送查询标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百行征信将于近期发布个人征信数据报送和查询标准，规范互联网金融和消费金融的信用数据。

百行从机构采集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信贷全流程信息，包括信贷申请、批核、用信、还款和逾期等信息。通过信贷信息的归集，为机构提供信息主体的贷款规模、逾期次数、逾期未还款金额等信息，这些信息将协助机构判断申请人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帮助机构快速识别恶意借款不还的“老赖”。

唐磊解释称，根据调研，互联网金融和消费金融机构在征信数据格式等要求上，与银行有较大差别。一是，产品模式比传统金融机构更为复杂。如较常见的循环贷、联合贷等产品，前者给予借款人一定额度可多次借贷，后者为多家机构联合给借款人放贷。与传统银行信贷数据相比，这类征信数据格式在规范和标准上不统一。

二是，传统金融机构业务链条较长，查询征信数据的时效要求不强。但互联网贷款呈现小额、快速、高频特征，市场上存在大量秒批、十几分钟就要放款的产品。新金融展业对征信数据的查询速度要求较快，有的互金机构要求服务器毫秒级反应，数据期限T+1隔日信息。

打破征信数据孤岛

此前，由于信用市场建设不完善，探索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征信数据共享曾经面临较大困难，导致借款人“多头借贷”、欺诈性行为时有发生。

对于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唐磊表示，从业务开展情况看，充分证明了征信数据共享困境是可以打破的。百行拥有唯一一张个人征信业务牌照，从事征信业务具有较强的公信力；作为独立第三方个人征信机构，在信息共享上能够得到互联网金融和消费金融机构的充分信任。

下一步，百行征信将按照《征信机构信息安全规范》的要求，进行百行征信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的评定，并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测评。同时，百行在借鉴国内外征信数据规范的基础上，将对不同机构进行充分调研，制定满足机构征信需求、促进发展与业务规范有机结合的行业标准。

对于采集个人信用信息要求，百行征信明确，信息用途明确规定主要应用于借贷等经济交易场景。在采集信息时，不仅要获得个人授权，且只能用于规定用途。此外，百行征信的个人不良信用信息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百行征信将建立异议处理机制。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要求，个人将可查询百行征信记录的个人征信信息，若有异议，可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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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徐忠：财税体制缺陷是高杠杆风险重要原因

时间：2018年06月29日 14:52:17 中财网

　　近期，由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美联储加息引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国内结构性去杠杆引发了对风险的担忧，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出现了分歧。

　　6月29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出席“2018IIF中国金融峰会”时发表演讲，并阐述了对此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去杠杆进展顺利，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总体风险可控。

　　徐忠称，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对冲外部的风险，关键是充分利用中国国内的大市场，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一是要下决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之后，无论是政府部门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国有企业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缺陷是重要原因。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融资正门没开，省级政府代市级政府发债，权责不对，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

　　二是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营商环境。

　　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78位，创业营商便利排名93，建设许可排名172，税收排名130。从2013年度到2016年度，中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提高了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上升31位。这显然跟GDP名列全球第二个大国地位不匹配，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面临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大放管服改革的力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下工夫。

　　三是需要进一步明确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徐忠称，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外部冲击日益增大的条件下，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尽管在流向上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毕竟是总量政策，在解决结构性矛盾上不具备天然因素，很可能会以流动性掩盖信用风险，以低利率掩盖低下的投资回报率，对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未必真正有效，还可能火上添油。

　　货币政策最大的作用仍是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至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外对影子银行要严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以及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同时有序回表，保持和增强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附：徐忠演讲全文
　　近期由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全球贸易摩擦在加剧，美联储加息也印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留出的压力。国内结构性去杠杆引发了对风险的担忧，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出现了分歧。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是新常态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中国经济的潜力大，韧性强，内需足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关键是推动国内关键领域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只有加快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真正激发市场主体的信息，稳定市场预期，也才能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巩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

　　我讲三点，第一点，中国经济的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
　　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总供求总体平衡。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这几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都在三分之一左右，消费的贡献度持续在60%以上，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一是国内消费体量增长，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

　　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还在迅速成长中，富裕家庭4.6万美元以上的，以及富裕中产阶级年可支配收入在2.4到4.6万美元之间的增长，必然形成中国经济的巨大内需。精准扶贫成效显著，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持续扩大，都会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总量扩张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2018年前两季度，基本消费的比重持续下降，服务消费比重继续提高，人们对医疗、教育、养老的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服务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

　　二是产业链完整，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强，中国具备完整的供应体系，在联合国产业体系中都能在中国找到，完整的产业链一方面带来了产业积聚，具有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的分散风险，抵御外部冲击，单个产业面临外部冲击，不会对经济整体产生系统性影响。

　　近年来，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部冲击下暴露的脆弱性，相当一部分与产业结构单一有关。同时，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全球经济对中国依赖程度也比较高。近年来，尽管中国劳动力优势有所下降，但大量企业仍将中国作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

　　三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地缘广阔，不同地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能够优势互补，梯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地区，如东北经济发展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也有一些地区，长三角珠三角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中西部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在坚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探索的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大部分优势，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四是改革红利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生产要素成本优势降低，但是近几年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破解体制新结构性的矛盾，解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增长质量不断改善，事实上我们测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力，2016年以来以止跌回升，只要下决心推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就能在高水平上持续释放增长的潜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强，潜力大。

　　第二我要说的是去杠杆进展顺利，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总体风险可控。
　　201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2012—2016年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的回息流引发各方关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稳中向好，及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制度明显放缓，从结构上来看，2017年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是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2012年至2016年年均则增长8.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12年至2016年年均则增长1.1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杠杆率为 55.1%，比上年高4个百分点，增幅比201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略低0.1个百分点。

　　实际上，从数据来看，似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比较高，但实际上我们的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风险总体可控。为什么这样讲，单纯从数字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高，但是实际上，大量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国有企业的债务，根据IMF测算，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因素不同，我国政府部门，尤其地方政府拥有国有企业的股权，土地等大量资产，偿债能力较为充分。

　　08年以来，地方政府是资产和负债都在同时扩张，只是由于我们的体制机制没有完善，才可能出现政府风险企业化，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风险。此外，尽管目前去杠杆过程中一些金融风险正常暴露，但重要性金融机构仍保持稳健，你看我们大的国有银行，保险公司，都是比较稳健的，不良率也比较低。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是逐渐下降的，前一段时期居民部分杠杆率上升较快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总体看风险是可控的。

　　我讲第三个关键词，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对冲外部的风险，关键是充分利用中国国内的大市场，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作为大国，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大，内需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关键是深化国内关键领域的改革，维护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才能避免外部冲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去杠杆应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着手，从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推动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

　　1、要下决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之后，无论是政府部门本身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融资正门没开，省级政府代市级政府发债，权责不对，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

　　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占用过多的财政资源，使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创新驱动，驱而难动的重要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花钱没买到机制，买到了教训。2016年开始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治标不治本，表面上化解了流动性危险，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各类隐性债务重新泛滥，实际上只是将偿债压力后移，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相关的机制没有建立，不从机制上解决问题，各类隐性债务仍会出现，就会出现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现实可能。

　　理想的地方政府融资体制应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的体制。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度，各级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自求平衡，放纵中央政府对财政的行政性约束，由地方人大自主决定发债额度、期限，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同时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更多的发挥金融市场的约束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鼓励地方政府建立信息透明，硬约束的机制，可由中央财政发行长期限的国债为地方政府债务兜底，但前提是该地区必须建立信息透明，硬约束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哪个地方建立这样的机制，哪个地方就可以获得中央财政的兜底。就是说中央财政应该真正通过花钱买机制，事实上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以稳健，财政政策积极有为，不易紧缩，地方政府有大量的盈余资金，中央财政可以向这些地方定向发放国债。

　　二是地方政府可以持有国有资产的股权，既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又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破解民营企业背后一道得玻璃门及弹簧门，旋转门，本身就是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以上两方面可以同时使用，但必须给试图解决债务问题足够的激励。凡申请中央财政救助兜底的，都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审计问责，限期内自主解决债务问题，可以不进行问责。同时，要改革地方税收体系，理顺中央地方财税关系，降低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加快形成以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为主的地方政府收入体系，尽快出台房地产税制度，房地产税改革应该先试点，中国大，各个地方不平衡，应从小范围开始，可以先试点，如果发现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有些措施可以取消，有些措施可以修正，我国房地产税试点条件已经相当成熟，对房地产市场来说，位置和区域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市场最适合各个地方搞试点，这是我们现阶段最可以做的事。如果，选中国的一个城市做试点，无论是上海、北京或者其他地方，一旦出现问题，对中国整个经济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害，风险是可控的，反之，如果各个地方政府将矛盾上移，中央政府很难做出一个真正的决策，同时为建立地方政府试点房地产税，可以考虑将房地产税规模与地方债发行额度，和地方债额度挂钩。

　　2、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营商环境，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78位，创业营商便利排名93，建设许可排名172，税收排名130。从2013年度到2016年度，中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提高了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上升31位。这显然跟GDP名列全球第二个大国地位不匹配，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面临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大放管服改革的力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下工夫。

　　3、需要进一步明确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外部冲击日益增大的条件下，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尽管在流向上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毕竟是总量政策，在解决结构性矛盾上不具备天然因素，很可能会以流动性掩盖信用风险，以低利率掩盖低下的投资回报率，对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未必真正有效，还可能火上添油。货币政策最大的作用仍是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至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外对影子银行要严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以及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同时有序回表，保持和增强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我跟大家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govyvy

特么的跌的太慢，快点跌，磨磨唧唧的

govyvy

物极必反，一个被冷落已久的行业正被机构悄悄买入
　　长期被市场冷淡对待的黑电行业正重新进入机构的视野。

　　过去几年，受到包括乐视等互联网企业推出的超低价彩电产品的冲击，传统电视机企业自2015年开始，业绩表现一年不如一年，股价跌跌不休，在此冲击下，它们通过联手互联网企业等各类方式谋求转型。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今年大幅震荡的市场中，部分黑电公司股价却十分坚挺，成为弱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那么，这一现象背后是传统黑电企业有了转型的效果，还是行业又出现了新发展乃至新变化？

　　部分基金经理认为，黑电企业的内生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互联网电视品牌从火爆进入寒冬，加之主要的生产成本下降，黑电企业未来基本面有望改善。然而，经历过互联网冲击后，市场对黑电行业的估值依旧维持在过去较为悲观的层面。

　　所以，综合来看，该行业基本面和预期都处于市场底部，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坚挺的黑电股
　　有这样一批公司，在近期A股不断下跌中股价依旧保持坚挺，成为弱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受多重因素影响，6月中旬以来，A股市场出现了一波“情绪宣泄”式下跌，上证综指6月15日下跌0.73%，6月19日的跌幅高达3.78%，各大板块几乎无一幸免，市场日交易额创出近3个月新高。

　　此后几天，市场勾勒出一幅“涨少跌多”螺旋式的下跌图。自6月15日至今，上证综指累计跌幅超过8%，短短数日接连失守3000点及2800点两个重要的关口。

　　尽管市场持续下挫，但有一批公司股价的表现却格外显眼。深康佳A的股价在6月20日触底后出现了V字形反弹。

　　创维数字于6月12日创出今年以来新高，股价升至每股10.62元，此后持续盘整，即便在6月19日跟随趋势大跌后，第二天又大涨6.52%成功收复失地，事实上，该公司股价今年以来涨幅已达30%左右。

　　海信电器股价6月中旬以来是下跌的，但跌幅也小于上证综指跌幅，而公司股价在上周后半段还出现了反弹苗头。

　　细心的投资者或许已注意到，这些抗跌公司均与“黑电”有关。据查，创维数字的主营产品为智能电视一体机、创维液晶器件、数字智能盒子终端等。深康佳A主营为内销彩电业务、外销彩电业务以及互联网业务。

　　作为电视行业龙头，海信电器在年报中描述道：公司主要从事电视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始终坚持“技术立企、稳健经营”的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在全球范围内领先推出ULED超画质电视、4K激光电视等高端差异化产品，引领了行业进步和技术升级，同时积极布局全球重点市场，持续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事实上，黑电公司股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都欠佳。受到包括乐视等互联网企业推出的超低价彩电产品的冲击，传统的电视机企业自2015年开始，业绩表现一年不如一年，股价跌跌不休。

　　举例来看，创维数字股价从2015年的高点每股40元跌至2018年2月份的每股5.7元左右；同期，海信电器从每股37元跌至每股15元左右。需指出的是，上述公司的股价表现并未考虑分红影响，但即便考虑进去，其总体也是向下走的。

　　面对冲击，黑电企业纷纷谋求转型，有转型做以科技创新驱动的平台型公司，也有“联手互联网企业寻求合作的。

　　由此可见，在本轮A股的大跌中，黑电公司股价一扫过去的阴霾，走出了独立行情实属难得。

　　有望迎来“戴维斯双击”？
　　那么，黑电公司股价表现坚挺背后是转型的效果，还是出现了新发展乃至新变化？

　　部分受访的基金经理认为，黑电企业的内生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互联网电视品牌从火爆进入寒冬，加之主要的成本下降，黑电公司未来的基本面有望改善。

　　然而，经历过互联网冲击后，市场对黑电行业的估值依旧维持在过去较为悲观的层面。所以，综合来看，该行业的基本面和预期都处于市场底部。

　　东方证券研究员认为，受益于“剪刀差”预期，黑电行业的利润水平有望持续改善。

　　首先，从收入端来看，2018年黑电行业的收入有望重回增长。调研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我国彩电总体销售同比增长约20%，其中出口增长强劲，同比增幅超30%。

　　其次，从成本端来看，液晶电视的主要成本是面板，随着国内面板厂商崛起，2018年大批新增产能开出，预计今年面板价格将会继续下降，有助于缓解电视终端厂商的成本端压力，改善经营状况。所以，综合来看，收支两端将形成“剪刀差”预期，使得产业链利润可以滞留在终端厂商。

　　再退一步来讲，即便成本端价格持续下降引发终端价格降价：
　　一方面，后者相较于前者应该会在时间上有一定滞后，存在“时间差”；
　　另一方面，过往的数据印证了终端电视价格下降水平要小于面板价格下降水平，收支两端仍会有“剪刀差”预期，因此，成本和终端价格双降低的结果依然会使得电视机整机行业的整体利润水平改善。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基金经理是星涛也表示，2016年至2017年是面板行业的景气高点，我们看到去年几家面板企业的盈利能力都非常强，甚至可能是过去十几年持续投入下的盈利顶部。

　　但我们也观察到，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所有规格的面板价格都出现了月度环比降价，且已经持续了三个季度，考虑到未来还会陆续有多条高世代面板生产线投产，我们认为面板行业的下行周期会延续到2019年。在这一过程中，主机厂商提升毛利率和产能的空间正在打开。

　　另一个重要迹象是，券商通过调研发现，黑电行业经历数十年发展，已走出了打价格战的阴霾，尤其是经历过2016年、2017年面板价格大幅上涨后，电视机整机厂商已无力也不愿意再通过价格战来赢得市场，加之相比前几年，如今互联网电视品牌已从火爆进入寒冬（比如乐视事件），凡此种种，都使得黑电厂商的竞争格局重回正轨。

　　对此，是星涛总结，黑电行业正处于行业基本面和预期都处于底部，后续在业绩改善的同时，估值也有望提升，实现“戴维斯双击”。事实上，近期黑电行业在弱市中不仅抗跌，且有以小幅上涨已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机构还认为黑电行业今年较大的催化剂来自于世界杯。东方证券研究员表示，根据历史经验，黑电销量具有明显的大小年之分，在体育盛会较多的偶数年份电视机销量一般会好于体育盛世较少的奇数年份，而随着世界杯开幕，2018年将会是黑电行业的大年。

　　根据产业在线的数据，2014年有巴西世界杯，当年我国液晶电视机实际总销量1.22亿台，同比增长10.04%。

　　而2015年是体育小年，电视销量同样是小年，当年我国液晶电视总销量1.22亿台，同比仅增长1.61%。2016年有法国欧洲杯和巴西奥运会，当年我国液晶电视总销量达到1.37亿台，同比增长12.02%。到了2017年又是体育小年，电视机销量同比是下滑的。

　　拥抱消费升级浪潮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一些基金经理看来，今年以来用户更新换代的需求强劲，黑电行业销量持续向好，这背后实实在在反映出新时代下用户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更换更大的尺寸，拥有更好的配置，实现更多的功能，而这些也是机构持续看好黑电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位长期聚焦大消费领域的基金经理坦言，去年做投资，很轻松，因为能够十分容易找到一批既便宜又好的公司。而今年以来，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市场大幅震荡，很多行业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即使找到非常便宜公司，但公司的基本面也开始了不好的变化，这令人头疼。

　　但如果将时间拉长来看，他坦言，这种焦虑的感觉会降低很多，因为未来10年，依旧是消费升级的高峰期，其中必然孕育出许多投资机会。

　　沪上一位绩优基金经理也认为，对于消费股的配置是基于长期战略的。参考美国、日本经验，人均GDP突破8000美元后将进入消费提速期，中国正迈向这道门槛。

　　以美国的经验看，兴业证券认为，未来更容易发展做大的行业大概率出现在消费升级领域。

　　事实上，在机构投资者眼中，中国拥有13亿以上的人口规模，提供了巨大的消费规模和深厚的消费多样性基础。下一个30年，消费需求将成为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终端消费行业也将迎来巨大的变迁。

　　上述消费领域的基金经理进一步解释，近年来，明显感受到那些主营洗碗机、消毒柜、吸油烟机等厨房用品的公司非常受到资本追捧，股价迭创新高，这背后便是一些智能化、高端化、能提升生活品质的厨电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追捧，一个简约风格、干净、整洁的厨房是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

　　同样，在黑电领域，消费者除了更换更大尺寸电视机，拥有更好配置，其也已不再满足于一个仅有电视功能的电视机，拥有开放式应用平台，可实现双向人机交互功能，集影音、娱乐、数据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以满足用户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的电视产品已成为客厅必备的黑电产品。

　　记者注意到，一些黑电公司的近期销售数据惊人。海信电器在上证e互动平台表示，截至5月底，海信激光电视在中国80寸及以上的电视市场销售额占有率分别达到61%和65%，2018年1月到5月销量同比增长累计超过200%。

　　这些数据背后实际反映的是，随着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消费者对黑电产品的更新换代有着强烈的需求，拥抱这轮消费升级浪潮恰逢其时。

govyvy

作者：扬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股市低迷不振，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原因是经过了2015年1-6月的爆涨之后又经历了一轮狂跌，由此导致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资金严重缩水，所以进退两难。

但是，在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一些游资大户通过恶意炒作垃圾股，又意图制造另一轮狂泻。这是市场参与者都必须高度重视的情况。比如，无业绩支撑的深特力A(00025.SZ)，股灾时的7月初，股价最低到过9元多，但五个月不到，今日的股价最高已经到了102元，股价涨幅近10倍。而这期间，该股的基本面无任何变化、公司一再辟谣、证监会还抓了操纵市场的一些人狂罚款，仍没能阻止这股恶性投机狂潮。

类似于深特力A这样的股票，市场上还有很多。一些散户通过参与这些股票的投机，也确实有赚钱的。但是，这种不是建立在业绩之上的恶性投机炒作，归根结底伤害的是无数中小散户——当投机客不再炒作，结果最后一棒的永远是散户，而且股价将来跌去80%以上，很多散户也根本逃不出来。

但是，面对这股恶意投机炒作的狂潮，监管者几乎视而不见，没有任何措施，只会事后以操纵市场的名义抓几个人了事。结果呢，抓了几个人，市场照旧炒风不断！

本来，1996年后实施的T+1制度和涨跌停板制度，就是要防止投机大户恶意炒作，迄今近20年了，无论市场如何变化，监管制度始终不变。但这20年来，投机大户早已进化出一套应对措施：他们可以当日买入，然后再卖出昨日的持仓；他们可以涨停板卖出，然后下来再买回并重新封涨停；他们可以通过资金优势封死涨停板制造虚假需求次日全面出货……在这些手法面前，散户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只能任人宰割！

想一想宁波敢死队的那些做法，哪一种手法不是《证券法》本来要禁止的？单凭一个“集中资金优势炒作”就可以将那些手法定性为违法。这些年来，敢死队炒作的股票无数，赚钱无数，并直接培养出一个“股神”来，但又有多少散户是跟着他们能赚钱的？他们炒作的股票又有哪一只是真正有价值的？既然无论哪种手法，最终受伤的都是散户，监管者何以不作为？

要制止恶性投机，手法其实很简单。放开涨停停板限制并实施T+0，那么，在现有的持仓要求（5%报告制度）下，每只股票在每个价格都有足够量的卖出供应，恶性炒作就没有市场！

如果说现在的制度不能更改，那还有更简单的招数：通过收取投机手续费的方式来抑制投机。比如，至少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模式：

其一，某只股票如果当日换手率（相对自由流通量）超过5%（或市场均值的10倍），则对当日所有买卖的交易都收取5%的惩罚性交易手续费；

其二，某人对任意一只股票，如果当日或者次日有买进也有卖出，则对后一次的交易收取5%的惩罚性交易手续费。

上述收取的惩罚性手续费，可以纳入投资者保护基金，以弥补打新股缴款利息取消的不足。

这种措施，不需要走层层的法律手续，只需要证监会认可、交易所直接实施就行。这就好比中金所为了抑制投机，直接将交易保证金提高到40%、直接将当日开仓又平仓的交易手续费提高10倍一样。既然中金所能做，沪深证券交易所也完全可以实施。

上述意见，一定有很多很多投机者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大户游资的炒作，是他们盈利的机会。机会只要在，总会有人能赚钱的。可是，只需要去证券交易所调取一下数据，那些交易很频繁的短线客（持仓时间不足一周的），真正能持续赚钱的人，连1%都不到——中国的散户有一亿人，不是只有一个徐翔赚钱吗？就算有一万个徐翔，那也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绝大多数散户注定是被收割的韭菜，可笑的是，这些韭菜还希望继续这样当韭菜！

治理股市的恶性投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否如，长此下去，这些被炒作过后的股票，连狗屎都不如，迟早有一大群散户在里面亏光自己的本钱。如果这种妖股数量多了，当投机大户撤离的时候，会引发市场的系统性风险——100只妖股全跌停，难道大盘能幸免吗？

如果能有效治理恶性投机风潮，让每个买股票的人都不是为了赚短线差价，市场就不会动辄大跌大涨，资金也会逐渐集中到真正有业绩支撑的成长性好的股票上，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也降低投资者的收益预期，有利于维护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并能在注册制推出的情况下维持市场的稳定。

govyvy

股市显著下跌、债券信用风险暴露，证券私募在煎熬中度过了上半年，成绩自然也不会好，大部分股票策略私募亏损；前五个月3000多只私募基金清盘或净值暴跌触及平仓线。困境中，私募基金产品难卖，规模也出现明显缩水。

　　证券私募规模减少614亿
　　市场低迷，私募基金遭遇产品难发、规模缩水的困境。根据基金业协会数据，证券私募管理规模自2月起连续4个月缩水，共计减少614亿元，5月底管理规模为2.55万亿元。据私募排排网统计，今年规模缩水的私募有1288家，去年全年规模缩水的私募仅为691家。究其原因，客户结构对规模的影响较大，以机构客户为主的私募规模缩水尤为严重。华南某私募直言，今年活得太艰难，新发产品都是用自己的股权融资回来才发的，券商代销只有一两只，但新增的没有赎回的多，规模缩水了10多亿，券商和银行的资金流出很多。

　　上海一位私募董事长告诉记者，靠渠道募集资金的私募今年缩水特别严重，幅度在20%~30%，赎回很明显。“今年几乎没听说谁家能发出产品，也很少进入销售能力强的银行渠道白名单，短期规模肯定上不去。”

　　沪上某百亿私募产品部人士也表示募资非常难。“今年募的最好的产品也就几个亿，去年好的时候一个月就能卖几个亿。如果前期没有一定的规模积累和优质业绩，在这个时间点生存比较艰难。”

　　私募排排网数据统计，截至6月29日，今年以来新成立私募基金12667只。对此，格上财富分析师徐丽表示，发行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0%左右，而且销售难度非常大。

　　上海一中型私募总经理告诉记者，今年没有发新产品，渠道反馈说发1000万都很困难。

　　深圳一位券商人士直呼2月份之后私募产品就已经卖不动了，深圳一个很有名的私募一单都没卖出去。

　　深圳某大型私募负责人表示，其实在低位发产品、建仓为投资者赚钱的概率更高，但这时候没人会买。“现在就硬着头皮发一些，规模小也要发，逐渐引导客户。”

　　净值亏损抄底被套
　　今年2月以来A股市场开启震荡下跌模式，多次出现2%以上的单日跌幅。在这种市场情况下，私募产品普遍出现亏损。据格上研究中心统计，截至6月15日，今年以来全部私募产品平均亏损为1.89%，其中股票型私募产品表现最差，平均亏损3.07%，不过阿尔法、套利、管理期货、组合基金、债券、宏观对冲等策略仍然实现了正收益。

　　按规模来区分，截至6月15日，规模在100亿以上私募平均亏损2.58%，50~100亿私募平均亏损2.1%，10亿以下亏损2%。

　　回想去年底到今年初，私募销售火爆，部分私募月规模扩张达百亿。如今这些次新基金多数净值在水位线以下。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今年成立的2680只私募产品中有1154只净值低于1元。

　　上海某“公转私”董事长表示，上半年有5%以内的亏损，仓位从80%降到40%、50%，操作上比较谨慎，只关注优质公司，等市场挖坑的时候再去买。深圳某价值派私募也称，上半年亏损近10%，今年市场信心不足，投资体系被打乱，只能坚守消费、医药。

　　除了投资亏损，也有私募在抄底过程中被套。上海某中型私募总经理向记者讲述了他近期抄底的历程。“我们在市场下跌过程中抄底银行股，越跌越买，现在套了百分之十左右。在下跌通道中做波段只要稍微大意，错过卖点，就套进去了”。他也表示，今年最幸运的事情是没有踩雷。

　　华东某中型私募投资总监表示，目前的策略是拿着好股票，卧倒不动。好在持有的公司增长都不错，价格也便宜。

　　产品清盘增加
　　据格上研究中心统计，今年前5个月共有3373只证券类私募产品清盘，去年同期仅1992只基金清盘，清盘数量增长近七成。另外，今年以来有1030只私募提前清盘，2014~2017年提前清盘的私募产品分别是497只、1903只、4113只、5662只。

　　关于今年私募产品清盘情况，徐丽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市场原因，股市出现几波调整，债市频现违约事件，很多私募净值出现回撤，也有风控不到位、投资策略没做好的私募机构面临产品清盘或客户赎回压力。另一方面，资管新规落地带来银行委外资金回抽，导致一些产品清盘，尤其在债券型私募中比较明显。

　　前述上海中型私募总经理告诉记者，今年规模一直在缩水，年底打算主动清盘。“净值很难回去，过两天客户就赎回一批，我们也不想搞营销，做下去也意思不大。”

　　在清盘的私募中，北京某私募2015年在股灾前逃顶，今年却遭受重创，净值低于0.7元，无奈宣布清盘。据其内部人士透露，由于参与炒壳股，公司大量产品清盘，规模严重缩水，多个岗位的员工离职。

　　广东某知名私募2015年末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今年市场持续下跌，其股权质押遭遇平仓风险。“这两年搞并购、加杠杆的私募大部分爆仓了，市场风格已经转变，而且市场下跌没有底，有些并购标的无论成功与否，复牌后都要暴跌。”上述上海中型私募总经理感慨。

　　记者了解到，今年不少企业发行的债券出现兑付危机，市场信用风险突出，部分私募踩雷多只债券。

　　生存压力骤升
　　小私募开始离场
　　规模缩水、业绩难做，私募生存环境恶化，不少小私募人员流失不得不清盘关门。记者了解到，某中型私募旗下产品清盘，其内部人士透露，公司产品规模高峰时有70亿，现在很多产品都清盘了。

　　前述上海中型私募也向记者表示，其实私募洗牌从股灾之后就开始了，现在私募行业头部效应很明显。“2015年我们的规模超过20亿，股灾结束时赎回了一大半，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但他还表示渴望7、8月能够减亏，出现翻身的机会。

　　沪上某中型私募市场总监还告诉记者，小私募生存压力大，成立私募的热度正在下降。他之前有个证券类私募的壳想转让，但没有人接，最终只好注销了。他表示，现在行业生存率很低，如果没有管理能力和投研系统的支持，后续的经营压力很大；而规模达不到10个亿，生存空间会受到挤压。

　　记者了解到，私募的成本在增加。上海某十几亿规模私募总经理告诉记者，在各种硬件都不讲究的前提下，成本勉强可以控制在一年400万左右。上海一公奔私董事长表示，小私募想要熬下去，就需要提升团队竞争力，但是要做基本面研究，没有三四万的工资根本招不到优秀的研究员，和散户没什么区别。所以很难在控制成本和提升实力之间找到平衡。

　　私募基金多策略过冬 下半年或更艰难
　　市场跌跌不休，私募唯有想尽办法自救。降仓位、选好股、博波段、做组合、控成本，而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少亏钱”。而且在不少私募看来，真正的考验或许是在下半年乃至明年。

　　降仓位控成本 业绩为王
　　在没有赚钱效应的市场，“不给客户亏钱”成为私募的首要目标。上海某私募总经理表示，行业寒冬中不管是发展还是生存，业绩都是最重要的，尽量不要亏钱。

　　为了不亏钱或者少亏钱，私募们积极降仓位、精选个股。深圳某价值派中型私募表示，为了控制回撤，将仓位控制在5成左右，同时坚守具有防御性的消费和医药板块。

　　上海一位私募董事长表示，往年仓位多保持在七八成，今年基本在5成以下。只关注特别好的公司，等市场跌个百分之二三十再去买。

　　“今年业绩做得好的私募，仓位普遍都比较低。”某券商FOF负责人称。

　　也有私募在拿住少量优质个股、轻仓位的同时，选择以部分仓位做波段试图增厚收益，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

　　量化类私募选择通过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厚石天成投资总监候延军称，各种策略都有适应的阶段，关键是要做资产配置。

　　格上理财分析师徐丽表示，投资环境在变，若投资理念和当前市场环境不匹配会出现较大问题。弱市或下跌市是私募机构的“炼金石”，风控完善的机构能够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控制好回撤，平滑收益曲线。徐丽建议，管理客户资金不应过于激进，私募管理人应该加强对投资标的的调研与审核，同时在组合上加强配置，尽量做到分散，降低单个标的对整个投资组合的影响。

　　除了在投资策略上较为谨慎，大多数受访私募还表示不再扩大经营上的投入，如人员招聘、写字楼租金等。

　　下半年或更艰难
　　在私募人士看来，今年上半年虽然难熬，但真正的考验在下半年或者明年。

　　上述私募总经理表示，大部分私募在去年收益不错，今年市场不好，但只有半年时间，略有回撤客户还不敏感，而如果半年到一年之后还没有赚钱，年化收益率或许还不如理财产品，存量客户就可能动摇。

　　下半年乃至明年市场能否有所转机，目前不少私募并不乐观。

　　上述上海私募总经理表示，主动去杠杆让市场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很难判断哪里是底。今年不要轻易判断点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上海一位私募董事长则称，从2015年至今实体经济一直在高位，等到上市公司业绩开始下跌的时候，市场会更加艰难。

　　上海某中型私募总经理判断目前还不算市场底部，沪市平均市盈率在14倍左右，已经回到了998点熊市大底时的水平，而且出现了1元左右的股票，大批股票跌破净资产，短期看市场很难反弹，投资者信心不足。尽管上周五政策面有所缓和，市场在压抑太久之后出现反弹，但反弹持续性很难判断，目前市场亏钱效应特别明显，消费、医药也已经中期见顶。

　　不过也有投资人士相对乐观。华东某中型私募投资总监认为，虽然目前市场心态比较脆弱，但从基本面和估值来看，市场依然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去杠杆、贸易战的影响都是短期的。这种时候市场自然下落，已经接近自然出清的状态。
　 .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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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晚20时，中兴通讯发布了《董事辞职公告》、《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11份公告。殷一民、张建恒等14名董事会成员悉数辞职，李自学等8名新任董事履职。同时，公司还在股东大会上选举李自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中兴通讯新老董事会成员的交接也随着其“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落幕告一段落。在此之前，中兴通讯曾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了《替代和解协议》，协议中即要求更换所有高级副总裁以上高管。

截至6月29日收盘，复牌后的中兴通讯股票已经跌去了60%，这也使得一个半小时的股东大会里，“沉重”成为了会议氛围的关键词，但沉重后亦有坚韧。

中兴通讯前董事长殷一民拿起话筒说道：“拒绝令对公司员工和管理层的打击也非常大，但是过去两个半月公司团结一致，坚守合规、坚守信用，虽然没有收入，但我们对合作伙伴、银行的责任和义务一直坚持了下来，未发生任何拖欠供应商欠款的问题，在未获得任何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保持了现金流的稳定。”

否分红预案保现金流
在宣读完《2017年利润分配议案》后，殷一民言辞恳切地说道：“由于议案的提出时间以及董事会通过的时间为3月中旬，公司4月16日以来，受美国拒绝令的影响，目前公司状态和3月中旬状态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公司现金的储备在过去的两个半月时间里面，因为没有收入，消耗较多。所以在投票时，我想提醒各位股东们慎重决策，为公司的长远利益多加考虑。”

事实上，这一言论与现场大多数中小股东想法不谋而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股东大会获悉，两个半月时间内，中兴通讯的经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不仅没有经营收入，由于受合规影响，收款也存在限制。

“我们非常心痛和遗憾，因为禁令，公司现在的正常经营活动无法开展，影响了公司收入和新项目的参与机会。目前来看，要完成年初定下的经营目标对我们来说困难很大。”中兴通讯总裁赵先明说道。

如果按照公司原定的分红计划，每10股派发3.3元现金（含税），合计现金分红13.84亿元。根据中兴通讯2018年一季报显示，公司1-3月份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已经为负值，净流出1.71亿元。对于如今业务停滞的中兴通讯而言，再分红无疑是不小的压力。

现场一名机构股东也对分红是否会影响公司现金流提出了疑问。

中兴通讯财务总监邵威琳表示，“‘4·16’以来，公司加强了对现金流和资金调配的集中管理，对收支两条线的动态监控，整体而言现金流的管理是平稳有序的。但过去70多日的确消耗了公司的现金流，后续公司继续与银行密切沟通，新增一些贷款解决资金压力。”

随后，殷一民接过话茬，继续强调： “按照中兴通讯目前的情况，13亿元的分红不至于对公司现金流产生巨大影响，但是鉴于公司还在拒绝令情况下，而且有望在近期解除拒绝令，希望每一点现金用到恢复生产经营关键处，我本人也是股东，我投反对票。”

最终，股东大会现场投出的反对票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86%以上。

赵先明表示，中兴通讯力争全年业绩，在通信系统业务上不要下降。但是两个半月时间对终端业务影响比较大，整体上，全年业绩不可避免受到很大影响，但是相信中兴会尽最大努力挽回损失。

核心人才并未流失
对于中兴通讯而言，已经过去的70多日尽管难捱，但何时走出阴霾才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会议上股东的提问也均集中在“对中国5G的引领发展是否产生变化”和“后续的业务恢复计划”上。

管理层回应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依然保留，在研发投入、核心人才上均保持稳定。

“我们的核心骨干队伍依然处于稳定的状态，在两个半月时间内，公司大部分的研发工作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研发团队还在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地进行开发工作。公司有信心在禁令暂缓或者解除之后，研发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最初的状态。”中兴通讯总裁赵先明说道。

殷一民也从数据上给予说明：“在过去两个月时间，8万人的企业，同比离职人员差异只有100来人，人员没有大变化，核心能力没有缺失。”

事实上，对美国企业存在较高依赖的中兴通讯来说，保留人才还远远不够，公司高层也意识到，尽快解除“拒绝令”才是中兴通讯的当务之急。

6月12日，中兴通讯与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简称“BIS”）达成的《替代的和解协议》中，中兴通讯需要支付14亿美元民事罚款、更换所有高级副总裁以上高管、设立独立特别合规协调员，以换取BIS解除禁令。

据中兴通讯管理层透露，公司正严格遵照和解协议中的条款开展各项工作。

殷一民表示：“我们还剩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按照和解协议做到每一件事情以后，让美商务部为我们解除拒绝令。”

而对于新董事会成员的上任，殷一民表示：“协议签订后我们就知道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新团队从7月之前就在做详细规划，不会因为人员变化对公司业务产生巨大波折。”

根据殷一民介绍，公司设立了T0议案组，该团队已经工作一月有余，做了周密的公司恢复经营预案，一旦拒绝令解除，公司将在合规情况下，尽快恢复公司正常经营。不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解除拒绝令，根据期限长短，公司都有相应的预案。即使是遇到更坏的情况，拒绝令即便没有解除，公司也有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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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以下简称2018年版负面清单），自2018年7月28日起施行。该负面清单大幅度放宽了市场准入。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中国继入世之后首次全方位推进开放，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宽市场准入，涉及金融、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各领域，共22项开放措施。2018年版负面清单保留48条特别管理措施，比2017年版63条减少了15条。这份负面清单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列出了汽车、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路线图时间表，逐步加大开放力度，给予相关行业一定过渡期，增强开放的可预期性。

中国大幅度的开放与美国的保护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大幅缩减负面清单的同时，美国正在以国家安全名义争论更加严格地限制外国投资。美国政府内部对应当使用何种方式来限制外国实体收购美国关键技术产生了分歧，一方希望以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RMA）对财政部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现代化改革，并扩大对CFIUS的授权。另一方鹰派分子则希望推行一套全新的、与CFIUS平行的政策工具来限制外资对美投资。美国这项带有严重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强烈反应，汇率、股市等均出现了下跌。

2018年版负面清单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措施之一，但不是终点。中国与欧盟正在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 6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后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共见记者时表示，双方充分肯定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的积极进展，争取在第20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交换清单出价，中国将加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双方同意关注并推动解决各自企业面临的市场准入问题，继续致力于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双方企业创造宽松、便利的营商环境。今年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的开幕演讲中曾指出，中国将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定》进程。

一直以来，中国希望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需要摆脱传统发展模式，从重视增长速度与规模，转向重视质量和效率。其中，创新与开放是新常态下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两个手段。扩大开放意味着引入国际竞争，倒逼国内企业通过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与此同时，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引入国际规则，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更加法治化，成为一个基于规则的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为此，中国在2008年6月与美国正式启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BIT）。2013年7月，双方开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实质性谈判。2015年中美BIT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当年6月，双方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并开始负面清单谈判。特朗普上任后中断了BIT谈判。中美BIT谈判难以达成共识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美方将关键性的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等列入负面清单，但却并未给出相关的明确定义和范围，即随时可能用某些借口阻止和中止中国企业投资。现在，特朗普政府更是准备大幅严格限定中国企业的投资范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达国家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现在这种情况发生逆转，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收缩市场开放，利用安全理由阻止外国投资，以高关税降低进口商品规模。但是，美国保护主义措施正在促进世界各国投资与贸易的“多元化”，也就是摆脱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格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美国阻止中国投资并削弱两国贸易关系，中国必然会与欧盟、印度、日本等其他经济体加强经济关系，通过更大程度开放，维护自由贸易与世界多边体制。

中国2018年版负面清单的公布以及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速，会增强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化向更加公平与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而在国内，更大程度开放是既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供给侧转型升级。